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涵义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它给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既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也使各国发展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也呈现新特点，贸易全球化趋势随之加强。本文就是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中国贸易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中国贸易发展的战略对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涵义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涵义论文 篇1：

反倾销视角下出口企业内部控制改进研究

摘要：企业内部控制对于应对反倾销而言意义重大，反倾销是在“拼会计，抠成本”，更是在考验企业的内部控制。文章从反倾销内涵以及系统演化理论入手，分别对反倾销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论述，并结合最近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认为应对反倾销乃是出口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题中之义。进一步，文章从五要素整合的角度，对反倾销视角下出口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与完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反倾销；反倾销会计；系统演化；内部控制

一、引言

一般认为，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尤其是填写调查问卷和应对实地调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倾销是“一场法律引导下的数据战”，因此，对于反倾销会计的研究通常会关注于会计信息或者成本核算。“会计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形式主要集中在调查问卷和实地调查两个程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就有了应诉反倾销实际上是“拼会计，抠成本”之说。诚然，对于反倾销应诉来讲，通过填列调查问卷和参与实地调查的形式恰当地提供必须的会计信息资料对于倾销幅度的确定和反倾销的裁定至关重要，不论是财务会计的支持，还是成本会计支持，在反倾销应诉中均不可少。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必须的事项不一定是根本的，重要的也不一定是关键的，从问题的根源和关键要素着手，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就反倾销会计而言，无论会计信息，还是成本核算，都不过是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状况的外在表现，是企业内部控制实施的阶段性结果，由此，企业内部控制才是对反倾销应对起关键作用的本原性的要素。反倾销是在“拼会计，抠成本”，更是在考验企业的内部控制，或者说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对反倾销环境的自适应程度。

二、从反倾销的内涵看应对反倾销内部控制建设的必要性

反倾销工作表面上体现着较强的技术性特征，但实质上还是贸易问题，最高层面则是政治问题。由于存在着广泛的信息不对称：申诉方对自己是否受到损害有着完全信息，应诉方对自己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有着完全信息，而损害与倾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要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达成，因此反倾销核查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对称，其要旨在于能够通过一整套程序以精确地复制出被诉国出口商的生产过程，以确保反倾销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由于其市场经济地位未被认可，需要部分或全部地以重新设定的标准来“还原”企业的经济行为，由此，会计信息的质量成为诉讼双方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决定了会计信息在应诉反倾销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

从应诉反倾销全过程来看，每个环节都需要会计信息的参与。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信息因其能够较大程度地解决反倾销诉讼过程中申诉方与应诉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上升至法律的层面，成为反倾销司法诉讼中的主要证据。反倾销会计被赋予双重使命：在需求方看来，要求利用会计学的核算方法来真实地反映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与CIF价格，以利于反倾销调查方准确地做出倾销存在与否及倾销幅度的计算；就供给方来看，要求会计信息能够恰当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规范性和其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为其提供有力的辩护。可见，会计信息在反倾销中担当着“维护公平正义”的重任，然而信息理论与会计实践都表明，会计信息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不能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完备反映，会计行为与企业活动并非完全对称。这是因为，传统的会计系统通过严密的规则和科学的程序把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转换后以“会计信息”的形式加以呈现，这种转换过程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缺失。由此，对于“反倾销会计”的研究走入了逻辑的“死胡同”。

实际上，上述悖论存在的根源在于“单纯地把会计限定在技术、方法、工具范围之内”。会计有独特的技术和方法，但也含有控制、监督等社会性职能；会计应当而且必须提供相关人士所需的信息，但会计并不仅仅限于提供信息，更重要的是信息生成前的预测、决策和信息反馈过程中的控制；会计应当服务于会计主体之外的有关利益集团，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会计的内部管理作用，提供信息是手段，而控制、管理才是真正的目的。

基于此，笔者推论认为，“反倾销会计”的根本在于基于反倾销需要的“控制、监督”，而不仅仅是“技术、方法、工具”。财务会计的核心就是如实地反映业务活动，而应对反倾销对出口企业则有着更为全面的要求：一方面，通过制定恰当的销售策略和专门的反倾销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规避倾销行为的发生，这是出口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根本；另一方面，通过对会计流程的适当改造，提供能够满足反倾销诉讼需要的会计信息，也就是按照法学视角下证据学的相关要求改造成本会计核算流程，以增强出口企业在反倾销举证和抗辩中的有效性和效益性。同时，由于我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特殊背景，应对反倾销包含着更多的意义。出口企业不但要保证其经营活动符合市场经济的相关要求，更要“刻意”保留证据，做到一切有据可查。显然，上述要求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会计核算而暗合了企业内部控制的要旨，建立具备应对反倾销职能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必要性得以凸显。

三、从系统演化理论看应对反倾销内部控制建设的可能性

如前述，如同企业和其他社会系统一样，内部控制同样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系统从而可以利用系统论的观点对其加以理解和分析，而理解和分析乃至设计控制系统则必须考虑环境问题。作为一个耗散结构，内部控制无时不刻不在同外界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克服系统内部的增熵的同时，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做出反应，以达到新的有序状态。事实上，内部控制实践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恰恰是内控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内部控制的产生源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而其后的发展则受到了外部审计和企业管理的双重推动，分析内部控制从最初的内部牵制的简单机制到现在整合框架乃至风险管理框架的系统设计的演化，其动力正是源自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管理的需要。就具体企业而言，有效的内部控制必定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换句话说，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能够主动地做出反应，进行自我学习、自我修复和完善，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这也就彰显了内部控制系统完善其应对反倾销职能的可能性。

在国际贸易的大环境中，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出口企业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若想赢得主动，最根本的是将这一因子作为变量纳入其决策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使其传统的内控系统在国际反倾销的大环境下得以完善和发展。依控制论看来，内部控制至少可以从事前规避和事后应诉两个方面为出口企业应对反倾销服务。事前规避主要体现在定价策略和对销售环节的控制以及反倾销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等；而就纯粹的反倾销应诉而言，则可以分为较为清晰的两个层面，即工作程序和数据支持：工作程序指应诉工作本身所包含的一系列程序步骤，主要包括应诉与否的决策、应诉方案的制订、调查问卷的填答、实地调查的配合

以及应诉全程的沟通协作等等；数据支持则是就调整问卷和实地调查所需的有关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等提供支持，保证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正是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可见，内控控制系统很好地切合了出口企业应对反倾销的需要。

协同原理表明，系统的有序化、组织化或新结构的突变，在于其内部子系统的有效协同。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外界能量、物质和信息的充分输入，往往会使其子系统处于巨大涨落状态，处于主动的调整和多种相互作用的状态，经过竞争，能够选择出一种最佳协同方式使之成为系统中的普遍结构。根据COSO整合框架，内部控制系统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五个要素组成，内控系统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五要素的有效协同，同样地，该系统的演化也必须依靠五要素的协同。笔者倡导建立的具备应对反倾销职能的内部控制系统，本质上是内控系统在反倾销环境演化后形成的有序状态，该状态的根本特征仍在于五要素的有效协同。也就说，反倾销视角下内部控制系统的发展和完善绝非对某个控制要素或某个流程的控制，而是从五要素整合的层面对内控系统的全面修正。

四、应对反倾销是出口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题中之义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企业、行业、地区乃至国家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企业无时不刻不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风险成为制约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相关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风险管理最终进入了审计和内部控制的视野，并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风险导向逐渐成为内部控制的主流思想。我国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称《基本规范》)，借鉴和采纳了COSO内部控制五要素框架，并从实质上吸收了COSO风险管理框架的核心思想。《基本规范》认为：风险评估是及时识别、科学分析和评价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采取应对策略的过程，企业应当按照立足实际、突出重点、体现差异、适应变化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评估。进一步地，《基本规范》还对风险评估的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范。可见，风险管理的理念在《基本规范》中得到了彻底地贯彻和执行。

实际上，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企业面临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其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企业借助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识别和分析，特别应注意总结、吸取企业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同行业的经验教训，加强对高危性、多发性风险因素的关注。对于相当数量的出口企业来讲，其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和挑战莫过于遭受反倾销诉讼的风险，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出口业务是其主要支柱，一旦因为应对不利而遭受进口国的反倾销措施，丧失国外市场往往意味着坐以待毙，这无异于灭顶之灾。可见，积极应对反倾销，并针对反倾销建立风险预警和分析机制，乃是出口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基本规范》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反倾销视角下内部控制的发展与完善

如前所述，建立具备应对反倾销职能的内部控制系统，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我们倡导建立这样的机制，它应该是融入企业内部控制之中的，是符合《基本规范》要求的、同时又超越了常规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的、以应对反倾销风险为战略重点的内控系统，是一个引入了战略目标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需要企业各个部门通力协作的全面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嵌入到企业的日常活动和管理当中，成为出口企业运行的一部分，是在反倾销视角下对出口企业内部控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以下从各基本要素入手，分别进行阐述：

(一)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是影响、制约企业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的各种内部因素的总称。它是一种氛围，影响企业内部成员实施控制的自觉性，决定其他控制要素能否发挥作用，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作用的基础。无论是反倾销预警，还是反倾销应诉，都将是一个庞大的、艰巨的、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出口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全体员工的通力协作，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部环境的建设。尤其是反倾销调查问卷的填写，时间短、任务重、涉及面广、要求要相当细化，靠单兵作战远不能胜任，出口企业只有依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且相互协调、步调一致，才有可能最终得偿所愿。

出口企业控制环境对反倾销的作用还在于，健全的治理结构、科学的内部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是建立并实施反倾销应对机制的基本前提，是影响、制约反倾销应诉成败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出口企业的风险偏好对反倾销有很大影响，企业管理层有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重视对风险的评估和防范，企业经营作风稳健，必然能够在经营管理和制定战略时充分考虑经营风险，特别是遭遇竞争对手提起反倾销诉讼的风险，从而会根据自身情况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有利于从源头上规避和控制反倾销风险；另一方面，建立应对反倾销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明确企业内部的权责划分和监督机制，有助于快速且高质量地填列调查问卷，向调查当局提交真实可靠的举证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出口企业必须关注的一点，这可以在马钢的应诉经验中得以体现。2003年度美国对华钢铁反倾销案，马钢生产的H型钢是其指控的主要产品，尽管马钢在调查问卷中下足了功夫，可是由于美国对华企业采取的是替代国制度，初裁判定倾销幅度为159％。在随后的实地调查环节中，马钢把企业体制这一敏感的问题作为突破口，通过大量的资料和各种方式演示，最终使调查人员确信企业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了自主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为终裁的“乾坤扭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以0％的倾销幅度和无产业损害获得胜诉。

(二)风险评估

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不可能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及企业内外部各种风险因素，而须从环境及其风险的分析入手。我国出口企业之所以频繁遭受反倾销调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风险管理意识、缺少风险管理机制。所谓“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应对反倾销，也应将功夫下在平时。出口企业应科学地评估可能面临的反倾销风险，积极采取相应的应对对策，有条件的可以建立反倾销信息平台。该平台的建立，一方面可以进行风险预警，将可能降临的反倾销风险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方面，一旦遭遇反倾销，也能迅速反应、有效应对。

有关反倾销预警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然多数研究仅仅止于预警本身，而未对反倾销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笔者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的。所谓预警，源于军事所用之“预警机”，其本身已内含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的双重涵义，且识别为用，应对为体，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维护主体利益。鉴于此，笔者倡导建立以价值链管理思想为指导的更为全面的风险评估机制，包括信息收集、风险识别与分析、风险信息发布和风险管理措施等。其中，风险应对是核心，出口企业面对可能的反倾销风险，可以视具体的情况选择风险回避、风险分担和风险承担等不同的应对策略。结合对反倾销案例的研究，尤其应注重风险回避和风险分担：就风险回避而言，出口企业可以采取长期和短期两种措施；至于风险分担，则可以依照横

向价值链和纵向价值链两种思路进行。

(三)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它以政策或者程序的形态，存在于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当中，旨在保证各项风险管理机制得以实施。有效的控制活动能够保证各项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并通过有针对性的调整和设计，尽量符合反倾销的要求，达到“可采性”，为胜诉反倾销提供稳固的基础；另外，通过职责分工和授权审批的机制，能够确保信息平台等各项反倾销应对机制切实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流于形式。

控制活动是针对关键控制点而制定的。针对防范反倾销要求和反倾销调查所关注的要点，笔者认为，可以运用价值链分析的方法对出口企业采购、生产和销售等流程以及法务管理、会计系统控制等关键环节进行系统分析，结合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一方面，通过对销售策略、定价机制等环节的控制，可以有效地规避反倾销风险；另一方面，一旦遭遇反倾销诉讼，出口企业规范的生产经营、明晰的核算资料以及基于完备制度保障的市场化运作可以提供有利的举证和抗辩，维护和保障出口企业的权益。

(四)信息及沟通

信息与沟通，是指及时、准确、完整地收集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并使这些信息以适当的方式在企业有关层级之间进行及时传递、有效沟通和正确应用的过程。信息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信息沟通对于反倾销应对的作用不言而喻。首先，反倾销诉讼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信息与沟通的过程，具有良好信息系统与沟通能力的出口企业必然会在诉讼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沟通上的优势，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及各方的法律和技术等多种支援，最大限度地取得起诉国调查机关的认可与理解，为胜诉奠定基础。另外，反倾销信息平台的建立可以在事前防范和事后举证中发挥重大作用；出口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则能确保与影响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措施、监督检查有关的信息有效传递，促进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员工正确履行相应的职责；同样重要的，出口企业需要与外部利益相关方进行积极沟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中介、以及进口商、进口国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构筑应对反倾销的“协同体系”。

在诸多控制要素中，笔者尤其强调信息与沟通。这是因为，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反倾销是各系统工程，绝非某个企业能够独立承担的，应对反倾销更需要包括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律师、注册会计师等)、原材料供应商以及进口商和消费者等的各利益相关方有效沟通、通力协作，构筑“应对反倾销的协同体系”。该系统能否通过积极地沟通达成有效协同，是决定反倾销应诉成败与否的关键。

(五)监督检查

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包括内部控制在内的任何制度，都有其局限性。所谓监督，实际上是对人的机会主义倾向的监督。一方面对偏离企业目标的控制活动及时进行纠正，关注出口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态度和已采取的措施，时刻保持应有的戒备状态，降低和防范出口企业遭受反倾销的风险；另一方面确保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为反倾销举证的采信提供强力支持。此外，通过社会中介审计力量对出口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的公允性、一贯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这一外部监督形式，还是出口企业向反倾销调查当局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和单独税率的必备条件之一。

六、结语

本文认为，内部控制是对出口企业反倾销应对起关键作用的本原性的要素。成本效益原则是企业从事一切活动的铁的法则，应对反倾销的机制设计，也必须充分考虑出口企业所耗费的成本和其承受能力。因此，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不是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套反倾销会计体系，而更应该是在现有的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体系内嵌入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应对反倾销的职能，构筑一个足以应对反倾销的内部控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环境建设是前提，监督机制是保障，信息平台是基础，风险预警和分析是关键，控制活动则是核心，而正确防范和理性应对、将遭遇反倾销的风险和损失降至最低并最终保证出口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乃是其根本宗旨所在。

责任编辑：傅凌燕

作者：孙芳城　杨兴龙

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涵义论文 篇2：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贸易之发展

摘要：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它给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既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也使各国发展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也呈现新特点，贸易全球化趋势随之加强。本文就是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中国贸易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中国贸易发展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贸易 我国贸易 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特征，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和趋势。虽然，目前，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国内外都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但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已被多数学者所认同。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我理解，最一般的含义，就是指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扩张和全球化联系，是资本、资源、信息、贸易的全球共享与优化组合。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就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体制，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经济态势。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它给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既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也使各国发展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在国际经济领域，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回避这一世界潮流和趋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如何迎对这一世界潮流，无疑是中国当今乃至未来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为此，笔者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贸易之发展”为题，从中国贸易发展这个侧面谈谈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了重大变化

现代国际贸易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国际商品贸易、国际劳务贸易和国际技术贸易，二战后，服务贸易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商品贸易发展速度，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至1997年，世界服务贸易额已相当于当年商品出口贸易额的25％，这一比例数还在逐年提高，使服务贸易越来越成为世界贸易新的增长点。工业制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和战略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绿色环保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

2.产业内部贸易比重上升

20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资本的相互渗透，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分工，进而推动了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在21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纵深发展，这种趋势将继续扩大。

3.区域内贸易扩大，全球贸易向自由化方向发展

由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在各地区的相继建立，使自由贸易区内部关税将最终消除，生产要素逐步实现自由流动。因此，在一体化区域内部贸易量将迅速增加，同时将减少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使贸易更多地在区域内部进行。在多边贸易体制另一侧发展起来的区域经济合作以降低贸易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区域贸易自由化正成为全球现象。

4.世界市场竞争激烈，贸易大国摩擦此起彼伏

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放在世界市场上，为了发展经济，都要扩大出口，市场竞争大大加剧。各贸易大国竞相扩大海外市场，必定会加剧它们之间的贸易摩擦。随着国际贸易体制的改变，发达国家往往打着合法的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政策。

5.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正在稳步上升

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已逐步改变了只生产和出口原材料的情况，发展了自己的多种制造业，且制成品出口日渐增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工业有较大进展的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正在大力发展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这导致了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的改变。

6.各国外贸额相当于GDP比重大幅升高

195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生产的比重为7%，现已接近20％。到1997年，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占GDP的比例都是1995年的两倍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1995年的三倍。这些特点将会导致全球贸易额和贸易量的增长。国际贸易额增加使各国外贸依存度加大，国际贸易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据预测，到2020年，贸易将占GDP的50％，世界贸易活动将更加频繁，贸易仍将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二）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的贸易发展

1.我国贸易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事业开始全方位对外开放。随着加入APEC、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与协调发展，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也越发重要，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而崛起了。具体表现在：

（1）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地位不断上升。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国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迅速崛起为世界贸易大国。进出口商品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8512亿美元，增长40多倍。中国在世界贸易的排名也不断上升，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25位，2001年则攀升到第6位，2002年第5位，2003年跃至第四位，成为仅次于德国、美国和日本。2007年我国累计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较2006年的1774.7亿美元增长了47.7%，比2001年增长了11.6倍，进出口总额增加到21738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3.5%，贸易规模世界排位第三。

（2）外贸进出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通常是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外贸依存度可分为出口依存度（即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进口依存度（即进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伴随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迅速提高，从1980年的12.6﹪提高到2003年的60﹪，其中，出口依存度从1980年的6﹪提高到2003年31.3﹪，进口依存度从1980年的6.6﹪提高到2003年的29.5﹪，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加深。但近几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这成为我国外贸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2007年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2007年1～9月，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71%，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

（3）贸易商品结构逐步趋向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贸规模的增长，中国外贸的结构也逐渐改善。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有了长足发展，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比重不断上升，出口结构呈不断优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外贸进口结构也出现逐步优化的趋势。1980年，初级产品进口额为69.6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34.8﹪，到了2003年，初级产品进口额虽增长到728亿美，但初级产品在当年进口额比重却降至17.6﹪。相反，工业制成品进口呈稳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130.6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400亿美元，工业制成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65.2﹪上升到2003年的82.4﹪。而且，现在进口商品主要是原料、燃料、机械及运输设备，消费品的比重很低。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增幅继续高于出口总额增幅，初级产品进口增幅继续高于进口总额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增幅。这表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工业国地位日益巩固。比如，机电产品全年出口额7014.5亿美元，增长27.7%，比出口总额25.7%的增幅高2个百分点。2007年1-11月，中国进口初级产品2177.9亿美元，增长27%，比进口总额增幅高6.5个百分点，占同期进口总值的25.2%。与此同时，一般贸易进出口和出口增幅在近两年均超过贸易总额、出口总额增幅，又表明中国贸易方式的改善。

目前，中国制成品已占到出口总量的94%，机电产品占5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由5年前的17.5%增加到现在的28%。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外贸总额比重不断提升，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出口持续下降。中国正迅速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生产营销链条当中。

2.我国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30年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对外贸易大国，然而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

（1）中国外贸绝对量虽然较大，但相对量特别是人均量仍然很低。

（2）从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及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

（3）从进出口市场结构看，中国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区域多元化市场有待进一步开拓。

（4）从资本流动情况看，中国吸引外资已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对外投资额却较少。

（5）中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贸易体制与企业经营机制 都还有巨大差距。

（6）贸易摩擦形势严峻。

我国遭受的贸易调查表现出三个“最多”：连续12年成为世界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1/3的反倾销调查是针对中国的；今年以来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02年以来连续６年成为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最多的国家。

3.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面临“五难”、“三多”。

当前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近3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在强劲的增长势头之下，全球经济还面临着通货膨胀、石油价格风险等因素的阻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最近都发布了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的警告；二是我国外贸持续高增长，贸易平衡压力还较大。目前我国已连续42个月实现贸易顺差，预计今年全年进出口总额将超过２万亿美元，虽然今年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造成顺差过大的根本因素还存在；三是“中国因素”影响全球，“中国制造”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贸格局，“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各主要贸易伙伴的不安，不少国外媒体频频制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最近的中国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威胁论”就是突出表现；四是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矛头直指中国。近年来国际贸易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主张保护国家利益、反对外来资本入侵的声音抬头，美国、欧盟、俄罗斯等今年以来纷纷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南欧、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国贸易的增长表现出担忧；五是贸易摩擦形势更加严峻，反补贴成为新热点。2007年1～10月，我国共遭受各类贸易措施62起，其中2/3来自发展中国家。美国自2006年11月份以来已经向我国发起地多起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的世贸争端解决案件越来越多，知识产权、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贸易壁垒不断增加。

（三）新贸易环境下我国贸易发展的战略对策

面对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总的来说要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实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梦想。

1.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是我国实现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不仅要顺利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更重要的是要最大限度分享参与国际分工的好处，其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尽快提高外贸出口产业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因此，我们要 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参与竞争的制高点，积极谋划扶持我国未来的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要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实现外贸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快外贸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世界级的大企业往往代表着一国的整体经济，并主宰着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市场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名牌产品之间的竞争，中国限于国力和财力，很少有跻身国际市场的跨国企业。为了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加速发展自己，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要走强强联合之路，但前提是必须加快外贸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实现“转机建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综合地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所遇到的一系列体制性矛盾。长期以来，我国商品出口是粗放式经营，以数量而不是以质量取胜，这种廉价销售与外国国内市场或第三国 (替代国 )市场同类商品价格相比 ，往往给人留下倾销的印象。近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虽然不断改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外贸企业必须转换增长机制，转向依靠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率的集约型增长机制，提高单位资本的产出率，使企业真正做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同时，又要根据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外贸企业向集团化、实业化、国际化、综合化经营发展，提高规模效益。而中小企业由于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 (轻工、纺织、工艺等 )和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国际交换中，往往拥有大企业集团无可比拟的经营优势，应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 ，积极调动和充分发挥它们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

3.既要重视“中国引资”，也要推动“中国投资”，使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更好的转动起来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把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同时灵活的转动起来。

“引进来”就是要通过优化进口结构，着重引进当今国际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各类专业人才，同时也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走出去”，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类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的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

（1）优化出口结构。在保持出口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出口结构，着力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①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出口；②以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③支持自主性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④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完善加工贸易行业准入标准，实行鼓励、限制和禁止的分类管理；⑤加强对出口商品价格、数量的动态监测。建立健全重要商品出口预警机制，引导出口企业合理自主调节出口，避免在某一市场集中过快增长。

（2）积极扩大进口。完善进口政策与制度，积极鼓励进口，优化进口产品结构。①清理各项限制进口的政策，对不合理的限制进口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②恢复进口信用保险，使中小企业的进口潜在需要为实际可操作的进口需求；③扩大能源、资源类产品进口；④利用贴息和政策性进口信贷鼓励进口高新技术产品、重要装备、能源和原材料；⑤扩大国内有需求的肉制品、奶制品等食品进口，适当扩大名牌家电、服饰、工艺品等高档消费品进口，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4）积极有效参与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改善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区域和双边的经济合作，能够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只有积极有效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才能利用有关规则维护中国在对外经贸活动中的正当权益。同时，我国也要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与双边合作，大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5）加快经贸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对外经贸制度环境

我国已成功地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现有的经贸体制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经贸体制改革调整和完善对外经贸的制度环境。我们既要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涉外经济管理体系和制定统一、规范、公平的对外经贸法律体系，又要加快建立符合国情的对外经贸促进体系。

（6）提高参与国际定价和应对贸易磨擦的能力

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深入研究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系统，建立统一、协调的多双边反应机制，多渠道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①合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增强应对贸易争端的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②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要从源头抓起，加快能源、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提高出口产品的环保成本；③敦促美欧等发达国家放宽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④适当扩大企业和商品储备进口，分散国家集中进口的风险，择机进口一些国内短缺、长期依赖进口的石油、棉花等重要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用于充实国家储备；⑤规范、引导企业积极稳妥地运用期货贸易和其他金融衍生工具，规避国际市场风险。建立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间分工合作的产业安全协调机制，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

总之，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创设良好的国内国际外贸环境，促进我国外贸健康快速发展，使外贸更好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

参考文献：

1. 韩源等．全球化与中国大战略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2.平惠敏．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与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J]，西北师大学报，1997 (5)

3.韦正翔.国际政治的全球化与国际道德危机:全球伦理的圆桌模式构想[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4. 汤耀平．贸易全球化与贸易保护扩大化的思考[J]，华南金融研究，2001(6)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工作单位：贵州省六盘水市水钢高中邮编：553028

作者：曾　博

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涵义论文 篇3：

政府经营主导下的内外需逆关联效应分析

摘要：经营型政府在现代经济充分发展之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当代西方政府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经营性特征。发展服务型政府有其值得推崇之处，但经营型政府也应是一国根据发展环境作出的现实选择，经营型政府可能存在的一些弊端应该加以警惕。经营型政府容易产生内外需逆关联效应，即促出口目标不能实现，形成抑出口的局面；促内需的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出现压内需的情况。其结果是生产过剩，各国经济互动机制失效，各国都处于内外受压的不利形势之中。为化解内外逆关联效应，有必要通过投资疏导、安全保障、消费疏导、海外疏导等多种方式，化解内外需的不足。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应进行内外需逆关联效应的防治。

关键词：经营型政府；需求；逆关联；防治

政府是社会的核心治理者，政府的自身性质、组织结构、职能配置和价值导向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但服务型政府在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2］。政府并非从来都应该以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环境下，政府的主导功能可能各有侧重。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阶段，服务就不是主要当时政府的主要任务，对内集权维持统一和对外强军御敌是官僚型政府的要务。在一个国家通过人民斗争摆脱外国统治而开始建设的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举，必须有干预型政府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一个国家面临动荡时期，政府实施经济紧急状态也是必须的。因而西方文献倡导的服务型政府是有前提的，并不能轻易认为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职能更多偏向服务型就认为中国目前的政府也必须完全走服务型政府之路。

人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的现实：被认为是服务型的西方政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的是干预型政府的角色，不仅对内干预经济，还对外干涉别国经济。美国政府也远远不是理想中的服务型政府，其干预型特征非常明显。不必以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的服务型政府来否定自己国家的治理经验。应针对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在服务型和干预型之间实行合理的权衡［3］。从四小龙的情况来看，在其崛起过程中当地政府都担当过经营型政府角色，比如日本和韩国［4］。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服务型政府是自由市场主义者倡导的政府功能，干预型政府是国家干预主义者所倡导的政府角色，而经营型政府更多是两者的结合。目前对经营型政府还有广泛的争议，对其合理性、合法性、成败得失还需要深入探讨。中国政府被认为担当了经营型政府角色，几十年的改革成就已经说明了其合理性。发展服务型政府有其值得推崇之处，但经营型政府也应是一国根据发展环境作出的现实选择。不能不顾现实环境发展高姿态服务型政府，但经营型政府可能存在的一些弊端也应该加以警惕。

二、经营型政府的特点及内外需逆关联效应

（一）经营型政府的特征

经营型政府一般掌握了不同程度的剩余控制权，以投资为主导，带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和重点行业的发展，获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以我国为例，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 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 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5］。综合已有文献和经验事实，本文概括出如下经营型政府的特征。

1．国家经营集中。经营型政府主导一国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政府干预型经济。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大，二次分配占有较高比例。政府对收入分配的控制能力强，因而能够先将大量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再进行投资或者转移支付。受控产业的比例也很大，产业对民营和外资的开往程度有限。

2．以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经营型政府通过国有部门主导投资，或者引导和刺激私营企业加入投资，能够带动生产供给的发展。而且经营型政府的资本积累能力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发展起基础经济部门，以前苏联为例，通过国家主导经济，苏联在一个非常贫穷落后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迅速地建设起重工业体系［6］。

3．需求满足的有限性。经营型政府对于社会过度剩余供给可以采取政府一揽子采购协议，让庞大的政府机构和人员消费。或者向社会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从而带动消费需求。还可以通过援外项目，消化本国的过剩产品。还可以通过各类消费刺激计划，如发放配套补贴，向全民推销产品。

4．需求在相当程度上难以满足。经营型政府以供给主导经济，在重点部门，基础部门垄断投资，在非重点部门非基础部门放开投资。通过前者，经营型政府往往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通过后者，经营政府往往刺激了经济，带活了经济，但其结果是民营部门竞争开放程度高，最后趋向于市场一般利润，因而大多数企业薄利经营，甚至陷入恶性价格竞争。民间经济资本积累能力差，要素收入分配水平低。富了国有部门，但穷了私人部门。富了一部分特权阶层，但广大的民营阶层收入微薄。在少数人富多数人穷，富人收入消费弹性低于穷人的情况下，社会需求远远难以消化生产供给。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在产品供给上，而在于可支配收入的可得性。

5．市场机制不可避免有所损害。经营型政府因为对市场的广泛参与、主导和干预，其配置资源的机制必然与市场机制相冲突。一家独大必定影响其它主体的平等参与，在以命令干预取代价格机制的情况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很难保证，企业自生能力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难以实现［7］。以上海为例，凡是营业利润率和人均创利水平较高的服务行业，基本上都有较高程度的“政府依赖症”。目前银行的主要利润来自简单的存贷差，证券利润很大一部分来自经纪业务，利润较大的高端保险业务在上海还是空白，尽管如此，上海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仍能获得惊人的利润回报率。这显然与金融业的竞争不足有关［8］。

6．国际贸易摩擦不断。不同国家的经营型政府从其不同党派，不同行政思维，不同集团利益出发，很难取得利益上的一致。经济政策受到选举和政党政治干预的例子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屡见不鲜。美国的经济政策经常受到政党政治的干扰，2010年2月，奥巴马就中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发出强硬表态，就是由于面临着美国国内经济的一系列困境，所以把中国作为应对美国经济重新调整的一个重要打击对象。面临着将于秋天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将出现更多美国官员对中国的责难［9］。

7．有过剩危机转嫁的倾向。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过剩危机。对于经营型政府而言，它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将本国的过剩危机转嫁到别国。干预型经济不象纯市场经济，前者出现经济波动时，首先需要找替罪羊，因而出现危机时频频拿外国说事。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暴发后，为推脱自己经济政策失误的责任，频频在中国的汇率上做文章，就是在找借口转嫁危机。

（二）经营型政府的内外需逆关联效应

1．内外需逆关联效应。政府服务下一个理想经济的内外关联目标是，对内调节经济，有效地促进内需的增长，对外出口顺利，能够获得有效的国外需求，总结起来可以是“内调外顺促需求”，各国经济互动良性运行。而经营型政府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促出口目标不能实现，形成抑出口的局面；促内需的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出现压内需的情况。其结果是生产过剩，各国经济互动机制失效，各国都处于内外受压的不利形势之中，这就是内外需逆关联效应。

经营型政府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逆效应，与其有限理性相关。诺斯认为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环境是复杂的，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威廉姆森认为，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有限理性就会产生。逆效应也与政府目标的短期性有关。任何一届政府都有任期的限制，政府也是理性人。逆效应更与政绩导向和拉选票有关。此外，国际因素也是逆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国内矛盾激化时，政府有拿外国作替罪羊，转移本国视线的倾向。还有，国内经济一般由成熟的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协调，这种协调自国家诞生起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协调和世界范围内经济协调的历史却不到100年的历史，假如从一战后的联大算起。后者协调的区域、范围、难度较前者大，但操作的经验却远逊于后者。在全球化的今天，内外需逆关联效应值得当今世界各国重点关注。

2．内外需逆关联效应的形成机制。为了纠正和转换这种逆效应，有必要探讨逆关联效应的形成机制。内外供给内外需求互相促进的良性机制如同有效的治水机制。当河水从一国上游奔淹而来时，该国中下游有足够多的河流通道疏导，足够多的森林吸纳，足够多的土壤容纳，更有充分的出海通道来将河水导入别国海域。本国河流，土壤，森林对本国洪水的吸纳相当于内需实现，水流出海相当于外需实现。很多情况下，一国的河水还不需要经由出海口疏导就能被本国的河流、土地和森森吸纳。这相当于一国的生产供给能够被内需所消化。而内外逆关联效应的形成机制则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困境，国内消费不足供给过剩，出口不足产品积压。各国为了转嫁危机，纷纷采取降低税率，或者增加出口补贴等手段，增加出口。其结果是造成倾销，如同内涝增加。由内涝必造成关闭出海口，相当于各国采取反倾销手段，或者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产业。各国都想从危机中解脱，但不论是国内生产部门，还是国际生产部门，原有的内外关联机制被破坏后，都不能从危机中解脱。

三、我国需求扩张中的内外需逆关联效应

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以上分析的典型逆关联效应。我国国民生产总值首次分配中用于居民个人收入的比重不高。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的一项数据，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10］。中国的大量财富用于政府的集中分配和集中投资。政府财政资源的获取途径主要有三种：（1）以税费方式收取。对这部分财富政府可以通过预算直接支配。（2）国有企业产品经营获取。这部分财富虽然政府不能够直接支配，但能够间接为其所用。俗话说国有企业的钱是国家的钱，国家的钱是政府的钱。（3）要素资源买卖价差。以土地为例，对城市的国有土地，政府可依法直接买卖。对农村集体土地，政府垄断征收权，形成事实上巨大买卖利差。这样国民经济的大多数财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取，用于集中投资和转移支付，符合经营型政府集中经营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长期依赖政府投资驱动，对经济供给形成巨大的压力。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投资领域、安全投资领域、关键投资领域，如钢铁，石油，天然气，军工，教育领域，由政府垄断经营。在一些非关键，但利润丰厚，关系民生的重大领域，如房地产，食品，国企携资本和行政资源优势以国资的方式，或者官商利益链混杂以民资的方式参与经营。政府资本投资与民营资本投资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受市场的约束较小，后者随市场的波动较大。我国经济30年来之所以有平稳快速的发展，在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在内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之所以表现相对平稳，政府主导投资功不可没，因而符合经营型政府对经济的供给促进特征。

我国近年通过家电下乡等农村消费刺激政策，信用卡工程，消费信贷，以及城市消费补贴项目，客观上起到了消费带动作用。2009 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3450万件，销售金额 647 亿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75.4亿元，有效刺激了农村消费［11］。符合经营型政府主导下的居民消费有限满足特征。我国对城市消费的补贴分为“明补”和“暗补”，前者包括发放消费券，提供免费服务项目等。比如广东亚运期间发放公交补贴，上网免费等惠民政策。我国政府财政补贴性支出一直是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主要是用于粮棉油、储备糖、肉食以及其他物品的价格补贴，自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用于此类项目的数额总体上呈波动式上涨态势，2006年时已达到1 300多亿元。政府的这项补贴一般并不是直接对居民的现金补贴， 而是通过国有企业对农副产品以及其他物品的高买低卖来对居民进行的一种差价补贴，通常称为“暗补”，其中受益者主要是城镇居民［12］。

但相比已经建立起来的庞大产能，我国政府对消费的促进远远不够。纵观近60 年的变迁路径，居民消费支出比率和资本形成总额比率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高度负相关的联动关系。当一个变量比率上升或下降时，另一个变量比率就会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下降或上升，而且从1952 年至2003 年，居民消费支出比率始终高于资本形成总额比率，但比率差距在不断缩小。从2004 年起，资本形成总额比率开始高于居民消费支出比率，并且比率差距在不断扩大［13］。目前我国民营领域的国内供给产品过剩严重，在大多数向民资开放的产品部门，多年来物价指数上升微弱，甚至不升反降。 在国外供给方面，有许多领域产品的原材料和要素成本在飞涨，但出口价格涨幅很低，有些领域甚至出现负增长。这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累积起来的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风险。

我国许多基础性行业由国企垄断经营，政府经济运行的自律性差，符合经营型政府的市场机制损害特征。收益分配政府干预，国民收入过多向投资和经营倾斜，消费不足引发了系列市场扭曲问题，并导致了各种不良社会后果，如包括住房难，看病难，上大学难在内的新三座大山现象。市场机制的损坏还导致政府调节经济的压力增大和担子加重，目前政府在处理由经济问题而引发的社会事件方面已经不堪重负。市场机制的损坏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还干扰了社会秩序，损害了政府的执政基础。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摩擦特征明显。由于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积累来牺牲消费，导致内需不足，大量的产能必须通过外需来消化。过去1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长了4倍，中国在2000年后取代日本成为对美享有最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并构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14］。随着近年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陷入低谷，首当其冲的是全球消费能力缩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为缩水。同时西方为了提振经济，刺激生产，即使对中国产品有需求，但其政府为了在就业问题上赢取选票，客观上也不希望进口更多中国产品，以便为本国生产保留空间。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又有了重新抬头的趋势。中美贸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摩擦不断。

四、防治内外逆关联效应的对策

综上所述，在投资方面，我国投资增速远高于消费增速，从而从生产层面上加重了产能过剩危机。在经营方面，政府垄断经营导致垄断产品高价，民营过度竞争导致产品低价，财富向国企，政府，少数官商倾斜，国家整体消费严重不足，从而从消费面上导致产品严重过剩。在出口方面，因为低价竞争损害了国外工薪阶层的就业机会而引致国外的贸易保护，以及国际贸易中的保守主义重新抬头，许多中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或者要价过高，或者禁止供应中国而引致中国对国外的需求不足，两种引致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外贸易的不平衡，中国产品出口的出海通道受阻，从而在出口面上加重了产品严重过剩。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都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内外逆关联。为化解由经营型主导所引致的内外逆关联效应，有必要借鉴治水的原理，实施积极的经济“治水”战略，挤掉供给过度和内外需不足的经济泡沫。

（一）以投资疏导化解内外需不足

产品过剩与单一的投资结构有关，产品过剩往往是结构性过剩，产品结构性过剩往往是单一投资结构的结果。投资结构不协调可以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最终影响消费。比如偏重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有关民生的产业，将造成民用消费不足，整个消费需求刺激不起来，前苏联经济发展停滞即源于此。此外偏重于某些属性的产业只能带动适合于这类产业属性要素资源的配置，比如过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影响大学生和智力型劳动者的就业及工资水平，社会人口没有好工作机会，专业无用武之地就不能创造应有的财富，其要素报酬也会偏低，从而影响其消费能力。要打破单一投资，协调好投资结构，需要实施国民均等化投资战略，地区平衡投资战略，领域开放投资战略。投资渠道和投资项目如同治水中的河流和水库湖泊建设。只有促进各种类型的河流，水库和湖泊建设，发挥其在分洪和泄洪中的现有能力和潜力，才能更有效防治洪水。为使投资有利于内外需求满足，我国有必要实施积极的投资“排水”战略。要通过排水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理顺我国产品供给面上的经济结构，以使我国经济首先从供给的源头不给过剩风险保留生存空间。

1．国民均等化投资战略。对不同性质的资本，不论是民资，国资，集体资本，还是外资，港澳台资，都应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发挥其积极性，优化产业结构。投资主体多元化能够带动产业生产的多样性，并发挥好每类资本的创新潜力，从而避免因产业结构单一而造成的产品结构性过剩和创新乏力。此外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实现工业文明共享的重要机制，能够使不同成分的资本所有者都能获得要素报酬，而不是国富民弱，许多人过多劳动过少消费，从而导致供给过剩，内外需不足。

2．地区平衡投资战略。经济资源和其产品从总量上而言其实都是有限的，所谓过剩大多数是结构性过剩。如同治水，当一个地方发生洪涝灾害时，其它地方可能发生干旱。因而要有全国性的河流疏导体系，才能根本做好防洪工作。地区平衡投资战略就是一个这样的机制，它能够有效防止一地生产过多，分配过多，而其它地方生产不足，消费不足的问题。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通过物流系统，尽管一地可以不生产就能获得产品供给，但就劳动机会的获得及劳动力的流动而言，其配置的弹性总是有限的。尽管农村劳动力在流向发达地区，但其消费能力与当地居民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还有大量没有能够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因为没有能够参与工业文明，产业投资地区不平衡，他们难以获得更多的要素收入，其对消费的支撑力非常有限。

3．领域开放投资战略。在洪水的治理中，不能仅仅开通一些河流，而另一些河流则封闭起来。如果人为地封闭一些投资领域，则会使整体经济的就业机会创造潜力，收入创造潜力发挥有限。受限制领域本来可以吸收大量过剩资本，其资本回报率也高，对国民经济能够作更大贡献。中国房地产领域吸纳的资本过多，与中国一些投资领域的政府垄断和不开放有关。人类经济发展往往得益于新技术及由新技术开创的新型产业。各类新型产业提供新产品，创造新需求。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许多新兴服务业部门，如果不开放或者开放不够，一方面会造成经济增长潜力空间的浪费，这相当于人为损害经济增长率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大量社会闲置资本就会流回传统部门，从而加大传统部门的生产过剩可能性。

（二）以安全保障化解内外需不足

内外需的实现以安全保障为前提，因为缺乏保障而导致需求不足是我国内需难振的重要原因。此外，投资缺乏保障也倒使许多资本在某些领域或者地区望而却步。为让国民敢于消费和投资，我国有必要实施投资案安全战略，消费安全战略。使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减少溢出漏洞，从而损害经济绩效。比如农民把钱藏起来不敢花不投资不消费，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一种经济的漏出现象。

1．投资安全战略。如同抗洪时需加强堤坝防护，在促进投资也需有配套的产业安全战略。防治洪水要有河堤的修护，水位的调节，库容的季节调整。在产品剩余治理中，要充分发展产业预警机制，建设产业监控能力，加强质量安全检测。质量安全工作能够让不安全的商品不在市场泛滥，产品过剩在很多情况下与次品泛滥有关，如果没有标准和质量限制，大量小规模，不达标的企业将会迅速建起来，甚至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产品过剩与产业预警机制不健全有关，往往市场价格高时，企业一窝蜂上项目，或者盲目增产扩容，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市场规模。

2．消费安全战略。为促进消费，需要实施无后顾之忧的消费安全战略。收入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消费，根据生命周期假说［15］和持久收入假说［16］，只有让消费者感受到未来的安全感时，他们才会敢于消费。因而确保疾病、灾难和其它各种风险预防的社会保障设施建设对于提振消费重要。对于从乡村社会刚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传统乡村的保护体制消失，新的城市保障体制还没有建立，整个社会的消费往往停滞不前。因而建立使消费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对于这类国家显得非常迫切。

（三）以消费疏导化解内外需不足

治水需要土壤的容纳能力和树木的保土和水分吸收能力。为化解产品过剩危机，必须形成足够的有效需求。为促进内外需，我国有必要实施积极的“吸水”消费战略，具体而言是实施比例提高的收入增加战略，多数人富起来的收入普惠战略，人的素质发展的分配促进战略。吸水战略是我国防治产品过剩的根本，应从收入水平，收入总量，消费者发展，消费促进方面大力提高国民的消费素质，以使我国经济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去除过剩风险存在的可能空间。

1．比例提高的收入增加战略。经济发展后的财富分配要更多向劳动者报酬和消费倾斜，提高国民对剩余产品的吸纳能力。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投资增加的比例归根结底决定于收入分配的比例。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可能在早期通过更多的投资积累和更少的消费能够促进增长，因为这时候的剩余产品被出口部门所消化，但从长期来看，必定引起贸易磨擦，出口难以国继，因而增加国内消费比重是其进一步增长的必由之路。

2．多数人富起来的收入普惠战略。对于消费增长而言，让少数人富，不如让多数人的收入均等。大多数过剩的商品都属于一般用品，这类产品在人均GDP不是很高时，有着较好的收入消费弹性，往往收入稍一增加后会带来较好的消费增长效应。相反，这类产品对于富人而言，其收入消费弹性并不高，因而增加富人收入在一定意义上无助于产品过剩问题的解决。

3．实施人的素质发展的分配促进战略。要消化更多的投资，还需要积极引导资本向高技术部门和创新型产业发展。高技术部门和创新型产业往往创造一个社会的新需求，对于新产品和新服务，社会供给往往不够，还有很多社会需求未满足。为获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人的进步尤其重要，唯有素质发展了，才能在生产方面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同时也只有人的素质发展了，对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需求才更可能实现。如果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不高，其对新兴互联服务产品的消费肯定有限。在人的素质发展方面，应有收入分配倾斜政策，如支持创新回报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教育和培训应在二次分配中进行支持。

（四）以海外疏导化解内外需不足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生产更多以世界为消费对象，一国的消费更多以全球为供给［17］。当前，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我国需要实施积极促进内外需的海外“通水”贸易战略，具体而言就是要实施人无我有的出口创新战略，你中有我的贸易均等战略。通水战略是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国应通过为世界生产，为世界消费构筑全球经济的新秩序。该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以当前情形来看，各国应将通水战略作为过剩危机化解的一个重要机制来看待，照顾彼此所需，合则双赢，斗则双输。此外，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国的经济越来越不再是一国的内部经济，一国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再是一国的内部问题［18］。我国要真正解决产品过剩危机，提振内外需，应不断优化国际合作机制，创造更有利的国际合作空间。

1．人无我有的出口创新战略。当别国的洪水处于高位时，一国不可能通过向海外输出转嫁自己的洪水。向已经过剩的别国转嫁过剩危机往往不能解决一国的经济问题，只会引起贸易摩擦。产品倾销往往是生产过剩低质竞争的结果，往往演变成贸易双方工作机会创造的此消彼长，即使一方赢了，另一方很可能因为失利而导致社会不稳定。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贸易保护政策就会抬头，从而导致贸易双方互有损失。因而在国际贸易拓展中应通过创新产品，创新需求，尽量瞄准东道国产品生产的空档。国家之间有要素禀赋的差异，我国的剩余产品完全有可能是另一国没有满足的消费需求。

2．你中有我的贸易均等战略。资源是稀缺的，产品的过剩在全球范围内都不是人类主观需要的缺少，只可能是经济需求的不足，即存在这样一种普遍情况：很多人都需要某种产品，因为分配、就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他们的需要难以实现。因而要彻底解决普遍存在的产品过剩危机，各国之间实施贸易均等战略重要。只有在投资中实施你中有我的战略，才可能在消费中实现我中有你的目标。即只有能够让别国投资，让别国消费，让别国发展，本国的投资，本国的消费，本国的发展才可能实现。贸易均等原则很早以来被提出，但因为近视和为了局部战略利益，这一贸易的基本原则经常被违背。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讲话所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要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有效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各国各地区必须加强交流合作，协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9］。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诺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1.

［2］ 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社会科学，2010（2）：3-13.

［3］ O.E.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M］．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4］ 洪银兴, 周诚君.城市经营与城市政府改革［J］．管理世界,2003(8) ：62.

［5］ 丛亚平，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达0.5超警戒线［EB/OL］．中国经济网，http://news.163.com/10/0521/11/67744CKL000146BD_3.html.

［6］ 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6.

［7］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8］ 周振华.城市转型与服务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 朱锋.中方回应美强硬表态:望双方相向而行［N］．新京报，2010-02-05.

［10］张建国.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N］．新京报， 2010-05-12.

［11］ 马晓旭.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9）：46.

［12］ 方鸿.财政补贴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发展研究，2010（2）：65.

［13］ 高寅.我国内需结构变迁路径及展望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9（11）：32.

［14］ 关秀丽.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的几点认识［J］．宏观经济管理，2010（8）：29.

［15］ 朱全涛.心理经济学若干学术思想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1（10）：55.

［16］ 马洪潮，张屹山.国外行为经济理论模式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2（9）：27.

［17］ 刘志彪，郑江淮.服务业驱动长三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8］ Mary Ann Suppes, Carolyn Cressy Wells. The Social Work Exper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cial Welfare Policy(second edition).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1996：207-233.

［19］ 胡锦涛.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包容性增长［EB/OL］．［2010-09-16］.人民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gjj/2010-09-17/content_884743.html.

（责任编辑：李江）

作者：汪前元 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