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关系论文

【摘要】国际投资协定中不同的税收措施规定或安排模式将国际投资税收争议全部或者部分纳入或排除ICSID国际仲裁管辖，给国际投资税收争议带来了复杂性。文章通过国际投资条约中税收措施规定的不同类型来分析国际投资领域税收争议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模式问题，从而对我国当前国际投资条约中处理税收措施安排提出建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际投资法关系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投资法关系论文 篇1：

论国际投资法晚近发展及对我国外资法的影响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晚近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其导致国际投资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研究晚近国际投资法最新发展变化并分析其对我国外资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趋势，并在分析当前我国外资法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外资法相关建议措施。

关键词：国际投资法 发展 外资法 现状 完善

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是直接相关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投资日趋活跃，各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更高了，为了发展经济，各国无不视吸引外资为捷径，并且为外资的进入提供可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条件。而中国想要在引进外资方面有显著突破和发展，就需要根据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动向来调整自身外资政策，从而最大程度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一、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到技术转移、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指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的一种趋同化的过程，它是全球化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中，各国关于外资的立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逐步趋于一致。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来源于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不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而是指各国法律趋同化或统一化的过程。就国际投资法而言，全球化主要表现在：

（一）国际立法的协调

虽然各国的条款在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涉及到受保护的投资关系、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和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有利于条约内容的协调，使各国缔结的条约内容也趋于同一化，促进国际投资法的统一，这对強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保护、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国际投资法由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规范组成，从国际立法的角度看，国际投资立法相互间的协调性日趋明显。首先，双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各缔约国从中所获得的权利义务趋同化。其次，双边投资条约形式逐步趋同化。

（二）外国投资法的移植和融合

一方面，外国投资法由于政治体制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妨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90年代以前，世界上存在两大各具特色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这两类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各不相同。但90年代后，随着一些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两类法系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使得法律制度也表现出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移植、借鉴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法系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吸收到自己的法律之中。这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各国外资立法的精神、基本原则趋于一致。[2]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也存在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立法时，倾向于对外国投资实施管制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但这些运动不久又陷入了低潮。而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加强，特别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外资立法，而采取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修改其外资政策与立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同时，为了完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要求，外资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开始向发达国家外资立法的标准靠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准入、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等重大问题的规定。

国际投资法所表现出的上述趋同化的趋势，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必然规律。国际投资法，特别是东道国外资立法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影响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增加投资风险，不利于一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且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这些都为国际投资法的统一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晚近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趋势

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首先，从国内法看，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修订了其外资法，扩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的程度。变化最大的有前苏联、东欧国家等。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自90年代初就实行经济转轨，并制定和颁布了新的外资法，加强对外资的保护①。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各国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尤其表现在企业设立权、公平待遇、国民待遇、国有化赔偿标准、国际纠纷的解决以及确保利润和资本的返回等方面。从总体上说，各国的外资政策由于自由化运动而正在日益趋同。此外，在国际层面上考察，双边投资条约网正在不断扩大，至2006年6月已有将近1760个涉及国际投资的条约，其中约有1/3是在近十年缔结的，涉及178个国家②。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公约，都显现放松对国际投资管制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修改外国投资法，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以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3]

（一）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1、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或部门逐步开放

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些事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部门，均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当然，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对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更严些。但近年来，这一限制已逐步放宽。有些传统上由本国投资者独占或控制的领域，特别是服务部门，现在也面临着逐步开放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对服务业的开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于1995年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在银行、保险、对外贸易和零售商业等行业均已有限制地对外开放。

2、允许外资进入的条件逐步放宽③

这主要是指所谓的"履行要求"问题，即外资获准进入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履行某种特定义务。这主要包括当地成份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当地股权要求、外贸平衡要求等④。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引导外资为本国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在外资法中对此作了规定。近年来有些国家修改甚至取消了这一要求，例如墨西哥的新外资法就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者施加的履行要求。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均允许设立由外国公司全部拥有股权的子公司，而不再要求仅采取合营企业的形式。

（二）加强对外资的保护

经过多年的实践，许多国家都认识到外资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对外资保护也日趋加强。如对外资最大威胁的国有化问题，各国法律都明确予以规定，保证法令公开，以维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例如，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新外资法均规定外资不受国有化的影响，若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则予以补偿；保证外国投资者所取得的收益汇出国外等⑤。

同时，近年来国际上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呼声日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埃及、南美的一些国家，已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在国际立法上，GATS则要求在承担特定义务方面实行国民待遇，而TRIMs协议将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引入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虽然二者在对象上不同，前者是投资，后者是货物，但其体现出外资保护的趋势进一步扩大。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现有的关于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将会继续得以改进和发展。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对外资的保护，将仍是各国外资法努力的方向。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实体规范的多边框架或公约将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努力的目标。关于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应处理的一些问题，现已由国家层次进入了国际层次，成为国际性讨论的实质性问题⑥。但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对这些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例如，既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投资的要求，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并带来共同的好处。

（三）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作出规定，是国际投资法的新变化之一。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主要体现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MIs）之中。

TRMIs协议是乌拉圭回合的三大新議题之一，其目的是为保证贸易的自由化，防止各国的投资措施对国际间贸易自由起限制和扭曲作用。其内容虽然是有关投资措施的规定，但其从根本上属于国际贸易法。根据该协议，各成员国的核心义务主要是取消有关经营要求方面的投资措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TRIMs协议的实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保护其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对其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但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了发展中国家较长的过渡期，并允许其在规定的情况下暂时背离协议第2条的规定。TRMIs协议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规范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国际性协议，因而具有重要地位。它将关贸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等原则引入国际投资领域，这对于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4]

三、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当前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引进来"战略的实施，为了大量吸收外资，我国不断加强对外资的法律保护。在参照国外相关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外资管理与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国的外资法律体系主要由外资专项立法、外资配套立法以及其他法律中的外资专门法律规范构成。

（1）外资专项立法。中国的外资专项立法以往主要是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的类型或投资方式制定的。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实施细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及实施细则、《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等。[5]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外资专项立法是按照不同的投资行业来制定的，如《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外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外资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等等。目前，此类外资专项立法多涉及对服务业的外资准入管理。

（2）外资配套立法。作为中国外资专项立法的配套法律，外资相关立法包括调整外资投资企业税收、工商、外汇、劳动、进出口、海关等法律法规。诸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海关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监管和征免税办法》等等。

（3）其他法律中的外资专门法律规范。外资专门法律法规出现在众多的法律法规中，这部分法律法规是中国外资法的补充。例如，《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应适用中国法律。

（二）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问题分析

（1）从我国外资立法的表现形式看，我国没有制定完整、系统、统一的利用外资的法典。我国目前的外国投资法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归根结底在于没有一部处于外资领域的基本法地位的法律，统领其他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给外国投资立法一个统一的定位，使其他所有的投资法律有一个约束。

（2）从立法模式看，我国采用国内经济立法与外商投资立法并存的"复合双轨制"立法模式。从而使得我国的外资法规数量众多，结构繁杂，层次不一，甚至会出现对同一类调整对象，仅仅因其主体国籍不同而有两套不同的法律、法规予以调整的情况。

（3）从外资立法内容看，三部基本法律内容之间及与其他相关法律之间内容相互重叠與矛盾。其一，三部基本法框架本身缺乏系统性，内容相互重复，规定不统一，相互关系难以理顺；其二，与其它法律如公司法存在矛盾。这些严重影响了我国外资立法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给实际操作与执行增加了难度，使得我国外资法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从立法目的与理念来看，目前外资相关法律没有起到规制政府权力的作用，导致公权力过大，外资企业利益没有法定保障。我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现实生活中人治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之中，目前外资法律没有对政府审批权限（如审批的范围，审批的程序等）予以清晰规定，其导致政府权力过大，易于暗箱操作，背离了合法管理和保护外资企业的立法初衷。[5]

四、完善我国外资法的若干法律思考

国际投资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与开放的深化扩大，对我国外资法的完善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和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为此，我国要在这次全球性的投资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投资立法，占得先机、把握主动权。[6]

1、加强全球化对国际投资法及我国法律影响的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每推进一步，都需要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其必然导致和传统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法学理论来解决。

2、正确对待经济主权弱化这一问题，不能盲目地对此持抵制态度。毫无疑问，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主权，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主权的让渡与坚持国家主权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事实上，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中，都留有主权让渡的痕迹，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接受TRIMs协议、GATS的约束，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让渡的前提应是经过平等协商，由主权国家自愿做出的，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因此，对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出现的弱化经济主权的现象，我们不应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而应主动适应此种环境，寻求在此情形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

3、采取相关措施，适应自由化的潮流。首先应逐步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味的保护并不能提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业进行分类，将那些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行业列入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延伸到此类产业的市场准入阶段。其次，简化我国的现行审批制度，减少市场准入的阻力。我国现行的个别审查制过于严格，审批时间也较长，审批环节过多。具体改善做法可结合上述行业分类和投资方式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审批程序。

4、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以增强我国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引进我国亟需的高质量外国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欧美外资在我国高质量的投资仍然没有满足我国的需求。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保护的标准不够高，没有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

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化及其补偿做出明确承诺，二是切实实行国民待遇。外资的国民待遇可分为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对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由于对我国的影响深远，且还不是国际义务，在完成对我国投资立法的相关改革之前，可暂不实施，但对准入后的外国投资，则应全面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已在民事权益的保护、行政司法救济方面给外资以国民待遇，但在宏观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修改我国的外资立法，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收购、企业的扩张、管理、经营、营运、销售及其他对投资的处置方面。

注释：

①余劲松. 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186-187.

②李玉. 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与法， 2007（11）.

③徐崇利. 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J]. 中国法学， 2006（5）.

④余劲松. 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292-297.

⑤同上

⑥李玉. 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与法， 2007（11）.

参考文献：

[1]钟阳胜. 跨世纪国际投资与外资政策新变化[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1）.

[2]都亳. 论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J]. 当代法学， 2001（6）.

[3]余劲松.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186-187.

[4]徐崇利. 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J]. 中国法学， 2006（5）.

[5]余劲松. 论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J]. 法学评论， 2005（6）.

[6]徐箐. 加入WTO与我国外资法的完善[J]. 法学， 2001（1）.

作者简介： 韩炜炜，女，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11级研究生。

作者：韩炜炜

国际投资法关系论文 篇2：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争议仲裁选择

【摘要】国际投资协定中不同的税收措施规定或安排模式将国际投资税收争议全部或者部分纳入或排除ICSID国际仲裁管辖，给国际投资税收争议带来了复杂性。文章通过国际投资条约中税收措施规定的不同类型来分析国际投资领域税收争议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模式问题，从而对我国当前国际投资条约中处理税收措施安排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际投资协定 国际税收争议 国际投资仲裁

国际税收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国际投资作为当前国际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天生就与国际税收问题自然结合在了一起。一个国家税收的相关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国家间接投资。国际税收在本质上是主权国际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税收协调关系，涉及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之间、主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导致三者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产生国际税收争议。按照国际税收争议主体的不同，国际税收争议一般分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税收争议和主权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争议。文章介绍的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是纳税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税收争议，在国际投资领域常见的投资者也是东道国纳税人中的一部分，因此，资本输入国（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中也有部分是由于国际税收而引发的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下文所指的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就属于此类。

国际投资领域税收争议解决方式的双重性

TPP协定，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以下简称TPP），属于自由贸易协定范畴。2011年11月12日，TPP谈判方宣布了TPP协定的框架，TPP投资条款分A和B两部分。B部分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问题。在TPP 协定经贸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上，美国已明确表态拒绝采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而主张外资在发生争端时可诉诸“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并且解决争议的主要方式是仲裁。在区域贸易安排中，主流的争议解决方式也是仲裁。①在国际投资领域，投资争端的解决历来是外国投资者及其母国、东道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并力求高效、公平解决的问题。当代贸易自由化国际背景下，根据近年来的实践以及相关条约的规定可以看出，美国作为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简称BIT）范本的推行者，正努力将其所倡导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仲裁管辖在世界BIT协定中推行，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接受了国际仲裁方式，那么一项国际投资领域的涉税争议也可能面临着进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国际仲裁的可能。但投资领域的涉税争议在采用ICSID仲裁管辖之后是否能够真正能够纳入仲裁管辖还取决于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投资协定中有关税收措施的安排以及缔约国对ICSID仲裁管辖的同意方式。

国际税收涉及一个主权国家的税收主权，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方式要受到一个主权国家所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关于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约束。从现有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来看，国际税收争议解决主要还是以相互协商机制为主。纵观世界各国，国际税收争议的仲裁机制适用顺序都有一定的附属性—即都是在相互相商程序未能解决该争议或该争议未能解决之后才可以启动。换句话说，国际税收协定下国际税收争议解决的第一方式仍然是相互协商程序。

这样一来，在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将可能面临着国际投资条约争端解决机制和双边税收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双重调整。而这两种协定下税收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又有很大差别，国际投资条约以ICSID投资仲裁为主流，税收协定以相互协商为主流，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的争端解决机制方式选择不同会给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主体的利益保护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在TPP背景下ICSID国家仲裁成为了国际投资领域的主要选择方式，虽然仲裁全辖权同意的开放度有所不一，但对于这种争议解决方式基本认同。中国经过最终的利益权衡之后，于1990年2月9日签署了ICSID公约，公约自1993年2月6日起对中国生效。两套完全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背后是对国际利益和海外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不同平衡，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可以纳入国际投资ICSID国际仲裁呢？因此，需要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正确处理国际投资条约中税收争议的路径选择问题。

国际投资领域税收仲裁的可仲裁性

国际投资协定中关于税收措施规定之类型。世界各国对外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对税收措施规定的不同情形，决定了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可仲裁性.目前，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存在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全盘肯定式。这种模式是指把税收措施全部都涵盖在国际投资协定中。1992年美国一俄罗斯BIT较为典型，该条约中没有提到税收措施条款。这种规定使得可以理解为所有税收措施均被涵盖该条约调整范围之内。

全盘否定式。这种模式是指把税收措施全部排除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例如：1999年阿根廷—新西兰BIT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本协定规定不适用于任何缔约方领土内的税收事项。此类税收事项应当由各缔约方的国内法，并按缔约方之间缔结的任何涉及税收的协定的规定调整。”②

有限度例外式。第一，投资待遇条款的例外。这种模式中税收措施例外条款在投资待遇条款下存在，投资待遇条款对税收事项的适用作了例外规定。从条约来看，这种税收条款一般是直接存在在投资待遇条款中作为例外情况而规定。实际上，这种安排是将有关税收措施的安排纳入国际投资协定之中，只是在投资待遇条款上进行例外，使其肯定后之否定。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二章规定了投资保护，其中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了投资保护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第二章第十条规定了投资保护例外：“第三条和第四条不得被解释为缔约一方有义务将该国由于下列原因授予的待遇、优惠或特权方面的利益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及其投资：或（二）由全部或主要涉及税收的国际协定或安排或任何国内法律而产生的缔约一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如果本协定与其他有关税收的国际协定或安排不一致，以后者为准。”中国的大部分BIT协定中采用了这种模式，包括中国与古巴、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等BIT。

第二，全部条款的例外。这种模式中税收例外条款从形式上来看不仅仅是针对投资保护中税收措施进行例外，而是在整个投资协议适用中进行例外存在。这种有限度例外中的全部条款例外不同于全盘否定式。因为它首先明确规定协定中的所有条款原则上不适用于税收问题，然后通过肯定方式列举出缔约方允许适用于税收的事项。可以理解为它采用的是先将有关税收措施排除在国际投资协定之外，然后再有条件将其纳入，是否定后之肯定。如2004年《美国BIT范本》第二十一条规定：“除非本条款另有规定，协定的所有条款均不适用于税收事宜。同时，条款又规定，征收、业绩条款当中的第24 款、投资合同或投资授权之违反可适用于税收事宜。”③

国际投资协定不同处理方式下的争端可仲裁性评析。在国际税收仲裁的可仲裁性一般与仲裁庭管辖范围和仲裁程序紧密相关。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如何对这两方面进行规定直接导致了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可仲裁性。本文仅仅从国际投资协定关于国际仲裁争端解决管辖范围来进行研究。

从国际实践来看，大部分国际投资协定对于仲裁庭管辖范围都会作出规定，国际投资协定规定的可以适用仲裁解决的争端类型主要分为三类：可仲裁的事项范围仅包括与征收补偿额或转移支付有关的争端；可仲裁的事项范围包括因履行投资协定下与投资有关义务而产生的争端；可仲裁的事项范围包括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端。

可仲裁事项仅包括与征收补偿额或转移支付有关的争端。这一仲裁庭管辖范围相对非常有限。按照国际投资领域税收条款安排模式来分析，全盘肯定式的情况下当然已经将其纳入了国际仲裁庭管辖范围；全盘否定式的情况下当然也已经将其排出了国际仲裁庭管辖范围。关键是，在有限例外模式情况下，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投资税收争议是否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庭则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有限例外模式下，如果采用投资待遇条款例外模式，如果在投资待遇条款例外中规定了征收补偿额、转移支付等不适用税收措施，那么该国际税收争议则不再具有提交国际仲裁的可能；如果投资待遇例外中仅就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规定了税收措施例外，而没有就征收、转移支付等不适用税收措施进行例外规定，那表明由征收补偿额或转移支付有关的税收措施引起的国际税收争议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如果采有全部条款例外模式。如果采用全部条款例外模式下，基本又再次将征收、转移支付有关的税收措施已经纳入了投资协定范围，当然由此而引起的国际税收争议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

可仲裁的事项包括因履行投资协定下与投资有关义务而产生的争端。这一仲裁庭管辖范围较第一种情形已经有所扩大。按照国际投资领域税收安排模式分析，全盘肯定式的情况下同样也将其纳入了国际仲裁庭管辖范围；全盘否定式的情况下与将于税收有关的投资义务也已经排除了国际仲裁庭管辖。在有限例外模式下，如果采用投资待遇条款例外模式，除了投资待遇中的税收义务不适用排除外，其余投资义务中的税收义务并没有排除，则除了投资待遇引起的税收争议不能提交国际仲裁外，其余与税收有关的投资义务所引起的争议均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如果采全部条款例外模式，也就是将大部分的税收引起的争议排除了国际仲裁，而仅有少部分的投资引起的税收争议可以提交国际仲裁。

可仲裁的事项范围包括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端。这一仲裁庭管辖范围较前面两种范围可谓是最大。按照国际投资领域税收安排模式来分析，全盘肯定式情况下同样也将其纳入了国际仲裁庭管辖范围；全盘否定式情况下则将与税收有关的投资义务也已经排除了国际仲裁庭管辖。在有限例外模式下，如果采用投资待遇条款例外模式，虽然税收措施已经排除在投资待遇条款外，但是由于是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端，而税收争议完全可能由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环节的过程中带来，单纯将税收措施排除并不能完全消除投资领域的任何税收争议，给此类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如果采用全部条款例外模式也可以同样得出一个结论，此类情况同样给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但相对于投资待遇条款例外而言范围还是较小。

国际投资协定税收措施安排下仲裁解决方式评析

全盘肯定式下争端的可仲裁性。这种将税收措施安排在常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规定下都全盘将国际投资领域内的国际税收争议肯定在了国际投资协定之下，也就是说一项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此时也可以纳入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际仲裁方式。换句话说，此时的该项国际税收争议纳入了国际投资协定和国际税收协定两种协定下的争端解决。国际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是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而国际税收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方式是相互协商或者是国际税收仲裁。如果是相互协商程序，那就完全与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仲裁相冲突。即便是采用国际税收仲裁方式，由于国际税收仲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国际税收仲裁也是完全不同于国际投资领域仲裁方式。正是因为此情况下争端解决机制的巨大差异，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中，给投资者争端解决带来了更优的选择性。投资者可以将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国家的税收主权必然受到影响。投资者选择不同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方式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增加了争端解决结果的不确定。

全盘否定式争端的可仲裁性。这种将税收措施安排在常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规定下都全盘将国际投资领域内的国际税收争议否定在了国际投资协定之外，也就是说一项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此时已经不能在国际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方式下解决，也就不可能诉诸于国际仲裁机构。这种情况下，该项国际税收争议一般是按照国际税收协定之争端解决条款规定，将此争议提交东道国国内解决或者是通过相互协商程序或者是国际税收仲裁。

有限度例外式争端的可仲裁性。这种将税收措施有限度例外式规定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一项国际投资领域内的国际税收争议是否可以适用仲裁方式解决又开始具有模糊性，需要结合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程序条款方能确定。从上述分析来看，这种税收措施安排中将国际投资领域的税收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情况也比较多。投资保护待遇例外安排模式较全部条款例外模式安排更容易将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纳入国际投资仲裁管辖。

如果国际投资协定采用了全盘否定式的税收措施安排模式，那在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没有提交国际仲裁解决的可能性。全盘肯定和有限例外模式下此国际税收争议无论在各种国际投资争议争端解决程序的规定下均有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争议会提交国际仲裁。晚近各国的投资缔约实践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可仲裁事项仅包括与征收补偿额或转移支付有关的争端类型的规定，而转向普遍接受国际投资仲裁庭的管辖权。这也就极大地扩展了可仲裁税收争议的范围。而国际投资条约实践中，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全盘否定国际税收措施的投资协定已经越来越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国际投资税收争议交由国内法解决已经不适应当今为投资者提供国际法保护的趋势，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理念，已经为大多数国家所鄙弃。绝大部分国际会根据自己国家的投资状况和税收主权利益等因素，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安排采用有限例外模式。这样一来，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可仲裁趋势明显加强。

综上，通过对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方式和我国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安排的实践可以得出，我国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纳入CISID国际仲裁管辖的概率相对较高。随着这种涉税争议的增多，将本来属于国际税收协定下的税收争议介入了国际投资争议领域。这必然对我国税收主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会影响我国政府的政策空间，这也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机构在国际投资领域队发展中国家的反复告诫。在《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和2004年的《圣保罗共识》都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根据自己的国际投资协定目标、结构、方式等确立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框架，必须在权利义务框架中保留足够的政策空间，使政府能够在这一框架下灵活运用这些政策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博士研究生、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讲师；本文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一流学科—国际法（国际税法）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注释】

①杨海涛：“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人民论坛》，2015年第2期。

②蔡从燕：“国际投资条约实践中的税收措施问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0年第2期。

③李庆灵：“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条款研究”，《国际经济法学刊》，2011年9月。

责编/张晓

作者：廖莉

国际投资法关系论文 篇3：

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困境与展望

摘要：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使我们跳出以往只在WTO体制下构建多边投资协议的思维定式，放宽我们对于构建国际投资领域实体的视野，为当下处于困境的国际多边投资实体法律规则的构筑寻求一个新的出路，使我们能够及时对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想，为我国及时调整应对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多边；独立；实体规则；国际投资；WTO体制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时期过后，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趋活跃，国际资本合作日益加强。然而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投资法律制度却相对落后，不利于造就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国际投资环境，不利于保护跨国投资者的基本利益。因而建立一系列具有独立性、综合性、全球性和多边性的国际投资多边条约实属必要，多边投资立法的加强， 不仅是弥补现有国际投资立法不足的重要手段， 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必然要求。[1]

一、国际投资实体规则的现状

二战后，经过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已经基本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国际投资规则，然而国际社会中却仍然缺乏一套完善的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多边实体规则的缺失不仅是数量上的稀少，而且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缺少强有力的执行保障。笔者认为，现有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难以保障国际投资的有效运行，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迅猛发展的有力势头，急需国际社会努力协调，以便建立独立的多边实体投资规则。

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5年到1998年进行了一次缔结综合性多边投资条约的尝试。但是由于各国利益纠葛，难以平衡和协调，最终各成员方未能达成一致，仅仅签订了一份MAI草案。[“MAI” 是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的缩写，中文名称是“多边投资协定”，MAI草案是指多边投资协定的草案。]MAI是一项以开放市场为目的、大力推进投资自由化进程和以开放市场与投资保护两个侧重点相结合的多边投资协议。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企业竞争能力差，在面对可能导致外资无限制的大量涌入的MAI时，它们的反应更加激烈，并且常常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1]

二、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可能性

各国利益纠葛，难以协调、平衡，使得关于仅存于WTO体制下构建多边投资协定（MAI）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在WTO之外再建立一个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呼声渐起。

MAI草案最终未能生效，但是它不失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了方向，它具有很多开创性的精神并且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奠定了基础。然而，近年来，虽然国际社会在WTO框架下建立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简称TRIMs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虽然都涉及到了投资问题，而且在诸如争端解决、多边投资担保等领域，多边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最后随着MAI协定的失败告终，国际社会始终未能在WTO框架下建立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因此，为了适应国际投资环境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希望能够跳出WTO的框架限制，在WTO之外建立一个多边投资规则的呼声渐起。

（一）促进国际投资与贸易两者良性发展，加强国际经济交流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关国际投资的措施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反之，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措施也会直接影响国际投资的发展。

1986年9月至1994年4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进行了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简称“乌拉圭回合”谈判。在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规范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国际性协议，对那些可能扭曲国际贸易的投资措施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对于国际贸易措施可能会对国际投资造成的影响却未予以规范，因此，有关国际投资的多边实体规范仍需要我们努力构建。[2]构建独立的多边实体投资规则是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两者良性发展，加强国际经济交流的重要举措。

（二）有关国际投资的协议种类繁多，体系繁杂，不利于国际投资的良好发展，构建独立的多边实体规则实属必要

有关国际投资方面的实体规则已经成为国际规则制度中增长最快，数量最多的规则。

在2011年的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世界投资报告发布会上，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世界投资报告》主编詹晓宁就曾说道，构成国际投资法律体系的各类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6100多个，过去几年平均每周至少签署3个。而且这些协定分别是不同时期，不同政府签订的，体系复杂，种类繁多，相互之间的适用性很差，很难保障国际投资参与者的利益。对上述协定管理难，成本高也成为当前国际投资协议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在此背景之下，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刻不容缓 。

（三）当前的国际投资协议发挥作用的领域局限于双边，更有一部分的协议是局域性的，在全球范围内的适用性不强，为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创造了可能性

国际投资协议大体包括双边的，多边的，甚至是区域性的。双边协定与区域乃至多边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相互签订的，并不对所有国家都一致适用，并且各种不同的投资协议适用的范围和处理问题的原则的不同，造成对各个国家投资者适用的不一致，不利于保护国际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国际投资协议中存在的新协定对旧协定的更新问题，协定的内容不一致，效率问题、以及监管困难问题都为构建独立的、全球性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创造了可能性。

三、 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困境

（一）国际投资领域的谈判受阻，构建国际投资领域的独立的多边实体规则缺乏可实现性

国际投资领域的谈判之所以频频受阻，这是因为国际投资不同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不仅仅是货物和商品的跨国界流动，而且跨国投资者还要深入到其他国家内部去开展经济活动，这就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那些市场可以准入，能不能掌控股权，是否享有平等待遇等问题。造成了有关国际投资领域的谈判往往难于国际贸易方面的谈判。[4]

（二）国家之间历史背景不同，经济观念的不同，利益关系不均衡，很难达成一致的国际投资政策，因此构建全球性的、综合性的、多边的投资实体规则实属不易

由于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的不同，价值取向和经济观念的不同，利益关系不均衡等等，造成各个国家采取不同的投资政策，可能造成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不利于国际投资发展的情况，还有些国家内资本项目根本不开放，或者是不能资本不能自由流动，造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涵盖多个国家的，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存在一定的困难。[5]

（三）构建一个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并且对世界上多数国家生效的规则，其过程极其漫长

想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独立的，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首先要综合和均衡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国际投资环境的巨大差异，保障弱势国家的基本利益，保障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参与，有学者认为MAI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是“富国的游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得不到保障，并且大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意帮助或者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的发展，利益发展的不均衡，各自为营，国际投资领域的歧视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造成很难在大部分国家之间达成一致意见，构建起一个全球性，独立的，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6]到底多边投资实体规则是否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是否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投资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是否只顾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东道主国家的利益，这些亟待解决。

（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愿或者是没有准备进行国际投资领域方面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谈判的打算

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程度加大，但仍然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并未对国际社会迅猛发展的投资自由化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它们仍只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即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积极调整国内的投资政策，努力进行国际投资方面的合作，开放越来越多的投资领域 ，大力吸引外资，鼓励外国投资者，但发展中国家中的大部分国家考虑到本国资本和投资者的基本利益，而且开放国内投资环境，有可能会对本国的金融和经济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它们大部分仍然采取消极的投资政策，不愿意开放市场，吸引外资，甚至采取了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保护民族资本。[7]国际投资领域方面的壁垒仍然很大，为构建全球性的、独立的、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四、中国对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应采取的态度。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考虑如何应对构建独立的多边实体规则的潮流，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国情，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日益繁荣的今天，中国应当在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一）做好有关国际投资领域的理论研究，为国际投资规则的构建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意见

国际社会与国际经济法仍处于变革时期，国际投资理论日新月异，然而我国虽然对WTO规则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但是对有关国际投资方面问题的前瞻性理论研究仍然不足，与国际社会平均水平相差甚远，我国学者应当充分研究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利弊，以便我国能够抓住参与多边实体规则构建的契机。笔者认为，可以成立研究国际投资规则的专题小组，招募有关国际投资方面的专家积极参与研究，搜集有关资料，对国际投资实体规则的适用范围，适用原则，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等进行重点研究和讨论。对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构建提供前瞻性的意见。

（二）积极实施“走出去”政策，开放投资环境，积极调整国内的投资政策，建立与国际投资规则相适应的国内制度，应对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国内投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我国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能固步自封，积极调整国内的投资政策，开放市场，鼓励外国投资者，积极引进外资，为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政策，保障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应该加大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鼓励国内资本走出去，维护国内的金融和经济稳定。构建独立的多边实体规则有利于对在国内外的投资者了解并掌握投资规则，适用统一的投资规则，保护外国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利益关系。[8]中国应当积极促进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建立，为国际投资实体规则的构建不懈努力。

（三）掌握独立的“话语权”，防止发达国家独揽国际投资的有利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国内资本的实力不容小觑，中国的大国地位和能力是一种不可置否的客观事实，中国如何在国际投资领域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作为，甚至被边缘化，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中国应当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积极参与有关国际投资领域的双边或者是多边协议的谈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掌握自主权，在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的过程中，据理力争，并且积极促进构建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

五、结论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在国际贸易领域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制度，在关注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着眼于在WTO 的框架制度外，构建一套独立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鼓励国际投资的发展。国际投资虽然日益繁荣，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投资立法却不够发达，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利于平衡东道主与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因此，在WTO框架外建立一套全球性的，综合性的，独立性的多边投资实体规则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陈安.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余劲松.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韩立余.GATT＼WTO案例及评析（1984-19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韩立余.WTO案例及评析（1995-199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刘笋.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质及其对国际争端解决法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6]刘笋.国际投资保护的国家法制若干重要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

[7]刘笋.WTO法律规则体系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8]余敏友.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法律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戴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