基于人才战略的人事行政论文

[摘要]基于岗位管理的编制核定是高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基础，是优化高校人员结构、提升人力资源竞争力、服务高校事业长远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当前中国高校岗位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分别从适应国家规范要求、符合学校长远发展需要和适应岗位成长需要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基于岗位管理进行高校编制核定的重要性。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基于人才战略的人事行政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基于人才战略的人事行政论文 篇1：

中国特色高校智库运行的政策定位

收稿日期：2017-03-06

作者简介：吴合文，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西安/710062）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协同创新的高校内部治理变革研究”（项目编号713031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高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的组织阻力与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YJC880116）及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SZZD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高校智库是附属于高校的政策研究中心的统称。明确高校智库的政策定位是顺利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基础工作。在政策价值方面，高校智库要实现研究范式上学术性和政策性的统一、研究立场上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统一以及研究地位上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在提供政策建议上，高校智库要依据时效性、简洁性、可接近性、针对性等特征开发更加灵活的政策建议载体。在开放政策进程模型中，高校智庫可以通过参与和影响议程设定、引导公共争论和对话、创新政策行动等方式影响政策进程。在高校智库与政府的互动中，除了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决策，还可以运用启迪模式、人员交流、理性批判等方式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最后，高校智库还需要坚守公正立场服务公共利益。

关键词：高校智库；政策定位；政策建议；政策进程

一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独立于政府及公司之外开展公共政策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作为一种组织现象主要存在于美国，少量存在于加拿大、西欧和日本。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跨国问题的凸显，智库作为全球化力量的结果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增长。今天三分之二的智库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超过一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1]在一个复杂、相互依赖和信息丰富的世界里，政策制定者需要社会运转、政策运行、解决问题的方案、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效益等信息。对这些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需要专业知识作为基础。智库可以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系统分析。智库在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政府治理的延伸，智库的影响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智库”这一术语没有精确的定义，它们在规模、法律形式、政策范围、存在时间、组织结构、调查标准以及政治重要性上呈现显著变化。[2]许多学术研究从智库分类角度对智库进行界定和研究，并主要提出了如下几种智库类型：学术型智库、政府智库、合同研究智库、政策倡导智库、政党智库等。

高校智库是附属于高校的政策研究中心的统称。我国目前可以初步被认定为高校智库主要是那些高校自主设立或政府委托高校设立的以研究某一个、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政策问题为核心的研究组织，在名称上体现为“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基地”“战略中心”等。决定高校智库属性的核心是其运行过程中的政策定位，而不是名称、宣称任务、资金来源等。政策定位是这些存在于高校内部的研究组织能成为智库的身份象征。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没有专门界定高校智库的属性，许多高校智库在运行过程中以学术性为主偏离了政策这一定位。在当前我国强调高校智库为政府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的背景下，理解高校智库运行中的合理政策定位尤为必要。

一、正确认识高校智库政策价值

从我国高校智库的实际运行状态来看，其主要任务是从事政策研究，同时也肩负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职能；主要以某一学科为基础建立，但逐渐走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承担政府的委托研究，但智库成员也追求自主研究；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类政府拨款，但也从事培训、有偿授课、横向合同研究等营利行为；主要向政府建言献策，但也开展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等活动。中国高校智库在实际运行中的多维状态使其呈现出与其他类型智库或欧美高校智库不同的政策价值。中国特色高校智库的政策价值涵盖了研究者、高校、政府各自不同的偏好、愿望及目标。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决策和社会，高校智库的政策价值应该围绕政策定位融合研究者、高校、政府以及社会不同的偏好、愿望及目标，实现研究范式上学术性和政策性的统一、研究立场上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统一以及研究地位上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高校智库在政策过程中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学术性和政策性的统一。高校智库是一种学术智库，主要致力于承担和传播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公共政策讨论。[3]高校智库研究成果的主要使用者是政策制定者。为了赢得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提高其研究成果的采纳率，高校智库雇佣的主要是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但高校智库在决定是否雇佣这些学术专家时通常运用的还是高校传统学术评价体系。当这些学术专家成为高校智库成员时，其主要使命是促进政策制定者对当前出现的重大问题有更深的理解。这要求高校智库成员从关注学术旨趣转向关注政策问题，对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需求更加敏感，其成果表达方式从论文专著转到政策制定者更能接受的形式。但是高校智库的竞争优势还是源于其政策分析的学术深度、广度和远见。一些智库是通过综合和重新包装现有知识和信息来影响决策，而高校智库的立足之本是基于科学调查和理性分析的原创研究。高校智库一般是以学科为基础组建的，并以学科优势为基础在一个或少数几个政策领域实现专门化和影响力，这样很容易构建智库的声誉基础。随着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交互性增强，高校智库逐渐开始探索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模式。高校智库依托高校多学科特征拥有天然的优势，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跨学科融合。这要求高校智库在选择研究方向时，需要从政策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学科出发。也就是说，高校智库受政策问题驱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运用的是学术定位的研究方法和程序。高校智库不再是生产研究而是定位研究，不再是仅仅关注自己的学术生产，而是在学术生产和政治政策之间建立交互，链接理念和政策。

·教育管理·中国特色高校智库运行的政策定位

客观性是智库基本的研究立场。客观性主要指智库在研究政策问题时运用的是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而不受政党立场或意识形态所左右，也不是主观臆断。高校智库通常被认为是公正的、无党派的研究组织，通过科学研究探究问题提出结论，通过知识辩论和分析影响决策而不是直接的游说，更不是为资助者提供合法性和辩护。保持客观性要求高校智库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科学探寻，而不是基于教条或教义。高校智库是围绕政策问题提出某种理念，而不是由理念限定研究问题。虽然高校智库强调研究立场的客观性，但在具体实践中没有绝对的客观，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高校需要在公正性的前提下实现客观性。首先，在涉入当前一些有严重争议性的议题时，高校智库应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引导公共讨论，教育民众，进而实现社会改善。其次，在涉入一些“零和博弈”的政策问题时，高校智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提供多项政策方案，由政府基于自身的考量去决定最优选择。第三，在公布一些研究成果时，高校智库不要预设某种价值立场，但要关注现实可行性以及更大的政治政策背景。

独立性一直是欧美国家界定智库的主要标准，但是各类智库在组织隶属、资金来源、研究倾向的某些方面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依附性。西方的观点认为智库要与政府、公司或其他利益群体保持独立或自治，为了做到自由思想。[4]思想独立是智库的必要条件，假如智库的观点不是新的或有所不同，它就没有听众。如何实现和维持其独立性使其能够给决策者讲真相是所有智库面临的共同挑战。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拥有财政、知识和法律上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活跃于政策领域。我国高校智库也是这种独立性和依附性的结合体。高校智库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其在知识来源上拥有独立性，它可以自主生产知识。我国许多高校智库可以依托高校自由申请各类项目并独立开展研究，智库成员也可利用个人渠道开展政策分析，也就是说高校智库在设定研究议程上是独立的，可以做到自由思想。欧美国家一些政党智库往往和一定的党派结盟，一些倡导智库也和利益群体或游说组织结盟。我国高校智库则很少和某些利益群体、游说组织以及类似西方的政党结盟，它不是为了这些群体谋取利益，而是怀有改进政府治理、促进社会发展的理想。但是我国高校智库在组织隶属和资金来源上又同时依附于政府。高校智库从政府那里获得许多委托研究项目，即使是自由申请的各类项目也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政府既是高校智库的资助者，也是高校智库的消费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高校很容易在具体政策研究上投合政府所需，进而丧失其思想的独立性。要实现高校智库组织上依附和思想上独立的统一，需要在高校内部保持智库在资金分配、研究议程、组织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实现一种“受保护的独立性”。同时政府也要在委托研究之外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高校智库的自主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是，高校智库的具体研究过程不能受到外部干扰，特别是要避免受到政府或其他资助方的干扰。

二、开发多种载体提供政策建议

提供政策建议是高校智库的核心职能。囿于高校智库在研究范式上的学术性倾向，开发多种政策定位的载体是提高高校智库研究成果采纳率和使用率的重要途径。即使是最好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抵达它的目标受众那里，它也是没有价值的。高校智库需要意识到营销其政策研究成果是其组织运行的一个重要部分。高校智库在开发政策定位的载体时需要了解政府的需求。对当前的政府治理而言，问题不是缺乏信息而是信息泛滥。政府需要在繁杂的信息中遴选出可资利用的信息，并快速做出决策。高校学者擅长于专著、论文等形式的研究成果，在有效信息之外有大量的专业术语、严密的推理和论述。政策制定者很少有时间和不愿意去读这种形式的研究结果，他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及时、易理解、可靠、可接近的有用信息。学者的政策研究成果很有逻辑和思想，但缺乏政策定位，因为难以被理解和采纳。对高校智库而言，这种状况很常见：我们的书是为政策制定者而写，但最终阅读的却是学院学生。[5]高校智库的政策研究成果的直接效用没有得以体现。高校智库的研究与一般学术研究不同，智库研究往往围绕具体的政策问题展开，最重要的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一个答案或结果。高校传统学术研究看重的是学术影响，而高校智库则看重其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因此，在那些有深度和长度的著作、論文之外，高校智库要在与政策制定者对话沟通的基础上开发一些即时、简洁、精炼、可靠的表达政策研究成果的载体。

高校智库开发的政策建议载体需要具备下列特征：（1）时效性。高校智库虽然也可以自主决定其研究议程，但这些研究议程仍然是受政策制约的，高校智库必须尊重政策议程的时效性。高校智库研究需要紧跟政策问题进展、政治进展和社会进展，在一定的时间框架内提出政策建议。高校智库成员在很多议题上不可能花费数年去精心打造。（2）简洁性。高校智库在政策研究过程中会有复杂冗长的分析，但它提供给决策者阅读的应该是剔除了繁琐论证后的清晰和简洁的概要。（3）可接近性。高校智库要将科学分析的知识转化为让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容易理解和阅读的形式。这需要高校智库学会将学术语言转化为政策语言，将一些学术用语转化为政策用语，在行文逻辑上考虑到政策制定者的阅读习惯和查找重点的方式。（4）针对性。研究成果要在正确的时间讲给正确的人听。高校智库要运用适切的载体有效影响对应的受众。高校智库政策建议的主要受众是决策者，但是不同的决策者在不同的场合需要的信息会有很大差异，有时需要分析的深度，有时需要分析的广度，有时需要确证的信息，有时需要简单的理念。那么，选择传递这些不同信息的载体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在当前信息公开、传播快捷的时代，高校智库政策建议的间接受众还包括普通公众、媒体和其他专家。在给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后，高校智库还要为公众准备更形象更易懂的成果表现形式，为媒体提供具有导向性的成果表现形式，为其他专家特别是批判性专家提供更具体分析过程的研究表现形式。

高校智库应该基于上述特征开发承载政策建议的载体。除了最常用的政策报告之外，还可根据情况开发更加多样的载体，比如简报、活页、年度报告、专家建议、蓝皮书、政策定位的期刊等。简报、年度报告、专家建议等可以使高校与政府建立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高校被动接受政府的政策咨询任务，这些载体可以使高校智库获得影响政策制定者的主动权。年度发布的蓝皮书和政策定位的期刊是持续影响决策者和公众的有效途径。为了提高影响，智库还可通过主流媒体散布其政策研究成果。西方一些政策倡导智库通常在主流报纸上开辟专栏发表简短的社评类论文。高校智库虽然不需要有意去倡导某种政策理念，但也可以通过与主流报纸合作发布其政策研究成果来教育公众，提高公众的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与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体的合作也是引起决策者关注、提高组织可见度的简易方法。对高校智库来说，政策建议载体不仅仅是那些直接递交给政府的报告，也包括其他将其研究成果传递到决策者那里的渠道，这也是高校智库保持独立性不至于过度依赖政府的途径。最新和最有权利的发展是基于网络的工具。高校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微博发布研究摘要，通过官方网站发布详细报告。微信这种媒体逐渐成为新兴一代的主要信息来源和阅读渠道，高校智库也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促进受众及时阅读其研究成果的渠道。不管高校智库开发何种载体，内容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最为重要，这是高校智库赢得决策者和公众信任的核心优势。

为了更加高效地开发这些政策定位的载体，高校智库可以在内部设立专门职位负责研究转化工作。雇佣专门人才负责营销智库研究成果，将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将研究成果带入公众领域。许多学者不屑做这些事情，高校智库要建立人事分类管理模式激励部分研究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从长期来看，高校智库需要建立与院系不同的科研评价原则，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这些政策定向的载体，以此鼓励其成员形成政策定向意识。

三、探索多元途径影响政策进程

早期智库的最初目标是关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探究和知识生产。[6]随着智库作用的凸显，其任务和功能也在扩展。智库可以积极参与政策进程的所有阶段，从议程设定、草拟政策建议、制定政策执行规划到评估现有政策。[7]这与政策进程从封闭模型向精英模型最终向开放模型的转变直接相关。在封闭的政策模型中，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是统治集团的内部事务，这种模型很少给智库留有空间。在精英模型里，有限的精英社会组织被整合进政策进程，智库作为一个精英组织参与政策进程。这种参与是单向被动的，主要是政府向智库提出需求，智库拿出方案。在开放政策进程模型中，更多的群体和组织都可参与政策进程，智库可以利用这些群体和组织来影响政策进程。在开放政策进程模型中，并不是所有智库都有能力或必要参与政策进程的所有阶段，但可以寻求更多的途径影响政策进程。政府智库和政党智库有更多的政治资源直接参与到政策进程的所有阶段。高校智库缺乏必要的政治资源直接参与政策进程的所有阶段，但它要寻求在更加广泛意义上影响（而不是参与）政策进程。目前我国政策进程正在从精英阶段向开放阶段转变，虽然主要是精英群体和组织直接参与政策进程，但公众对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在转型时期，精英群体和组织有可能形成利益集团使政策为其服务，公众的理性参政能力有限，精英和公众之间的分歧较大。这时就需要高校智库运用科学研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影响政策进程。

参与和影响议程设定是高校智库影响政策进程的主要途径。罗斯把议程的设定定义为“把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转化为（议程上的）项目，以及争夺公共官员注意力的过程”[8]。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很多，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政府采纳进入政策程序。高校智库应从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影响政策议程。被动方面就是高校智库响应政府需求将议案从政府转移到社会，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议案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但需要经过社会动员形成官方议程，这可以被界定为动员模式的议程设置。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它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9]在动员模式中，高校智库可以运用科学专长更加精确地论证该议案，从科学、专业、客观的角度在受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主动方面就是高校智库自主进行问题调研和舆情分析，将议案从社会转移到政府。我国目前处于社会问题爆发的时期，媒体宣传和直接利益人表达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高校智库通过科学分析将最真实的情况描述出来，形成政策议程可以采用的直接证据。高校智库还可建立舆情分析程序，就一些一旦明显化就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问题提出预警。

引导公共争论和对话是高校智库影响政策进程理性发展的途径。从议程设定、政策制定、規划到执行，争论和对话都不可避免。有些政策会因为理性的争论和对话走向良性发展。有些政策则因为无序、感性的争论走向失败和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争论和对话变成私人利益的宣泄。在政策所有阶段社会和政府需要的都是一个公共对话。公共知识分子是依靠自身的学识和良心进行公共对话，但是在当前社会问题复杂的情况下，其观点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都在下降。政府智库、政策倡导智库和政党智库由于其代表一定的利益也不能承担引导公共对话的功能。高校智库站在政府和利益群体之外可以在公共争论和对话中实现中立化和合理化，并凭其长期积累的科学专长引导公共争论和对话走向有序和理性。高校智库可以就一些社会问题、政策议案、政策执行、政策效果等举办公共论坛、研讨会、讲座、沙龙等。高校传统的学术会议相对封闭，而高校智库在举办这些公共讨论和对话活动时，需要与外部互动，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一个互联渠道。这些活动的参与对象或听众包括政策制定者、其他学者、公众、媒体记者等。

高校智库还可通过首创政策行动的方式影响政策进程。这种现象被称为“行动中的智库（think-and-do tanks）”，也就是智库发起并支持一些社区项目、政策实验、项目评估、监测等事务的贯彻实施。[10]这种高校自发的活动，规模较小，还没进入政策进程，可以说是一些项目而不是政策，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给政府制定执行类似的政策提供经验。这种活动还可以成为高校智库给政府提供前瞻性政策的基础，打破高校智库研究往往滞后于政策的情况，实现研究走在政策前。实际上高校智库因其灵活性，以及依托高校雄厚的学科和专家背景，还有更多的途径来影响政策进程。

四、拓展组织视野促进科学决策

国家政府管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的公共决策系统，进而促进和改善社会发展。政府智库及政策倡导智库主要是对即时问题和具体政策问题做出反应。高校智库在知识储备上更加多元和丰富，能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下看待政策。同时高校智库与政府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使其有一个相对独特的视野。基于这些优势，在政府决策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高校智库越来越倚重，政府与高校智库互动的频率会逐渐增多。在高校智库与政府的互动中，除了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决策，还可以运用启迪模式、人员交流、批判精神等方式促进政府科学决策。

启迪模式是说高校智库在和政府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其科学探究精神和政策研究技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高校智库运用一套政策分析方法界定问题、收集信息、设计选项和建议、评估效果，开展政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是科学的探究精神和严谨的专业素养，这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校智库要将这种政策分析方法、科学研究精神和严谨的专业素养传递给决策者。这种传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高校智库不能仅仅将政策研究结果呈现给决策者，还应该吸纳决策者加入其政策研究的关键环节。另外，高校智库成员多数来源于传统的教授学者，这些教授学者的一大特征是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偏好总结提炼出学科范式和学术理论并形成教材或专著，这些产出可以以培训方式向政府官员传递科学决策的伦理、原则和程序等。

高校智库可以依托其人才资源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与政府交流人员，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这种人员交流通过一种“旋转门”机制实现。“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显现，其产生和运转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即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11]我国也存在这种“旋转门”现象，但还没有成为一种机制，主要是一些在任官员或退休官员到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及管理工作。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和媒体的质疑。实际上，这些官员的政策实践经验毋容置疑，但是其教学和学术管理经验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由此，这种“旋转门”现象最好限于高校智库和政府之间。这些官员进入高校智库从事政策研究，一方面可以为高校智库的政策研究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现实视角，提高高校智库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采纳率，另一方面这些官员的影响力也可增强高校智库的政策影响力。我国也存在学者向政府流动的现象，学者可以直接运用其知识专长来影响决策的科学化。这种人员交流还可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实现。高校智库邀请决策者参与政策分析会、研讨会以及一些政策研究项目，籍此提高决策者的科学决策能力。智库成员也可到政府部门挂职，了解政策实际运行，进而在将来的政策研究中更加关注现实可行性和政治复杂性。高校智库还可通过培养掌握政策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毕业生来为政府提供人才。

批判精神是高校智库与其他智库相比的一个特质，这是因为高校智库的人员主要来源于具有批判精神的教授和专家。虽然在常规的政策研究中或委托研究中，这些研究者以建设性意见为主，但他们还会以其他形式承担批判角色。一些高校智库成员撰写一些批判性的著作，从鞭策的角度刺激政府官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高校智库就成为变革的代理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催化剂。但由此高校智库成员会在建设和批判之间产生角色冲突。为此，高校智库可以通过一种“内部旋转门”机制解决智库成员的这种角色冲突。这种“内部旋转门”是在高校智库与大学内部其他院系之间形成的内部转化机制。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有80%以上由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联合聘任，由胡佛研究所和其他院系分别支付相应的聘任费用，使这些研究人员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校之间相互转换。[12]这种“内部旋转门”可以转化为一种常规机制，智库在组织结构上与院系保持独立。研究人员在高校智库内从事一定期限的政策研究后必须回到院系，用来总结反思形成累积性知识，撰写具有批判精神的政策论文和著作，从批判的角度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

五、坚守公正立场服务公共利益

责任是建构行政伦理学的关键概念。[13]高校智库从事的事务不是直接行政，但其任务是改善行政，其伦理的中心问题也是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与高校智库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高校智库）向委托人（政府）负责。如果高校智库仅仅将对政府负责看作其责任，那就可能出现高校智库按照政府喜好和意愿提供建议的情况。这实际上缩小了高校智库的责任范围。高校智库在运行中面臨两种责任：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客观责任产生于委托者的期望和要求，主观责任基于一种信仰、价值和癖好组成的内在驱动来指导我们如何去做。[14]从政府委托任务来看，其直接目标是为了解决政策问题，但根本目标是为了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改善，也就是公共利益。我国高校智库没有西方国家其他类型智库需要承担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责任，从事的是公共知识工作，其基本信仰和价值也是公共利益。所以高校智库的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最终都表现为公共利益。在复杂的政策问题上，公共利益有时很难界定，甚至会分裂为各种具体的利益。这时高校智库需要以科学论证为基础，坚守公正立场服务于公共利益。

坚守公正立场服务公共利益，首要要求高校智库提供全面、开放的信息。这是高校智库做到公正的第一步。有些智库为了支持资助者利益，会在隐藏部分信息的情况下向公众呈现一个客观公正的假象。一些智库在隐瞒部分信息或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向决策者推销其政策观点。这都不是客观公正的立场。高校本身是一个以荣誉为资本的组织，声誉对依托高校的智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旦高校智库存在这种欺骗行为，就会被政府和公众所抛弃。失去荣誉就失去一切，再想重新塑造客观公正的形象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高校智库要坚守发现事实、促进社会进步的承诺。要在信息尽可能全面的情况下提出政策方案，即使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也要加以注明，不能为了赢得决策者认可而丧失客观性，更不能为了组织或个体利益误导公众。有一些信息不全是因为知识本身的缺陷所致，比如单一学科思维下的政策建议和方案也可能出现不客观的情况，为此高校智库要保持多学科的立场，特别是当要处理复杂和跨领域问题的时候。从高校智库的公共利益导向来看，高校智库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子集。高校智库的存在有助于创造一个坚定的公民社会，一个坚定的公民社会相应也会加强高校智库的存在。高校智库在不涉及保密和安全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其研究的信息，包括研究结果和研究过程，由此促进公民社会建设。这样也可避免资助者试图从自身立场影响研究结果或终止研究项目。

其次，在难以形成一致的公共利益或存在利益冲突时，高校智库要呈现科学研究，而不是预设立场。（政策分析家）不宣称他的价值和利益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换句话说就是承认它们会对一些人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伤害。[15]这种诚实的态度既可赢得公众的认可，也会给政府提出预警。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捍卫公共利益的代表已经衰落，高校智库成为表达公共利益的一个出口。但是高校智库政策研究人员本身不能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公开随意行事，他们代表的是智库，个体的不当行为很可能危害整个组织的声誉。所以只能是智库作为一个组织对外谨慎表达政策观点。

第三，高校智库要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复杂的政策问题，不能短视。公众可能短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政府可能短视，只想解决眼前的危机。而高校智库则需要扮演启明灯的角色，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在提出政策建议时，既要考虑政府的眼前需求，也要从长远发展角度启发公众和政府。

第四，高校智库要多元化收入来源，在研究议程上增强自主权和支配权。组织生存是一个优先于荣誉的关注点。组织不安全、竞争压力以及财政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智库发展的常态。[16]这种局面使得智库走向与利益集团联盟，从利益集团那里获得生存稳定性。高校可以代表智库从政府、私人赞助者、公司、非营利组织那里以及从商业化活动中吸取资金，为高校智库自主从事政策研究提供资金，而高校智库则通过服务公共利益赢取声誉回报高校。

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效智库建设的政策背景下，我们要在明确高校智库的政策定位基础上，从制度保障、组织管理、质量评估等层面维护好这一定位，着力建设高水平智库。

参考文献：

[1]Ahmad，M.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Role，Value and Impact[J].Political Quarterly，2008（4）：529-555.

[2][4][10][16]Stone，D.Recycling Bins，Garbage Cans or Think-tanks？ Three Myths Regarding Policy Analysis Institutes[J].Public Administration，2007 （2）：259-278.

[3]Hart，P.，Vromen，A.A New Era for Think Tanks in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Trends，Australian Realities[J].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8（2）：135-148.

[5]Weaver，K.R.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tanks[J].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89 （3）：563-578.

[6]Misztal，B.A.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Think Tanks：A Free Market in Idea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2012（4）：127-141.

[7]Schneider，J.Globalization and Think Tanks：Security Policy Networks[C].Istanbul：SAREM International Seminar，2003.

[8]邁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80.

[9]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86-99.

[11]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98.

[12]唐景莉.大学加油 国家需要你的智库——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谈高校智库建设计划[N].中国教育报，2014-03-24.

[13]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第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91.

[14][15]卡尔·帕特，大卫·沙维奇.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M].第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4，36.

（责任编辑刘第红）

作者：吴合文

基于人才战略的人事行政论文 篇2：

基于岗位管理的高校人员编制核定方式探讨

[摘 要] 基于岗位管理的编制核定是高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基础，是优化高校人员结构、提升人力资源竞争力、服务高校事业长远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当前中国高校岗位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分别从适应国家规范要求、符合学校长远发展需要和适应岗位成长需要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基于岗位管理进行高校编制核定的重要性。提出坚持“总量控制、科学设岗、动态调整”的原则进行各类人员编制的核定，实现人员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有利于调动高校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既有利于高校的发展稳定和吸引人才，也有利于增强高校的办学活力。

[关键词] 岗位管理;编制核定;人事制度改革

[基金项目] 2020年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师资队伍建设在本科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JGYB2020051）

[作者简介] 耿晓洁（1985—），女，河北张家口人，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事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使命，长期以来，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组织特征、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行政化的鲜明特点，凸显出用人机制不灵活、效率不高、人员流动阻塞等问题。在当前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编制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求。人事编制管理制度要适应科学调整人才队伍结构，提升人才竞争力，创新人才管理模式，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服务于高校事业的长远发展，实现人才强校、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一、岗位管理是高校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近15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对事业单位或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部署和指导。2006年人事部印发了《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使岗位设置管理作为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被正式提上议程。200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和要求，相继完成首次岗位设置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

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对高校岗位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再一次强调了岗位的重要性。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高校应“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特点，坚持分类评价，用人单位要科学合理确定岗位职责”。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做出“要加快高校教师编制岗位管理改革”等重要部署。上述文件都强调了岗位管理的重要性，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是高校进行编制核定的重要目标。

二、当前高校岗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岗位管理是一种以岗位为轴心的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明文梅，2013）。在现有的高校人员编制管理体制下，未形成可量化的事业单位定编体系和岗位考评体系，高校内部人力资源配置不平衡、岗位管理不细致等问题尤为突出，在岗位管理和编制调配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岗位总量受限

随着高校办学水平、办学特点等因素的变化，高校普遍存在的“缺编”现象严重、编制总量与学校实际需要岗位總量不匹配的矛盾。当现有的人员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核定的编制数时，岗位调整和聘用的压力随之增大，教职工个人成长的空间减小，工作积极性降低。高校的编制管理陷入困境，编制资源的不均衡配给长期存在，严重阻碍了高校事业的发展。

（二）岗位管理技术不足

“岗位管理”的概念来源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既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也是科学管理在人事工作中的应用[1]。由于高校人事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比较单一，缺乏对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因此在日常人事管理工作中，很少能使用专业的岗位管理分析技术详细分析岗位和工作职务等具体内容。在岗位设置时往往依据主观判断，而非客观的信息分析，不能从人力资源理论的角度对岗位的性质、任务、职责等做具体分析。在岗位职责执行过程中存在落实不到位、管人与管事脱节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岗位设置埋下了职责不清、权责不等、随意管理等问题的伏笔[2]。

（三）编制管理工作的前瞻性不足

编制是政府执政的重要资源，编制管理工作主要通过管理手段解决编制资源稀缺性与政府履职需要之间的矛盾。高校在启动定编定岗或岗位聘任时，可能还未制定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或急于解决短期的矛盾，对学校的长期发展与短期目标的连贯性考虑不周，易导致岗位设置的短期化。岗位设置受到学校目标定位的局限，编制不足与人才需求大的矛盾日益凸显。编制的稀缺性使得编制必须被有效配置和高效使用。科学、合理地进行编制和岗位管理，成为提升高校整体办学质量的关键。

三、基于岗位管理的编制核定原则

高校的定编定岗是一项政策性强、操作非常复杂的工作。所谓“定编”就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高校内部的各类各级岗位;所谓“定岗”就是每类岗位需要完成哪些工作职责，任务轻重、时间长短、工作条件等限制因素决定了岗位所需要的具体人员。高校“定编定岗”的目的是通过推行岗位管理制度和与岗位匹配的人员聘用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等，形成创新型的人员管理体制。通过“转换用人机制，凝聚优秀人才，实现教职工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的转变，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3]。

（一）适应国家规范化要求

编制就是一个行政组织、一个行政单位的人员定额，以及各种人员的比例结构[4]。国家教委在1985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人员编制的试行办法》中，首次明确提出各类高校的编制标准。编制标准的确定意味着高校人员规模的确定，是高校人员总量管理的雏形。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按照“总量控制、微观放权、规范合理、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高等学校机构编制改革，首次提出了总量控制的要求。在宏观上，高校编制的核定应符合国家层面的规范化要求，根据编制总量，合理设置各类岗位的比例、任职条件及岗位管理的基本政策和工作机制。

（二）符合高校长远发展需要

高校进行编制核定的目的是使高校人员队伍能够协调且均衡的发展，特别是要利于教师队伍的结构优化，以服务学校事业的发展需要。坚持“因事设岗”的原则，以学科梯队建设和实际承担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工作任务为依据，根据高校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置各类各级岗位的编制数。同时，要兼顾现状与学校长远发展目标，实事求是、积极推进、平稳过渡，最终达到理想状态。

（三）适应岗位个体成长的需要

“人”和“岗位”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单元，岗位的获得意味着个人价值的实现。岗位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构建起高校优化资源配置的自发机制[5]。岗位设置及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晋升条件等在微观上应以利于骨干人才个体的稳定发展为依据。

四、探讨编制核定方式

在编制核定过程中，如何将各类岗位的人员数确定下来，如何体现各类岗位在学校事业发展中的实际贡献，如何设置高校学生和教师人数的最佳比例，如何充分考虑高校事业长期发展空间，等等，都是具有较深研究价值的内容。

岗位设置应遵循“总量控制、科学设岗、动态管理、统筹兼顾”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任务的实际需要。以教育部下达的高校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为依据，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科研、管理等各级各类岗位，既要体现对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倾斜，又要兼顾一般学科的发展，按需设岗，动态管理[6]。

（一）总量控制

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校人员总量管理”的概念，提出“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制定高校人员总量核定指导标准和试点方案，实行动态调整”。2018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高等学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实行高等学校人员总量管理”。以学科建设作为高校人员管理的逻辑起点与重要依据，树立适应新时代高校发展的高校人员总量管理理念，在岗位设置的过程中，严格控制非教学科研人员岗位，提高教学、科研岗位的比例[3]。

（二）科学设岗

岗位管理的目的就是科学设置岗位，把优秀人才配置到适合的岗位上去，实现“事岗相适，人岗相宜”[6]。岗位设置的基础是科学设置岗位的类别和级别。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关于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规定，高等学校人员主要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其中专业技术岗位又可分为教师型专业技术岗位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教师是高校人事管理的主体，建设一支符合学科需求的教师队伍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基础。高校人员编制的总量管理应坚持以人为中心，首先明确和突出教师在高校發展中的核心地位，向教学、科研一线和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倾斜，塑造适合人才全面发展的用人环境。

管理岗既是高校日常工作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造成机构人员冗杂的主要原因。《指导意见》规定“管理岗一般不超过岗位总量的20%”。管理人员的服务对象是高校全体师生，管理人员的配备应随着服务对象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三）动态管理

定编定岗是与高校的规范化管理和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教师岗是定编定岗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教师岗编制主要根据师生比来确定。师生比的定编模式是基于学生数来确定编制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投入产出情况。2006年教育部出台的《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指出：“普通本科学校应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力量，专任教师总数一般应使师生比不高于18∶1”，但是由于学校内部的学科类型不同、各学院发展不平衡、各类学科在人才培养中的实际贡献率不同，简单地用师生比计算编制不能完全反映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核定编制的过程中应以学生培养方案为基准，核定各类专业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实际贡献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高校要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建立动态的调整机制。高校人员动态调整机制的设计思路是以学科发展为导向，针对不同的学科设置调节系数。如果岗位设置以学院为基本单元，应根据学院相关学科的特色设置调节系数。

编制管理中可采用固定编制和机动编制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机动编制用于应对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学科调整、招生规模变化等需求，以动态调整形式确保一定周期内编制的稳定性。

五、基于岗位管理的编制核定在高校人事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高校定岗定编是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和人才培养任务，运用恰当的评价理论和方法对教职员工的工作进行价值判断，让每一位教职员工都获得与个人发展相匹配的岗位，充分实现个人价值，有利于调动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因此，除了合适的岗位类型和人员比例外，匹配符合高校特点的绩效考核体系是高校岗位管理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二）有利于穩定和吸引人才

基于岗位管理的编制管理重视人才引进时的人岗匹配，破除取得编制后的“天花板效应”，为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以2003年北大聘任和职务晋升改革为契机，我国高校陆续开始实施“预聘长聘制度”。一方面充分利用预聘期进行目标管理，对新进人员进行深层次的考核，遴选出符合高校发展目标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编制管理的灵活度有了提高，提高了事业编制资格获得的标准，为有潜力的优秀人才提供编制的保障，有利于稳定人才。

（三）有利于增强高校的整体办学活力

高校编制管理的目标是构建高效、精干的行政管理体系，使师资队伍得到合理的调配，财政支出的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编制管理是高校内部管理、岗位设置、收支核算的基础。编制核定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的配置，只有结合高校自身发展的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人员数量和各类人员的比例，让高校的人力资源得到科学配置和充分利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高校，实现办学效益，激发办学活力。

六、结语

人力资源是高校最为宝贵的第一资源。随着新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需求，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日益深入，对人员编制的科学规划和优化配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基于岗位管理进行的高校编制核定是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优化高校的人力资源配置，使各类岗位的人才队伍能均衡、协调发展，主动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窦正明.运用“工作分析”方法完善高校岗位管理制度[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01（3）：113-115.

[2]谢攀峰.高校岗位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J].管理观察，2014（36）：153-155.

[3]陈华勇.基于岗位管理和人员聘用制度下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J].价值工程，2013，32（30）：144-145.

[4]郭铁.巴纳德行政组织理论初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4）：36-38.

[5]李仁刚.关于建立高校岗位管理制度的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91-92.

[6]明文梅.高校岗位管理与聘用创新[J].中国冶金教育，2013（2）：90-92.

作者：耿晓洁

基于人才战略的人事行政论文 篇3：

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摘 要】本文分析物联网创新创业教育中教学认知存在误区、课程设置不合理、师资队伍不专业、考评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提出构建“高校—政府—银行—企业”教育生态网新模式，论述高校物联网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提升路径：明确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教育定位、培养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教育意识、构建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课程体系、打造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教师团队、完善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考评机制。

【关键词】中国制造2025  物联网  智能制造  创新创业教育

目前，物聯网专业尚处于充满机遇的初创阶段，应注入创新创业元素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主要探索基于信息系统、模式识别及智能传感等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自分析、自规划的智能化生产过程，其对物联网专业人才培育提出更高的要求。现阶段，高校物联网专业主流的教育模式是依托校企共建模式下的应用型人才培育，这种主打实用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很好地与智能制造战略接轨，因而需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

一、物联网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虽然我国大学生毕业后自主创新创业呈正增长态势，但有数据指出，我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不到5%，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0%的平均水平。调查发现，大学生创新创业存活率低的三大原因是资金运转障碍、管理能力不足、社会资源缺乏，究其根本，是学生在校期间未获得相应的创新创业素质和平台支持所致。物联网作为一门新兴专业，更需要创新创业双引擎助推行业发展，然而一些问题的存在使创新创业教育不能深入展开，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智能制造物联网教学认知存在误区。高校关于智能制造物联网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理解存在误区，没有意识到创新创业双引擎对物联网专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认识到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刻内涵，将创新创业教育简单地视作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的一种方式。创新创业教育的提出，是为我国由“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转变的重要举措。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一是可以加快工业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二是可以培育出具有开拓精神的战略型人才。其二，简单地认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受众群体仅面向于在校学生，未将学校教师囊括其中，忽略了对教师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

（二）物联网专业创新创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当前，多数高校物联网专业并没有将创新创业教育列入必修课程，创新创业教育开展形式主要以通识选修课、专题讲座等形式为主。通识选修课、专题讲座等都存在时间少、讲授内容零散的问题，而创新创业教育涵盖市场、人事管理、财务、设计等诸多内容，需要设置系统的教学课程作为理论支撑。此外，现阶段，学生主要以听课等被动方式参与，缺乏主动参与环节，学生参与感不强，不利于兴趣养成，影响后续深入学习。

（三）物联网专业创新创业师资队伍不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不强的现象是制约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的一大因素。当前，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创新创业教育内容一般包含两大块，一块是以就业指导、经济类、管理类为主的通识教育;另一块是以软件设计、传感器技术为主的专业教育。然而，在校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创新创业培训，且没有实际的创业经验，对创业过程的注意事项把握不到位，讲授过程中易桎梏于理论层面，不能很好地与市场需求接轨，在培养学生创业兴趣方面收效不大。为弥补上述不足，部分高校会邀请企业高管、优秀校友到校，以讲座、沙龙等形式为在校师生讲授创业知识。但受邀嘉宾受制于自身工作方面等原因，无法长期到校讲授，从而未能形成系统、有周期的教学模式，教学效果不明显。

（四）物联网专业创新创业考评机制不完善。考评机制是考察教育的关键环节，物联网专业考评机制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和学校校对于教师的考评是以科研为主导的，有关创新创业的占分比重不大，未制定独立的创新创业考评办法，致使在校教师对创新创业教育热情不高，在实际工作中出现“重科研课题、轻创新创业”的现象;二是对于学生的实践方式主要局限于创新创业大赛等竞赛，评估标准停留在获奖名次或是否成功创办企业等单一形式上。

二、构建“高校—政府—银行—企业”教育生态网新模式

校企合作是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可行途径，企业拥有市场上前沿的技术，为高校的教学提供方向;而高校培育高素质人才，推动企业良好发展。但目前高校与企业的互动并不深入，多数校企合作仅停留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阶段。高校物联网创新创业成果多停留在理论、仿真层面，未能实现转换，而企业专注当前市场需求，中远期的科研投入不多，创新力不足，长期发展乏力。由上可见，高校亟须整合校内外资源，摸索一套与外界接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深入的校企合作，不能仅停留在学校与企业的两点合作，还需要政府、银行等多方参与。本文基于文献中提出的“高校—政府—企业”教育模式，结合物联网专业特点，提出一种改进的教育生态网模式，其具体做法是，在生态网模式中引入银行一环，构建“高校—政府—企业—银行”的模式，模式中各方互助互利，共同维护生态网的稳定，培育高素质智能制造物联网专业人才，推动制造业平稳向好发展。

（一）以高校为核心的人才培育。高校是生态网模式中的核心环节，其在模式中主要任务是人才培育和纵向科研成果产出。人才培育方面，创新创业教育不是为简单地促成短期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倍增，而是不间断地培育具有创新开拓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以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可通过制定与创业相关的规章制度、举办创新创业大赛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氛围，将创新创业意识融入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在奠定学生良好的创新创业素质的同时，提高学校教师的综合能力。纵向科研成果产出方面，高校教师大多数具备良好的科研素质，高素质人才的聚集有助于物联网的理论创新，以期探寻物联网行业的长远方向。

（二）以政府为指导的平台建设。政府方面，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其战略导向将直接引导高校育人和企业发展的方向。政府能为生态网模式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如建设高新创业园孵化基地、税费减免、行政人事等优惠政策，推动创新创业浪潮。同时，政府还可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加强本土高校、企业与其他地域的交流合作。

（三）以银行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银行在市场中的定位是金融中介，有别于生产制造企业，其本质是对资本的经营和管控风险。引入银行环节有诸多益处：一是增强模式的抗风险能力，银行有严格的风险划分标准，其对风险的识别和管控能力有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二是拓宽创新创业融资渠道，2018年以来，各家商业银行相继推出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贷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让更多企业有机会参与到生态网模式中，为创新创业成果的孵化提供了条件，助力创新创业成果增速增效转换。三是有益于银行自身发展，2019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执行了4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下调，总计下调2.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各商业银行的授信额度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创新创业为银行提供了更广阔的投资方向，在银行为创新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其自身也寻求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形成资本的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可持续地向好向快发展。

（四）以企业为应用的技术支撑。本文模式中的企业特指物联网相关的科技企业。科技企业作为高新市场的参与者，具有较强的市场敏锐性，能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帮助与思考。企业是生态网模式中的专业技术支撑，一是企业具备场地和设备，可以加速学校科研成果转换;二是企业的技术主要面向市场应用，其技术具备实用性，能为高校物联网教育提供指导，让专业教育与市场接轨，增强物联网的实用性。

三、高校物联网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提升路径

高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以支撑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物联网专业是一个新兴学科，学科内容涵盖计算机、电子信息等多领域，将创新创业元素注入物联网专业教育，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策略。面对当下高校物联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基于“高校—政府—银行—企业”的生态网模式，提出几点的改进方案，加强“政、校、银、企”多方合作，使物联网创新创业教育“接地气、有朝气”。

（一）明确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教育定位。高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输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明确的专业定位是高校教育的基础。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主导方向，旨在物理信息结合系统中，通过传感、网络等技术手段，使设备具备一定自我规划、自主学习的能力。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专业定位，高校应兼顾培育学生的实用电子信息技术与专业创新能力，因此，对物联网人才的专业培养应包含以下几块内容：一是以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为代表的电路知识;二是对传感器等硬件设备的编程技术;三是对采集数据的分析与处理的算法设计。

（二）培养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教育意识。物联网技术现处在起步阶段，通信协议、技术参数、商运模式等仍未形成一个成熟的范式，是领域创新创业的最佳时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首要任务就是普及创新创业的科学内涵。创新创业的本质是开放思想，鼓励大众发挥聪明才智、勇于创造，将我国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1.巩固高校教师“双创”意识。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思想将直接影响于学生。因此，高校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要从教师作为切入点，一方面，要定期对教师进行创新创业培训，解读相关政策，让在校教师知晓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教师加入创新创业热潮;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创新创业领域的关注，定期组织科技企业进行创新创业成果展示会，并邀请高校教师参观，让其深刻领会创新创业的重要意义。

2.“双创”意识注入日常教学。学生培养方面，教师要通过案例展示、经验分享等方式将创新创业元素注入课堂，开展创新创业意识教育;此外，学校还应在校园内举办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大赛，邀请银行、企业等进场赞助，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交流氛围。

（三）构建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课程体系。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保证人才培育的基础，课程体系决定了学生在校期间能接受的知识领域。应依托生态网模式，进行现有课程体系的改进，融入更多创新创业元素。

1.拓展通识教育课程内容。目前，学校通识教育主要从学生基本素质、思想品德等方面入手，开设大学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等课程。创新创业教育在此基础上，还强调了受教育者应具备市场运作、人力管理等方面的素質。

为让学生具备更全面的创新创业素质，应将创新创业教育列入必修课程，开设2～3门创新创业通识课程，内容涵盖市场营销、资本运作、风险评估、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方面内容，使学生具备市场敏锐度、抗风险能力、基本创新创业素质。

具体授课方面，采取跨学科共同授课的方式，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课堂中互相交流，丰富自身知识体系。与此同时，邀请银行、企业等专业人士到校举办专题沙龙讲座，让社会经验与学校教学接轨，保证教学内容的丰富实用。

2.“双创”实践融入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其根本是一种实用性教育，而物联网专业作为实用为主导的新兴应用型专业，更应该关注技术的实际应用。应依托生态网模式，加强学校与科技企业的交流合作，建设“双学堂”教学模式。

学校是专业教育的“第一学堂”，在校期间，学生通过课堂讲授、实验模拟等方式夯实专业基础，系统地学习专业所需掌握的理论知识，构建专业知识体系，为今后的实习、工作做好准备。

科技企业拥有市场前沿的技术和生产线等配套设施，可以作为专业教育中开展实践教学的“第二学堂”。实践教学是将学科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的重要方式，通过到企业的实践，学生直接接触专业的应用层面，一是可以加深对自身专业的认知和理解，二是可将所学知识用到实处，提高自身专业能力。

（四）打造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教师团队。物联网技术是一门新专业，而现今物联网专业的专任教师大多是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专业出身，没有系统的接受过物联网专业的教育，在实际的科研和教学中，容易陷入自身所学学科的体系中，偏离物联网行业的发展方向。

应依托生态网模型，搭建高校与企业沟通的桥梁，助力校企深度合作。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其技术是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中短期实用技术。为加强教师对物联网行业的认知，可安排教师到企业技术团队中进行跟班学习，了解行业发展动向，此举既有利于教师重构自身专业知识体系，又有利于日后在校的专业教学。

鼓励教师与企业共建科研合作组，其好处在于：一是教师通过到企业学习，获得更多思考，明确自身的科研方向，并致力于物联网专业的长期技术研究，以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二是缩减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时间，提升教师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

（五）完善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双创”考评机制。考评机制是推动事业进展的制度保障。应在现有考评机制基础上进行改良，明晰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路线，形成有效激励，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提质增速。

1.“课题研究、创新创业”双轨同行。政府、学校应针对创新创业的出台科学、合理的考核方案，实行“课题研究、创新创业”双轨考核机制。制定待遇相近、机会均等的创新创业考评办法，打造创新创业型教师序列，鼓励在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与物联网企业合作，组建创新团队，在夯实专业技术的同时，敢于创新，勇于创业，探索能适应智能制造需求的物联网发展之路。

2.“过程导向、结果考评”双向并重。目前，政府、高校对于物联网创新创业考核方式还停留在企业是否盈利、研发成果多少的结果导向机制，而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创新创业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因此，物联网创新创业考评机制应在考核专著、论文、专利等成果之外，引入过程导向的思想。教师方面的过程考察可通过以下几点考察：一是实际教学中是否融入创新创业元素;二是有没有积极组织、参与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三是是否与物联网企业共建技术团队。学生方面可采取课程论文、实际操作、演讲展示等形式，考核其在接受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在开发能力、发散思维、市场营销水平、风险意识等方面是否有提高。

物联网作为一门尚未成熟的高新应用型技术，其发展仍存在巨大潜力，“中国制造2025”强调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更是为物联网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思考。我国紧跟时代步伐，各大高校相继设立物联网专业，希望培育出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但目前，多数高校的物联网专业教育着重于满足当前市面需求的相关专业技术，不重视甚至忽略创新创业教育，未能意识到创新创业双引擎对物联网行业的强大助推力，存在内涵认知、课程设置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高校—政府—银行—企业”的教育生态网模式，以期通过模式内增强各方交流，共建互助共贏的可持续发展平台，推动基于智能制造的物联网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济.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J].中国机械工程，2015（17）

[2]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韩秀荣，李建春，沈巧云.基于“智能制造”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中国高新区，2018（5）

[4]李水明，陈鑫洋.物联网系统组建课程中实训项目设计探讨[J].广西教育，2016（43）

[5]马永斌，柏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模式研究与探索[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6）

（责编 黎 原）

作者：黄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