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分析论文

摘要：运用博弈论对农村税费改革后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经费造成的“挤出效应”，{1}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励不相容{2}的现象进行博弈分析后，得出结论：为了使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真正达到均等化的目的，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把地方义务教育投资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村税费改革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村税费改革分析论文 篇1：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村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农村稳定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是在农村经济社会领域进行的一场深刻变革，改革中会不断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了解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产生的原因、演变的规律，探索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解决农村基层财政收入问题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乡镇财政收入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农村“大包干”之后，全国农业增产、增收1984年达到高峰，随后出现了“卖粮难”，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负担却逐渐增加。尤其是农业正税之外的各种杂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为此，有些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主要是费改税，即在清理各类收费的基础上，经过核算按新的农业税收标准收税，其他杂费一律免除。

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税费改革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成立了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工作小组，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筹备工作。2000年1月，中央通过《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农业税率定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20％。在此基础上，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最终被确定下来。国务院于2003年3月27日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全面推开。随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要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按照“统一政策、分级决策”的原则，开始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从当年起，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是农村税费改革实践中迈出的又一实质性步伐。

2005年12月29日，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项政策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

二、地方财政收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乡镇财政收入困难也同时发生。分析影响乡镇财政收入困难的影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一个传导杠杆，深层次的原因是乡镇财政收入体制的缺陷、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滞后。

(一)财政收入机制是税费改革后地方入不敷出的制度根源

财政自筹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乡级财政的初建时期，1953年，政务院在《关于1953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中首次要求将乡镇预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范畴。乡镇财政收入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后，其支出费用主要由县级财政下划和自筹两种方式解决。至此，乡镇预算实行了收入全额上缴并列入县级财政预算，支出主要由上级政府下划和自筹的管理体制。这种自筹收入包括乡统筹和村提留、各种集资、摊派、捐款、收费、罚没等，它本来应是一种占较小比重的制度外财政收入。但是，在地方财政特别是乡级财政缺乏主体税种从而产生自身无法消除的财政缺口，并且又不能指望中央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种财政缺口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乡级政府正常运行，这种财政自筹制度就演变成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财政收入结构中，制度外的自筹收入一直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撑，地方财政收入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以税外收费为主的财政自筹制度，在财政自筹制度中，税费收入在乡镇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农村税费改革切断了制度外收入来源，农业税是其最后的财力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财政困境将更加严重。

(二)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自1989年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比较小，过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是乡镇财政陷入财力困境的原因之一。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浪费，利用效率低下，各部门自上而下拨付的专项资金虽然是用于社会事业发展，但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结果专项资金落到乡镇时已经所剩无几。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开支和政府的其他支出需要，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比较多，从而使资金的性质与用途发生变化。

(三)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滞后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缺少相应配套措施的及时跟进，改革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就会显现出来，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改革的初衷。税费改革是从单一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减轻农民的负担，倚重解决“三农”问题，是从结果上直接进行的单项改革，没有对改革对象过去长期存在的体制因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及时设计与税费改革相适应的基层政权建设政策模型。这种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一方面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地方财政建设的政策真空，使其陷入困境且无法化解和摆脱。

三、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加快配套政策制定和实施

(一)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赋予乡镇政府财政自主权

一级政府要有一级财政，乡镇财政是我国五级财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对巩固基层政权、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的县乡之间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政府不具有财政自主权，缺乏财力履行各项社会管理职能。税费改革改变了乡镇原有的财源结构和收入增长机制，税收收入将成为主体收入，但被上级财政集中过多。因此。若不打破地方各级政府现有财源格局并进行重新分配，加大乡镇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分享比例，则乡镇财政尤其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就会失去一级财政生存的财力基础，只能作为县财政的一个预算单位存在。针对现行乡镇财政体制的弊端，要从有利于规范县乡财政分配关系入手，改变传统的财政分配方式，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给予乡镇政府应有的财政自主权，充分调动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实行完整意义上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按照负税与受益对等的原则设置乡镇政府的主体税种，现代税收的本质是消费者为消费公共产品和劳务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具有间接的返还性。乡镇税收主要用于为地方辖区内的居民和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由于乡镇政府更接近当地居民和企业，所以乡镇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而乡镇税收的设计更应遵循受益原则。企业和居民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并享受相应的税收权利，这种负税与受益对等的税收理念有利于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降低税收的征收成本，提高税收收入的使用效益。另外，房地产税的税基十分稳固，可以成为筹集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

稳定乡镇税制，提高乡镇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为保证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一旦确定就不应频繁变动。否则会影响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收入归属权是税收管辖权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地方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收入归属权的稳定是整个税制稳定的前提。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享体制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例如，所得税是地方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乡镇的分享比例将在很大程度影响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所得税分享体制不宜频繁变动。此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等改革在各地全面推进，乡镇政府在教育、科技、农业、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乡镇税收的分享比例将严重影响乡镇财政的收支平衡。因此，稳定乡镇税制对促使乡镇加强税收征管、保证乡镇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对地方政府而言。主要职责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基本公共品的提供。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财力来完成上述任务。那么社会发展会受到阻碍。在税制结构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解决乡镇财政缺口一个最重要办法就是依靠转移支付。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公共品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由于地域之间差别较大，政府财力差别悬殊，导致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也相差很大，转移支付要使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

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为转移支付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可以考虑将取消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量返还后的资金作为对下均等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省级政府除接受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外，还可以选择将其重要税种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一定比例作为对下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为转移支付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利于改变目前转移支付资金结构，改变非均等化资金占主体的状况，形成稳定的转移支付制度。

作者：李　英　张　萌

农村税费改革分析论文 篇2：

农村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博弈分析

摘要：运用博弈论对农村税费改革后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经费造成的“挤出效应”，{1}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励不相容{2}的现象进行博弈分析后，得出结论：为了使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真正达到均等化的目的，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把地方义务教育投资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关 键 词：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努力程度；博弈

一、博弈行为的背景分析

在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后，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的变化，多渠道筹措义务教育经费遇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冲击。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使农村义务教育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费来源，为此，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提出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体制，加大中央与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弥补税费改革带来的经费缺口，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封北麟，2003）。[1]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实际操作中，加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反而对义务教育经费造成了“挤出效应”，这说明中央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的执行存在很大问题，上级政府的努力并没有使县级的努力程度呈现机制性快速增长，相反却有所下降。这种“挤出效应”也说明目前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激励不相容，造成激励不相容有两种原因：一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策执行的监督不完全，上级政府并不能直接发现地方政府不执行或者不努力执行上级政策的行为；二是上级政府给地方政府下达了多个政策，执行不同的政策给予的奖励不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会集中精力执行奖励更高的政策，忽略执行其他政策。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特别是在实际中激励机制往往是鼓励地方政府忽视义务教育的。所以，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获得更多上级转移支付的县级政府反而会降低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张馨，2004），[2]同时也在各级地方政府间出现新的博弈行为。

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最初目的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纵向和横向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不规范会导致各级政府为争取转移资金而加入博弈的成本，形成转移支付的数额取决于各级政府过去进行博弈的结果而不反映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真实需求，进而加剧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不明确使得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一个较大的博弈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影响了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及转移支付在具体实施中的稳定性，使得具体的责任划分随着各级政府间的博弈状况而变化，目前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呈现出一种过渡的性质，最终的稳固状态还取决于各方博弈的结果。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组织，有着自身的利益，会在各种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难免会导致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

二、地方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博弈行为

这里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在争取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时的行为。为了理论上的清晰和彻底性，我们假定在政府间的博弈过程中，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局中人；在设计适合我国特点的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模式还要考虑地方教育投资努力程度和政府监督机制，因为这影响到地方政府接受转移支付的数量和规模。

假设两个地方政府为博弈中的两个参与人，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都将按照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各自的策略选择。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努力增加收入”和“不努力增加收入”（以下简称“努力”和“不努力”）两种策略，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总量是一定的，可设为Q；地方政府在设法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时是要付出成本的，努力时付出成本设为C1；而地方政府在不努力时付出的成本比努力时付出的成本要小，为简单起见，设为0。若两个地方政府财力条件相等，当一个地方政府努力增加收入而另一方不努力时，不努力的地方政府财政缺口较大，得到的转移支付量较大，而努力方得到的转移支付量却反而小。由于假设两个地方政府财力条件相等，那么可认为努力程度相同时获得的转移支付量也相同，付出的成本也相同。于是，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函数可用下列支付矩阵表示：

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矩阵1

上述支付矩阵表示，除了两个地方政府都努力增加收入可以使转移支付有一定的剩余以外，其余三种情况中央的转移支付将全部拨给两个地方政府。当地方政府Ⅰ选择努力时，地方政府Ⅱ选择不努力时的转移支付量大于努力时的转移支付量，因此地方政府Ⅱ选择不努力；当地方政府Ⅰ选择不努力时，地方政府Ⅱ不努力时的转移支付量仍然大于努力时获得的转移支付量，因此地方政府Ⅱ 还选择不努力。同样，无论地方政府Ⅱ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地方政府Ⅰ不努力时获得的转移支付量总比努力时获得的要多，所以地方政府Ⅰ也会选择不努力的策略。由于不努力总比努力获得的转移支付量大，因此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选择不努力。因此，此时的纳什均衡为（不努力，不努力），即各地方政府都不努力增加自有收入。但是（不努力，不努力）作为纳什均衡显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应为（努力，努力），出现帕累托最优既节约中央财政资金，又可以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潜力。

我们可以用支付矩阵模型来解释长期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存在依赖现象，为获得较多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量，经常不努力征税，制造更大的财政缺口，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真正需要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的地区却得不到，而有的地区却藏富不露。这样对于某一地方来说可能是利益更大，但负作用于全局财政策略，会混淆真正贫困的地区和不努力增加收入的地区，浪费了中央财政有限的教育财政拨款，同时也损害了努力增加收入地区的积极性。长期下去的结果就是各地区都不努力增加收入，无法发挥各地区的潜力，中央也无法将义务教育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从支付矩阵1中可以看出，（不努力，不努力）为纳什均衡，如果没有外界条件发生变化，两个地方政府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这时必须有中央政府的参与，使两个地方政府都选择努力增加收入，可以设法改变支付矩阵中的数值，减少不努力的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量，使（努力，努力）成为惟一的纳什均衡。如果将（努力，努力）和（不努力，不努力）的数值交换，得到的支付矩阵如下：

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矩阵２

从支付矩阵2中可以看出，不管地方政府Ⅰ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的策略，地方政府Ⅱ的最优策略总是不努力；不管地方政府Ⅱ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的策略，地方政府Ⅰ的最优策略也总是不努力。此支付矩阵也只有惟一的纳什均衡（不努力，不努力）。只改变（努力，努力）和（不努力，不努力）时支付矩阵的数值无法改变均衡，因此必须改变支付矩阵中一个努力、一个不努力时的数值，才能使（努力，努力）成为纳什均衡。这就需要中央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扩大努力和不努力时获得转移支付量的差距，使努力增加收入的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量很大而不努力增加收入的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量很少（奖勤罚懒），以杜绝不努力增加收入的现象。

三、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博弈行为

我们把地方政府看作一个整体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矩阵3中的地方政府Ⅱ代表中央政府，如果中央政府激励监督有力，奖惩分明，那么当地方政府努力时，将获得全部的转移支付量；当地方政府不努力时，将不给予转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激励监督不力，那么当地方政府努力时，中央只以财政缺口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依据，地方的财政缺口小，中央不会支付全部的转移支付量，设这时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量为2/3Q；如果地方政府不努力，财政缺口较大，中央就要支付全部的转移支付量Q。若此时中央的本级收入为R，该支付矩阵如下：

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矩阵３

从矩阵3中可以看出，如果中央政府的激励监督有力，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努力增加收入，所以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使地方政府努力增加收入。当地方政府选择努力增加收入时，中央政府就会选择激励监督不力；当中央政府选择激励监督不力时，地方政府就选择不努力增加收入；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努力增加收入时，中央政府就会选择激励监督有力；当中央政府选择激励监督有力时，地方政府又会选择努力增加收入，这是一个混合策略博弈，因此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设中央政府选择激励监督有力的概率为x，选择激励监督不力的概率为(1-x)。设地方政府选择努力的概率为y，选择不努力的概率为(1-y)。

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的数学期望是：

x(Q-c1)+(1-x)(Q-c1)=(1-x)Q

中央政府获得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y(R-Q-C)+(1-y)(R-c)=y(R-Q)+(1-y)(r-Q)

可见，混合策略意义下的纳什均衡为：

x=+，y=(1-)

[(+,-),((1-),+]

即中央以+的概率采取有力的激励监督机制，以-的概率采取不力的激励监督机制；地方以(1-)的概率采取努力的策略，以+的概率采取不努力的策略，相应地，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期望为(Q-c1)，中央政府的期望利润为R-Q-C。中央政府必须以较大的概率选择有力的激励监督机制，使努力的地方政府的期望转移支付量大于不努力的地方政府转移支付量。

四、结论：中央政府必须建立对下级政府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把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如果中央政府采取有力的激励监督机制，就会改变地方之间争取转移支付量的博弈矩阵的均衡。由于地方政府如果不努力损失会比努力时大，只有当这一条件成立时，地方政府之间支付矩阵如下：

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矩阵4

这是一个纯策略博弈，通过分析可以直接得出纳什均衡为（努力，努力）。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了使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真正达到均等化的目的，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把地方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应减少努力程度确定办法的人为因素，在确定转移支付量时，应尽量用科学、量化的方法，使用公式化的转移支付办法。

因此，确定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量可以财政缺口作为依据，但不能单一地让转移支付量与财政缺口成正比，还应使其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而确定努力程度时，中央一定要加大力度，尽量用量化的方法来确定，可以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或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或者用一个地区GDP的增长率和同期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率是否同步来衡量。因此，科学地确定收入努力程度，对地方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也应是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央的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既能实现均等化，又能实现有效率的配置。

以上有关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博弈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的一种高度简化和抽象的理论分析。为了简化分析，很多影响政府对义务教育融资努力程度的其他因素都因难以量化而未予以考虑，这使得本文的分析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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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所谓“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原本是财政学的一个概念，作为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的对立面被提出来。我们这里用“挤出效应”指由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挤出了县级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

② 所谓“激励不相容”，是指地方政府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政策或命令，反而会获得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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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封北麟.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J]. 当代财经，2003，（4）.

[2]张馨，等. 福建农村教育投入研究[R]. 课题报告，2004.

责任编校：谭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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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6－03－08

作者简介：罗晓华，厦门大学财政系博士生，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财税理论与政策。

作者：罗晓华

农村税费改革分析论文 篇3：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对中央和地方影响分析

摘要：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和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我国中央政府施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是针对我国三农问题我国政府而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决策，它对农村教育政策以及农村农业税政策等有关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农村税费改革对发展新农村经济意义深远，本文针对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农村税费改革对地方的影响等做出了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三农；税费改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影响

根据我国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1]。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比例庞大。发展新农村是我国实现总体发展的必经之路，自信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就针对新农村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自2000年以来，我国首先在安徽、江苏等省试行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也是其中一项针对农村的重要改革措施，此次农村税费改革影响深远。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和现状

1.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开始，对农村实行了家庭农业经营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使农民成为了独立的生产者，单个农户可以对生产成果或收入进行独立处置，大大促进了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增加。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其弊端也渐渐显现出来。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农民拥有的不仅是对土地拥有长期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还有向向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交纳各种行政性收费以及农业税。我国规定了很多税费，关于这些税费的具体内容包括：（1）农户要根据自己经营的土地面积多少，交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教育附加税；（2）农户要向村民委员会交纳三种费用，称作“提留费”，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对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的供养、对困难家庭的帮助、合作医疗机构和集体福利设施建设、村民委员会的管理费用以及村干部的工资等；（3）农户要向乡、镇政府交纳五种费用，称作“统筹费”，主要用于乡村公路建设、防汛、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开支；（4）农户要为乡村道路建设、防汛、植树造林等提供一定时间的义务劳动投入。

这些税费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各种税费的背后滋生了地方政府腐败等一系列现象，农村税费改革势在必行。

2.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自试行到现在试点范围逐渐扩大，现在已经基本覆盖了全国重要省份，这一次的农村税费改革是根据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旨在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问题，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稳定农村社会。

这次的农村税费改革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是我国在1949年的土地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家庭承包经营后，涉及到农村改革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影响深远。

此次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调整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和税费，例如取消屠宰税， 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取消乡统筹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其二，对地方政府加强监管，缩减地方政府，通过中央和各级政府配套财政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政缺口。

二、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和地方互动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明显不同，改革前，很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脱离中央政府的的监管，由于很多税费农民是直接向地方政府交纳。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都归根于农村基层政府，认为农村基层政府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分离，地方政府机构庞大权利过大是这些现象的原因。

在改革后，中央的目标， 就是希望通过税改规范基层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 使地方政府权利缩小，充分运用有限的财力来约束地方政府，使其顺着中央提出的纲领路线进行整体的有效的配套改革。几乎所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 随后都进行了乡镇机构配套改革。压缩机构人员，改变地方财政收入来源。而在这次改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应对中央政府的税费改革时，采取自己的行动。地方政府往往变通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把税费财政收入的空缺转移到其他方面，或者是减少或根本不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措施，以及使改革公共产品缺位等等。

三、税费改革后地方政治发展的变化

农村税费改革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对于农民合作水平和一致行动能力的影响；以前农村的决策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现在在新的税费改革下出现了“一事一议”的政治形式，“一事一议”鼓励广大农民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2.地方政府在税费改革后，为了避免过多财政输出，地方政府往往不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不提供公共产品。

四、结束语

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的改革，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在看到它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缺陷。只有及时不断地修正，才能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国家统计局.2010.

[2]国 风：农村税赋与农民负担[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3]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手册[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作者：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