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影响公共行政论文

2022-04-24

作者简介：倪璘璘（1989—），女，汉族，安徽合肥人，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摘要：“四个全面”的提出更加全面的展现出新一轮改革的戰略部署。如何在十二五规划的收官阶段顺利承上启下考验着改革的持续性与科学性。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信息技术影响公共行政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信息技术影响公共行政论文篇1：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摘要：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日益凸现，信息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先进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前导要素，它所引发的社会信息化则将迅速改变社会的面貌、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信息技术　公共行政　影响

一、信息技术概述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是指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手段获取、传递、存储、处理、显示信息和分配信息的技术。信息技术的学科结构十分复杂，但具体来看，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门技术：感测与识别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信息处理与再生技术、信息施用技术。

信息技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进而改变着人们生活的环境。信息技术的影响渗透到经济增长方式、人类社会时代、思维方式、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公共行政是信息技术方方面面渗透并影响的一个方面，下面我们将简述信息技术对于公共行政的影响。

二、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影响

公共行政，就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而其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点：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公平、实施管制、宏观调控。因此，公共行政对于人的生活以及国家的管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涉及行政管理模式、行政组织与人员、行政公文、行政环境等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些因素分别论述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影响。

2.1　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推动促进

(一)促使公共行政中管理模式的更新。为迎接信息社会的挑战，推进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从而提高公共行政的效能已成为全球范围追求的新的政府管理模式。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为提高国际竞争优势，相继推出基于网络构建的“电子化政府”，作为提升政府效率的重要措施。所谓电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不同的信息技术服务设施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方便、快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用以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双向沟通。它的基本功能包括：传递信息、政府网上办公、开展政府公共关系。

信息技术的这一应用实现了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以及更好的开展政府公共关系。

(二)促使公共行政中主体人员的自身进步。行政人员是公共行政中的主体人员，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利于其提高自身素质。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公共行政人员的知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更新也为行政人员学习管理识、开阔视野、全面发展节约了时间，提供了便捷的方法。有助于行政人员了解最新的公共行政管理趋势，不断地接触新鲜事物，了解世界形势，充实自己，提高个人的管理水平创造了条件。

(三)更加准确定位行政目标，使行政方法更加便利。从公共行政的概念可以得知，其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因而行政决策的目标必须围绕着社会公共事务来展开，一切应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满意为决策。因而决策过程必须民主公开，最大程度的让民众参与决策，集合众力准确把握目标，减少失误。而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政府于人民提供了更多便利的沟通交流方式，有利于增强处理公共事务的凝聚力，也使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提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子化政府”越来越完善，这就促生了新的行政方法。改善现有行政方法的信息基础和信息通讯手段。电子会议、远距离控制，分布式工作等新方式的产生大大便利了行政方法的实施。

2.2　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消极影响

(一)增加了政府以及个人信息的不安全因素。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大量信息以及文件记录的电子化，网络化。网络中众多不安全因素如病毒，黑客等极可能导致信息的冗余，篡改或是丢失。同时对于行政公文还有诸多不利因素：文件记录的原始性、凭证性受影响。电子文件的可随意复制和编辑使其原始性难以确认：重要的原始文件容易丢失。由于电子文件形成过程中只考虑其现实作用，不具备传统文件的～整套严密的管理流程，这导致大量电子文件流失；由于存储设备状况的未知性也致使许多电子文件的丢失同时由于存储设备的不断老化和更新致使大量文件的冗余或是不可再用。

(二)公共行政的信息化、公开化在增加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弱化了行政机构的主权。在社会的注视、舆论的监督和外部干预的影响下，行政机构对于事务做出决定的自主性日益受到削弱。　三、小结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会使人类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影响力渗透各个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共行政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使行政人员不断审视自身，提高自身素质和综合能力；使政府不断审视自身，提高自身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同时也给公共行政的完善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公共行政要紧随时代发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谋求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志红，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未来走势浅析[J]，计算机与信息技术，2007

[2]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3]李传军，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影响[J]，中国行政管理，2000

作者：贾丽坤

信息技术影响公共行政论文篇2：

新公共行政学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作者简介：倪璘璘（1989—），女，汉族，安徽合肥人，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四个全面”的提出更加全面的展现出新一轮改革的戰略部署。如何在十二五规划的收官阶段顺利承上启下考验着改革的持续性与科学性。在当前形势下，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对社会公平与民主行政价值的呼吁及对政府公共性热枕的关注对我国目前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基于当下国情政情社情，本文将探讨新公共行政学对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行政改革；新公共行政学；启示

一、引言

当前消费主义与成功学盛行，种种社会矛盾接踵而至，旧的改革红利即将告罄。国家及社会需要新的动力去激发新的改革红利。十八大闭幕至今，中央政府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彰显出变则通，通则达的决心。持久强硬的反腐、养老金并轨、户口迁移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出台赢得民众阵阵叫好。而这些政策的设计宗旨都围绕着社会公平，这也与“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以及相得益彰。

实践发展需要理论的启示与引导。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过程中，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对社会公平与民主行政价值的呼吁及对政府公共性热枕的关注对我国目前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相比较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将社会公平纳入其理论目标与进本原理之中。它倡导减少层级节制、分权、参与、民主行政、对社会民众的需求作出积极回应以及面对面的沟通等主张。这些观念对当前中国行政改革与社会转型具有关键性的借鉴意义。

二、新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及理论主张

（一）新公共行政学的产生

新公共行政学源起于1968年召开的第一届明诺布鲁克会议，之后又经过两次明诺布鲁克会议而延续，尽管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缘起、经过和会议主题各不相同，但对于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二）理论主张

1、社会公平价值观

效率与经济是传统公共行政学所倡导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原则。对效率与经济的过分关注使得人与人之间变成了工具般地相互操纵，以追求有效率地完成组织目标，而个人则失去了自我反思和自我了解意识，缺乏创造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发展。对此，新公共行政学便将社会公平纳入公共行政的原则体系内，进而弥补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不足。

新公共行政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弗雷德里克森在《迈向新公共行政》一书中表示：“新公共行政，是在传统关切的效率与经济取向外，再增加一项社会公平的价值考量。”他还认为，对社会公平涵义的讨论首先应当在伦理学范畴内展开，然后才是一个法律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学者直接从美国当代著名真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思想体系中获取坚实的理论依据。公平的自由处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理想的“正义”社会应拥有最大的公平自由，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公平的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另外，公平不仅指的是法律上的公平，还应当包括结果与事实的公平，应当最大化最不利群体。在第一届明诺布鲁克会议上，学者拉波特就指出公共组织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化解社会中人所遭受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痛苦，提高他们更多的生存机会。新公共行政学者还提出社会公平应当时行政人员的理论原则。政策制定的原则便是适用于每一个个体，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偏好与诉求，政府的政策应就不同的需求而区别对待。

虽然新公共行政学派批判传统传统公共学理论过分迷信效率，但是这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效率。新公共行政学派批判的重点在于效率的方向性问题，并不是效率本身，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单纯追求效率而牺牲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关联的，效率的追求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前提，如果缺乏效率，资源便会闲置甚至是浪费，那么社会公平的实现就更加困难。

2、公民精神与公民参与

对公民精神与公民参与的倡导也是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内容。他们主张高效的公共行政不仅仅是依靠政治精英与专才便能够实现与维持的，这需要全体公民的共同参与，建言献策。公共组织的目的在于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政策设计也应以此为核心。而维护公民权益最为妥当的做法就是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即让公民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够且也不可能参与其中。政策参与需要谙熟宪法、热心社会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积极性公民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即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

3、动态、开放的组织观

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学所强调的官僚层级体系及制度规范过于僵化、闭塞且缺乏弹性，这样的组织结构在激荡的社会变革中难以适应变化。对此，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学者提出应当以公众各方面的诉求为行为导向，增加政府组织的弹性与回应性，构建动态性强、透明开放的组织结构以便及时调整应对公众需求的变化。

依据上述考虑，新公共行政推出五种组织设计模型，对科层制组织体系，尤其是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造。

三、新公共行政学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一）缩小收入差距，凸显社会公平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当前社会矛盾的集中概括。收入差距的拉大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及民众心理问题。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的时候便达到了0417，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国际认定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值04，而到了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并且仍保持扩大趋势。此外，在城乡收入方面，差距也是异常明显。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333：1，收入绝对值相差9646元。收入差距还表现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在21世纪的前三年中，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差值高达9250，东部地区经济总量远超西部。收入差异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是接连不断，仇富、征地矛盾、家庭纠纷等等，整个社会运转畸形化。

对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科学的制定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分配资源。明晰产权，合理征税，利用税收杠杆及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最小化最不利群体。

（二）切实保证公民参与，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基于社会公平原则，新公共行政学提出了参与，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积极回应的理念。这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具有相当高的借鉴价值。

各级政府应当切实保障公民参与，尤其是基层民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常出现村民通过金钱、暴力等非法手段为选举拉票，大搞形式民主。针对此现象必须立即彻底制止。通过宣传向村民灌输民主参与的意识，通过教育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与能力，通过制度设计监督民主选举，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村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思维守旧僵化，因此，变这一现状的改变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化，国民整体素质较之建国初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与提升，公民参政议政的数量及能力也在逐步发生质变，民主发展有了丰沃的政治土壤。作为公民参与时政的平台之一非政府组织应当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非政府组织在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缓和政府与群众关系等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应赋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

此外，政府必须审时度势，在大数据背景下，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时刻关注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诉求的变化，切实关注、分析公众的需求，结合形式制定满足公众需求的政策，接着要保证政策能够落实到基层并得到执行，同时要加强过程的监督与反馈。（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Fredrickson，H.George.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M].San Francisco，1971.

[2]宋敏.新公共行政学研究——兼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D].济南：山东大学.

作者：倪璘璘

信息技术影响公共行政论文篇3：

合作原则：从语言学到公共行政

摘要：诘屈聱牙的行政文书、官方报告，让民众不禁怀疑：这真是为我们而制造的公共产品吗？当下的官方表达语言，大量违背了语言学概念“合作原则”中所含的“数量原则”、“质的原则”、“相关准则”以及“方式原则”，使得作为听者、观者和读者的公众无法了解政府想做什么、在做什么、将做什么，甚至发展至“漠不关心”。文章主要分析这一现象，揭示出政府可以在哪些地方进行改善，并简要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合作原则;公共行政;语言

人民是公共权力的真正拥有者，现行的民主制度，即使以选举为表现形式，其内核也仍然是商谈，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只有通过合适的、能相互理解的语言，才能产生并形成被集体共同认可的规范，即赋予掌握公权力实际执行权的公共组织以合法性。但目前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机制中，语言活力的逐渐消失与发展迟滞，让政府与社会大眾之间开始竖起一座高墙。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指出了这种公共行政语言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政府主动地回避了“遵循某些原则”的交流沟通“潜规则”。

一、公共行政语言违反“合作原则”之体现

“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主要包括“数量原则”（Maxim of Quantity）、“质的原则”（Maxim of Quality）、“相关准则”（Maxim of Relation）以及“方式原则”（Maxim of Manner），四者均用以描述使用语言交流的双方是如何潜移默化地配合，从而顺利完成交流行为的。

（一）“数量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流中所说的话应至少满足而且不应超过交流所需的量。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当下的公共行政系统已经有了能力对巨量的人口与事务进行有效治理，但行政者们却过度高估在治理过程中信息会随着不断传播而散失的程度，试图把这种散失控制起来，甚至消灭，于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公共行政者们不断对其语言进行修缮、压缩甚至删减的现状，从官僚科层制中下发的行政命令逐渐从广大群众能看懂的话语向着“不像人话”的、只有经过经常性训练的体制内人员才能理解的官僚语言。这虽然在理论上满足了“数量原则”的要求：交流所需的量足够，而且绝对不会超出其范畴，但这种看似满足了公共行政需要的语言却逐渐地使得官僚系统丧失了语言活力，与广大群众逐渐失去正常沟通的可能。

（二）“质的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流中所说的话不能是显然虚假的，也不能是缺乏足够证据的。2019年6月，一篇“曝光帖”声称“贵州毕节、凯里两地幼儿园和福利院有未成年儿童被性侵”，迅速引起网民关注，也催动官方迅速处置，不到一天时间，贵州警方迅速抓获造谣者，快速平息舆情，避免了舆论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在这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是公共行政者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传播语言速度之快所带来的大范围负面影响，换言之，公共行政者终于认识到了以前所采用的回应语言“拖”字诀不再有用。面对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直至近期，仍有不少地方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等”的方式，期待社会关注度“降温”之后再发布后续情况的方式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冷处理其实正是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习惯性的质疑，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深层原因，官方回应遮遮掩掩、缺乏足够证据甚至直接就是虚假言语，自然损害政府公信力，失去民心，甚至失去合法性。

（三）“相关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流中所说的话要与交流本身有相关性。目前的我国公共行政领域，更多地是对西方理论的大量直接运用，缺乏对其“纯粹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思考，试图以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方式想当然地解决“群众所思所想”的问题，但忽视了政策有效的前置条件：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的结果相关性，这又与行政者和人民交流时语言相关性有着极大关系。如果行政者所使用的语言相关性弱化甚至消失，调查研究只是走样子、走过场，政策的制定就会与现实脱节，这不仅无法推进工作，更为严重的是其直接影响了一个地方或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方式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流中所说的话要清楚明了，不能晦涩、有歧义，应简练有序。信息技术让媒体走进千家万户，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取代了信息更新缓慢的书本和报刊，让官方的宣传触角第一次可以与民众零距离接触。但行政者似乎仍然没有拜托书本和报刊时代的语言使用方式，空洞无味道说教、生硬死板的文章、晦涩难懂的词句，让民众在阅读和观看官方宣传文字、音视频时感到乐趣全无，甚至会产生“拉黑”“屏蔽”等彻底与官方话语体系隔断的行为，这让政府的宣传走向其“初心”的反面，隔离开了政与民本可以更亲近的可能。

二、重拾“合作原则”之要义

试图给语言进行规范，对语言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阻碍，更会造成原本属于一个语言团体的成员开始分化，使得公共行政者与民众分离。一言以蔽之，目前的大部分公共行政语言大量违背“合作原则”，从而白白丧失了与民众实现更多有效交流沟通的可能。作为最早探讨语言学公用的学者，乐观主义者赫尔德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充分发展直至整个集体的未来都将在其思想与语言的不断成熟中走向实现之路。公共行政者作为人民民主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不应该只让一些看起来较为“智慧”的个体通过其已经被体制化、规范化的语言体系来调教和训诫其他人，而是应该让语言自然流淌在社会当中，让每一个个体在自由选择的进步中看到未来。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共权力应该让其掌握的科学、文化、教育等资源服务于这一自由发展的实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公共行政者们应当自始至终地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所追寻的目标。具体在话语体系上，公共行政的语言就应该尊重自然发展，让语言服务于政民交流，提供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有利语境。要重拾公众信任，重构沟通桥梁，也需要从重拾“合作原则”做起。

1. 在量的问题上注重向民众的“大众话语”靠拢调适，加入“接地气”“看得懂”的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话语中不断出现不做作、不虚浮的词汇，“打虎拍蝇猎狐”“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词句不仅直观易懂，同样也是高度简洁凝炼的，比起传统官方的“一本正经”，大量的排比对仗，既满足了政民互动所需的语言之量，也并未超出需求，且更具被民众所接受的活力。这种丰富的话语类型，真正实现着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通，提高着公共行政的认同度与社会影响力，是各级政府都要重视和学习的。

2. 在质上注重回应性，确保民众关心的能得到真实反馈。网络舆论的传播力，远远地超出了人们原本的想象，负面消息不经证伪就被传播开来的速度明显大大快于官方的正面宣传稿速度，这一现实困境让民众越来越不愿意相信在某件事情上犯了遮遮掩掩、支支吾吾错误的政府在其他时间上的及时回应与高效处置。同时，官方的媒体或意见领袖，在民众对政府的认知上也没有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有时候其所期望的舆论引导反而把自己引导向了另一个新的风口，导致舆情的进一步发酵，民众要看的是政府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领导高度重视，亲自到场指挥，作出安排部署”——想要解决对“质的原则”的违背，重建公信力，应该探索相适应的语言表达，即舆论引导和公共事件管理方式，不能躺在陈旧的历史经验上，走向无知的内卷化。

3. 在相关性上让政策的制定与民众需求保持一致。公共行政者们应该扭转制定政策时的“自傲”情绪，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政策经过了论证和试点等方式，就一定符合群众要求，是科学的，是合适的，而专家们也不应该是官方出台既定政策的拥护者和合理性论证者，应当充分发挥知识优势，成为批判者或者是政策出台前的咨询者，以确保官方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而展示出来的语言意图和行为能够真正与民众需求保持一致。关于如何面对已有的政策在官方意图与民众期望上的不一致，也即分歧，无需害怕，更不能逃避。要重视和有效分析分歧这一“相关原则”上的违背，以促进未来决策的优质和高效，这也是组织和管理者获取知识的有力渠道;同时，勇于和善于面对所规划未来的大量模糊性，也是做好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关键。

4. 在方式上保持政民互动的顺畅，不走过场，不做形式。政府并非不能“正常”与民众直接对话，只不过多数时间忽视了这一点。主旋律的宣传也绝非易事，官方的宣传语言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以往写板报、宣传画的方式仍然有一定效果，但赶上时代潮流，把公共行政的语言体系与民众手中的移动端口实现互联互通才是正道。于2018年开始投入使用，迅速因为“干货”多、加载快、无广告、有趣味等巨大优势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评，这充分体现出拥有资源优势的公共行政者选对交流方向能获得的巨大成功;而目前大多数政府网站紧跟技术发展进行升级换代、开放“大数据”“云平台”等更便捷的服务窗口，也是官方不断强化对“方式原则”的遵循的体现。

探讨“语言”“话语”等的路径，其实在公共行政中出现过，以后现代主义为标志，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对后现代主义的重视与重现，就被称为“Discourse Movement”。这些看似与语言学无关的行为建议，其实都暗含着遵守“合作原则”中强调的“互动中那些隐含的规则”，也是公共行政者需要牢记的。

三、展望

从含混不清的嘶吼到落于书面的墨迹，语言与人类共同成长、发展与分化，作为我们用来思考、交流与承继的工具，语言在我们的世界中无处不在;同时，它也是体现每个“小团体”之所以有特别之处的核心要素。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一直试图从这个千变万化的事物中提取所谓的一般性，从对普遍唯理的追求，到语言和言语的分殊，像极了另一个领域中一直试图拨开社会上混乱无序的政治迷雾，创造出新的“美好生活”的人们所做的努力。语言学者与公共行政学者经历着同样的体验，產生着同样的期许——提出“理性模型”，寻求人类发展的“理性化”与完美未来。然后，在面对拥有无限演化的语言不受控制地发展至今这一不争事实时，语言学者们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承认追寻把语言工具化这一研究路径的失败。可公共行政学者们却似乎没有完全注意到“公共行政没有普遍性”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仍然在追求着工具主义的路径，并不断地将其实践至行政者的语言中。

语言使用者实现相互认同的纽带，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使用同样的语言并循着基本的语言规范前行，对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起着基础作用。我国的公共行政者们，应该在保持汉语活力和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全民皆理解、全民都能用的语言表达，让公共行政话语体系与大众话语不再有隔阂，以促进政民互动的畅通，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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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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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毅，王兴，章迪诚，朱熹.“红头文件”何以以言行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文件研究（2000～2005）[J].管理世界，2010（12）.

[10]张会恒，石旭斋，刘士栋.地方智库与政府沟通不畅的原因及对策[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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