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侦查强制措施

论刑事侦查强制措施（精选6篇）

篇1：论刑事侦查强制措施

「案情」2000年10月14日，某市公安局110接到某单位职工王某的报案，称该单位失窃800多元。某市公安局下属的派出所于当日制作了报案笔录、《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填写了《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以涉嫌盗窃为由，于当日21时40分将嫌疑人张某带至派出所继续盘问至次日20时，制作了询问笔录。第二天，派出所进行了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2000年10月18日，该市公安局将该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立案。2000年10月16日，张某住入某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心因性反应。后张某遂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某市公安局未依法定程序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刑讯逼供，致使其于次日突发精神病，请求撤销某市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至张某起诉时，该刑事案件尚未结案。「评析」法院受理该案后，对公安机关采取的留置盘问行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侦查措施，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行为的主体看，公安机关既是治安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又是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这种具有双重职能的国家机关作出的行为，如何认定其性质涉及到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如果行使的是治安管理职能，则属于行政诉讼受理的范围，反之，则不属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如何认定公安机关所作行为的性质，一直是行政诉讼的一个难点，而公安机关在行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职能时，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有时会发生交叉竞合，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一个行为是司法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就更加困难。就本案而言，法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留置盘问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由是：

1、在现实生活中，公安机关行使职权往往是将行政措施与刑事措施交织在一起，要将各个行为的性质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也是很困难的。公安机关采取留置盘问强制措施时，由于留置盘问所处的阶段不同，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区别情况对待。一般情况下，留置盘问有三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留置盘问后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第二种情形是留置盘问后，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的，该留置盘问则被司法行为所吸收，属于刑事措施；第三种情形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采取留置盘问措施的，也属于刑事措施。因为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违法行为，并不能因为刑事侦查行为违法，而将其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的继续盘问的适用对象是违法犯罪嫌疑人，即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嫌疑人，也可以是犯罪嫌疑人。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既可能发生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也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因此，留置盘问既可能是行政行为，也可能是刑事侦查措施，要判断其性质，不能只看措施的形式，而要结合整个行为过程来看。从本案起因看，是因单位失窃报案；从行为的程序看，公安机关先以刑事案件受理登记，后由刑警大队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是将张某作为犯罪嫌疑人对待进行留置盘问的；从行为的目的看，公安机关是为了查明案情，惩罚犯罪，并无滥用职权之嫌。从公安机关的整个行为过程看，既具有司法行为的形式，也符合司法行为的目的，因此，本案中的留置盘问是刑事侦查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留置盘问行为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曾于1997年10月29日作出（1997）法行字第21号《关于对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采取的留置措施提起诉讼法院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答复》，认为留置是公安机关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笔者认为，该批复虽然是个案批复，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给留置盘问行为作了一个科学的定性。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条款规定的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情形，应当理解为特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留置盘问的相关规定。留置盘问行为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

（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

（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

（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因此，留置盘问行为不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故不属行政诉讼法明确排除的受案范围，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2、从程序上看，司法行为较之行政行为有着更为严格的程序，其中，立案是司法行为的必经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由此可见，立案是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刑事侦查必须经过立案这一法定程序后才能开始。本案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虽然制作了《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但在尚未立案的情况下，对嫌疑人采取了留置盘问措施，在盘问后，公安机关才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应当说，在刑事案件立案前，司法程序尚未开始，只能将立案前的留置行为界定为行政行为。

3、留置是公安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设置留置盘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盘问，查明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应予释放，如果有犯罪行为，则应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由此可见，留置是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前的一个程序，其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权，因此，留置盘问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宋德文

篇2：论刑事侦查强制措施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刑事强制措施是对人身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关系到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法律对其适用主体、适用对象等一系列适用条件都进行了严格限定。《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公法，同时是保障国家实现刑罚权的法律的性质，决定了刑事强制措施的稳定性，一经作出不得随意改动。但是，当司法机关的适用出现错误，当适用某强制措施的因素发生改变等等情况出现时，刑事强制措施是该保持其权威稳定还是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考量，对此《刑事诉讼法》亦作出了相关规定。

一、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异动包括刑事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三类，《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撤销的情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一）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程序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变更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因所适用的强制措施不当或者因法定的强制措施期限届满等原因，将已经适用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另一种强制措施的行为。①这种变更可以是强度不同的强制措施之间的转换，也可以是强度基本相同的强制措施之间的转换。强制措施变更的原因主要包括：司法机关认为原来的强制措施不符合法定条件；原来的强制措施是正确的，但随着案情进展，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掌握的事实发生了变化，认为应当变更；保证人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难以继续履行保证义务；法定期限内不能结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法定义务，或者有患病、怀孕、病愈的情形发生。② 1.拘传变更的原因

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是刑事强制措施中强制力最轻、对人身自由限制程度最低的一种。

（1）拘传变更为其他任何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中并未规定拘传的变更，而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2条的规定，需要对被拘传人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拘传期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对于不批准的，应当立即结束拘传。由此可见，拘传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只要满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的条件即可。

①② 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詹建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刑事强制措施变更制度的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442.（2）其他强制措施不能变更为拘传

被采取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处于羁押状态，不需要对其实施拘传；而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而未予羁押的，一般社会危害性较小，经过合法传唤，一般都会到达指定地点接受讯问，所以对他们不需要拘传。2.取保候审变更的原因

取保候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对未被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其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强制程度基本相同的两种强制措施，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互变更较其向其他强制措施的变更要求要低。

（1）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该条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离开其所居住的市、县”或者当“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未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的，可以对其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的条件是：

一、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前两款；

二、情节尚未达到需要逮捕的严重性。

（2）取保候审变更为先行拘留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可见，取保候审变更为先行拘留的条件是：

一、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

二、有逮捕的需要。

（3）取保候审变更为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离开其所居住的市、县”或者当“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未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的，可以对其实行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可知取保候审变更为逮捕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违反取保候审规定；

二、情节严重。3.监视居住变更的原因

监视居住是指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对人身自由给予一定限制的强制措施，虽然二者强度基本相同，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相较于取保候审，显然监视居住的限制程度更强。

（1）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

《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何种情况下监视居住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监视居住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区分情形责令被监视居住人具结悔过或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其先行拘留。”

以及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在监视居住期间，公安机关不得中断案件的侦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案情变化，及时解除监视居住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不难看出，法律并不禁止监视居住向取保候审的变更，一百一十八条中的“变更强制措施”应当包括取保候审。实践中，监视居住即将期满，案件仍需进一步侦查，从而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实例也比比皆是。

（2）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前款规定包括“(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六项。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的条件是：

一、违反前述六项规定；

二、情节严重。

（3）监视居住变更为先行拘留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违反监视居住的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监视居住变更为先行拘留的条件是：

一、违反监视居住的规定；

二、有逮捕的需要。4.拘留变更的原因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1）拘留变更为逮捕

根据第八十九条，当公安机关对已经被拘留的人，认为有逮捕的需要，并且向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获得批准的，可以由拘留变更为逮捕。

（2）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9条的规定，当人民法院不批准逮捕，而被拘留的人有继续侦察的必要，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由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适用拘留的，依法可以变更为其他刑事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但是已经适用其他强制措施的，不能变更为拘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并且具备法定七种情形之一，即“(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5.逮捕变更的原因

逮捕是国家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也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逮捕变更的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对已经逮捕的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

（一）患有严重疾病的；

（二）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

（三）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三、四款关于取保候审的条件的规定为“(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符合逮捕条件，但有“(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情形的，可以监视居住。第72条还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结合法条可知，发生上述三种情形时，逮捕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从法理角度看，这是一个人权保障条款，即任何案件，一旦超越法定期限，理当放人。案件需要进一步查证、审理的，逮捕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4.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的其他原因

《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9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

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依据上述四条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的其他原因包括：

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

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这里的“不当”是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实际需要的不相符，并不是对原来适用的强制措施的正确性的否定，因为“不当”可能是诉讼中对案件的进一步掌握才认识到的。）

三、法定人员的申请；

四、公检法采取的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

（二）刑事强制措施解除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解除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已经采取的强制措施，因受法定期限的限制或者发现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形时，将已经适用的强制措施予以解除的诉讼行为。③

《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依照法条第77条和第97条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解除的原因是：

一、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

解除的实质是取消已经采用的强制措施，使之不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解除不是对原来适用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否定性评价，因为按照原来案件的进展、掌握的事实，采用的强制措施是必要的、适度的。

（三）刑事强制措施撤销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撤销，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因采取强制措施不当而将其予以撤销的诉讼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4条的规定，当公检法机关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

撤销在外在形式上与解除相同，都是将已经采用的强制措施取消，并且不再适用其他强制措施，④但其性质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撤销是对原来适用的强制措施的否定性评价，即按照原来掌握的事实、证据就不该采取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却作出错误的决定而适用了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第94条关于强制措施撤销和变更的规定都是“采取强制措施不当”，但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变更的“不当”是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实际需要的不相符合，撤销的“不当”是不该采取强制措施而采取了强制措施。

二、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法》的立法目的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程序法，势必在立法宗旨上体现这一目的。历经16年的艰苦努力，于2012年修订的新刑诉法，在对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完善上进一步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即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然而，法律只能一步步完善，而不能一步到位，在近两年的实践应用中，可以发现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③④ 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一）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异动可以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单独作出，除了批准逮捕是由检察机关来完成，不过异动主体虽多但是异动的法律制度却尚未完善而且不易操作，为异动主体随意异动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1.适用条件的规定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72条、第79条、第80条以及部门法的相关规定中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严重疾病”、“可能实施新的犯罪”、“重大嫌疑”等法律术语界定比较抽象、笼统，导致实务中不易操作。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给了司法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实践中对于这些具体情形的判断也不易把握。《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异动刑事强制措施应当通知检察机关，但没有明确规定是在异动前通知检察机关，还是异动后通知，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通知，通知事由等事项皆是只字未提，使检察机关不能及时有效行使监督权。而法律规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对于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异动完全由公安机关内部监督，这种监督形式是至上而下的行政权实施，但这种监督形式的实质是公安机关既是评委又是选手，这种系统内的自我监督又该如何避免随意异动的情形的发生？第二种监督方式是检察机关的监督，虽然检察机关可以对整个诉讼过程实行监督，但是在未审查逮捕前没有一条法律制度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异动有监督权。所以对于已经缺乏外部有效监督的情形下，有关异动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制度还如此不完善，势必导致刑事强制措施在异动过程中对具体情形的考量“无法可依”。2.法律解释缺乏约束性

因为《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规定较为笼统，所以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解释来指导。其中包括《关于刑事诉讼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解释主要是针对刑诉法的相关条例进行分析和解释，没有对相关内容作出真正的补充和完善，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仍未给出具体操作指导，因而对司法机关的异动行为约束性依然不强。例如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于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仅凭此项解释性规定，检察机关难以确定其监督的范围，又怎么能有效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呢。

3.未决羁押法律地位的制度性缺失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审前羁押只是作为拘留和逮捕的持续状态，并没有做出单独的规定，也就是说拘捕与审前羁押是合二为一的，这与国际通行的捕押分离体制相悖。在拘留、逮捕与审前羁押一体化结构之下，审前羁押不过是刑事拘留和逮捕实施后必然带来的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当事人在被异动为拘留、逮捕后就顺理成章地直接被审前羁押，其间缺乏合法性审查制度。这种结构的实质是审前羁押决定的主体与拘留、逮捕的决定主体合二为一，致使审前羁押适用程序趋于封闭化、行政化，容易造成审前羁押适用的恣意化。审前羁押作为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各国都对其适用进行严格控制，一般都是逮捕后由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而我国这种押捕一体化结构中，审前羁押是拘留、逮捕自然引起的后果，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只要在拘留时内部进行审批，就能导致审前羁押的“正当”顺延。法律对逮捕的适用条件规定的非常严格，其他强制措施要异动为逮捕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适用。根据逮捕的规定可以总结出逮捕的必要条件基本上是“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可能有碍侦查”，这一法律规定显然具有侦查中心主义倾向，无形中将当事人送入了有逮捕必要的范围，而对违法羁押并没有起到制约的作用。由此可以得知，一个案件只要一开始符合逮捕要件的，之后只要侦查案件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羁押，就可以无条件为其服务。对羁押制度的专门规定的缺乏，直接导致公检法对羁押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直接默认，压根不会进行专门审查，审前羁押直接成为拘留、逮捕的持续状态。依职权异动羁押成为例外，当事人和有权主体的申请异动在实践中也是鲜有批准的。此外，检察机关对羁押的事后监督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一般检察机关作出决定批捕之后是不会再对羁押进行第二次审查和监督的，因此公安机关就掌握了羁押执行的决定权，再加上行政化的审查制度，羁押不受人民法院审查不具有可诉性等特点，当事人的救济将难以实现。

（二）执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公安机关作为主要侦查部门，也是刑事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往往出现决定权与执行权不分的情况。1.公安机关异动的随意性

（1）逮捕前刑事强制措施异动内部审查流于形式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可以得知，公安机关在对刑事强制措施异时要通过呈请、批准、执行等程序。具体的审批程序是：侦查员提出---刑警中队长审批---刑警大队长（副队长）签字同意---分局主要领导（正、副局长）签字同意。但是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异动刑事强制措施时，侦查人员一般不履行呈批手续，只是在口头上向主管领导汇报，而基本不提交书面材料；有的侦查人员虽然提交书面材料但基本手续不全，在提交异动申请的时候在审批单上只是简单的写出异动事项，基本不写异动的理由和依据，也缺少案件事实的基本叙述和相关证据的证明；还有的侦查人员甚至擅自办理、违法办理。在实践的审批过程中真正处于决定地位的是刑警队的中队长，负责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的核心把关，大队领导和分局领导一般仅对文字内容进行审核，基本不存在共同讨论的情形，然后出于对自己人的信任而签字同意。据此，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对逮捕前的异动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与审核基本流于形式，其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人员，过度集中的权力容易导致侦查办案人员对权力的滥用。这种“信任式”的审查模式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自律”机制，其效果可想而知，在保护人身权利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

（2）异动自审自批，通知不到位

《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这一规定只是简单的叙述了公安机关在捕后要异动刑事强制措施要通知检察机关，但是对通知的形式、时间及由谁通知等都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对当事人捕后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的提起、审批、决定、执行等事项，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一手操办，事后按照规定通知一声即可。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得检察机关的事前监督难以行使，也违背了立法者设此规定的初衷。公安机关执法的随意性主要由于以下制度的不完善：

首先，法律只规定公安机关异动强制措施应当通知检察机关，但没有具体规定异动通知的主体。公安机关内部分有很多部门，都可能成为强制措施异动通知的主体。所以在实践中这些负责通知的异动主体相互推诿不认真对待，导致通知工作不能按照程序规定的完成，如果异动不当也没有相应的主体来承担责任。

其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中也没有具体规定异动后通知的时间，所以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不及时通知原检察机关，使得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根本不能完全行使。虽然根据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捕后异动强制措施作出后的三日内通知原检察机关，但公安机关在通常情况下都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办理通知的工作，而检察机关也是“有心无力”，因为在法律程序中并没有给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权利，找不到有利的法律依据。

最后，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也没有对通知的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公安机关对强制措施捕后异动基本上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对捕后异动即使有通知原检察机关，通知的内容也只是简单的写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多少条进行异动的，基本上不会写具体款项，也不会附带证明材料。新修改的刑诉法扩大了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范围，对检察院的通知不具体到款项不利于监督权的实施。此外，公安机关在异动捕后强制措施的决定书中提交的异动理由是“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如此抽象的描述，衡量的标准却掌握在公安机关自己手上。另外，公安机关捕后异动强制措施需要告知检察机关案件的变化情况，说明案件的发展已经可以适用其它强制措施，但是实践中公安机关基本不会将案件的变化情况通知给检察机关，提交的都是一些较为抽象的法律规定，因此检察机关根本就不能对案情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对案件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公安机关在捕后异动刑事强制措施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检察机关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异动不能进行有效监督。2.异动主体单一，存在多次异动侵权现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第九十七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法律赋予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有申请异动强制措施的权利，同时也将其列为异动强制措施的主体范围，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审判前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慎重。但是从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异动的主体几乎全部是公安机关一家做主，完全根据自己侦查案件的需要来异动，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很少有提出异动强制措施的案件，至于其他申请异动的主体是有权无实。就算申请了公安机关也并不一定同意，或者不予理睬。因此当当事人强制措施期限届满时公安机关不能及时异动，申请又不能批准，就会很容易对当事人人身权利造成侵害。

另外在实践中，存在多次异动强制措施的情形，因为法律没有严格规定连续拘传的时间间隔，只要案件没有侦查终结，当事人就可能被变相延长拘传时间与次数；拘留的期限有可能是60日甚至更长；取保候审的最长可能达到36个月；监视居住最长可达18个月甚至更长；对于逮捕，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如公安机关已经撤销逮捕或者逮捕后异动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如果发现需要继续逮捕还可以再次异动为逮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部门法的解释与适用中，存在变相延长刑事强制措施和多次异动的情形。这种“倒流”的现象将原本已经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当事人由于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情况，就被再次拘留、逮捕，但又在侦查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还要继续侦查又继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之后又以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再次被逮捕，如此反复的异动刑事强制措施不仅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还会使当事人怀疑司法的公正性。

（三）监督层面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依法监督国家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行使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作为犯罪追诉机关，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需要遵循宪法所规定的原则“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在诉讼中的地位显得尤为别扭，监督权处处受限，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往往起不到有效监督的作用。特别是在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中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几乎形同虚设，得不到有效发挥。此外在审查逮捕前公安机关对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完全可以自行异动，不需要通过检察机关的批准；同时在进入审判阶段后，法院作为主导机关承担审判的责任也有权利自行决定强制措施的异动，也无需通过检察机关的批准，所以以下主要论述检查机关在审查逮捕和捕后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篇3：论刑事侦查强制措施

(一) 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现状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明确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即依法逮捕。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 对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拘留: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二) 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目的

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控制使之能够顺利到案, 并最终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有效进行。对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而言, 所谓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有效进行, 可以具体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匿或继续犯罪, 以及隐匿、转移、伪造、毁灭证据。职务犯罪的侦查难点往往在于犯罪手段的隐蔽性、言词证据的可变性、书证物证的稀缺性。根据职务犯罪有别于其他刑事犯罪的这些特性, 我们不难发现检察院自侦部门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隐匿、转移、伪造、毁灭证据。因此, 在刑事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中,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可能就有别于公安机关而更多地适用羁押性的拘留、逮捕措施, 较少适用取保候审及监视居住措施。

(三) 过多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原因

首先, 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将拘留、逮捕作为一种保障其取证质量、办案效率的手段。有观点认为, 羁押被认为是侦查机关保障犯罪嫌疑人到场, 顺利地收集、固定或保全证据的最强有力的保障性措施, 因为被调查人本身也是重要证据和证据来源。 (1) 确实, 取证目的是刑事强制措施的实施目的之一, 通过羁押性强制措施可获得的取证目的有两方面:其一避免犯罪嫌疑人干扰取证, 比如威胁、收买证人, 与其他涉案人员串供以达到攻守同盟的目的, 以及破坏书证物证。其二利用被羁押犯罪嫌疑人与外部隔绝的心理劣势, 对其严密讯问以获得其他的证据线索, 并及时固定证据。虽然, 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具有有利于办案取证的明显优势, 然而并不能否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多适用、甚至滥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现象。这就造成了盲目适用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只求简单化的工作惰性表现。

其次, 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定不完善是导致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过多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包括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这两种强制措施在立法上的用语均为“可以”, 并未就应当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情形做出强制性的规定, 也就决定了它们在适用上是可选择性的, 自侦部门对此具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且所谓的“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这一规定也过于笼统, 需要办案人员对于未知的情形做出判断, 这种判断结果自然因办案人员、犯罪嫌疑人、案件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往往需要办案人员承担一定的风险, 因此无论是从办案安全的考虑出发还是自身职业安全的考虑出发, 办案人员更易倾向于采取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

同时,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及监视居住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根据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定, 取保候审及监视居住主要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派出所来具体负责执行。但在实践操作中, 由于基层派出所忙于应对社会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等工作, 可以说根本没有余力对被取保候审人或被监视居住人进行有效的监管, 造成了事实上的监管缺位。对此可能造成的犯罪嫌疑人逃匿, 以及妨碍诉讼的其他情形发生, 也成为办案人员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牵绊。

(四) 过多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消极效果

当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过多而成为办案人员的思维惯性时, “羁押几乎成了办案的必然的附属品、附属活动”, (2) 除了前文提及的引起办案人员思考简单化、措施单一性的消极后果外, 这种现象还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

刑事强制措施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有效性的法律手段, 同时它也是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手段, 因此刑事强制措施与保障公民权利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而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限制公民自由程度显然比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更广, 前者的“限制与保障”如何融合统一是更为尖锐棘手的问题。众所周知, 刑事强制措施与刑罚不同, 是不具有惩罚性的。换言之, 对于未被法院依法定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 也没有刑事惩罚的法律依据, 而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表现形式, 由普通民众看来也许与徒刑的表现形式无甚差别。因此当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过于频繁、过于草率时, 难免使公众得出法制体系不完备、司法执法不力的负面评价。特别是职务犯罪属于非暴力型犯罪, 犯罪嫌疑人案发后继续作案的可能性也相当小, 对这类犯罪不加区分地过多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 恐怕引起的非议更甚。

二、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未来趋势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 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人心, 办案人员理论素养和办案能力的提高, 笔者认为无论是出于办案效果的考虑还是社会效果的考虑, 今后在职务犯罪中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将趋向于慎重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更多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一) 更多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必要性

法的基本价值至少包括公平、正义、自由, 一般认为自由乃是法的最高价值。我国刑法的传统理念更重于打击犯罪, 追求正义, 而忽视了对自由的追求。而西方现代刑事司法理念认为“失去自由即意味着是政府对个人进行的最严厉的剥夺之一, 因此, 对于政府调查和拘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应有限制”。 (3) 笔者所言并非是指羁押性强制措施不保障人权, 而是指扩大化地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必然损害了一部分本不必须被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益。因此, 更多地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就是指更细更深入地区分个案情况, 包括区分不同犯罪嫌疑人、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等情况, 更准确更仔细地将刑事强制措施恰如其分地适用于每个犯罪嫌疑人。

同时,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要求我们更多地考虑社会效果, 而非片面地追求办案工作简单高效。在办案实践中我们发现职务犯罪中许多犯罪嫌疑人具有较高的学识水平、工作能力, 也为社会做出过一定贡献, 但由于缺乏法律意识, 对职务犯罪的概念相当模糊, 最终一念之差滑入犯罪的深渊。他们中的部分人认罪态度良好, 有悔罪的表现, 甚至在案发时还担任重要工作无法脱离岗位。此时, 从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理念和要求出发, 笔者认为就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 以期更好的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 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可行性

如前文所述, 刑事强制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控制使之能够顺利到案, 并最终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有效进行。到案、候审、取证、排除其他妨碍诉讼的行为都旨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如果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能够满足上述目的, 那么显然再去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就没有更大意义了。那么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能否在未来满足这些目的吗?羁押性强制措施仍然具有更优势的地位吗?

首先, 到案和候审是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鉴于到案只是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双方需要共同实施某些诉讼行为时才需要,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这一目的并不困难, 对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较少出现逃匿的情况, 因此笔者认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是足以达到此目的的。

其次, 取证是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对职务犯罪而言, 证据的稀缺性使得取证工作极为艰难, 证据的多变性又使得证据难以固定, 这就是前文所述检察院自侦部门在办理职务犯罪过程中, 难免为了有利于取证而更多地适用拘留和逮捕措施的原因之一。从过去的司法实践来看, 羁押性强制措施在保障取证中的优势在于:防止串供, 伪造、转移、毁灭证据, 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但是随着新《律师法》的实施, 这些优势日显单薄。由于新《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获得侦查机关同意, 办案人员亦无权在场陪同, 所以原先在羁押性强制措施中通过“隔离”手段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已解决, 指望通过此种优势获取有利于自侦部门办案的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同时, 有效的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也能够防止串供, 伪造、转移、毁灭证据。因而, 从取证目的来看, 羁押性强制措施也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最后, 对于让办案人员有所顾忌的取保候审及监视居住的实际执行情况。《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被取保候审人及被监视居住人违反相关义务情节严重的, 予以逮捕。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该条款还是具有相当威慑力的。

综上所述,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措施在今后检察院自侦部门的办案过程中被更广泛地适用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备了可行性条件。同时,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还可以作为对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配合调查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律规定条件下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一种体现, 也有利于获得更好的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

纵观刑事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其演变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 从单纯的惩罚性到惩罚、教育、改造相结合, 从单一地保护被害方到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过程。刑事强制措施也经历了这一过程, 只有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更正确地适用刑事强制措施, 才能使自侦部门更好地获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统一。

参考文献

[1]陈卫东, 隋光伟, 现代羁押制度的特征:目的、目的及实施要件[J].中国司法, 2004 (9) .

[2]刘计划.逮捕目的的异化及其矫正[J].政治与法律, 2006 (3) .

[3]陈卫东.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

[4]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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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楠.监视居住若干问题思考[J].人民检察, 1998 (9) .

①陈卫东、隋光伟, 现代羁押制度的特征:目的、目的及实施要件, 中国司法, 2004 (9) 。

②陈瑞华, 超期羁押的法律分析, 法制的界面,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篇4：论刑事侦查强制措施

职务犯罪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在当前腐败现象中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也是当前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恶化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我党反腐败斗争重点打击、惩治和预防的对象。

在实践中，职务犯罪活动往往是事先有预谋，事后又毁灭证据，再者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作案时有发生，一些犯罪分子横向联系或者上下串通，有的还与黑道结盟甚至与国外违法犯罪分子相勾结，因此，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应当掌握职务犯罪的特点、侦查所采取的强制措施以及侦查谋略，才能更好地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一、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领域进一步拓展

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不仅党政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而且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中也存在，同时也向一些新的经济领域、权力领域及资金密集行业蔓延，以往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部门，也有了职务犯罪活动的足迹和身影。

（二）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和多样化

现阶段，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段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规避法律的能力不断强化。笔者认为，以开办公司的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以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之类的案件，由本人办事而由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物品不办理权属变更等行为均属于职务犯罪。

（三）犯罪活动群体化

职务犯罪活动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群体化作案现象日益突出，有专家将职务犯罪比喻为从地下的“马铃薯现象”发展到地上的“葡萄串现象”，在近期出现的报道中，常常是查处一案往往带出一串、挖出一窝。犯罪分子采取上下勾结，共同策划作案的现象日益明显。

（四）犯罪行为跨区域化、国际化

伴随着经济进一步全球化，跨国境作案、与国外犯罪分子共同勾结作案或者以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好处、作案后向国境外转移赃款甚至事先将妻子、子女及财产转移国境外等现象日益突出。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强制措施

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强制措施，对防止职务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危害社会或者妨碍侦查活动的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常用的强制措施有：

（一）拘传

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常的方法，它不必以传唤为前提，只要是侦查需要可以直接采取拘传，拘传应当由检察长批准，可以由检察人员或司法警察执行。笔者认为，在日常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执行拘传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执行拘传的时间有哪些限制。在一般情况下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但是在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笔者认为，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在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需要采取拘留逮捕还尚未拘留逮捕的，拘传措施实施后，一般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应当采取拘留、逮捕的才可以使用不得超过24小时，办案人员应当严格把握。

（2）拘传时间的如何计算。拘传时间是从犯罪嫌疑人到案时开始计算，不是从检察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宣布拘传时起算，也不是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开始讯问时起算，这一点办案人员应当牢记。

（3）連续拘传的界限如何划分。这个界限争议较大，笔者认为，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至少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正常生活，如有必要的休息时间、吃饭时间，同时结合个案，如犯罪嫌疑人个人的情况、侦查紧急的程度等来确定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

（4）拘传的到案地点如何确定。由于拘传只能在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地点进行，因此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若与犯罪嫌疑人不在同一个市、县的，则应当与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的检察院联系，以便在当地指定拘传的到案地点，而不能将其带回本院。

（二）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的方式有二种，一种是保证人保证，一种是保证金保证。笔者认为，在取保候审适用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在取保候审期间，应当抓紧对案件的侦查，在取保期限届满案件仍不能侦查终结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

（2）严格执行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的规定。无论是保证人还是保证金都应当由公安机关来执行，特别是对保证金的收取和保管，一律由公安机关负责。

（3）防止因取保候审不当影响侦查工作顺利进行。办案机关在适用或者变更、解除、撤销取保候审措施时，应全面正确地分析把握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是否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核心要件，如果认为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就不能轻易适用取保候审。

（三）监视居住

笔者认为，在监视居住的适用中应当注意加强防范被监视居住人在监视居住期间的反侦查活动，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电话手机的技术应用广泛。笔者认为，执行机关可以对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式对其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讯进行监控。

三、职务犯罪的侦查谋略

侦查谋略是侦查人员在充分认识和了解职务犯罪行为人及其周围环境的基础上，结合以往侦查经验而制定的指导侦查活动以获取最佳侦查效果的侦查方法。

（1）上楼抽梯、政策攻心。这是针对某些职务犯罪嫌疑人胆战心惊和做贼心虚的心理所采用的一种攻心计策。办案人员可以利用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特定心理特点展开政策攻势，明确向犯罪嫌疑人指出只有弃旧图新，重新做人才是出路，没有回头路可走，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或者是坦白供认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

（2）诱敌深入，一箭双雕。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初期，侦查人员由于还不能准确掌握职务犯罪活动的具体情况，对职务犯罪活动预测往往在在二种以上可能性，这时可以采用一个方法直接达到两个目的或者是二件事情采取同时并举的做法，从而突破案件甚至带出其他职务犯罪案件，挖出串案。

篇5：刑事 13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申请人：安徽庐州律师事务所肖桂林律师

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创智广场6B2408室，联系电话：***。申请事项：请求贵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变更强制措施（变更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采取的拘留措施，依法对其实施取保候审）。申请理由：

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因涉嫌容留卖淫罪一案，于2013年5月24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合肥市看守所。受施慧明配偶张顺文的委托，申请人依法提请将施慧明从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张顺文愿为施慧明提供保证人或缴纳保证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认为施慧明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理由如下：

一、施慧明起始并不知有卖淫行为，归案后能如实交代，态度良好，并愿意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办案。

二、施慧明以往没有前科劣迹，本次所涉嫌的犯罪，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

三、施慧明年近5旬，身体有病，此景此情下，其家人迫切希望公安机关能对施慧明改拘留为取保候审，给她机会回去安顿好家庭事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家庭危机。

鉴于以上情形，恳请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准予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变更拘留为取保候审！

此致

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

篇6：论刑事侦查强制措施

1008016 侯佳敏

【摘要】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进行了细化和补充，但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仍然存在缺失，这导致了律师无法充分发挥其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利滥用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立法完善并加强其司法保障。

【关键字】律师权利 刑事侦查阶段 侦查讯问在场权 调查取证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侦查程序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与起诉、审判并列而存, 三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侦查的结果。可见, 侦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整个诉讼程序正义的实现具有关键的影响。由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常常被适用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的限制，加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或者不能正确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迫切地需要律师给予法律上的帮助。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因而，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相应权利，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是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应有之义。

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现状

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相较于原刑事诉讼法中“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规定，刑诉修正案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而根据修正案新增加的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及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以及相关规定，目前，我国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权利主要有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犯罪嫌疑人，向其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和控告；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相较于未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细化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尤其是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这方面，增加一些新的规定，如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更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尽管刑诉修正案对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有所完善，但是，考虑到侦查阶段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律师在侦查阶段可起到的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监督和促进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等重要作用，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一)法律没有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

在我国刑事侦查讯问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方主体的地位极不平等。一方面，讯问权力的行使不断扩张，日趋呈现恣意性，违法讯问手段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沦为刑事追诉的客体和工具，其享有的权利极其稀少，不仅自行辩护权被事实上剥夺，而且不能获得律师的帮助，不享有律师在场权。这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刑事被追诉人翻供现象频繁，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刑事司法效率低下，而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保障更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无疑是一大缺失。

（二）对申诉和控告的方式和内容以及受理机关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代理申诉、控告，但是，申诉控告应当向哪个机关提出? 由哪个机关负贵处理? 在多长时间内予以处理？有权决定的机关在律师代为申请取保候审后七日内不作出答复应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在立法上没有涉及, 司法实践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可见我国律师代理申诉、控告以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缺乏必要的保障。没有保障的权利相当于没有权利。

（三）会见权的实现困难重重。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侦查机关任意为律师会见设置种种障碍, 以种种理由拒绝律师的合理要求;即便同意安排会见, 也不遵守规定时限。有的侦查机关限制会见的时间、次数和人数:。这些都使得律师的会见权得不到切实保障。

（四）律师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

按我国法律之精神, 律师依法执行职务, 理应受国家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 我国关于这方面权利的保障措施却一片空白。相反, 刑法第306 条规定的辩护人毁灭证据罪、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对律师的人身权利保障极为不利。律师因涉嫌上述犯罪被公安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时有发生, 其中不少案案件属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法306 条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如误捕或出于职业报复而故意错捕)。因此, 辩护律师既难以保全自己, 更难蔽得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这极大地挫伤了律师辩护的积极性, 使他们顾虑重重, 越来越多的律师把办理刑事案件视为畏途。

上述的这些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的限制和不足，限制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使律师无法真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不敢制约侦查权力的滥用。其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大受怀疑，许多人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基本上是流于形式，律师的职能形同虚设。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的完善

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果从来都是接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①律师在侦查阶段，尤其是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的权利受到限制，这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发挥主动积极的作用，也不能防止侦查阶段最易发生且首先应当防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律师在这一阶段的权利，并从以下方面设置权利救济机制：

（一）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

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侦查人员必须通知律师到场，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必须经在场律师签名，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防止笔录制作人歪曲、篡改犯罪嫌疑人所回答问题的原意。此外，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 缺乏程序意识的侦查人员往往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如采取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式进行讯问。这时候, 律师应有权提出异议予以制止, 必要时还可提出控告。这 样就可迫使侦查机关将自己的行为里于法律约束之下, 减少嫌疑人人身权利被侵犯的机会。

（二）确保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

保证律师有权随时会见嫌疑人而不受不正当的干预, 交流时间充足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此外，应当赋予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享有录音、录像权和拍照权。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律师会见犯 ①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罪嫌疑人时可以录音、录像和拍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禁止律师在会见时录音、录像和拍照, 致使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些权利无法实现。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仅作笔录往往不能记录下全部谈话内容，不录音、录像和拍照, 则无法防止个别犯罪嫌疑人歪曲律师的会见记录, 日后若发生争讼律师有口难辩。没有录音、录像, 就无法把犯罪嫌疑人的控告或申诉的谈话内容、刑讯通供造成的致伤致残部位及伤情通过录音、录像固定下来, 作为代理控告、申诉的证据材料移送。因此,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应当允许律师在会见时享有录音、录像、拍照权。

（三）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享有调查取证权，无权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而诉讼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把律师的调查取证推迟到审查起诉阶段甚至审判阶段进行，这和侦查机关开始取证的时间就存在一个时间差，随着时问的推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有可能湮灭，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只允许侦查机关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而不允许辩护方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被迫诉人蒙受不公正判决的情况。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可以使其与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互相补充，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使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决。

（四）赋予律师履行职责不受司法追究权。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给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执业风险。自从刑法实施以来,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履行职责而受到司法机关追诉(其中许多属于滥行追诉)案件时有发生, 给律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害怕被追诉, 越来越多的律师放弃了承办刑事案件。为保证律师充分发挥其辩护作用,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赋予律师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司法追究权极为必要。

总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并保障其权利得以实现，才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利的滥用, 促进程序正义。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2】魏在军.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完善.中国司法。2008（4）。【3】申君贵，伍光红.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版。

【4】钟精明.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保障.法制与社会，2008（4）。【5】万毅.侦查程序模式与律师权利配置.学术研究，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