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加工贸易论文

2022-04-29

〔摘要〕对国际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产业的承接,是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往研究多强调产业承接方对产业形式和产能的引进,属于典型的“产能增长”模式。广大中西部地区固然有产业培育和提高产能的客观要求,但更关键的是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自身产业结构升级。未来中西部地区对产业转移和承接机制的建立,应采用新的“内生性发展”模式。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加工贸易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加工贸易论文 篇1:

产品内分工、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摘 要:国际产业转移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如何把握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布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使得嵌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方式演变为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攀升。因此,我国要在战略层上充分重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力求突破跨国公司的结构性封锁以及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实现全球—国内价值链的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产业转移;全球生产网络;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转移是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转移的实质是由于原产地利润空间的下降迫使企业实施对外空间扩张。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三波浪潮(见表1),每一次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实现了不断的优化和升级,但是,人民币不断升值、用工成本上升、土地价格上涨和环境污染,尤其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以来高企的通胀使得中国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困,东部地区适时提出“腾笼换鸟”措施。在此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即国际高端产业向中国东部地区转移以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转移的“耦合转移”态势。因此,如何把握新一轮产业转移规律,在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速度,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布局,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趋势

1.产品内分工是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国际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虽然这三种方式目前都存在,但当代国际分工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产品内分工(见表2),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和工序拆分到不同国家/地区,形成以生产环节、工序和区域为对象的跨国性生产体系。因此,产品内分工刻画了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产品内分工和贸易使得原来在同一个企业内执行的生产链条被拆分成很多不同的环节或工序(简称为价值元),一个企业可能只专业化于全球生产链条上的某一个价值环节,从而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垂直专业化,即实现了价值链的分解。

在产品内分工的主导下,全球价值链被分解为三大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跨国公司一方面专业化于核心能力和关键性资源的培育,另一方面则通过业务外包,使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能布局于最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并使位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形成一张遍布全球的国际分工协作网络(即全球生产网络),每一个价值环节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跨国公司由此而实现了价值链的全球性空间重组。比如日本马自达的MX-5跑车,在美国加州设计,在东京和纽约融资,样车来自英国WORTHING,总装在美国的密歇根和新墨西哥,电子部件在美国新泽西设计,在日本制造。此时,国际产业转移表现为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价值链跨区域重组,[1]价值链的全球性空间重组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推动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国际转移。很显然,这种国际产业转移是产品内分工主导下的产业转移,转移客体不再是完整的价值链,而是已深入到生产环节和工序层面。

2.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演变为跨国公司推动下的“集群式”转移。跨国公司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得到迅速发展,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控制着90%以上的国际投资额、60%以上的国际贸易额和40%的世界生产,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手。

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产品内分工使得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价值链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2]价值链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结果,使得产业的地理集聚形成地方产业集群。这就导致了大区域离散小区域集聚的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特征,世界经济体系好比“一串串珍珠”,将颗颗“珍珠”穿起来的条条“金线”就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而这颗颗“珍珠”就是地方产业集群,[1] [3]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嵌入集群中的企业更多地只专注于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一价值元,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个企业的存在需要与之关联的大量企业和配套性产业并存,这就出现了企业的“抱团”流动,即产业的“集群式”转移。如深圳的产业较集中,便逐渐在东莞、惠州、珠三角地区聚集了一大批产业投资跟进。因此,当前的国际产业转移,不再是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单个产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跨国公司为核心,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相互协调合作的组织框架。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和产业的集群化转移趋势强化,世界各国经济的依存度日益提高。

3.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是服务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知识化、服务化趋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产值中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高。同时,服务贸易总量也迅速提高,2000-2008年年均增长10%,服务贸易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比重下降,新兴服务贸易如信息、金融、研发等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从1990年的37.5%上升到2008年的 50.8%。[4]

与此同时,服务业也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跨国公司是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引领者,主要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和离案外包等形式将服务业转移至国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4-2010年的7年间,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近60%是服务业跨国并购,其累计总额达11575.1亿美元。其中,金融业是跨国并购最活跃的部门,占15.5%。

4.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趋势。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产业的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产业划分方式把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相应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也被定义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由于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产业间出现融合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也含有技术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也有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演变为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要进行两个方面的产业升级,一是由低梯度产业向高梯度产业升级,即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二是要由现在的非核心价值元向核心价值元升级,即价值链升级与价值元升级。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将会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将逐渐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因此而拉大。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初期阶段,其生产制造的产品还是物质商品,发展中国家可凭借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较容易地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不断高度化、知识化,发达国家的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网络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有较高的信息技术、知识、管理和规模要求,发展中国家要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必须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三、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加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梯队,以加工贸易为开端承接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见表3)。

但是,对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如无得当应对举措,则有可能成为后发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滞后的陷阱。因此,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全球服务外包的转移为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统计,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将达1.65万亿到1.8万亿美元。与国际上其他服务外包承接地相比,中国具有马来西亚、菲律宾、爱尔兰甚至印度等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优势:一是拥有巨大的要素规模。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规模等;二是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规模势必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三是市场结构的多元性。包括地区、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结构多元化,将为服务业的发展带来范围经济效应。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以上优势,把握机遇积极承接全球服务外包转移,加快本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通过吸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等资源支持。跨国公司通过FDI的方式在全球布局,建立全球生产网络,其对外投资活动,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机遇。2000—2010年的11年中,中国实际使用FDI金额从最初的407.15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057.4亿美元(见图1)。外资的进入不仅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资金资源,同时也提供了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重要技术资源。

3.东部地区的“腾笼换鸟”措施为促进中国区域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东部地区希望通过“腾笼换鸟”措施着力调整产业结构,转移部分不适宜的产业,腾出资源和市场大力发展高端工业和新型服务业。中西部应抓住机遇主动承接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

4.国际产业转移可能会对中国技术进步形成压制,导致中国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产品内分工是建立在标准化基础上的产物,不论将产品生产环节布局到哪个国家、由哪个企业进行加工,所生产出来的都是标准化产品。以技术标准作为控制手段,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如沃尔玛,他们通常掌握了国际市场销售终端和品牌)形成了升级企业通向市场的结构性封锁。这就是中国通过加工贸易的途径难以摆脱落后陷阱和技术依赖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很多跨国公司都把研发总部设在了中国,会形成一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但当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影响到其自身的核心利益时,他们就会将中国的加工贸易产业升级限制在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等环节,[5]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断点和隔离效应,其结果是中国加工贸易产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和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值环节。由于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增值率较低,而由外商控制的产业链上下游,其增值收益是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的十余倍,中国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弧底日益加深,反映了中国贸易交易条件正日益恶化,中国正在陷入加工贸易“微笑贫困陷阱”,[6]这种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不利于中国获得基础设施改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所需要的充足资金,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的推进。

5.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客体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承接政策下,海外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正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产业的转入将给中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欠发达地区环境恶化,破坏生态平衡。

四、产业耦合转移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因此,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要在战略层面上充分重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同时力求突破跨国公司的结构性封锁以及价值链的低端锁定。[3]中国应该抓住这次前所未有的产业耦合转移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大国优势,转向广阔的国内市场,构建能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国内价值链,实现加工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东部地区发挥其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着重发展核心价值环节(研发、设计、品牌等);中部地区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结合其自然资源和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侧重发展中间价值环节(少量研发、集成、关键部件制造等);西部地区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发展外围价值环节(原材料、组装等)(见图2)。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并不是要把各区域的产业发展限定在某种功能定位中,而是强调增强国内区域间产业发展的联系,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探索产业升级新模式,提升本区域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无疑是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同时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大国优势,使传统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转变为“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新模式。

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国内需求市场、技术条件、区域创新网络以及政府制度的各种条件的支撑。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拥有大国优势的中国,在拓展国内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同时,要辩证认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使自身经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调(见图3),促进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注 释:

①本轮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如下文所述,在产品内分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本文称该轮国际产业转移为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1]张立建.两次全球产业转移本质探讨: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视角[J]. 统计研究,2009,(10).

[2]刘友金,胡黎明.产品内分工、价值链重组与产业转移:兼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大国战略[J].中国软科学,2011,(3).

[3]Amdt,and Kierzowski, Fragmenta tio

n: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M].Oxford:Oxford U0

niversity Press,2001.

[4]世界投资报告(2009)[EB/OL].http://www.fdi.gov.cn/pub/FDI/wzyj/yjbg/default.jsp.

[5]刘广生.基于价值链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11.

[6]许南,李建军.全球价值链研究新进展:俘获型网络的形成与突破对策[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责任编辑:孙 巍]

作者:李建军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加工贸易论文 篇2:

产业转移类型与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方式转变

〔摘要〕 对国际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产业的承接,是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往研究多强调产业承接方对产业形式和产能的引进,属于典型的“产能增长”模式。广大中西部地区固然有产业培育和提高产能的客观要求,但更关键的是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自身产业结构升级。未来中西部地区对产业转移和承接机制的建立,应采用新的“内生性发展”模式。通过甄别产业转移的不同类型,做到产业承接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承接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良性互动,实现相应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关键词〕 产业承接;转移类型;落地产业;内生性发展模式;自主创新;中西部;东南沿海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保持长期的平稳、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凭借劳动力等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外向型产业发展战略,及时把握住国际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机会,迅速跻身于世界制造业的大国地位〔1〕。同样,由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是后者实现产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进程和各级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政府机构组织开展的招商引资活动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和形式。这一方面利用政府公信力降低了产业转移主体的信息搜寻和交易成本,解决了企业在融资、配套设施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招商引资带来的产业投资和产出增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由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变。

但在实际的产业承接工作中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和不足。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承接的产业形式多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利用型产业。传统的加工贸易和中间投入品生产环节的日益强化,可能将引致工业化水平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陷于分工体系中的“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 〔2〕,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愈发加大。第二,部分地区直接或间接引入了不少高消耗、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生产项目,虽然带来GDP数字上短时间的增长,但也为区域经济长期和可持续发展蒙上阴影,一旦资源衰竭或者替代品大规模出现,将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长期的颓势。第三,各地区普遍存在着“重投资、轻技术”和“重招商,轻嫁接”等产业承接现象。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往往关注产业与项目投资金额和产出能力,对其采用的技术水平和设备工艺考量较少,对企业投产后与已有产业间的对接和融合也缺乏相应的规制和引导。

造成上述问题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机关以经济增长数据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各级政府为确保每年经济增长指标的完成,一定程度上以投资者或企业家身份过度介入产业承接,扭曲了这一原属市场行为的要素流动过程。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国际和东南沿海转移而来的产业形式良莠不齐,而中西部地区对产业承接、产业升级和自身产业结构优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和发展前景也缺乏甄别和判断,这是造成产业承接中“来者不拒”“村村招商”等不合理现象的关键。

二、产业转移和承接的作用机理

一般而言,产业转移是指特定形式的产业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即产业中的企业等主体将生产形式整体或部分从原产地迁移到其他区位进行生产活动〔3〕。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产业经济在地理空间上是趋于集中抑或分散,取决于推动地理集中的向心力和促进空间发散的离心力之间的力量权衡和演变。〔4〕其中的向心力,主要包括产业前后向的关联、劳动力市场的溢出效应以及文化习俗等等;离心力则包括生產要素的非流动性和要素价格等因素。若加上制度经济学有关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间比较的论断,上述影响产业转移的力量可被概括为产业选择集聚抑或转移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前者主要指劳动力L及土地资源R等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价格水平、技术设备投入IT和原料能源获得成本C0;后者则包括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CM,税费T和运输成本CT,市场化程度ME和产业制度环境I等也对企业或企业集合在一定空间上的生产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向心力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推动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这同时也将推动土地、劳动力工资等生产性成本的不断攀升。从更长期的观点来看,当交易成本的节约与生产成本的增加相互抵消时,空间上的产业集中趋势将达到阈值或临界点;之后随着边际生产成本大于边际交易成本,促使产业转移的离心力越来越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间的动态变化引致整个产业成本体系的持续性变动,最终决定了产业在空间结构上的重新配置和再优化。将这一过程转换为更简洁的数学形式,产业转移IT的动力机制可以表示为:

IT=f(L,R,IT,C0,CM,T,CT,ME,I)(1)

假定各影响因素间相互独立,则上式的全微分形式为:

dIT=ITLdL+ITRdR+ITITdIT+...+ITIdI(2)

这一基于增量视点的产业转移机理方程表明,企业或行业的产业转移决策是对众多因素所构成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综合考察而作出的,这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格局有着较强解释力。上个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兴起,不仅反映出改革开放国家战略的成功实施,也体现了国际产业资本为获取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的意愿动机。这一期间,服装、玩具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生产企业的“潮涌”,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指向。来自港澳、台湾的大量中小企业集中于珠三角、福建;而来自欧美的外商投资企业则散落在上海、北京等地区,反映了中小型外资企业在产业转移中对生产成本、税收和政策优惠的高敏感性以及相似生活习俗的特定偏好。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均有明显提升,基于产业关联效应、资源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以及政府效率等因素考量的产业区位标准,日渐成为国内外代表更高技术水平和投资规模的产业转移指向。

与此同时,上述理论模型还对解释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自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东部地区要积极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梯度转移”的10余年间,全国范围内技术级差鲜明、各具分工特色的产业空间结构仍未形成,反而是各地的产业结构日益趋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因生产绩效的差别而日益加大。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我国是一个拥有庞大内陆腹地、资源分布高度空间异质化的大国,而且在于梯度转移理论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偏差太远,使其无法发挥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同一产业的技术差距确实存在于东中西三个地带,但如(1)式所表明的那样,决定产业是否进行转移是对包括技术因素在内的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生产和交易成本的实证分析已经证实,三个地区在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落差和梯度〔5〕。这也为产业承接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单纯依靠税收或土地成本的人为降低换取招商引资的成果,并不符合产业转移的内在规律,自然也不能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地发展。

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还可借助于产业升级消减生产及交易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发展瓶颈。为比较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两种选择途径的差异,首先对产业升级的机理特征做出描述〔6〕。假定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一系列特定的要素,两种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企业从现有产品转型为未来产品生产所获的利润增量为ΔP,显然它是两种产品间技术距离d的线性函数,即有ΔP=λd,其中的λ为技术升级带来的边际利润。转型期内的边际成本递增决定了升级产品制造成本C(d)是技术距离d的非线性函数,即C(d)=θd2/2,其中θ为特定产业生产成本常数。于是企业的最优化问题转化为max=(λd-θd2)/2。由其一阶条件可得产业升级的最佳选择d*=λ/θ,相应的产业升级最优成本为C*=λ2/θ。

因而,产业升级这惊险的一跳并非任意的或受主观意愿支配的,而总受到产业初始技术状态或能力的制约。这意味着,企业在进行产业升级或者产业转移决策时,面临依靠升级所产生的成本增加和通过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成本节约间的选择,即dIT-λ2/θ的符号为正还是负的问题。换言之,在纳入产业升级因素之后,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当且只有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成本节约高于产业技术升级所必需的成本增加时,企业或企业集合才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改变其生产的空间区位,产业转移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现象才可能出现和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有关产业转移和承接的理论观点,是建立在完全市场和要素自由处置基础之上的,忽略了产业承接方对产业转移这一要素和生产流动的主动性影响。对于中西部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如果缺乏对产业承接的统筹规划,所能承接的产业项目只能是发达地区濒临淘汰的落后产业,无法通过产业转移和承接的有效联系实現要素和技术结构升级。因而,如何借助于产业转移,为实现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体系的“蝶化”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注入动力,构建新的产业承接模式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我们认为,这一新范式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对资源粗放使用的增长路径: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有益于新型工业化之路的展开和深入;完善区域产业和部门的配置效率,有助于产业承接和自身产业成长的良性循环;可担当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为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效的发展路径。

三、产业转移的类型划分

以往的研究侧重对产业转移过程局部特征的考量,多依据空间分布的不同将其分为国际和国内的产业转移,或者根据分工组织关系的变换将其划分为产业垂直式或水平式转移,或根据生产组织的差异分为产业投资和产业贸易上的变更。这样的分类结果要么割裂了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间内在的技术联系,要么将现代经济体系中日益迂回的网络关系过于抽象和线性化,均无法对产业转移内在机理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作出系统的把握。

作为产业转移和承接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分析工具,应从产业演进的动态特征出发,根据产业发展的要素约束、技术关联和产出结构等不同维度进行类型划分。其中,要素约束体现了现代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源、能源等外生性要素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等内生性要素的共同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品和产出价值,要素结合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不同产业发展的可能性边界;产业技术关联既表现为产业结构中主导与配套产业间的互动关系,也可被视为商品价值链内上游和中下游各环节之间的序列特征,它决定了该产业的技术效率和产业绩效的增进能力;产出结构则反映该产业最终产出与特定需求结构之间的匹配程度,产业主体收益的最优必定意味着市场区隔所造成的空间和时滞成本的最小化努力。因而,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机制由此可得到更为清晰的描述:一定地理空间上产业形态,其产品和产出能力是由资源、资本和技术能力等多要素共同决定的;产业内的竞争、下游产业对中间投入品需求或最终市场的需求结构等制约着产业的产能和价值实现过程;一旦某要素的供给出现明显变动,且无法由其他要素深化获得有效替代,生产过程或环节发生空间区位的移动就是产业主体的必然选择,移动方向和目的地也必能够克服要素变化所带来的生产阻力,或者新区位上其他要素优势的加强得以消减该要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依据演进过程中产业在上述维度上的变动差异,我们可将产业转移分为淘汰型转移、产能型转移、扩张型转移、配套型转移和延伸型转移五类。其中,淘汰型转移是指生产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企业就会进行技术更新与改造,资产专用性迫使淘汰的生产设备向异地迁移,以此实现设备价值回收的最大化。这种转移形式在分工协作较为复杂和技术设备主导的制造业中最为突出,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汽车制造业依靠市场开放所换来的多为国外同行已经落后和濒临淘汰的设备生产线。产能型转移是指产业受制于当地生产要素供给、产业规制或产业周期等瓶颈式制约而被动寻找满足其生产条件的空间替代,近年来以“高耗能”著称的电解铝产业向西部水电能源富集区的频繁转移便是明证。扩张型转移则是受到追求新市场和扩大市场力量的驱动,只要某种产品具有在目标市场的扩张前景,产业投资和由此带来的生产能力就会纷至沓来。这尤其体现在存在有限市场销售半径的细分产业扩张上,诸如世界啤酒巨头英博、AB、SAB以及水泥业中法国拉法基、德国海德堡等寡头对我国相关地方性企业的大规模并购。配套型转移主要是与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和前、后向配套产业的分工组织关系相关联的,一旦主导产业出现空间区位变动,与之协作配套的产业或生产环节也会追随至相应的生产区位,例如英特尔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在四川成都的投产,直接带动了中芯国际、友尼森和埃森哲等一批相关配套企业的落户,形成了IC设计、制造和封装的完整半导体产业链。另一种配套型转移则是基于价值链上不同环节间功能和主导关系而言的,包括了由“生产商驱动”和“买方驱动”的两种配套产业转移机制,前者以欧洲空中客车和美国波音公司为代表,他们利用核心总成技术优势和市场垄断地位,将飞机制造过程中零部件生产和工序外包转移到价值链上并无议价能力的其他企业。消费品和零售业中的巨人沃尔玛、宜家和耐克属于典型的“买方驱动”式配套型转移,它们依靠品牌、市场网络优势和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选择生产制造的配套厂商,由此形成相关制造环节和产业的转移。延伸型转移主要指服务业领域内的产业转移,这种转移兼具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外延拓展和内涵适应性调整双重特点,通过与目的地基础设施、服务环境条件等因素的横向融合,形成更具规模和活力的生产性网络,诸如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信息咨询等产业最初是跟随制造业转移而进入内地市场,随着国内市场日渐开放和自组织机制的强化,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逐步扩大和延伸,形成对应地区的前沿性发展产业。下图是我们以经过抽象后两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作出的描述。

图1 简化后的价值链产业转移类型

如图1所示,五种不同的转移类型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适用的产业形式有着较大的差别。淘汰型转移与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相关,主导性产业变更、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间升级都会引致相对落后的技术和设备密集型制造业发生转移。产能型转移一般具有对资源、能源和产业生态环境等因素的高度依赖性,一旦某要素供给衰竭或价格大幅上涨,产业就会发生整体性撤离。扩张型转移多表现为由制造、装配环节向研发设计、市场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渐进式移动,这种转移是以区域之间存在梯度性市场需求和技术差距为前提的。配套型转移是产业主体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将零部件和次要生产环节分散到适宜地区组织生产,以此形成中间品投入的世界或区域性供给体系。与上述偏重工业或制造业的转移类型不同,延伸型转移包括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前者强化了生产性服务部门参与社会分工的渗透范围和深度,降低了融资、保险、物流、咨询等中间环节在制造业中的内部组织成本;消费性服务业转移则通过消费内容和形式的更新,激发普通顾客对生活服务品的消费潜力,带动当地需求结构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四、产业承接与内生性发展模式的良性互动

理清产业转移的基本类型,并不意味着在承接产业中完全拒绝淘汰型产业的转移,或者过度推动和扶持配套型或延伸型产业转移的落地。其中原因有二,首先某些淘汰型转移的产业和技术设备相对于发达地区是落后的,但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是急需甚至先进的;产能型转移有助于激活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潜力,提高资源、能源等禀赋的开发和应用水平;扩张型或配套型产业的承接填补了产业结构中的空白,推动产业规模效应实现。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由主导性产业转移而带动的配套型产业转移,总是围绕前者的移动区位而布局;延伸型产业转移的承接和发展,又受到自身产业构成、基础设施和市场容量等方面发展水平的限制,中西部地区对这两种产业转移类型的承接,并非依靠短期政策优惠或主观努力所能达成。尤为重要的是,市场容量的限制和区域间差异的客观性,决定了西部地区不可能简单复制东部地区依靠国际产业承接和发展外向型制造业的成功经验〔7〕。现有的市场需求规模条件下,一旦中西部地区蕴含的生产潜力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产出,将可能产生庞大的产能闲置和资源浪费。因此,建立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内生性发展模式,是理论研究中打破中西部地区在国际国内分工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以产业承接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实现东中西不同地区间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多赢局面的必由之路。

内生性发展是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内在动力机制以及自我演化驱动的产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它是指以满足本区域以及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手段,构建完整的区域产业价值链,推动域内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密集利用和内生式经济发展,以此实现自身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是中西部地区产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指向,服务于内需市场不仅可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農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产业经济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型,而且为东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和竞争,跃迁到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提供有力的支撑。〔8〕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再创造等不同阶段培育而成的核心能力,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重视在产业转移中对共性技术的积累和再创新,是承接项目与自身产业部门耦合的关键。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区域产业价值链涵盖了从资源采掘、利用、加工再到国内对产成品消费的内生循环过程,中西部地区可遵循以下不同的产业价值链流向建构内生性发展的产业网络:一是以自身较为富集的资源和能源为基础,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的技术效率及产成品质量,进一步延伸基础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二是以区域经济腹地和市场容量为依托,通过产业深化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拓展服务链和供应链;三是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体验经济为导向,扶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形成相对完整的现代经济部门配置,提升产业经济的生产绩效水平。由此,充分挖掘和激活中西部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巨大潜力,优化配置有形和无形的资本因素,以产业承接、新兴产业培育以及高科技对传统产业改造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结合产业转移的不同类型与产业内生性发展模式,我们可对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方式转变的原则和途径作出清晰界定。首先,产业承接应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积极引进那些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内生性发展的产业形态,这是选择性承接类型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则。对于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内生式发展的产业类型,尤其是对资源和能源粗放使用、对环境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危害的淘汰型和产能型产业要坚决予以拒绝和摒弃;对于关联效应大、推动要素和产业升级的扩张型或配套型产业转移形式,要重点引进和扶持其壮大;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应进一步推动对延伸型转移产业的承接力度和深度,形成金融、物流和信息咨询等服务业的区域性中心和增长极,拉动经济腹地的产业调整和升级,以实现整个地区经济的内生式发展。其次,政府机构应建立产业承接和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服务机制。不仅重视对产业承接的类型识别和选择,也要完善转移产业落地后其成长和壮大的配套服务与建设;改革政府招商引资和产业规划、管理部门之间职能分立的弊端,形成利于产业承接、落地产业健康发展和带动新的产业承接之间良性循环的制度环境。再次,重视产业发展规划和规制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以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统领区域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将产业承接和在此基础之上的产业升级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最后,中西部地区应立足于丰富的科教资源基础,提升在产业承接中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适合国内产业价值链构成的中端适用技术开发和应用,以技术创新对承接的产能型和扩张型转移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推动中西部地区在产业承接方式上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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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少军.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J〕.财经科学,2009,(2).

〔6〕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经济升级路径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9).

〔7〕〔8〕蔡昉.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中西部地区赶超的机遇〔J〕.经济学动态, 2009, (2).

(责任编辑:张 琦)

作者:郭元晞 常晓鸣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加工贸易论文 篇3:

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升级方向性的选择

摘要:始于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极大,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我们可以利用拉动内需作为突破口,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利用金融危机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性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结合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提出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和对策。

关键词:金融危机;产业结构升级;方向性和方法选择

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危机后经济形势分析

从2008年开始,在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下,中国的经济运行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2008年,中国的经济整体增速为9%,比2007年减少了4个百分点,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O%和6.8%,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见图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上半年是16.3%,前三季度是15.2%,11月份是5.4%,12月份是5.7%,工业生产大幅萎缩。

作为近年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对GDP:~曾长的贡献分别在40%和20%左右。200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5%,这样的增长速度与2007年基本持平;但是出口下降的非常明显:2008年11月进出口出现了7年来首次负增长,此后降幅逐渐扩大,到了2009年2月,出口下降的幅度高达25.7%。在宏观经济趋冷的影响,中国的就业形势也变得更加严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的估计,城镇失业率已经升至9.4%;而在农业部的抽样调查中则发现,截至2009年春节前,在全国1.3亿外出就业农民工中,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返回家乡,这个调查还不包括在本乡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失去工作尚未返乡的农民工;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同样很不乐观,据估计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超过12%。可以说,中国经济正面临自1997年以来的最大的下降带来的威胁。

这种局面,一方面是来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调,比如,从2007年开始的为了遏制经济过热以及平衡内外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包括政府推动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以及取消或减少了中国以前的部分优势出口行业的出口退税,同时出台了限制加工贸易发展的措施以用来平衡内外部结构;通过强化“节能减排”的约束、紧缩“银根”以及出台对部分行业的投资限制等一系列行政手段,希望能平衡产业结构,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了平衡地区结构,政府通过紧缩东部沿海地区的“土根”,迫使东部产业往中西部进行迁移,来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级贷危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演化成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当今的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都不能在这场危机中幸免,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有专家指出,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重的,直接影响方面,如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缩水,海外投资出现亏损。间接影响主要是世界经济全面衰退导致的出口下降,资本市场下跌,海外金融机构抽走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导致的国内流动性收紧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下滑。同时,金融危机又导致中国居民的心理变化、预期变化以及对未来宏观经济信心的丧失,这些因素进一步构成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向下的压力,而资产价格下跌造成的负的财富效应,在价格水平趋于稳定时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因此,尽管中国由于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和封闭,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不是十分强烈,但是,中国经济所受到的间接影响却十分严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延有可能继续深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采用“四万亿”的投资、“七万亿”的信贷、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等等,但是由于执行中的过急和偏差,实际上却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或恶化了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产业结构。另外由于将保增长的重点放在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托动上,使上一轮经济周期扩张中出现的流动性过剩、产能过剩、股市和房市上涨过快、资源价格上涨过快、通货膨胀等问题又重新回来。因此,宏观调控政策不应过于强调短期效果,需求管理政策应该尽快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因

(一)必要性

金融危机中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国内消费的下滑,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贸

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世界制造中心”风光不在,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消费下滑,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紧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随着在经济危机中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们的外销产品不断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反倾销调查和高额的惩罚性关税,致使相当多的出口企业不得不转产和关闭;另一方面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本人力成本占有巨大优势的中国的外向型企业,人力资本也不断提高,相当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把生产基地转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和一些拉美国家。

初看起来,这种趋势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停留在粗放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阶段,因此看似发展的蓬蓬勃勃,欣欣向荣,可是存在着许多制约我们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表现形式为片面追求GDP增长,发展方式粗放,导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愈来愈严重;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一些产业产生重大影响等等。利用这次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整和升级,是深化经济改革一个难得机遇。

(二)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出口结构变化的作用

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主导着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意味着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中国技术贸易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现在中国对外技术贸易的对象由其最初的少数几个国家发展到如今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技术对外贸易的方式也由过去简单的成套设备进口发展为高新技术进口、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技术对外贸易的资金来源也愈加广泛,所涉及的行业范围也越来越多。大量外资企业因廉价劳动力和中国巨大市场潜力而转移到中国,将其生产加工环节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在促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中心的同时涌入的外资企业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这给中国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有利因素。

在中国技术贸易高速发展的同时,也Ⅲ现了高新技术贸易技术含量低,技术贸易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等诸多问题。从中国的产业结构来看,中国拥有较丰富的多层次的技术资源,

这种多层次的技术资源能适应国外厂商对不同层次技术的需要,同时,中国技术出口具有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这使得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从而使技术贸易结构也得以优化和升级。但是,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较低,难以满足世界市场对先进高新技术的需求,中国的技术贸易法规尚不健全,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外技术贸易的健康发展。所以,中国技术贸易发展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实行“科技兴贸”的政策,增加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不断完善技术贸易法规,以市场需求引导技术发展,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优化技术贸易结构,形成产业结构与技术贸易结构的有效联动。

三、产业结构优化的选择

(一)产业结构优化需要目的明确与方向正确

所谓的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是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增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素质之间相互协调,各产业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断层,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强烈反差;二是产业之间相对地位协调,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各个产业因不同的增长速度而处于不同的地位,形成主次有序、轻重有别的排列组合,具有比较丰富的层次性;三是产业之间联系方式协调,通过它们之间存在的生产技术联系和经济联系,产生相互依赖、相互服务、相互促进的关系。

产业结构高度化一般蕴含两层涵义。一是指伴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农业部门)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工业部门)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服务业部门)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略有上升。二是指在工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劳动生产率向高劳动生产率、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主要内容包括产值结构高级化、资产结构高级化、技术结构高级化、劳动力结构高级化等方面。从其发生的过程和阶段来看,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1.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指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重化工业比重不断增高的过程,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表现。

2.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指加工组装业的发展大大快于原材料发展的速度,加工业产品加工深度的不断深化,高加工度化不仅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也可以降低工业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度,促进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化发展。

3.产业结构的“软化”,指在产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高,出现“经济服务化”趋势,在所有产业中,伴随着高加工度化趋势,知识技术密集程度增高,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人才的依赖大为增强。

4.产业结构的信息化,指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面临着方向性的选择和方式的选择问题。

笔者认为,要正确选择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首先要解决的是选择什么样的产业进行发展。现在一般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产业发展担负双重使命,第一是传统产业转型,第二是培育新兴产业。为了体现这种使命和目标定位:第一,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协调内外需,但要立足内需,产业结构升级必需寻求以内需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布局。第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但要着重考虑资源配置、环境的承载能力。中国产业发展不能过于强调后发展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中的劣势。第三,必须着眼未来。中国要领航全球产业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引发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在这样的环境机遇下,中国引领全球产业发展不再是遥不可及。在这样的目标定位下,选择什么样的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必须在四个方面重点选择:第一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第二是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消耗型产业的发展;第三要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以创新引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引导产业调整;第四培育新兴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依据

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

关于产业结构的理论很多,早在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就提出了“比较成本说”。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发展了李嘉图的静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著名的“动态比较成本说”。20世纪70年代,以钱纳里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投资和储蓄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最重要的是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转变。钱纳里等人把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二是工业化阶段,三是发达阶段。这些研究对推动各国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有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等等。从这些理论的具体实践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首先将产业结构理论应用于国家经济管理上,制定出“产业合理化政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原则,使日本的主导产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认真选择合适的产业机构调整理论并且借鉴日本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可以为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明确方向。

迈克尔·波特在其《竞争》一书中曾经提出了著名的钻石结构理论模型。本文认为,借鉴和应用这个理论模型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和指导性意义。

波特的钻石模型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竞争力的有四个因素:

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

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

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

波特认为,这四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如图2)。

结合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尤其是考虑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等因素,以及充分利用机会,发挥政府的作用,可以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找到正确的方法。

(三)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要重视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

1.要考虑社会总需求,以拉动内需作为突破点。社会总需求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两方面,需求总量增大,产业规模也随之增大;需求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也会随之优化。社会总需求是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基础,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解决内需为方向,必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方向,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与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周内市场的客户需求,这是国外竞争对手所不及的,因

此全球性的竞争并没有减少国内市场的重要性。

2.以技术进步为抓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愈发激烈,科学技术与创新能力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技术进步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有效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最强杠杆。比如,现在及将来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3G通信技术、自动导航技术、纳米技术与新型能源技术等。未来的汽车将利用电力或其他新型的燃料,这必将促使汽车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升级换代。新型纳米技术将创造出更多的新型物质,这将促进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新型管理模式和新技术将提高综合管理能力,降低生产与管理的成本,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技术进步终将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

3.调整能源结构及能源政策。能源结构及能源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长期发展的是粗放型经济,大量依靠石油、煤炭、木材等资源,对石油的依赖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包括中东战争在内的多次由石油引发的战争促使世界各国积极发展节能技术,开发新型能源,这些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产业结构日益高级化。在当今能源紧缺的条件下,实行节能减排的能源政策已经成为了必然选择。这些新的能源政策的实施,将带动节能技术的提高,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具体的方法步骤

1.传统产业和行业的改造和升级。一是从实际出发,研发传统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二是改造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三是按国内市场需求改造传统产品;四是进行传统产业资源新组合;五是进行营销创新,为传统产品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提供营销技术支持;六是环境保护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资金和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等方面促进中国的传统产业升级。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兼顾现状,多层次、有侧重按步骤进行产业发展。

中国应该在充分发挥自身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加大资本和技术的投入,积极发展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涉及行业广泛,应该从中挑选一些消耗能源少,产生污染小,具有极高发展前途的行业进行着重发展。最终形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

2.加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力度。贸易全球化使各国的贸易竞争加剧,而加剧的竞争愈发体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因而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就必须加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力度。除了增加高新技术的引进,关键还在于提高本国劳动力素质和科技水平,提高技术的研发水平,增强高新技术与实际生产的联系,使高新技术转变为真正的生产力,而且还要辅以实际的优惠政策,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待遇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高级人才。

此外,吸引外资并学习其先进技术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因而中国应在保持好现有的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基础上,加强投资的软硬环境建设,通过互惠互利的“双赢”模式吸引更多、更有质量的国外投资者。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有效引导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市场机制无法调节的领域,这使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变得十分明显。中国应依照自身经济发展的现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有效的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并从制度上管理企业,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增强产业竞争力,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长远来看,中国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市场为导向,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增强高新技术研发的能力,由局部带动整体,逐步形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发展。此外,高新技术产业属于幼稚产业,极易受到外国的冲击,所以,为使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真正的发展,中国政府还应制定适当的政策,适度保护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也要避免由于过度保护而导致的畸形发展,所以应该使保护处于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所以,培育竞争优势和产业优势,才会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双重优化。

3.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将波特的钻石结构理论引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就是要做好产业集群升级。从步骤上,要先做好产业的升级,然后是产业集群的升级。产业集群升级与以往我们所熟悉的产业升级在内容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是产业高级化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产业高级化问题,而且更是一个与地理、区位以及制度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

从现象上看,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已经具有了产业集群。从本质上讲,产业集群这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就是为了创造竞争优势而产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产业集群在中国现阶段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危机和挑战。一方面,由于产业集群发展中具有的刚性,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专业化产业集群很容易沿着大致相同的路径产生技术趋同现象,形成技术和制度锁定,变成孤立、内向、封闭的系统,不能迅速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下降,甚至出现集群萎缩和消亡的现象。另一方面,中国产业集群是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依靠的是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随着集群发展出现的“拥挤效应”,集群所需的生产要素价格会持续上涨,低成本优势会逐渐丧失,当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与之竞争时,这些产业集群就必须推进到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并塑造新的比较优势。因此,为了保持和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集群升级就显得势在必行。

产业集群升级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其含义是指产业集群利用自身所处区域的特有优势,一方面加强内部经济业务合作,发展和完善产业集群内部产业网络,另一方面积极回应全球产业网络的变化,努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从而获取更多附加值的活动。产业集群升级最终应表现为产业集群获取高附加值能力的提升,即从产业价值链上较为低端的环节向更为高端的环节攀升,但是这种攀升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产业集群在价值链上的升级还与集群自身的能力和察赋密切相关。因此,产业集群的升级不仅包括了对产品升级的要求,而且还包括了技术创新能力、网络组织结构升级等多方面的内容。

具体而言,产业集群升级的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技术创新能力的升级。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是生产力的直接体现,它决定了产业集群的制造能力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只有不断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产业集群升级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持续的动力。

(2)内部组织结构的升级。地理上的区位集聚和组织内的分工协作是产业集群这种新型产业组织形式最明显和最重要的特征,因此,考察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组织结构的演化是考察产业集群升级时必不可少的内容。产业集群内部组织结构的升级具体表现为产业链上垂直分工的深化、集群内部市场关系的协调和网络治理结构的完善等方面。

(3)产业集群内主导产业的升级。即从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向附加值更高的设计、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转变,或者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4)外向关联的升级。指产业集群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获得更多的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创新的机会,并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总之,借助这场危机,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群升级,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开拓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李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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