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精选8篇）

篇1：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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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作者：徐 林 李福军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3期

[摘要]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很大冲击。究其原因，我国一直是按比较优势原理束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而我国大多数农产品相对许多发达国家而言并没有比较优势。文章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泉论述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可能性，并在具体措施上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农产品贸易；启示

[中图分类号]F72；F304

[文献标识码]A

篇2：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一、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产生及主要内容

传统的贸易理论，从李嘉图到赫克歇尔――俄林，都强调比较优势，认为国家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是生产率和禀赋的不同，一国总是会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种贸易理论对直到本世纪中期以来的主要的国际贸易方式，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不同产品的贸易做了比较充分的解释。但是七十年代以来，这种贸易理论距离国际贸易的现实越来越远，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传统的贸易理论确实有一套比较完美的体系，能够自圆其说，但又有一套严格的假设前提，这些前提促成了理论体系的完美，也同时使理论偏离了实际。这些前提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及不变的技术水平，不存在规模经济。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现实是不存在的，规模经济却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无处不在。其二，战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产品的贸易越来越多，甚至占据了它们之间贸易的绝大部分的比重，这是传统的贸易理论绝对不能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产业内贸易的系统研究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成果自成体系，形成了新的贸易理论，这种理论是以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为假设前提的，更接近于贸易现实。它认为，贸易不一定是比较优势的结果，可能是规模经济或收益递增的结果，在不完全的竞争市场上，国家之间即使不存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的差异或者差异很小，也完全可以因为需求偏好或者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异促使各国追求生产的专业化和从事国际贸易。同时，也为国家进行干预提供了借口，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政府支持可以是本国的垄断厂商的`规模经济效益，获得垄断利润，这样对于产业内贸易现象的研究又导致了后来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强调贸易保护。

二、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产生，起源于对发达国家之间相似产品贸易的研究，而对于禀赋和技术水平的差距较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似乎更多的应该是产业间贸易，能够以传统的贸易理论来解释，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在贸易总额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产业内贸易也越来越重要了。于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将产业内贸易的水平作为判断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提高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的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上来解释：

从需求方面看，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说”认为，产业内贸易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进行，这些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相似，生活水平相似，对产品的需求结构相似。这些国家国内虽然可以生产同类的产品，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却对同类产品中的差异产品产生不同的需求，同类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于是得以产生。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越快，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与发达国家之间对同类产品的重合需求就会越多，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产业内贸易相应也会越多。

从供给角度看，主要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出发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垄断竞争市场上，垄断厂商生产具有一定产品差异的同类产品，如果厂商此时正在平均成本的下滑曲线上生产，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厂商的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就会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如果产品销售只局限于国内市场，可以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会受到该国市场规模的限制，国际贸易则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垄断利润。克鲁格曼有一个汽车工业生产的模型。两国开始各有8家和6家厂商，通过国际贸易，最终生产汽车的厂商共有10家，分别分布在两个国家，每个厂商都扩大了产量，因为国际贸易而获得了更多的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利润。据此，发生产业内贸易的部门往往都是规模经济现象比较明显的部门。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所优先发展的部门一般都遵循着“筱原二基准”，即需求的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从需求的收入弹性基准来看，收入弹性大就意味着对其产品的需求增长快于收入增长速度。一般来看，收入弹性大的部门还是那些深加工，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而这些部门，也最容易产生规模经济，从生产

篇3：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产业内贸易是指同一产业 (行业) 内具有较为严密的生产替代和 (或) 消费替代关系的产品 (服务) 通过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其理论基础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增。1961年瑞典经济学家Linder提出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解释了发达国家间制成品双向流动的现象 (产业内贸易) , 从而使产业内贸易研究成为分析商品贸易类型的新模式。一般而言, 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越发达, 人均收入水平越高, 某一产业的竞争力越强, 其产业内贸易水平就越高, 而产业内贸易本身也可以增加社会福利, 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发展农业产业内贸易有助于提高农产品贸易水平,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实证研究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从G-L指数、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Thom&McDowell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出发, 分析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状。

G-L指数是比较通用的测度一国某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如果将一国的每个产业的进出口总值占整个国家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作为权重, 加总之后即可得到一国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是衡量某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数, 能够动态分析某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结构特征。本文选定的时期为一年。

Thom&McDowell水平及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考察哪些产品属于垂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哪些是属于水平差别的产业内贸易, 能够更加深入地考察某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和结构。

本文所选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 , 选取的时间区间为2001～2011年, 按照HS编码分类, 将农产品划分为四大类共24章。

(二) 计算结果及分析

1、G-L指数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 我国24章农产品的每章贸易指数均大于0小于1, 说明2001～201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均存在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其中, 02、03、04、06、08、11、14、22、23、24章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这些产品有产品种类的多样性或者质量方面的优势, 07、09、15、16、20章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历年均小于0.5, 说明我国在这些产品上是以传统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 具有比较优势。这五章产品基本上属于适合中国现阶段资源禀赋状况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与发达国家相比, 这些产品劳动要素含量较高, 资本和技术要素含量较低, 从而形成比较优势。

计算结果表明, 从第一类农产品的GL指数来说, 2006年达到最高峰0.75, 2011年达到最底峰0.58, 仍然是大于0.5, 指数波动幅度不大, 产业内贸易表现出稳定性, 且占据优势, 说明第一类农产品以HS章为基础产品计算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第二类农产品历年GL指数均小于0.5, 处于较低水平, 体现出了一部分产业内贸易现象, 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第三类农产品的GL指数在2001年达到0.26, 为最高值, 其他年份的数值几乎等于0, 说明该类农产品基本属于产业间贸易;第四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在2006年以前保持着稳定, 2006年以后有所上升, 表明我国在第四类农产品贸易中产品的多样性或质量、档次方面优势在不断上升。从整体来看,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0.5左右浮动, 且历年均小于0.5, 说明我国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产业内贸易还未占到优势, 也表明我国农业仍旧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从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呈波动性下降, 从2001年的0.48到2011年的0.39, 说明我国农产品正在丧失产品多样性及质量方面的优势, 而传统资源禀赋优势在扩大。

2、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以HS章 (二位编码) 的产品为基础产品组合计算出HS各类农产品的B指数。其基本计算方法是先计算出每章农产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B指数, 每类农产品中各章B指数加权平均得到每类农产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以每类农产品的进出口总值占整个农产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作为权重, 用每类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加权平均来衡量我国整体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 计算结果如表1。 (表1)

从第一类的结果来看, 仅2009～2010年度的B指数较低, 为0.02, 说明该年度的贸易增量基本上是由产业间贸易带来的, 2006～2007、2007～2008年度的B指数分别为0.26和0.39, 这两个年度的贸易增量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增量, 其他年度的B指数在0.5左右, 产业内贸易增量占了主要部分。该类农产品的B指数波动幅度比以HS类为基础产品计算的波动幅度要小很多。从第二类的结果来看, 只有2005～2006年度的B指数为0.63, 达到了0.5以上, 其他年度的B指数均小于0.5, 说明该类农产品在计算期内的贸易增量主要是产业间贸易所带来的。从第三类的结果来看, 该类农产品的B指数均小于0.5, 且有部分年份的B指数等于或几乎等于0, 表明第三类农产品的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于产业间贸易。从第四类的结果来看, 该类农产品仅在2007～2008年度的B指数大于0.5, 其他年份B指数在0.3附近波动, 表明该类农产品的贸易增量仍然主要来自于产业间贸易。

我国农产品的整体B指数都比较小, 最高为2005～2006年度的0.44, 表明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引起的, 然而我国农产品B指数从2001～2002年度的0.20, 增长到2010～2011年度的0.32, 说明产业内贸易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Thom&McDowell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首先计算出HS各章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以各章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乘以各章在同一HS类中某章农产品进出口增量占闽台农产品进出口某类总增量的比重, 后求和, 得出某类农产品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 (HBk) , 然后按HS类计算出各类的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 (Ak) , 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 (VBk) 为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与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之差。边际产业间贸易水平为1与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 (Ak) 的差, 因此, 通过计算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水平, 也可了解边际总产业间贸易水平。计算结果如表2。 (表2)

按照HS类和整体农产品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指数的状态空间, 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空间:纯粹水平产业内贸易、弱水平产业内贸易 (强垂直产业内贸易) 、强水平产业内贸易 (弱垂直产业内贸易) 和纯粹垂直产业内贸易。以2010～2011年度为例, 从表2中可以观察到我国农产品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状况。第一类农产品边际总贸易指数为0.96, 表明第一类农产品的增量96%来自产业内贸易, 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49, 大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0.47, 表明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并存, 但属于强垂直产业内贸易类, 因此第一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第二类农产品边际总贸易系数为0.67, 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27, 小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0.40, 说明此类农产品是强水平产业内贸易类;第三类农产品边际总贸易指数为0.12, 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12, 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 说明第三类属于纯粹水平产业内贸易, 但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非常小, 产业间贸易在该类农产品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第四类农产品边际总贸易指数为0.79, 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 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33, 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46, 表明该类农产品贸易属于强垂直产业内贸易。从整体上来看, 2010～2011年度我国农产品边际总贸易指数为0.71, 表明该年度我国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 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32, 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39, 说明我国农产品贸易属于强垂直产业内贸易。

在第一类农产品中, 10个年度里有7个年度水平产业内贸易是大于垂直产业内贸易, 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水平产业内贸易特征, 产业内贸易带来的增量主要来自水平产业内贸易变动的结果;在第二类农产品中, 2个年度中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 其他8个年度中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 且差异较大。计算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带来的增量主要来自垂直产业内贸易变动的结果;第三类农产品只包括第15章, 全部体现为水平产业内贸易, 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在第四类农产品中, 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交替拉升, 各占优势, 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共存现象。在整体来看, 我国农产品垂直产业内贸易在8个年度中大于水平产业内贸易, 且差异较大。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来自垂直产业内贸易, 在总体上质量、档次有所提高, 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各项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图1)

就第一类农产品而言, 2001～2005年间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 说明我国在活动物、动物产品这类农产品上具有多样性的优势, 2005年之后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所下降, 说明这段时间内我国的动物产品是以传统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第二、三、四类农产品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低, 说明这三类农产品款式、规格的多样性不够, 产品结构单一, 缺乏竞争力。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 从整体农产品角度看,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是存在的, 按章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小, 表明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上是较低的。从产品分类的角度看, 我国四大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不同的年份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但总体上仍为波动运行态势。总之, 我国农产品贸易存在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现象。

其次, 从Bruelhart边际贸易指数看, 不论是以HS类为基础产品分类还是以HS章为分类计算的我国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在各个时期有一定波动。我国农产品B指数是波动上升的, 说明产业内贸易在我国农产品贸易增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 从Thom&McDowell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测度结果来看,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表现出比较强的以技术差异为特征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但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都相对较低, 说明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档次, 以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国际农产品贸易中。

总的来说,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不高, 竞争优势不够明显, 应进一步加大农业技术转化和推广, 引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 加大对农产品深加工投入,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农产品质量, 增加农产品的多样性, 从而提高我国农产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 增强我国农业长期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McCorriston and M.Sheldon.In-tra-industry Trade and Special-ization in Proces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The Case of the US and the EC[J].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1.

[2]Bashir A Qasmi, Scott W Fausi.NAFTA Intra-industry Trade in A-gricultural Food Products[J].A-gribusiness, 2001.2.

篇4：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关键词】 产业内贸易；贸易竞争力指数

政府应在把握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做好农业生产、加工等各环节的服务工作，这是政府对农业实施支持和保护的出发点。首先，我国政府应积极参加国际相关农产品标准的制定，了解国际农产品技术动态；构建完备的农产品质量检验体系和质量认证体系；强化农企的卫生环保意识；在完善农业质量监测体系的基础上，加强农产品的质量监管，尤其是对有毒有害物质的监测，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

一、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农业服务保障体系

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业信息服务中心，收集澳大利亚已经实施和即将出台的农业贸易政策、措施和隐蔽性强的各种技术、环境和卫生标准，以及国际标准组织推出的最新技术政策与标准，并将信息分门别类，建立相关的数据库使农业生产企业和广大农户可以方便的通过互联网查询到所需的最新资讯;再次，整理和分析我对美出口企业受限制的案例，并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汇编成册，供有关企业参考借鉴，降低前期的考察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建立相关的培训、督导机制，定期对相关出口企业和生产农户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应对各种技术贸易壁垒的能力，引导农企和农户按照国家和世界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各种标准来生产和加工农产品，将可能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免造成农户和涉农企业的不必要的损失。

政府须建立规范、专业、高效的农产品交易流通机制。借鉴国外经验，运用现代交易工具进行农产品交易方式的探索，如农产品远期合约交易和期货交易，以此实现农产品价格形成、平衡价格波动及调节供求等经济功能，提高农产品交易效率，减少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波动性，保护广大农户的基本利益，为农业的健康良性发展提供信息指导和运作保障。

二、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提升我国农产品的质量

我对美总体和各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都较低，且我国对美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这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对美农产品贸易都是不利的。而且澳大利亚各种非关税壁垒层出不穷，尤其是绿色贸易壁垒更是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造成了极大冲击。因此我国应该积极推行科技兴农的战略，全面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以应对日益激烈的中美农产品竞争。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应提高农业从业人员（包括农业科技人员、生产人员、贸易人员）的专业素质，在基础教育方面加大对农业方面的政策、财力支持，鼓励学生从事农业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并建立起长效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到农业产业中来，以期在较短时间内能够取得农业科技方面的重大突破，同时建立涉农的职业学校对基层的农业技术人员和生产者进行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以便科学的进行农业生产。

政府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在科研机构与农企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机制，为他们搭建桥梁，一方面使农业科技研究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使农业科技成果能够快速的被农业生产企业引进消化吸收，从而转化成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既促进了农业生产企业的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也使科技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形成两者间的良性循环。

宏观政策跟进，引导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土地政策上，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使农户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不再受制于耕地的限制，通过该政策措施引导农户和企业实行适度规模化生产，推进横向联合经营，充分发掘各种潜能以期形成农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从而达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将某些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以便获取产业内贸易中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农户和农业生产企业呈现小规模、分散化的特点，存在着明显的外部不经济，大大制约了农业产业的做大做强。所以走规模化经营是必由之路，但考虑到我国的现状，人口众多，尤其是农业从业人员多，土地资源又稀缺的情况下，发展像西方发达国家诸如澳大利亚、美国等的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的模式，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在此条件下可以考虑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度，应以农业生产企业为主，走机械化、产业化农场式经营的模式；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广大小农户，政府应引导和鼓励农户采用农业合作社的形式，由合作社来组织和调动广大的中小农户，实现信息共享、技术共享、风险与利益共担的方式，真正实现外部规模经济。

三、强化农业技术创新，提升农产品质量

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产品差异化的源泉之一，而农业技术的创新根源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在接近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市场上，各企业应时刻警醒竞争的惨烈，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使传统低效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效率更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更具有竞争优势;通过加工技术的创新，对初级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差异化产品，使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更具特色和竞争优势。同时，企业应建立起整套的激励体系，鼓励农业生产科技人员创新，并配以灵活、有效、健全的科研机制，使农业科技人员想创新，而且能创新。因为技术上的一小步就会引致产业内贸易的重大发展，基因技术、品种改良、现代养殖技术等高科技日益渗透到农业的方方面面，未来进入产业内贸易的农产品中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会急剧增多，技术的持续创新与提高是各农产品生产企业参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条件。所以农业生产企业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将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中美农产品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于潇.中国-新西兰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9

[2]杨进一.中国—澳大利亚水产品贸易关系分析[J].特区经济，2008：95~96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篇5：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摘要：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问题，分析了我国加工贸易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情况，并对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提出了政策建议。文章首先通过对国际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分析，探讨了国际产品内分工和加工贸易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加工贸易是实现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然后，分析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的发展现状，针对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下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际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应对策略，从而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目的。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 加工贸易 结构升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间的产品内分工迅速发展起来，我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产品内分工有两方面特点:一是某些中间产品不用作最终消费，此类货物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进一步生产;二是生产一种最终产品需要特定比例的中间产品相互配合。基于此，对产品内分工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产品内分工的含义

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形象。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同时，产品内分工方式的组织生产，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多次流通，构成过去几十年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GDP增长的重要原因。

二、产品内分工和加工贸易的关系

1、加工贸易是实现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

加工贸易本质从流程来看，基本上是“进口一加工/装配一出口”模式;从目的上看，进口是为了出口，而且出口制成品;从市场来看，两头在外，委托方负责/控制出口市场，而我国境内企业只参与和承担整个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某个工序/工艺的工作;从生产角度来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和企业间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单个企业只需也只能参与整个生产链条中的某个环节某种产品的生产。图1为丰田公司生产汽车，就有三个层级数万家来自七个东亚国家为其专门生产或加工零配件，丰田公司只需要拥有核心技术，生产核心部件，完成组装工作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加工贸易不仅是一种贸易方式，也是参加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从内涵上看，国际产品内分工与对外加工贸易的定义基本一致。因此，加工贸易是参与产品内分工的主要方式，而在产品内分工中目前来看我国又最主要的是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

2、加工贸易能够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实现结构升级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可以在不同水平、层次或环节上实现:产品升级，即加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逐渐从简单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复杂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和零部件;价值链升级，即加工企业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向高附加值方向转移，逐步掌握产品设计、营销、品牌等战略性环节，并建立起自己的国际生产网络;企业能力升级，即加工企业更多地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产业升级，即加工企业敢于嵌人跨国公司高薪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通过建立与延伸国内生产网络发挥产业关联与外溢效应，促进整个产业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效果不断改善;区域升级，即加工贸易逐步向内地转移并逐步实现加工贸易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多元化，使中国经济在更大范围内融人全球生产网络。因此，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本质就是使我国企业从加工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低端环节嵌人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并不断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三、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下结构升级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在我国目前发展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工贸易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向机电产品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加工企业仍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生产阶段，并以进料加工为主;加工贸易企业主体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工能力不足;加工贸易与其他产业间的关联程度低，外溢效应不明显;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地区分布总体上仍不平衡。

面临加工贸易当前的发展情况，应该积极有效地促进中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带动我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由来与技术进步，一方面要加强加工贸易产业与当地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带动产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要积极提供产业配套，加强加工贸易对当地的技术外溢效应。

1、延长国内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工贸易的价值链体现在价值增值的过程。对国家来说.留在国内的增值环节越多，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产品增值就越大，对国民经济就越有利。我国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呈不断加长趋势，但与发达国家和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仍显得较短，在产品内分工形式下引起的相关负效应将十分突出。因此，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能否延长我国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将关系到新形势下我国加工贸易的国际收益。首先，应调整政策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采购率。国家应该从根本上扭转加工贸易中间投人品的现行政策，使价格、投资、税收、借款等政策向上游产业倾斜，并鼓励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企业进行国内采购;其次，应改变离境退税规定，充分发挥出口保税区的仓储功能。

2、积极发挥跨国公司的促进作用，同时要防止市场被垄断、技术进步被压制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链条中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表现在生产上，呈现出如下演进态势，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一零部件的分包生产一中间产品的生产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一自创品牌的生产。在发展中国家上述阶梯状递进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带人了产业成长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同时产生了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因而，跨国公司投资引致的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切人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逐步由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演进的一条便捷途径。

当然，在利用跨国公司的投资促进加工贸易结构升级同时，要充分注意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跨国公司利用其优势和公关能力，大量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试图控制企业经营权，达到消除竞争对手、垄断市场、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如果我国工业领域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被锁定在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低端。因此，应建立审核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规则和程序，把企业的并购置于行业发展的战略视角下来考虑。我国的产业升级和乖啦创新只有立足于自主创新、加强实践和积累，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3.培养产业集群，增加产业关联和溢出效应产业集群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其他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因素:首先，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其他机构往往都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其次，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及相关机构相互联系，成为整个联系网络的节点;再次，产业集群内部不仅包括企业，而且还包括相关的商会、协会、银行、中介机构等，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可以让企业从三个方面获益: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空间上的接近可以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并容易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信息的流通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激励创新。我国政府应加大政策力度培养产业集群，发挥加工贸易的关联和溢出效应，逐步实现“制造优势一市场优势一技术优势一产业集群优势”的转变。

4、加速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加快，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趋势日益明显，但在我国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尚未形成一种有效的传递和转移机制。在加工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由于土地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加工贸易逐步失去了竞争优势，已经开始向中西部或本地区内加工贸易尚不发达区域转移。考虑到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物业配套、物流效率、人力资源、营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目前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梯度转移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因此，只有显著改善上述地区的投资环境，优化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国际资本转移的条件，增强这些地区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才能有效促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四、结论

篇6：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绿色壁垒 农产品贸易 对策

论文摘要:在分析了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正反两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就我国如何应对绿色壁垒提出若干建议措施。

当今世界贸易中，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并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各国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一种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绿色壁垒应运而生，并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所谓绿色壁垒，是现代国际贸易中商品进口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为名，通过颁布、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和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特点是形式上具合法性，名义上更具合理性。

一、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农产品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以及环境息息相关，加之农业历来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保护重点，因此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的出现首当其冲地会对各国农产品生产和农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当然.作为环境保护和进口限制的共同手段，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可以说是利弊共存。绿色壁垒其初衷是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各国通过制定、实施绿色保护法规和技术标准，客观上可以防止不符合环境保护和危害人类健康的商品进口，从而有利于维护动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健康以及环境的改善;同时，绿色壁垒所采用的技术标准通常是以先进的环保技术为基础，通过绿色璧垒的实施，可以促进各国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产品质量，加快农业生产发展。例如国外对我国农产品的严格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产品安全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但绿色壁垒对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处于受控地位。众所周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和在环保标准方面的差异，目前只有经济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凭借其技术优势对进口商品制定苛刻的环保标准从而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这将进一步强化发达国家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地位，这是绿色壁垒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最直接的利益损害。如美国从开始，强制性地实施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 HAGCP)，这一措施使我国对美国的虾类产品出口大大减少。据海关统计资料，19我国对美国的.冻龙虾出n额由的I 203.9万美元减少到56.7万美元，冻鳌虾出口额由23.8万元下降到2.4万元。

(二)绿色壁垒强化了农业环保技术标准，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的优势，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农产品中化学物质的限量苛刻，农业技术欠发达国家很难达到其要求，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农业欠发达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资源型、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如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和传统的出口农产品，其总产、单产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与美国、阿根廷并称为三大花生出口国，199b年我国的花生出口创汇达到3亿美元，而近些年来虽然生产量每年增长，但出口量却严重下滑，出日创汇额徘徊在2亿美元左右，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出口花生在安全卫生检疫中的关键性指标―黄曲霉毒素的含量达不到国外标准的要求。我国的传统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蜂蜜等，近些年来同样由于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失去了优势地位。自207月1日起，欧盟对进口茶叶实行新的农药残留标准，限制和禁止使用的农药从原来的29种增至62种，部分农药残留标准比原有标准提高了100倍以上，使我国茶叶出口近年来对欧盟出口逐年萎缩。

(三)绿色壁垒增高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门槛，加大了农产品国际市场开拓的难度。实行绿色壁垒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苛刻的绿色技术标准，而且实行严格而又繁琐的进口检疫制度。比如，美国在进口管理上，除了坚持实行原有的注册认证制度外，近年来又实行IS09000系列质量认证和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制度，许多指标数据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三位，技术欠发达国家很难达到其要求。又如日本，对进口大米的检测有一百多道程序。程序的增加和检验费用的增大提高了产品的成本，降低了国外大米在日本市场的竟争力。

二、我国应对绿色壁垒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已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国外限制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传统手段将逐渐减少，绿色壁垒将或正在成为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面对的绿色壁垒有增无减已证明这一点。面对挑战，我们必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一)加快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实施农业标准化，既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又可以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除了要大力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之外，应加强对国际农业标准的研究，根据农产品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更新农业标准，并使农产品品质标准与安全卫生、分级、包装、运输标准国配套，通过逐步完善，形成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二)重视发展环保农业，实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环保农业以及相类似的生态农业、节能农业、立体农业等农业模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其特点:一是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建立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二是重视对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全面规划，合理配置、节约利用能源，保护自然资源;三是重视采用有机农业技术，实行合理轮作、间作套作。精耕细作和施用有机肥。这对于开发我国出口农产品货源、提高出口农产品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把发展环保农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建立环保农业基地，促进我国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开发。

(三)加强对各国环保法规、环境标志制度等的研究和搜集，建立农产品技术标准的信息系统，为出日企业和外贸部门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通过企业引导农户按照环保标准组织生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四)充分发挥“环境外交”的营销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公约和国际多边协定中环境条款的谈判，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拒绝接受超越自身承受能力的环境条款;以国际规范为依据反对进口国的绿色壁垒;注重“环境外交”策略的运用，如年4月，国家商检局邀请欧盟兽医代表团考察，确认了我国向其出口鲜猪肉等的条件使得欧盟解除了从我国进口鲜猪肉等的禁令。

篇7：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国家之间的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与他们的贸易量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各国之间主要是不同产品之间的贸易 (行业间贸易) , 但是战后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 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大增加, 以及产业领先地位不断转移, 这些难以用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以及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的产生, 导致了人们对传统贸易的反思。传统贸易理论在分析国际贸易时都假定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这与当代国际贸易的现实也不相吻合, 而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很好地解释了上述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 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贸易理论”。该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 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克鲁格曼指出, 产业间贸易最初的产生取决于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性, 而规模经济是产生产业内贸易最基本的原因:当国家间越来越相似, 市场从完全竞争转变为不完全竞争, 并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 规模经济就取代要素禀赋的差异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动力。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 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布兰德等人在分析论述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格局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贸易理论模型,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二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 可以凭借贸易壁垒来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 增强其竞争能力, 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 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即贸易干预能够增进国家福利。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先后出版了《竞争战略》, 《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 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 一国在某一行业取得全球性成功的关键在于四个基本要素, 即生产要素;需求情况 (一国的国内需求) ;相关和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这四个基本因素连同两个辅助因素 (机遇与政府作用) 共同决定了一国是否能创造一个有利于产生竞争优势的环境。

新贸易理论的提出极好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和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新贸易理论并不是对传统理论的全盘否定。现实中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现象说明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要全面准确地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现象,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缺一不可。正如新贸易理论的创建人克鲁格曼认为的, 如果要简单说明传统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差别, 则可以回答:传统理论把世界贸易看成是完全发生在像小麦这类商品上,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主要贸易品是像飞机这样的商品。因此, 新贸易理论既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继承, 也是对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的反映和阐释。

2我国开展国际贸易的现状分析

对于中国来说, 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相对丰富是其最显著的特性。因此, 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 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 生产和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的产品, 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但是, 这种贸易结构能否长期化?这种低附加值的出口战略是否会使我国所谓的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

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该理论认为: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变要受到贸易的双方产品及其性质的影响, 传统贸易理论倡导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将会使贸易条件变得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具体原因如下:一方面, 由于制造品的附加值高, 资源消耗相对少, 而初级产品的附加值低, 资源消耗大, 因此贸易对以生产和出口制造品为主的发达国家更为有利, 而对发展中国家较为不利。另一方面, 由于制造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均较大, 其产品生产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 因此生产和出口制造品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增加生产和出口;而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有这种可能, 因为初级产品的供求弹性均较小, 生产要受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总之,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产品的性质上的差异, 双方贸易结果将使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善, 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

在一个技术水平动态变化的世界中,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否仍然总能获得利益呢?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李嘉图和穆勒如何反驳和肯定主流经济学家支持全球化的观点》的文章中就此提出了看法。

萨缪尔森假设有两个国家 (中国和美国) 生产两种产品, 中国的劳动人口假定为美国的10倍, 而平均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10。中国在产品A上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美国的1/10, 而在产品B上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的1/10。如果两国已经处于自由贸易状况, 这时中国产品B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了, 中国出口产品生产能力的提高将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美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所以, 中国可能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福利水平, 也可能由于贸易条件恶化产生“贫困化增长”, 而美国则毫无疑问会得到福利水平的改善。

事实上, 美国从1990年到2003年期间, 进口贸易价格指数上升了5.4个百分点, 出口价格指数却上升了5.9个百分点。因此, 美国的贸易条件在此期间基本稳定, 或者说有所提高。而根据李善同等人进行的可计量一般均衡分析预测,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2005年的贸易条件比1995年多恶化了1.57个百分点。

近两年来, 由于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同时开始实施鼓励对外投资的“走出去”战略, 一些企业开始对外实施较大规模的投资。目前美国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主导产业, 诸如航空、汽车、电信、电子等产业, 都是规模经济明显的行业。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市场规模的飞速扩大, 使得中国在这些产业领域急剧扩张。在不远的将来, 很可能对美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形成竞争。随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带来的人们工资水平和收入的上升, 一方面, 基于便宜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可能逐渐减弱, 从而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纵向贸易减少;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 中国越来越可能在规模经济明显的行业获得新的比较优势, 而这种比较优势的来源则是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 由此而产生的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将是一种横向的差异化产品之间的贸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基于便宜劳动力的贸易日益萎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趋势。但与此同时, 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横向贸易将日益增加, 由此带来的贸易利益将不亚于传统纵向贸易。

3启示与结论

3.1立足我国实际, 发挥比较优势

从目前来看, 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更多比较利益的主要手段, 其重要作用还无法替代。我国对外贸易按照劳动生产要素与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原则来进行国际分工, 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3.2发挥当前比较优势的同时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 因此, 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出口、发挥当前的比较优势的同时, 创造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来源于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产业的竞争优势, 要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 必须致力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培植一批技术含量高、出口前途好的产业部门, 鼓励高技术产业进入我国, 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 扩大外贸企业的规模, 增强国际竞争力, 走规模经营之路。

3.3建立产业集群, 促进规模经济

目前, 我国许多企业不仅规模小、生产效率低下, 而且工业布局不合理, 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这些都造成了规模经济的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是以垄断竞争和工业制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品的多样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利用本国资源生产所有的工业, 即使是同一个行业也有进有出。贸易空间变得越来越大, 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机会。因此要改变我国现有外贸企业规模小、分布分散、分工不明确的缺陷依靠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提高企业内部经济规模和外部经济规模, 建立产业集群。

此外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一定要重视本国的国内市场。因为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庞大, 国内贸易机会众多, 因此应该充分依靠国内市场中的竞争, 特别是地区间的贸易, 获取规模经济, 提高竞争力。

其二, 还应该大力发展产业内国际贸易。一般说来, 消费者对差异产品有着多样化的需求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差异产品分为垂直型差异产品和水平型差异产品。对垂直型差异产品的需求要受到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制约, 而对水平型差异产品的需求则要受到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所以, 我国可以和发达国家开展垂直型差异产品贸易, 而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对而言而差别不大, 可大力发展水平型差异产品贸易。

由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当前国际贸易中所存在着两种趋势, 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和以新贸易主义为基础的保护贸易, 不管是哪一种趋势, 都体现了各国从国家利益出发, 企图通过对外贸易为本国获得更大利益的愿望。但是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 而且必须要从动态上考虑, 对不同的产业采取何种政策, 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因此, 我国而言, 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是简单的应该采用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的问题, 而是如何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有利于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更长远的贸易利益的问题。

篇8：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关键词：产品内贸易 收入分配 要素禀赋 基尼系数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市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飞速发展，国际贸易壁垒和跨国生产成本不断降低，深化了全球贸易一体化和生产片段化，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国际产品内分工和中间投入品贸易为特点的新兴国际分工与贸易形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产品内贸易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各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美国就出现了低技术工人工资减少而高技术工人工资增加的现象。Feenstra与Hanson（1996）[1]，Feenstra（2003）[2]等认为美国厂商将低技术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移至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国内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提高了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造成了美国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近二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收入不均等状况也日益严重。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报告《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是0.288,1995年是0.388，20世纪初则达到了0.458，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品内国际分工。虽然中国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从1981年的3.29亿美元到2011年的13054.83亿美元，但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却从2001年的47.4%下降到2010年的39.7%。究竟国际产品内贸易与中国收入分配存在何种关系，其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是本文试图研究和分析的重点。

国内外学者关于国际产品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Feenstra与Hanson （1996）[1]的联系型中间投入品模型，Crossman和Hansberg（2006）[3]关于国际外包成本下降对要素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等。然而，国际产品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发达国家往往生产高附加值的程序或部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承担了低附加值部件的生产。Aitken等（1996）[4]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研究表明，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有增加参与分工行业平均工资的倾向。Prachi Mishra对印度、Farzana Munshi对孟加拉的研究都表明，产品内贸易缩小了该国的收入差距。金智娟、安利伟、赵曙东（2007）[5]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参与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扩大了劳动要素在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提高了技术创新的频率, 从而降低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李瑞琴（2010）[6]通过理论论证认为产品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应综合考虑该国家要素禀赋状况、发生产品内贸易行业的要素密集度以及相应行业的价格效应。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大多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讨论对外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很少考虑国际产品贸易分工对一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即使有文章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但缺乏对地区内部要素禀赋差异的综合考虑。本文试图建立省级面板模型，在地区层面内解释产品内贸易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1 基本模型设定

1.1 理论依据

国际产品内贸易对我国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能笼统的分析，要针对地区要素禀赋的具体情况、地区发展水平进行多方面细致分析，才能得到更具有解释力的模型。产品内贸易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机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

1.1.1 要素禀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国际产品内贸易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相对需求和预期报酬率，间接引起一国收入分配的改变。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把产品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移至劳动力禀赋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在转移的过程中，原来的生产函数往往会改变，使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收益下降，不同性质的劳动者收入发生变化，由此引起收入差距。假定产品的生产只涉及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中国作为一个非熟练劳动丰富的发展中国家（2010年底6岁及以上人口中只有8.93%的人取得大专及以上文凭），当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时，中国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工序的承接，会带来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引起不同性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缩小；当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时，中国对熟练劳动密集型工序的承接，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由此引起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

1.1.2 地区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不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的程度是不同的。例如某一地区的特殊资源使其具有生产某一生产片段的相对比较优势，其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的程度就相对高。各个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程度的不同，会导致不同地区收益和收入分配效益的不同，因此，在中国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地区差异性大的特点不难理解。中国产品内贸易程度较高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产品内贸易水平则相对较低，但是三个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性较弱，从而影响不同地区劳动力收入差距的趋同效应。

1.2 基本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产品内贸易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建立省级面板模型，将各地区內部收入差异作为解释变量，产品内贸易作为核心的解释变量建立模型。在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框架下，将各地区的要素拥有量以及发展程度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由于人力资本在产品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把人力资本和产品内贸易的交叉项带入模型。由此得到：

cinii，t=αIPSi，t+βIPSi，t*labori，t+δZi，t+λi+εi，t

对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则待估系数可以理解为弹性系数。各变量的具体描述如下：

Gini为个地区内部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由于无法获取各省收入分布的具体数据，因而采用各省城乡收入总体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度量指标，计算方法借鉴陈宗胜（1991）[7]提出的插值法。林毅夫等（1998）通过Theil Entropy分解法计算出城乡间收入差距对一个地区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始终占到一半左右。赵人伟、李实（2003）[8]指出，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与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有关。

IPS为度量各地区产品内贸易发展水平的指标。由于对中间产品界定的不同，目前理论界对产品内贸易水平的测量主要有三种方法：联合国广义分类法（BEC）、加工贸易替代法、垂直专业化指数法。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我国的产品内贸易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本文使用加工贸易替代法，即各省市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来衡量各省市参与产品内贸易的程度。

Z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各省市的资源禀赋水平和地区发展水平。根据上文的论述，要素禀赋在产品内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考虑到中国熟练劳动力的比例相对较低，为了加强模型的解释力，把劳动力要素分为高技能劳动力（hlab），中等技能劳动力（mlab）以及低技能劳动力（ulab）。hlab指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mlab指6岁及以上人口中高中学历人口的比例，ulab指6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人口的比例。同时加入控制变量资本要素（cap），用地区人均固定资本投资衡量。

控制变量中用来衡量地区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各省市人均生产总值（rgdp），外贸依存度（open）、二元對比系数（dual）。rgdp表示各省人均生产总值，预期系数为正，表明随着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加，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open用来衡量各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预期系数为正，表明地区对外开放的加速有加剧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dual表示在二元经济中，一个地区农村就业人数和该地区总就业人数的比率，反映了经济的二元化程度。dual越小，表示地区二元性越大，反之则越小。预期其系数为负，即dual的增速越小（地区二元化程度越高），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将中国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9个省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西、广东、海南共12个省市区；西部地区包括西藏、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重庆、青海、宁夏、新疆共10个省市区，由于西藏缺乏数据，本文将其剔除。这样选定的地区共有30个，考察的时期为2001年-2008年。

2 产品内贸易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应用上文建立的回归模型，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面板数据模型对λi有两种处理方式，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更加合适。其回归结果如表1。

首先，在全国层面上分析产品内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模型1-5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R2都高达99%，产品内贸易对于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始终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这一方面说明积极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的省份，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小，即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加深在现阶段会缩小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另一方面表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例如模型5，IPS对Gini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3267，表示产品内贸易水平每增加1%，中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就会降低32.67%。

要素禀赋中，中高等技能劳动力比例的提升能够缩小劳动力收入差距，但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的中高等技能劳动力的比例的增加，却会带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为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的熟练劳动力比例的提升，会促进我国对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的承接，由此引发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增加，其收入水平提高，不同性质劳动力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扩大。相反，低技能劳动力比例的提升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性，但是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的低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增加，即承接的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越多，不同性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会缩小。

人均固定资本投资对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正是因为资本要素的相对匮乏，即使在发达国家是劳动力密集的工序，转移到中国来也要用部分劳动力替代资本。资本要素的提升，会使这种替代效应降低，这样产品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会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情况，即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回归系数上来看，中、低技能劳动力与产品内贸易的联合效应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更为显著，高技能劳动力与产品内贸易的联合效应在模型三和模型四中的系数都不显著，这也说明我国高技术人才的储备还不足以拉动我国增加对熟练劳动力工序的承接，我国目前依然处在非熟练劳动力众多、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现实情况，在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中承接的工序主要还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

在地区发展指标上，我们可以看到二元对比系数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产品内贸易有利于加快农业劳动向非农业劳动的转移，提高社会劳动收入的总量并且提升劳动收入比重，有利于降低经济二元化程度，从而降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人均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居民收入分配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外开放程度高的省份，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考虑到中国中、东、西部参与产品内贸易程度，以及要素禀赋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产品内贸易对地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两个虚拟变量east和central，得到以下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产品内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地区层面（200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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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b、c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结果表明，产品内贸易对我国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以模型6为例，控制低技能劳动力要素禀赋时，当年产品内贸易每增加1%，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缩小2.68%，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缩小18.87%，中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缩小15.24%。模型7和模型8分别控制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产品内贸易对各地区收入分配影响的方向和系数都比较稳定和显著的。这一方面显示出中东西部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的层次和水平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市场机制相对完善，产品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东部更加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市场机制也不够完善，产品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较小。

同时，可以得到结论：低技能劳动力在总体上倾向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高技能劳动力在总体上倾向于扩大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发展的四个指标对各地区收入分配的影响与上文在全国层面上分析的结果一致，说明了模型的稳定性。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选取我国30个省2002年到2008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模型对中国参与产品内贸易对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产品内贸易趋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是近期内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贾文文、周升起（2011）[9]的实证结果表明产品内贸易的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果的优化，从而收入差距趋于熟练。

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同的，越多中高技能劳动力参与产品内国际贸易分工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会缩小收入不分配的差距。人均资本要素、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加深都会扩大收入差距，而经济二元化程度的降低可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通过考察不同地区，可以发现产品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中东西部地区是有差异的，其影响程度在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

因此，要解决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要继续加强我国产业内贸易程度，使生产要素更加合理的配置，促进我国产业结果的升级。同时积极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提高技术科技水平，承接更多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序，虽然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我国收入差距，但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内贸易所带来的产品价格下降效应，会缓解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也是我国迈入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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