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新文化构建探究论文

摘要：以文化视角研究社会保障具有从“根子”上说明问题的意义。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主体的“孝”文化对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保障新文化，既要吸取中国优秀的传统社会保障文化，又要结合现代社会保障的价值诉求，以此来指导中国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农村新文化构建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农村新文化构建探究论文 篇1：

浅谈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摘 要：在中学学习过程中，历史学习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历史学习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民族的认同感，对于学生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在目前的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不断地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效率和水平，不断地提升学生的历史成绩，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就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进行探究和分析。

关键词：初中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教学

学生的思维能力对学生未来的发展和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教师应不断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才能提升学生对历史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在目前的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自身没有认识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实际教学中只注重向学生不断地灌输相关的历史知识，导致很多初中学生认为历史学科的学习枯燥且冗长，从而造成极不利的影响。

一、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我国素质教育注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初中阶段学生的学习任务十分繁重，初中历史学科中的内容十分繁多，在目前的初中历史学科中，有大量的时间、事件、人物等，这些都是需要学生进行记忆和掌握的。因此，传统的历史教学方式会让学生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导致很多学生对历史学科产生负面情绪。而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可以有效地启发学生对于历史学习的智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措施

1.注重构建历史知识框架，培养学生把握教材全局的思维能力

要想在实际教学中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就需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历史专业知识水平。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敢于突破传统教学的禁锢，善于在教材中进行有效的挖掘，帮助学生更好地梳理相关的历史结构、知识点、主题等知识。比如，在学习历史七年级上册时，教师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把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变革、统一国家的建立和政权分立与民族的融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帮助学生构建好相关的知识框架，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生能够把握好中国历史的整体部分，从而养成良好的思维能力。

2.正确解读教材知识，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初中历史课程本身就有学习体系，教师需要注重不断地给学生传授历史学习的方法，有效地调动学生对历史学习的信心和兴趣。比如，在学习“新文化运动”一课中，教师可以理清楚相关的知识点，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背景、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和意义进行准确的解读，让学生通过相关的知识点，进行自主学习，教师再来进行教学。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不断提升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自学能力，让学生在实际的教材学习过程中，不断丰富学生的思维能力，保证让学生的历史素养和思维能力双向发展。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学生对于历史学科学習的信心，培养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从而有效地提高我国初中历史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3.巧妙结合各种记忆方式，不断提升学生的记忆思维能力

历史学科本身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在实际的历史学习过程中，不仅需要学生能够掌握、了解相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记忆相关的知识，从而不断地提升学生的记忆思维能力。历史知识的记忆并不是没有规律和技巧的，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教师需要培养学生记忆的整体性。在学习中国近代史时，教材中有很多有关战争时间、名称、条约和赔款内容的知识 ，教师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形象记忆， 利用顺口溜和联想记忆法等不断加深对相关历史知识的记忆。教师要让学生通过相关的技巧，更好地牢记相关知识，不断地吸收历史知识，有策略地帮助学生完善自身的知识框架，提升学生的记忆思维能力。

总之，初中是学生自身认知水平和知识系统丰富的重要时期，初中历史教师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断地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天赋，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自身要注重不断地改变自身的教学观念，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升学生对于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有效地提高我国初中历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1]陈秋晓.浅谈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培养[J].亚太教育，2016（20）：152.

[2]安静丽.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J].中国校外教育，2015（22）：107.

[3]李悦鹏.浅谈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J].中国农村教育，2008（3）：59.

作者：侯廷英

中国农村新文化构建探究论文 篇2：

基于文化视角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方向

摘 要：以文化视角研究社会保障具有从“根子”上说明问题的意义。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主体的“孝”文化对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保障新文化，既要吸取中国优秀的传统社会保障文化，又要结合现代社会保障的价值诉求，以此来指导中国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会保障文化；儒家思想；社会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从传统的政治、经济视角对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结论也可概括认为现代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保证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缓和各阶层矛盾、保持或促进社会走向和谐的有力武器。…相对而言，以文化视角研究社会保障还是一个新领域，显得相对薄弱。但是，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却属于“根子”的问题。费孝通先生曾以“文化自觉”的概念说明人类文化对于人类过去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制度经济大师诺斯(1981)曾断言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过去的选择”所表现出来的多为一种文化的向度。诚然，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共同的稳定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势。但是，从文化意义上的史料发掘来看，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及国别差异被深深地镌刻着社会保障文化的烙印。

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大都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他们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反映了其经济发展水平。但是，清醒的学者们仍然把视野延展到文化的视角，并从两方面确立了社会保障文化在社会保障发展中的地位。其一，在社会政策的研究架构中提出了文化视角是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研究的内在要求。英国社会政策鼻祖Titmuss(1974)阐明了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对于理解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内，人们无法逃避各种价值选择，社会保障、医疗照顾等在本质上都涉及社会关系和信念体系。英国另外两个学者Prue Chamberla和AndrewCooper(1999)则提出了社会政策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并提出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政策的一个新范式即福利文化范式，认为福利文化研究是“从根子上”揭示社会福利体制的差异。其二，以文化比较方法解释了各种福利(保障)模式的多元性、差异性及其原因。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学者威廉姆·怀海特和罗纳德·费德里科(2003)以“跨文化比较的方法”阐述了美国以其“证明命运”的文化传统而实施的与他国不同的社会保障体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促进了对文化的反思。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学者不仅仅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问题，而把社会保障文化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如对他们的研究作一个阶段小结，可总结为四个方面。

(1)社会保障文化一般理论研究。如张锋《社会保障文化刍议》(1994)，孙祖文《浅谈社会保障文化》(2003)，潘莉《社会保障的文化价值理念》(2006)，张郧《论社会保障文化的构建》(2007)等涉猎了社会保障文化的概念、特征和模式等。

(2)社会保障文化与社会保障理论创新关系研究。如景天魁、高和荣(2007)认为应当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保障文化、心理和方式基础上，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吸收西方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中的合理成分，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创新理论。

(3)福利文化论的提出及福利文化对社会福利内在机制影响的研究。如毕天云认为仅从经济、政治和人口角度解释社会福利模式差异远远不够，须寻求文化变量的“帮助”，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福利是理论发展和实践的双重需要，而“福利文化论”较合理地揭示了文化作用于社会福利的内在机制。

(4)中、西养老保障文化的专论研究。一方面，对西方养老制度的文化根源的探究，如林义(2000)立足于跨文化分析视角，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中，研究了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文化根源。110另一方面，对以“孝道”为基础的中国尊老文化的研究，揭示中国“家庭养老”传统区别于西方“社会养老”传统的思想文化基础。如王红漫《中国家庭养老的传统文化基础》(1999)，张增国《重塑中国孝文化，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一基于文化变迁的视角》(2007)，唐育萍《追溯中国古代养老章法》 (2007)等。

这些成果为系统的研究社会保障文化以及对社会保障发展方向的影响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尚须进一步研究之处有：对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保障新文化，并指导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方向。

二、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略评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传统社会保障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特质上来说体现的是“和谐”和“仁义”，强调遵循“亲亲”、“尊尊”的“礼治”秩序，提倡“德治”、“人治”和“教化”。这种传统的社会伦理文化铸就了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内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主要表现为以“孝悌”、“尊老”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思想及“民为邦本”、“仁爱”、“天下大同”的价值观。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在五个方面。

(1)以“孝”为核心的尊老思想(尊老文化)，这是中国当代家庭保障(养老保障)最重要的思想渊源，也可以说是嵌入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国民性格，以致于以此为基础的家庭保障被看成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保障的基石，是中国社会整个保障政策的文化底蕴。中国洋洋典籍中不乏尊老敬老的训示，如《诗经·雅廖羲》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幼劳”、“欲报之德，昊天同极”，墨家提出的“孝，利亲也”，《孟子历章上》论证的“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等等。在当代，这种尊老敬老的传统甚至作为了考察干部的标准，最近的例子是2004年2月河北省大名县委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所提出的“对党的事业忠不忠，首先要看对老人孝不孝”，使提拔干部的“孝道标准”载入了红头文件。

(2)以民为本思想。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的核心观念。中国历史上社会精英们的思想主流普遍认识到民众乃社稷根本，以民众为施政的基础与标准。商王盘庚的“重我民”观念，西周周公的“用康保民”思想，春秋管仲的“慈民”、“敬百姓”政策，而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则成为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

(3)体恤弱势阶层并保证其生存的政策主张。如周朝有人提出的“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的“保息六政”政策，孔子提出对“鳏寡、孤独、废疾者”要“皆有所养”主张，管子也主张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这些政策主张对今天的社会保障建设有启示意义。

(4)大同社会思想。中国儒家思想在社会理想

上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大同社会，最主要的表现是孔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应该说，这种大同社会的理想是整个人类社会保障的永恒价值追求。

(5)相恤和互助的乡规民约。即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性约定。最著名的有据可查的是北宋时期陕西吕大防、吕大临兄弟在家乡与邻里亲友共同制定的《乡约》，(也称《蓝田乡约》)，它用契约规范的形式把社会民众相互帮助的要求确定下来，如规定“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种乡规民约后来逐渐推行并成为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采用的一种社会制度，成为官方保障制度以外的一种重要的非正式保障形式。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社会虽然长期处于奴隶等级制和封建专制体制下，但贯穿于历史长河的精神传统却充分体现出对孝道、慈幼、济困、助残、体恤、互助互济及仁爱和大同等社会保障理念及民生问题的追问。这些体现着儒家人文精神的社会保障价值观念长期浸润着中国社会，而且部分付诸实践，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如对孔子提出的对“鳏寡、孤独、废疾者”要“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在伏明律》里作了相应的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官吏魁减者，以监守自盗论。”

但是，毋庸讳言，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体现了儒家仁政的基本精神，然而其一，传统社会保障文化很多停留在理想层面，统治者虽标榜“天地之大无弃物，王政之大无弃民”，但社会表现出更多的可能是“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之慨。其二，作为塑造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主体的“孝”文化所形成的家庭保障传统，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对维系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但是，孝文化影响下的家庭保障传统在现代社会却显得不那么有适应性。

事实上，以“孝悌”为核心的保障文化之宗法性和狭隘性仍是今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养儿防老”观念的重要原因；而且强调“孝”思想及与之伴生的家庭主义，也必定会在社会保障责任中弱化政府的责任，而相应过分强化家庭的作用。所以，从现代社会保障价值观的视角来看，儒家“孝”的思想延缓了老人问题成为社会化的进程，这在东亚地区社会表现尤为突出。㈣在我国，建国后农村“社会性”保障的缺失与传统保障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缘关系。

把眼光放到当代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思维、新观念和经济社会运行方式正在对我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尤其是“孝”文化)产生冲击。那么，我们现在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文化呢?这种社会保障文化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三、基于社会保障新文化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方向

本文提出中国社会保障新文化的概念，以示我们今天的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应以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作指引。所谓中国社会保障新文化，就是站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时空点上，既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文化的优秀成分，又和现代社会保障的价值诉求紧密结合，并决定着中国社会保障未来发展方向的有关中国社会保障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这种新文化包含了“和”、“善”的社会保障伦理观， “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保障制度观，人本主义的社会保障核心价值观以及社会保障法律观等。

这种社会保障新文化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

1　家庭保障功能的适度性(化)

儒家“孝”文化熏陶下的家庭保障、家庭养老是我国几千年来“和”、“善”伦理的微观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家庭保障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社会保障的功能，传统家庭几乎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包括养老、医疗、生育、救济、福利等全方位的保障需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加深和市场体制的纵深发展，家庭保障只能适度性地发挥其功能，无论是在国家社会层面上还是家庭层面上，都不可能把家庭保障当作保障的主体。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需要社会体制作出适应性变革，这种变革最关键的目的是要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又是关键一环，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家庭保障在今天日益显示出其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比如。就中国最大群体农民的家庭养老来说，已经面临严峻的形势：农地产权制度的局限性、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推广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对农地征用所带来的冲击等，使农村家庭保障和家庭养老显得非常脆弱和不可持续。㈣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保障自身功能的弱化，要求我们在社会保障改革中只能适度发挥家庭保障的功能。

2　强化社会保障的社会性(化)

社会保障的真正“社会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自1986年开始改革以来，“社会化”目标就是一个总的方向。一方面，和适度发挥家庭保障功能相对应，“解放家庭”成为社会保障承载的一个现实任务；另一方面，在1951年由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实施，在计划经济时代广泛存在的“单位保障”体制下，职工成为纯粹的单位人，生老病死全部费用都由财政和企业负担，个人基本上不用交纳任何费用，从而使单位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所以，造就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也就成为社会保障向“社会化”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之后，我国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目标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统筹”的目标就是使社会保障在基金筹集、管理体制、服务保障等方面逐步实现社会化，从而形成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

3　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全民性

基于公民社会的原则，任何社会政策都应是兼顾全民并惠及全民。早在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其第22条明确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2003年6月国际劳工局在日内瓦举行的第91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向全世界发出开展“人人享有社会保障”运动的号召，要求国际组织、出资国、社会保障机构和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广泛合作，帮助世界各国通过试点和社会对话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使老年人、失业者、病人、残疾人、工伤者、孕妇都能享有医疗和最低收入保

障。而我国传统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其覆盖面狭窄，过去国家正式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仅仅涵盖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远远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这反映出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的不公平性，违背了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权利和机会均等原则。例如，农村医疗保障的缺失和滞后被称为我国构建和谐的“短板”。

今后，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城乡统筹和制度衔接使社会保障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和管理体系逐步覆盖包括城乡居民在内的所有成员，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而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

4　社会保障的法制化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旨在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提供安全保障的一种制度。事实上， “通过立法强制实施”正是现代社会保障区别于其他时代社会保障的根本标志。

纵观建国后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化建设显得非常落后。甚至有专家认为，在中国除了1953年政务院(以后是国务院)修正公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唯一可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外，48年来(2001年)没有过第二部社会保障法律。法制建设是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大大滞后于社会保障实践。司而法律的欠缺或法制建设的滞后使人们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维护，并将大大降低社会保障应有的功能。例如，1991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新世纪，这项改革措施还在不断完善。但是，由于这只是一项“决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导致在现实的执行过程中有的企业拖延执行，有的企业根本就没有执行，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险费的收缴上更是难上加难。到目前，我国许多关于社会保障的措施、政策仍然以“决定”、“条例”、“暂行规定”和“通知”形式出台，甚至还以草案的形式存续多年。

社会保障法制化建设，一方面要把社会保障功能上升至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权威来切实保证公民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对我国来说，当务之急是需要先制定一部社会保险法。通过社会保险法对诸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涉面广、影响大的保险项目的运行进行法律确认和强制执行，尤其是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和基金的运用构建强力的法律后盾，从而为社会保障的良好运行保驾护航。

作者：伍先斌

中国农村新文化构建探究论文 篇3：

乡村新价值的实现机制探析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而乡村价值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新时代乡村新价值是乡村发展中的新体现、新功能、新元素，主要是在原价值基础上的特色融入，以生产与经济价值、生态与生活价值、文化与教化价值等形式呈现。基于此，结合江苏省扬州市田桥村的实际情况，提出实现乡村新价值的措施。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价值;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就是认识和实现乡村价值的一个过程，国内外很多学者为了探索乡村没落的原因重振乡村文明而重新探究乡村的价值。乡村新价值一词于近年来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新价值的突出点就在“新”上，新时代、新农村、新建设、新消费、新科技、新生活、新生态、新文化等等。国外学者们对于乡村价值的研究涉及学科广泛，主要集中于优化与创新乡村价值实现体制、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乡村新价值的探索与实现，且提出的一系列模型在实际中也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国内学者对于乡村价值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集中在唤醒乡村原有价值、丰富乡村功能、实现乡村复兴等，对于乡村新价值实现机制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仍然需要实地考究，根据乡村的特色来实现新时代乡村新价值。学者朱启臻[1]归纳出乡村应具有的六个价值表现，即生产、生态、生活、社会、文化与教化。

1 扬州市田桥村发展现状

因“鞋底加工村”而闻名的田桥村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东南郊，紧邻主城区，村域面积4.93 km2，总人口约3 200人，28个村民小组，农户970户。无论是从乡村的发展、生态来看，还是从乡村的人文、生活来看，田桥村都从各个方面展现了现代田园式村庄的新价值。

田桥村的转变得益于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田桥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源于田桥村的工业发展[2]。1997年，田桥村村组合并時，村集体负债累累，村党总支书记毅然决定带头创业，亲自开办了一家星辰鞋底厂。经过多年打拼，当年的小作坊“分身”成三马橡塑、宏润塑胶和好年华橡塑三家规模企业。现如今，这三大本地企业每年的产销增幅都保持在20%以上，并且把产品同各种工艺鞋类配套成功推广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田桥村总人口约3 200人，有近40名党员干部创办了自己的项目，仅在村里各家企业上班的村民就有近2 000人，村民的收入95%都是来自于工厂打工。直至2019年底，田桥村实现三业总产值4亿元，工业产值3.2亿元，集体收入32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3 400元[3]。尽管村民经济发展并不依靠农业来支撑，但田桥村的农业发展也一直跟随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近年来，田桥村的农业发展主要集中于蔬菜种植，这是村干部经多次外出考察最终面向城市需求所做的农业生产改革。

虽说经济发展极为重要，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田桥村作为现代田园式村庄，生态和人文发展也不甘落后。在道路建设、荷塘整治、绿化、美化工程等方面，田桥村投入了大笔资金，人们的居住环境有了大大提升，实现了全村道路硬化率达100%，主干道绿化率100%，亮化率100%，户厕改造率100%，还兴建了东南西北四座农民公园供人们日常休闲娱乐[3]。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田桥村在乡村建设方面获得颇多成就，先后获省、市、区“文明村”“先进村”等荣誉称号，2017年荣获名村影响力排行榜300佳，2019年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名单，是扬州市先进村庄的典范。

2 乡村新价值的探索

新时代，人们对于乡村的要求逐步提高，为了避免乡村落没的悲剧，乡村需要转型、需要改革、需要重振，同时乡村也急需开发一系列新的功能来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乡村价值理论也日益成熟。乡村本就具有生产和生活的价值，也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乡村新价值就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结合新时代的新需求融入新科技、新人才、新思想开发出新的乡村功能，吸引社会关注，重塑乡村文明[4]。

2.1 生产与经济价值

新时代乡村的生产与经济价值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主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普及，乡村“生产主义”逐渐向“后生产主义”转变，使农业具有多功能性，手工业蒸蒸日上，乡村旅游业也逐步兴起。这是新农村建设农业变革的必然趋势[5]。利用土地资源生产特色农产品，与第二产业相结合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满足新的消费需求，提供农耕文化体验等服务，融合了一二三产业，可形成新的产业链，促进经济的增长，赋予乡村新的生产价值。

田桥村村领导经过多次考察和学习，发现市场上对于蔬菜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中不再为“够不够吃”而烦恼，却在为“绿色健康”而担忧，所以村集体决定农业上集中于种植蔬菜，直接面向市区消费群体。同时，互联网和物流的兴起让生产、消费和服务更加便捷。

2.2 生态与生活价值

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区别于城市的一大重要特征，也赋予了乡村生态和生活价值。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乡村的生态环境没有得到保护，致使乡村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直到近年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因而对乡村进行环境整治被提上了日程，各地也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厕所改革、打造乡村景观、修补道路、整治河流、垃圾分类等等。此外，为了满足现代人生活的慢节奏和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休闲公园、文化中心也纷纷建立起来。生态宜居是乡村建设的主要特色，也是当下人们所向往的，因此这也成为了现如今乡村发展的方向，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田桥村在生态方面的建设也下足了功夫，村庄曾投入5 000万元建立了4座农民公园，对村中的道路、厕所、绿化、河流等等都进行了相应的整改，绿树白墙青瓦无一不显示了村中环境的整洁典雅，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村落里，贴近自然，种养结合，放松身心，乡村生态价值得到了体现，这也是乡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2.3 文化与教化价值

乡村的文化与教化价值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主要特征。乡村之所以是乡村正是因为其与生俱来的乡土文化，它是经历过历史的磨炼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村民们的语言、民曲、手艺等等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元素，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村中的自治管理、村规村约教化着村民们，维护了村中秩序，促使村民利用道德力量凝聚民心。

近年来，“乡愁”“寻根”等渐渐流行起来，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逐渐空心化，乡村文化逐渐荒芜，传统手艺逐渐失传，乡村文化建设浮于表面，缺乏内生动力。乡村的文化与教化价值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续的重中之重，所以为了传承乡村文化，必须重新认识乡村的文化与教化价值，这也是当今各地乡村振兴的重点。田桥村在重振乡村文明方面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保留了风俗习惯，还建了百米文化长廊，记录优秀的家乡历史人物事迹，影响着村民，以提升村民们的文化自觉性。村领导的治理也时刻影响着村民，村规村约在制约村民的同时也教化着村民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3 实现乡村新价值的对策

3.1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产业链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引导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布局等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要想振兴，就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乡村经济的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农业，更需要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1.1 打破传统产业结构局限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打破传统产业结构的局限性。在乡村内部可以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如划分出3个主体区域，第一区域主要发展最基本的第一产业，利用土地资源生产特色农产品;第二区域可以发展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轻工业，既能创造经济价值，又能很好地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并且不会破坏乡村的生态环境;第三区域主打服务与商品，加强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各区之间的科技合作，发挥其农业科技的研发、示范、引领作用，延展农业科技合作范围和内容，扩大农业科技的对外合作交流，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绿色有机食品产业，打造知名农业品牌，做大做强农业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3.1.2 力争打造特色产业，创建乡村优势

乡村的发展必须依靠乡村特色产业的带动。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生态，推动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和关键。新时代乡村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始终保持自身的优势。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需要找到乡村所在地区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比如当地的优势资源是独特的地貌或奇观，那么就发展以自然观光旅游为主的特色产业;如拥有历史古迹或名人文化，就可以围绕历史文化，进一步开发当地的旅游周边产品。乡村一定要选择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推进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从而发展出一大批特色鲜明、附加值高、强生态的主导产品，做强做大区域品牌。

3.2 引进新科技新人才，开发新功能

乡村本就具有生产和生活价值，同时也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乡村新价值的关键之处，即“新”的体现之处，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结合新时代的新需求融入新科技、新人才、新思想来开发出新的乡村功能。然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技力量薄弱，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制约了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想要留住人才、留住劳动力、全面振兴乡村，就必须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的引领作用，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对于新产业要优先发展，为创新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新产业主要指的是与互联网、消费升级等新兴事物或理念相关的产业。如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支持改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康养公共服务条件[6]。利用“互联网+”模式，推进电商与农产品的深度融合，加快农村电商的配套设施建设，培养一批优秀的电商人才和营销人才，转变传统的销售观念，农产品的生产要围绕着营销进行，加快生产端与市场的信息流通，让产品随时适应市场变化。

3.3 整治乡村环境，提高生活水平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环境也成为了评选“最美乡村”的标准之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越来越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大势需求，整治乡村环境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措施。乡村本就具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何在整改的同时保留原有的生态优势成为实现生态与生活价值的重点问题。1）要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在不破坏人与自然平衡的基础上对乡村环境进行整顿，维持乡村原有的生态系统。2）应该保持良好的理念，始终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整治环境的同时，要长远考虑乡村的发展。3）要实现乡村的有机循环，注重垃圾分类与废物利用。

在具体环境整治过程中，美观方面，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改善植物的外形，给人带来直观的美感，同时对厕所进行整改，建造公共厕所等等;在生活方面，建造乡村生态公园、文化广场等等，给村民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3.4 传承乡村文化，增强乡村教化

乡村文化是乡村的宝藏，根植于鄉村。而要想体现乡村文化的新价值，一方面需要更广阔的平台，如网站、直播、公众号等来宣传推广传统手工艺，使传统手工艺得以传承和发扬，通过这些平台寻找更广阔的市场来帮助传统手工艺重振;另一方面，应该深入挖掘传统民风民俗的重要思想观念，明确乡村文化的重要性，努力建设好乡村文化的载体。此外，要引进创新思维，依据时代的要求改良传统手工艺，使其符合时代的潮流，并适时添加新元素、新思想、新科技，让乡村文化融入到社会主中来，传统但不落后，新鲜但不超脱。

乡村教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村规民约方面，而教化“新”价值主要依靠的是完善的治理机制与资源的充分利用。现代乡村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依靠传统的村规民约，还需要引进先进的治理体系，充分利用乡村的教育、德育资源，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与约束，构建良好的家庭、邻里、社会关系，同时利用互联网搭建平台，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利用公共舆论对村民进行教化。教化新价值不仅仅在于管理村民，还体现在教育方面，如通过各种渠道向村民传播新的知识，促使农民学习新的技能，并利用新的技术取得新的成果。

4 结语

新时代乡村新价值主要以生产与经济价值、生态与生活价值、文化与教化价值等形式呈现，新价值的突出点就在“新”上，新时代、新农村、新建设、新消费、新科技、新生活、新生态、新文化等等。本文结合江苏省扬州市田桥村的发展脉络探究了新时代乡村可以挖掘的新价值及其实现机制，希望通过对扬州市田桥村的乡村新需求、新功能以及实现途径进行相关调研，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并以此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实现机制，从而丰富有关乡村价值的研究方向。

在大数据时代，要想最大化地开辟乡村价值，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既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产业链发展，又要力争打造自身特色产业，创建乡村优势。此外，融入新科技结合新需求来开发乡村新功能是实现乡村新价值最关键的一点，乡村应通过长期积累的优势吸引高端技术人才，培育壮大技术人才队伍，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重塑乡村文明。未来中国在乡村建设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在乡村新价值的实现机制方面仍然需要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定点研究，实现乡村新功能和可持续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启臻.把根留住：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9.

[2] 田桥村的田园生活[J].中国老区建设，2010（7）：37.

[3] 周冬梅.扬州田桥村：从江边小圩蝶变成“最美乡村”[EB/OL].（2020-04-15）[2020-07-10].http：//news.xdkb.net/2020-04/15/content_1255948.htm.

[4] 刘祖云，刘传俊.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8（5）：2-13.

[5]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5）：1-7.

[6] 何序哲，孙宁遥，王妍.沈阳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对策[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3）：311-316，322.

（责任编辑：赵中正）

作者：刘露露 刘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