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争议性看法分析论文

摘要：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制度是国际惯例，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支持外贸出口的重要手段。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加工贸易争议性看法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加工贸易争议性看法分析论文 篇1：

中国出口贸易依存度实证分析

摘要：文章以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和汇率比价为解释变量，分析了它们对1981—2011年我国出口依存度的影响。结果表明：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汇率比价越大，出口依存度越高。而传统观点认为的对出口依存度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作用并不明显。

关键词：中国 贸易依存度 协整检验 科克伦—奥克特两步法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外贸依存度的测算方法最早由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经济组织在二战结束后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当时，为了推动各国市场的开放，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经济组织纷纷在其研究报告中列入有关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跨国比较的内容。当时的测算方法主要是采用比率法， 即一国商品对外贸易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即传统的比率法）。但是很快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对外贸易比率法在实证分析中的局限性。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发现，对于人口较多的国家，对外贸易比率普遍较低；而库兹涅茨（S. Kuznets）则从统计学的角度指出，对外贸易比率与国家的国民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对外贸易比率法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或者说，只有在诸如人均 GDP、经济地理位置、人口规模等因素相近的国家之间，以对外贸易比率法度量贸易开放度和进行跨国比较才有意义。

此后，从20世纪60—70年代起，围绕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国内外涌现了许多新看法和观点。主要有两类：一是对比率法作局部调整和修改，如强调用购买力平价汇率（PPP）计算各国GDP，以减少因名义汇率扭曲所造成的影响等，国内的学者如许统生（2003）提出了修正比率法，沈利生（2003）提出了总活动法； 二是认为度量贸易依存度应立足于贸易政策，不仅要度量关税措施，而且要度量非关税措施。九十年代后出现的度量贸易开放度的方法包括指标法和回归方程法，前者分别有道拉斯（Dollars，1992）、萨克斯（Sachs）和瓦诺（Warner） （1995），以及爱德华兹（Edwards，1989）所提出的三种观点，后者包括 Harrison （1996）回归法、Patrick （1998） 回归法等。

需要指出的是，指标法旨在修正贸易依存度的可比性（包括横向和纵向比较），使该指标更精确。但对于影响贸易依存度的因素缺乏定量分析。从这个角度上讲，本文认为回归方程法更有利于认清贸易依存度的本质和影响它的内在因素。因此，本文拟采用实证回归方法来研究中国贸易依存度。Patrick（1998）回归法选取了GDP（包括一次项和平方项）、各国人口数以及人均GDP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来考察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并进行国际横向比较。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出口贸易依存度，并无国际横向比较的需要，因此，在变量选取时不考虑我国的人口数。段小检（2006）选取汇率（人民币对日元）、外商直接投资（FDI）和GDP作为解释变量，利用OLS对1985—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综合来看，汇率、GDP和加工贸易的比重大小可能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了与它们直接相关联的三个指标。另外，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出口贸易依存度，而没有采用通常的贸易依存度（一般来说，贸易依存度等于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之和）。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一）国内生产总值（GDP）

文中所用的GDP数据并未进行物价指数处理，理由是：因变量（出口依存度）和自变量（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贸易出口额的比例）都是比率形式。价格指数对分子分母的影响是同步的。采用比率形式可以不受价格指数波动的影响。另外一个考虑是，GDP的国际横向比较是需要进行物价调整及汇率调整的，本文不需要进行GDP或者出口贸易依存度的横向国际比较，因此不需要进行物价指数调整。

（二）加工贸易额及加工贸易出口额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不同，主要表现在：在进口环节中，加工贸易进口的多为原材料、中间产品等，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而一般贸易进口的多是制成品、最终消费品；在出口环节上，加工贸易的产品在国内的增值部分少，国内的利润只有少量的加工费。而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在国内的增值较多；一般贸易出口属于本国的原产产品，而加工贸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外的产品。另外，进行加工贸易的多为外资或三资企业，而进行一般贸易的则多为本国企业。为了考察加工贸易可能存在的对出口依存度的影响，文章将加工贸易中属于出口的部分单列出来，从而剔除加工贸易中属于进口部分的影响。

（三）汇率

本文采用的汇率是采用国家统计年鉴（2012）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中间价）数据，即所谓的名义汇率。很多学者（如魏建国（2005））认为，在考察汇率对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时，应该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PPP）或实际汇率来分析。对于这点，本文认为，经过PPP调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历年名义汇率的基础上除以某个转换因子（如2001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转换因子是1.88）。如果各年的汇率都进行这样的调整，最终的汇率指数（当期年份的名义汇率与基期年份的名义汇率相比）和不调整是相同的。另外，沈利生（2005）从另外的角度说明了PPP调整汇率的不适用性。实际汇率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各种方法所考察的重点不一样，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为了避免卷入这样的争议中，本文也不采用实际汇率数据。

三、变量的选取和模型设定

（一）被解释变量：出口依存度（Ln（EXGDP））

计算外贸出口依存度（下称出口依存度）采用的公式是：出口依存度（Exgdp）=出口贸易额/GDP。出口贸易额和GDP均采用以人民币计算的数据。这些数据都以当年价格计算，两者都不需要进行物价指数调整，理由已在前文说明。为了减少出现异方差的可能性，本文所有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二）解释变量

1、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Ln（SERGDP））

很多学者都认为，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会影响出口依存度（而且认为两者之间是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为了考察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小是否真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出口依存度，本文选取该变量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之一。

2、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Ln（PROTEX））

一般的观点认为，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越大，则出口依存度越大。为了验证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文章将该变量纳入到模型的初始变量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加工贸易出口额数据截至到2008年，2009年及以后年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数据由作者根据海关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来。

3、汇率比价（Ln（EXRATEI））

这里采用的汇率是由国家统计局（2012）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中间价）。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汇率只有1985—2011年的数据，笔者自行换算了1981—1984年四年的汇率（采用统计局公布的分别以人民币和美元计算的进出口额进行换算）。另外，为了消除物价因素影响，采用与基年汇率的比值来计算历年的汇率指数。令1981年的基年汇率为1，其他年度与1981年相比得到各年的汇率指数。

（三）模型设定

本文认为，我国出口依存度受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外贸总出口额的比重以及人民币汇率比价的影响。因此文章拟进行回归的初步模型为：

Ln（EXGDP）t=β1+β2·Ln（PROTEX）t+β3·Ln（SERGDP）t

+β4·Ln（EXRATEI）t+εt

其中t表示年份，εt表示随机干扰项。

四、模型回归与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1、单位根检验

在使用历年的出口依存度数据之前，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先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

根据检验结果，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ADF统计值不显著，即原数据有单位根，是不平稳的。为了获得平稳数据序列，可对原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得到差分序列。然后再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

结果表明，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统计值是显著的，即一阶差分序列没有单位根，是平稳的。因此，出口依存度（Ln（EXGDP）），汇率比价（Ln（EXRATEI）），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外贸总出口额的比重（Ln（PROTEX））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Ln（SERGDP））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按照恩格尔—葛兰杰（EG）检验的步骤进行检验。先由Ln（EXGDP） 对Ln（EXRATEI），Ln（PROTEX）和Ln（SERGDP）进行OLS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1）

其中，R2=0.7759，D.W.= 0.5908，F=31.1525（括号内为相应系数的t值）

上述回归的残差的ADF检验结果如表3：

结果表明，在5%水平下，Ln（EXRATEI），Ln（PROTEX）及Ln（SERGDP）和Ln（EXGDP）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滞后1期）。

（二）自相关检验和模型设定检验

回归方程式（1）的其他结果如表4：

另外， R2=0.8739，D.W.= 0.5891。从回归报告结果来看，有两点必须引起注意：第一，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比（Ln（PROTEX））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可能存在模型设立误差或者多重共线性问题；第二，R2大于D.W.值，说明回归可能存在自相关。

1、模型设立误差

从上述回归结果中可知，变量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比的系数不显著。为了考察Ln（PROTEX）是否能够解释出口依存度的变异，下文做有约束的F检验（原假设：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比（Ln（PROTEX））的系数为0）。F（1，27）=1.54（其中，m=1，n=31，k=4）。通过查阅F统计量的临界值表可知，在1%、5%和10%水平上都不显著，从而接受原假设。说明可以将Ln（PROTEX）从原模型中剔除，即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比的变化不会对我国出口依存度产生影响。

为了检验模型在剔除Ln（PROTEX）后是否存在设定误差，可以做Ramset检验。将Ramset检验用到的拟合值的二次、三次和四次幂作为增补的回归元引入模型，重新做增补回归，通过查阅Ramset检验用到的F值临界表可以看出，得到的F值都不显著，说明剔除Ln（PROTEX）后的模型不存在设定误差。剔除Ln（PROTEX）后由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汇率比价对出口依存度重新做回归得到：

（2）

其中：R2=0.8651，D.W.= 0.4787，F=89.7806（括号内为相应系数的t值）。在上述回归中，仍然存在R2大于D.W.值的问题，因此要做自相关检验。

2、自相关检验

直观上，由于R2大于D.W.值，可能提供了存在自相关的信息。为此必须进行自相关检验。本文通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

（1）D-W检验

上述回归的样本数量为： n=31，不含截距项的因变量个数为：k=3。通过查阅德宾—沃森d统计量表，得到D.W.= 0.478701< dU。根据修订的d检验程序，在1%和5%水平下拒绝不存在一阶正自相关的假设，即存在一阶正自相关。

（2）RACH效应检验

利用（1）式的回归残差进行ARCH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到，（2）式的回归残差存在ARCH（1）效应。

综合来看，（2）式的回归中确实存在自相关。为了消除自相关，本文采用科克伦-奥克特两步法：

利用（2）式得到的残差，进行回归可得：residt=0.8451·residt-1（resid为（2）式回归得到的残差，t表示期数）。由此得到ρ= 0.8451。然后作差分回归：

Ln（EXGDP）t-ρLn（EXGDP）t-1=β1（1-ρ）+β2·[Ln（SERGDP）t-ρ·Ln（SERGDP）t-1]+β3·[Ln（EXRATEI）t-ρLn（EXRATEI）t-1]+Vt（3）

Vt 表示残差项。其中，回归式（3）中所用的变量的第一次观察值采用普莱斯—温斯滕变换（Prais—Winsten transformation）。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R2=0.8268，D.W.=1.4839，F= 66.8314。

为了检验经过广义变换回归后的模型是否还存在自相关，需要对（3）式进行游程检验。正的残差项数为n1=16， 负的残差项数为n2=15，总的残差数为n=n1+n2=31。游程个数为：k=18。游程的均值为：E（k）=16.48。方差为：σ2k=7.48。95%的置信区间为：（11.12，21.84），k值落入此区间内，因此不拒绝原假设，即广义变换回归（3）式的残差相互独立，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原回归（2）中的自相关。

文章最终采用的模型为：出口依存度只受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和人民币汇率比价的影响，即

PLn（EXGDP）t=β1+β2·PLn（SERGDP）+β3·PLn（EXRATEI）t

（ 其中，PLnEXGDP，PLnSERGDP，PLnEXRATEI和PLnPROTEX表示经过变换后的因、自变量）

带入系数后得到的回归模型为：

PLn（EXGDP）t=-0.2559+1.3070·PLn（SERGDP）t+0.9481

·PLn（EXRATEI）t（4）

（三）最终模型的确立

为了检验模型（4）的适用性，再次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ADF值为：-3.808120（滞后阶数为0），通过查阅相应的临界值表可以得到，在5%水平下拒绝回归残差具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模型（4）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表明此次所做的回归有效。

将（4）式中的变量还原后得到的估计模型为：

Ln（EXGDP）t=-0.2559+1.3070·Ln（SERGDP）

-1.1046·Ln（SERGDP）t-1+0.9481·Ln（EXRATEI）t

-0.0801Ln（EXTRATEI）t-1+0.8451Ln（EXGDP）t-1

五、结论及政策评价

（一）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对出口依存度的影响是正向的

这一点与传统的观点正好相反。传统的观点认为，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越大，出口依存度越小。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低，服务业的比重越大，说明可用来贸易的物品价值越小，从而以出口货物贸易计算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就低。实际上，对于这种观点有两点值得思考：

第一，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金融业可能与货物出口有很紧密的相关度。交通运输、仓储行业一般是与一国的出口贸易紧密联系的。一般来说，出口贸易额越大，越能带动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发展，从而交通运输、仓储行业的贡献值越大。对于金融业，虽然其在服务业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小，但同样与出口贸易紧密相连，如出口货物绝大多数都要投保，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于出口货物的保险费；货款的结算是要通过银行来进行的，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中一部分来自于出口货款的结算。另外，在服务业中的“其他”一栏所占的比重比较大（1981—2011年间该比例一直在25%以上，从2000年开始一直保持在36%以上①），而这一栏中也可能包含与出口贸易紧密相关的行业或产业。因此，并不能简单认为服务业可贸易程度低，从而其所占GDP的比重大导致出口依存度越小。

第二，假定“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低，服务业的比重越大，可用来贸易的物品价值越小，即出口贸易额越小”这一观点成立，也不能就此认为出口贸易依存度就低。根据出口依存度的计算公式：出口贸易额/GDP，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中也包含出口贸易项，即在出口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中，分子分母都包含有出口贸易，如果出口贸易的值减小，则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

有鉴于此，传统的观点并不一定成立。而本文通过回归模型得到的结论是：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越大，出口贸易依存度越高。

（二）汇率与出口贸易依存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这一点与传统的观点一致。这里的汇率是指直接标价法下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一般来说，汇率越高，本币比值越小，从而以本币表示的本国货物越便宜，出口量越大，因此出口依存度越高。

（三）加工贸易出口额在总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大小对出口依存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传统的观点认为加工贸易在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越大，出口依存度越高。但这种逻辑不成立。加工贸易出口越大，在一般贸易和其它贸易出口不变的前提下，总出口贸易额越大，从而出口依存度越高。但同时，一般贸易和其它贸易出口的增加也会使总出口贸易额增大从而提高出口依存度。因此，总出口额中任何一项构成的增加都会使总出口额增加从而使出口依存度增加。并不能单单认为加工贸易的比重越大，出口依存度就越高。

注：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发布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数据。

参考文献：

[1]段小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实证分析（1985年—2004年）[C].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

[2] [美]古扎拉蒂著，林少宫译.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沈利生. 论外贸依存度——兼论计算外贸依存度的新公式[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7）

[4]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5]魏建国，曹爱萍.对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实证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5（11）

[6]许统生.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3（8）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8]Dollars. D.，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c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 Evidence From 95 LDCs，1976—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Vol.40，No.3，1992

[9]Edward. E. Leamer，Measures of openness. in R.

E. Baldwin. eds Trade Policy Issu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0]Harrison，A.，Openness and Growth：A Time-series，Cross-country Analysi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8，No.2，1996

[11]Patrick，L.，Marcelo O.，and S. Javier，Does Gl-

obalization Cause a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 WTO Working Paper，1998

[12]Sachs，J. and A. Warne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f Economic Activity，Vol.26，1995

（石碧涛，1981年生，湖北天门人，讲师，经济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经济贸易系。研究方向：国际贸易、行业协会治理）

作者：石碧涛

加工贸易争议性看法分析论文 篇2：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对外贸发展的影响

摘要：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制度是国际惯例，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支持外贸出口的重要手段。随着国际关系、背景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自身的状况也发生了改变，因而出口退税政策也随之而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状况的实证分析及综合效应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进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势在必行，我国的出口企业要把握这一契机，顺应国家政策导向，积极调整企业的出口产品结构和贸易形式，发挥出口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作用，加快我国出口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出口退税； 分担机制； 外贸出口

自从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经过多年的运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出口退税政策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从1994年后，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重大改革，2004年实施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是最大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是：调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部分产品取消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改变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加入WTO后进口关税进一步调低，出口导向型的鼓励出口政策已不再是主流。我国外贸该如何转向，如何可以不再完全依赖于国家退税而继续持续健康发展下去?

一些学者、专家对我国出口政策的调整、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财政税收状况的影响，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如李春根在《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影响及评析》中从企业、行业、地方经济及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做了深入研究分析，面对最近的这次重大改革，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形势所迫，也是势在必行的，刘普照在《我国贸易战略的选择一兼谈出口退税政策的效应》中说到出口导向型政策面临的种种问题，已经渐渐退出舞台，为了应对高额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问题，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比货币政策的调整更为有效，有些学者已经提出零税率是我国出口退税改革的必然选择。面对国家政策的调整，外贸要想持续稳定发展，得找出更好的对策，刘书兰在《出口退税新机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对策》中阐述了人们研究的普遍对策，认为只有通过降低成本、转变出口产品结构、改变贸易方式等手段，才能使企业适应国家政策调整，让企业有更好的前景。

一、新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出台的背景

(一)我国加入WTO的应对任务艰巨

我国长期以来的出口鼓励政策给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进出口额猛增，完成了由小国贸易模型向大国贸易模型的转换[1]，进入大国贸易的行列。出口扩张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相继结束，原来的普遍出口鼓励政策的作用在降低或者不复存在，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也开始遇到一些大国贸易所特有的难题，部分敏感产业将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的关税一直在下调，国内市场和产业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金融等服务业竞争压力增大，农业、汽车等产业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2]。

(二)外汇储备过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

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势头旺盛，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外贸从“逆差阶段”转变成“顺差阶段”，并持续出现高额的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从而助长了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导致了资本净流入的增加，因此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我国已经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许多国家提出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如果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一味调高人民币汇率也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会产生很多危害，甚至会给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降低出口退税率适当抑制出口，扩大进口才是我国现阶段比较现实的选择。

(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贸易条件恶化

随着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缺乏，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的矛盾十分突出，资源市场的价格上涨，同时，由于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闩益激烈，再加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十分廉价，生产这类技术含量少、经济附加值低的出口产品的规模过快，导致此类商品的价格逐渐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我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陷入经济学家经常提到的所谓“贫困化增长”的陷阱。在大国贸易模型的条件下，如果经济增长趋于扩大一国的贸易量，那么其贸易条件很可能趋于恶化[3]-[4]，这种现象在出口商品层次结构单一的时期，几乎是铁的定律。

(四)退税拖欠问题严重，中央财政压力大

我国出口退税计划采取指标管理制度，就是每年的出口退税额山年初确定的退税指标控制，超过指标的部分结转到下一年度退税，依次类推[5]。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国政府为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稳定汇率，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政策来鼓励出口，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迅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出口退税计划指标管理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目前，我国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用来作为出口退税的资金不足，需求与供应之间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缺口，退税拖欠问题也日益严重，成了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

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四次重大调整

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改善国际收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之后，我国对出口退税政策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调整[6]，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阶段(见表1)。

第一次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和《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出台，对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退还和免征范围、退税率、退税额计算等程序和管理制度做出了具体规定，确定了出口退税的主要税种是增值税，综合出口退税率从11.2％提高到16.63％，1994—1995年出口迅速增长(见图1)，增速分别达到32％和23％。

第二次是1995—1996年，综合出口退税率依次降为12.9％和8.29％，经过这一次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再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明显下降。第三次是1998年，我国政府连续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综合退税率达到15％的水平(见图2)，抵消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滞后影响，出口退税额也呈上升趋势(见图3)。第四次就是2003年底，出台的新改革方案，对我国出口退税机制进行结构性调整。从2004年起我国将执行17％、13％、11％、8％、5％五档退税率，综合出口退税率小调了3个百分点。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与财政状况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在理论上，出口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众所周知，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分析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一直被古典学派推崇。新古典经济学家Ram和Kavoussi一致认为出口能促进一国经历增长。例如像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广泛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近些年来，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命题被很多学者广为研究，研究结论也是众说纷纭，如Greenanay和Sapsford[7]，Dhananjay和Devi[8]，Shan和Sum[9]，应用不同的时间序列、分析技术来检验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其中最广泛的分析手段是根据Granger研究工作的Granger因果检验。这类研究考虑的变量系统，有些仅检验了出口与产出的双变量系统，有些在双变量系统中加入了投资、技术进步、汇率等变量。山于模型方法选择的不同以及选取的变量的差异，会给出不一致的结论。

综合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我们能分析出出口扩大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考虑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中的诸多因素(例如：投资、消费等)，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理论还存在很多争议。

出口退税率是一项比较灵活的政策，也就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经常性政策工具，面对支出压力时，当一国财政无力支持庞大的出口退税款是，需要降低出口退税率；另一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对出口增长具有依赖性，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发展，需要调高出口退税率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表面上看，许多人都认为在短期内扩大出口会对财政收入产生负效应，出口退税的增加直接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给中央财政加大负担。其实从长期来看，一国出口的增加，会带动国内相关及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并从总体上提升一国经济的吸收能力，从而引起该国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将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10]。

(三)我国扩大出口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综合效应分析

在理论上，综合考虑影响一国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过程中，出口增长率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可能出现作用的相互抵消。从我国近20年来的出口和财政收入状况来看，很难直观地判断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率之间的关系，在1987、1988和1994年，甚至出现了逆向波动现象。但从总体的趋势上来看，在过去20年来的中国经济的告诉增长过程中，出口的扩张一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11]，一般看来出口增长率的提高会对第二年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确存在出口导向性[12]，反过来看，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进一步促进了出口的增加，可见，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

特别是2004年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综合出口退税率下调后，2004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长了34.1％，与2003年全年出口增速基本持平。理论上，伴随着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出口增长率一般会出现较大的同向波动，如果有异常现象的出现，通常是与当时国内外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动有很大关系。2004年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有力回升，出口退税进度加快，拖欠退税问题得到解决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出口退税率调低的冲击，所以出口增长率未出现大幅明显变动[13]。

三、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利弊分析

(一)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 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负担机制为出口退税资金来源提供了制度保障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建立了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有效地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地方财政负担了一部分出口退税，也降低了中央财政的风险。在改革前，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增值税75％归中央财政，25％归地方财政，但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却不承担任何出口退税责任。出口多的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收取出口企业的所得税而取得财政收入，实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后，出口越多的地区隐性转移制服就越多[14]，例如，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出口额很大，通过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受益最大。

2. 降低出口退税率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我国的外贸出口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欧、美、日等国纷纷采取反倾销、技术指标等手段设置贸易壁垒，以减少我国对其的出口，与此同时，他们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这样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15]。于是降低出口退税率是最好的办法，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的出口，降低贸易顺差，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 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直以来，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依靠耗费大量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为竞争优势打入国际市场，所以出口产品的档次大多数一直停留在经济附加值小，技术含量低的水平上，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很少，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的价格也是很低廉的，但是为数客观的出口退税额使得出口企业还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大批的中国外贸企业依旧会竞相压低价格向国际市场卖出大量的低质量、低价格的产品，就这样，我国出口的产品成了许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受损者，纷纷遭到一些WTO成员国的反倾销制裁，出口退税非但不能转化为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反而成了那些国家反倾销制裁的证据，迫使中国产品不得不退出他国市场。因此，降低出口退税率或取消某些产品的出口退税，不仅有利于保护我国日益稀缺的资源，也可以避免一些我国具有明显优势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遭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制裁。

4. 新的出口退税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外贸企业的资金问题

改革前，我国出口退税计划一直不足，长期一直形成欠退税款，而且年复一年，想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直得不到清欠。表面上出口退税率很高，但实际上因为得到的退税款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企业最终能得到多少退税款，何时能拿到却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企业在资金周转困难时，不得不向银行贷款，这无形中加重了企业的利息负担，经营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实行新的出口退税机制后，滞压的退税款不仅可以达到清欠，而且还得到全额贴息，并不再形成新的拖欠退税款，新发生的出口退税也有了保障，有利于外贸企业形成稳定预期[16]，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加快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节约的利息支出弥补了出口退税率降低而增加的经营成本。

(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1. 中央、地方分担机制会引发地方保护主义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后，出口退税改成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75％和25％的比例共同分担超基数部分。由于我国征收增值税具有特殊性，它对生产环节征税，外贸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从生产地收购来的，增值税在生产地征，却在外销出口地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地区销售的商品越来越多，这就会造成新的扭曲，征收出口产品上游生产环节增值税的地方财政不必分担出口退税，外贸企业所在地方的财政没有征收到增值税，却要承担出口退税，这无形中给某些地方政府增加负担，加大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方政府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减少地方财政负担，可能会限制本地企业出口外地产品的增长，引发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加剧国内市场分割[17]。

2. 出口退税率的降低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出口退税率的调低直接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经营成本的上升，引起价格提高，这就势必会削弱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产品档次低、利润率薄的商品有可能会放弃出口，一些面临激烈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可能被迫退出国际市场[18]。例如纺织行业，利润相当低，生产企业平均利润率在10％左右，外贸企业净利润率仅为1％-3％，调低退税率后，纺织行业的效益将受到重大打击，由此产生的部分企业转产、倒闭以及工人下岗失业等问题在所难免。

3.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会带来外贸企业的萎缩

经过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进出口经营权的放开，门槛的降低，获得自主经营权的企业越来越多，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国际市场上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外商可以跳过中间环节，直接从生产企业进口商品，供销两头的“倒逼”将使外贸企业的生存面临更大的挑战，外贸业务越来越难经营。生产企业宁可将产品销往利润空间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外销产品的“回涌”国内，必然加剧国内市场饱和，使价格战升级。相对于有生产能力、产品结构与外贸企业类似的外向型生产企业而言，在控制成本和费用方面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在价格上更占优势，生存适应能力更强，而外贸企业也就处于劣势，面临夹缝中生存的困境。

四、加快我国外贸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适应国家政策导向，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过去我国出口的产品中以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商品为主，这些产品一直以来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挤入国际市场，而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少。出口退税率的调整能直接反映一个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新的出口退税率的调整表明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推进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如汽车及零部件、程控电话、光通讯设备、医疗仪器及器械、航空航天等行业，仍维持17％的退税率不变，而对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含量不高的商品调低了出口退税率。

在这种形势下，外贸企业应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升高新技术产品的收购价格，多开拓这类产品的销售途径，这样还能带动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厂商设备升级、更新换代，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走品牌经营的路子，逐渐从低价竞争转向产品差别化竞争[19]。

(二)加强内部管理，降低出口产品成本

出口退税率的调低无疑会增加出口产品的成本，挤占企业的利润空间，要想维持原有的利润空间，甚至有更进一步的发展[20]，一方面，可以利用退税率调整的契机，通过与上游供应商的谈判，尽量降低采购价格，同时与下游进口商协商重订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而把因退税率降低而增加的成本转嫁到供应商或者进口商那里，恢复企业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组织力量及时办理出口退税的相关手续，尽早收回退税款，这样可以加快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节约不必要的贷款所支付的银行利息，缓解由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利润损失。

(三)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调整贸易战略和经营方式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模式下，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采取的计算退税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会因退税率的调整而受到影响，但是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则不同，因为来料加工进口料件和出口货物都是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收取的加工费也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所以这种贸易方式不会受到退税率调整的影响。在退税率降低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可以选择减少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多采用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来消化不利影响。

伴随着我国自主经营权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跳过外贸出口这一中间环节，自产自销，自己享受退税。对于外贸企业应尽早转变观念，变收购为主的经营方式为代理为主的经营方式[21]，发挥外贸经营多年积累的销路上的优势，弥补在价格和成本控制上的被动，生产企业也可以拓宽出口经营的门路，逐步将产品和品牌打向国际市场。这样既可以避免国内市场上的价格战恶化，也可以让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将我国的产品共同推向国际市场。

综合上述各种分析，可以看出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对促进促进出口增长、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资源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出口退税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是形势所迫，也是自身的完善。过去沿用了十几年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已经面临挑战，应对这样的经济形势和世界环境，我国更需要走出“重出口、轻进口”的对外贸易战略。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对出口贸易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外贸企业不能永远依靠国家退税政策的保护而生存，不能将企业发展的眼光仅仅停留在利用出口大量廉价商品赚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上，要将经营重心由关注贸易额的多少转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持续发展的战略上来，寻求一个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平衡贸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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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丁敏：《对新一轮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探讨及对策分析》、《税务与研究》，2004年第4期；

[17]石建华：《对中央与地方分担出口退税的看法》、《税务研究》，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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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董皓、陈飞翔：《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鼓励效应》、《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7期；

[21]朱波、范方志、汤玉刚：《出口退税中央、地方分担机制研究—运作原理、负面效应与机制优化》、《财经研究》，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刚）

作者：龚一鸣

加工贸易争议性看法分析论文 篇3：

中美贸易摩擦新动向与减少摩擦的应对之策

中美建交至今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美经贸关系伴随着这些风雨跌宕起伏。现在美国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4466.5亿美元，是两国刚建交时的180倍。然而，伴随着中美两国经贸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摩擦也与日俱增，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输美产品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最为突出。

一、中美贸易摩擦新动向

（一）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由传统产业领域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的态势

多年来，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诸如服装、家具、玩具、机械制造产品等，而美国对华出口主要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包括各种高技术产品的对美出口比重也在不断提升。

中美贸易摩擦，过去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奥巴马上台以后，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对制造业的扶持政策或倍增计划，对中国的输美产品构成了挑战。近年来，美国对华发展的贸易救济调查中针对钢铁、有色类产品和化工类产品的占案件总数的近60%，而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及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已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领域。

2012年11月7日美国裁定太阳能电池产品对美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对我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18.23-249.96%反倾销税率和14.78-15.97%反补贴税率。2012年12月18日，美商务部又做出终裁，认定中国输美应用级风塔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倾销幅度为44.99-70.63%，补贴率为21.86-34.81%。该案是在2012年1月18日立案，是美继太阳能电池案之后，对我清洁能源产品发起的第二次贸易救济调查。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正越来越向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兴产业集中。

（二）中美贸易摩擦由低端向高端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从美方的利益出发，美国不仅加大了“反倾销”、“反补贴”的低端层面的力度，而且更以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技术性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高端层面的摩擦发展。且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措施，均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目前，仅美国官方制定的各类技术标准多达5 万多个，名目繁多，对限制中国制造的产品提供了非常严格的标准，美国越来越多的运用技术壁垒措施来制造中美贸易新摩擦。

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美国贸易法第337条规定了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可使用没收、罚款、禁止进口等措施。正是因为其合法性的这一特点导致了美国喜欢借口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引起中美贸易摩擦。现今美国在华利益涉及知识产权的份额日益加重，仅2012年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多起337调查，涉及我便携式电子设备产品、碎纸机产品、手机触屏产品、便携式电子设备保护套产品等。很多中美贸易摩擦案件都是因为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产生争议而引发的，这已成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中美贸易摩擦向“常态化”发展

后危机时代，美国为了早日实现经济复苏，更加频繁的对华使用贸易保护手段，使得中美贸易摩擦进入到了一个高爆发期。中美贸易摩擦从2009 年开始急剧升温，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09 年9 月份的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奥巴马成为第一个对中国进行特保调查的美国总统。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 年美对华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29 起，涉及中国76 亿美元产品的出口，案件数量增长53%，金额环比增长了8 倍；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其发起的337调查总数及涉华案件总数均达历史新高；2011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受6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59亿美元，其中17起遭受美国337调查，涉案总金额约7亿美元。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达243亿美元，增长7倍多。种种迹象表明，中美面临贸易摩擦的态势将呈现常态化发展。

（四）中美摩擦焦点正在由微观向宏观转化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的指责，从上个世纪的某些产品转向我国的某些产业乃至制度。这种情况在近年来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案件中得到明显印证，如中美知识产权案、出版物市场准入案、原材料出口限制案、新能源补贴案等，均无一例外沿着产品—产业—制度的路径逐渐升级，直接涉及与我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相关的各个层面的管理体制。

近两年，美国还频频针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等多个领域表达关注，利用各种场合施加压力，矛头直接指向我宏观政策。此外，我国金融、保险、建筑、批发、直销、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也出现贸易摩擦现象，值得关注。

（五）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焦点

继中海油在美国并购尤尼科公司失败之后，2012年我国华为、中兴和三一重工在美国的并购均以危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受阻。2009年7月，中国企业西色国际与美国内华达州的一家金矿公司达成收购协议， 12月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以这些金矿靠近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项目进行了否决。2010年中国鞍钢曾经在美国的一个钢铁投资项目推进过程中也受到过类似的阻挠和干扰。

美国“国家安全门”一次次阻碍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步伐，国防安全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思科、摩托罗拉、霍尼韦尔、西屋、波音等公司的核心设备进入中国时，中国并没有提出安全审查的问题，这不符合市场对等原则。美国有关方面以包括保护国家安全在内的各种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贸易投资活动进行阻挠和干预，是一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目前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上已成为新的摩擦焦点。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一）中美两国贸易结构不合理

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上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中，纺织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了绝对的比重。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较高，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毫无比较优势可言，不及中国，甚至比不上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国家。

美国真正有优势的是在其研发和设计方面，在高科技产品和服务业出口方面由于美国对中国一贯采取歧视政策，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形成了不平衡的中美贸易。在这种不平衡贸易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就必然会受到美国的打压或制裁。

（二）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201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4466.5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222亿美元，自中国进口3244.5 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由于中国出口的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而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是一般的高技术产品或大豆等农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产品，而中国由于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不可能像美国居民那样进行消费而购买美国产品。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也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三）美国藉口“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经济崛起

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担心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会导致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动摇，必须遏制竞争对手的崛起。因而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推动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各个政党都偏向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对华贸易、对华技术出口等方面设置障碍。

特别是奥巴马上台以后，“购买美国货”法案的出台，要求美国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加上中国不是美国《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钢材限用于民用建筑，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这恰恰迎合了美国一些人对中美贸易现状的不满和“中国威胁论”者的胃口，必然会使中美贸易产生摩擦和纠纷。

（四）迎合美国大选及利益集团的需要

由于美国政治自身的特点，中美经贸关系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大选综合症”的影响。美国的大选年，为了迎合选民和利益集团的需要，总统候选人总用中美贸易问题大做文章；各种利益集团总是要借助各种机会，利用竞选活动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例如，美国制造业协会敦促国会将反补贴法适用范围扩展至非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贸易代表处对中国补贴政策进行全面分析；美国钢铁研究所、钢铁制造业协会、北美特种钢材行会和钢管进口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综合症》报告，诬我国钢铁产业政策违反世贸补贴规则和入世承诺，破坏了全球环境，怂恿政府在WTO机制下采取行动。而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为了拉拢选民，也常常满足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以争取支持。这样的做法无不对中美贸易摩擦增加变数。

（五）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自身存在的问题

我国外贸企业出口过分依赖美国市场，出口企业之间低价自相竞争，加之我国政府部门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或出口退税，也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其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美国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出口退税、政府采购、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等方面给予企业的好处，导致其厂商的生产成本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使其生产出口厂商在美国市场上可以低于世界市场的平均价格进行销售。而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遇到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美国厂商的技术优势效应得不到发挥，这也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因素。

三、减缓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之策

（一）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

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为了拯救本国经济，必然要采取各种保护贸易措施，这使得经济摩擦成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事实上，曾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韩国和日本均先后成为遭受贸易限制的重点国家，并且至今依然是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大户”。

我们必须理性对待中美贸易摩擦，既不要情绪化，也不必政治化，更不能过分担忧，否则会引起一系列负面反应。对待美国对我国产品实施的不合理制裁措施，我们的政府部门和企业要坚决抗争，积极应对，而不要一味地打贸易战，实施报复。事实证明，贸易摩擦并不可怕，成败输赢亦属正常。况且贸易摩擦还是对政府应对能力的考验，对企业应变能力的检验。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科学和理性地看待和把握，并运用WTO规则有理、有力、有节地加以应对，以争取在贸易争端中的主动。

（二） 正确看待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美国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

针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应对。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大沟通力度，说服美国相关部门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限制，以缩小或消除中美贸易差额。据美国国务院资料显示，由于出口管制，近10年来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比例持续下降，2001年在中国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18．3％来自美国，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迅速下滑至6.3％。对此，中国领导人曾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

同时，我们要认真研究对策，消除美国将贸易差额与“中国威胁论”挂钩，美国反华势力将中国视为潜在敌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必然会谋求地区和世界的霸权，总是试图寻找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在这一方面中国应该多做一些说服工作，打消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让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三）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速产业升级，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实行贴牌生产，扩大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而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具有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竞争力弱的特点。从贸易摩擦的角度看，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的出口受到贸易制裁，又是首当其冲，如服装、玩具、电子产品、机械制造产品等等。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推进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应在政策和资金上进行倾斜，鼓励出口企业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创建企业产品的自主品牌，同时，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加工贸易产品大部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改善商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另外，还要调整外资政策，优化外商的投资结构，对外商在低端制造业的投资，对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要加以严格限制。

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贸易摩擦中容易受伤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点是：成本低→易市场进入→易投资过剩→易生产能力过剩→易供给过剩→企业恶性、无序竞争→遭遇反倾销起诉或保障措施。这种恶性循环在我国很多产业中存在。最近，我国光伏产品遭遇美国“双反”的案例，充分说明光伏产业因属于国家鼓励投资的领域，投资小，见效快，各地纷纷上马，造成产能过剩，企业间低价竞争、出口混乱，冲击欧美市场，造成恶果。因此，中国应建立必要的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如果事先有了预警，就不会盲目过度投资，生产能力就会被控制在一个适度范围内，也就不会有那么激烈的贸易竞争。

（四）建立中美两国政府间良性的长期磋商对话机制

建立中美两国政府间长期的磋商对话机制，及时交流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避免因为缺乏及时的沟通而引发的贸易争端问题，积极主动地解决贸易争端。另外，中美双方政府之间应经常开展经贸会谈以及战略性对话，并使之经常化，形成一个惯例，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经贸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两国经贸领域摩擦问题的协调解决。当然，除了建立经贸领域的长期磋商机制外，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中美双方也应当增加了解，了解对方战略需求，更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五）着眼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发展战略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近年来，我国的出口规模占GDP的比值均为60%以上，外贸依存度达到30-35%，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很高。随着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出口将面临更多的打压或阻力。为此，我们必须转变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消费市场之大是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我们可以在国际市场消费不景气之时，面向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以弥补因外部需求减弱而出口受阻，且贸易摩擦逐步增多的风险。党的十八大已将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确定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这是一项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我们通过扩大内需，已经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尽管当前我国出口增长已经出现放缓迹象，但更要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增强国内需求的拉动作用，这是减缓中美贸易摩擦的长久之策，更是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

总的来说，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是一种讨价还价、力求双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理性的判断，寻找一条合作双赢的道路；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美贸易的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贸易摩擦案件的数量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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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