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化研究生课程设置是提高中医药学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步。本文针对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改善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的几点措施，以为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和发展提供思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医药学研究生教育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医药学研究生教育管理论文 篇1：
中医复兴与健康文化产业
[提 要] 中医药学是世界上理论体系最成熟、临床疗效最卓著、养生方法最丰富的传统医学。我国健康文化产业的创新，应当以中医的复兴为前提。中医药学不是经验医学，不是“一根针、一把草”式的原始疗法，也不是现代的西医学观念与方法可以代替和改造的。只有在综合性哲学思维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中医药理论科学体系，才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独具特色的中国健康文化产业。社会各界应携起手来，努力开发和弘扬中医药学的特色与优势，共同推动健康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 中医药；健康文化产业；复兴
[作者简介] 李致重：原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主任，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化是一个含义极其宽泛的概念。举凡人類在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认知，不论由文字、符号记录的或者未被记录下来的，通常都可以称之为文化。而且文化依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分层次的。概括层次最高的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哲学、科学，这是文化的核心。文化中的哲学与科学，派生了医学；医学中理论体系成熟并居于主流地位的，当属中医与西医。这里仅围绕中医药学的复兴，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 中医复兴的起跑线就在脚下
中医药学的成熟，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然而西学东渐的这一百多年来，它一直困惑缠身。当今我国的中医药，可以用“两头热，中间凉”来概括。所谓两头热，指的是国家高层和广大民众对中医药的发展十分关切，社会需求不断攀升。所谓中间凉，指的是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长期绑架了中医中药。外表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学术衰落、学风萎靡。就好像生命垂危时中医所讲的“内真寒、外假热”一样，前途不容乐观。
没有健康的文化，就不会有健康的文化产业；没有中医药学的复兴与健康发展，就不会有为人们提供健康的中医药服务。所以提到中医药复兴的问题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医药复兴的起跑线究竟在哪里。由于这个话题的理论性实在太强，为了有利于人们的理解，下面将以举例与科普的形式作一些介绍和说明。
第一，当今中国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中医我是谁”了。
凡是读过数学、物理学、化学的人，读过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人都知道，学科定义的原则是要用一个判断句，将本学科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是研究的问题，向人们准确地揭示出来。必要时，还要将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并交代清楚。西医来自国外，为西医药学作定义，自然不是中国人的事情。任何人只要在英文的《牛津辞典》里一查，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中医遇上西医的这一百年来，尤其是我国开办中医科研、教育、医疗机构的六十多年来，中国人却没有为自己的中医药学作出合适的定义来。
当今的中医教科书以及行政文件里，有的说“中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有的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的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有的说“中医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科学体系”；有的说“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医学”。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说：“中医药是一个独特的卫生资源”；正在讨论中的《中医药法》（草案）里也写着：“中医药是具有独特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这里的“经验总结”、“宝库”、“瑰宝”、“完全不同”、“原创性”、“独特”“独具”等，都是自我美化、指意不清的词语。从学科定义的原则和形式看，既没有准确交待出中医药学的内涵，也没有全面表达出中医药学的外延。身在中华大地的中国人说不清“中医我是谁”，倒有点像鲁迅所调侃的“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了。倘若黄帝、岐伯九泉有知，一定会怒骂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因为以自我美化、指意不清的词语向人们介绍“中医我是谁”的说法越多，社会上对中医药学本质属性理解的歧义性就越大，中医药在学术管理和事业发展上的主观随意性，也便像滚雪球似的成倍膨胀。如果看到手中举起一种草药，用火罐拔出一个红印，就说中医药走向世界了，那么，作为文化瑰宝的中医药，还有什么博大精深可言？
第二，不知“中医我是谁”有什么理由讲“中西医结合”？
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西医结合，原本就是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主导下的行政性口号。6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是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有的把创造新医药学称为结合；有的把临床上的中西药杂用称为结合；有的把用西医还原性方法对中医的解释、改造称为结合；有的把中药西药化称为结合；有的把中西医课程双管齐下称为结合；有的把用西医的思路、方法管理中医称为结合；有的把“西学中”或“中学西”人员称为结合；有的把“西学中”人员称之为中西医结合的另一支队伍；有的把中医西化称为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有的甚至把中医西化称为“中西结合医学”等等。
其实，在中医药的科学定义尚未厘正，“中医我是谁”不知所云的情况下，关于中西医结合的任何说法，都必然是空中楼阁、一派妄言。如前文所说，这种空中楼阁的妄言越多，中医药在学术管理和事业发展上的矛盾与难题，就越像一团乱麻，斩不断，理还乱。笔者在《医医》一书中谈到，迄今6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原本就是一场“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
李致重.医医[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3.。它直接干扰了对国家《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规定的贯彻，干扰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的实施。
第三，中医药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人才断代。
一百多年来的中医药，处于被否定、被改造的双重文化困境。事实上，从1956年创建中医大学教育、科研机构及临床医院开始，我们就已经从事实上选择了中西医结合名义下中医西化的方向与道路。当年成立北京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时，从全国调来了50多位名老中医和150多位西医。同年成立的5所大学院校，中医、西医和公共课程的设置各占1/3。当时为北京中医研究院成立的附属医院，只有门诊部，没有住院部。其后增设住院部时，住院病人由西医学习中医的“西学中”人员管理，名老中医除了对个别住院病人会诊外，日常只能看门诊病人。住院部的“西学中”人员使用“症候群”为诊断的“协定处方”，被美其名曰科学研究；名老中医坚持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辨证论治，却只能作为被研究的对象。
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大学生毕业时，李重人等五名老中医顶风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要求首届大学生推迟半年毕业，专门补修中医经典课程。与此同时，还提出诸如改进中医教育方向、中医与西医课程安排以7：3为宜等多项具体建议。虽然首届大学生补修经典课程的意见被接受，但是改进中医教育方向以及中西医课程设置比例等方面意见，至今都没有被采纳，甚至越来越西医化。
中医药科研机构、大学教育和临床医院，是中国中医药事业的主体，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中医药形象的“国家队”。而当今国内中医科研、教育、临床的现实情况是，中医的科研与教育严重西化，中医的临床疗效不断下降且越来越依附于西医。尤其离奇的是，30年来中医硕土、博士研究生教育几乎全盘西化了。教授若不参与西化中医的研究课题，他便没有资格招收中医研究生。而且，近年来多家中医药大学明文规定，中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必须进入SCI（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否则就不能授予其相应的学位。这就表明，中国中医药研究生不仅要服从西医药的标准，而且还要通过不懂中医药的西方期刊的认可。
25年前国医大师李今庸有一首小诗说：“卌（四十）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20年前国医大师邓铁涛把老一辈中医称为一代“完人”，意思是老一辈中医药家的身后中医便彻底完蛋了。近年来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楼宇烈强调：“中医离开了哲学，就变为了西医的附庸”。2016年12月2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路琦在《人民日报》撰文，把中医药学面临的问题概括为“四化”：中医药思维弱化，中医药传统技术退化，中医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药话语权边缘化
黄璐琦.增强文化自信坚持与时俱进[N].人民日报，2016.11.30（07）.。由此可见，中国中医药“国家队”群体不姓“中”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危及中医药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了。
学术之皮不存，事业之毛难保；中医中药病危，国民健康何为？中医药已经被连根拔起，为什么不能从根救起？应当说，将中医药从根救起，这就是摆在我们脚下的起跑线。这正是《中医药法》颁布之后，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任务与学术课题。
二 中医药学的文化基因及其价值体系
拯救与复兴中医药，首先要重新认识中医中药的文化基因及其核心价值。应当指出，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药学不能被曲解为经验医学，也不是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就可以随意解释、改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不是“一根针、一把草”，“土、单、验方”的原始疗法，也不是用“简、便、验、廉”所能概括的。“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尤其哲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这里的根、本和主要枝干，是中医之魂，也是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所在。
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因为不论良相还是良医，都需要具备相似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他们都应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都应当具有“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为了说明中医药的博大精深，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从兵家的道理看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
中药的药理，是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效、归经为标准的。用古代兵家的道理来说，单味药物就好像游兵散勇，它是组成方剂的元素，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于临床。组成方剂的药物有君、臣、佐、使之分，就像古代战场上的布阵一样，不同的军种、兵种，皆由方剂的战术性需要来决定，作安排。常说的“用药如用兵”，其实是“用方如用兵”。这里的“用兵”二字指的是战术，亦即兵法意义上的“兵”。中医临床的治疗原则，就好像军事上的战略决策一样，它是根据疾病的临床病机来决定的。中医的临床病机，是对疾病的原因、性质、演变趋势的总体判断，是在中医师望、闻、问、切四诊的前提下，根据中医藏象理论作出的疾病诊断。这就好像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对战争全局的判断一样。凡是能够驾驭战争全局的人，才可以称得上军事家或者良相；凡是能够洞悉中医藏象理论，驾驭疾病演变病机者，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良医。中药、方剂、治疗原则、病机、四诊、藏象，是中医基础科学的六大范畴，亦即中医药学的价值体系。而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则是中医师、军事家或者良相头脑中共同的文化基因。
第二，从管理职能体系看中医藏象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
中医面对的人，是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共同作用下的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这与西医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叠加起来的，就像由零部件组成机器似的实体结构性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1.。
中医的藏象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而非有形态、有质量的实体结构。这种一般系统理论模型，是综合了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四个方面与人类相关的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用一般系统理论的说法讲，中医眼下的整体性之人是一个系统，它由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组合而成。而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各自皆由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样四个方面的相关要素构成，这就是中医的藏象系统。《黄帝内经》中涉及决定整体性之人的要素有五类，每一类中都包括相互对应的30余项的具体要素。于是我们的祖先以这五类、30余项的具体要素为基础，建构了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0.。在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的框架里，每一個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无论健康还是生病，都鲜活地存在于中医的头脑里，存在于中医的临床四诊中。所以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与建立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西医的组织、器官结构实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实，中医的藏象系统相当于国务院下设的管理职能不同的部、委、局。由这些部、委、局组成的国家管理职能系统，担负着全国各个方面的管理职能。只要每一个部、委、局在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下，都能够各司其职、管理到位，彼此联系、相互协调，整个国家则百业兴旺、国泰民安，人们向往的太平盛世，即可经久不衰。同样的道理，只要一个人的藏象系统处于平衡、协调、稳定的正常状态，这个人便不会生病。即使他生病了，只要把那一些病态的藏象职能调理到正常的状态，他的病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中医藏象理论的价值，与西医的修机器、换零件、对抗外来的致病因子，当然也不是一回事。
负责调理整体生命之人的藏象系统的，当然是我们这些中医师。中医师就是管理整体生命之人的藏象系统的总理。只要他具有良好的文、史、哲素养，只要他能够理解和驾驭中医的藏象理论，他就能够通过临床四诊明察病机，他就能够妥善地运用临床治疗的战略与战术。这种在藏象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诊疗特色，西医理论与临床从业者不一定能懂，头脑被西医化了的“中医们”也不一定能理解。
其实，“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是对每一位中医师在知识结构上的要求或者标准。不懂得哲学就不懂得中医的文化基因和价值体系；不懂得哲学就难以理解和熟练掌握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也必将难以成就一名真正的大医。孙思邈在其《大医精诚》中告诫人们，不能“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以至粗至浅之思”。这与良相与良医之说，其实是一个道理。
三 坚持以综合性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中医创新
《周易》的作者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正中间，不仅以哲学家独有的远见卓识深刻地总结了前两千五百年的哲学成果，而且也先声夺人地预示了后两千五百年人类科学的发展趋势。《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二》在讨论“乾”、“坤”二卦与天下之事业的关系时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关于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说，其实是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上最早的，至今依然无可争辩的人类科学分类的纲领性论断。
两千五百年前，人类解剖分析原生态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在不拆开原生态事物的前提之下，观察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状态、现象。在综合地观察这一事物与周边事物的诸多相关性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这一事物内在的原理、规律、法则，从而概括为哲学和从属于哲学的综合性思维方法，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近四五百年来，随着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分解原生态事物的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娴熟地运用了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于是人类通过深入认识事物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由此获取了越来越精良的制作人造之器的原料、技术和产品，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前者奠基了人类的思维智慧及精神文明，后者繁荣了人类的人造之器及物质文明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
纵观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整个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大致出现了两次文化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其标志是人类在哲学上的成熟；第二次高峰在距今四五百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标志是人类在物理学、化学上的成功。
倘若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上讲，综合性思维方法，即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方法，也包括近代的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这是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也是至今仍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方法，即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通常称之为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这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的科学与技术经常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中医中药是哲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西医西药是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
马克思曾经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称之为“实验方法的真正鼻祖”。他所说的实验方法，也就是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一样，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在应当用的地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
众所周知，科学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学科，并随着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而发展。不论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还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内的科学，不论中医药还是西医药，各自有各自发展与创新的历史轨迹与研究方法。倘若借口现代或近代，把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用在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上来，那就犯了人们常说的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
20世纪以来，随着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贝特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的出现，形成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这是人类在哲学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进步。今天看来，贯穿于中医的藏象理论、临床辨证、治疗原则等范畴的阴阳五行学说，当属世界最早的一般系统理论与系统性研究方法，只不过表述的语言习惯不同而已。
钱学森说：“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并指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8.。笔者在《走出中医复兴论》中说：“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理论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
李致重.中医复兴论[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5.。台北哲学家邝芷人在其《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封面直接印着：“阴阳五行作为一般系统理论”
邝芝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成为中国哲学界明确肯定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一般系统理论的第一人。德國汉学家、中医学家M·波克特也强调，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一性一样荒谬”
M·波克特.转引自《中医通讯》1983年第3期.。
中国人应当懂得，作为人类文明古国的埃及、印度、希腊、罗马当年没有出现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因而未能形成理论体系完整的可以与中医药学媲美的传统医学。笔者在20年前对中医药学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中医药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症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从系统性研究方法与现代术语上讲，“以系统性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药学”
李致重.论中医药学的定义[J].医学与哲学，1995（3）.。
由此可见，实现中医的复兴与发展，首先要回到中国的由阴阳五行学说而奠基的一般系统理论及其系统性研究方法上来。从这一事实上讲，中国人如果抛弃阴阳五行学说而导致中医走向灭亡，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中国人如果以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强行西化中医，不仅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而且是犯罪。
四 不要辜负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时代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契机。我们面前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新时代。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当此文化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应当彻底摆脱一百多年来的民族文化自卑症，满怀自信地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要想实现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我国的健康文化产业，首先要彻底地告别中医西化，全力复兴中医药学。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谈到了传统文化，表达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2014年5月4日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讲传统文化，论儒学精神；2014年教师节还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指出了语文教材中“去中国化”的问题。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对文艺界讲的，更是对整个文化界讲的。“讲话”中指出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以及“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问题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2）.，在中医药方面不仅存在，而且表现得尤其突出。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建学立论，建言建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学术界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并养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学风”
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这对于清除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今天我们要告别中医西化，复兴中医药学，讨论健康文化产业的创意发展，同样要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体高度上出发，展开全面的思考与研究。
中国独具的中医药学的复兴与发展，无疑是健康文化产业的科学基础与动力源泉。《中医药法》颁布之后，急切需要一场以中医药科学定位为核心的学术民主大讨论、大争鸣。长期以来，许多中医药界有识之士，逐步被中医西化的狂潮边缘化。充分调动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这场大讨论、大争鸣，并在中医药学科定位上达成学术共识，是完全可能的。对中医药学科进行明确定位，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词语表述方式上的问题，而是中医药学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它标志着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期盼的中医药学科定义的真正完成。只有中医药学科有了科学的定位，困扰中医发展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才能不攻自退。只有到了这一步，中医与西医之间才有公平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只有到了这一步，中医药事业全面改革的“系统化顶层设计”才将随之进入倒计时阶段。长期在中医西化压制下的，蕴藏着雄厚的复兴中医药学的思想、理论和智慧资源的中医药学术界，告别中医西化之后，必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群情高昂的超高速學术复兴、发展期。这一超高速学术复兴、发展期，同样是推进“健康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中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所期待的。
（编辑：邓红）
作者：李致重
中医药学研究生教育管理论文 篇2：
关于优化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的思考
【摘要】优化研究生课程设置是提高中医药学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步。本文针对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改善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的几点措施，以为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和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 研究生教育 课程设置
随着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当今社会对中医药专业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多，其特殊要求也日益凸显。中医药院校的研究生将从研究型向创新型和应用型转变。因此，如何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以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医药院校研究生人才培养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优化研究生课程设置是提高中医药学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步[1]。本文针对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对中医药学创新型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讨。
一、目前中医药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1. 课程体系不够合理
目前大多数中医药学研究生课程按照公共基础课程（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和外语）、科学方法课程（主要包括医学统计学、科研方法学）、中医基础课程、中药基础课程、西医基础课程、中西医结合专业课程进行分类。马婷等[2]通过对山东中医药 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共计11所调查发现，目前公共必修课所占学时偏多，公共课及中、西医课程比例约为5：2：3，实际用于医学基础和临床的学时数仅占50%左右，医学相关课程的学时数过低，研究生实际用于医学基础和临床知识的时间相对不足；课程间彼此脱节，尤其是基础与临床间缺乏相互联系与渗透，缺乏整体优化和灵活性。对课程设置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研究生占到70%以上。
2.授课形式单一、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研究生课程教学中教学方法单一，绝大多数课程的教学法仍然停留在本科生阶段的那种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上，虽然大多采用多媒体手段，仍然是以任课教师为中心 的“一言堂"模式，不利于对研究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而且，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本科重复内容多，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认为课程学习对提高自己的科研或临床水平没有明显作用。
3. 使用教材参差不齐
虽然研究生公共课的教材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专业课方面，研究生教材则相对匮乏，大多没有固定的教材，有的甚至以本科生教材为蓝本，或教材内容相对陈旧，更新较慢，不能与时俱进。
二、改善中医药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措施
1. 优化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
中医研究生既要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善于学习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医药院校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前提下，注意吸收现代科技新知识，有选择性地增设一些跨学科的课程，如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社会心理学等，以拓宽研究生一些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的知识领域、先进的科研方法和手段，及时了解和掌握与中医药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科学研究前沿学科知识的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不断开拓中医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因此，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要做到继承不泥古，做到在继承中创新[3]。同时，适当减少公共课在整个研究生教育中的比例。
2. 丰富传统中医药学科专业知识内容
为了开阔研究生的科研视野，建立传统中医药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增设了“现代科技与传统中医”课程，并将其作为一门桥梁课程，以培养研究生多学科领域中的横向和纵向联系能力，鼓励研究生积极开拓科 研思路，运用现代科技理解和解释传统医学。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增强研究生的学科融合意识和创新能力，摆脱封闭的科研和学术思路，开创中医药学研究的新局面。为了避免研究生在面对庞杂的医学期刊尤其是一些艰深的国外医学及生物学文献时无所适从的现象，他们还开设了“医学科技的进展”系列课程，专门介绍现代医学、生物学科技的进展，防止了学术思想的滞后。另外，还开设了一定数量的综合性课程，并推出三大系列讲座，即中医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讲座，名医名家中医临床研究与进展讲座，以及创新、创业、创造综合素质讲座，以加强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创新创造和创业能力[4]。
3. 改进教学方式
研究生教学是以学术性的研究为导向的教学活动。在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也具有了探索知识的经验和基本的自学能力，研究生的教學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单一固定的方式，尤其是受传统思维限制的中医药院校更应该将多元化、全方位的教学方式有机结合以培养研究生的创造性思 维和创新能力。因此，根据课程特点，可以广泛、灵活地采用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专题讲座式教学、辩论式教学、学术沙龙以及各种学术报告等教学方式进行课程教学。此外，针对中医学临床研究生，还可加强了床旁教学，定期举行临床病例讨论会，在各所附属医院搜集有意义的典型病例，邀请名中医参加讨论，以提高研究生的临床分析能力。
4.加大教学投入
一方面聘请校外专家开设讲座。学校积极联系中医知名专家来为研究生开学术讲座，营造学术氛围，感受中医药熏陶，让学生掌握更多、更宽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将每次講座的视频录像上传到图书馆网站上供学生观看，弥补课程教学的不足。另一方面，加大课程建设投入。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核心内容，课程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的好坏和所培养的专业人才素质的高低。学校应设立研究生课程建设专项经费，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到研究生课程改革中，努力培育研究生 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对于新开选修课，研究生院均给予课程建设立项，用经费保证课程的正常开展[5]。
5.指导教师双轨化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起着关键作用，导师指导的目的在于开拓思路、挖掘潜能和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吸收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作为校外导师，共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从实际效果来看，“双导师”制更有利于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升。校内导师一般科研功底较强，而校外导师对临床或实践有清楚的了解与认识。通过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发挥导师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可以大大提高研究生的专业技能[6]。
6. 培养国际化思维
我国研究生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应迅速推进教育全球化，我国研究生教育要想在全球竞争中不被落下，必须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中医药院校师资力量薄弱，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比例的還远远不够，这就很难保证指导教师指导其研究生培养国际化视野。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可以积极鼓励青年教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到国外大学做交流，随着新一批教师归国成为研究生指导教师，势必会给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增添新的力量。也可鼓励研究生参加中外短期交流项目，把中医药思想带到国外，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同一课堂共同学习、交流；我们的学生也尽可能把更先进的理念带回国内，以促进中医药的长期发展。另外，还可实施短期讲学计划，根据学科课程建设需要，聘请一些国际知名的中医学专家，包括外国专家、在国外科研一线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外籍华人，来校进行讲学，使师生不出国门便可快速、直接了解到国外中医药的发展情况，熟悉国外教授的授课方式、课程内容和学科前沿[7]。
总之，中医药教育如何顺应形势，把握机遇，培养各种外向型中医药人才，开发中医药教育人才资源，以适应国际市场对中医药教育人才的需求，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培养既具有先进的科技能力，科学的研究方法，又能掌握运用现代高科技技术，来探究疾病和方药实质的科研型人才，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医药院校研究生，不仅要有本专业过硬的基础理论知识，还应充分了解与之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及大量的社会人文知识，在此基础上培育创新思维。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教學过程中不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丰富并完善知识结构，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在积累宽厚的知识基础之上，才可能做到各取所长，在专业上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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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潘华峰， 冯毅种， 杨智辉， 葛昕. 创新中医药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实践探索[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0， 30（3）： 454-456.
[5] 陈嘉蛲， 任宏丽， 陈晓. 中医院校研究生课程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5）： 11-12.
[6] 黄金宇， 高慧. 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性探索[J]. 药学教育， 2013， 29（3）： 12-14.
[7] 万志强，温红娟， 阚俊明， 李楷楠， 王洪峰. 中医药院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过程管理的思考[J]. 科教导刊， 2014， 5-6.
基金项目：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JG2 013A0 21）；2015年湖南省高校教改项目（10210001002058）；2014年校级教改项目（18）。
作者：黄小平 曾辉 余韵 张丽峰 佘颜
中医药学研究生教育管理论文 篇3：
国际传播视阈下的中马两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
中医药作为人类医学与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名片，以其“治病救人，医者仁心”的理念，深刻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所提倡的传统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医药即是一枚独特的国际传播名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更发挥着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使者作用，对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构建与中国话语传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将能起到关键作用。
中马两国开展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的背景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都对中医药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内外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并推广了中医药的应用价值和文化理念。2021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南阳考察时指出，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为我国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治中，中医药更是为中国防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中医药的独特价值。
时值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赛夫丁通电时，双方探讨了在抗疫、疫苗、传统中医药等方面的合作议题。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历史悠久，中医药事业具有良好的底蕴传统与发展基础，双方开展中医药合作具备广阔前景、多元路径和对话机制。在中医药领域的众多议题中，高等教育合作已经在两国医务工作者、中医传承人和业内一流高校间开展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为我们下一步开展两国在传统中医药合作方面深化了历史文化积淀，进一步强化了中马两国的亲密友好关系与合作内生机制。
中马两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的沿革与代表
马来西亚与中国在中医药方面的交流历史传统悠久，可追溯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随船装有不少的大黄、茯苓等中药材与中成药，同时作为中医师的匡愚也随船驻诊，将中医药文化传播至马来地区。
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马来西亚中医学院，采用讲义教材，即由当地中医前辈依照从中国带至马来西亚的资料进行自编，开启了马来西亚民间探索体系化与规模化推行中医药教学传承的先河，此类中医教材和中医从业先辈逐渐演进为传承至今的历史文化符号，也成为了中马两国之间中医药教育合作的先驱典范。
随着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代，以及马来西亚1990年开放政策的到来，在中国—东盟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区域合作走向深化的背景之下，中马两国之间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也随之迎来了窗口期和新时代。
马来西亚中医泰斗饶师泉、国医大师邓铁涛在马来西亚中医学院和广东中医药大学既有机构基础上，于1994年将联合举办本科教育的构想化为现实，这成为了两国通过民间交流开展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首创，也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创立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早期脉络之一。
2021年正值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30年以来，中马高校间也孕育出一批成熟可持续、增长有動能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机制与模式。其中，中国的天津中医药大学、厦门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因其在合作特色、培养模式及实践应用等方面获得的成效，成为两国中医药高度教育交流的名片与旗帜。
天津中医药大学—南方大学学院：首创之作，亮点突出，紧抓政策窗口
中医药在马来西亚长期作为华人医药和华人社会文化载体存在，2009～2013年，年马来西亚政府的中医药政策迎来了开放时期，该阶段中医药正式在马来社会获得官方承认、确立了经专门化管理的传统与辅助医学地位。
天津中医药大学与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的合作，是马来西亚自21世纪以来，在政策上放开中西医结合治疗、并出台专门管理办法后，马来西亚高教部首个承认与中国联办且首创的中文教学的双联课程项目。2009年，南方大学学院与天津中医药大学签署了“3+2”中医学本科教育协议。这种合作办学模式以中医本科5年制教育为基础，前3年课程在马来西亚完成，第4～5年在天津完成，科目比例为70%的中医学及30%的现代医学。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在南方大学学院还建设了草药园，种植中医草药上百种，供教学和科研使用。也是中药除在课堂上用作授课用途外，在教育领域进行实地培育的探索与进步。
作为试验田和建设窗口期间的成果，天津中医药大学与南方大学学院中医本科联合课程培养具备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在中医药领域合作创办高等教育的代表性模式。突出以联合教学培养、聚焦复合应用人才的办学宗旨，可以看作是传承当年中医药先辈的优秀文化与中医精神，同样这一合作的代表成果也为后来的合作路径提供了范本参考。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打造平台，资源衔接，传统现代并重
在已有合作基础上，中马两国交往日渐频繁，两国政府于2011年签订双边中医药合作备忘录。在两国的持续努力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于2013年建立，学校设立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开设5年制中医学专业本科教育（Bachelor of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毕业授予医学学士。培养采用中英双语教学形式，立足于具有65年历史的厦门大学中医系丰富的资源与经验，将中西医知识进行系统结合，旨在培养能够从事中医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时给予学生厦门大学附属医院实践机会，并且无缝对接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
与中国国内大多数医学院不同的是，该系一年共有3个入学时段，分布在2月、4月与9月，并且没有将生物学课程作为限制条件。提供的课程涵盖了中医药主要理论和实践门类，甚至还包括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传统内容。
不难看出，厦门大学通过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校，为中医高等教育在马来西亚发展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校园平台，将厦门大学自身的中医资源与实践实习平台与当地衔接，同时也为当地学生赴华攻读硕士深造提供了渠道。宽松的申请时间和注重传统的课程安排体现出厚重的中医教育培养底蕴。更值得强调的是，通过跨国设立分校来创办中医药教育，也是在两国中医药合作和医疗外交方面别具一格和独树一帜的做法。
河南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联合办学，扎根社会，搭建语言桥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动，2016年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印发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同年颁布的《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持续助力中医药国际化事业向前推进，河南中医药大学于2017年与马来西亚高校联合开展境外办学项目，在国内招收中医学与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并在2018年与马来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MSU）合作成立河南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MSU仲景学院。马来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和拉曼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等8所学校是马来西亚提供中医药课程和专业培养的代表性高校。
该项目模式的特点在于注重语言和文化熏陶，将中医药作为国际性人才培养。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在于该合作模式十分注重英语语言和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培养，除要求在语言水平中达到相应等级并接受中英双语教学外，还需要在马来西亚学习6个学期，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学习4个学期。在这种模式培养下的医学生，具备良好的语言交际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而独具特色的社会实践和义诊活动，以及马来西亚文化课程设置，都赋予了学生从专业型人才向多元复合型人才转变的实践应用能力，以贴合“精中医、通语言、善交流”的国际化复合型中医学人才培养目标。
更重要的是，从中马两国开展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的路径形成与历史沿革来看，这种模式既是对以往项目的继承，同时也立足了跨文化交流与语言情境这一中医药走向国际化最核心的要求与抓手，为丰富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实践，尤其是推动中医药作为传统中华文化和华人社会名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东南亚地区真正“走出去”，做好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参考。
开展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的收获与前景
上述几种模式和因之建立起的历史沿革叙事，只是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的部分实践，在两国中医药交往交流和官方合作中还有更多的案例范本。在既有中医药高等教育合作基础之上，中马两国建立起了良好的民间交往关系，中医药的独特性及马来西亚发达的华人社会，为官方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合作提供了绝无仅有的长效机制基础，在深度与广度上也具有良好的前景空间与前瞻视野。
更进一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国际社会因素及政治原因，马来西亚的中医药事业主要在当地社会内部发展，保留了中医药尤其是针灸学大量的传统要素和“基因”，在当今两国开展中医药合作的大潮中，馬来西亚可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前沿理论与实践、中医临床学说及中草药中成药发展成果互相学习探索，为中马两国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事业交流提供更多路径与渠道。
可以看出，中马两国之间的中医药合作建立在双边友好邻邦关系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与华人华侨历史传统紧密连接的多维基础之上，同时这种合作也在促进两国政治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进一步连接。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与马来西亚也难免深受其害，中医药贡献了其独特作用与中国智慧。习近平主席说，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与携手抗疫的大势之下，中医药作为中马两国之间的文化使者，将其“治病扶伤”的特有文化禀赋镌刻在两国合作的道路之上，将在东南亚“一带一路”倡议落地推广与实践中，建立起属于中华璀璨文化与中马两国友谊长存的独特丰碑。
·郑执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景晨莲，成都体育学院运动医学与健康学院康复治疗学专业
·何雨恒，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针灸推拿专业
作者：郑执浩 景晨莲 何雨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