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校企合作、国外职业教育经验借鉴、职业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与区域发展等领域;前沿主题集中在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等方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职业教育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篇1：

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与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使命

摘 要：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分别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和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前者以职业教育学是一门经典的独立学科为基础，后者以职业教育研究就是专业主义职业教育研究这一认识为基础。对于前者，由于职业教育学不是一门经典独立学科，因此“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是实实在在的。对此，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使命是，主动将职业教育问题公共化。对于后者，由于专业主义职业教育研究存在的必然性，因此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是一种表面而不是致命的危机。但职业教育的理论工作者应做好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提升研究质量。其他的职业教育工作者应努力提升自身的研究素养。

关键词：职业教育研究；专业性危机；职业教育学

作者简介：梁卿（1978-），男，安徽怀宁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与哲学、职业教育评价。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概念、范畴与逻辑”（编号：BJA130096），主持人：周明星。

以职业教育研究为业的人一般都承认职业教育研究是一门专业。但其他领域研究人员和职业教育的实践工作者往往对此并不认同。如果说其中的某些人承认了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那也只是“口头上”的承认而不是“思想上”的承认，只是“礼节性”的承认而不是真正的承认。从这个角度讲，职业教育研究从来都处在专业性的危机之中。正因为此，以职业教育研究为业的人总是努力证明职业教育研究具有专业性，试图为自己的工作进行辩护。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其效果并不明显。对于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后来者来讲，留给我们的不外乎四种选择：要么痛痛快快地承认职业教育研究不是一门专业；要么采取鸵鸟政策，从此“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要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以证实职业教育研究就是一门专业；要么换个角度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作为这个领域的晚学后辈，笔者在情感上不甘心于前两种选择，很想试试第三种选择。因为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职业教育研究本身的发展，更关涉到所有以职业教育研究为业的人的自我认同。但是对于一个以职业教育研究为业的人来讲，更可取的做法是，承认并直面职业教育研究所面临的专业性危机，认真地分析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究竟是什么样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对职业教育及其研究产生了或者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职业教育研究的从业人员应该如何去应对。

一、职业教育研究专业性危机的两种类型

从现实层面看，职业教育研究面临着两种专业性危机。一种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另一种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

（一）“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

在英语当中，专业的原始意义是指其“从业者们声称对某些事务具有较他人更多的知识，尤其是对其客户的事务具有较客户本人更多的知识。”[1]或者说，专业不同于一般性职业之处，就在于它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即专业知识和技能。专业知识由于其“高深性”而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这使得专业知识往往都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2]。正因为此，人们在判断一门职业是否称得上专业时，往往以专业知识是否是独立学科为标准。如果一门专业知识被公认为独立学科，这门职业的专业性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反之，人们则会对其专业性持怀疑态度。从这个角度讲，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能否得到认可，就取决于职业教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能否得到人们的承认。那么，职业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吗？在我国的学科制度中，职业教育学（规范的名称应为：职业技术教育学）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职业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制度上是得到承认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认识论层面，其他学科的学者从来都不承认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不仅如此，教育学科内部的一些学者也遥相呼应，认为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由于作为职业教育学上位学科的教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受到了质疑{1}，因此，职业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就更值得怀疑。与我国相对比较复杂的状况相比，国外的情况较为简单。在国外，不论是在学科制度上还是在学者们的思想中，职业教育学都不被承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总而言之，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至少在许多学者眼里，职业教育学并不是独立学科。如此一来，按照上述逻辑，职业教育研究就不是一门专业。职业教育研究的这种专业性危机是由人们对职业教育学学科地位的怀疑带来的，因此称之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

（二）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

如上所述，专业的首要特征就是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专业知识作为高深学问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创造出来的，只有那些经过较长时期专业教育和训练，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生产出专业知识。按照这一逻辑，如果职业教育研究是一门专业，那么只有那些接受过较长时期职业教育研究训练，形成了一定专业能力的人才能开展职业教育研究。通俗地讲，职业教育研究应该是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专利。职业教育领域的实践工作者由于缺乏充分的职业教育研究训练，应该远离职业教育研究。这种认为应该由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垄断职业教育研究的思想和实践，可称为专业主义的职业教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专业主义的职业教育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事实性存在。但是，现如今，这种状况先是在国外继而在国内相继被彻底打破。今天，不仅栖身于高等学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理论工作者在开展职业教育研究，那些传统上被粘贴上“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标签，从而不需要开展职业教育研究的人员（如职业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等等）也普遍开展职业教育研究。这一状况的出现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专业主义的职业教育研究本来是要生产职业教育知识，供实践工作者使用，以指导职业教育实践的。但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发现，理论工作者创造的所谓职业教育知识由于各种原因根本就无法应用于实践。于是，“求人不如求己”，干脆自己开展职业教育研究。二是时代的发展变化对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并扩展到职业教育领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职业教育教师等实践工作者开始结合自身实践，介入职业教育研究。三是评价体制的影响。在我国，不知何时，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在职称评聘和业绩考核中被加入了研究成果的要求。在这种评价实践的逼迫下，许多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不得不涉足职业教育研究。不论是哪种原因还是哪些原因，其后果是，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在职业教育研究上丧失了垄断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实的状况是，职业教育领域的所有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毫无疑问，“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现象的出现，即使没有彻底颠覆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至少也对其构成了严重挑战。由于这一危机是由于“研究”的专业性遭受质疑而产生的，所以称之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

总而言之，根据职业教育研究专业性危机的原因，可以将其分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和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更重要的是，不论人们是否承认，两种危机似乎都“在那儿”。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

二、职业教育研究专业性危机的反思

（一）放弃“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

面对“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以职业教育研究为业的人近乎本能的选择是试图维护职业教育的专业性。这就需要去证明职业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那么，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从目前相关学科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在经典学科理论的框架下，确认职业教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按照经典学科理论，只有一门学科被认为具有专门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它才会被认为是一门独立学科。但对于职业教育学而言，除了研究对象之外的其他标准基本上都是遥不可及的。这意味着，在经典学科框架下，职业教育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学科[3]。因此，职业教育研究也就不是一门专业。二是在现代学科理论的框架下，确认职业教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那么，何谓现代学科呢？这得从学科在近现代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谈起。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由于自然科学的影响，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4]这种制度化既体现在训练的制度化——教职、课程和学位等的设立，也体现在研究的制度化——专业期刊、专业学会的建立。这些学科之所以能成功制度化是因为每门学科都确认了自己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并借此奠定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独立地位。然而，1945年以后，社会科学实践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体现为，“二战”之后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不再局限于一个独立学科内部，而是超出了各门独立学科的界限，紧紧围绕着各种现实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地区问题、文化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而展开。华中科技大学张应强教授将这种以重大社会问题为对象的研究命名为“现代学科”[5]。按照这种观点，职业教育学必然是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因为职业教育问题与文化问题、能源问题等一样，也是“一个全局性和综合性的社会问题。”[6]但问题是，按照这种观点，职业教育学虽然是一门独立学科，但这已经不能证明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了。因为在传统上，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之所以以职业教育学是独立学科为基础，恰恰是因为，如果职业教育学是独立学科，就意味着职业教育研究具有排他性——即只有职业教育学内部的人才能开展职业教育研究，并因此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提供了保障。而作为现代学科的职业教育学，恰恰不具有排他性。事实上，对于作为现代学科的职业教育学来讲，不仅不排他，反而欢迎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职业教育。

综上所述，就现有的研究来讲，面对“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危机，那些试图认为职业教育研究具有专业性的人们只能缴械投降，老老实实地承认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在这个维度上是不存在的。

（二）职业教育“研究”专业性的再确认

与人们在维护“职业教育”研究专业性时只能打白旗不同的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被否定。

如前所述，在传统上，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研究是由被认为是专业人士的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来实施的。“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打破了理论工作者对职业教育研究的垄断，从而似乎对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构成了严重威胁。但这种威胁是否真的成立，其实取决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第一，从事实的角度看，是不是所有的职业教育研究都由理论工作者垄断？只有当理论工作者垄断了所有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时，“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才可能瓦解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第二，在“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因为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而不再需要专门的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那么，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也就将不复存在。第三，“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是不是意味着“人人都可以不经学习和培训就可以开展职业教育研究”？如果是这样，那么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就无从谈起。

先看第一点。在科学学上，科学研究一般被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1945年，美国学者V.布什提出了著名的科学研究模型。按照布什模型，科学研究被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后来的学者则对布什模型做了进一步拓展，将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其中，基础研究的任务是获取新的原理和知识，但这一过程不以任何实用目的为指向。应用研究建立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是一种以特定的实用目标为指向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开发研究则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基础，将知识转变成实用的材料、装备、系统和工艺。1997年，美国学者司托克斯提出了著名的科学研究的四象限模型。这一模型以研究活动是否以求知为目的和是否以应用为目的，将科学研究分为四种类型。（详见图1）在这一模型中，纯基础研究就是没有任何实用目的且以知识的获取为指向的研究，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是以应用为目的而开展的获取新知识的研究，纯应用研究的目的不是获取新知识，而是眼前实际问题的解决。

图1 科学研究的四象限模型[7]

尽管上述两种模型对科学研究类型的划分不同，但也存在相同之处。在这两种模型中，有些研究是以知识的获取为目的，有些则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为导向。在通常情况下，前者主要是由专门的理论工作者承担，而后者则有实践工作者广泛参与。这意味着，将研究工作视为理论工作者特权的思想和实践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实践。理论工作者只是在以创造新知识的研究活动中才处于垄断地位。作为一种研究活动，职业教育研究也是如此。主要由理论工作者承担的、旨在发现生产新知识的专业主义职业教育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职业教育研究的全部，而只是职业教育研究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从现实来看，职业教育研究不仅包括以求知为导向的理论研究，还包括以实际问题解决为目的的行动研究和以研究者个人发展为目的的叙事研究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其实并没有对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构成威胁。人们之所以认为“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威胁了职业教育的专业性，是因为专业主义的职业教育研究被错误地等同于职业教育研究。

再看第二点。在“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需要专职的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这是因为，（1）职业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因此需要以知识的生产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研究；（2）知识的生产和应用知识于实践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活动，因此，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相对分工是必要的。

在第三点上，现实的情况似乎是，许多职业教育研究者似乎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和培训。但问题在于，这种状态本身是不合理的。不论是什么类型的研究活动，本质上都是一项系统的探究活动，需要研究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恰当的方法（论）意识和正确的伦理意识。这些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轻松就能学会的，而是需要研究者接受专门的教育和训练。

综上所述，“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似乎颠覆了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业性，但这其实只是一个真实的假象。在这样一个时代，职业教育“研究”依然具有专业性。

三、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使命

（一）职业教育问题的公共化

对于一些以职业教育研究为业的人来讲，“职业教育”研究专业性的丧失可能暂时会带来自我认同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专业性的丧失却给职业教育研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传统上，在西方，学科人才的培养和研究活动的发生都是在单一学科框架之下完成的。但从20世纪中期以后，虽然人才培养仍然是在特定学科框架下开展，但是研究活动则超出了单一的学科框架，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围绕着共同感兴趣的主题——如人口、卫生、环境、能源等——而组织起来开展研究，从而导致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也就是说，研究活动的组织不再是围绕着学科来进行的，而是围绕着问题来展开。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就各种社会问题共同开展研究。在东方，日本的公共哲学运动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按照日本学者山脇直司的看法，公共哲学就是一种旨在打破近代学科分立的专业体制，破除学科分立带来的“学术界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严重自我封闭的现象”，构建依靠各学科的协同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种运动[8]。正因为此，公共哲学一般都是选择综合性、多学科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在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哲学丛书（第一期）10卷本丛书中，有9本书都是按照下述方式来安排的：一个领域的学者提出论题，其他领域的学者参与讨论和互动，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拓展所讨论的论题。因此，各卷的基本结构都是由“论题”“围绕论题的讨论”和“拓展”等几个部分组成。伯顿·R·克拉克曾说：“如果让学术工作者在学科和单位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或她一般都选择离开单位而不是学科”，因此，“主宰学者工作生活的力量是学科而不是所在院校。”[10]但在研究活动日趋跳出单一学科界限的背景下，华勒斯坦等人的观点更有价值：“现在需要做的—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分析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的多。”[9]按照这种看法，职业教育研究者应主动冲出职业教育学框架的桎梏，放弃垄断职业教育研究的企图，彻彻底底地将学科意识从头脑中赶跑，将职业教育问题置于所有学科的视域之中，引入公共领域，热情邀请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职业教育研究。这样一来，标识职业教育研究者身份的不再是其所归属的学科，而是其所研究的问题。“职业教育”研究将失去传统的专业性，但职业教育研究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获得了新的可能。

（二）做好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

在一个“人人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的时代，职业教育“研究”仍然是一门专业。既然是一门专业，职业教育研究者就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很好地体现专业色彩。

首先，理论工作者应对自身形成合理定位。所谓定位就是让一件产品、服务、机构或人等在潜在客户的心智中与众不同[11]。这就是说，定位就是使特定对象在关系中得以凸显。理论工作者的自身定位就是要在与实践工作者的关系中，凸显自身与实践工作者的不同，并以此确认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理论工作者应该有什么样的定位呢？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与实践工作者不同。（1）理论工作者主要从事的是研究工作，而实践工作者主要从事的是实践工作。（2）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都开展研究，但理论工作者主要开展的是以知识的生产为指向的理论研究，而实践工作者主要是围绕着自己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开展实践研究。（3）理论工作者也参与实践，但理论工作者只是凭借自己所具有的理论知识参与实践。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既不制定实践方案，更不亲身去执行方案。理论工作者对实践的参与是有限的。

其次，理论工作者应面向实践开展理论研究。正如前文所述，人们之所以怀疑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理论工作者生产的职业教育知识对于职业教育实践没有什么价值。这意味着，如果理论工作者想要维护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就必须提高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从知识生产的模式上看，当今的知识生产越来越超出纯粹的学术语境，转而在特定的实践环境中，围绕着源于实际的具体问题来展开。换句话说，知识生产越来越具有应用导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提高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就需要在今后的研究活动中，主动走进职业教育实践，扎根职业教育实践，自觉将职业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加以讨论。

第三，理论工作者应着力提升理论研究水平。近些年来，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并不能令人满意。正如徐国庆教授所言，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经验层面的研究远远超过理论层面的研究”，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论水平不高，理论色彩不浓，还停留于就事论事层面，满足于对职业教育现状的简单描述[12]。对此，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该勇敢承担起自身的职责，努力形成敏锐的问题意识、恰当的方法（论）意识，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以提升理论研究的水平。

第四，正确发挥自身在职业教育实践中的作用。理论工作者的首要职责是生产职业教育知识，但他们也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参与职业教育实践，在职业教育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专业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美国教育哲学家索尔蒂斯的观点或许可以提供一点启示。他在论及教育哲学家的作用时说：“当哲学家作为专业人员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太多的建议，会多做一些分析、反思、估价，并寻求对教育事务有更清晰的理解。他们会更多地强调先要确定争论在逻辑上的合理性，阐明一些观念的含义，判断据称具有价值的、构造理性的根据。他们会多提供一些考虑教育的任务和存在的问题的思路，而不是提供完成这些任务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当一个教育哲学家从事这种哲学思考时，他更多地倾向于把启发、理解和展望提供给教育工作者，促使他们去思考，而不是把纲领和政策提供给他们，要他们去执行。”[13]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如此。即理论工作者在与第一线的职业教育工作者保持密切联系的过程中，不能抱着高高在上的指导态度，试图直接告诉实践工作者应该如何如何，而是通过自身专业水平的充分发挥，引导实践工作者自己去探索，去思考，形成并执行行动方案。

此外，实践工作者也应努力提升研究素养。今天，实践工作者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研究素养对于职业教育研究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就目前来讲，实践工作者研究素养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在研究活动中，一些实践工作者对研究活动本身缺乏正确认识，认为研究就是“思考”，就是写论文、做项目；还有一些实践工作者在理论功底、研究方法、研究伦理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对此，实践工作者还需要通过自学以及接受教育和训练等方式，努力加以弥补。

注释：

{1}在职业教育领域，学者们在职业教育学的上位学科是否是教育学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但一般认为，教育学是职业教育学的上位学科。我国学科制度也认可这一点。在教育学是否独立学科问题上，教育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教育学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独立学科。

参考文献：

[1]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6（1）：197-221.

[2]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6-17.

[3]梁卿，史玉华.论职业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标准[J].职教论坛，2010（22）：3-5.

[4][10][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3，106.

[5][6]张应强.超越“学科论”与“研究领域论”之争——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方向的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4）：49-61.

[7][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M].周春彦，谷春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3.

[8][日]山脇直司.日本的公共哲学运动[EB/OL].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79-200305059.pdf.

[9][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5.

[11][美]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定位：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M].谢伟山，苑爱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3.

[12]徐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2-14.

[13][美]J.索尔蒂斯.论教育哲学的前景[J].闵家胤，译.国外社会科学，1984（3）：6-10.

责任编辑 韩云鹏

作者：梁卿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篇2：

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前沿主题与未来展望

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校企合作、国外职业教育经验借鉴、职业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与区域发展等领域;前沿主题集中在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等方面。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也存在：“碎片化”的经验总结多，“体系化”的理论研究少;研究方法借鉴多，规范使用少;国外经验借鉴的研究多，国内模式的本土建构少等“三多三少”的短板与难点。为补齐短板、突破难点，职业教育应进一步加强“体系化”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元研究、重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与跨学科思维、加强职业教育“中国模式”的总结与提炼。

关键词 职业教育;知识图谱;研究热点;前沿主题;研究难点

发轫于1917年的中国职业教育学[1]，经过60多年的发展，于1983年正式取得学科建制，又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探索与发展，于2014年确立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学界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也随着职业教育的实践不断向前推进。职业教育在百余年的研究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著作、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随笔感想等，为将这些文献资料以一种动态、多元、分时可视化语言展现在特定的知识图谱上，并基于可视化分析更加科学直观地洞悉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在可视化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一、研究方法与设计

托马斯·库恩（Kuhn）认为，科学发展是科学革命的历史过程，一般要经历前科学期、常规科学期、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和新的常规科学等不同阶段，科学发展的本质是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交替运动与积累范式的交替运动过程[2]。与此同时，普赖斯（Price）的科学前沿理论也认为，参考文献的模式标志科学研究前沿的本质，研究前沿是基于新近的研究成果，隨着发展知识网络也会变得越来越密[3]。博特（Burt）在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时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并认为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个体通过信息过滤而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与创新能力[4]。因此，本研究将基于上述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和SATI、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统计分析软件SPSS，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关于职业教育研究的全部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工具

可视化分析与CiteSpace软件的运用。CiteSpace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研究中蕴含的潜在知识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主要通过可视化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分布情况、结构和规律，具有图和谱的双重属性[5]。面对海量的职业教育研究，期刊论文的关键词分析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抓手。通过提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出现频率的高低，可以洞悉特定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与研究热点[6]。为更加直观与直接把握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与前沿趋势，笔者主要通过职业教育相关研究文献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来实现。关键词可视化分析的技术手段主要通过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5.3.R8来实现。CiteSpace软件是目前学界进行文献可视化研究常用的文献计量软件之一，由国际著名信息可视化专家陈超美博士用Java语言开发，基于引文分析理论，对科技文献进行“科研合作网络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文献耦合分析、特定领域共现分析”[7]等的信息可视化软件，其主要优势和特征是“一图览春秋，一览无余;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8]。

社会网络分析与Ucinet、SATI软件的运用。约翰·斯科特（Scott）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是综合运用“数学模型与图论等方式研究行动者相互之间、社会网络之间、行动者与社会网络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9]。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直观地把握复杂客体之间的内在规律、联系与属性。在本研究中通过对职业教育领域相关研究关键词矩阵的社会网络分析，基于关键词节点大小以及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系特征去分析现有关于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与热点。社会网络分析主要通过软件Ucinet6和SATI3.2来实现。

聚类分析与统计软件SPSS的运用。统计学中在研究“物以类聚”问题时会用到聚类分析的多元统计方法，聚类分析依据不同个体之间相似与差异程度来判断个体之间的“远近亲疏”[10]程度，将不同个体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关于职业教育相关文献高频关键词的主要领域可以通过共词矩阵的系统聚类得到。层次聚类分析主要通过统计软件SPSS实现。

（二）数据来源

为科学客观地把握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前沿，反思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难点。笔者对中国知网（CNKI）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检索。为了更加科学地反映职业教育研究的主流观点，本研究在检索期刊时将期刊来源限定为“CSSCI”，检索条件是：关键词为“职业教育”（模糊）或者“职业技术教育”（模糊）。在上述检索条件下，总共检索到1690篇文献，为保证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剔除报道、书评、通告等非研究型文献，得到有效文章1675篇，见图1。从图1中的年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文献在时间维度的分布基本呈现递增趋势，尤其是在国家公布职业教育重要政策时，文献的变动较为明显。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出台，都引发了职业教育的研究热潮。在科学收集文献数据的基础上，应将文献数据转换成文献计量软件可以识别的格式。在对数据转换之前，主要通过Notepad++文本软件批量打开下载得到的TXT文档，然后在菜单栏中选择Encoding，将文本全部转化为UTF8格式。最后将数据导入不同文献计量软件，基于特定的研究需求输出具体研究结果。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视觉思维是文献计量软件的主要设计理念与思维方式，因为视觉在人类感知外部信息的过程中起着绝对主导作用，而图像则是视觉信息的第一要素。CiteSpace、Ucinet、SATI等文献计量软件将抽象的文献信息与数据转化成可视化的空间结构与知识图谱，为科学直观地分析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下文将根据文献计量软件输出结果，见图2、图3、表1，结合具体研究文献，重点分析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主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一）职业教育研究热点分析

1.校企合作研究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关于校企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校企合作的困境与破解之策。和震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学生、院校、企业、行业、政府”等五大层面的问题[11]，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一个跨领域、跨部门的问题，需要国家政府部门做好顶层设计，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协调好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创设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良好的制度环境。关于校企合作的具体问题，潘海生调研发现，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着“合作深度不足、合作质量不高、利益主体相关度差异大”等具体问题，并针对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加强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鼓励地方先试先行、加强对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激励等具体破解之道[12]。二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偏好主要包括“技能偏好和成本偏好”[13]，且二者之间是负向的交互作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是影响其参与职业教育的决定性变量，与此同时，“企业的规模、核心生产要素等”[14]個性特征也会造成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差异。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工资挤压效应改变了收益与成本的格局，在“技术进步—技能变动—边际生产率提升—工资挤压效应”[15]的动力机制作用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偏好将表现出明显的技能性特征。三是多学科视角解读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一项复杂的跨部门、跨领域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因此也需要从多学科的视角去解读。现有校企合作研究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产权问题的分析[16]，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对校企合作过程中校企双主体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静态合作与不合作博弈的分析[17]，基于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对校企合作“壁炉现象”[18]的探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对校企合作治理结构的分析与构建等[19]。基于不同的学科、不同理论的视角对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进行了深入分析。

2.国外职业教育经验借鉴研究

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职业资格框架制度、美国的社区学院、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等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国外经验。因此，国外职业教育经验与启示的研究也就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如关于德国双元制，陈德泉认为应对德国双元制进行重新审视，双元制不仅仅是简单的单向促进关系，而是与业务过程导向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共生关系，其不取决于法律规定与行政命令，而是各方的自愿自觉参与，其培养过程不仅重视操作技能的提升，也十分关注理论学习与公民教育[20]。关于德国双元制的研究有大量文献侧重于探讨其优势与成功之处，但也不乏对其问题与不足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因德国双元制学徒培训岗位和组成结构的变化、培训模式由集体向分散转变，给中小企业、中学学业不佳者、学徒等带来了新的不公平与歧视[21]。也有学者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培训体系与职业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比较了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政府”主导模式以及以英美为代表的强调市场自由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并提出了对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22]。

3.职业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研究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的紧密性。因此，职业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职业教育与就业问题也就成了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此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学生就业创业的重要作用，使职业教育成为促进学生就业并与高等教育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教育类型。也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要积极回应“一带一路”等重大政策红利，培养出更多真正适应国际与国内市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也有学者对极端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提出应把握职业教育面向变化与面向确定性的规范性特征、“一般人”培养与“职业人”养成的目的性特征、生涯发展与初次就业的环境性特征[23]。

4.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与区域发展研究

现代职业教育是培养面向生产服务一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教育类型。社会服务是职业院校的重要社会职能，带有鲜明区域性与地方性的职业院校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学者指出，为提升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应努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职业教育，构建开放的职业培训体系，为企业、行业、社区和个人提供培训服务与技术支持[24]。为了在“同质化”现象广泛存在的竞争场域中获得可持续发展，职业院校应走“差异化”发展战略，立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对接产业结构布局设置专业，不断提升职业院校的区域服务能力。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也有学者对职业教育如何参与精准扶贫问题进行了探讨。许锋华认为，职业教育具有实现脱贫致富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对其实现精准脱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提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脱贫能力，职业院校应努力定向培养适合本土的各类人才、积极传承民族文化、开展“互联网+职业教育”项目，使职业教育助推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25]。

（二）职业教育研究前沿分析

特定主题的前沿领域在文献计量学中主要通过相关研究文献的“突现词（burst terms）”[26]来表征，相关领域研究文献的“突现率”可以通过分析高频关键词的变化与文献被引次数的变化率得到。因此，特定主题的前沿研究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计算相关文献的“突现率”进行衡量。对职业教育研究前沿趋势的分析主要通过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5.3.R8计算，见表2，通过分析职业教育研究高突现率与研究趋势不断增强的主题即可得到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主题。

1.产教融合研究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在国家大力推动产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产教融合的相关研究成为了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主题之一。刘志敏认为，产教融合是一个“融入、融通、融合”三层级逐步递进和演化的过程，在融入层面，高校要融入产业技术进步的现实诉求、融入企业生产与研发的各个环节、融入行业发展的演进趋势;在融通层面，高校要将其自身的各项职能充分发挥出来并实现协同效应，并与企业的主要职能实现“点”上的协同、链接和贯通;在融合层面，要使产教双方的各要素彼此支撑、互相转化，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体系，真正实现“合二为一，融为一体”[27]。庄西真认为，在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存在着主体构成、改革方式、行动准则、发展策略、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造成产教融合过程中矛盾与不协调的源头，为化解上述矛盾则应针对具体的差异实现校企合作关键点上的突破，并最终实现“愿景统一、利益融合、供需协调、资源融通”的理想产教融合图景[28]。

2.现代学徒制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研究

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教育部于2014年8月颁布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截至2018年8月已连续公布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名单。在国家大力发展现代学徒制的背景下，现代学徒制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主题之一。关于学徒制的研究，有立足我国国情对本土学徒制的研究，也有关于国外学徒制的比较研究。其中，尤以国外学徒制的研究为多，如英国学徒制[29]、澳大利亚学徒制[30]、瑞士学徒制[31]、爱尔兰学徒制[32]等。针对我国本土学徒制如何发展的问题，关晶认为相对传统学徒制，现代学徒制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其教育性质的广泛化、功能目的的教育性、利益相关者机制的复杂化、教学组织的结构化等方面[33]。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合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感、合作信誉等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我国企业参与学徒制的动力不足，为进一步促进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应营造良好的合作文化、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塑造良好的合作风尚与信誉[34]。然而，无论是现代学徒制，还是其他形式合作模式的创新研究，其立足点都是基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

3.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基本架构、重点任务与体制机制保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逐渐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主题之一。围绕“如何发展职业启蒙、如何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如何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发展职业培训”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周建松认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应该走出单个“部门”与“院校”的内部视角，而应该从产业发展需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外部视角出发，实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内部协调性与外部适应性”的有机统一[35]。陈鹏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满足个体的普适性需要、群体的广泛性需要以及经济社会的高端性需要，应全面考虑职业教育的“内部延展性、外部适应性与内外互通性”，最终建构包括职业启蒙、职业准备与继续教育等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教育相互融合的“大职业教育”[36]。也有学者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本土构建。此外，也有关于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实践问题的研究，如有学者针对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办学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做了国际层面的探讨。

三、总结与展望

现有关于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指导了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提升了职业教育理论水平的高度、丰富了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与方法选择。与此同时，通过梳理现有研究也发现了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不足与难点问题。具体而言，可将其归纳总结为“三多三少”现象，即：“碎片化”的经验总结多，“体系化”的理论研究少;研究方法借鉴多，规范使用少;国外经验借鉴多，国内模式的本土建构少。针对“三多三少”现象，未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体系化”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元研究

康德曾说“直观无概念则盲，思维无内容则空”，理论就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职业教育理论是职业教育实践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是科学主义研究态度的反映。丰富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与现象为开展职业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源头，职业教育实践现象只有经过描述、概括、外推等环节，才能在最后上升为规律与理论，而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将导致职业教育研究陷入“零敲碎打”式的经验总结，从而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科学理论。通过梳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职业教育研究发现，现有的职业教育研究过多地关注现状研究与案例分析，针对政策热点的时效性研究居多，还没有形成稳定性与可持续的研究体系，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还处于一个比较“贫瘠”的状态。因此，职业教育学理论建构与元研究是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难点问题之一，也是学界应该重点关注的“短板”。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不仅要描述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事实，也应将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事实凝练与升华为更加科学、规范、系统与有深度的职业教育理论。并用这些职业教育理论规范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行为、批判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合理性、解释职业教育现象中存在的诸多疑惑，使得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不仅仅能够“顶天”，而且能够“立地”。

（二）重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与跨学科思维

研究方法的学习、选择与使用是职业教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科学知识的快速发展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方法与范式，但职业教育学应该选择怎样的研究方法？关于学科与研究方法的选择，潘懋元教授曾提出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某一门学科本身就是基于某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如统计学;二是某一类学科共同使用某一类研究方法，如自然科学类的诸多学科;三是在学科研究中几乎运用所有的研究方法，如生态学、空间学科等综合性学科[37]。职业教育学是一门跨界的综合性学科，在研究过程中也将运用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梳理职业教育学热点与前沿主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方法正在走向多元化，但现有部分研究中其他学科方法使用的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我国的职业教育研究要进一步提升方法使用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使得多元方法能够真正服务于科学的職业教育研究。与此同时，由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为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迈克尔·吉本斯的“知识生产模式II”理论认为，新的知识生产应注重应用语境、跨学科性、异质性、组织多样性、反思性、社会问责制与多维度评价[38]。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为职业教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与思路，因此，未来职业教育学要在新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的关照下开展更多跨学科与创新性研究。

（三）加强职业教育“中国模式”的总结与提炼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动因离不开其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之支撑，而职业教育之成功则离不开适应本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禀赋等的职业教育模式之探索。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国外职业教育成功模式的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学习与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模式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国际典型案例的时候，应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态度，在合理理性地研究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成功模式的同时，加强职业教育“中国模式”的本土构建。上百年的中国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成功案例，但这些经验与案例如果不能升华与抽象，将永远是“碎片化”的经验与案例。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职业教育研究应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中国模式”的本土化建构，厘清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典型模式与本质特征。

参 考 文 献

[1]闫广芬，陈沛酉.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求索[J].高等教育研究，2018（10）：55-62.

[2]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

[3]Price D J. Networks of Scientific Papers[J]. Science， 1965， 149（3683）：510-515.

[4]Burt R S， Jannotta J E， Mahoney J T.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Structural holes[J]. Social Networks， 1998（1）：63-87.

[5]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194.

[6]候剑华，陈悦，王贤文.基于信息可视化的组织行为领域前沿演进分析[J].情报学报，2009（3）：422-430.

[7]Chen C.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3）：359-377.

[8]刘泽源.科学前沿图谱：知识可视化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2.

[9]约翰·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法[M].刘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38.

[10]薛薇.SPSS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242.

[11]和震.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促进政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1）：90-93.

[12]潘海生，王世斌，龙德毅.中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3）：143-148.

[13]潘海生，张梦云，王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偏好及政策效度的实证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7（Z1）：23-30.

[14]潘海生，林宇，王世斌.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偏好与差异性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7）：59-67.

[15]潘海生，高常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策略变迁机理及政策启示[J].教育研究，2016（8）：64-69.

[16]朱俊，田志磊.从初始产权到混合所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制度变迁——一个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0）：38-43.

[17]李勤.从校企合作到校企联盟——以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为分析工具[J].教育发展研究，2014（7）：76-80.

[18]王为民，俞启定.校企合作“壁炉现象”探究：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4（7）：54-62.

[19]杨进，刘立新，李进.治理理论视域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结构的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6）：5-9.

[20]陈德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重新审视[J].中国高教研究，2016（2）：92-96.

[21]何杨勇.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公平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17（3）：104-109.

[22]刘晓，陈志新.英、法、德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发展演变与历史逻辑——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8（5）：104-116.

[23]和震，谢珍珍.就业不是职业教育的终点：职业教育的经济决定论驳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10）：42-48.

[24]苏文锦.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内涵与实现途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66-170.

[25]许锋华.精准扶贫：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定位[J].高等教育研究，2016（11）：64-69.76.

[26]宋亚峰，马君.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7-2016年）收录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7（34）：63-68.

[27]刘志敏.產教融合：从“融入”走向“融合”[J].中国高等教育，2018（2）：24-25.

[28]庄西真.产教融合的内在矛盾与解决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18（9）：81-86.

[29]许艳丽，李文.英国学位学徒制及其启示[J].高教探索，2018（10）：43-49.

[30]吴新星.澳大利亚学徒制改革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4）：81-88.

[31]吴传刚，石瑞敏，马莉.瑞士现代学徒制的机制分析与经验借鉴[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1）：63-65.

[32]潘海生，曹星星.同源殊途：爱尔兰、英国现代学徒制治理理念与治理体系比较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17（11）：115-128.

[33]关晶，石伟平.现代学徒制之“现代性”辨析[J].教育研究，2014（10）：97-102.

[34]杨公安.我国现代学徒制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与完善[J].教育研究，2017（8）：91-95.

[35]周建松，褚国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相关问题研究——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4（12）：67-70，74.

[36]陈鹏，庞学光.大职教观视野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J].教育研究，2015（6）：70-78.

[37]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291.

[38]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M].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4： 46.

作者：宋亚峰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篇3：

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

摘 要 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问题是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问题。选取中国知网收录的1987-2016年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859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以及硕博士论文，利用文献计量软件分析，发现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民族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民族职业教育的自身发展、民族地区不同类型和职业教育的发展等方面；研究前沿集中在民族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民族职业教育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关系、民族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微观层面问题等方面。在未来发展中，民族职业教育研究应重视系统有序的理论研究、增强研究的跨学科意识、增加实证研究、深化微观研究。

关键词 民族职业教育；知识图谱；高频关键词；热点领域；前沿主题

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是民族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极力解决好的重要问题，相比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我国民族地区在产业结构、人才结构和资源利用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从而致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如何利用职业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更好地发展，成为摆在民族职业教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民族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领域和前沿领域，笔者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1987年至2016年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文献，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5.0、Sati3.2、Ucinet6和统计软件SPSS对检索到进行关键词共现计量和可视化分析。

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不同的学者的关注点呈现多元化态势，但总体来看，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更多是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现状、问题和对策的思辨研究，如李红兵对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的“可为、难为和何为”[1]进行了研究，对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许锋华对“精准扶贫”背景下我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该如何“发展定位”[2]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并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如何发展定位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教育领域运用知识图谱做文献计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如李硕豪和张红对“国际高等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研究，并根据研究现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提出了启示与建议[3]；杨海燕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与热点”进行了可视化分析[4]；关于职业教育文献计量的研究也有，例如闫广芬和张栋科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职业教育文献的时空分析、作者情况、被引情况和关键词等进行了“知识图谱分析”[5]；安旺国对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文献的“时空分布、主题词进行了可视化分析”[6]，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对文献的数量、作者机构、文献来源等进行分析，对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领域研究较少，且其在文献选择上没有限定期刊的来源，对部分学术水平不高的期刊也进行了分析。鉴于此，笔者对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可视化分析更多关注民族职业教育的现状、热点领域和前沿领域，并将期刊来源限定为“核心期刊”“CSSCI期刊”以及硕博士论文。在对主流文献的计量分析下，进一步总结出关于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领域。

一、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把握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现状、热点及前沿，在中国知网中对其收录的1987-2016年文献进行检索，文献类型主要有期刊和硕博士论文两类。在检索期刊时将期刊来源限定为“核心期刊”，检索条件为：主题=“民族职业教育”（模糊）或者“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模糊）或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模糊）；在检索硕博士论文时检索条件为：主题=“民族职业教育”（精确）或者“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精确）或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确）。在上述检索条件下，共检索到867篇文献，剔除报道、书评、通告等非研究型文献，得到有效文章859篇。

（二）研究工具与技术路线

1.社会网络分析法与SATI、Netdraw、Ucinet软件的运用

根据斯科特的观点，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综合运用图论和数学模型等途径研究行动者彼此之间，以及所处的复杂社会网络之间和行动者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法。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很好地把握复杂事物的内在属性联系与内在规律。在文章中，通过对民族职业教育领域高频关键词的节点大小，以及节点与节点连线之间的特点，进一步把握现有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社会网络分析图谱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文献计量软件SATI3.2，Ucinet6和Netdraw来实现。首先，将中国知网中检索到的相关文献按照SATI能够识别的格式将ANSI编码转化为UTF-8格式，然后通过SATI3.2，Ucinet6，Netdraw和Excel做出社会网络分析图谱。

2.聚类分析与SPSS软件运用

聚类分析是统计学中研究“物以类聚”相关问题的多元统计方法[7]。聚类分析通过分析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与程度，来判定事物之间的“亲疏远近”程度，将不同事物分为不同种类。为了更好地把握现有民族职业教育高频关键词的主要研究领域，通过对共词矩阵的系统聚类得到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聚类分析结果。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得出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主要关注领域。

3.关键词共现可视化与CiteSpace软件的运用

关键词词频分析法主要是在海量的文献信息中提取能够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主题词或关键词频次的高低，来研究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方法[8]。为了更好地把握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通过对现有的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相关文献关键词的動态识别与可视化分析，基于文献计量软件的分析结果，进一步分析提炼出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分析主要是通过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5.0.R2来实现，CiteSpace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陈超美博士开发的科技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可以对科技文献进行“文献共被引和耦合分析、科研合作网络分析和主题与领域共现分析”[9]等。对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和前沿主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CiteSpace5.0.R2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现状

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现状是科学把握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热点与前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主流研究文献，1987-2016年的文献总共有859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其中2009年之后的增速明显加快，见图1。

将民族职业教育的高频关键词通过文献计量软件SATI转化为关键词相异矩阵，然后将关键词相异矩阵导入Ucinet6中利用可视化分析工具Netdraw得到1987-2016年民族职业教育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图谱。

为了更加清楚地把握民族职業教育的研究现状，利用文献计量软件Ucinet和统计软件SPSS对排名前30的高频词的共词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将现有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高频关键词通过系统聚类，分成不同种类，这些种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民族职业教育现有研究的不同领域。根据SPSS的输出结果，可以得到现有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主要研究领域，即聚类分析后得到的五类结果，如表1和图2所示。第一类主要关键词为“现状、问题、对策、就业”，可以得到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第一个研究方向，即研究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发展对策以及在民族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随的就业等问题。第二类主要关键词为“职教中心、联合办学、专业设置、职教师资、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学校、职教发展、民族教育”，第二个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民族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微观问题，如专业设置和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第三类主要关键词为“教育内容、职业道德教育”，第三个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关于职业教育内容和职业教育德育的研究。第四类主要关键词为“教育事业、教学质量、教育改革、国家民委、人才培养、经济发展、中国梦、中等职业学校”，第四个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宏观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如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梦”的实现问题。第五类主要关键词为“民族职业教育、民族文化、职业教育、民族地区、实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第五个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民族地区不同类型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如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二）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

一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可以根据知识理论来探究。如侯剑华认为：“中心度和词频较高的关键词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内国内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10]，即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是通过对现有民族职业教育主流文献的分析，去进一步研究现有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文章中通过对现有文献高频关键词的梳理以及基于CiteSpace的词频共现可视化分析，深入探究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根据CiteSpace的输出结果，抽取出民族职业教育研究前20位高频关键词，见表2。

将严格筛选后符合条件的文献，按照CiteSpace要求的UTF-8格式导入到CiteSpace5.0.R2中，具体的参数设定为：在对数据进行时区分割时（Time Slicing）将时间区间设为1987-2017，默认1年一切割，将网络的裁剪功能区的裁剪方法设为最小树法（MST），网络的可视化方式为聚类视图，静态（Cluster View-Static），阀值设为5、4和21。运行CiteSpace5.0.R2，得到如图3所示的民族职业教育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可视化图谱中节点的大小用圆圈的大小表示，图中的圆圈越大，代表相应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而中心度主要反映的是“圆圈在整个可视化图形中的位置”，中心度越高代表对应的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概率越大，从而也能进一步反映出相应关键词在所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结合排名前20的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图谱、聚类分析结果以及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进一步总结提炼出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热点研究领域。

热点领域一：民族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问题。此类问题主要涉及民族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和国家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如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梦”的实现问题等。总之，此类问题主要涉及民族职业教育发展与地区和国家宏观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

热点领域二：民族职业教育的自身发展问题。此类问题主要涉及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对策”、民族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民族职教师资培养、民族职业技术学校的具体发展问题等。总之，热点领域二主要是关于民族职业教育发展不同领域的诸多微观层面的问题。

热点领域三：民族地区不同类型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如民族中等职业教育、民族高等职业教育以及与民族职业教育相关的其他类型教育发展问题，从总体上对民族地区的各类教育进行研究，对不同类型民族教育的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三）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个领域的前沿研究领域主要通过研究在一定时期内，用“突现词”（burst terms）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一类文献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研究专题。其中突现词可以利用CiteSpace对文献关键词或者文献被引用次数的变化率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主要观测指标。因此，对于民族职业教育研究前沿领域的分析，主要通过CiteSpace5.0.R2对检索到的文献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得到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时区图，见图4。结合近些年来词频不断增强趋势的关键词的词频年度分布图，得出我国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研究有强突趋势的前沿主题。强突趋势的前沿主题主要是指高突现率、研究趋势不断强化的主题。根据检索到的1987-2016年关于民族职业教育859篇文献关键词的计量分析，以及其关键词突现率的高低和年度词频分布的具体情况，筛选出突现率较高和年度词频分布逐渐增强的关键词，总结提炼出6个具有潜在增长趋势的关键词，即“民族职业教育、教育改革、经济发展、专业设置、中等职业学校、中国梦”，将其合并总结为我国民族职业研究的如下前沿主题。

前沿主题一：民族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民族職业教育是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民族职业教育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在“中国制造2025”“大国工匠”“工匠精神”等一系列职业教育领域热点研究方向的驱动下，如何使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更好地对接“中国制造2025”、如何利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培养出更多有“工匠精神”的“大国工匠”成为摆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者面前的前沿主题。此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可为促进民族地区教育改革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民族职业教育与教育改革是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长期关注并且一直会有新的研究内容的前沿主题。

前沿主题二：民族职业教育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民族职业教育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服务功能，相比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对社会的服务效应更加显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资本结构等有其发展的特殊性，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如何适应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为民族地区发展培养合适的制造业人才，是民族职业教育者目前和今后必须牢牢把握的前沿主题。

前沿主题三：民族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微观层面问题研究。民族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微观层面问题，也是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主题，因为民族职业教育研究不能只关注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问题，也要关注自身的发展问题。通过对1987-2016年关于民族职业教育文献关键词的可视化与计量分析，可以发现民族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微观问题也是目前研究较为前沿的问题之一。比如，针对民族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问题，研究如何设置专业从而与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实际需求相适应，如何将学校所在地区的民族特色与专业设置相结合等问题逐渐成为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主题。

三、研究结论与展望

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5.0、Sati3.2、Ucinet6和统计软件SPSS对筛选到的859篇文献进行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对于丰富职业教育学科体系、提升民族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水平以及指导民族职业教育实践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通过上述研究方法对相关文献内容进一步归纳分析，发现我国近30年民族职业教育研究存在着“五多五少”现象，即“零敲碎打”式的经验总结多，“系统有序”的理论研究少；单一学科的研究多，跨学科的研究少；规范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自说自话”研究多，服务决策研究少。这就要求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的未来研究应在继承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五少”方面补齐短板，争取更大的突破，从而使民族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不断完善、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并走向成熟。

（一）重视民族职业教育“系统有序”的理论研究

从现有研究内容看，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比较“零散”，过多地关注了具体案例和现状的研究，研究主题也表现为“零敲碎打”式的经验总结居多，往往围绕一些时效性较强但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热点问题展开，因而没有出现较大的学术争鸣，也没有出现针对系列性民族职业教育相关学术问题不断进行深入挖掘研究的局面。换言之，研究热点问题固然很重要，但“系统有序”[11]的基础理论（理论问题、价值问题）研究更不能忽视，否则，基础理论得不到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也必然失去支撑。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看，民族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也迫切需要相关理论的指导，从民族职业教育的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提炼和升华关于民族职业教育的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民族职业教育研究沿着更加科学、更加系统、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

（二）增强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跨学科意识与实践

从学科的视域看，民族职业教育研究既是职业教育学科的分支领域，也是一个涉及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跨学科特点，因此，民族职业教育研究需要树立跨学科意识并付诸研究实践。但由于科研力量单薄、研究者学术背景单一，加上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对这一领域跨学科特性的认识也不足，导致在实际研究中更多的是简单移植或套用教育学（职业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民族职业教育问题，甚至忽略采用民族学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对民族职业教育进行研究、解释。显然，民族职业教育研究中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能力亟待提升，需要研究者综合运用教育学（职业教育学）、民族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来开展民族职业教育研究，以此提升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水平并使之向纵深发展。

（三）增强民族职业教育的实证研究

缺少科学的实证研究是目前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一大不足。从掌握的文献看，大多都是以思辨、描述、文献和规范研究为主，这使得研究可能深陷于从文本到文本、从推理到推理、从演绎到演绎的窠臼中，往往很难对复杂真实的民族职业教育具体问题有一个深入了解并作出准确判断，这也可能使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与深度，脱离民族职业教育实践。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强调研究过程需要有充分的理论证据、客观的量化数据及可重复的研究结果，这应成为今后民族职业教育研究努力改进的方向。

（四）深化民族职业教育微观研究

民族职业教育研究应做到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在民族职业教育研究中，宏观研究涉及的是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贡献和投资回报研究、民族职业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职业教育（培训）促进消除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民族文化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等；微观研究主要是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校企合作问题研究、职业教育教学手段与技术应用研究、职校生学习能力研究、职业教育师资专业化[12]发展研究等。当前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分化程度还相当低，大部分分支研究并未分化成型，因此，民族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拓展的关键在于微观研究方面的深入与升华，微观研究要为民族职业教育分支研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增强民族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最终形成民族职业教育的知识谱系。

（五）加强服务决策的研究

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民族职业教育的问题多半是来自实践的零散话题，研究者们常常根据自身的体会和兴趣对某一主题“自说自话”，且很多研究中的对策建议部分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想象，很难指导实践或供政府决策参考。民族职业教育研究需要注重服务于政府决策，实现行政领域与学术领域的有效互动，这既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针对性，也有助于加强对实践的引领性和指导性。从民族职业教育的研究队伍分析，现有研究者主要来自于教育学和民族学两大学科，很少有民族职业教育领域的专门研究人才，因此，必须重视民族职业教育学术队伍建设，在未来应不断培养壮大本领域专业的研究队伍，为民族职业教育研究提供智力支撑。

参 考 文 献

[1]李红兵.民族职业教育：可为、难为与何为[J].职业技术教育，2015（1）：58-63.

[2]许锋华.精准扶贫：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定位[J].高等教育研究，2016（11）：64-69，76.

[3]李硕豪，张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及启示——基于13种SSCI期刊2010-2014年发表论文情况的量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5（10）：57-62，75.

[4]杨海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前沿——基于CSSCI数据库2004-2014年收录文献关键词共现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5（4）：46-56.

[5]闫广芬，张栋科.基于CiteSpaceⅢ的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27）：15-23.

[6]安旺国.我国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热点与主题聚类——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实证分析[J]. 职业技术教育，2016（24）：29-35.

[7]薛薇.SPSS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242.

[8]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194.

[9]Chen C. CiteSpace Ⅱ：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3）：359-377.

[10]候劍华，陈悦，王贤文.基于信息可视化的组织行为领域前沿演进分析[J].情报学报，2009（3）：422-430.

[11]马君.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反思与建构[D].天津：天津大学，2011.

[12]韩冬梅.高职教师课堂教学敏感、价值效应及生成路径[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7（3）：81-86.

Key words ethnic vocational education； knowledge map；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hot areas； frontier topics

Author Song Yafeng， postgraduate of School of Management in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 Ma J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nzhou University

作者：宋亚峰 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