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代购纳税论文

[摘要]建国初期，根据桂林市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而私营工商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以恢复与发展私营工商业为重点、其中又以恢复与发展商业为重点的两大举措，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保护、扶持和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引导其健康发展，经过三年努力，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官僚消费城市改造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新型生产城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场代购纳税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场代购纳税论文 篇1：

国有农业企业会计核算的纳税风险防范

摘  要：针对很多国有农业企业存在会计错计错纳税带来严重经济损失的客观实际，围绕会计专业培训中发现和总结的一些案例，采用调研法、判断推理法和案例分析法等，揭示了国有农业企业会计核算中存在的纳税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避免和控制纳税风险的措施，以期指导国有农业企业正确进行会计核算。

关键词：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农税风险

国有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力量相对薄弱，且多数会计人员都精于生物资产和农产品等农业经济业务核算，对纳税业务普遍不甚熟悉。对国有农业企业来说，其经营范围广，牵涉到核算业务复杂，如基本建设、农业工程改造、农资装备代购、资产处置等。有些经济业务很有可能涉及纳税，一旦疏忽或核算出现差错，就会存在纳税风险。所以，十分值得学术界关注。

一、农业企业会计核算的纳税风险表现

（一）基建项目错计固定资产的纳税风险

在实务中，很多国有农场将本不属于农场经济业务发生的资金收付与农场财务收支混为一谈，留下严重的纳税风险隐患。比如一些农场基建会计将职工集资款在支付给施工单位时计入“在建工程”，房屋建成后转入“固定资产”。结果，产权是职工个人的，“固定资产”却沉淀在公司账面。这种错误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固定资产的账实不符，虚增固定资产将导致折旧费用增加，造成偷企业所得税;同时，因账面错计不动产“名存实亡”，容易被认定为资产已被“处置”，需查补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等。此类风险，在大多数国有农场承担的“危房改造”和水利工程等基建核算中普遍存在。[1]

（二）代购农业物资错计企业存货的纳税风险

在农垦集团内部，大农场代销农场采购生资、农机零部件等非常普遍，也存在集团指令有条件农场代旗下全部农场采购的状况。按规定，受托代购业务需要通过“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和“应付账款”对应核算;需要垫付资金的代购业务，垫付资金暂挂“其他应收款——委托代购农场”，在代购完成委托方提货付款时冲销。对于代购的物资商品，受托农场不需要也不应该进行账务处理，只要代为保管等待取货即可。但实践中，很多农场会计代购和暂时代为保管的物资装备通过“原材料”、“库存商品”等核算。当委托农场取货后，会计再冲减这些反映“存货”的科目。从而，在账面体现了农场资产的增减变动，形成实际本没有发生的“账面交易”。产生了“交易”又没有依规计税，便掩埋了增值税纳税风险。例如，M国有农场分公司为农工采购生资和燃料共439万元。到货后，农场会计做借记“原材料”核算，农工取货后做贷记“原材料”处理。这样，会计业务反映出农场存在实物资产非生产领用减少，被税务认定为倒卖农资而偷增值税。结果差不了增值税及其附加近13万元。分公司领导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会计自己也想不通，但面对税务处理也只能接受。

二、会计错计错纳税风险防范措施

（一）加强农业企业会计的税收专业素养

国有农业企业会计应自觉认识到经济业务复杂性带知识挑战，努力学习思考哪些业务和哪些业务环节可能会牵涉到纳税，仔细审核票证及所载内容，思索是否符合入账要求，应否调换原始凭证，该怎样精细核算和巧妙账务处理;公司正常开展经营中发生购销交易之外的诸如资产处置、租赁、借贷、承办事项等，应先开展纳税筹划，准确掌握企业税收动向，认真做好纳税计划和实施行动方案，确保每项经济活动产生的纳税义务都在财务预料之中和控制之下，力争做到依法合理纳税，杜绝错计、错纳和错缴税。同时，认清是管理组织而非生产主体，所以应取消“原材料”而设置“委（受）托代购物资”等会计科目，其采购生产用农资装备一定是代购业务，应选择代购业务核算办法;其次，应考虑该代购业务有无相关税种的纳税义务发生;进而考虑拟账务处理应采用的科目，并反复对照业务流程，系统地分析怎样处理才不会牵连到税收问题;要确保会计账面自始至终没不能随意体现“资产类”会计业务的增减变动，尤其在不存在实质性交易条件下，绝不能随意发生对应货币资金流入的实物资产减少业务发生，以避免错计错纳税风险发生。

（二）做好纳税风险自查补救

国有农业企业应组织会计精锐力量，定期自查账目，也可聘请专家学者诊断其账目可能遗留问题和隐藏的所有税种涉税错误核算处理事项。对自查、复核发现的税务问题，立即纠正，补提补缴税款和滞纳金，避免被动接受审计和税务检查可能产生的纳税风险。例如，农场为职工集资建房和农场按照国家政策要求代职工收、存、管、用危房改造资金，按赵策要求农场应对筹集的建设资金统建、统管并承担施工管理等费用。企业领导应责成基建会计对税务尚未检查的账目进行全面自查，并按照代收代存款和代建业务通过针对职工及建筑上、材料商的往来业务实施会计处理模式，及时进行调整或更正。当税务审计时，会计应出示政府相关政策文件，主动做出错账更正的说明解释，避免引起税务检查质疑和偷税认定风险。

总之，农业企业领导应高度重视并经常过问纳税信息，并努力为会计创造税法学习和专业培训创造条件;财会人员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经常浏览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的最新政策信息，及时掌握税收新政动态并刻苦钻研应用要领，快速提升税收政策驾驭能力，自觉摒弃“凭感觉做账”习惯，逐步养成每笔经济业务先纳税筹划后进行会计核算处理的新习惯;同时，农业企业集团财务要意识到农业企业纳税风险危害性，明确指令各农口单位务必定期对所有业务开展也涉税为核心的业务复核与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更正、调整[2]。并力争每年聘请税务顾问或专家学者对涉税业务“会诊”一次，协助会计开展纳税风险的自查补救工作，确保会计核算差错纳税风险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农业企业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朱凯.垦区农场小城鎮建设项目纳税风险管理研究[D].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18.

[2]王会波.大型企业集团税务风险管控模式探讨[J].会计之友，2017（11）：89-93.

作者：保振波

农场代购纳税论文 篇2：

建国初期桂林市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摘要]建国初期，根据桂林市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而私营工商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以恢复与发展私营工商业为重点、其中又以恢复与发展商业为重点的两大举措，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保护、扶持和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引导其健康发展，经过三年努力，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官僚消费城市改造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新型生产城市。

[关键词]建国初期 桂林市 私营工商业 恢复与发展

解放前，桂林市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所在地，是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桂系军阀为自身小集团利益曾极力鼓吹“大广西主义”的封建排外思想，且在溃败逃离前又肆意散布种种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谣言，导致解放前夕桂林市的经济秩序十分混乱。工商业者转业、歇业、停业或缩小营业规模的很多。全市1990家商店中，停业、歇业或准备转业的有496家，公营工厂除水电厂和骨粉厂外均已停工。另外，桂林市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尤其是现代工业少，在41家公私营工厂中，规模最大的水电厂只有职工130人，其余的如骨粉厂、碾米厂等规模都很小。手工工厂虽然数量众多，计有手工业1000多户，但技术落后，设备简陋，资金短缺，产品低劣，大部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尽快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便成为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头等大事。

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保护与扶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桂林解放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桂林市军管会和市委、市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着手桂林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12月17日，桂林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恢复发展工商业的决议》，要求在恢复与发展工商业中，“首先应着重恢复与发展商业，在商业中主要是发展私营商业”，为将来发展工业打下基础。随即，在1950年4月召开的桂林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市领导指出，根据当时桂林市国营企业比重很小和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本市的工作重点是恢复与发展私营工商业，以后再逐步发展国营工商业。按照上述政策和有关部署，桂林市以恢复与发展工商业为中心的工作全面铺开。

(一)调整工商业和公私关系

1950年4月，毛泽东在为筹备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4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精神，桂林市委和市政府加强了工商业内部及公私关系的调整，以使其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1950年6月，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的指示，首先停止了机关、部队的商业活动和汽车、货车运输业，取消了各机关、部队、团体的变相商店的合作社，机关、部队经营的碾米、针织、豆腐坊等一律停止对外营业。为加强国营企业对正当私人工商业的领导与扶助，接着又调整了国营各专业公司的批发与零售差价，使私营零售商有利可图，如百货批零差价为10％～20％、布为10％、棉纱为3％、盐为5％～10％、粮为5％～8％。另外，撤销了4个专业门市部，国营各专业公司减少了零售商店，加强了批发业务，开展代销、代购业务，从而给私商留出了广大的销售市场。

为克服私营工商业中的行业垄断把持、相互倾轧排挤以及无政府状态，1950年五六月间，市人民政府和市工商联将原多为官僚地主控制的37个旧同业公会改组为57个，以增进协商沟通，避免业务纠纷。8月19日，又成立了市工商业调整处理委员会，负责研究调整和处理工商业工作，将原有各行业性质相近、以前存有纠纷或将来可能会有纠纷的行业尽可能地合并或重新划分。为避免业务冲突，还把部分业务相近的公会，如木材、柴竹、弹棉、棉纺织、篦梳、制刷、印刷、制本、刻字、家私、寿坊、制革、皮革、制品、山货等，分别合并或划归另一公会，并规定凡机关、部队大批加工订货，由工商局统一分配。为照顾工商业的经营，对已达饱和的过剩行业，则公告不再发展。市委和市政府还动员和教育了一批工商业者转变经营方式，放弃那些没有发展前途的行业，转营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工业、手工业，如造纸、织布、榨油、纺织、制篦、雨伞等。此外，市工商局根据桂林市的实际情况，对工商业者新申请开业转业问题，慎重掌握批准或不批准的规定，有重点地打击未经登记或未经批准的非法商户，以更好地保护正当工商业的发展。

1951年2月，市委和市政府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调整，把原有的57个行业调整、扩充为69个行业，对减少行业之间的纠纷和广泛开展物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同年3月2日，市工商局又公布了商业调整与经营范围方案，对粮食业、百货业等24个商业行业及其制造业、化工制造业等37个工业行业的经营范围，作了具体的调整和规定，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得到有计划的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被自然淘汰。

(二)扶助和保护正当的私营工商业

1950年3月中旬以后，桂林市消除了通货膨胀，物价趋于稳定，加上周围各县土匪逐渐被肃清，社会秩序大为好转，给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由于长期通货膨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骤然消失，导致市场供过于求，一部分私营工商业陷入了困境，出现了一些工厂停工减产、商业停业倒闭、工人失业等现象。人民银行便主动向工商界开展业务，注意扶助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除了降低汇率、举办保本保值存款、降低放款利息外，还主动贷款给工商业。整个1950年，人民银行重点扶持商业、运输业，其次为棉布、织染等行业。“一年来共计贷出181亿，其中公营企业及军政机关为29亿，私营工商业126亿，合作事业26亿。以用途分，运销土产及日用必需品者占64％，工业及手工业占7.1％，文教卫生事业占11.6％，合作事业占14.3％，其它占3％。”私营工商业几乎占了贷款总额的70％，而主要又是运输、销售土产和日用必需品的商业占了总额的64％，可见对私营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商

业扶持力度之大。通过这些贷款，桂林市共“运入棉纱700余件，食盐3000余担，运出生茶油、桐油共4000担，黄豆500余担，另扶助棉织合作生产各色土布12000余匹”。这对于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加快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扶持私营工商业，各国营公司还扩大了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销、代购业务。百货公司1950年8月向大中织造厂预期3个月订购冬衣、背心60打，扶助该厂度过了艰难的淡月而没有停顿；加工方面，供给大公枧厂黄油、白油7000市斤，并另交副料费，托其加工肥皂，帮助该厂解决了缺少原料的困难免于停工，也起了满足市场供应的作用。另外，各专业公司开展了代销、代购业务。百货公司委托私营商店代销纱布及与百货商店和小贩商店建立短期赊销关系，大大地激励了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掌握了本市棉布百货市场的主导基础，增加了推销任务，使大量资金回笼，稳定了金融物价市场。1950年秋季桂北地区农业丰收，粮食收购业务量非常大，若仅靠市粮食公司直接收购，在仓储、包装和人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困难，根本无法完成任务。9月下旬市粮食公司改变直接收购的方式，通过粮业公会委托私营粮商联合代购代管。“这一措施，得到农人、商人两方面的同情和支持，收购业务得到顺利推进……计九月份收购为九二米1920477斤，十月份为2436364斤，十一月份为641648斤。”这就保证了广大农民秋收后的正常收入，同时给工商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沟通城乡关系、公私关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排除土匪对漓江水路的骚扰，市军管会于1950年4月下旬成立了抚河(漓江)护航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派遣武装部队沿河分设据点，保护航运，航行的船只从1950年3月的400余只增加到了7月的800余只。由于部队的保护，全市私营工商业户从1月到10月通过漓江水路共计输出土产品价值约400余万元，运入盐、纱、布、药物、工业原料等物资约90余万元。同时在铁路、公路方面除加强管理、提高运输能力外，铁路部门还主动开展货运业务，降低运费，更有效地促进了本市工商业户与外地的物资贸易。水电公司为扶植工业生产，也从5月份起降低电费，对工业用电按民用价格的2/3收取，且从7月5日开始日夜供电。市委和市政府在金融、交通、电力等方面采取的这些扶助措施，无异于给私营工商业雪中送炭，有利于其进一步恢复与发展。

此外，针对土改初期一些地方出现的农民进城揪捕兼营工商业的地主、随意拿走私人资金的过激倾向，1951年2月，市委和市政府根据《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地区设立城乡联络委员会的指示》精神，成立了桂林市城乡联络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土改期间的城乡关系问题。首先，城乡联络委员会对兼营工商业的地主进行宣传教育，反复阐明土地改革与保护正当工商业的一致性，教育他们主动向农民办理土改手续，并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规避抵赖、不闻不问的反面典型给以严厉批评和教育，使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对土改的认识和态度有了较大转变。如张永发布店经理张香圃因为害怕农民斗争，不敢与湖南老家来的农民见面，借口到乡下去买原料，企图躲避，经过宣传教育后，立即到联络处办理清算手续，主动退出租粮共折款1700多元。其次，城乡联络委员会对捕人、财产、退租退押等问题都有具体规定，既支持了农村的土改，同时也保护了这些资本家的人身安全和正当资产，使其得以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得到了他们的拥护。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了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引起国内市场的波动，桂林也受到影响，“特别是纱布供不应求，市场大现黑市交易，当时市场是很不安静的。为打击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桂林市从1950年12月起，成立了桂林市纱布及油、盐、粮、糖等主要商品交易所，并制定了桂林市《纱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补充办法》和《油盐粮糖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对主要投机商品棉纱实行凭证购买，以确保棉纱直接流入生产者之手。同时，凭证照检查，打击黑市投机活动，及时调控主要物资的合理供应，保证生产及民需物品的供给，简化交易手续，推行明码标价，提倡薄利多销，从而很好地平衡了供求，稳定了物价。

由于党和政府有关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扶持和保护私营工商业的系列政策得到有效贯彻，至1950年底，桂林市的工商业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可喜局面。正如市工商局的总结报告所言：一年来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工商业由严重混乱不安，萧条歇业，逐渐转入稳定，恢复和发展”。从3月到年底，全市工商户增加约40％，工商资金增加约75％。在1950年发展的基础上，1951年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兴旺和繁荣。至1951年底，在当时属于与国计民生无关的高级消费行业分别停业、转业、合并、倒闭或被取缔的情况下，全市工商业仍达到3298户，比解放前增加了804户，工商资金总额达293.73万元，比1950年3月增长了138.05％，比1950年12月增长了35.6％。众多行业在上半年市场淡季时生意也很好，营业额持续上升，称得上淡季不淡；在下半年市场旺季时，营业额普遍上升，称得上旺季更旺。尤其是有关城乡交流和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行业更为显著，如11月与5月比较，土产业、百货业、摊货业、织布业、盐业等的营业额上升幅度都分别达50％～240％，出现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物价稳定、秩序良好的可喜景象。工商界人士心情舒畅，喜笑颜开，他们把这一时期称为桂林市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改造，引导私营工商业健康发展

(一)组织北上参观团。积极消除工商界的顾虑

桂林市解放之初，“一般工商业者，对新的经济政策，虽然有了初步认识，但对老解放区的私营工商业的情况怎样，他们在经营、管理上有些什么特点，大家知道得很少。尤其是桂林的工商业者，长期处在桂系统治的旧社会，对外界往来不多，如果要适应新的形势，必须从头学起……而想把一个积毒很深的官僚消费城市，改变成为一个生产城市，则需要向老解放区作深入的了解和实际的学习”。为了加深工商界人士对共产党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理解，1950年4月27日至7月17日，市政府组织了19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参加的桂林市工商界北上参观团。他们先后参观了武汉、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天津、上海、杭州8大城市的69个工厂、商店、农场等。通过参观学习，耳闻目睹，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消除了顾虑，开始大胆经营。

北上参观的所见所闻，“对他们鼓舞很大，大有利于消除他们‘看红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的惶惶不安情绪，很快转向积极经营。”市工商联将参观团带回来的发展经验、具体事实和亲身感受，利用座谈会、广播、大会报告等形式向各行业普遍传达，并编印《北上参观记》1000册向工商业者广为宣传，“不但使桂林工商界打破顾虑，大胆经营，也影响了附近各县圩镇的工商业者，认识了人民政府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的确是说到做到，提高了他们的经营信心。”如当时工商界知名人士张永发布店经理张香圃，于参观回来后即

增加资本，扩大经营。“1950年初张永发的资金不过3万元，工人只有30多人，全年收入勉强维持开支……通过参观，初步提高张永发资方的思想认识，稳定了情绪，从而提高了经营积极性。1951年营业额300万元，得纯利3万多元，交所得税1万元。张永发的营业额与工人约占全市私营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参观团成员林桂鸿也不甘落后，“回桂后，他积极认购公债，认购数居全市工商界第二位。同时积极纳税，使本行业完成的纳税任务居于全市工商界的先进行业。”通过北上参观活动，桂林工商业界对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了更为深入的正确认识，发展工商业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众多开明人士带头扩大经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积极纳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和积极效应，为恢复与发展桂林市的工商业作出了贡献，有力地促进了桂林工商业朝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

(二)处理好劳资关系

解放之初桂林市的劳资关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解放以后到1950年6月，由于物价日趋稳定，市场的虚假购买力消失，造成部分私营工商业生产或经营上的困难，资方便部分或全部解雇工人或店员；二是6月以后，工商业情况好转，工人和店员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因此造成劳资关系紧张，影响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为了处理好劳资关系，在困难时期，党和政府教育工人和店员为了照顾大局，自动降低工资，以团结资方共同维持生产和经营，渡过难关。情况好转后，党和政府又根据实际情况，说服资方对工资作了适当的调整，普遍恢复和提高工资，使紧张的劳资关系得以缓解。

为了较好地解决劳资问题，党和政府大力提倡签订劳资集体合同或订立临时协议。1950年签订了革履、布匹、百货、纺织4个劳资集体合同，订立了搬运、丝线、国药、棉纺织、制革、针织、锯木、泥木7个行业临时集体协议，并备案了4个个别工资协议，成立了棉布、百货、棉纺织、国药、制革5个行业协商会议以及3个单位的协商会议。由于签订了临时合同或协议，劳资纠纷减少，劳资关系日趋正常，劳资双方逐渐认识和接受了“劳资两利”的政策。资方顾虑消除，经营积极性提高，并注意改善经营方法；而劳方生产态度也有了改变，注意团结资方共同搞好生产和经营。因此，在困难的情况下维持了营业，避免了大批解雇，而在情况好转以后，又能使其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开展“五反”运动

由于党和政府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并给予了大力扶持，使解放初期桂林市的私营工商业很快走出低谷，获得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但与此同时，私营工商业原有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固积居奇、投机倒把等消极的一面也暴露出来。一些利令智昏的不法资本家，利用党和人民政府调整工商业、调整公私关系之机，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如新药业主委周笑舟利用金钱收买、物质引诱甚至美人计等办法，把政府工作人员60余人拉下水，在1951年11月间拉拢解放军某部卫生部长，买进70万元阿的平片，行贿340元，获取非法利润3000多元；棉布业主委黄以法，利用纱布联营运销社这一机构，在市场上进行投机垄断，设立假账，大量偷漏国家税收；土产业大奸商金子发，勾结人民银行留用人员周维藩(伪中国银行经理)组织盗窃集团，派遣8个亲信，分别打人人民银行、贸易公司为坐探，大量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套购白米、苎麻、白糖、石油等物资，在市场上兴风作浪，造成国家损失15万元。这些“五毒”活动直接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悖于党和国家保护和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宗旨，同时也影响和妨碍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当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桂林市于1952年2月2日开始部署、动员，6月1日正式在工商界中开展“五反”运动。

在“五反”斗争中，市委和市政府按照中央制定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等方针政策，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店员，争取团结多数，孤立打击少数，迅速组成“五反”统一战线。运动经过部署动员、宣传发动、开展斗争、定案处理四个阶段，于8月13日结束。通过“五反”运动，共审查、处理了工商户3908户，其中守法户1263户，占全部审查、处理工商户的32.4％；基本守法户2036户，占52.07％；半守法半违法户590户，占15.1％；严重违法户13户，占0.332％；完全违法户6户，占0.153％。在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中，被处以有期徒刑者4人，课以罚金者10户，罚金为19509元。

通过“五反”，私营工商业者受到了教育，认识到只有合法经营，才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对此，市工商联“五反”后的工作报告作了详细叙述：过去汽车运输业总想超载，现在都能遵守交通规则；过去“同行是冤家，大鱼吃小鱼”，现在是联合经营，彼此照顾；过去顾私不顾公，用杀价的方式来打击国营公司，现在这种态度改变了；钟表业不再靠欺骗获暴利，机器业也不再“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从此，桂林市的工商业走上了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健康发展的道路。

(四)解决工商业者中的种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五反”运动严重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使大多数工商业者受到了教育，但也使一些私营工商业者因此产生了消极情绪。他们思想苦闷，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怀疑，有的消极经营，有的抱着拖垮了事的态度，私营工商业生产和经营呈下降趋势。加之“五反”同期国营企业也在“三反”，生产经营上一度放松，市委和市政府对市场工作兼顾不足，致使“五反”运动前期，特别在5月以前，市场上出现交易清淡、营业额普遍下降的不景气现象。国营私营总营业额以1月为100，2月则为60，3月为63，4月为70，5月为69，6月为80，7月为89。

根据广西省委1952年7月下旬召开的专门研究“五反”后存在问题的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桂林市委和市政府作了及时调整：第一，对资方人员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阐明“五反”结束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决工商界中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第二，在充分依靠和发动工人、店员的同时，注意教育他们克服“左”的情绪，要求他们主动团结资方，尊重资方人员的“三权”(人权、财权、管理权)，消除资方人员的思想顾虑；第三，为了搞好生产和经营，各行业还普遍召开了劳资协商会议，订立劳资集体合同，同时在部分行业和工商户中订立了生产计划或经营计划；第四，整顿基层工会，调整、合并、改组同业公会，把原来的67个同业公会合并为32个，使这些群众组织更好地为改善和提高生产经营发挥作用。

同时，人民政府还在财经、物资等方面给予扶持。“五反”运动后期，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资金不足的困难，搞好生产经营，由人民银行发给贷款187万元，贷款利率降低了35％～50％。此外，国营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等，还向织布、梳篦、牙刷、制笔等行业和私营象山造纸厂、天南线厂等扩大加工订货共达23万元，帮助这些行业和企业发展生产经营。126 J此外，

还积极组织私营工商界参加各地物资交流会和下乡推销商品。这些措施有力地扭转了“五反”中工商业经营滑坡的局面。8月以后，私营工商业营业额便稳步上升，如以7月为100，8月则达121，9月达139，10月达145，11月达148。

为了巩固“五反”运动的成果，鼓励资本家从事正当的生产和经营，推动工商业的健康发展，桂林市委和市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从1952年11月27日起，对本市的商业进行了又一次大幅度调整。主要措施是：其一，调整和划分公私营业范围，贯彻国营企业以批发为主的方针；其二，规定国营公司经营零售商品在25％以内，裁减了一个国营零售门市部；其三，国营公司经营的商品收缩727种，其中停止经营的品种有238种，只搞批发不搞零售的有489种；其四，扩大批零差价的商品有411种，提高批发起点的商品有133种。经过这次大幅度的调整，给私营商业让出了更大的销售市场，在政策的允许范围内，让其有利可图，以便更好地发挥私商的应有作用。到1952年12月11日，调整商业结束。12月市场商品的总营业额比11月显著上升，私营商业营业额上升了17％。其中私营土产业提高的幅度最大，增长了34.4％。

由于采取了以上积极措施，工商界在“五反”运动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很快得到了克服，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五反”后期的7月份，全市工商界增加投入扩大生产经营的达1220户，计增加资金72万多元，如五金行业中的26户中，就有22户扩大了投入，占该行业的84.6％，计增资金8.1万多元，占该行业原有资金总额的37％。到1952年底，全市工商业户达4087户，比解放前增加了1593户，比1950年3月的2541户增加了1546户。

桂林市恢复与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重要成就与主要经验

1949～1952年，市委和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四面八方”政策，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一中心工作，根据桂林市的经济实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以扶持和发展私营工商业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将桂林市这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官僚消费城市改造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新型生产城市，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商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1950年，桂林市工业总产值为354.84万元，其中私营工业总产值为132.25万元，手工业总产值为188.4万元，两者合计为320.65万元。桂林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488.5万元，其中私营商业营业额为753.7万元，私营工业手工业营业额为425万元，两者合计为1178.7万元。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总产值占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0.4％，私营商业营业额占了全市商品零售总额的79.2％。由此反映出，在党和政府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复工复业、兴工兴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在桂林市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进程中显示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1951年，桂林市工业总产值为479.17万元，比1950年增长了35.1％，其中私营工业总产值为229.93万元，手工业总产值为185.88万元，两者合计为415.81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017.9万元，比1950年增长了35.6％，其中私营商业营业额为1118.4万元，私营工业手工业营业额为530.4万元。私营工业手工业的总产值占了全市的86.8％，私营工商业营业额占了全市的81.7％，比1950年分别增长了29.7％和39.89％。这样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说明共产党执政桂林后，积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多方面大力扶持和帮助工商业，从而使私营工商业由过去衰落萧条的“冬天”，走进复苏发展的“春天”。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经营，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拓宽市场，为解放初期桂林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52年，随着国营工商业连续两年的大发展，私营工商业所占的比重与1951年“黄金时期”比较有所减少，但在总量上仍占主要地位，私营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900.58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2.5％，私营工商业营业额为1246.1万元，占全市商品零售总额的65.4％，在桂林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国初期，桂林市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而私营工商业的基础相对较好。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以恢复与发展私营工商业为重点、其中又以恢复与发展商业为重点的两大举措，经过三年的努力，全面较快地恢复与发展了工商业，确为务实之举。在处理与私营工商界资本家的关系上，党和政府表现出非常出色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艺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不断教育、批评和改造其消极的方面，大力扶助、支持和鼓励其积极的方面，从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对国家有较多贡献。可以说，为恢复与发展工商业，党和政府在桂林市展现了“海纳百川”的气量，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当时政府财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大量民间资本的参与，上演了一部“生旦净末丑俱全”的经济好戏，书写了一页新桂林起步发展的光辉诗篇。

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容许多种经济成分正常发展，各得其所，其基本精神之一是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以最有效地发展生产力。就今日的城市经济发展而言，如何根据本地实际特点，广泛充分地吸纳多种多样的经济成分参与经济建设，从而走出一条经济发展腾飞的康庄大道，建国初期党在桂林市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较好的历史借鉴价值。

[责任编辑：李　强]

作者：李　政

农场代购纳税论文 篇3：

PPP视角下的陈云“公私合营”思想

《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下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版）是研究陈云生平与思想的重要而翔实的权威资料。

当下中国经济生活中，PPP模式成为追捧和热词。所谓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就PPP的公私合作这一实质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并非鲜见。如果从PPP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重要开拓者、奠基人陈云的相关实践及其论述，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具有突出的现实借鉴意义。

PPP的要害是“公私合作”，在陈云的语句里更多地表述为“公私合营”，本文从“公私合作”的角度，使用“公私合营”的表达，以还原历史的现场感。其次，PPP的“公私合作”侧重于“公共基础设施”，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陈云的“公私合营”偏重于生产流通领域里的工商企业。再次，陈云关于“公私合营”的论述对于今天更好地实施PPP提供了宝贵的认知和深刻的警醒。这也是本文从一个侧面对《陈云年谱》作历史考察的原因之一。毕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年谱表明，陈云的“公私合营”思想肇始于抗战后期，建国初期得到全面、充分地落实与发挥，改革开放后从历史和现实层面作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做共产党的商人”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可缺少”

1944年3月，陈云离开了长达7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岗位，就任中共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开始了陈云一生革命生涯的重要转型。

1944年3月27日至4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高干会。会议提出边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公私兼顾”[1]是陈云履新的重要遵循。

履职伊始，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的讲话中，针对西北财办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西北财办的政治工作任务是保证完成党所交给的在财政、金融、贸易、运输上规定的任务，除这些任务以外，没有单独的任务。要求政工人员“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2]。

正是从“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出发，4月18日，陈云出席中共西北局运盐座谈会。会议认为，要与合作社定贸易合同，采取集股和分红的合作方式。12月3日，陈云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言，介绍了边区“积极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工业”的情况，指出“边区政府对公营、私营或合营都予以帮助，而對合作社特别予以减税的优待”。“合营”自然包括“公私合营”。是年下半年，陈云在同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党内对政治工作有经验的人很多，但对经济工作有经验的人很少。要学习做经济工作，注意积累经济工作的经验。可见，“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还真是切中问题，刻不容缓。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这一问题更加凸显。1946年4月6日，陈云起草同钟赤兵联名签发给北满各省军区、各兵团政治部的《入城纪律细则》，第一条就是“尊重私人企业，爱护居民利益”尊重私人企业是公私合营的最基本前提。

1948年5月31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负责财经委的工作。这为陈云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准备了丰富的经验。

6月18日，陈云就关于发展羊草生产、保证军需供应的命令草案中的问题，加以特别说明：收购羊草应本着公私两利原则，必须保证农民在羊草生产中应得之利益。

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召开。陈云在大会上作题为《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报告再次重申了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其间，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在比较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与上海的不同之处，提出了颇有远见的一个观点：“私人资本主义是不可少的，但对它们不要估计过高。有些私营工业只能给公营工业加工，前途不大，今后趋势是走向合作”。如何走向合作呢？陈云提出了“指导私营工业”的问题。

1949年6月4日，中共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报告。从西北财经办到东北财经委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路走来，奠定了陈云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红色掌门人”的历史地位。

8月20日，陈云在上海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通报了财政经济困难，指出：不应悲观，要看到市场的远景是空前广大的，对主要产业主要部分，要公私协力加以维持。不仅要“公私协力”即理所当然的公私合作，而且要旗帜鲜明地“保护私营企业”。8月25日，在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陈云明确指出：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公认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陈云如此论述在当时有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非常难能可贵。同样，9月18日，陈云同薄一波签署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致华北人民政府函，针对有电力抽水灌溉等设备、有能力增加生产的私有农场，强调：“无论土地为自有、公有或租赁，均应允许继续经营”。可见，随着人民政权的逐步建立，发展生产已成为即将全面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中之重。陈云“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们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3]

“油水论”与“公私兼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央人民政府面临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历史任务。

1950年2月26日，陈云同薄一波、马寅初签发中财委复侯德榜函。原来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时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该公司之前与国民政府农林部订有合同，以捐献硫酸亚方式（自1946年起年缴6年）归还其捐赠给永利公司添购器材的款项。现要求豁免缴纳。复函指出：解放后仍应继续向人民政府缴纳硫酸亚。如你们目前确有困难，政府可据实将原合同予以修改，展期缴纳。复函表明，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既维持了旧有合同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又体现了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为私营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态度和良苦用心。

侯德榜的个案折射出原有工商企业的困境，迫切要求党和人民政府及时调整工商业政策。1950年4月12日，陈云主持中财委党组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陈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既然在经济上承认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引者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它发展，有困难就要帮助。对资产阶级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不给“油水”；二是给一点“油水”。二者必居其一。我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给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这对我们更有利。这里所谓从“预算内”给资产阶级的一点“油水”，也可以看作是当时一种特殊的“公私合营”，起到了帮助私人工商业解决发展困难的积极作用。怎样给“油水”呢？陈云认为有两种给法：一是税收放宽；二是税收不放宽，银行给贷款。后一种办法给了好处，人家也不知道；前一种办法好处给在明处。陈云提出：明年从预算里让出一部分，叫做“合作费”，用以解决与资本家的合作问题；国家订计划也要把私营部分包括进去。有些资本家现在遇到困难，提出要公私合营，我们不能随便答应，要考虑到利弊得失，不能一说合营就都是好的。预算中的“合作费”和计划中的私营部分，就是当时一种颇具特色的公私合营方式，但又不能“一说合营就都是好”这样一刀切，反映了陈云务实而稳妥的工作作风。所以，会议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中财委的工作要把重心从财政方面转到恢复发展经济上，首先抓好现有工商业的调整，按照公私兼顾的原则，从贷款、税收、原材料供应、运输等方面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4月13日，陈云同薄一波就中国猪鬃公司与私营的四川畜产公司订立外销合同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出报告。原来，由于对猪鬃出口实行统销，致使四川畜产公司内外业务不能进行。为充分利用其经营和购销的关系渠道，经与其总经理古耕虞商讨，决定中国猪鬃公司与其签订合同，由其代理猪鬃外销，并将其经营收购业务的机构、人员合并于猪鬃公司。报告指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公私两利的。”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仅维护了四川畜产公司的利益，而且促进猪鬃出口，为国家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和急需的物资进口。

从1950年到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期间陈云从不同角度多次论及公私合营的有关问题，为这一改造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和经验积累。摘录如下：

1950年4月25日，调整工商业，解决的是“公私兼顾”，把过去不适当的要加以修正。比如收购，公私应有同等权利，但要有一定的比重。要了解私人不能挤，不能少，干部要懂得这个道理。

5月5日，要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数量。

5月25日，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

6月6日，调整公私关系，就要实行《共同纲领》规定的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的办法。兼顾有好处，因为，私营工商业可以帮助生产，促进商品流通，解决失业问题。

6月15日，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捣乱的行为；国营经济是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

6月26日-29日，主持中财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并通过《私营企业投资条例（草案）》。

7月18日，关于市场销售问题，坚持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公私兼运兼销及计划运销的原则。

7月20日，天津私营百货业部分商人用低于国营贸易公司的价格出售货物，同以前银根抽紧时期急于抛售存货的情况不一样，是为了招揽顾客、扩大营业、薄利多销，这在公私商业同时并存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竞争是正常情况。但国营贸易公司对此应引起警觉，大力改善经营，降低成本，从经济上与之竞争，不可采用政治手段强迫私商提价。

9月6日，改造和利用私营行庄的条件已经成熟。对私营行庄的方针应该是，鼓励其积极扶持工商业。给行庄以转抵押、委托业务、汇兑折扣等支持，使其信用逐渐恢复。

10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是复杂的，我们的一切财政经济措施，必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必须确认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权，又使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資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简单片面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1951年1月5日，在公私合营企业及有公股公产的私营企业中，公股的所有权属中央财政部。

4月9日，签发中财委《关于企业、机关、学校的行政方面或资方依法拨交工会经费的决定》。

4月10日，劳资关系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反映了中国经济改组和政治变革的实质。其中有资方不执行劳动法令的情形，但有的地方工人劳动纪律也不好，要分别予以批评和纠正。

6月26日，我们反对私商追求暴利，但不反对他们获取正当合法的利润。

7月20日，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今后，国家计划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生产、价格、加工、订货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办事。

9月11日，要使私营企业在国营企业的领导下走向计划化。

9月12日，收购私营工厂必须经大区财委批准。对个别私营棉纺织业确有困难者，应帮助解决困难，使其继续经营。

1952年1月15日，必须坚持对私厂实行加工订货、产品议价、对若干产品统购的政策。统购项目应随国家需要而增加，同时保证私厂的合理利润。

3月27日，五年计划包含的内容应有公私比重、工业农业比重、工业中轻重的比重、每年增加的速率等等。

5月14日，对私营工厂加工订货不应挑剔过苛，应保证其有一定的利润。

6月10日，民生公司因负债多，私股方面迫切要求国家予以投资。考虑到此公司是中国有名的民族企业，船只甚好，在长江航务上又属必须的企业，故同意投资一千亿元。

6月11日，税收工作中可能有畸轻畸重的现象。

7月25日，最近民生公司又提出请求国家收购其上海中华造船厂等六家附属企业，以彻底解决其困难。交通部认为这些企业都是公共交通事业和市政建设所必须的，国家收购后加以彻底改革，可以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可以同意。

11月15日，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巩固主要阵地的前提之下，应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如划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等。

1952年，商务印书馆申请公私合营是够条件的。公私合营后，商务印书馆的名称要保留，即使将来进入国营，这块招牌也不能丢。

这三年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私营工商业面临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自身转制即公私合营的重大抉择。陈云的上述实践中，在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此时主要是围绕“公私兼顾”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政策问题。诸如：公私同等权利、对待私企不可采用政治手段、保护私商正当合法的利润、划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保留私营企业知名品牌商标、对困难私营工商企业给予及时有效的政府援助包括合营或收购等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施“公私合营”与探索私人资本“

为国家所掌握利用”形式

1952底，随着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公私合营”从局部到全局、从摸索到政策实施，迅即在全国特别是工商业中全面展开。

1953年9月14日，陈云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着重分析了财经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关于之前发生的“新税制”争论问题，本文不做更多的评述。陈云在报告中指出：解放后，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买卖关系相对减少，税收也相对减少，需要补救。因此，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是“公私一律”；二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所谓“公私一律”，陈云指出：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对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新税制”的解决客观上催生和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

1953年10月10日，陈云出席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在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中，提出了“严格管制私商”问题。

11月24日，致信周恩来，请他审阅并批发中财委就组织投资公司吸收游资一事致各大区财委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财委的电报说：在私营商业改造过程中，如何吸收多余资金，利用它来经营生产事业，是必须很好处理的一个问题。认为：投资公司的好处是能使一部分社会游资固定的、长期的为国家所掌握利用，以免它在市场上投机取巧。应该说这一段表述，已经非常接近现在的“PPP模式”的本来意蕴了。

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对私改造、公私合营已经是水到渠成、势在必然。1954年3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财委《关于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25日，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作报告。针对中国有几百万户私商，从业人员七百多万人，必须对这些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陈云认为，其办法主要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如批购、代销、经销等。

在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陈云非常重视政策的制定和工作的稳健，防止出现各种偏差。针对改造私营商业，7月9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强调：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在改造过程中，不经过适当斗争是不行的。即使把他们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零售商后，在如何防止他们掺杂掺假、制造黑市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经常的斗争。陈云对市场管理中可能出现的掺杂、掺假、黑市的问题不无担忧，其关注更有远见，具有长远的警示意义。同样，8月27日，陈云在《关于农村初级市场座谈会情况报告》上批示：此件证明集镇上也要搞国家资本主义，其中药材业重点合营问题要谨慎，因为一二家私商合营，其他私商大体要垮。陈云的这一批示，谨慎的背后，是否也体现了他对“集镇上也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做法某种程度的担忧呢？

1955年3月21日，陈云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一方面强调“改造必须稳步前进，防止冒进。”另一方面又指出“改造也要经过一定程度和形式的斗争。”

稳步前进必然涉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诸多政策问题。1955年，陈云对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5月，陈云致信毛泽东，提出“私营企业的原有公积金仍以归私股为好，但应分给工人一部分。”8月15日，签发中共中央复江苏省委并上海局电。电报指出：公私合營企业的盈余分配问题，一般仍应依照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办理。关于追缴“五反”退补款项问题，电报指出：资金确有困难，年内不能缴库者，可留作将来公私合营时转作公股投资，或次年内分期还清。11月4日，在听取上海市有关方面关于全行业公私合营情况汇报时指出：要给资本家工作做，放手让他们做正厂长。并且强调，公私合营的企业必须首先抓生产，只有抓生产才能进行企业改造，才能发动工人和改造资本家。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上做总结讲话。涉及政策方面有：一是夫妻店、个体摊贩的前途是变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商店、代销店或摊贩。代销店和摊贩的工资在长时间内要采取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或计件工资的办法，以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各行业定息不能一律，行业之间要定出一个幅度，工业商业之间、城乡之间、大小企业之间要有差别。三是着手草拟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章程，以防资本家个人得的过多和分散财产。四是对资方资产的评估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技术和某些经营管理经验。对资本家的发明创造，也必须一视同仁，给予奖励。五是避免工商业合营后不愿生产和经销高级的和低级的人民需要的产品类似情况。陈云论及的上述种种问题及其对策，至今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完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与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确立

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加快，到1956年底完成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革。对此，陈云的认识、总结和完善显得特别重要。

1955年10月29日，陈云出席毛泽东邀集的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座谈会。陈云总结了私营工商业安排和改造的六点经验：（一）生产安排必须按行业进行全国统筹。（二）要全行业安排就必须进行企业改组，该合并的合并，该淘汰的淘汰。（三）由于企业改组牵涉的面很大，许多行业必须全行业合营。（四）在全行业合营的情况下，要有计算利润的新方法，对资方人员也要有适当的安排。（五）必须阻止专业公司来领导安排生产、企业改组合合营。（六）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有一个全面规划，要计算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定出改造的速度和步骤，在工商界和工人中进行教育。11月1日，在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公私合营”问题。指出：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绝大多数私营企业的必经之路。合营便于生产的安排和改组，便于人力物力的合理使用。合营一般采取全行业合营的方法，这是为了便于改组，有利于人力（技术人员和劳动）、物力（设备和资金）的合理使用，也可大大节约国家干部。陈云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能一声号令就实行，那样容易出毛病。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后期，已经出现了“一声号令就实行”的问题。1982年11月2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提及：1956年春天，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北京城里一下子都高了公私合营，连挑担卖糖豆的，也变成了公私合营。

1955年11月16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并作报告。报告介绍几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有很大进展。指出：为了进一步搞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今后要注意以下六点：（一）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二）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三）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四）推广定息的办法。（五）组织专业公司。（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六点注意和前述六点经验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系统性认识，为195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提供了政策支持。

决议前后，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工商业改造过程中许多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停止号召和动员资本家把帐外资财投入合营企业；合营后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妥善处理公私合营对财产清理估价；不要轻易改变原来的生产和运销规律、经营制度和服务制度；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工资暂时不动；一定要把企业办得比合营前更好；政府对公方干部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工商联、同业公会对释放人员也必须进行教育；对资本家要有正确的认识，建立适合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公司之间共事的办事制度；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堪称是民族遗产而保留下来；给资本家一种公务人员的职权，等等。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作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比较完整、富有创建的构想。陈云指出：我国经济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只有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题，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陈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既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进程的深刻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4]

总结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与

探索新时期的中外“合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中央第二代領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3月21日—23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1日，陈云在讲话中提出：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强调：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陈云的讲话清楚地表明，首先，陈云坚定而积极地支持改革开放。其次，相对于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新时期的“公私”范围更广、更开放，包括海外；内容更多、更丰富，包括资金和技术；方式更新、更灵活，既有传统的“加工订货”，也有新近的“补偿贸易”。6月15日，陈云在邓小平送阅的荣毅仁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的意见上批示，则进一步发挥了对外开放的思想。荣毅仁认为，“中外合资合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也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功能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对此，陈云明确表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办法来自于实践。1979年9月19日，陈云就与日本松下公司合资办厂事致信邓小平：利用外资是一件新事，过去没有经验，因此对利用外资应逐项研究，以积累经验。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并就经济形势与调整问题讲话。关于利用外资，陈云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陈云强调：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当前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这样说只是敲敲警钟，提醒头脑不清醒的干部。陈云关于对外资“在欢迎之中要警惕”的提醒，有利于对外开放健康、持续、有效地推进和深入发展，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与犀利。

1984年8月20日，陈云在谈话中表示，可以向国外“进行投资，搞合营”，并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这应该说是比较早地提出的“走出去”的发展方向和在海外开展中外“合营”的发展方式，具有相当的超前意识。

对于当年开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晚年陈云有两次深刻的评述与总结。1982年11月22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指出：一九五六年春天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北京城里连挑担卖糖豆的也变成公私合营了，都拿三十多块钱的固定工资，“铁饭碗”了。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责任制，陈云十分肯定地强调：打破“铁饭碗”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显然，在陈云看来，当年公私合营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就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所以才彰显了责任制的重大意义。这是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思考。

1984年9月13日，陈云在回顾五十年代的工作时指出：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如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们采取的是分步骤进行，即从“加工订货”直至“定息”的做法；对资本家、小店主、小摊贩，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并不是这样做的。同样，在陈云看来，我国采用“赎买”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是成功的。这是中国与国外相比较的思考。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5]

总括全篇，陈云关于公私合营的思想，从纵向看，建国之前在根据地的局部实践和初步探索，旨在发展经济，为根据地的发展和支撑战争提供经济保障；建国至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推开，重在恢复国民经济、破解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则侧重于对外资和技术的引进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横向看，一是提出了培养“共产党的商人”，自始至终强调公有经济的领导地位，在合营中对公方干部要进行教育；二是坚持公私两利、兼顾，各行其所；三是强调要尊重私人企业，保障其正当合法的利润；四是探索公私合营的一系列可行的方式，如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补偿贸易等；五是注意合营中的具体政策，如对资方资产评估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保留私人企业原有的招牌、好的品种和质量，给资本家以工作。虽然今天的“PPP”模式側重于政府与民营资本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合资合作，但双方的权益、责任、方式及其公共产品的质量等等，在陈云的上述丰富论述和鲜活实践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注释：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版，第442页、第443页.

[3-4]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6月12日）[N].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第2版.

[5]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6月12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版.

作 者：本刊编辑部总编辑，教授

责任编辑：张 波

作者：张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