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论文

【摘要】在现行体制下，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对侦查违法行为的监督不到位，审判机关又缺乏审前监督的权利，导致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司法监督存在一定问题。因此，要完善对刑事诉讼中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提高人权的司法保障水平，必须对相关的司法监督权进行重新配置，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司法监督体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论文 篇1：

浅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摘 要：监视居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对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减少羁押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该制度自创设以来就饱受诟病，其中指责最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对监视居住特别是指定监视居住作了大篇幅的修改，但此次改革并没有根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全部弊端，该种强制措施仍然存在可以完善的空间。

关键词：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概述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监视居住的一种特殊情况，是指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住处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并且在住所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在指定的居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者比普通的监视居住者活动的空间范围更小，行为受到更多限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才首次出现。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把监视居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普通的监视居住，另一种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正式出现。

对监视居住制度废除与否的争论从它创设之日起就没有停歇过，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争论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实践中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名行变相羁押之实的事例屡见不鲜，对监视居住制度的诟病其矛头所指主要是其中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新刑诉法为解决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名行变相羁押之实的问题，采用了原则加例外的立法规定，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可见监视居住一般要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只有没有固定住处，和三类特殊的犯罪才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三类特殊犯罪也不是一律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须要符合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并且获得上一级机关的批准才能适用。第73条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场所也有规定，只不过采用的是否定式的规定方式。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虽经改革依然存在的问题

2012年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改革幅度之大，完善了以往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依然有问题存在，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

（一）执行场所的问题

指定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是适用该制度的关键环节，然而立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并未做出明确界定，只说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并采用了否定式的说法“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指定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法之不明，固然会导致适用的无所适从。

（二）通知家属的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对象是家属，事实上“家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概念，在现行的法律体系是使用“近亲属”、“亲属”等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他们的外延是明确的，而家属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意思是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这就可能面临的问题是户主以外没有成员，但是还有近亲属或亲属在，那这能否算为通知的對象？指定监视居住以后，适用机关要及时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以防止上文所说的“合法失踪”问题的出现，立法的初衷本来是极好的，但是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通知家属会被规避。

（三）必要性审查问题

最高检《规则》112条“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自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日起每二个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

首先是审查主体问题。根据最高检规则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性审查主体是人民检察院的侦查部门，这其实就是自己审查自己，自我监督的有效性自不必说。

其次是审查时间问题。最高检《规则》规定的是自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日起每二个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其实每2个月的必要性审查并不科学。监视居住的适用时间都很短，超过两个月的情况极少出现。

三、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对策建议

由于指定监视居住的规定并不完善，因此滥用指定监视居住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必须完善指定监视居住，让适用指定监视居住同样无机可乘。

（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固定化

有的学者认为指定监视居住的场所不能固定化，因为场所一固定化变为专门的办案场所，这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实践中只要这种指定监视居住固定的场所能保障犯罪嫌疑人正常的生活、休息，方便执行机关监督和管理，保证办案安全，不是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这种固定化的场所就是不违法的。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家属规范化

家属一词应该扩大化解释。通知家属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以往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合法失踪”情形的出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本着这一立法精神，家属的范围应该作扩大化解释，把只要是近亲属但不在一个户本上成员的也算在家属范围。

（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要性审查主体级别提升和时间缩短化

指定监视居住的必要性审查关系到对人权的保障，可以由上级侦查监督部门进行指定监视居住的必要性审查。由于指定监视居住的期间一般不长，一般都在15天以下，超过两个月的很少出现，因此必要性审查的时间以每15天审查一次为宜。这样的指定监视居住的必要性审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保障被监视居住者的人权。

参考文献：

[1]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56页

[2]庄乾龙，李卫红. 监视居住制度改革得与失——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及相关规定. 法学杂志.2014 年第1期

[3]尹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适用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刘瑞林（1989～）女，汉，河南信阳人，西南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作者：刘瑞林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论文 篇2：

完善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之进路探析

【摘要】在现行体制下，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对侦查违法行为的监督不到位，审判机关又缺乏审前监督的权利，导致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司法监督存在一定问题。因此，要完善对刑事诉讼中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提高人权的司法保障水平，必须对相关的司法监督权进行重新配置，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司法监督体系。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司法监督；完善

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滥用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等合法权益，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但由于制度设计的不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申请权很大程度上只停留于申请。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没有设置完善的司法监督制度进行监督。我国审前不仅没有建立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法官授权审批制度进行事前监督，而且也没有建立事后监督的救济制度进行事后控制。检察机关虽具有法律监督职责，但其与侦查机关的特殊承继关系导致二者配合有余，制约不足。检察机关对侦查违法行为监督不到位，审判机关又缺乏司法监督的权利，当前法律又将侦查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导致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司法监督存在漏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从而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可能。因此，要完善对刑事诉讼中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提高人权的司法保障水平，必须科学构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司法监督体系。

一、健全检察机关审前监督制度

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监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法官授权审批的方式进行审前监督，而我国基于特殊国情赋予了检察机关类似的监督职责，但如何进行监督没有明确规定，为此《决定》也特别提出要“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

1.完善检察机关司法监督权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是宪法只是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地位及职能，而其他基本法和部门法对于检察机关如何行使监督权缺乏具体的操作及规定，导致检察机关监督意识不强，监督方式有限，监督效果不佳。为此，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权，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方式方法进行明确规定，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专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强制侦查措施的监督职权及设立专章规定具体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从而切实做到使检察机关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提高监督意识。

2.建立健全全方位监督体系

凡是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只有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才可能防止权力被滥用。为此，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侦查措施和手段的监督极其重要。为此，检察机关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各种监督途径，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个有重点有力量的全方位监督体系。首先，可以建立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检察院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提前介入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规范侦查行为。其次，完善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定期不定期巡查制、联席会议制度等，实现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全面掌握，畅通信息来源渠道。再次，畅通当事人等申诉机制，重视当事人等的申诉，注意听取其意见，一旦发现公安机关存在滥用强制侦查措施问题，坚决进行调查监督。最后，与公安机关建立强制侦查措施的专题监督沟通机制，注重克服监督手段的弹性化，增强监督的刚性，提升监督行为的执行力，实现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同步监督和动态监督。

3.创新有效监督机制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面对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新环境，提高侦查监督的法治化、现代化水平，是检察机关对完善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监的必然选择。因此，创新有效的监督机制迫在眉睫。目前检察院监督往往是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监督方式较为单一。为此，一要创新监督方式，通过口头纠正、检察建议、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建议更换承办人、移送违法犯罪线索等多种监督方式齐头并进，实现有效监督；二要创新监督途径，检察机关可指定专人定期驻扎侦查机关审查强制侦查措施和手段的运用情况，同时定期、不定期进行巡访检查，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进行司法监督，预防和制止侦查机关违法滥用。

二、建立审判机关司法监督制度

检察机关单一监督的困境和法院进行监督的条件和优势，无一说明审判机关介入司法监督是顺应国际潮流和我国法治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检察机关审前审查监督健全完善的同时，也需要将法院纳入监督主体，由法院进行事后控制，通过事前和事后共同实现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有效监督。

1.赋予审判机关司法监督权

从法理上讲，强制措施处分、决定权实质上是程序裁判权，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具有高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法院进行司法监督，最能体现程序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应在《宪法》的视野下，在法律层面赋予法院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权，从立法上保障法院司法监督工作的开展。同时，在《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中增设专门条款规定法院进行监督的具体程序和方式方法。只有明确赋权，方能改变监督无力现状，从根本上保障人权。

2.构建公开、透明的司法监督程序

在实践中，因程序不公开、不透明，没有符合司法特征的救济程序，导致出现当事人等多次提交申请要求侦查机关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却未果的现象。为此，构建一个具有司法特征的救济程序是法院进行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当犯罪嫌疑人等对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行为提出异议并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未果时，当立案侦查的案件未能经检察院审查起诉后移送法院时，应当为犯罪嫌疑人等提供可行的权利救济途径和公开透明的程序。鉴于检察机关公诉人角色以及与侦查机关的特殊关系，将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争议交给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进行裁判成为必然选择，也是完善强制措施司法监督制度的重要方向。

3.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职能，即行政管理和刑事侦查。行政管理是公安机关依照行政法律法规作出的行政行为，而刑事侦查行为是公安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而进行的侦查行为。公安机关是我国的行政机关，但却将公安机关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归类于刑事侦查行为而不是行政行为。笔者认为，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本身就是同一种警察权力，即都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而实行的强制力量，侦查权实际上也是行政权的本质属性，应将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尤其对于非完整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应当赋予其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寻求救济。

三、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当前体制下，如果因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导致相对人权益受损，应当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受害人进行适当的补偿，侦查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也不受司法审查。可见，侦查机关违法行为通过国家赔偿受害人可以获得适当补偿，但是并没有规定对进行违法侦查行为的侦查人员如何处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通过审前监督违法滥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行为，必要时可督促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赋予侦查强制措施“可诉性”，使得审判机关可通过行政诉讼，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进行审查，一经发现侦查机关存在滥用强制措施或侦查手段时，除了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应当追究滥用权力的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法院可将相关人员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滥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实质上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等刑事犯罪，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作者：刘燕华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论文 篇3：

逮捕的理论争议与评析

（54100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城郊地区检察院 广西 桂林）

摘 要：由于我国逮捕与羁押未分离，羁押是实施逮捕后的一种状态，故逮捕与未决羁押所涉的基本理论问题相近，在谈及理论基础时，逮捕与未决羁押概念基本混同，所以有必要对理论问题进行评析。

关键词：逮捕；理论争议；评析

逮捕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起来，在一定时间内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审查逮捕是审前程序的重要环节，既是对侦查权的监督，也是追究犯罪、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由于我国逮捕与羁押未分离，羁押是实施逮捕后的一种状态，故逮捕与未决羁押所涉的基本理论问题相近，在谈及理论基础时，逮捕与未决羁押概念基本混同，所以有必要对理论问题进行评析。

一、逮捕的理论争议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因此，在生效判决做出之前，为追诉犯罪而对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限制、剥夺自由的强制措施，不能以嫌疑人、被告人在实体上已构成犯罪为其正当性根据，这是区分强制措施适用和实体定罪量刑之前提。从价值有用性的角度来说，有学者认为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在于满足司法的需要，即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也有学者对这种需要性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将强制措施的根据界定为维护诉讼内秩序的需要和被追诉者因嫌疑而应负有的忍受义务。理论上，对审查逮捕的性质，是“查明”还是“证明”存在不同观点。

（一）审查说

认为审查逮捕是一种“真相查明活动”，理由是检察机关不具有中立性；检察机关没有建立司法听证机制。“当然，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审判前程序也出现了一些走向司法程序化的發展趋势。其显著标志在于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开始讯问嫌疑人，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也逐步开始听取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这似乎意味着检察机关尽管没有举行听证这一程序形式，却已经开始做到居中裁判了。但是，检察机关并不具有中立性，那种由中立司法官员主持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司法审查机制并没有得到确立。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没有真正建立起司法听证机制，没有给予侦查人员与辩护方当庭对抗的机会。因此，那种侦查人员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的司法证明机制也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作为立案、批准逮捕、侦查终结、提起公诉的决定，所要进行的也不是司法证明活动，而大体上都属于一种真相查明活动。”

（二）证明说

认为审查逮捕也是一种证明活动，有相应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仅最后的判决需要有证明标准，在立案侦查、审查逮捕、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等阶段，也都应该有相应的证明标准。在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笔者建议把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规定为四个级别：立案侦查的证明标准是‘合理犯罪怀疑’；逮捕的证明标准是‘优势概率的证明’……。”“如果用概率来解释，这四级证明标准的概率依次为40%、50%、80%和90%。诚然，这些概率只是为了说明上述标准之间的区别，并非严格统计和计算的结果。”“查明”与“证明”，直接影响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中的“角色定位”，而二者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了检察机关的“角色冲突”。“查明”说意味着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只是为“侦查”服务的一个环节，其目的是通过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查明案件事实，为顺利提起公诉做好准备，强调引导侦查。“查明”说将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作为追诉一方，忽视嫌疑人和律师在审查逮捕中的作用。“证明”说则意味着承认审查逮捕中检察院居中裁判，侦查机关与嫌疑人、律师双方两造具备的三角形诉讼结构的存在。“证明说”强调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以及律师的意见，强调司法审查。

二、观点评析

笔者支持“证明说”的观点。

（一）逮捕需要证据进行支持

逮捕必要性与社会危险性的内涵是一致的，逮捕必要性（或社会危险性）均需一定的证据来支持。关于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内核，一般涉及危害社会可能与妨碍诉讼两个方面，“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必要性条件’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都是考虑犯罪嫌疑人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和妨碍诉讼进行的可能性。”有学者对社会危险性的定义，“这里所说的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的可能。”仅明确了实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的可能，比较笼统。“正是由于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据依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公安机关轻视、忽视对逮捕必要性相关证据的收集，也令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陷入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直接影响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有效适用。”虽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29条第3款：“公安机关在根据第一款的规定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说明理由。”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139条对社会危险性5种情形的规范使用了“有一定证据证明”、“有迹象表明”等词语，说明持证明说。

（二）检察机关居于中立地位

从刑诉法对审查逮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也说明刑诉法将审查逮捕视为一种证明活动，如刑诉法第86条关于审查批准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律师意见的规定，实际上将公安机关作为一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作为一方，检察机关则被置于某种意义上“中立”的“裁判者”地位。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报捕证据材料，听取嫌疑人辩解和律师意见，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根据逮捕条件作出评判，并裁量嫌疑人是否有社会危险和逮捕必要，进而作出逮捕与不逮捕的决定。

（三）审查逮捕实际是一种证明活动

从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也可看出，审查逮捕实际是一种证明活动。非法证据排除，本来是审判过程中的内容，但审查逮捕阶段，也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5条：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第67条：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行为，依法对该证据予以排除后，其他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当不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已经移送审查起诉的，可以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此外从最高检有关会议精神中也可以看出持证明说：“刑诉法第79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应是已经存在危险事实或者在案发前后客观上表现出了某种危险迹象，对此要坚持证据证明原则，不能凭空臆断”。

三、逮捕的改良和重构

以强制措施理论为根据而对逮捕的重构，虽然或多或少涉及到了逮捕功能异化问题的表层现象，但是其改良的直接动因却是试求解决我国逮捕率过高、未决羁押时间过长、捕后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从实务界所作的改革尝试和学术界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来看，曾立足于将逮捕回归强制措施取向的思路，当前已越来越多地转向为试图将批捕程序构造为“准一审诉讼程序”的尝试。该种改革模式目前最为改革者所推崇，且相关的改革活动具有极大的制度活力及生命力，在学界也不乏支持的声音，隐然成为未来逮捕制度改革之发展方向。“强制措施化”的改革模式，把握住了逮捕作为强制措施的本质，其在理论上具备毋庸置疑的正当性。然而，细化必要性条件和降低证据要求的努力，却无法满足批捕检察官及其部门，乃至于公安、法院的办案人员及其部门在业务考评制度下规避职业风险的职业利益。审查逮捕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具有司法裁断性质的权力，其逻辑基础在于较大幅度的自由裁量权。就每一特定犯罪嫌疑人之羁押必要性来说，批捕权的行使者必须结合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其所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综合性的自由裁量。即使在应然和实然上存在规范和评价这种裁量之妥当性的标准或规范，也无法在根本上排除批捕权行使者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此裁量空间内，裁量权人所遵循的是围绕考评制度而形成的个人利益倾向，“强制措施化”改革模式忽视这种利益倾向而仅试图在规范层面解决问题，其成效可想而知。

参考文献：

[1]何艳峰，刘瑜.浅析逮捕必要性中的曾经故意犯罪[J].法制与社会，2014（11）.

[2]马乐明.论对逮捕必要性审查裁量权的规范——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为视角[J].天津法学，2014（01）.

[3]李文军，叶丽芳.略论新刑事诉讼法逮捕条件之把握——从一起案件的受理争议谈起[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1）.

[4]童建明，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

[5]陈国庆，主编.新刑事诉讼法与诉讼监督[M].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

[6]冀祥德，主编.最新刑事诉讼法释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刘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