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研究论文

2022-04-22

摘要: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这一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然后随着社会发展,政策的消极面逐渐凸显出来,逐渐放开的“二胎”生育政策开始进入国家政策视野。政策的变动关键要深刻把握变动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研究论文 篇1:

人力资源成本增长对我国人口生育的影响

【摘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成本的增长不仅影响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收入分配,而且对人口生育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育观念、生育次数、生育时间、生育健康等方面。因此,进一步研究和正视人力资源成本等经济因素对人口生育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有利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和理性的发展。

【关键词】人力资源 人口生育 政策研究

从197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已从我国政府的“天下第一难”的地位逐渐隐退,让位于税费收缴、社会稳定等工作。这个变化是十分巨大的、艰辛的,既有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源成本的增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深入分析和研究人力资源成本的增长对我国人口生育的影响,将对我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人力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中的地位

1、能力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从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经济制度的变迁大致沿着暴力经济、权力经济、资本经济、能力经济的轨迹而不断演进的。一般来说,奴隶社会主要处在暴力经济时代,财富的分配主要依据人们暴力的强弱;封建社会主要处在权力经济时代。财富的分配主要依据人们在社会中权力地位的高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处在资本经济时代,财富的分配主要依据人们所占有资本的多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处在能力经济时代,财富的分配主要依据人们个人能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所以,承认个人能力的差异及其对这种能力差异的保护和有效激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完善的导向目标,也是最终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充分发展的动力基础。

2、人力资源在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源在市场经济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既是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分配制度的需要,也是顺应了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也必须坚持提高人力资本在市场分配中的比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使人力资本成为超过货币资本成为在市场经济中影响分配的最大因素,成为第一大生产要素,最终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另外,人力资源在分配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也是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必然结果。当前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睨,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生长点,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后劲。

二、人力的自然成本与社会成本

个体人力资源成长成本按其发挥作用的不同领域,可分为自然成本与社会成本。自然成本主要指人成长过程中的生理、生活成本,社会成本主要指人成长过程中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成本。

自然成本分为生长发育成本和成长抚育成本。生长发育成本主要包括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一切吃、穿、住和医疗等费用成本;成长抚育成本主要包括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安全监管、道德教养、家庭伦理教育等费用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种机会成本。

社会成本又可分为基础教育成本、成家立业成本、职业素质提升成本、职业业绩提升成本。基础教育成本主要包括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一切学习教育支出费用,其中包括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也包括硕士、博士教育成本;成家觅业成本主要包括在基础教育完成以后,结婚、就业所必须的一切费用支出;职业素质提升成本主要包括在就业后所进行的业务培训、社会锻炼、增强人生阅历等以提升个人职业素质的费用支出;职业业绩提升成本主要包括在工作中通过不断创造和积累工作业绩所必须付出的一切经济和生活代价。因此综合分析我国人力资源的特征表现为:

1、总体成本在不断的升。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其次,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人力资源的素质要求更高,对人才的要求更广、更全、更专业,这样使得很多人受基础教育的年限延长。另外,随着世界范围的竞争加剧,逼迫我们在人力资源成长方面不得不加大投入的力度,从而提高了成本。

2、基础教育成本的比重增大。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主要措施就是集中资金投资基础教育。这样一来,使得基础教育成本在我国人力资源总成本中占有的比重是相当大,大约占到70%左右,而且家庭资本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渐增加。

3、抚育后代的机会成本逐步提高。抚育后代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指由于生育、哺育和抚育后代而付出的资金和精力,以及因此而丧失了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的代价。由于抚育后代付出了必要的资金和精力,会使自己丧失自我教育、获得发展的经济收入和机会,丧失即得的工作岗位、可能获得的职业地位。这无形中提高机会成本。同时父母还要为子女的职业选择机会付出努力,也增加了成本因素。父辈在为下代的成长付出了毕业的金钱和精力以后,仍然要为他们的万家觅业继续繁重的经济和道义责任。

三、绝对成本与相对成本

个体人力资源成长成本按社会需要来分,可分为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两大类。绝对成本主要指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个体人力资源成长的最低成本,包括基本生活成本和适当的教育成本;相对成本主要指超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适应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个体人力资源成长的较高成本,相对成本主要是与当地人比较中产生的,包括超标准的生活成本和超需要的教育成本。

1、绝对成本的上升速度较快。主要原因一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价格不断上涨,导致衣、食、住、用等费用大幅度的增加;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人力资源的素质需求不断提高;三是由于我国劳动力数量很多,就业压力相当大,因而迫使人力资源的基础教育年限和层次都有所提高,虽然提高了人力资源素质,但也无疑增加了人力资源的成本。而且它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经济发展速度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2、相对成本的上升成为对父母辈的最大压力。由于近30多年来我国实行钢性很强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普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大多实行生育二个子女政策,使得我国人口数量代际差异特别大,有些家庭父母辈、祖父母辈成员较多,客观上极大地改善了下代成长的经济条件,也大大提高了对下代成才的预期希望值,从而大大提高了下代成长的成本。在一些生育子女较多的家庭,虽然家庭总体经济状况大致相当,但是平均到每个子女身上,其成长的经济条件就要相差很大。为了使自己的子女不至于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落后于别的孩子,这些家庭的长辈总要想方设法地创造与生育子女少的家庭相当的成长条件,因此他们就要承受比生育子女少的家庭更多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这种巨大的压力往往会使那些家

庭经济状况存在恶化的趋势。

四、对我国人口生育的影响

人力资源成长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客观上从经济的角度缓解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部分困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它的影响要比任何政策都要大得多、有效得多。

1、对生育观念的影响。实现了由重生育轻培养到重培养慎生育的观念转变。由于人力资源的素质在未来的经济分配中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决定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此,作为父母辈总是想方设法地增加对下代成长的投入,把主要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对下代的成长当中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重生育而不管培养,相反,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获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把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他们会慎重选择生育数量。

2、对生育次数的影响。实现了由多生到少生或不生的转变,主要是减轻生育的相对成本和机会成本。少生是要减轻生育的相对成本,因为在家庭经济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少生孩子就可以相对地增加对孩子成长的投入,为提高孩子的素质创造更好的条件;不生孩子主要是要减轻父母辈的机会成本压力,以便把主要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父母辈身上,不断提高父母辈的素质、提升父辈的职业业绩,以追求父母辈的人生价值和利益的实现。特别是在生育孩子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替代方式的观念已经过时以后,少生或不生孩子的行为必将会被更多的父辈所选择。

3、对生育时间的影响。实现了由早婚早育到迟婚迟育的转变,这主要是减少生育和抚育的机会成本和自身经济压力的需要。在人力资源成长成本不高的情况下,早婚早育对父母辈生活和发展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很容易产生所谓的“早生孩子早享福”的观念。但在人力资源成长成本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早婚早育无疑会增大对父母辈的经济压力,大大增加父母辈为了生育而丧失的自身发展的机会成本。而迟婚迟育正是顺应人力资源成长成本大幅度提高的状况,可以有效兼顾父母辈与后代两代人素质都要提高的需要。一是可以使父母辈用更多的资金和精力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减少生育的机会成本,二是可以在提高父母辈的职业能力和社会地位后,增强生育和抚育后代的能力,三是可以解决父母辈经济能力的提高与生育和抚育能力不足的矛盾。这种状况相对来说,对职业妇女影响最大。

4、对生育健康的影响。实现了由忽视生殖健康到重视生殖健康的转变。过去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卫生和医疗条件的限制,人们对生殖健康不太重视,普遍不太重视对孕期的检查和护理,新生儿的先天疾病犯病率较高,不仅给家庭带来了痛苦,而且增加了抚育的负担。现在人们在少生观念的影响下,在人力资源成长成本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普遍重视对孕期的检查和护理,使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在相同的经济状况和投资条件下,可以相对减少新生儿的成长投资成本,大幅度地提高后代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张旭平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研究论文 篇2:

我国“二胎”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影响

摘 要: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这一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然后随着社会发展,政策的消极面逐渐凸显出来,逐渐放开的“二胎”生育政策开始进入国家政策视野。政策的变动关键要深刻把握变动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章在理论框架下演绎分析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从而判定我国在目前实施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是顺应发展需求的,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关键词:“单独二胎”;生育政策;计划生育

生育政策是通过干预出生人口来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并进而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各种社会现象表征我国自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改革。学者们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不做变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调整放宽。政策变动容易,关键是要深刻把握政策变动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本篇文章中试图通过理论架构来推演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由此来审定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究竟是“优”还是“劣”。

一、教育影响与生育政策

假设:低出生率不一定对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而提高人口质量更为重要。在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由于我国多年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从而节省了巨额的人口教育投资,使得我国的教育资源匹配得以优化,就业状况改善、贫困人口大为减少,而且使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由此看出,人口政策与教育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处于1.5的低水平。而从维持世代更替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时,人口才不会出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考虑到“人口红利“会向“人口负债”的转变,未来我国人口政策也会由“单独二胎”向“全面放开”转变。但是,单从人口政策这一趋势来看,增加人口数量会给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生育率的降低会促成人口再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极大地改善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使教育投资更加合理化。但是,我国目前生育率为1.5左右,即使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开放的情况下,据估算生育率也只会上升0.06,不会造成人口数量激增,教育负担过重的局面,在未来单独二胎政策施行下,我国还会继续在低的生育率上滑行,具体分析来说,较低的生育率会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带来积极的影响:包括教育投入的合理配置、教育办学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有利发挥普通高校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等。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国政策趋势应该由“单独二胎”政策向“全面放开”转变。

二、国际竞争力与生育政策

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再生产类型会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但是不同的国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用的年限却存在很大差别。对这一进程的研究,关系着本国老龄化的程度和进度,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也关系着本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人口竞争力的大小,展现国际市场上未来潜在的竞争力。

就和国外比较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可能辐射在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人口竞争力的下降。人口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人口竞争力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其规模、质量、结构与动量而显现或蕴藏的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我国而言,在人口规模竞争力和人口结构竞争力上,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使得我国在人口竞争力上全无优势,对比其他同样人口类型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在近年来借由密集型产业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发展优势将消失殆尽,进而影响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位和发展战略。

其次是大国责任的可能缺位。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增强,导致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发挥作用,但是政治姿态背后一定要有国家实力对其进行有效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从孩子的成本-效益模型以及人口转变理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虽然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没有问题,但是深刻的社会属性导致人类社会已经不单单是自然社会的进化演变那么简单,生育还是需要计划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必定伴随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目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生育政策的变革,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在目前实施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是顺应发展需求的,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但怎样把握放开的度还需要各方学者进一步论证。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曹延亭译,孙长顺校.教育的经济价值[M].吉林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2]梁中堂.人口学[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3]李文.中国新时期的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J].武陵学刊,2010(5).

[4]汤兆云.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0).

作者:徐旭博 李元波 徐鸿望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研究论文 篇3:

完善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摘 要]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已实行了将近50年,为我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分配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阶段,要重新考虑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利益,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利益导向机制。笔者结合相关实际问题,讨论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原理,并结合现行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现状,提出一些改进措施。

[关键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人口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6.172

我国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给社会发展减轻了许多阻力与负担,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在追求高生活品质的今天,要充分考虑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同时是否继续满足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对此,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从各个方面评估与完善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1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由来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外的许多理论学家就对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研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形成了一套计划生育理论,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就是以这套理论为基础所延伸出来的符合我国人口国情的理论。这些理论充分考虑了孩子的生产成本、受教育成本、生活成本以及各种需要父母或者国家所提供的一切花费成本。同时分析了一对年轻夫妇抚养孩子所需要投入的精力与时间,国家对孩子的培养所耗费的精力与时间,以及孩子长大能为父母、国家和社会所作的回报或者是所能减轻的社会负担。充分考虑这些人口实际问题给国家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如国家的综合人口素质、国家的社会稳定以及国家的养老机制与社会人口层次等实际问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下,通常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所以在一定程度下两者的利益是相通的,相互之间不会产生太大矛盾。即使在一段特殊时期,个人利益服从了国家利益,给国家利益让了路,那么在国家渡过危机后也会以社会福利的形式为这些曾经牺牲个人利益来帮助国家的人们做出弥补。国家甚至可通过立法形式,鼓励人们在特殊时期暂时放弃个人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和平时期基本可以相互转化,区别不是特别的明显;但在特殊时期应以一种合理方式来平衡这种利益机制,尽可能的满足各方面的切身利益。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种机制。

2 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利益导向机制的现状

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于上20世纪的社会主市场经济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当时国家的经济现状与社会发展需求。在那个特殊时期,需要我国人民牺牲个人利益,减少全国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以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但随着我国各方面的不断进步,国家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我国实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适时地调整与改变,尽可能地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如20世纪60年代,我国相继提出晚生晚育、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方针,并让这部分人们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如在医疗上、教育上、工作上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福利上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在20世纪70年代,国家进一步商讨计划生育国策的相关调整计划,且将一些优惠政策具体细化,建议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国家规定的具体惠民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了许多,中央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建设一个文明、富强、团结的新农村。因此,国家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鼓励与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惠民政策来维护计划生育政策下人们的个人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时期,党和国家更加重视计划生育所创造的新的人口环境,在经过实际调研后,国家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要求。在国家的整体政策指引下,各地区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加深对计划生育政策在新时期下的理解,以实际惠民政策鼓励人们继续为历史前进中的国家做出个人努力。

3 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利益导向机制的新时期要求

现在的中国定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亚洲大国经济体,进入21世纪以来,长时期有效的人口控制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国民素质与人口层次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重新定义人口与计划生育这项国策的利益分配。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谐社会成为新的历史建设标准,不仅国家在追求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民个体也在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时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再一次重合。因此,国家在2014年,适时相继放开了二胎政策,这样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人民的生育需求和生活质量需求;对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国家也需要这部分新增人口来让国家的年龄结构更合理,让未来我国的年轻劳动力更有质量、更有创造力与推动力。由此,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再次统一。但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实施有时会被局部地方政府所误解,人们在损失个人利益之后并没有得到国家相应的实惠,这时就不能体现计划生育政策利益导向机制的优势,需要进一步改进与提高。

4 结 语

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尤其是为我国建国初期的社会发展与经济进步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与资源环境。本文主要分析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提出环境与实际实施现状,并提出新时期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发展要求,以期让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推动我国的社会和谐与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谭江蓉,杨云彦.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回顾与前瞻[J].人口与发展,2012(3):41-49.

[2]秦永坚,黄绪超.试析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及完善对策[J].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1):175-176.

[3]张冬梅.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3(21):134.

作者:何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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