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环境研究论文

摘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共执政环境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中共执政环境研究论文 篇1：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中共执政资源的优化：理念与策略

摘要：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中共执政的新命题，现代治理面临着多元治理、开放治理和信息化治理的转型，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党权威、消解着政党沟通、挑战着政党治理，从而对现阶段党执政资源的积累构成了压力。由此，中共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协调政党权威与执政对象，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治理与伦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基础上，优化传统执政资源、调适现行执政资源、再生新型执政资源，以提升执政能力，顺利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执政资源；政党权威；精英治理

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后现代国情下为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而产生的，其吸取了公共选择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对政府职能的批判，形成了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新定位。治理理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问题的分析提供了路径借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西方治理理论分析和探讨中国问题，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政府改革、社会发展等。俞可平在中国语境下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1]现代治理模式是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中共执政能力与水平的一次重要考验。在现代治理转型过程中，中共如何适时优化和调适执政资源，将经济高速发展的有效性转变为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成为政治发展的新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治理现代化转型中政党执政资源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不一样，西方政党多是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如竞争选举的方式成为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其发展经历着革命党向执政党以及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的转变，执政环境的变化意味着执政方式的转变。建国以来，中共也一直在调适与收缩着自身的治理方式，深入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一方面，与经济快速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建设没有跟上，造成众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平正义的缺失、法治民主化进程缓慢、社会核心价值难以凝聚等困扰着现代化治理的转型，单纯依赖经济高速发展难以凝聚和更新执政资源；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社会、民众力量的兴起，使得市场与社会成为制衡政府的两个主力，迫使中共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治理模式，治理模式的转型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共执政资源在现阶段面临流失、涣散和消解的危险。

（一）多元化治理弱化了政党权威

西方国家在现代民主化政治转型过程中都经历着这样一个历程，即从权威治理到高度政治参与的、以社群化为特征的多元化治理的转变。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性，我国现阶段也在经历着传统的“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一体化的状态向以“政府-市场-社会”为三大支柱的现代国家治理主体体系的转型，市场、社会、民众成为制衡政府和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入开放和与世界体系的接轨，人们的思想日趋多元化，与之伴随的是民众社群化趋势的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权威，并造成了中共执政的传统资源的流失。如意识形态多元化消解着传统意识形态资源的优势，现代组织的大众化消解着中共传统组织资源的优势。

（二）开放交互性治理消解着政党沟通

现代化发展的开放性造就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开放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政党沟通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沟通对象上的挑战。开放性也意味着主体的多元性，迫使政党沟通由传统的垂直化趋向于扁平化，无论是政党组织内部沟通还是党群沟通、党际沟通均呈现扁平化趋势。二是沟通内容上的挑战。开放性的现代社会，增强了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多元化，政党需要进行众多的利益整合才能获取民意，维持执政稳定性。三是沟通方式上的挑战。开放性社会的沟通是全方位的沟通，既体现在语言上，也体现在行动上；既有传统手段也有现代手段；既有官方沟通也有非官方沟通；既有制度性沟通又有非制度性沟通。开放性的治理挑战着现阶段政党沟通方式，影响到现阶段中共执政资源的整合和执政能力的提升，如对民众资源的整合、对党际资源的整合。

（三）信息化治理考验着政党治理的技术性变革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背景，执政党能否有效回应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执政风险与执政机遇，开拓新的执政资源，是有效进行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首先，政党能否适应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广泛政治参与。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交往方式和表达方式，交互式交往大大加强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广泛地影响到公共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为政府更加理性、科学、有效的决策提供了机遇。但同时，网络政治参与通常表现出无序、随意、非理性特點，政党能否从庞杂的网络信息中获取真实有效信息，是形成科学决策的重点。其次，执政党能否适应信息技术带来的高效治理。庞杂的政府机构，传统的执政思维很大程度上约束了网络技术的高效执政，使得信息技术的优势难以在实际执政中发挥。再次，执政党传统的直接的、灌输式的回应模式很难适应现代信息技术下的时空要求。

总之，在现代化发展中，现代治理观念与方式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治理转型虽然风险重重，但其中也蕴含著科学的执政理念和丰富的执政资源，关键要看执政党如何利用，做到化劣势为优势，开拓政党执政的新空间。

二、基于治理现代化的中共执政资源优化的基本理念

政党治理的适应性更多侧重的是政党组织系统的制度化水平和对执政资源的聚合、再生能力。新时期，经济上，长期资源依赖、速度依赖、唯GDP式的发展缺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政治上，政府主导型的微观干预弊端重重，政治权威面临消解，政府急需实现从倒逼式改革到顶层设计、从微观干预到宏观统筹的转换；社会上，社会发展多元化日趋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面临着公平正义的难题，需要实现社会一元治理到多元共治、资本逻辑到公平逻辑的转换；文化上，面临着意识形态解释力不足、价值观引领力不足与新兴媒体整合不足的挑战。这些治理环境的变迁客观上要求中共树立现代化的执政理念，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关系，以更好地凝聚和再生执政资源。

（一）均衡政党权威与执政对象大众化之间的关系

亨廷顿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性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2]。这里亨廷顿对于政治权威表达了三层含义：一是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政党权威是保证现代化转型有效性与稳定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二是政党权威形成与发挥实效的前提是获得大规模民众的支持。三是能够获取民众支持的基础是政党必须走制度化、理性治理之路。从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看，政党权威与民众之间关系一直有着你进我退的交错发展，当现代化发展顺利时，政党权威稍作隐退，而当现代化受挫时，便依赖于政党权威维持社会稳定，但总体趋势是寻求着政党权威与民众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使政党向代表型政党发展，以获取更多的执政资源。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期，一个多元化、流动性的社会正在形成。政治体制的逐渐开放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有着不同利益诉求、有着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群体正在逐渐形成，这些治理对象的存在对中国共产党权威构成了挑战，并使得传统维持政治权威的方式必须作出有效调整。治理对象大众化的趋势意味着政党权威不再是依赖高度集权的强制推行，而更需要政党走近民众，代表民众，在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沟通和有效治理，防止政党的官僚化所导致的民众认同度的降低。只有这种思维的转变，才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巩固、培植、更新和拓展执政资源，实现长期执政。

（二）重构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蕴藏在国家内部的强大的社会、市场力量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和开放的环境刺激下被激发出来，一个日趋完善的市场和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三大支柱，它们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推行者，首先要转变其自身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的观念，否则难以在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下凝聚执政资源。

第一，在政党与国家关系上，防止组织涣散和执政党形象危机。执政党领导和进入国家权力内部是由其本身的角色决定的，“政党科层、国家科层、国有经济以及结构内可供攫取和分配的资源、政党科层与国家科层包括经济之间的互联线，可用于更深地融入该结构的结构性反馈”[3]。共产党利用其组织优势嵌入了政府的各级管理层次中，但在执政过程中，部分组织成员的修养导致了一些违规行为的发生，造成组织的涣散和政府公信力下降，因而政党在与国家、政府关系上要以服务者的身份出现，积极回应社会民众需求，防止出现组织涣散和自身形象的下滑。

第二，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做到由“控制”到“协调”的转变。传统集权国家，一般都将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现代民主国家则将社会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安·吉登斯认为，“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对有效的民主政府和良性运转的市场体系都是必要的”[4]。从现代化发展趋势看，社会力量的崛起是必然，一个成熟的社会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从治理理论上看，现代国家治理即是摒弃国家中心主义或政党中心主义或政府中心主义，而力求达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需要从传统的对社会“控制”的思维中走出来，而以一个服务者的姿态“协调”社会发展，促成理性成熟社会的形成，才能从中挖掘更多的执政资源。

第三，在政党与市场关系上，做到由“支配”向“服务”的转变。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认为，“抛开专政残暴的政府与主张自由的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5]。市场经济是在中共领导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中逐步完善的，国有经济自始都是中共执政的重要经济来源，正因如此，国家、政府过多的“嵌入”了市场，支配着市场中重要资源的积累与流通，为灰色地带的产生和政府寻租孕育了空间，也带来了市场机制在受到国家过多干预下而难以完善。如果能在中国共产党“服务”角色的推动下，将一些国家控制的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公共服务资源，则能更好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抑制权力寻租的发生，也能更多地为中共执政赢得更广阔的执政资源。

（三）厘清政党制度与政党伦理之间的关系

现代化境况下，政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任何一种单纯的治理手段都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中共在治理过程中要防止过于强调法律、制度而忽视政党伦理的作用。中国自古人治色彩就比较浓厚，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建设缓慢，特别是“文革”等事件，导致了中国现代法治化建设起步比较落后，现阶段法治化、制度化是当前中共治理亟待加强的地方。当然，单纯地依赖政党伦理并不能达到现代化治理，泛道德化最终只会陷入“人治”境地，加剧党内独裁，无法长期维持执政资源。因而，现代化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语境下，凝聚执政资源既要依靠法律，走制度化治理之路，也需要政治伦理，形成对法治的尊重，对人的尊重的社会信念，才能凝聚更多执政资源，实现有效治理和长期执政。

（四）协调精英治理与群众主体之间的关系

精英治理源于現代民族国家地域庞大、人口众多、事务繁杂限制了公民的直接参与治理。无论是认为精英是能力的代表还是认为精英是权力的代表，都意味着在实践层面上，精英治理能塑造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化、高效能的行政官僚系统，以应对事务纷杂的国家治理。但精英治理的一大弊端在于，少数人占有着资源优势，掌握着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机会，很容易造成权力中心化，一旦权力中心被制度化后，就会阻碍社会的流动性，这与市场主义倡导下的多元性、分散性、流动性是相矛盾的，更不能彰顯人的价值，因为普通公民在精英的面前一直处于被治理的对象，一直被边缘化。

问题的关键点不是为了否定精英治理，而是精英治理要转变传统视角，将话语权向公民转换，重视公民参与，实现精英治理与公民参与良性结合。中共领导下的国家治理实质上就是精英治理，中共传统的治理忽视了民众的参与，典型的表现就是“文件治国”，普通民众只有被知晓和去执行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的价值的忽视，也造成了日后发展中大量执政资源的流失。现代化发展促成了人本身的不断发展，现代网络技术赋权也对公民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现代公民的文化修养、维权意识、担当意识均大有提升。中共在此大环境下要转变传统的精英治理思维，积极促进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培养公民理性，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理性，同时凝聚社会共识。总之，中共要想培育更多的社会资源，有效进行社会治理，不仅仅要做到“为民服务”，更要做到“让民做主”。

三、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优化中共执政资源的策略建议

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认为：“在不求助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的遵从。”[6]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治理主要面临着对传统执政资源的优化、对现行执政资源的整合和利用现代化力量提高再生新型执政资源的能力的任务。根據执政环境和治理目标，优化和调适执政资源是提高党执政能力，走现代化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道路的关键所在。

（一）重塑支撑政党权威的意识形态资源

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长期依赖于革命时期所逐渐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社会整合、政治动员等强大的作用，但过度重视意识形态导致社会高度集中而失去活力，以及制度性缺失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转而重视经济绩效的发展以巩固执政基础，并有意地“去意识形态化”，但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有些刻意回避或否认意识形态的倾向。事实上任何社会都离不开以意识形态解释现实，引领未来，随着社会更多问题的出现，中共意识到再塑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六大的“三个代表”理论、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后一系列治国理政方略的提出，都体现了执政党想要重塑意识形态的努力。但这些意识形态大多属于政策性的解释，更侧重于发展的外在指标，而很难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却很难解释社会上的道德、政治、文化等问题。因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成为当下中共执政的一大难题。

重塑意识形态首先要理性区分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并大力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最核心的是要造就一种“各阶级、各宗教和各民族的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有机结合”[7]的国家意识形态，使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其次，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中要着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其立足点是要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做空洞的理解甚至是曲解。再次，中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中，除了强调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性外，现阶段要突出社会的重要性，将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并列为意识形态发展的三大重任，意识形态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凝聚人心，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总之，中共只有成功地塑造一个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使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中共才能获取更高的执政权威。

（二）整合连接精英与民众的社会资源

强大的社会资源一直是中共能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中共执政的社会资源面临消解的危险，其主要源于改革深入带来了阶级阶层的巨大分化，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精英由于担心社会转型的不稳定影响自身权益的得失，因而出现大量精英移民的浪潮，带动着中产阶级的移民趋势，这使得本应能为社会发展贡献最大力量的群体缺失了社会责任感；普通民众因享受不到改革发展成果，逐渐失去话语权而成为弱势群体，伴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下降，增生的是对社会的怨恨，对公平正义的贬斥以及仇富仇官心理，这直接影响到中共的执政根基；而处于社会中间的中产阶级数量弱小，无法在社会转型中起到支撑作用。因而现阶段，中共执政的社会资源面临着整合的困境。

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中共在执政过程中首先要加强政党沟通能力建设，改变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沟通滞后性与被动性以及沟通非民主化与非制度化，促进精英与大众间的交流、互动与谅解。其次要关注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党在注重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应更多地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关系老百姓生存状况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尽可能减少贫富差距，维护基本的公平与正义。再次要逐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将是中共长期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

（三）优化政党治理传统优势的组织资源

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资源曾并列为中共执政的两大优势，在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的复杂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8]。中共凭借其强大的群众基础和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完成一个又一个历史重任，但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组织资源产生了一些损耗，如：党组织内部存在部分党员的异化，贪污腐败现象大大损坏了政党形象；某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几乎瘫痪，党员未能起到带头模范作用；在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上，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有待于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一些新兴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中，党员的发展几乎处于盲点状态。

只有在现代治理体系下适时优化组织资源，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共治理的传统优势。首先，要保持和发展党员的先进性，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党的组织作风。其次，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既要维护好政党权威，又要防止出现个人专断；同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将竞争引入党内，加强党内优秀人才的流通与利用。再次，在制度上、观念上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制度环境，优化党的组织结构。最后，在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中尝试扩大建党工作，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与凝聚力。

（四）调适均衡政党治理与倫理的制度资源

就国家制度设计而言，国家制度应明确地规范政党与其他组织的行为，在明确中共领导地位的同时，要对政党具体权力进行规范和限定。政党要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适当地收缩自身的权力，如在政党与国有企业关系处理上，政党只需保留政党建设的组织人事权，限定企业党委书记的职责与权力，而具体事务则通过政府的方式与企业沟通。在政党与社会管理上，政党应给社会更多的自主空间，鼓励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上适度地介入，同时有选择性地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但要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就政党内部制度规范而言，不仅仅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政党伦理与国家伦理和大众伦理结合起来，也只有党政价值取向与国家价值取向和大众价值取向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政党治理才能更加有效。因此，理性的政党制度设计应当以科学的政党伦理为导向，将具体的价值追求嵌入到政党日常治理生活中。

（五）再生技术治理下的互联网执政资源

信息化治理是现代政党治理的发展趋势，现代政党治理离不开网络技术上的支撑，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政党由传统政党走向现代化政党，能否有效地将“高科技+平民化”的网络执政资源利用好，客观、有效地应对“信息立体化、传播碎片化、参与大众化”的虚拟社会，是执政党能否顺利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一。

网络治理与新媒体的出现为政党组织治理、思想治理提供了捷径。传统的政党治理很难解决政党庞大的组织结构带来的难题，常常造成上下级权力边界不清，管理不严等问题，而互联网治理方式能為政党内部管理提供新的思维模式，更方便管控与沟通。同时，政党利用网络执政也更容易了解社会或市场中的信息，方便政策实行与信息追踪。当然，互联网执政有着一些难控性风险，需要政党转变思维，提升对互联网灵活运用、正确引导和依法管理的能力。

总之，现代化治理与执政资源关系密切，多元化、开放性与技术性的现代化治理为新时期政党执政资源的转型提出了机遇和挑战，同时，政党能否有效聚合执政资源也反映了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高低。政党在面对诸多现代化治理所带来的风险时，要适时调整执政思维，转变执政理念，才能有效促进新时期执政资源的转型。现代化治理要求政党必须有效处理精英与大众，政党与国家、社会、市场，政党治理与政党伦理的关系，新时期执政资源的优化、调适、整合与再生均来自于以上关系的正确处理。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中共如能有效地重塑意识形态资源、整合社会资源、优化组织资源、调适制度资源、再生网络执政资源，将会顺利实现治理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20-32.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41.

[3][匈]瑪利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M].李陈华，许敏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7.

[4][英]安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孙相东，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29.

[5][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王逸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序言.

[6][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6.

[7]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133.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2.

责任编辑：谭桔华

作者：张学娟

中共执政环境研究论文 篇2：

巩固党执政基础的重要理念基石

摘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认为，理解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如果不能从巩固中共执政基础的高度、不从整合中共意识形态之基石的高度来理解“精准扶贫”思想，甚至认为“精准扶贫”只是某一阶段性任务，将十分有害于中共执政理念在基层社会的普及和形成共识，十分有害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农村居民对中共执政理念的认可，甚至“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党内反腐肃贪、社会扶贫攻坚，已经成为当前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

关键词：精准扶贫意识形态塔西佗陷阱

精準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题为《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的演讲中强调，“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2015年岁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明确到2020年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各级党委政府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中国吹响了向贫困发动总攻的“冲锋号”。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更是语调铿锵：“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部门协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强化任务落实，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2017年是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但是，当前对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解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够从思想上加以澄清，会引起实际工作中一定程度的混乱。比如，对“精准扶贫”的理解仅仅局限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解困，似乎到2020年全面脱贫就算完成了某一阶段的任务。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狭隘的，甚至是有害的，而这种想法在基层领导干部中也是相当普遍的。我们认为，如果不能从巩固中共执政基础的高度、不从整合中共意识形态之基石的高度来理解“精准扶贫”思想，甚至认为“精准扶贫”只是某一阶段性任务，将十分有害于中共执政理念在基层社会的普及和形成共识，十分有害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农村居民对中共执政理念的认可，甚至“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一、“精准扶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不仅熟谙农村实际而且对农村贫困生活“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1969年到1975年下放期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农村的极端贫困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自此，无论是在县、市、省还是进入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花的精力最多。”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饱含深情地说：“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我也了解，部分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不断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为什么习近平会如此重视扶贫工作？是因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到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他对乡亲们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其次，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明确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地走了邪路了。”他坚信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

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崭新论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一宣示是何等的理直气壮。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概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重要的核心力量，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生产力就不会得到充分的解放与发展。

习近平还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特征，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0多年来，我们党先后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发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党一直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要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精准扶贫”思想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理念基石

尽管目前我国整体上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变。这一经济基础之基本特点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力量仍然没有变，亦即工农联盟依然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指向、奋斗方向。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成立之后历经血雨腥风战胜国民党，赢得人民信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并最终成功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关键点就在于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其中一个更深层的因素，则是依靠我党坚定的思想信念、理想追求，以及由这一意识形态严格组成的党员队伍。这支队伍深入广大穷乡僻壤，牢牢把握基层组织，实现了整合社会的目的，拥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力量，并能迅速转化为物质力量，这是打败国民党的决定性因素。而国民党没有能够整合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理论，加之存在的利益一致性，其对既有基层组织无法实施破坏性革命，社会动员力量日益弱化，最终导致政权的覆灭。

当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毋庸讳言，是极为复杂严峻的。利益多元化引致的思想多元化，不断侵蚀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基础。尤其是基层腐败蔓延，涉及农村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农村居民权益分配和保障诸多方面，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使得乡村治理的复杂性愈益加重。更严重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缺乏最基础的抓手和平台，无法将我们党的理想信念以一种更为契合农村居民生存状态的方式内化于其日常行为模式之中。

与此同时，经济的下行也加剧了城市居民的两极分化，经济的虚拟化在塑造千万亿万级富翁的同时，也造就了更多的房奴、卡奴，城市阶层分化进程显著加剧。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为我们党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上的道德支撑和实践中的操作平台。这一思想，是将我们党的崇高理想落地生根，是涤荡社会上关于我党宗旨理想蒙昧言论的澎湃清流。在实施“精准扶贫”理念的过程中，作为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除了处于贫困之中的数千万居民能够不断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利益，激发对党的热爱，增强党在基层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起到进一步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能够以更为实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而非简单宣传口号的方式深入千家万户，深入百姓心中，进一步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避免所谓“塔西佗陷阱”。“精准扶贫”思想必将成为整合社会基础的强大力量，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抓手和指导理念。

三、“精准扶贫”思想的落实应成为考验各级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试金石

（一）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强化“精准扶贫”思想是中共意识形态能否始终在社会舆论和各种思潮中处于自然引领地位的重要支撑

思想和组织的力量是我们党的力量的最重要体现。思想的高度统一，组织机体的健康，决定了我们党始终能够成为带领中华民族迈向复兴之路的先进政党。这就是我们党为什强调“四个意识”特别是看齐意识、核心意识，为什么把反腐败作为一场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硬仗来打的根本原因。党内反腐肃贪、社会扶贫攻坚，已经成为当前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但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和行动上的偏差，没有认识到“精准扶贫”思想在整合基层社会、锻造干部队伍方面的极端重要性，甚至认为仅仅是解决一时一地的贫困问题。

鉴于此，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彻底坚决打赢反腐败攻坚战的同时，高度纯洁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坚持严进宽出，党员队伍在精不在多，把我们的党真正打造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核心。二是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当务之急是要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形成全党向党的中央委员会看齐，党的中央委员会向习总书记看齐的局面。三是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发现干部，培养干部，打造一支过硬的能够扎根基层的政权组织领路人队伍。

（二）把“精准扶贫”思想的落实与新发展理念紧密结合起来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主持召开由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他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

落实习近平在此提出的“六个精准”，核心在于精准扶贫与新发展理念如何契合。中国地域广阔，区域发展差别甚大，精准扶贫工作在不同的地域需要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但共同的约束是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各地应结合本地发展比较优势，结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各个方面全面贯彻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

（三）落实“精准扶贫”思想要有时不我待之紧迫感

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部分地区动荡冲突，但世界政治总体格局不会有突变；虽然世界经济依然疲弱，担心的革命性的科技创新正在酝酿，必将成为引领经济实现新的突破。可以说，我们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遇到了新的发展瓶颈，体制机制的瓶颈，科技创新的瓶颈，生态环境的瓶颈，发展方式的瓶颈，等等。诸多矛盾和问题考验着执政党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最为核心之问题体现为执政党宗旨意识和信仰信念遭遇碎片化甚至虚无化。这种碎片化和虚无化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身上体现为信仰危机，在社会上体现为对执政党宗旨意识的怀疑，进而质疑执政党执政的法理认同、道德认同和感情认同。

當此之时，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是从中国地域巨大差异的客观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所吁所盼中产生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信念中产生出来的，是解决党的意识形态虚无化碎片化的重要抓手，是解决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立场信念问题的利器，是提升执政党公信力的强大助推器。

改革的窗口期不仅囿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更是受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当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问题多发期，亟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发展举措，“精准扶贫”正当其时。我们要有时不我待之紧迫感，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紧紧抓住宝贵的改革发展窗口期，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思想，在实施过程中考验干部锻炼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不懈的努力。

（四）把“精准扶贫”理念延伸至“精准小康”理念

到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但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域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鉴于此，实现小康社会的可持续性将成为我们党必须放在重要位置予以关注并切实从政策上给予考量的一件大事。据此我们认为，应及时将“精准扶贫”理念向“精准小康”理念延伸过渡，瞄准实现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全面深化各方面改革，从理念上加以澄清，在制度层面上予以保障，在政策层面上实现可操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A].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承制，2016—4（第一版）.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A].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4（第一版）.

[3]习近平的“扶贫观”：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EB/OL].人民网，2014—10—17.

作者：杨英杰

中共执政环境研究论文 篇3：

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摘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民主党派的立足之基。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体现民主党派特色,着力政治交接,结合参政党的职能履行,创新民主党派思想建设。

关键词:民主党派;树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观是现代政党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核心价值观则代表了政党广大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在政党意识中处于最深层、最本质的地位。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共执政党的立党之本,那么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民主党派的立足之基。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遵循者和实践者,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独具特色。

一、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民主党派的立足之基

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在当今政党政治时代,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和旗帜,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基本价值支撑。政党的政治理念对政党制度的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说,政党的意识形态“会变成动员社团成员、强化纪律和维护社会控制的手段”[1]。这里的意识形态主要指“一个社会或团体成员对周围环境世界及自身存在的一套感觉、认知和信仰体系,它反映了一个社会或团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2]。但是,是否所有政党的意识形态都能发挥这种功能呢?事實上,意识形态的功能取决于政党制度的类型。西方政党意识形态是多元的,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理念和信仰体系。萨托利在分析多元意识形态对政党的影响时使用了“距离”这个概念。他认为处于左翼和右翼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差距越大,越难以调和,政党之间的“距离”就越大,政党体制也就会两极化、分散化和产生离心的倾向。实际上不仅是左右翼政党意识形态会导致如上结果,所有政党只要是意识形态相左都会抵消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

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独具特色。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强调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并从整体上包容执政党和参政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将中国政党“一”和“多”的意识形态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政党的灵魂和旗帜,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强有力地支撑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中共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后,又不断地重申和强调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而且展示了中共执政党在时代主题转换、世界政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对大局大势的把握和执政的能力。

作为现代政党,民主党派同样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作为与中共执政党同心同德的参政党,民主党派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是基于与中共执政党一致的价值认同上的。这是因为我国各民主党派诞生于与中共目标趋同的民主革命时期,经历了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新中国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的考验,最终与中共政治并轨,成长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参政党,其生存与发展都有赖于与中共执政党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认同。因此,从理论的逻辑上来看,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理论本质上来说,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主导性与多样性、求同与存异、互融互促政党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共执政党的立党之本,那么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民主党派的立足之基。

二、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独特内涵

(一)从政党责任的角度分析,民主党派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民主党派与中共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承担和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作用。要坚持共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层面就是胡锦涛在2010年2月22日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所要求的,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矢志不渝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另一个层面是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民主党派在与中共合作共事和自身发展的历史中,都不同程度地总结和凝练了许多有价值的信仰和理念,这些信仰和理念是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民主党派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坚持具有自身特色的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奉献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层面就是胡锦涛在2010年2月22日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要突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主题,大力弘扬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优良传统,不断巩固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从政党治理的角度来看,民主党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两个过程的辩证统一。

一个过程是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引导,塑造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的理想、道德、精神和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于解决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认同问题,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3]。

另一个过程是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内化转变为指导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于强化参政党意识,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如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4]。

第一个过程主要靠外在的力量推动,第二个过程主要靠民主党派成员内部的动力完成,没有第二个过程的圆满完成,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缺少根基。

三、切实把握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着力点和结合点

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体现民主党派特色,一是增强参政党意识,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二是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

(一)着力政治交接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进一步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的延续和深化。政治交接就是要将老一辈长期奋斗形成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接过来、传下去,使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现在一些民主党派成员政治信仰、政党意识淡薄。比如,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在加入民主党派组织前就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想法。在某民主党派进行的一次调查中,67.6%的人表示加入民主党派组织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16.5%的人表示自己是被动加入的,10.5%的人认为加入民主党派是“不太理性的行为”。这说明部分民主党派成员虽然身份上加入了民主党派组织,但其政治信仰、政党意识并未因此得到增强。还有一些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成员,虽然在专业知识方面有着较高造诣,但对民主党派的历史和优良传统不熟悉,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理解不深刻,从而产生了民主党派只是“花瓶摆设”,加入民主党派只是“业余爱好”的错误认识。党派意识对他们而言是可有可无的。某民主党派的一项调查显示,70%以上成员反映对“政治学习”缺乏兴趣,44.9%的人承认在加入民主党派以前对民主党派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43%的人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民主党派意识并没有逐步增强,极个别民主成员甚至还产生了退出民主党派组织的念头。为此,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着力于参政党政治信仰、政党意识的政治交接,即着力于各民主党派政治纲领更好地延续与发展,着力于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关系更好地延续与发展,着力于民主党派老一代领导人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奉献的坚定政治信念,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更好地延续与发展。

(二)结合参政党的职能履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主党派只有通过积极履职,才能为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深厚的实践基础。目前在民主党派履职过程中存在着某种错位和偏差。一是身份认知的错位。现在的大多数民主党派成员对自己的民主党派身份普遍有较强的荣誉感,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不再把民主党派身份当做一种符号象征,而当做是实现和成就个人价值的平台,更为注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由于他们缺乏对加入民主党派的心理准备、期望值过高,对履行参政党职能所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特别是当自己的政治升迁和名誉利益无法满足时,往往产生一些抱怨情绪和消极心理。调查显示,有49%的人承认加入民主党派至今从没有“以民主党派的身份跟所在单位领导提出过意见和建议”,有44.4%的民主党派成员感觉与过去相比,自己对国家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没有什么提高,感觉不到加入民主党派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变化有什么影响,高达67.3%的人回答,加入民主党派没有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这说明他们中有的人不能客观地找准自己的定位,缺乏奉献精神,形成期望和现实的巨大落差①。二是政治认知的偏差。一些民主党派成员虽然专业知识较高,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但对如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缺乏应有的知识储备。极个别民主党派成员受西方国家多党制的影响,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常常感到理论上的困惑,甚至产生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为此,民主党派要把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履行参政党职责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的有效方式,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献计出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要求落实到民主党派成员的工作、生活中,以工作实绩体现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效。

(三)创新民主党派思想建设

一个政党忘记历史没有出路,但是,如果不能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超越历史也没有出路。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就是一个加强思想建设、继承历史和超越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对传统模式进行扬弃,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行为创新。一方面要善于保留那些对今天的参政活动仍有实践价值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要敢于并善于超越以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并行之有效而在今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动方式,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成果与科学方法,探索和形成参政党运行的新思路、新途径,着力构建科学化的参政党运行机制模式。

首先是完善參政党成员的人格追求。在继承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进取,追求合乎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格,筑起新时期的人格长城。老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人格,树立了光辉的道德楷模,铸造了优良的作风。这与当今有的民主党派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视自己为特殊公民,存在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以权谋私等不良作风形成极大的反差。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克服部分成员所存在的“贵族化”人格倾向,牢固确立平民化的新时代人格,把自己的追求融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之中,“无懈无滞、有思有行”,以强烈的奉献意识和良好的文化修养,在平凡之中追求卓越。

其次是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是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总体上是习惯于“灌输式”说教方式,除了历史沿革和接受者的政治素质和文明程度以外,宣传思想工作者的现代化缺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将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密切关注广大成员的思想变化,结合时代特点,推进宣传教育工作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注意尊重和提高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的主体意识,即对民主党派的要求的主动选择需要和能力,另一方面要注意培育宣传思想工作者的现代化主导意识,即以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体现自身对理论的掌握和运用的自如程度。既能“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产生活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搞好宣传教育”[5],也要具备较好的理论素养。具体做起来,一是理论灌输与思想疏导相结合,力求主导主体与对象主体的有机融合,使参政党成员的实践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吻合;二是与了解参政党成员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相结合,力求宣传思想工作与参政党成员的思想实际和特点有机融合;三是与参政党成员的实际利益相结合,力求参政党的整体发展与成员的个人发展有机融合。以营造在尊重差异中扩大思想认同,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既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向更高理想目标前进的生动局面。

最后是运作模式的优化。一是注重参政党形象宣传,树立典型进行示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理力量、民主党派先进人物的人格魅力和各种教育形式的活力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深入挖掘和大力表彰先进典型的思想和精神,激发广大成员的主动性和自信心;二是努力提升参政党宣传思想工作者和广大成员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为双方的有机融合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建立健全参政党宣传思想工作机制,从上到下形成制度体系合力,使参政党宣传思想工作得到硬性保障。四是充分运用现代传媒载体,除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外,还应积极建立发展互联网站,运用BBS交互时空,利用E-mail沟通心灵,利用OICQ释疑解惑,等等。

当然,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中共执政党的帮助和支持。中共基层党委要高度重视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把帮助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学院的重点课程,帮助民主党派成员在学习实践中感受责任、领悟崇高、体验光荣,在民主党派购置传媒硬件设施等方面,切实从经费上予以支持,等等。

总之,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一哄而起,不能虎头蛇尾,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常抓不懈。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07.

[2] 马宝成.试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J].东方论坛,2002,(2).

[3]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61.

[4]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12-05.

责任编辑:罗振建

作者：廖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