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文种分析论文

【摘要】行政公文文种有很多，有些文种的意义和性质很相似，因此有必要对公文文种的选择进行探讨，这有利于我们正确地使用公文文种。本文对常见的文种选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正确选用公文文种应该参考的标准。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公文文种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公文文种分析论文 篇1：

近代以来我国公文文种流变考述

[摘要]近年来，古代公文文种流变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围绕近代以来的公文文种流变展开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从晚清时期、太平天国时期、北洋军阀时期、中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文文种既有直接或间接继承前代者，又有为适应社会需要而新增者。全面、系统地考察近代以来公文文种的流变过程及其规律，可以维护公文文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促进公文学科的发展，从而提升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水平和行政效能。

[关键词]公文文种流变考述

[分類号]G277

A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ary Types since Modern Times

Yang Xia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我国公文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的由盛至衰和近代的多次调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走上现代化之路。公文文种流变研究是公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不仅对当下公文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公文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公文文种流变研究的现状

公文是国家施政的工具，文种即公文的种类。文种建设是公文建设的重点，流变研究则是文种研究的重中之重。

关于古代公文文种流变研究，近年来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丁晓昌在《古代公文研究》[1]中，以朝代发展的先后顺序，纵向梳理了各类古代公文文种，重点阐述了创新性公文文种的来源及流变；胡元德的《古代公文文体流变》中[2]首次提出了文体族群理论，总结了古代公文文种的流变规律。相比之下，近代以来的公文文种流变研究成果较为薄弱，较有代表性的是：沈蕾的《民国时期公文程式研究》[3]着重考察了民国公文文种的流变过程，但未充分结合时代背景做深入透彻的理论分析；岳海翔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文文种和公文体式的发展演变》[4]一文中简单梳理了1949年以来的公文文种流变过程，但未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对文种的每一次演变做深入的剖析；王锦森在《建国六十年行政公文种类变革研究》[5]一文中，把研究对象限于行政类公文，未包括党务类公文，虽也梳理了文种流变的过程，但内容较为笼统，尚缺乏深入透彻的理论阐释。可见，关于近代以来的公文文种流变研究，目前公文学界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2近代以来公文文种的流变过程

2.1晚清时期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外事活动的增加以及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清代公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新增了不少外交文种。如，条约、协定、章程、照会、国书、全权证书、谈话纪略、出使报告、护照、信函、电报等。同时，还出现了大量专用公文文种。如，青册、大金榜、小金榜、察状、结状、保状、领状、金票、膳牌、牙贴、勘合、黄红册、易知由单、保甲册等”[6]。而其他公文文种除了使用功能与适用范围略有调整外，基本是直接沿袭明代的公文文种。

2.2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天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特殊的政治制度以及“拜上帝教”思想武器的运用，再加上广西特殊的地理区域因素，使其公文文种既不同于前代，也不同于后代。这一时期，除了诲谕、禀申、御批、钧醒、本章等52个常用公文文种外，还根据实践需要创新增设了田凭、荡凭、照凭、云马、圆马、飞文、挥子等带有农民革命特色和宗教特色的文种[7]。

2.3北洋军阀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公文程式多次调整，文种变化最为频繁。1912年11月，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公布公文程式令》，将文种规定为“大总统令、院令、部令、任命状、委任令、训令、指令、咨、公函、呈、批答等”[8]。1914年5月，中央政府颁布《大总统公文程式令》及《大总统公布官署公文程式令》，将文种规定为“策令、申令、告令、批令、呈、详、饬、咨、咨陈、示、批、禀等”[9]。1916年5月，袁世凯连续颁布《修正大总统公文程式令》《大总统公布政府公文程式令》，将文种规定为“院令、部令、咨和咨陈等”[10]。1916年7月，北洋政府颁布《公文程式》，将文种规定为“大总统令、国务院令、各部院令、任命状、委任令、训令、指令、布告、咨、咨呈、呈、公函和批等”[11]。1917年11月，新的《大总统公布公文程式令》，将文种规定为“大总统令、院令、部令、布告、任命状、委任令、训令、指令、处分令、咨、公函、呈和批”[12]。

2.4中华民国时期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公文程式条例》，将文种规定为7个，即“公布、令、状、示、谕、咨、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7年8月颁布《公文程式条例》，将文种规定为10个，即“令、通告、训令、指令、任命状、呈、咨、咨呈、公函、批答”。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再次颁布《公文程式条例》，将文种规定为9个，即“令、训令、指令、布告、任命状、呈、状、公函、批”。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公文程式条例》，将文种规定为9个，即“令、训令、指令、布告、任命状、呈、咨、公函、批”[13]。1938年9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公文程式规则》，将文种规定为13个，即“临时政府令、议政行政司法委员会令、各部署令、任命状、任命令、训令、指令、布告、咨、咨呈、呈、公函、批”。1940年7月，汪伪政府颁布《修正公文程式条例》，将文种规定为11个，即“令、训令、指令、布告、任命状、呈、咨呈、咨、公函、批、通知”[14]。

2.5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文书工作。1931年《文件处置办法》把中央文件细分为“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性材料；中共中央对外宣言、告群众书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中央通告、宣传大纲”等四类[15]。1942年《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将文种规定为5个，即“命令、布告、批答、公函、呈文”[16]。1948到1949年期间，“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和华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先后3次颁布公文程式，其中一次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草案》将文种规定为12个，即令、训令、指令、指示、决定、布告、通知、通报（或通告）、状、批复、函、呈”[17]。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党和政府先后10次制发公文程式，对公文文种、行文关系、办文程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促使新的文书制度逐步形成，公文之地位与辅政功能日益增强。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将文种规定为7个，即“报告、命令、指示、批复、通报、布告、公函”[18]。

1957年10月，国务院秘书厅发布《关于对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稿）》将文种规定为12个，即“命令、令、指示、报告、请示、批复、批示、通知、通报、布告、通告、函”[19]。

196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试行办法》，将文种规定为13个，即“命令、令、指示、批转、批复、答复、通知、通报、报告、请示、布告、通告、函”[20]。

上述调整，取消了签报、公告和便函，增加了令、请示、批示和批转，后将批示改为答复，还将报告和请示分开行文，这使公文的分类更加清晰，职责更加明确，沟通也更加通畅。

“文革”时期，公文发展过程较为曲折。公文的政治色彩过浓，几乎没有颁布相关的公文制度，文种也很不规范。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各级党政机关的公文工作才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现根据历次国标，将这一阶段的文种流变过程梳理如下：

198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将文种规定为15个，即“命令、令、指令、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和函”[21]。

1987年2月，國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将文种规定为15个，即“命令（令）、指令、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和会议纪要”[22]。

198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文件处理条例（试行）》，将党的公文文种规定为13个，即“公报、决议、决定、指示、条例、规定、通知、通报、请示、报告、批复、会议纪要和函”[23]。

199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将文种规定为13个，即“命令（令）、议案、决定、指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和会议纪要”[24]。

1996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将文种规定为14个，即“决议、决定、指示、意见、通知、通报、公报、报告、请示、批复、条例、规定、函和会议纪要”[25]。

2000年8月，国务院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将文种规定为13个，即“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和会议纪要”[26]。

201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将文种规定为15个，即“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和纪要”[27]。该《条例》首次实现了党政公文一体化，并且与时俱进地增删或调整了部分文种的功能。

纵观以上7次公文文种的调整与变革，最终取消了批转、答复、指令、指示、布告，恢复了公告，增加了请示、意见、议案、纪要，并将公告与通告分开行文。实践证明，公文是国家管理和传递政令的工具，政治体制的变化必然导致文种的变化。

3公文文种的流变规律

晚清时期，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社会矛盾的复杂程度、社会发展轨迹的曲折多变，前所未有。公文是社会的晴雨表，文种变化是清政府行文的需要，也是文种自身发展的需要。作为国家施政的重要载体，讲究实用性和注重实践效果是公文行文的主要原则。因此，在公文实践中，逐步淘汰掉一些不适合的文种，如，废题改奏，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新增部分文种。如，大量外交文种和专用文种。

太平天国时期，为扩大群众基础、宣传革命纲领和提高行政效率，在清王朝的公文文种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现行公文文种体系，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文种，为后世公文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划分非常细致，总体数量较多，呈现出“形式多样、独具特色、宗教与法制高度统一、仍保留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印记、大部分简洁明快文风朴实以及诗歌入公文等特点”[28]。但是，由于农民革命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公文中的一些先进因素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展。

北洋军阀时期，“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以及各派之间的割据与混战”[29]现象较为严重。这一时期的公文程式屡经变化，文种体系也反复调整，除了令被划分为大总统令、院令、部令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和历史的倒退之外，其它的大部分文种却在此时已经基本定型并被长期使用。如，现在党政机关公文工作中使用得非常频繁的函即源于这一时期的公函。

中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较为频繁，公文文种系统也相应调整。“一方面，废除了繁杂的封建文种，制定了简明的新文种；另一方面，摒除了封建文种的高低贵贱，从文种上表现民主思想”[30]。这些变化具体呈现出如下的规律：文种数量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文种体系构建基本合理；文种功能数量简化则合并，数量繁多则细化，并且朝着功能单一、适用范围合理的方向发展；文种的流变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既遵循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又回应了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更迭；文种设置依据逐步明晰，多数是以行文主体、行文方向作为设置依据。可见，民国公文已表现出一些宝贵的现代公文理念，现代公文文种的特点也有所体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主要根据地政府使用过的文种近30个，这些文种在少数继承国民政府文种基础上，对封建尊卑等级观念抛弃得更加彻底，文种设计上更具科学性，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种规范留下了选择的巨大空间”[3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党政机关的公文工作经历了一个统—分—统的发展过程，并对文种设置进行了系统改进和健全完善。这一时期，文种调整之多、频率之高，前所未有，呈现出法定文种由繁到简，文种功能越来越精准化的特点，而且，文种的流变过程顺应了民主政治和民主管理的需要，使现行的公文更加富有时代感和权威性。

从文种继承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的公文文种流变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部分文种是对前代文种的直接继承。如，令在古代虽有文种名称方面的不同，但其文种功能始终都是帝王对臣下的言辞。近代以来，虽然令的使用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其适用范围、文种功能仍然基本沿袭古代，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

其二，部分文种是对前代文种的间接继承。一种情况是名称相同用法却不一样，如，请示、报告直到1994年公文国标明确规定分开使用之前，一直都是合着使用，与现行国标的用法完全不同。另一种情况是名称不同但用法却一样，如，纪要“由古代载书演变而来，秦汉以后的奏记、起居注、市政记；元代的记过；明清的实录，都与纪要有着历史渊源”[32]。后来，会议纪要在1987年公文国标中被确定为法定文种，又在2012年公文国标中改称纪要。

其三，部分文种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而创新出现的。如，晚清时期大量新增的条约、协定等外交文种和青册、大金榜等专用文种；以及太平天国时期自创的挥子等凭证类文种，田凭、荡凭等执照类文种和云马、圆马等紧急类文种。

综上可见，隨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近代以来的公文程式在不断进行调整，文种体系也同步发生变化，文种之间的功能划分也日益明晰，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存。而且，这一时期公文文种流变的过程，既受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是文种本身选优淘劣的结果，总体方向是不断趋于科学合理。因此，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我国公文文种的流变过程及流变规律，旨在强化文种建设，增强公文表达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促进公文学科的向前发展，从而提升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水平和行政效能。

参考文献

[1]丁晓昌.古代公文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2]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M].扬州：广陵书社，2012.

[3]沈蕾.民国时期公文程式研究[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4]岳海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文文种和公文体式的发展演变[J].写作，2017（5）：49-52.

[5]王锦森.建国六十年行政公文种类变革研究[J].秘书，2009（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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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试行办法[Z].196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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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Z].1987-02-18.

[2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文件处理条例（试行）[Z].198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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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Z].1996-05-03.

[26]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Z].2000-08-24.

[2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Z].2012-04-16.

[28][30][31]张晓青.中国公文史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152-154，161-162，189-190.

[29]李昌远.中国公文发展简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26-127.

[32]柳新华，徐艳华.当代中国公文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63-64.

作者：杨霞

公文文种分析论文 篇2：

关于正确使用行政公文文种的探讨

【摘 要】行政公文文种有很多，有些文种的意义和性质很相似，因此有必要对公文文种的选择进行探讨，这有利于我们正确地使用公文文种。本文对常见的文种选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正确选用公文文种应该参考的标准。

【关键词】行政公文；文种；错误类型

国家的公文法规明确指出，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是传达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施行行政措施，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目前现行的通用公文中使用的文种有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等共十二类十三种。

一、公文文种选用的意义

公文的名称是根据公文的目的、发文机关的权限和收发文机关之间的行文关系确定的。公文名称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1.行政公文文种以党和国家法定公文的方式明确规定下来，使公文的名称选用有“法”可依，使全国的公文都有了统一的种类和规范的格式，使公文文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得到了保证。

2.公文文种的正确的选用 ，可以体现公文文种的不同性质和作用。比如命令（令）是我国国家行政机关、国家领导人或军事机关颁发的具有强制效力的指挥性文件，是一种法规性、强制性很严格的下行文，受文机关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3.确定了公文文种，可以在写公文时有明确的行文目的和意图。如：表彰先进、批评错误和需要周知的事项等，一般选用“通报”。

4.在不同情况下使用正确的公文名称，可以使公文处理人员快速了解发文部门的意图，有利于准确、迅速地处理和查找公文。如 “请示”要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报告”重在汇报工作，不一定答复；“函”重在商洽协商。

但是明确了选定公文文种的意义和作用，并不等于在写作实践中就能正确选用公文文种。实际上，在拟写公文标题时，如何选择正确的、合适的公文文种一直困扰着文书工作者，经常出现错用和乱用文种的问题。

二、公文选用过程中，错用乱用文种问题分析

根据上述公文种类选择的基本原则，公文在行文时必须根据行文目的、公文内容和行文关系来合理选择和确定文种。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行政公文文种选用仍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造公文文种

我国现行各级各类党政机关单位通用公务文书的主要文种归纳起来共十八种，其他一些习惯称呼和一般事务文书均不能当成行政公文的文种来使用。如《关于XXXX问题的补充说明》 ，把“补充说明”当成文种使用是不正确的。

（二）滥用公文文种

每一种公文文种都有明确的适用范围，都有严格的使用要求，每个制发机关都应根据行文目的和工作内容选择单一确定的文种。但经常出现超出职权范围和工作内容随意使用法定公文。如：“通知”的适用范围很广，功能有很多，与大多文种都有交叉，于是就把“通知”当成了万能文种，本该用“会议纪要”、“批复”、“通报”等文种时，行文皆用“通知”代替。

（三）混用行政公文文种

公文文种是用以表明公文的性质和要求的，一份文件只能用一个文种，两种文种不可混用。

（四）错用行政公文文种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一些公文文种在某些功能上的相似性，在选择公文文种时，忽视了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造成了公文文种的错误选择。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1.在单位中，“函”与“请示”或“通知”等的使用经常搞错。凡是向同级或无隶属关系的机关单位行文，不管是请求性、答复性还是商洽性的，一般都应该使用“函”。

2.“公报”、“公告”和“通告”界限不清，相互之间错用情况经常发生，常见的是该用“通告”的却用了“公告”。”公报”、“公告”和“通告”三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公报”用于发布重要决定或者重大事件，适用于党内外或一些专业领域，其作用更多的是宣示和告知事项；“公告”通常是指以国家的名义向国内外庄严宣告有影响的重大事件；“通告”一般公布需要遵守或周知的事项，带有一定的行政约束力，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发布。

3.批复和具有答复性质的函之间的错用。一是主管部门对询问问题或请批事项的不相隶属的机关、单位错用“批复”行文；二是上级机关针对来自属于下级的“请示”错用“复函”行文。

三、正确选用公文文种，避免错用滥用

如何正确选用公文文种，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选用公文文种，必须根据制发公文的目的和行文的要求进行。所有的行政公文文种都有法定的适用范围，其行文目的和要求必须符合公文的适用范围。如“请示”和“报告”的选用，“报告”的目的是下情上达、陈述情况，不要求答复，而“请示”是要求上级对请示的事项给予指示、批准或答复的。

2.应根据行政公文制发机关的权限来选用文种。不同的行政公文对其行文主体的要求不一样。根据主体级别高低范围来选用相应的文种。

3.应根据收发文机关之间的行文关系来确定公文文种。按照行文关系和文书的去向，行政公文有可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和平行文。不同的行文关系，文种的选用是不同的。

4.在选择公文文种时还应考虑每一份公文只能选择唯一的文种，而且只能选择公文管理规定的公文文种，决不能生造文种。比如在公文标题中不能出现“请示报告”“意见通报”等两个文种同时并用的情况。

总之，行政公文文种的选择应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公文处理法规的规定，根据制发公文的目的、制发机关的权限、收发文之间的行文关系，认真领会每一个文种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从而选择正确的符合行文目的和要求的文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机关单位之间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公文处理的统一性。

作者：邹静云　段钊

公文文种分析论文 篇3：

文种钩沉荟萃引领时代学风

在我国，公文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甲骨文，就其内容和形式来看，是原始应用文的雏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产生，除了民间的应用文日益丰富外，国家机关适应公务需要的公文发展更快。如周代的《尚书》文告、秦代的制诏谕奏、汉代的表疏律令、唐宋的图籍表册，明清的题本照会都是公文。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了我国行政公文文种有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等13种。公文在历代政治管理与社会文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受到历朝历代社会各阶层的高度重视。探讨公文发展，就必须要研究公文文种的演变，这对我们的公文写作会奠定很好的基础，也为提高公文水平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公文处理专家梁清诲先生领头主编的《历代公文文种大全》一书，日前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本人认真研读，有如下一些认识：

一、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历代公文的种类、文体，因历朝历代的体制不同，变化频繁，难以简要地准确概述。大体上周王朝时国家机关较前强化，典章制度也较完备，出现了“典、谟、誓、命、训、诰”等下行文。春秋战国时又出现了“檄移、盟书”等反映时代变革与各国兼并斗争的一些新文种。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巩固，对公文名称、种类、用途、体式、行文方式均有严格规定，下行文主要有“制书、诏书、策书、戒书”等；上行文主要有“章、表、奏、议”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称“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实际上“章”多为没有多大价值的公式化文章，“表”与“奏”的用途极广，“下言于上曰表”，凡臣下向皇帝陈述事情，诸如论陈、劝请、进献、推荐、庆贺、慰安、讼理、弹劾，几乎都可用。“表”与“奏”实际用途难以区分。“议”则是规划政治，陈述不同意见时用，逐渐向政论文的方向发展。此后历代还有“启、牒、符、贴、咨、呈”等，反映了国家政权机构的日益庞大。至于专用的财经文书，从战国时期的木券“上计簿”到明清的“易知由单”、“鱼鳞图册”，以及专用的政法、军事、外交公文，种类越来越多。

本书针对文种演绎的跨度时间大，头绪复杂，故编写的基本框架，采用文种阐释与范文例举的方式作总体构成，相辅相成。为表述方便，作为分析例举的范文按文种依序排列。编者既借鉴当代辞书的编写体例，又有所创新。编者未按常规的以朝代为序作为结构编排依据，而是独辟蹊径，以音序编纂文种，以方便读者实用检索，更利于读者从相同或相似的文种，看到公文文种的变迁演变轨迹。书中对于古今文种的介绍，提纲挈领，要言不烦，近于辞书文风，便于读者掌握各类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求。本书还采用互见或参见的方法，不仅大大节省了篇幅，读者更可由此及彼，互相发明，加深理解。综观全书，编者细心安排，行文严谨，对于读者的阅读和借鉴，确有切实的帮助。

编者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查阅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采集公文文种达1000余种。对部分文书中的统称、合称、泛指、特指等词条，虽未作文种收录，但为了与实用的文种名称相区别，遂在正文后的附录中汇总罗列，以作为重要的补充参考。

编者为方便读者，对所选出的古代公文范例，予以白话直译。全书总字数约60万字，国际标准16开，以文种名称作词条，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正文之后附“文种笔画索引”，供检索；并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对古代、近代文种名称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均改用规范汉字，且图文混排，印制精美，适合从事文秘工作与中高级研究的读者阅读使用。

二、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

梁代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一书，可视为典型的文体学研究著作，其三分之一的篇幅论及当时的各种公文文体及其写作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文种沿革的阐述中断于南北朝。而我国当代文体学研究显著地侧重于各文学体裁，尚未有人较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已湮没的公文文种，有也不是很系统和全面。应该说，该方向的研究缺少有分量的理论著作和资料整理。从文种学的角度看，文种研究的内涵较为单一，而外延却相对复杂。就内涵来讲，它以文种研究为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外延而言，本书涉及到文书、档案、文体、文献、写作等诸多学科的相关领域并给予有机的结合。本书的系统性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全面地资料搜集和梳理，挖掘了已经湮没的几百个“死文种”。就理论深度来看，本书探究了文种学的基础理论，并逐一论述了文种的各自起源、发展阶段、用途演变乃至消亡的全过程。

全书对历代公文文种的概念梳理与界定，多一家之言，具有突出的前沿性和创新性。编著者主要采用了以下办法：

一是尽量广泛占有第一手材料。本书收录了广义上的公文文种，即除私人书信外的一切文种（含凭证等应用类文种）。编著者十分重视作为古今文种用途的研究实证，广泛收集历代公文范文，尽量采用原始资料，诸如从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商代甲骨文、两周青铜彝器铭文、春秋战国帛书、汉晋竹简、唐代吐蕃文书）、古代公文碑刻资料（《金石萃编》、《金石续编》所著录公文）、存世的历代档案原件（明清大内档案、民国档案、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档案、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档案），等等；并对每一文种的产生、演变、适用范围和对象、使用方法、格式、书写材料及写作特点等尽可能作详细解释，且选附部分例文，以加深理解。

二是科学考证，类比梳理。编著者花大力气对有关古今文种的史料进行科学考订、类比梳排和比较研究。其以正史中的资料为主，兼及政书、类书、野史、笔记、文献总集中的资料，并特别注重存世的历代档案文件中具体用途所蕴含的历史启迪。编著者既侧重历代典章中对各文种用途的分别界定，又注意政务运用中的特例所揭示的理论意义，以达到“同中见异、异中求同”的研究效果。

三是史论结合、古今贯通。文种的演变决非随意、偶然，而是在一定的外部条件、政务需要的前提下，遵循其内在的演化规律，呈螺旋形地缓慢推进。编著者着眼于影响文种演化的诸因素，从行政体制的沿革、政务范围的广狭、机构职能的变更等方面，透过文种用途移易的表象，挖掘其深层的原因，从而归纳出演化规律。该书在对每个文种分别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整个社会全部文种发展演化的主线，探讨其基本规律，揭示了今后文种的演化方向。其既对古今1000多个文种分门别类加以梳排，以体现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之名称演绎、适用范围移易、用途广狭变更；又注意相近文种之间的交叉融汇。

三、社会影响与现实意义

从信息记述、传递和保存的方式方法去划分，公文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八个交叉阶段：一是结绳、契刻记事与象形文字的公文，二是以甲骨为载体的公文，三是钟鼎铭文，四是简册公文，五是缣帛公文，六是石刻公文，七是纸质公文，八是电子数码公文。我国历代公文，既是历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历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历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

历代公文包含了大量知识，涉及天文、地理、职官、科举、宗法、宫室、什物、丧葬，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与重大活动等，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有待进一步发掘。能否正确选用文种，直接关系到公文质量的高低、表达效果的好坏和公文处理的方便与否。本书鉴于历代文种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使用时容易混淆，为保持文种规范而区分出一些容易混淆的文种，体现了积极的实用意义。

《大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极具权威性的文种辞书，其学术性与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从学术层面还是公文实践的角度来看，它都体现出作者的高屋建瓴与足智多谋。《大全》的出版，一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已湮没文种和现行公文文种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价值；二是对史籍著录的公文判定文种，对史实中的干支纪日推算月、日，提供理论指导，具有历史学与文学方面的研究价值；三是对研究生教学，可作为教材参考；四是具有文献档案学研究方面的价值。

梁清诲先生领头编写的这本《历代公文文种大全》的正式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先生早年编写的《古今公文文种汇释》、《商品经济大词典》、《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中国政府管理百科全书》等，我曾经认真地研读和使用过。这本《大全》与之一样，可谓结构精巧，体例严谨，编写认真，堪称文种钩沉荟萃、引领时代学风的典范。

作者单位：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成都）

作者：丰雨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