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论文

[摘要]新形势下的政府采购管理环境下发生了新变化，要求在制度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层面，全面提高政府采购管理能力，适应节约型、阳光型政府建设。新的时代的发展，要求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创新建设。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论文 篇1：

论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

不断增加的南极科考、旅游和渔业等人类活动对南极环境造成损害或构成损害威胁,因此有必要建立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现行责任制度强调预防优先,以是否采取反应行动为承担责任的标准,要求营运人承担严格责任,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南极条约体系在输入正当性上的内在缺陷,现行责任制度存在适用范围不广和保护力度不强等问题,尚未实现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目标,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应加强研究,积极应对。

[关键词]南极；环境损害；环境法

阙占文(1979—),男,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江西南昌 330032)

几十年来,人类在南极的活动逐渐增多,尤其是以下三类活动:(1)科学考察活动。截至2006年,各国在南极共建立64个科学考察站,其中37个常年站,每年冬季的人数约为1 077人。(2)旅游活动。一般认为,南极旅游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据国际南极旅游经营者协会统计,2009-2010年度有36 875人到南极旅游,包括工作人员和船员则有59 416人。(3)渔业活动。这些活动给南极环境造成损害①,如2007年11月,从阿根廷出发的“探索者”号邮轮在南极附近海域沉没,在海面上留下大面积油污。为了保护南极环境,经过长期谈判,2005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第28次会议通过《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称《马德里议定书》)附件六——即《环境紧急事态责任附件》以下简称《责任附件》)。这是首份关于南极环境损害责任的文件。②

一、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适用范围

环境损害既可能是意外事故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责任附件》针对的是环境紧急事态造成的损害。“环境紧急事态”系指附件生效后发生的、对南极环境造成或威胁立即造成重大有害影响的意外事故。

在《责任附件》起草过程中,一个主要争议为应该建立适用于所有类型环境损害的单一责任制度,还是建立针对不同环境损害的多个责任制度?在立法理念上,对应的是全面方法还是分阶段的方法?从1991年《马德里议定书》的有关条文看,南极条约协商国似乎倾向于创设一个单一的责任制度。例如其中的环境原则和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将适用于一切南极活动。但另一方面,《马德里议定书》责任条款中“一个或多个附件”的措辞表明南极条约协商国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心中无数。

负责起草《责任附件》的专家组倾向于全面方法,但美国在1996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提交的《责任附件》(草案)中提出分阶段方法。支持分阶段方法的理由主要是:(1)全面方法的主要困难是没有评估损害程度的基准数据。这些基准数据是国内环境责任制度的关键。(2)根据《马德里议定书》第15条,对于根据南极条约第7条第5款的规定需事先通知的在南极条约区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项目、旅游及一切其他政府性和非政府性活动(包括相关的后勤支援活动)可能产生的紧急事态,各缔约国同意采取迅速有效的反应；并制定对南极环境或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有潜在不利影响的事故作出反应的应急计划。没有履行此种义务的应该承担责任。在这个方面,没有采取反应行动成为评估损害的一个标准,关键在于没有采取应对行动的后果是可估测的。[1](3)分阶段方法比较实际可行,如先制定一个关于南极旅游的责任制度比制定一个全面的责任制度要容易得多。[2]

二、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中的预防思想

虽然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旨在建立责任制度,但并不表示其不重视预防。事实上,《责任附件》非常重视预防,序言就明确提到“认识到预防、减少和控制环境紧急事态对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影响的重要性”。预防现在成为优先政策,因为在损害发生后才去补救,往往无法复原到事件发生前的状况。而且,履行预防义务现在更有必要,因为人们对危险活动的进行、所用的材料以及管理这些活动及其所产生的风险的知识不断增长。预防在许多国际文件和国际实践中得以确认。《人类环境宣言》原则21和《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2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在环境领域合作的1972年12月15日第2995(XXVII)号决议均重申这一思想。

《责任附件》建立了一个从预防到赔偿的责任制度。它包括一个减少环境损害的符合逻辑的措施路径:从最初预防事件的发生,到事件发生时采取特定措施,再到没有采取这些措施时承担赔偿责任。[3]

首先,预防事件的发生。《责任附件》规定每个缔约方要求其营运人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降低环境紧急事态发生的概率,并且制定对南极有潜在不利影响的事故作出反应的应急计划。预防措施可能包括:(a)设计和建造交通设施和工具时的特殊结构或设备；(b)营运或维护交通设施和工具时的特殊程序；(c)人员特殊培训。预防措施与反应行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应行动”系指为了避免、降低或者控制环境紧急事态的后果,在环境紧急事态发生后采取的合理措施。对于预防措施和应急计划而言,其始终在环境紧急事态发生前适用,以预防环境紧急事态或者减少其效果。相反,反应行动条款试图在构成环境紧急事态的事件发生后适用。因此,反应行动不包括环境紧急事态发生前出于减少风险而采取的措施。

其次,发生事件时采取反应行动。在发生环境紧急事态时,造成事故的营运人应采取迅速和有效的反应行动。当营运人没有采取迅速且有效的反应行动时,《责任附件》鼓励营运人所属缔约方采取行动,但是限制其他缔约方采取反应行动的权利。根据《责任附件》第5条第2款,其他缔约方仅被鼓励,而不是有义务采取反应行动,在营运人没有采取迅速和有效的反应行动时,其他缔约方不应采取反应行动,“除非对南极环境的重大有害影响威胁是迫切的,且在所有的情形下采取即时反应行动是合理的,或者营运人所属缔约方没有在合理时间内通知南极条约秘书处将采取反应行动,或者在通知后的合理时间内没有采取反应行动。”

最后,如果营运人和缔约方没有采取反应行动,制度的最后一环开始运作。考虑到《责任附件》的目标是避免、降低或者控制对南极环境的损害,当营运人和缔约方没有采取反应行动时,其所处的形势不能优于采取反应行动的营运人。为此目的,责任附件第6条第2款规定:“营运人有义务向根据《责任附件》第12条成立的基金支付应该采取的反应行动的费用”。

三、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归责原则与赔偿安排

在一般国际法上,国家的不法行为将引发国家责任。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包括:行为可归于国家、违反有效的国际义务。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就是针对一般国际不法行为,包括环境领域的不法行为。实践中,从1941年“特雷尔冶炼厂(Trail Smelter)”仲裁案起,国际法就确立了“不得损害他国领土”的原则,产生了预防跨界环境损害的义务。因此,《责任附件》第10条规定,如果缔约方在能力范围内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确保遵守本附件,包括通过法律和法规、行政措施和执行措施,该国不因营运人——不是该国的国有营运人——没有采取反应行动而承担责任。这只是重复一般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规则。

《人类环境宣言》原则22号召“各国应进行合作,以进一步发展有关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对他们管辖以外的环境造成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受害者承担责任和补偿问题的国际法。”但是,过去的几十年,跨界损害赔偿责任规则的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国家也很少借助国家责任规则处理跨界环境问题。尽管如此,污染者仍有必要对跨界污染的受害者予以赔偿。解决的办法是将国际问题转到个人之间,即将赔偿问题的解决从国际公法转到国际私法领域。[4](P367)此后,国际社会纷纷通过跨界损害的民事责任文件。至今,已有几十项全球性或区域性的民事责任文件,涉及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核事故和危险废物等。

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也由营运人承担民事责任。《责任附件》明确了归责原则、免责事由、责任限额、财务保障、诉讼与管辖等事项。

(一)归责原则与免责事由

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赔偿义务人的民事责任,它解决的是侵权的民事责任的基础问题。免责事由指法律规定的可以减轻或免除赔偿义务人侵权民事责任的特定事由。[5](P75)

意识到环境损害的后果和程度,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采取严格责任原则。《责任附件》也不例外。营运人的责任是严格的。营运人没有对其活动造成的环境紧急事态采取及时且有效的反应行动时,有义务向采取反应行动的缔约方支付费用。附件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营运人、接受赔偿的当事方——缔约方、赔偿的数额——反应行动的费用等。虽然从环境保护角度看,营运人的严格责任制度只是间接保护南极环境,它似乎是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因为它避免定义环境损害和如何测算环境损害的所有问题。[6] 《责任附件》区分国有营运人和非国有营运人。如果国有营运人能采取及时且有效的反应行动但没有采取,且其他缔约方没有采取反应行动,该国有营运人有义务向第12条所设的基金支付应该采取的反应行动的费用。当非国有营运人能采取及时且有效的反应行动但没有采取行动,且其他缔约方没有采取反应行动,该非国有营运人有义务支付尽可能体现应该采取的反应行动成本的费用。这些付款应该直接付至第12条所设的基金、营运人所属缔约方或者实施第7条第3款机制的缔约方。接受这些付款的缔约方,应该尽最大努力向第12条所设的基金分摊与从营运人所收金额相同的费用。

根据《责任附件》第8条,营运人不应承担责任,如果它证明环境紧急事态源自: (a)保护人的生命或安全所必需的作为或不作为； (b)构成南极罕见的、无法合理预见的自然灾害的事件,无论是一般或者特殊的,只要已经采取所有减少环境紧急事态风险及其不利后果的合理预防措施； (c)恐怖主义行为；或(d)针对营运人行为的交战行为；(e)根据附件采取的反应行动造成的环境紧急事态。整体而言,这些都是典型的责任例外,能在其他责任条约中发现,但是,恐怖主义行为例外是一个比较新的例外,直到谈判结束时都一直在讨论,因为“恐怖主义”非常宽泛,附件没有规定其定义。许多国家希望删除或者限制这个例外,③但是由于某个国家的反对,恐怖主义还是被列入免责事由中,只是由主张例外的营运人承担举证责任。

(二)赔偿限额与财务保障

为了确保从事高风险但有益活动的营运人能承担赔偿责任,并且便利它们向保险人投保,很多国际责任制度规定了责任限额。责任附件谈判早期就决定责任限额应该基于相同的理由而纳入,并确保获得保险,避免南极条约区域内的合法活动因潜在保险成本成为禁止性的活动。在谈判最后阶段有争议的问题是限额的水平。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准备的一份报告认为,根据过往经验,应对环境紧急事态的最坏情况是涉船事件为1 000万美元,陆基事件为300万美元。[7]这些数据被用作设定责任限额的起点。最后,《责任附件》按照是否涉及船舶设定限额。

不过,在谈判过程中,关于《责任附件》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关系引起各国关注,因为涉船事件会导致《责任附件》与其他国际公约的重叠适用,比如《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为此,《责任附件》规定,其不影响根据任何可以适用的国际责任条约的责任或者限制责任的权利,不影响根据上述条约就某些请求排除适用责任限额的保留。如果证明环境紧急事态源自营运人的行为或不作为,且具有造成紧急事态的意图或者知道紧急事态可能发生却疏忽大意,责任没有限制。而且,为了跟踪国际形势,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每三年或者应任何缔约方的请求而审查限额。

为了确保受害人获得充分赔偿,并确保营运人不因一次事故处于困难的财务境地,许多环境损害责任条约都同时规定赔偿限额和强制保险。《责任附件》也规定了保险。不过,与一般环境损害责任条约不同,附件里的保险分为两类:一部分是强制性的(针对第6条第1款的责任),一部分是任意性的(针对第6条第2款的责任)。而且,考虑一些国家没有这方面的商业险,附件允许缔约方可以就国有营运人维持自我保险。

而且,《责任附件》规定,南极条约秘书处应根据决议维持并管理一项基金,以便支付一个或多个缔约方根据第5条第2款采取的反应行动而支出的合理和合法费用。不过,基金的补偿是不确定的[8],不是自动给予的,需要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批准通过。

四、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

责任制度是实施全面保护南极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保证。没有它,有效保护南极几乎是一句空话。因此,在《马德里议定书》通过之际,环境责任制度的建立就日益摆在南极条约缔约国面前。责任制度除完善保护南极制度之外,还可消除来自《南极条约》体系外部的批评。④南极是世界上拥有最原始环境的地方之一,但是科研和旅游活动的增加为其带来损害风险,特别是,发生环境紧急事态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没有《责任附件》引入的采取迅速和有效反应行动的义务,那么这种损害可能是无法减轻的,甚至可能是不受惩罚的。

虽然联合国会员国或者任何被要求加入《南极条约》的国家都可以加入《南极条约》。但是,只有所谓的“协商国”才可以参加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批准相关措施和决议。除了12个原始缔约国,协商国是那些“在南极进行实质性科学研究活动”并对南极有兴趣的国家,而南极科考是一项费用高昂的活动。因而,《南极条约》的48个缔约方中只有28个协商国就毫不奇怪。这就产生了南极条约地区规则的合法性问题,Silja V?觟neky认为南极条约体系在输入合法性方面存在缺陷。《责任附件》亦是如此,这导致《责任附件》呈现以下不足:

首先,《责任附件》的保护范围有限。如前所述,环境损害既可能是意外事故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此类损害往往是长期累计形成的。比如科学考察站的动力来源、垃圾及污水处理、车辆使用、燃料贮存以及道路与机场建设等对考察站及其周边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责任附件》仅仅适用于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害或损害危险,不包括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害。

其次,《责任附件》针对的不是所有的环境紧急事态。根据《责任附件》第1条,附件适用于南极条约地区发生的环境紧急事态,这些紧急事态关乎南极条约地区从事的、需根据南极条约第7条第5款事先通知的科学研究项目、旅游及一切其他政府性和非政府性活动,包括相关的后勤支援。预防及应对环境紧急事态的措施和计划也包括在本附件中。它适用于进入南极条约地区的旅游船只,也适用于涉及根据第13条确定的与其他船只和活动有关的、在南极条约地区发生的环境紧急事态。虽然不清楚《南极条约》第7条第5款涵盖的范围,《责任附件》第1条设定的公式至少被视为排除渔船的所有活动(包括他们的非捕鱼活动)、旅游航空器的飞行,以及过境通过自由。⑤而且,“环境紧急事态”仅仅指“对南极环境……”,不包括“对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影响”,这意味着,附件不包括在南极和南大洋以外地区的影响,比如对游到亚热带地区的鱼的影响。《马德里议定书》第2条规定:“承诺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附件的规定比《马德里议定书》的规定更为受限。从保护环境的目的看,这似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削弱了其对南极环境保护的意义。

再次,《责任附件》第6条规定:“当一国的战舰、补助舰、其他用于政府非商业目的的国有或国营船舶或航空器引起环境紧急事态时,如果该国没有提供及时且有效的反应行动,该国应承担责任。尽管如此,本附件并不试图影响战舰、补助舰、其他船舶或航空器在国际法的主权豁免。”这将降低附件的有效性。因为,虽然很多海上条约都有此类规定,但是,很多航行在南极水域并服务于非商业目的的船舶由国家所有或经营。当这些船舶造成损害时,豁免条款会令人产生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疑虑。

五、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责任附件》存在不足,但作为南极首个责任文件,其势必对南极环境保护和南极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历来重视极地科学考察,从1984年-2011年,我国已经成功组织了27次南极科学考察活动,在南极建立了长城、中山和昆仑等三座考察站,常年在南极开展科考活动。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公民也通过各种方式赴南极旅游。活动的频繁,使我国与南极法律制度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我们应加强对该制度的研究,并采取相应措施。

第一,分析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对我国的影响,探讨是否批准《责任附件》。条约在生效后才对批准或加入条约的国家产生约束力。批准一项国际条约,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各国都可结合本国国情,决定是否批准或加入国际条约。《责任附件》只有在得到所有南极条约协商国批准后才生效。我国自1985年10月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鉴于《责任附件》对于南极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我国应该适时批准《责任附件》。

第二,积极参与南极环境损害责任的国际立法。《责任附件》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方法,分阶段推进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正如Rene Lefeber所说,分阶段方法与第16条的文本相符,但是,“它不能侵蚀最终发展全面责任制度的义务”[9]。在通过《责任附件》时,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2005年第1号决议,决定从《责任附件》通过之日起每年审议其进展,讨论促使其生效的必要措施,并讨论恢复责任谈判的时间安排。同时《责任附件》明确表明根据第13条适用的结果,即缔约方可通过修改程序将更多的活动纳入附件的范围。我国应积极参与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修订或谈判,维护全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制定关于南极活动的国内立法,规范我国的南极科考活动。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使得参与南极活动的主体越来越广泛,不过国家仍旧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南极条约》、《马德里议定书》、《责任附件》等都为国家设定了保护南极环境的义务。为了更好地保护南极环境,我国需要制定相应的国内立法,规范南极科考活动,使南极科考活动更为有序。

注释:

①关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参见陈杰著:《人类活动对南极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载于《极地研究》,2000年 第12期,第62-74页。

②1988年6月在新西兰惠灵顿通过的《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Mineral Resource Activities)已经包括责任条款。其第8条即为“反应行动与责任(response action and liability)”,要求营运人采取反应行动,并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过,目前尚无一国批准该公约。参加《马德里议定书》谈判的国家考虑通过关于损害南极环境责任的规则和程序,作为议定书条款的补充。但是,缔约方没有在议定书中包括责任条款,而是决定在第16条设定义务,推迟这个过程。“根据本议定书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的目标,各缔约国承诺制定关于在南极条约地区进行的并为本议定书所涉及的活动造成损害的责任的详细规则与程序。此类规则与程序应包括在根据第9条第2款将要通过的一项或多项附件之中。”

③在《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中,例外仅仅是直接针对营运人,且无法采取有效的预先防范措施的恐怖主义行为。从保护环境的角度看,这种有限制的例外更为适当。

④一些国际环境组织认为《马德里议定书》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没有解决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问题。David J. Bederman， The Antarctic and Southern Ocean Coalition＇s Convention on Antarctic Conservatio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winter 1994.

⑤《责任附件》谈判工作组主席Don Mackay曾提出一个“任择性附加句子”,将适用范围扩至包括其他行动引起的环境紧急事态,“只要这些环境紧急事态和他们的后果没有被其他可以适用的条约涵盖” 。这个规定可以包括前面提及的大部分活动。几个谈判国家不同意附件适用于渔船,因此主席的建议被拒绝了。

[参考文献]

[1]Evan T.Bloom，Introductory note to Antarctic Treaty Environmental Protocol Liability Annex，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vol.45，No.1，2006.[2] Sander van Bennekom， A New Regime to Protect the Antarctic Environment，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 (1992). 转引自邹克渊. 南极的环境责任问题[A]. 中国国际法年刊(1993年卷)[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4.[3] Michael Johnson，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Antarctica： The Adoption of Annex VI to the Ant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ocol， Georg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Fall 2006.[4] (法)亚历山大•基斯. 国际环境法[M].张若思， 编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5] 张新宝. 侵权责任法[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6] Silja Vneky， The Liability Annex to the 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 http：//www.mpil.de/shared/data/pdf/text_liabilityanne x_voeneky.pdf， 2009-11-05.[7]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 XXVII， May 24-June 4， 2004， Final Report of the Twenty-Seventh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 para. 97 (Jun 4， 2004).[8] David J. Bederman and Soniya P. Keskar， Antarctic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the Stockholm Annex and Beyond，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fall 2005.[9] Rene Lefeber， The Prospects for an Antarctic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Regime， in Davor Vidas， ed.， Implemen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ime for the Antarctic， Springer 2000.

【责任编辑:叶 萍】

作者：阙占文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论文 篇2：

新形势下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思考

[摘要]新形势下的政府采购管理环境下发生了新变化，要求在制度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层面，全面提高政府采购管理能力，适应节约型、阳光型政府建设。新的时代的发展，要求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创新建设。文章立足新的时代环境法，分析了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从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优化政府采购程序、加快信息化采购建设、创新政府采购方式等方面，论述了新形势下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措施。

[关键词]政府采购管理;政府采购程序;采购管理监督机制

[DOI]10.13939/j.cnki.zgsc.2021.33.172

1前言

近年来，随着行政事业改革的持续推荐，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政府采购，成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的政府采购内容、方式及环境均发生了显著性变化，通过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成为当前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政府采购管理不规范、重视不足、方式单一等问题，应加快政府采购管理工作改革，着力于制度体系建设和信息化采购生成，为新形势下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开展提供有力支撑。文章立足新形势下政府采购管理现状，就如何深入开展做了阐述。

2新形势下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在深化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加快建立制度化、规范化政府采购管理，成为创建资源节约型政府的内在需求。从实际来看，政府采购内容、形式均发生显著性变化，加快政府采购管理建设，对推进政府采购管理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具体而言，做好政府采购工作有以下两方面重要意义。

2.1做好政府采购管理是提高財政资金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随着行政事业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政府在采购管理建设等方面出台了系列法规，为政府采购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政府采购种类多、涉及面广，如何实现大规模政府采购资金的有效管理，成为政府采购管理的重要内容。首先，在政府采购管理中，实现了从项目实施到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全过程管理，确保采购管理质量;其次，政府在采购过程中，需要进行严格的论证和审批，在规范化的管理流程中，实现了采购管理监督机制的建立，以及采购资金效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时代，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保证了政府采购管理公开透明，同时也有效降低了政府采购成本。因此，做好政府采购管理是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应在政府采购管理建设中得到有效落实。

2.2做好政府采购管理是创建资源节约型政府的内在需求

近年来，创建资源节约型政府成为行政事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廉政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能够更好地践行公开透明的管理原则，推动政府采购管理改革发展。一是做好政府采购管理能够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优化采购环境、转变采购方式，在公开招投标等方式之下，保障政府采购经济效益最大化;二是在传统政府采购管理模式之下，资源浪费等问题比较突出。在制度化财务管理中，政府采购审批、资金使用等环节更加严格，对于创建资源节约型政府十分重要。因此，做好政府采购管理是创建资源节约型政府的内在需求，应在深化采购管理中推进政府财务管理制度化建设。

3新形势下政府采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早在2002年，我国已出台实施了《政府采购法》，并相继制定了系列政策，为政府采购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在新的形势之下，政府采购内容、形式的变化，对采购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管理问题与不足表现得比较突出，影响到政府采购管理成效。因此，审视新形势下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新变化，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3.1采购主体较为分散，采购管理缺乏重视

当前，各级政府部门均涉及采购，从科级到省部级，各级政府部门在采购过程中，涉及不同的采购需求，这就形成了采购主体分散的情形。一是在采购主体分散的情形之下，采购管理面临较大苦难，难以实现集中、统一的管理成效;二是在采购管理中，一些政府部门缺乏重视，从采购论证到审批、资金使用，缺乏规范化操作执行，采购管理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三是政府采购管理环境尚不成熟，采购没有计划性，缺乏规范化的管理实施，导致采购出现资源闲置和浪费等情况;四是一些政府部门在采购管理中，缺乏专门的采购管理科室及人员，采购管理全程跟踪不到位，特别是采购资金使用及监督有所欠缺，影响到采购管理的实效性。

3.2采购程序不规范，存在信息“不对称”

当前，我国已出台了系列法规制度，为政府采购规范化和制度化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从实际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①在采购审批方面，存在审批程序不规范、缺乏论证等情况。一些政府部门在采购过程中，审批程序走过程，单方面选择供应商的情况有所表现;②采购信息“不对称”，出现信息保密不规范等问题。特别是在公开招投标中，缺乏公开透明的有效执行，影响整个采购环节的有效开展;[1]③在招标文件的制定中，存在不规范等情况，甚至出现“量身定制”的招标文件，严重破坏了招投标公开、公正、公平原则;④一些政府采购在采购评审、采购验收等方面存在不规范、走形式等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型项目，存在人为干扰因素，导致评标标准执行不严格，影响招投标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3.3采购方式较为单一，供应商管理不到位

当前，建立多样化的采购方式，对于强化采购管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实际而言，很大部分在采购过程中采购方式较为单一，且出现供应商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一方面，政府采购以招投标的方式开展，但在招投标的过程中涉及诸多环节，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造成虚假招标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在供应商的管理中，缺乏有效管理开展，特别是在与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对于供应商的资质、信用度等缺乏全面了解，增加了采购风险，不利于供应商的有效管理。因此，在新的时期，政府采购管理方式的创新构建，对于全面提高采购管理水平、实现供应商的有效管理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在采购管理建设中得到有效落实。

4新形势下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措施

在深化行政事业改革的新时期，强化政府采购管理建设，是创建节约型政府的内在需求。面对新形势下的政府采购环境，应转变传统管理思维，在信息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建设中，提高政府采购管理效能，以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在笔者看来，新形势下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着力点在于审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在阳光采购中规范政府采购管理行为，创建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环境。因此，具体而言，新形势下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4.1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优化政府采购程序

新形势下的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应在制度化层面，规范采购行为、优化采购程序，在保障采购效率的同时，切实提高政府采购管理力度。一是针对当前政府采购内容、方式多样化的特点，应加快完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在制度化管理中提高政府采购管理效能;二是加快政府采购程序优化，特别是在论证审批、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要在强化跟踪管理监督的基础之上，建立更加高效、精简的采购程序，保障政府采购管理工作高效开展;[2]三是强化政府采购管理责任制度建设，强化管理责任落实，切實保障采购管理工作全面开展，这是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政府采购管理质量的内在需求。

4.2加快信息化采购建设，形成阳光采购机制

在打造阳光政府采购的过程中，加快信息化采购建设，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在信息化政府采购模式之下，能够进一步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招投标环境，在阳光采购机制中获得良好的管理成效。一方面，政府采购应全面升级信息建设，打造“互联网+政府采购”平台，更好地保障采购项目招投标在阳光下运行;[3]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机构及部门，在采购管理中缺乏信息化建设，信息化跟踪管理不到位，全链式信息化采购管理机制应进一步生成，以夯实政府采购管理环境。因此，新形势下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应加快信息化建设，在阳光采购平台中营造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环境。

4.3强化采购预算管理，创新政府采购方式

当前，政府采购内容多、涉及面广，在强化采购管理工作建设中，应落实采购预算管理，这对于优化采购资金配置以及提高采购管理效率至关重要。首先，政府采购管理应强化采购预算管理，通过落实预算编制、强化预算执行等措施，切实发挥预算采购管理在整个采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4]其次，面对新的时代环境，政府采购工作的创新，应注重采购方式的创新，应转变传统采购模式，在阳光采购信息化体系的建立之下，通过政府采购信息化模式的建立，以更好地创新政府采购方式，满足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5]最后，政府采购应在电子化采购建设的基础之上，建立大数据采购库，通过大数据采购管理方式的建立，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因此，新形势下应强化采购预算管理，创新政府采购方式，在高效、阳光的政府采购管理中满足政府采购管理需求。

5结论

总而言之，政府采购管理环境的变化，对采购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的采购内容及方式，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应与时俱进，在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三个层面，打造现代化政府采购管理机制，适应新时期的改革发展需求。在文章研究中，新形势下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着力点在于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优化政府采购程序、加快信息化采购建设、创新政府采购方式，全面提升政府采购管理效能，为建立现代化政府采购管理机制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何磬.政府采购预算管理的优化途径研究及讨论[J].财会学习，2017，12（12）：65-67.

[2]李达亮，贾延江，周玲，等.高校快速采购的探索与实践[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8，35（10）：248-251.

[3]肖玲清.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思考[J].福建理论学习，2017，15（6）：113-114.

[4]丁可.新形势下高校政府采购现状及对策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21（22）：104-105.

[5]许光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该从何处入手[J].人民论坛，2016，32（11）：269-271.

[作者简介]廖丽云（1981—），女，广西桂林人，本科，工程师，研究方向：政府采购与固定资产管理。

作者：廖丽云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论文 篇3：

实用性的整体论:非人类中心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

收稿日期:20091220

作者简介:黄秋婷,女,Association for Chinas Environment(PACE)媒体和外联经理,Environmental China简报编辑,将于今年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专业毕业。学术兴趣包括生态文明、伦理学、社会运动以及东亚宗教。

①本文原文用英语写作,经协商,作者将其译成了中文发表。尊重作者意见,参考文献采用页下注的标注方式。

摘 要:当今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潜在核心价值的环保运动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诟病,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大自然有内在价值,人类不能不意识到环境的内在价值,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也能定义我们的内在价值。但这个价值和工具性价值有很大的差异,内在价值不是仅给大自然权利,而是把环境当作一个整体,人类只能扮演大自然的一个角色。本文介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及其在环保上所受到的质疑,创造性地将实用性的整体论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并从科学、伦理和法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环境伦理的系统性,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推动并促进了这一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生态整体论;实用性;环境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

一、应该朝什么方向走?

目前的环保运动遭到了深刻的质疑。应该朝什么方向走?能真正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吗?环保运动是不能失败的,它有决定地球上一切生物生活质量的能力,因此责任重大。社会迫切需要环保——我们现在必须把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转变成一种对大自然更加包容、关怀和理解的态度。人类永远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的合法统治者。

虽然在现代社会,科技和政策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其背后的伦理意识却并不一定改变了多少。本文旨在创建一种可操作的、具有整体框架的实用性环境伦理,同时阐述一个可以纳入现行文化、社会和法律的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论证环境伦理需要更好的方式影响公众意识,但是并不需要以牺牲原则为代价。迅速扭转人们的理性和科学导向的思维是不可能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很多概念早已牢固地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因此,我们需要采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环境问题,而不应该寄希望于立即颠覆既有的价值观,我们需要有效、实际、循序渐进地把环境伦理的思想融入我们的生活。

让环境伦理融入社会,不仅需要使它符合道德上的要求,还必须以科学和法律为基础,因为以上三者是现代社会秩序的三大支柱。以整体主义为基础,本文将使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以科学、伦理和法律的理由来支持环境伦理。以整体主义和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作为分析的基础,着重强调原则而不提倡为了得到实用的环境伦理而进行的牺牲行为。但目前环境伦理学术中生态中心主义整体论学术观点缺乏说服力和解释能力,很难让社会相信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伦理。我们并不需要崭新的伦理,目前的环境伦理必须重新从现存的社会角度来解释和理解。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

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文化。①Peter Harrison 说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在科技革命之前还没有彻底的渗入西方文化,在那之后大自然才成为了人类利用和征服的对象。现代修辞总是把大自然当作“资源”,也就是说,大自然变成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工具。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早倡导者可以说是洛克,对他来说,大自然被重新命名为“财产”,人类在什么土地上劳动过,这个土地就自然是属于他的。对于大多西方历史来说,大自然从来没有过特立独行的权利。②

①Wolloch, Nathaniel. “William Smellie and Enlightenment Antianthropocentr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Vol. 33, No. 2 (Spring 2009), 45.

②同上, 46.

③Jonge, Eccy De, 2004. Spinoza and Deep Ecology: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ism. Ashgate Publishing. 57.

④Lee, Wendy Lynne. “Restoring Human Centeredness to Environmental Conscience,”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Vol 14, No. 1 (2009), 31.

⑤同上, 112.

⑥Hettinger, Ned. “The Problem of Finding a Positive Role for Humans in the Natural World,”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Vol. 7, No. 2 (2002), 112.

人类对环保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也始于那时。当 利奥波德(Alfred Leopold) 写了 《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以后, 环境伦理学家开创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可以对抗人类中心主义的系统伦理。《大地伦理》(Land Ethics)的语言既简单又容易理解,但其影响力范围只限于研究环境的学者们。即使在今天,这本书仍旧不被视为主流作品。它并没有进入主流教育,属于社会边缘和精英作品。环境伦理之所以没有融入主流是因为涉及环境领域的律师、科学家、工程师还没有实践环境伦理的主张和诉求。

今天环境伦理最大的问题不存在于政治领域,还因为环境伦理学家缺乏向世人阐述公众环境与环境伦理重要性的能力。乔格(Eccy de Jonge)在《斯宾诺莎与深层生态学》(Spinoza and Deep Ecology)一书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深层生态学旨在表明:(一)人类中心主义是虚假的; (二)所有的生物都有相互的联系; (三)人类需要改变自己。这立即提出了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可能是虚假的,但只有在经过了更广泛的确证(identification)的条件下才是如此。在进行确证这些之前,人类中心主义可能不好且没有吸引力,但是我们无法确定人类的基本态度到底是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需要改变,但如果人们都还在自然而然地追求着自我的实现,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改变就很成问题。③

乔格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可能是人类本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因为我们的精神结构是基于自我实现的。温迪•李(Wendy Lynne Lee )也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把人类当中心不是选择性的,而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土著特征。④这个说法好像有些说服力,毕竟我们的存在方式就是生物人。那么如何克服自身的自然属性呢?奈特•海廷格尔(Net Hettinger )在《在自然界中为人类寻找一个积极角色》(The Problem of Finding a Positive Role for Humans in the Natural World)一文中主张这种自我实现的脉动需要和环境伦理相结合。他认为人类一定有方法在大自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单纯地把自己当作中心,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改善和大自然的关系当作自我实现的一部分。

卡兹(Eric Katz) 却指出这种把自然作为自我实现的理念也有问题,他认为,任何一个自然实体与人类产生相互影响后,会降低这个自然实体的自然价值,因此他也认为所谓的环境恢复能力只不过是个“弥天大谎”。⑤卡兹认为,在自然中,所有被人类改造或操纵过的都是“人工制品”,而且无法被恢复。⑥但是,海廷格尔不同意卡兹的观点,他认为卡兹过度纯化大自然,然后很小心地区分。改变不一定就是占领了大自然,并且这种把所有人类在大自然的行为当作统治是没有意义的。

卡兹的观点可以解释当今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它不为大众所神往。首先,他的主张很粗略,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人类和大自然的相互影响会毁灭大自然的自然状态,也不提供一些具体的证据证明他的观点,例如,“一旦我们支配大自然,一旦我们为了自私的目的恢复并重新设计大自然,那么就破坏了大自然 —— 我们就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表象……这只会给我们一个虚无缥缈的自然环境”①。卡兹没有关于动物幸福的研究(例如,一个家养的宠物和在野生状态下生活的动物相比,谁更幸福?),没有评估自然保护区和热带雨林的自然多样性,没有任何科学性的分析。

①Hettinger, Ned. “The Problem of Finding a Positive Role for Humans in the Natural World,”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Vol. 7, No. 2 (2002), 112.

②Lo, Y.S. “The Land Ethic and Callicotts Ethical System (1980-2001): An Overview and Critique,” Inquiry. Vol. 44 (2001), 344.

此外,卡兹同样犯了他指控社会所犯的错误,他认为,他作为一个人可以判断不同自然表现形式的价值。本文认为这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卡兹也在假设他可以理解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映。由于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和自然的互动先于我们的行动和思想,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

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环境伦理学家是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 特别是因为他对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的分析。虽然克里考特多次修改过他对环境伦理的看法,但他的观念很武断,难以被接受并贯彻于生活中。最初,克里考特明确强调生物社区的权利比个人权利更重要;但在 2001 年,克里考特修改了他的论点,说大地伦理应该只算是社会伦理的一部分,是不可以代替社会伦理的。②不过,克里考特没有很清楚地说明他是不是支持一元论的道德规范。看来,克里考特对人类在大自然中扮演的角色很矛盾。指责他的观点是生态法西斯主义是有道理的,他的观点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和一只狗的生命是相等的。这种环境伦理很难被一般人接受,甚至受到了环境伦理家的严厉批评。虽然克里考特的理论不一定有缺陷,但他为了让人类更关心环境而利用生态整体主义的解释方法是失败的。

因此,即使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环境伦理学家,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还在继续,真正关注大自然的人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思想主要通过学术论文在持续,而没有在公众的意识中留下印记。环境伦理学家所扮演的推动社会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角色显然是不称职的。虽然也不能说我们在反抗人类中心主义的方面没有丝毫进步,但现在兴起的对大自然的关注更多是因为人类开始担心地球有一天会无法承受人类的存在,而不是认识到大自然有其内在的价值。本文认为,人类只有认识到大自然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而不只是被当作人类的一个工具,才能代表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正式转变。 这一转变将标志着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重新评价。

历史的关键时刻的过去很少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然而,历史发生最大变化的时候是当已经有变化的积累。例如美国的民权运动。 如果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发生在美国内战以前,影响力就不会那么大,因为合适的社会条件还没有出现。因此,一个寻求社会改革的运动必须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条件(形势)。现在的环境运动不能仅解释最有原则的伦理,还要找到方法能实现它们的目标。当时,环境伦理运动就像是一个没有轮胎的车,运动本身有内容有目标,但却没有办法顺利前行。本文在下一部分将阐述这个“车”和“轮胎”应该有什么结构。

三、实用整体论的重要性

根据斯通(Christopher Stone)——一位坚决主张道德的多元化以及据此分配法律利益给环境的环境主义者——的理论,以一个注重权利的框架为标准的环境论理是不必要的。斯通认为,更明智的办法是讲“我们的责任”,而不是“权利”。①斯通更务实,因为他愿意去倡导使用更有效的方法,而不是最理想的道德。斯通具有法律背景,所以他能更现实地面对环境问题,他的以责任为导向的系统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判断自己的行动,但同时也意味着价值系统不会改变。②个人更有可能把对动物和大自然的保护当作自己的“责任”,或当作性格的一部分,而不是认识到大自然的内在价值。

①Yamin, Farhana. “Biodiversity,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No. 3 (1995), 536.

②Tarlock, A. Dan. “Earth and Other Ethic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Tennessee Law Review. (Fall 1988), 47.

③Stoekl, Allan, 2007. Batailles Peak: Energy, Religion, and Postsustainabil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39-142.

④Oksanen, Markku. “The Moral Value of Biodiversity,” Ambio. Vol 26, No. 8 (December 1997), 541.

⑤Stoekl, Allan, 2007. Batailles Peak: Energy, Religion, and Postsustainabil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9-142.

为了让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观念变为我们对待环境的普遍看法,从“责任”到“价值”的途径似乎太绕道了。与克里考特和卡兹相比,斯通虽然更注重实际的社会条件,但是本文认为他为了强调实践而过度牺牲了原则。虽然道德多元化有利于辩论和讨论,但是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和价值认同,而不仅仅是满足于类似现在的 “可持续发展”政策,大众对环境的概念必须基于某些价值。③本文主张一个不完全多元化的道德框架,认为一个框架被决定之前,某些原则首先应该被确定。本文提出一种道德标准,那就是人类必须尊重和认同大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工具性价值。不过,我不主张道德的一元论;根本的原则需要被确认,但要灵活,不能过于机械。例如,认可大自然有内在价值不一定就与认识到大自然也有工具性价值的想法相悖。这些价值不是互相排斥的,人类因为改变生活的诉求而开发利用大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明白大自然是我们自然的生活环境,就像一只狮子必须把一只兔子看成下一餐,我们也需要把大自然的一些资源看成工具。这样用实用主义来理解整体论,能让我们把语境、情况和细节都包含在我们作决定的过程中。

认识到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把大自然当作“切身关注的道德对象”,也就是说大自然“不可简化”,因为不具备任何理由来减损大自然的价值。环境伦理学家劳顿(Lawton)认为,“因为物种对我们具有实际价值,所以我们需要保护它这种观点是一个缺乏灵魂的论证。虽然这样说既明智又真实,但却没有精神,缺乏人性的因素”。④劳顿的话强调了大自然在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当大自然的效用变成唯一应该保护大自然的原因,不同的利益组织便能轻易扭曲效用的概念。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大自然的内在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认知的领域是“可持续”的政策浪潮。大自然在这种框架下被完全当作了物质,我们创造可持续的能源体系是为了保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同时又承认了资源稀缺的事实。⑤我们发现了新的能源形式(即太阳、风、热能)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地关心环境,而是为了在目前的能源体系中能继续维持我们的生活。因此,即使这些政策是面向环境的,它并没有逃离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兔子窝可能还是会因为建造风车而遭破坏,这是对环境困境作出的不正确的处理。

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大自然,还必须认识到大自然的内在价值。 这是本文为了建立一个具有环境伦理意识的社会所主张的实用整体论框架。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强调土地的重要性和系统对大自然正常运行的重要性。他说,大自然的“生物形式是一种分层的金字塔,每一层都和其他的层次通过一系列来自阳光的能量有接触,向上流动”。①

①Oksanen, Markku. “The Moral Value of Biodiversity,” Ambio. Vol 26, No. 8 (December 1997). 544.

②Yamin, Farhana. “Biodiversity,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No. 3 (1995). 534.

③Lee, Wendy Lynne. “Restoring Human Centeredness to Environmental Conscience,”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Vol 14, No. 1 (2009). 30.

④Simberloff, Daniel.“A Modern Mass Extinction?” http://www.pbs.org/wgbh/evolution/extinction/massext/statement_03.html.

⑤ME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 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Island Press (2003), 14.

一个富有成效的了解生态中心整体论的方法是了解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生物多样性强调大自然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无论是微生物、人类还是动物。生物多样性不像人类中心主义环境理论那样将特权赋予人类,它强调生物多样性的节约方法,主张大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在众多物种的生态系统作用下持续运行。在巴西的Kayapo 的领导Paiakan说:“森林是一个整体:里面有人,动物,和植物。为拯救动物而把森林烧毁是没有意义的,把森林里面的人和动物赶走而为拯救森林也是没有意义的。要是拯救森林的组织不成功,就意味着拯救动物的组织同时也就失败了。”②Paiakan 很有诗意地描述生态系统的魅力在于它的整体性。很多时候,为保护环境而斗争的组织是基于某种“权利”的,而不会欣赏和理解大自然那种相互密切联系的状态。目前科学的研究结果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科学家现在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强调给决策者,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体现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如果整体论是环境伦理的框架,生物多样性就是使人们可以清楚看透这一框架的镜头。

四、新的开始:非人类中心主义

一方面,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过于抽象,无法给公众提供一个让他们真正地关注环境的明确的理由;另一方面,环境实用主义者太容易接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③例如,诺顿(Bryan Norton) 主张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为了给环保创造空间,但仍认可人类位于图腾柱的顶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理由(如宗教、科学等),诺顿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只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下一个阶段罢了。环境实用主义者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在以牺牲原则为动力,而不是试图将实用性作为动机来弥补原则的缺陷。本文将通过三个方面来增强整体论的说服力:科学、伦理和法律。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地对整体论的实用性进行解释,但会将其当作解释整体论实用性的出发点。

(一)科学

虽然科技革命使我们有能力更快地支配大自然,但是科学的适用性、解释能力和说服力还没有被环境伦理学家全面使用。科学一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价值,但要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科学,它也可以用来作为对生态中心整体论的解释。例如通过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学结论来阐释多样性的重要性。

一个特别能够让人们了解到生物多样性有多么重要的方法是阐释关键物种的重要性。其中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西北太平洋的海星和亚利桑那州的袋鼠(kangaroo rats)。关键物种是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不成比例重大影响的物种。生态系统十分复杂并不断变化,我们对生态系统科学的研究还很有限。现在科学家认为物种的灭绝速度越来越快,据估计,99.9%在地球上出现过的物种已经灭绝了。④关于物种灭绝最可怕的是,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个灭绝的物种会是哪个,也不清楚很多灭绝了的物种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已经能够通过科技手段修复一些生态系统,但是这些替代品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目前很多国家还无法掌握这种维持生态系统的技术。⑤

推广生物多样性也可以说是让大自然为自己奋斗的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另一版本。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的自身属性,这意味着把生物多样性本身当作理由与把其经济利益当作理由的想法有着巨大区别。生物多样性包括其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这既是让大自然延续自己的方式,也能让人类发展医药、农业和生物科学。

运用科学来证明伦理的原则赋予大自然了工具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大自然的内在价值。还有,说服公众真正关心大自然的重要性也是需要科学帮助的。在他们思考如何增强社会的环保意识时,环境伦理学家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科学的力量,而不光把科学归罪于引发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原因。科学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并且如大卫•科得纳(David Kidner) 讲的“自然和社会的聚合,科学能提供的说服力是建立环保政策的必要前提”,是我们如何界定和建设社会的重要标尺,因此在我们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时,不应该忽视科学。①科学是一种工具,环境保护论者应该鼓励用科学研究生态系统,让其作为使整体论和生物多样性吸引公众的切入点。

①Kidner, David, 2001. Nature and Psyche: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 SUNY Press. 161-162.

②Ambrosius, Wendy. “Deep Ecology: A Debate on the Role of Humans in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Journal of Research VIII, http://www.uwlax.edu/urc/jur-online/pdf/2005/ambrosius.pdf.

③Aronson, Eliot, 2007. The Social Animal. Worth Publishers. 14.

④Callicott, J. Baird, 1999. Beyond the Land Ethic.SUNY Press. 71-72.

(二)伦理

正如克里考特的著作中提到的那样,在整体论的伦理框架下会产生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创建深层生态学的人,奈斯(Naess)比克里考特和利奥波德更极端,他说:“生态智慧中不存在违背我们全部自然生命的普遍规范,这意味着生态智慧可以接受伤害和杀戮。按我的构想,生态智慧应该充分肯定人的自我实现。”②还有,我们需要注意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愤世嫉俗的区别——本文倡导的生态中心整体论支持人类在大自然的权利,也支持社会公正的意识。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不是唯一需要保护的物种,这和愤世嫉俗有着根本的区别。达尔文和利奥波德都在创建环境伦理的过程中看重社会的概念。伦理的设置是为了激发社会的合作,而因为人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用明确的伦理意识来指导我们在社会中的行动是必要的。整体论是能保证大自然福利的最好方式,因为整体论能认识到大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且不单独的看重某一个物种,或者用“权利”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保护动物。这种社会伦理有利于发展相互关联、生物多样性和相互依存的概念,而且个体必须了解他们生活的系统,而不是把自己置身其外。指控生态中心整体论接近生态法西斯主义、过分忽略个体,并没有意识到个体的功能需要在一个社会或者体系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在对克里考特的批评中,我认为很难让社会接受一个人和一只大象的生命是平等的观点。③然而,在克里考特的后期作品中,他强调利奥波德讲的大地伦理只是一个附加理论,可以补充其他的社会伦理,但无法完全代替其他的社会伦理。④比方说,学生会上不同学科的课程,但这并不表示一个学科比另外一个学科重要;相反,是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结合才加深了学生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理解。还有,我认为生态法西斯主义在目前的人类中心主义体系中更容易出现。如果环境问题越来越恶化,很可能发达国家将会和发展中国国家争夺资源。克里考特的整体论有缺陷,但他意识到了社会其他环境伦理的重要性。

还有,用环境正义解释生态整体论也能有效避免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因为环境正义看重公平并公正的环境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法西斯主义不可能产生,相同条件下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环境正义的优点也能和生态中心整体论的原则保持一致,只是大自然会和人类也有保障,大自然不会存在于正义的定义之外。生态中心整体论的目的是寻找一个更广、更环保的针对个人的概念,但它也纳入了已存在的自我概念。

(三)法律

法律也能改变我们对大自然漠不关心的态度。如果我们能找到几位坚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整体论的精英,就可以在原则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如美国宪法。环境道德在能容纳社会之前需要法律依据,也需要哲学的支持。在法律领域的环保主义者需要大力推进法律和环保的有效结合。

①Doremus, Holly.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Law: Harmony, Dissonance, Cacophony, or Irrelevance? “ Environs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Fall 2003), 6.

②Flournoy, Alyson C. “In Search of an Environmental Ethic,” 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Fall 2003), 71.

③同上, 68.

④同上, 66.

⑤Olson Jr.,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age 1.

斯通和佛罗诺(Alyson C. Flournoy)与本文有着相同的观点,即环境伦理还没有较好地推进环境法律的发展。①佛罗诺对环境伦理和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分析显示,我们法律中关于环境的原则并不是环境伦理学家所主张的。②相反,它们包含的原则与普通法和非环境法律的原则类似。因此,我同意佛罗诺关于法律是环保运动的重要基石的观点,它能使我们更有效地保护环境。环境的原则必须变得能适合法律观念的表述、价值观和法人的习惯,这样环境运动才能真正被纳入主流社会的发展趋势。

在此之前,环保主义者大多赞同社会运动的做法,因为他们有反对现存法律体系的心理。虽然社会运动可以改变公众和政治上的某些法律章程,但重要的是,这些法律的基础及能够付诸实施的基本原则与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最初主张的原则基础相同。法律的持久性、优先性和合法性都有利于环境运动的健康发展。法律是强制性的伦理。例如,有不允许杀人的法律,因为凶手会得到严重的惩罚,而这种惩罚的威胁能成为一种自助式的监管社会的方法。

由于社会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的,所以,环境法里的价值观应该反映社会基本民众的价值观。③最明显的是像斯通所指出的,我们的法律制度之所以没有反映社会对环境的重视,是因为当人和环境存在一种利益关系时,环境才可能得到社会的关注。社会舆论把环境法律的完善看成是我们行动越来越环保的证明。其实根据佛罗诺的说法, 环境法律并不一定能清楚地反映环境伦理,同时公众也缺乏对这些法律原则背景的基本了解。④因此,我们在决心阔步前行之前,需要确定我们的环境法律是否有踏实的环境伦理基础,或者可以将其当作思维变革的催化剂,让社会更重视和拉近与环境的距离。 为了推动环境运动朝着更有意义的方向发展,卡罗尔•布斯(Carol Booth)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们保护环境?法律将是最有效的促使方法。尽管非政府组织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政府仍然我行我素,在自认为更有顺序性和更加系统性的方法下分配资金和资源。其实如果撞死一个动物和撞死一个人的司机受到同样的惩罚,在马路上撞死的动物肯定会减少。

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理论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让我们了解法律对环保运动的作用。奥尔森说:“正如个体的行为往往是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一样,组织的行为是为了他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⑤他的意思是,当一个组织从整个组织的利益出发,由于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很难期望这个组织中的某一个人实际上能有所作为。但是法律能规避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答复法律的惩罚和要求,并不要求一个人因为组织的利益有动机,而因为自己对法律的责任而有动力。

五、结论

环境伦理这辆车需要“轮胎”才能顺利前行。在回答原则问题、科学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过程中,环境伦理充分反映了它的实用性。实用性的生态整体论是一个可行的框架,保证了对环境的保护和关心。实用性的整体论能让人类的行为和意识产生一种共生的关系,随之促使人们将意识转化为行动。人类的意识在本质上是以人自身为中心的,可意识是可塑的,我们承认目前的意识框架很难被改变,但我们可以利用行动(例如法律、政策、科学)为切入点,来逐渐转变意识。现在,除了坚持伦理和道德,环境伦理学家也使用其他不同的工具来增强环境伦理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可能意味着环境伦理学家需要超越并且简化环境伦理的一些话语,使用新的解释方法。为了强化社会的环境意识,这些做法都是值得推广的。通过法律、科学教育和道德教育,我们的意识可以更好地和周围的环境打交道。我们不必牺牲原则,但是解释原则的框架需要更灵活、更容易被接受——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很重要,但是大自然的工具性价值也不能被忽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是可逆的,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不能在已存在的框架下继续。通过生态整体论的实用化,社会将会朝着一个真正关心环境的方向发展。

作者：黄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