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

摘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领导干部执政素质的内在要求是：深厚的执政理论素养；高超的执政领导才能；强烈的执政服务意识；开拓的执政创新勇气。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执政素质高的领导干部，是执政党的庄严使命。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 篇1：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媒介形象展现（上）

[内容提要]执政党的媒介形象，是它在大众传媒上形成并传播的形象，又会经公众口耳相传的方式再行传播，故能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执政党使用所掌握的传播工具展现自己的媒介形象，并非易事，要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更是有着相当大的难度，涉及特定主体、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等3个方面的因素。以上因素对党的媒介形象展现共同构成了相应制约。当前，要深入研究新情况，有针对性地提高党的媒介形象对社会公众而言所具有的引导力、公信力和亲和力。

[关键词]党的执政能力；媒介形象；大众传媒；展示呈现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大众传媒是其执政的重要资源。通过大众传媒，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大政方针及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精神面貌、工作实绩及其执政能力建设的状况得到充分展现。社会公众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和评价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从总体上说，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展现与其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两者之间呈现为正相关关系。执政党良好的媒介形象，既与担负信息传播重任的大众传媒有关，同时也与其本身的现实形象和执政能力有关。

一

执政党的媒介形象，是它在大众传媒上形成并传播的形象，又会经公众口耳相传的方式再行传播，故能产生广泛和持久的影响。上述媒介形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众对执政党的社会评价和心理认同。正如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样，各级党组织展现良好的媒介形象也不是一劳永逸之事。当今时代，是资讯发达、传媒对公众影响日深的信息时代，是否善于使用大众传媒展现而获得人民群众广泛认可的媒介形象，已成为衡量执政者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经常通过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展现自己的形象，是其执政地位使然的。它拥有大众传媒这样的特殊执政资源，于它而言，展现其良好的媒介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有利于维护其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展现良好的媒介形象，既是党进一步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现实需求和长远需要，同时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2)有利于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舆论氛围。社会和谐是社会良性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必要前提。社会和谐，由党大力倡导并不断推进，有赖于以党为核心力量的各方面力量形成的合力才能实现。促进社会和谐，不仅需要“真抓实干”，而且需要形成相应的社会风气和舆论氛围。执政党展现良好的媒介形象是题中应有之义。(3)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广大公众的心理认同，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凝聚人心，形成奋发向上的社会合力。对于“新的历史条件”，可有不同表述。但不管如何表述，其不可忽视的内容包括：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内容和社会主流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巨变，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同时也使利益诱惑的作用空间有所扩大；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洪流，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的更多辐射，也使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较之先前难度有所增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可在更高的平台上与别国交流和对话，出现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格局；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息传播可跨越时空阻隔，使对信息传播加以控制、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愈益困难。(4)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党的理念、主张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并得到公众广泛理解、支持，就更有利于党领导开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自身建设，更有利于为人民群众谋利益。(5)执政党展现良好的媒介形象，还是其各级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政府实行政务公开并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了解了党务和政务的有关信息，才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监督。媒介形象的展现，是执政党促进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进一步提高在公众中的认同度，进而拥有更强大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有效途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问题，党通过大众传媒展现自己良好的媒介形象，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

媒介形象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系特定主体经由大众传媒报道或在大众传媒亮相以后呈现于公众的认知对象。惟其是媒介形象展现，与新闻、与大众传媒必然有着不解之缘，因而不能违背新闻传播规律和公众心理认知规律，必须以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言为基础、为内容，对此进行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或者为特定主体的登台亮相、直接面对公众而进行新闻传播规律所许可的策划，并提供相应的“舞台”。

在通过大众传媒展现自身形象的过程中，特定主体注重自身媒介形象是重要而必需的，但注重媒介形象并非刻意“塑造”，也非“作秀”。社会公众毫无疑问会对特定主体的媒介形象单独地作出评价，然而他们更会以特定主体的现实形象作为参照综合地进行评价。如特定主体媒介形象佳而现实形象不佳，则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公众或者程度不同地改变对特定主体现实形象的看法，或者怀疑其媒介形象的可靠性；如特定主体现实形象佳、媒介形象不佳，那末也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公众或因对现实形象缺乏了解而依赖其媒介形象作出判断，降低对现实形象的评价；或因对特定主体有所了解且怀有好感，于是对某些展现特定主体形象的媒介表示不满。由此观之，特定主体注重自己的媒介形象和现实形象都是十分必要的。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大而言之，是指将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及执政骨干等，以适当方式在大众传媒上呈现出来的形象；小而言之，与执政党有关的机构部门、有关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媒介所展现的能让公众具体感知的所言所行密切相关。

执政党通过大众传媒展现的形象，以语言文字或声音图像等符号为介质得以传播，具体可分为理念形象、实事形象、机构形象、人员形象等4种类型。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媒介形象的重要内涵之一，属媒介形象中的观念形态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核心内容的执政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理念，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理念，以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党建理念，深得民心，通过大众传媒广为传播以后，已成为执政党媒介形象的构成要素。实事形象，是大众传媒报道特定主体的实际所为以后所形成的该主体的媒介形象，它对理念形象而言有着支撑作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形象，又是其媒介形象。机构形象，是各级党组织的机构部门及其作为在大众传媒上所呈现的形象。媒介上各级党政机构的良好形象，使整个执政党媒介形象因之而增色；相反，极少数党政机构欠佳的媒介形象，也会使整个执政党媒介形象因之而受损。人员形象是执政党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其言行举止在媒介上呈现的形象，此类形象与整个执政党媒介形象的相关性是显

而易见的。公众会将执政党党内某些人员的现实形象、媒介形象，与执政党的现实形象、媒介形象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在上述4种形象中，理念形象是由一定的观念形态构成的媒介形象，对其他3种形象有着统摄作用；而其他3种形象，又是对理念形象的佐证和诠释。4种形象综合而成为执政党的媒介形象。而作为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的介质，语言文字或声音图像等符号系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二

中国共产党在拥有自己的新闻事业后，它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就是为其中心工作服务的，也是为在人民大众中层现其良好的媒介形象服务的。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党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历来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后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工具，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党进行相应舆论工作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虽已不再单纯是意识形态机构，但是依然担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是党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大众传媒是党、政府与公众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

考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媒介形象展现的情况，人们不难看到其间的曲折历程：自新中国建立至党的八大召开，其媒介形象良好；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和错误的时段中，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其媒介形象严重受损；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媒介形象的良好状态得以恢复并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态势。而党的媒介形象展现与其自身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则明确为执政能力建设)的状况是大致对应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的媒介形象良好，得到人民群众高度的心理认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这些，都是大众传媒上经常出现的、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真实的声音。中国共产党拯救民众于苦难之中，领导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于新中国、于劳苦大众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其媒介形象之良好，既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同时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中，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向左的方向发展，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以致于将它推向了极端化、扩大化，党无法集中主要精力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使人民群众中的大部分人逐渐摆脱贫穷，这些不足乃至失误使党的媒介形象的社会认同度有所降低。至“文革”全面爆发，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趁机篡权，其阴谋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得逞，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历史出现了建国以后最大的曲折。党走了如此弯路，其媒介形象不可避免也受到了严重损害。可见，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所发生的错误和错误的逐渐加深，党的媒介形象严重变形，甚至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在此时段中，党的媒介形象有负人民群众厚望，也与它历来的媒介形象相背离。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及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其内部的力量系统地纠正了自己所犯的错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大力进行拨乱反正，注重在各方面重塑自身良好的现实形象，媒介形象也随之全面提升。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党的媒介形象展现已经进入甚佳的状态。

今天，大众传媒所展现的党的形象，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心理认同。综观其媒介形象，既有相对恒定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相对恒定的一面，主要是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理念基础，坚持领导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在各项工作中体现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发展变化的一面，主要是指：胸襟变得更广泛，视野变得更开阔，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吸纳别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为关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将社会的进步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和推动社会和谐，积极化解和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党的媒介形象的发展变化，其深厚底蕴是：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已进入到自觉的境界。

在我国的国情条件下，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政权，不言而喻，也就掌握着对于国内新闻事业的领导权，掌握着对主流媒体的支配权、使用权，掌握着主流媒体负责人的任免权和管理权。党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这就决定了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大众传媒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就此而言，它是党、政府和人民共同的工具。其基本立场，与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说，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展现应该并非难事。

然而，使用所掌握的传播工具展现自己的媒介形象，却又并非易事。而要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则更是有着相当大的难度，涉及特定主体、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等3个方面的因素。特定主体有真诚之心、务实之行、朴实之言，有强烈的受众(公众)的意识，有服务公众的正确理念，按大众传媒应遵循的客观规律行事；大众传媒谙熟受众心理，恪守新闻传播规律，实现新闻和相关信息的有效传播，在特定主体和广大公众之间当好桥梁与纽带；社会公众理解执政党的大政方针，认同其媒介形象，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只有3个方面协调互动、呈现良性状态，方能使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取得最佳效果。

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取得了辉煌业绩，其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良好，社会公众对此有相当高的认可度，但毋庸讳言，媒介形象展现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亟待从理论上加以认真探讨。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全面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党的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并未发生与现实的变化相适应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党的执政模式体现出高度集权的特点。当时，党对自身的定位尚缺乏科学的认识，这就必然导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体制弊端。由于一切社会资源都在自己掌握之中，执政党不仅承担着治国理政的要务，而且肩负着资源配置的重任；与此同时，还要警惕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权力滥用特别是贪污腐败等现象。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阻碍了市场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致力于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社会管理的重任主要由政府及其部门承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注意合理发挥市场的作用，资源配置的任务改由市场去完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自身定位的认真反思和理性认识。

对执政党定位问题的反思，不仅仅是执政党自身的事情，它同时有赖于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市场的主体是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广大公众。市场不仅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而且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如果广大公众在执政党的定位问题上认识含糊不清，那么执政党还是不可能放下计划经济时代背负的沉重包袱，由体制弊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还是不能得到有效根除。因此，如实地反映执政党定位观念的转变和形象内涵的变化，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负责任的传播，借以扭转一部分公众对执政党的固定成见，应是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的重要内容。

李普曼认为，由于人们的生活圈子有限，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中的某一类人或是某一类事会形成固定、概括、笼统的看法，这就是所谓“固定成见”。固定成见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人们对人物或事物的正确认识。一些人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形成固定成见，原因相当复杂。由大众传媒导致人们对执政者形成某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固定成见，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仔细研究起来，这与以往一些党政部门及其领导对新闻传播规律缺乏应有认识，将新闻与一般宣传混为一谈不无关系。一些党政领导和新闻主管部门往往要求大众传媒及新闻工作者，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完全根据一般宣传的需要来确定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许多并非新闻的日常党务活动被作为新闻加以报道，频频见于媒体。以刊播新闻为主要职责的大众传媒，其中的一部分成为进行一般宣传的工具。见之于大众传媒的千篇一律的会议报道，不仅会造成人们对执政党相关新闻的“阅听疲劳”，而且在一些人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形成固定成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一些人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形成固定成见，在于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对信息公开所持的不正确态度。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在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信息公开受诸多复杂因素的限制因而难以充分实现。随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求的提出，党务和政务增加透明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双重作用，党的各级组织在使用权力方面的透明度，各地情况不一，水平参差不齐，某些地区仍然偏低，信息发布的渠道也并非畅通无阻。如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对于公众特别感兴趣、迫切想要了解的敏感话题，往往习惯于保持沉默，或故意回避，或作“冷处理”，甚至通过不恰当的手段强行封锁、控制。殊不知，这就为某些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流言蜚语预留了传播空间，无异于放弃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因信息公开工作缺位导致的大众传媒在传播中的某些信息空白、断裂现象，也是一些人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形成固定成见的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大众传媒展现执政党的形象，首先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认清新闻与一般宣传的联系与区别，明白新闻固然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并非均为新闻，新闻必须体现其自身特质(以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进行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注重凸显事实的新闻价值，讲究时效性)的道理。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如何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会议提出，要切实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并将此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举借。它表明，党明确意识到：必须充分认识新闻与一般宣传之间存在的某些重要区别，不能完全按一般宣传的要求和标准来选择、确定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和报道方式。这对于一些人改变对执政党媒介形象的固定成见，显然有着积极作用。

执政党为着展现媒介形象，常常要求大众传媒日常进行或在重要节庆和会议前后进行成就报道。成就报道有利于鼓舞人心，形成向心力，体现媒介的激励作用，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许多优秀的成就报道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利于展现执政党良好的媒介形象。但并非只要报道了成就，就有利于展现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并为公众所乐于接受。通过成就报道展现党的媒介形象，其间存在着成功与否、有利与否的差别。选题新颖和制作精良的成就报道，倘若取宏观视角，则给人以高屋建瓴、豁然开朗之感；倘若取微观视角，则使人感受到记者的洞察入微，且进入一种感同身受的境界。新华社2007年9月29日的一篇题为《喜迎十七大：民生和谐看上海》的电讯，报道2007年1至9月上海各级党委政府倾心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为普通百姓解决一系列急事、难事和忧心事，内容具体实在，使人如沐春风。有的地区性媒体，在对当地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报道时，进行了如下尝试：重要与贴近相结合，以贴近为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微观为主；理性与感性相结合，以感性为主。此类成就报道显得鲜活生动，冲击力既强，认可度也高，收到了预期效果。可见，实事求是和讲究方式的成就报道，对展现执政党的良好媒介形象有利。成就报道如缺少公众感兴趣的、鲜活的材料和生动的报道方式，单纯从领导层的视角进行叙述和报道，甚至采用生硬灌输的做法，就不免会使公众产生隔膜甚至反感。如此媒介形象展现，其实于执政党并无好处。

在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的过程中，与成就报道相对的是大众传媒对党政机构或部门工作失误的报道，对社会生活中假、丑、恶现象的批评报道。上述两类报道，都被归入新闻舆论监督的范畴。

如同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一样，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难免在工作中出现错误或发生失误。允许媒体报道党政机构或部门工作中的错误、失误，从表现上看似乎有损于党政形象，然而实际上却是有利于提升执政者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的。当年大众传媒以大篇幅报道渤海二号事件和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件并深挖个中深层次的原因，其结果是党和政府借此树立了勇于面对失误、敢于对此负责的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披露以后，该省省长进行了公开道歉和检讨，大众传媒对此及时作了报道。这对于山西省委、省政府的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都是某种补救，具有积极的意义。媒介的相关报道，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在帮助党政机构和部门进行“危机公关”。但是，并非任何一个地区的党政领导都有允许媒介报道当地工作中失误的气度和雅量。而恰好在有无气度和雅量的问题上，折射出了执政能力的强弱和水平的高低。习近平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前往中央驻沪新闻单位和上海各大媒体调研时曾经指出：上海市委、市政府将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全力支持舆论监督，运用大家意见，改进上海工作。“闻过则喜”的态度，体现的是一种对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监督不仅宽容而且欢迎的心态，透映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意识。

突如其来的恶性事件发生后，党和政府如何展现自己的媒介形象?在此非常情况下，各方人士密切关注事态实况和事件进展。向公众及时报道有关重要情况，不仅是稳定一方秩序的需要，同时也是相信人民群众和尊重公民知情权的具体体现。有的地方的党政领导这样做了，在展现媒介形

象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2002年10月2日上午，广西桂林市中心广场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了1死18伤的严重后果。国庆黄金周期间发生如此恶性事件，无疑会使当地党政领导陷入被动境地。但是领导却及时地化被动为主动，案发后仅两小时，时任市委书记的李金早等市领导就及时出现在大众传媒面前，通报了爆炸事件的有关情况。在此后几天之中，又及时向媒体通报关于案件侦破的最新进展情况。该市党政领导，以自己敬业、坦诚、自信的精神面貌展现了良好的媒介形象，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称道。由于及时与大众传媒沟通，并借此传播大道消息，从而遏制了小道消息的流传，国庆黄金周中到桂林旅游的人数，不降反增(增加了2.78％)，创造了历史新高。

面对恶性突发事件，桂林市党政领导理性分析并坦然处置恶性事件，不惧怕因为公开爆炸案的情况而影响社会稳定和自身形象。分析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不难看到正确的理念和信念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李金早说：“一个不自信的政府，有什么稳定可言：一个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政府，有什么稳定可言。”此番言语道明了如下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相信人民群众，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稳定(社会稳定须靠人民群众才能实现，依靠人民群众的前提是相信人民群众)；只有相信人民群众，才称得上是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相信人民群众才可能代表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关键在于政府要有足够的自信(对自己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充满信心，才可能在言行上和心底里都相信人民群众)。有了“两个相信”(相信群众，相信自己)，底气就足，形象就好。然而，“两个相信”又不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党政领导都能做到的，这不仅构成了特定主体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遇事底气方面的差别，构成了媒介形象展现方面的差别，而且凸显出了其执政能力和水平方面的差别。

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与以上所举正例不同，既不能正确对待大众传媒对本地党政机构或部门工作中失误所作的报道，也不能容忍媒体对其所管辖地区社会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批评。“河南省泌阳县县委副书记李海洲在全县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舆论监督时就公开说；‘谁写泌阳的批评稿，就是败坏了泌阳形象，谁就是泌阳的败类。’泌阳县广播电台从河南日报上摘播了一篇对泌阳县的批评报道，还是这位李副书记，立即派人进行查处，台长、编辑、播音员均写出书面检查，并对他们进行了通报批评。泌阳县广播电台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该县司机酒后驾车撞人而后逃逸的批评报道，并提供了车辆牌照，当地公安干警登报对该记者表示致谢。然而泌阳县委宣传部长却大动干戈，责令广播电台台长、副台长等写出书面检查，将那位记者开除(此报道见经济日报)。这些人需要的是树‘政绩’、建‘形象’，而将批评报道视若洪水猛兽，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搞舆论监督的同志，进行刁难、打击、报复。”如此抵制舆论监督，已经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经由大众传媒报道后，既展现了其自身的不良形象，与此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媒介形象，以一己之行为而使党的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均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通过大众传媒展现执政党的良好形象，有赖于党务公开。党务公开，就是执政党最大限度地公开除党和国家的秘密之外的所有公共信息，将党的各项公务活动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由于执政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它须代表人民的意愿，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造福。正因为如此，在党务公开的基础上接受人民的监督也就十分必要，邓小平曾经说过：“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党务，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有效地监督执政权力的运行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党务，才能打破一部分人对于执政党的固定成见。

通过大众传媒展现执政党的形象，还必须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体现执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决策者、监督者和组织者的定位思想。第一，执政党是决策者而非执行者，党的方针政策往往事关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因而，要重视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公众传播和解读重大决策、联系实际阐释党的方针政策，以体现执政党的决策者地位。第二，执政党在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执行之后，充当的是对政府行政和行为过程进行监督的角色，故通过大众传媒协同与引导社会公众依据法律对政府行为进行科学、理性的监督，也有助于社会公众明确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边界。第三，执政党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动员公众广泛进行政治参与，因此在大众传媒中设置能够激发公众参与热情的议题和议程，可使广大公众在全民参与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执政党定位思想的深刻变化。

此外，在大众传播中适度淡化执政党在政府行政及社会公共事件等非执政党事务的“影子”，既有助于体现执政党定位思想的转变，还可以还政府、社会以应有的角色，在凸显相应主体的过程中明晰执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权力和权利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在相关事务中淡化自己的“影子”，对公众改变思维惯性有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公众习惯于将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功过得失通通计人执政党的名下。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由于政府行为导致的调控不力、调控过失，以及在相应条件下滋生的权力腐败等现象时有发生。由政府行为或其他与此相关的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当然不能说与执政党毫无关系，但这毕竟不是由执政党的执政原因直接造成的。然而，一些公众往往还是将此类过失统统归于执政党。就此而言，通过大众传媒适度淡化执政党在非执政党事务中的“影子”。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未完待续)

作者：丁柏铨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邮编：210093

夏雨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邮编：200433

作者：丁柏铨　夏雨禾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 篇2：

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领导干部执政素质的要求

摘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领导干部执政素质的内在要求是：深厚的执政理论素养；高超的执政领导才能；强烈的执政服务意识；开拓的执政创新勇气。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执政素质高的领导干部，是执政党的庄严使命。

关键词：执政能力；领导干部；执政素质

文献标识码：A

一、深厚的执政理论素养

加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执政理论素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党的执政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领导干部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决定其必须具备更高的执政理论素养。而且领导干部的执政理论素养是衡量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党的执政能力能否提高的重要条件。这里的执政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执政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武装的领导干部就不可能是合格的领导干部，就不可能发挥执政党强劲的领导作用。

我们党和国家一贯重视执政党的理论素养问题，并把它当作重要任务来对待。毛泽东早就指出：“在担任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邓小平也说过：“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执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键在人。”邓小平这里所说的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也强调要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要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灵魂，执政党的广大领导干部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理想也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培养，提高执政党的执政理论水平，关系到广大干部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进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执政理论素养已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存在观念模糊倾向和政治理论素养下降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头脑里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素养。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素养。在当前执政党的领导干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务必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取得新成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增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理性与自觉，努力学习和培养构建和谐社会的本领。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体现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它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党执政的行动指南和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因此，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前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素养的重要路径。

二、高超的执政领导才能

当今国内矛盾依然存在、各种利益冲突还没有消除和世界并不太平安宁、国际冲突依然不断、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如果领导干部不具有把握复杂多变局势的执政领导能力，就不能在国内国际竞争环境中沉着应战，就会在各种执政工作中处于被动的状态，就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到重大挫折，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具有高超的执政领导才能。

1．鉴别政治能力。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类型统治集团都有鲜明的阶级性。在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牢牢把握这一点是极为重要。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把握不牢，走偏了方向，分不清政治是非，失去政治鉴别力，不仅各项建设很难搞好，而且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各级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应有敏锐的洞察力、科学的判断力、严谨的分析力，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认真贯彻和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政策，坚定不移地推动党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2．处理关系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执政的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紧紧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执政方针，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在执政中遇到的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问题，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践表明关系处理得当就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否则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针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妥善处理和化解在改革中出现的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协调不同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和解决各种困难，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组织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更好地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提高执政魄力。一方面，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依法办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执政，决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要办事果断雷厉风行言出即行；要敢做敢为知难而进勇挑重担；要大事来临不惊慌失措，小事面前不麻痹大意。这就首先要求执政党的领导干部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在人民群众中的执政威信。另一方面，执政党的领导干部要爱民亲民为民，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认真落实党提出的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的要求，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领导干部的执政魄力也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实现。

4.讲究执政方法。执政是人类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既需要制度的规定，又需要执政者的经验和智慧。同是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作出什么样的执政方法，从哪里突破比较容易收到效果，这是制度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而需要执政者审时度势，善于抓住问题机遇和突破口，这就是执政方法和艺术范畴内的问题。领导干部为保证执政方式的正确，不但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而且要善于交换、比

较、反复，就是要善于掌握各种情况和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利于全面地认识问题；比较各种决策方案，辨别是非，判断优劣，以便择善而从；对决策方案进行反复思考，力求决策不出纰漏和错误。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执政传统和执政方法，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这些领导方法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要敢于根据不同的形势和状况进行执政方法创新，因地制宜地采取切合实际的执政方法和执政模式富有成效地开展执政工作。只有具有高超的执政方法的领导干部，才能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扎扎实实地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三、强烈的执政服务意识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人民的必然要求。然而党的执政能力并不能自发地提高，要靠广大的领导干部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中去，这必须要求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执政服务意识。

1．执政为民意识。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体现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代表着每一历史的时代精神和发展方向。我们党一贯强调执政为民意识。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就明确提出我们执政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邓小平也强调，要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我们想事情、做工作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的衡量尺度。江泽民也重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执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得人心者得天下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意识。只有真正执政为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不会失去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各级领导干部都应树立强烈的执政为民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执政立场，这也是我们的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大法宝。

2.执政大局意识。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执政党和党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知识，提高执政兴国的本领。邓小平曾经说过“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江泽民也同样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否则这个美好的目标就只能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以胡锦涛为核心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领导干部要坚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创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新局面。要求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领导干部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发展势头，理顺发展思路，切实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讲经济建设大局，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考虑问题。

3．执政稳定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需要执政党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仅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而且还需要执政党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因为一次国内动乱，可能会使已经取得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丧失殆尽；而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可能使人类文明倒退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在这一方面我们有着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凡是具有政治远见的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因此必须强化领导干部要维护安定团结的执政大局意识，合理地调整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和国际关系的矛盾，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国内外执政环境。

四、开拓的执政创新勇气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不能因循守旧，又不能全盘西化，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决定的，它要求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执政经验的积极成果，古为今用吐故纳新；又要吸收和借鉴西方政党在长期的执政经验中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兼收并蓄，而且要在继承传统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执政党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进行执政创新。

1．新的时代要求执政创新。当今时代，是竞争和创新的时代．没有创新的执政党就会被淘汰，就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我们领导干部执政实践上不开拓进取，死守过去的条条框框不放，就会窒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机与活力，就会被人民所抛弃。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社会要进步、国家要繁荣、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执政方式上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开拓新视野做出新概括，“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执政实践中，领导干部要创新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执政观念、执政做法和执政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执政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执政桎梏中解放出来。

2．新的实践呼唤执政创新。新的执政实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执政路线、执政方针、执政政策，在执政实践中探求各种工作的运动规律，要求执政理论不断在执政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执政理论创新品质。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但是我们所要求的执政理论创新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不是脱离实践的创新，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创新。“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执政理论创新；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离不开执政理论创新；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执政理论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掌握国际斗争的主动权，离不开执政理论创新；完成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执政理论创新。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执政创新。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造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活动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进步状态和文明程度的表现。没有以领导干部的执政创新为主的党的执政能力的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就不能实现，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从事着公共事务管理，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主体，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加强执政创新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深刻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这对领导干部执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求，进行执政创新的探索，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基础。

总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决定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执政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巩固和发展，党能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能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执政党能不能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执政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素质是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和庄严使命。

责任编辑 肖 利

作者：仇小敏　龚秀勇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 篇3：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适时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重大战略课题。全会认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方面重点要提高五种能力，即：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最终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以来的执政经验，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迫切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应对新世纪新阶段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的迫切需要。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正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任务还远没有实现。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只有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才能使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总结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近些年来，世界上一些有较大影响的政党接连丧失执政地位甚至走向消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政党的自身建设，忽视了自身执政能力的提高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中国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走上执政地位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十分重视自身的建设，并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克敌制胜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一个重要法宝。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五周年前夕，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执政五十五年来我们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专题研究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并把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到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的高度。这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由过去的急风暴雨群众运动式、集中工作方式向制度化、科学化、法制化、经常化建党的重大进步。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执政五十五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执政理念上的一次重大调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式上也必须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必须彻底抛弃那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执政方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的新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可以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是我党自身的一次重大改革，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党建设问题的认识上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了重大转变，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

通过四中全会，我们认识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是一项重大紧迫的战略任务。对于执政党的党员来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要写在文件上、见诸于报告中，更要树立在头脑中、落实在实践中。我们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在新形势下共产党执政的内在规律和基本要求，进一步增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作者：谭荣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