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货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受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对马克思认识论把握不够等原因，目前国内流行的政治经济学中，对于货币定义认识存在着误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1：

货币历史演变轨迹的若干规律性及其创新探索

摘要：由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相关货币观点剖析了货币的本质和根源，并揭示出货币自身矛盾运动规律及一系列后果，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如今很有必要与时俱进。文章紧密结合现实世界的变化发展和客观状况，通过梳理货币发展历史相关资料，尝试采取科学性论证说明与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创新思考，进而探索有关货币形态、货币属性等若干货币基础理论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货币；金银；货币历史；规律；创新

在我国货币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货币天然是金银”观点颇具代表性，作为经典的货币观，长期为学界所推崇。笔者认为，“货币天然是金银”或黄金是“金钱的唯一代言人”（寇玉琪，2013）的理论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但结合史实与逻辑分析，将货币的天然形态与具体的金银历史性固定起来，值得反思和商榷。现实而言，鉴于仅仅“金银”二字尚不足以充分体现出货币本身“天然”具备的社会公信力或是价值性归属，在当代有必要进一步结合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吸取有关货币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传统货币认识加以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以更好适应历史变化与正确反映客观事实。

根据经典货币理论，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在金银等贵重金属身上，代表了一定价值的货币就产生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材料必须具有以下特征之一或全部，即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色泽美丽，不锈不烂，易于保存；易于分割；易于保持价值稳定；产量供给充足。中国历史上以金属为币材者有铜、铁、铅、金、银等。尤其是黄金，因其“天然货币”材料之故，充当货币最合适。马克思多次提到他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作为货币商品的黄金。在马克思的时代，国内流通手段由贵金属货币、金属辅币与纸币共同承担，他对货币的理解建立在金属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认为货币自身应该是商品，从所处的当时社会背景及其对欧洲国家货币发展轨迹的理性思考，进而得出金银是具备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理想载体，符合唯物论的“存在决定意识”。又如，《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2011）认为：“黄金、白银与汽车、房子、粮食、石油、电器等等均为实体财富，它们中间谁最能代表财富呢？我看还是金银。它们永不腐烂、质地均匀、随意切割、方便储藏，正是这些特性使其在2000多种曾经的通货中脱颖而出，成为全人类公认的最佳的财富代表。”故“货币天然是金银”之说古来有之。但笔者认为，货币这些特征适用于金属货币或实物货币时期，已非现代信用经济下充当货币的必备条件。

对经典著作的理解要与时俱进，超越时代与认识的局限，走出金银的货币历史迷思，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非固步自封或罔顾事实。概言之，从商品市场实务层面上看，如今持币投资金银，无论出于投资、投机，还是逃避风险，实质上无异于一般性持币购物，用以转手牟利或者储物保值，金银作为货币的历史使命已然完结；从货币史研究层面看，纵观中外货币史发展，一定时期的货币流通有序或乱象可归结于物质基础、信用基础及法制基础等多方面原因，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公众心理认同和法律有效保障等“天然”核心要件的综合作用。由纸币等信用货币取代金银等商品货币是商品生产社会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否表现其自身社会价值，关键不在于币材本身有无价值（尤其是信用基础上创造的信用货币均不具有价值），而在于作为社会财富价值的象征性存在，货币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的公信力。主观上纠结于货币实体的商品属性或执迷于币材的“真材实料”，其症结在于未能厘清与切实把握货币发展轨迹及其客观规律性，未能理解古今货币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根本变化，未能前瞻性地洞察货币发挥职能作用业已脱离金银等金属货币时期用以大量现金支付的传统形式。

现今货币是从历史货币发展而来，至于何谓真正的货币及其起源则有不同见地。

从中国当代传统货币思想看，著名历史学家吴荣曾（2003）认为：真正的货币必须是金属铸造；要有一定成色；要有固定的形态；要有固定面额且有大有小。中国春秋末到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刀布符合这些要素，而且关键是有政府铸造的标志。笔者认为，该“金属铸币论”观点一方面执着于马克思经典论述有关货币本身价值内核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将“货币天然是金银”及商品货币思想糅合后有所扬弃，对“货币之谜”面纱的揭示有所助益，但由此仍无法认同当今“钞”和“票”等本身没有价值的信用货币，故这种无异于“货币天然是金属货币”的观点对于诸多货币现象的现实解释乏力。

从中国货币史研究看，袁远福（2005）、姚遂（2007）等金融史专家认为：早在夏商时期，天然海贝充作货币，一直沿用到西周。商代后期，出现了铜仿贝即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这表明贝在当时已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执行货币职能。而云南贝币流通一直持续到清代道光年间。另外，汉字结构上也有证据可寻，如与价值有关的字有：货、财、贱、费、资、贾、货、贵、贱等；与财货有关的字有：贮、宝、赏、赐、财、资、买、责等。这些正好反映出在很早年代贝即货币的历史事实。而该“天然贝币论”的出发点肇始于“货币的特点是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有助于对古代原始货币和现代信用货币的本质理解，明了当代市场经济下信用货币变化的历史渊源。

从中外货币与金银关系演变轨迹看，可分三方面阐明货币“霸主”的转变。

首先在金银用途及货币作用方面，早在殷商及西周时期，黄金最初只是珍贵的装饰品，《诗·大雅·域朴》有“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记载。用黄金做货币主要始于战国时期，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巨额的支付手段。在博物馆常见的开元通宝和五铢就有金铸币，还有仿制的大观通宝等银铸币，但均属纪念币性质，并非流通货币。而在当前信用货币制度下，即使有人投资于金银，只能算作贵金属商品投资，不具货币作用。

其次在金银的货币制度或其金融属性方面，即便古代中国黄金一度法定为上等货币，亦非初始天成。据史籍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布”（《管子·国蓄篇》）；“及至秦……黄金以镒名，为上币”（《史记·平准书》）。纵观当今金银地位，尽管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基于历史习惯和资产储备原因，将“货币性黄金”视为一国国际储备资产组成部分，且有些专家认为金银仍具有“金融属性”，甚至认定“实体财富中最能代表财富的是金银”，但事实上，“黄金非货币化”的国际协议早有定论，金银贵金属只是一种实体财富资源，在国际市场归于普通商品。如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认为，黄金是一种贵金属，但不是货币，中央银行持有这种资产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传统。而今所谓“金融属性”之所以看似“一息尚存”，源自金银作为“稀缺性”商品的价值存在，且相对“高贵”，同时具体依附于黄金市场上与信用货币的“等价”交换，易手较为便捷。若依此看法，稀缺性、高价值、不乏市场交易的其他商品资源亦可类似推定，不“独秀”于金银。历史上，金银曾作为货币的价值标准、交易媒介、支付工具和国际货币等职能作用，在现实中已然不复存在，金银的“金融属性”只是金银商品借助于信用货币交换得以间接呈现，并非直接出自货币的本能实现。故金银既未天然居于货币舞台的“上位”，其货币的法律定位及金融属性亦未始终天然“不渝”。

最后在货币形态与商品经济关系方面，货币产生于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货币形式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商品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货币出现，货币必须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例如，不同于欧洲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金币，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铜铸币，根本不可能始终只由金银等商品货币“固定地”充当货币。况且，当代金银的供给与分布也远远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实践表明，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与金属货币脱钩，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又如，人民币作为新中国法定货币，自诞生起便表明与金银不挂钩，人民币实际价值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代表的名义价值及与其在不同商品市场中所呈现的交换价值相分离，完全脱离了商品属性，天然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信用货币。

结合史料文献和归纳分析，笔者认为，中外货币形态的一般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相应地，货币属性的一般演变过程如下。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有价值）→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无价值）→ 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无形 、无价值）。

由上述有关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及其规律性的深层次创新思考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一是支撑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行无阻并持续扩展的基础，虽然从表面看，先是有形的足值载体，后是无形的信用承担，但信用的背后，实质上依托的始终是体现一国经济实力的社会总财富及其稳步增长，由此成为如今信用货币（狭义）、电子货币得以立足（指现代货币为社会公众接受和使用）的价值基石。

二是就信用货币而言，“纸币是价值的符号”较为符合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及规律性认识。陈友芳博士（2010）认为，现代生活中，纸币具有货币的一切职能。对于纸币有无价值的困惑问题，这取决于“价值”如何来定义。若将价值定义为购买力，就会视纸币具有价值；若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则纸币无价值。笔者认为，应从货币历史发展及多维价值视角出发——纸币不具有内在价值（或曰可忽略不计其本身价值），但被国家强力赋予了外在价值（社会属性）。相较之下，经典著述有关“纸币是金的符号”抑或“纸币是货币的符号”之说囿于一定历史阶段所限，已与当今状况脱节。

三是在社会商品流通与货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货币价值是货币信用及货币交换价值的基础。故只有遵循价值规律与货币流通规律，与社会财富相对应的货币供给数量保持大体适宜，货币价值、货币信誉才能根本上得以保障，进而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货币的交换价值及社会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进入20世纪后，金银逐步退出货币舞台，信用货币成为了各国主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当今呈现出更具电子性、无形性特点及网络化、自动化常态。在当今经济生活中，观察与衡量货币价值变化应秉持多维视角而非单一视角，即其主要赖于货币购买力（物价指数的倒数）、汇率、利率及市场金价等经济指标变化状况。目前“货币天然是金银”虽然时有论争，但缺失了实质意义。如李翀教授（2013）指出，黄金早在约2600年前就充当了国内货币。当国际经济活动变得较广泛时，黄金又由于其国内货币的地位而成为国际货币。20世纪30年代，黄金失去了作为国内货币的功能，但它仍然作为国际货币存在。20世纪70年代，黄金最终失去国际货币的地位而演变为一种近似货币。在可预期的未来，黄金不可能恢复货币地位而仍将以近似货币的形式存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直言：为什么要用这种不是特别有用的金属作为价值的“黄金标准”？经济问题的处理需要用人类的智慧去解决，不需要诉诸一世纪前可能合理的手段去应付。

综上所述，结合货币历史与逻辑分析而论，“货币天然是金银”及后续拓展的“货币天然是金属货币”等学术观点有着历史局限性与逻辑矛盾性。笔者认为，“货币天然是社会公信的价值代表”当是货币本性的高度概括与集中表现，此表述透视了货币的本质——特定社会历史中人的社会关系，既符合逻辑分析，同时也符合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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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作者：朱智航

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2：

关于货币定义及发展阶段的研究

摘 要：货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受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对马克思认识论把握不够等原因，目前国内流行的政治经济学中，对于货币定义认识存在着误区。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把货币看成一种历史性的事物，作为一种劳动与劳动相交换的媒介的本质始终未变，而其形式则经历了从实物货币到虚拟货币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遵循社会纯粹损失和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演进逻辑，也是货币形式不断回归其本质属性的过程。在货币形式发展以数字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形式的今天，“货币是商品”的认识已严重背离社会经济现实，需要对其本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概括，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实践。

关键词：货币本质;社会纯损;流通成本;发展阶段;信用货币

本文索引：王永莉，张百顺.关于货币定义及发展阶段的研究[J].中国商论，2022（02）：-099.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易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人们不断追寻交易的便利，这就促进了货币形态的不断变化，经历了从最初的实物货币到现在的纸币、电子货币甚至数字货币，货币形式的变换对货币的本质也提出了质疑，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探讨货币的本质。货币和货币商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货币作为商品形态的特殊性和作为价值形式的一般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货币商品只是货币作为价值形式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张建君，2007）。货币发展的历史表明，从足值货币到非足值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但从非足值货币完成完全的信用货币——纸币、电子货币，才最终展示了货币的本质（徐诺金，1999）。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特别是电子货币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货币的本质是在交换过程中使用货币的人之间达成的一种默认的信用关系（卫铁林，2003）。虚拟货币的产生是在电子货币形式的法币流通还未深入普及时，而后者在逐步完善后，支付和流通上如果完全具有虚拟货币的便捷性和普适性，就将自然地承担一般等价物的责任，而虚拟货币则会结束其泛化流通的“过渡任务”，回到其商品本质中去（夏勇峰，2008）。央行數字货币目前已经进入内测阶段，依据出现的问题不断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应用到人民的生活中去（吴婷婷，2020），不同形式的货币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赵莹，2020）。本文首先介绍了在政治经济学中有关货币定义的认识误区，并解释了误区产生的原因;其次从交易成本和社会纯损两个方面，介绍了货币的发展历程;最后从货币的发展历程中对货币的定义进行修正，并对货币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1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货币定义的认识误区

货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核心是论资本，通过对资本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而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值，货币资本运动是最耀眼的资本运动形式，资本增值无非表现为货币量的增加。因此，要想弄清资本，必须首先弄清货币。马克思及其以前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生活在实物货币时代，货币被人们普遍接受，除了其自身特殊的自然属性外，还因为货币本身就有价值，是商品。因此，人们不难认识到，货币是由某种特定的商品充当的，或者笼统地讲，货币是商品。马克思讲，困难不在于认识货币是商品，而在于商品怎么成了货币。在《资本论》中，他假定金是货币商品（“为了简单起见，笔者在本书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112页，人民出版社），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价值形式的剖析，探讨了货币的起源，将货币定义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但这种概括只适用于实物货币时代，而不适用于信用货币时代。

在实物货币时代，某个实物之所以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正是因为其本身有价值，是商品，而且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商品，例如，羊皮、金、银等实物。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讲“货币是商品”。一旦到了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职能的载体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之所以能够流通，是因为其背后有着信用（商业信用或政府信用）的支撑。货币仍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客观存在，但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职能已不再是由有内在价值的商品充当。此时，如果我们再讲“货币是商品”，就与现实格格不入。但是目前国内流行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却仍将货币定义为“……的商品”（“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参见《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事实上，他（斯密）只是限于举出了这样的论据：每个人都想持有‘若干数量的其他商品’，而对于这个商品，是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商品拿来交换的。然而这是怎样的一个商品呢？为什么大家都乐意接受他呢？斯密只是说明：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各种不同的产品充当了这个商品。”（参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277页）。

“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而也必然存在货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仍然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价值的体现。”（参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70页）。

“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从商品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货币无非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参见《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编，第45页）。

“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参见《政治经济学教学参考》，上海教育出版社，第51页）。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1页）。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对于货币的经济范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2 认识误区产生的原因

对于货币定义认识长期的误区产生原因有很多，比如对于人们固有思维的影响、大众接收到的相关货币定义文献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货币形态的变化未能进行深入剖析等原因，从而造成对货币的本质认识不清。这些原因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影响，使人们对货币的定义产生一种固有的本能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的认识论没有真正理解，因此对货币的定义没有本质的认识。

2.1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受苏联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货币的定义有如下经典表述：“货币是充当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它本身体现着社会劳动，并表现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随着货币的产生，商品界分为两级：一极是一切普通商品，另一极是起货币作用的商品。”（张纯元等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0页）。学生从初中开始就逐渐接触到政治经济学，我们接受的政治教育也大多是从教科书中获得，随着学识的不断增长，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也就越深入;很多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中在讲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时都引用的是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相关内容，由于应试教育的弊端，导致“货币是商品”这个概念根深蒂固，但是如果稍微仔细思索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信用货币时代，很多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货币早已不具有商品的实质，现如今人们会用纸币去购买黄金、白银作为首饰或是投资产品用来增值，但是人们却不会用纸币去购买纸币，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这种观念，意识到货币是不断发展的，以前的观念已经不能对货币作出合理的解释了。随着学识的增长，我们学习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深入，不应该被所学的定理所束缚，要积极地去发现。

2.2 未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认识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这样写道：“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无能为害。”（恩格斯 《反杜林论》第一篇，第八章，第82页）在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事物的思路。如果我们把这段话里的“生命”置换为“货币”，我们便可以得到有关货币的定义，定义是对一个事物或是研究限定一定范围，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提供一定指导，我们可以突破这个范围探索更大范围有关货币的定义，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随着实践以及货币形式的变化而变化，若是执着于定义，那么定义也将毫无意义。这段话也提醒我们在给事物下定义时需万分小心。

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可以了解到对于一切定义都不简简单单的文字表面的意思，要想认识到其真正的本质就需要不断进行实践，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金银作为货币的时代，人们的实践和认识会受到经济、政治等因素的限制，这导致人们对货币的认识也产生局限性。但随着政治的不断稳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实践活动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的突破，在商品不断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金银，货币的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实践活动会受到不同因素的限制，导致我们有限的认知，然而实践活动是人们不断探索前进的，人们的认识也是无穷的，认识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马克思的理论是抽象的、与时俱进的，为我们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不是照搬的理论，因此对于“货币”也是一样，我们应该根据实践去理解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而不是照搬、一成不变。

3 货币形态的演化与货币定义的重新表述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客观存在，它代表着一种对商品和劳务的索取权，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欧阳彬，2011）。《资本论》中假定金是货币商品。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职能，并且首先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独特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王素珍，2014）。当今的纸币、电子货币等形式不能是商品，足值货币具有商品的基本特性，而非足值货币不能认为是商品（唐伟，2011）。货币和货币商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金银作为货币商品是货币价值形式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金银作为货币是在商品之前。

3.1 货币的传统发展阶段

对于货币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总体上都是将货币的发展阶段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实物货币时代、贵金属货币时代、纸币时代、电子货币时代、数字货币时代。货币来源于商品之间的交换，最开始的雏形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 此时人们需要找到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物品作为货币，将自己拥有的货币交换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物品即货币，然后再用其支付自己需要的商品，这样大大简化了交换的過程，也促使贵金属成为货币。人们对于交换方式简便、安全的需求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促使人们不断探索新的货币形式。随着国家的稳定及政府信用的树立，央行利用自身的信用发行纸币，该货币有国家强制力以及信用的保障，货币进入纸币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电子科技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电子货币的便利被人们广为接受，电子货币的出现使人们的交易过程变得简单便捷。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深入，伴随着比特币的出现，数字货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利用区块链的技术和特点，央行数字货币逐渐被挖掘出来，是货币形式演变的又一重大转变。

3.2 货币的实质发展阶段

货币形态的不断演进，在实质上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即实物货币阶段和信用货币阶段。

3.2.1 实物货币阶段

在实物货币阶段，货币有着实物的支撑，其特点是能够作为商品也能够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在最初的物物交换中，货币本就是实物;在金银作为货币的阶段，金银本身就是商品具有足值价值，在国家权力干涉不深入的情况下，将本身具有价值的商品作为大家都能够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来进行流通。金块作为一种商品，其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只要处在实际流通中，它就是单纯的铸币或流通手段（杨照男，1988），在这一时期，货币以金银本身的价值作为支撑，这也是人们信任该实物将其作为货币的基础;甚至在银行券盛行的时代也属于实物货币阶段，银行券最终还是依靠黄金的价值流通，其背后有实物作为支撑。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时期，也是因为其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元的价值以黄金作为支撑，致使其成为国际通用货币，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但是美元的价值与石油的价值联系密切，这些都支持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

3.2.2 信用货币阶段

非足值货币属于信用货币，这些货币具有非称量性，本身的价值小于它所能够代表的价值，其中这一部分是信用在起作用（孙国峰，2019）。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货币是交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信用货币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交易的便利，交易范围以及交易量的扩大，使得货币从金银转化为纸币成为历史的必然，纸币的应用使得金银回归商品本质，纸币脱离黄金进入流通领域，使黄金退出流通领域，黄金回归为一般商品，重点发挥它的使用价值。到现在我国已经发行了五版人民币，事实证明国家信用作为货币的支撑是可行的。如今已经步入大众视野的数字货币，也是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发行，更体现了货币的本质，最小的占用社会资源。在区块链的基础上，数字货币更加具有安全性，数字货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货币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目前货币可以将这种制约关系体现出来，但是随着科技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未来或许存在比货币更加适合体现社会关系的货币。货币只是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货币虚拟化既促进了商品交换的便利，又没有过多地占用社会资源，货币的存在形式完全虚拟化，将社会损失降到了最低，资源得到了更优化的利用。

上述介绍了货币的发展阶段，其分为两个阶段——实物货币阶段和信用货币阶段，因此，关于货币的定义仅仅局限于货币的形式——是一种“商品”则不能够完全清楚地表达出货币的范围，对于货币的定义要更加注重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形态从贵金属发展到纸币、电子货币再到数字货币，已经不再局限于“商品”这一本质，货币已经完全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商品交换的信用媒介，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可以重新界定一个货币的范畴，货币是使得商品能够成功交易的信用媒介，货币的形式可以是实物、虚拟甚至可以是任何形式。

4 结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关于货币定义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其次介绍了该误区产生的两大根本根源，一是原苏联政治教科书根深蒂固的影响，二是对于马克思的认识论理解不够透彻;再次分析了我国货币的发展历程，其经历了实物货币到数字货币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社会纯损的不断减少，货币形态的不断改变使得货币的本质一步步得到体现;最后对货币的定义进行了修正。

在未来，数字货币是全球货币发展的趋势，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高洪民，李刚，2020），它能够打破国界，使得经济一体化更加深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田原，2020），使得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数字货币会渐渐成为世界各国都使用的货币。数字货币将货币的本质最大程度地挖掘出来，区块链不断发展，促使了数字货币的产生，是货币形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要抓住此次机遇，为数字货币的出现打好基础，同时相关的配套设备法律法规等也要跟上。

货币的形态一直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银是货币的起点，但是我们很难说数字货币就是货币的终点，因为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智慧的不断增长，以及交易形式的不断变化，在未来新的交易形式的出现促使货币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对于货币的定义也要与时俱进。随着未来货币形式的不断发展，要对货币定义进行适当修正，因此對于“货币是商品”这个概念也需要及时更正，要正确认识到货币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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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Currency and the Stages of Development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0

WANG Yongli  ZHANG Baishun

作者：王永莉 张百顺

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3：

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政治流派

[摘要]作为全面、科学地阐释人类社会现象与发展轨迹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自其产生以来就对人们的政治认识与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导了比较政治学的两次研究范式的转型；直接促成了政治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与主要流派。这种影响一方面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进程判断的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

实践生命力与理论影响力是评价任何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不仅能够反映该理论体系的思想是否深刻、论证是否严谨，更能够集中体现其核心理念与人类终极价值目标的一致性程度。作为一种诞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却又全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与制度体系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立场，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核心价值目标，以批判性和实践性为内在学术品格。这些典型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西方的其他学派相比显得与众不同。尤其在政治层面，政治理想的差异以及现实政治制度设计的截然对立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看似水火不容。然而，实践主张的迥异并不代表思想理论的互不往来。正如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本文仅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新兴的分支学科为考察对象，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西方政治学主要新兴分支学科的形成、发展、思想主张、理论逻辑等方面的影响，以期为科学评判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价值，把握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提供一点佐证。

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古老的学科在学科分支、研究主题、思潮流派、研究范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科分支方面，依照社会科学领域里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的基本演进逻辑，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学领域也产生了许多新兴分支学科，这些学科有些是以研究方法为核心特征，有些是以研究主题为核心特征，有些是以价值取向为核心特征。新兴学科分支的出现，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改变了以往政治学的知识图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些新兴的政治学分支学科逐渐衰落，远离了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阵地，有些却不断发展、成熟，日益成为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核心领域。其中，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以政治学理论为核心的新兴学科的典型代表。它们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清晰的学科边界、稳定的研究队伍以及良好的学术平台，呈现出日益蓬勃的发展势头。

一、马克思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及范式

比较和鉴别是人类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因此，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也是政治学中最常见的方法。实际上，政治学的起始就是缘于比较研究。虽然如此，作为政治学领域里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并逐渐走向成熟的。纵观比较政治学形成、发展与成熟历程，马克思主义在比较政治学的形成，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形成之后的两次研究范式转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比较的方法自政治学产生以来就被众多学者广泛运用，但是，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时期的主流思想家都是设定暗喻的参照物而展开比较研究的，这与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的比较政治学有着显著的不同。直到19世纪中期，学者们开始从经验的维度对政治现象予以比较，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对比较政治学理论框架的确立意义非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强调比较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在他们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他们广泛娴熟地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比较，包括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较研究视野显然超越了此前的思想家规范的理论基点，发展了实证的研究方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楚地论述道：“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对古往今来各个不同类型社会的比较拓展了比较研究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文化理论、发展理论和阶级理论成为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统治阶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今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假设与理论前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形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与韦伯一起被称为比较政治学的先驱者。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比较政治学经历了两次研究范式的转型，第一次是由传统的、规范的比较向经验的、实证的比较转变；第二次是由经验实证的比较向历史的、循环的比较转变。比较政治学也正是在不断的转型中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而这两次研究范式的转型也都与马克思主义对其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传统规范的比较研究向经验实证的比较研究转化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型，也是比较政治学确立研究属性与学科地位的重大转折。从理论发展逻辑上看，经验实证的比较研究方法论与思想渊源是“哲学上的经验主义、早期的实证主义、早期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以及早期的行为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早期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实证的比较政治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重要的研究对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实践。二战之后，许多东欧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也在谋求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不仅对西方学术界提出了政策应对的需求，也刺激着学理知识的发展，丰富的政治实践模式更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于是，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异同，探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文化环境中不同制度得以确立发展的原因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不断发展的重要领域，进而也推动着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经验的实证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80年代鼎盛，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种“替代的范式”——历史循环的比较逐渐兴起，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所谓历史循环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对历史变化所采取的动态的、相对的认识方法。历史循环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所具有的经验不是单纯的对当前事实的机械描述，而是依据以往的经验和当前的状况有机形成的复合物。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观点与人们所隶属的时代与

特定的文化相关。按照奇尔科特的观点，历史循环论的比较政治学范式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等对于解释国家制度的历史发展、现实国家的政策选择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强大的解释力。

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社会学的理论预设及核心议题

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政治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与其他新兴学科不同，政治社会学一经形成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声望和成就，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蜂拥而至，很快在世界各国形成了一股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并且经过短短的十几年发展，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日益拓展，其学术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所认知。政治社会学已经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主要学科与研究议题，其学科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在1978年8月于瑞典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政治社会学”作为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课题被与会者加以广泛讨论和研究。1985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政治社会学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要课题。直到如今，学者们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热情也没有丝毫减退，政治社会学在研究主题、对象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

虽然，国内外学界关于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并不统一，但是对其核心的研究领域、形成的理论与社会基础、理论模式与主要研究立场还是有着基本的共识。政治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李普赛特认为：“政治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勒姆认为，政治社会学致力于向人们介绍“政治是如何决定于以及如何决定着社会中的其他事件的”。把政治舞台及其活动家看作“与一切社会制度——如家庭和经济密切相关的东西。由这一特殊观点所囊括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学。”

chael Rush认为，“政治社会学试图探究和解释政治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将政治置于其社会脉络中来考察。”他将政治社会学的任务界定为“探究和解释政治和社会之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而福克斯(Keith Faulks)更是直接地将政治社会学界定为：“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的权力关系之研究。”可见，关注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的一般关系是政治社会学的公认研究主题。而这一主题的成立则是奠定在对政治与社会存在密切关系的特定理解基础之上的。而这一观点在政治社会学形成的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解释和改造社会的基本学术立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也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奠基人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也就是说，人们的交往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属性，而这种交往首先是一种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交往。经济交往建立其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别的交往类型的基础。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当代政治社会学的吸收与继承，并成为政治社会学创立以及其所有思想、流派的理论前提。

政治社会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与丰富的研究内容。总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出发研究政治权力；从社会关系和社会背景出发研究政治主体；从社会文化出发研究政治文化；从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比较分析出发研究政治秩序和稳定。其中，对于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的探讨便直接吸收了马克思、韦伯、帕森斯等人的权力观念，而马克思主义对于家庭、财产和所有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分析，对于法律的平等以及事实上不平等关系的分析显然深化了政治社会学对于政治权力的理解。政治社会学对于政治主体与政治行为的探讨无疑直接受益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利益对立的基本阶级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在政治所标明的敌对阶级或社会集团之间斗争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另外一些政治关系，如本阶级或社会集团内部的关系，敌对阶级双方与中间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关系，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是政治领域的主要现象，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理论为政治社会学的阶级划分和社会分层理论奠定了基础。政治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模式：多元主义、精英主义、法团主义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近年来政治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冲突的分析，对于阶级对抗与表达的关注，对于团体结盟的探讨，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都可以看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痕迹。在关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研究中，政治社会学更加倾向于从经济模式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分化来看待社会与政治体制的转型。如艾森斯塔德在《官僚制与政治发展》中提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参与政治动机中意识形态的因素逐渐萎缩，转而注重“利益取向”。现代化过程并非仅仅表现为主要制度领域中的持续性的结构分化。随着现代化的演进，当各种群体和阶层被引向较为统一而共同的制度和社会中心，并且开始冲击中心制度及社会象征的领域时，他们的自给自足性和封闭性便土崩瓦解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和阶层分化的影子。

从研究取向上看，当代政治社会学可以大体划分为从社会到政治的“社会中心论”、从政治到社会的“国家中心论”以及政治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混合理论”。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不仅提出了政治社会学的理论预设，影响了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学术主题，更是政治社会学的一种主要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模式。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了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又进一步论证了社会是一种历史的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作为直接由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经济，给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可见，马克思已经深刻地预见到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而这正是当代政治社会学看待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主要思想走向。

综上，当代政治社会学在理论预设、核心议题

与主要流派方面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勒姆这样评价：“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之为社会学之父一样。”

三、马克思主义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特征及分支

新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交叉学科。顾名思义，它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整合研究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新政治经济学十分年轻，但是“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却是在400多年前的17世纪就已经出现并广泛使用了。因此，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新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突出地表现为二者都十分重视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具有不可分离的紧密互动关系。虽然新政治经济学仍在发展之中，其学科边界与研究内容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位。但是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其一经产生就不同凡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作为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美国学者福格森和罗杰斯也曾提到：“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国内学界却有着十分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有些学者却认为从学科上看，“新政治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支，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两条完全不同的分析思路。”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新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制度、法律等的分析，突出强调的是为什么这样。”从方法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规范分析；而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实证分析。”因此，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两条完全不同的分析思路。在笔者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在学科目的、研究范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二者的关系并不像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社会学那么密切，但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主题以及内部流派的观点、理念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可能是通过一定的中间媒介间接发生的。

首先，从学科兴起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自然影响了政治学与经济学本身的分分合合。如果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重商主义——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边际革命为标志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西方经济学的产生——西方经济学的危机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可见，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是新政治经济学形成的逻辑前提，而分离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视角等等被后来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这也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新”之所在。而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远离政治领域，集中研究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学的裂变有一定的作用。”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观点，从而揭示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作为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资本论》被恩格斯称作是无产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斗争实践的研究旨趣使其后的西方学者纷纷远离“政治经济学”，随着人类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流派。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也间接影响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此外，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左翼思潮——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轨迹。西方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新左派的贡献，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有三方面含义：强调分配、而不是生产率和增长；强调社会阶级间的权力关系是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拒绝将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实证的社会科学，与政策倡导分离。这三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被新政治经济学所吸收，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论及制度、历史、文化以及国际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时候，新左派的主张以及分析视角几乎与新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从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和研究视角看，新政治经济学经由新制度经济学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逐渐淡化了研究中的政治与政策的色彩，专注研究经济领域的现象，着眼于对经济现象的数理化、计量化、边际化的分析。这种趋势使得经济学在取得自身重大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重大的理论缺陷。这一根本缺陷即在于其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而造成了经济学不能充分理解社会、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以及文化实践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一经形成就力图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基础上，融入上述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按照大多数学者的一般理解，新政治经济学可以划分为两个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的部分，即“经济的政治学”与“政治的经济学”，其中，在笔者看来，“经济的政治学”代表了新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是更有发展前景的理论方向。所谓“经济的政治学”源于制度主义的复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甚至可以说，“经济的政治学”本身就是新制度经济学。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理论旨趣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曾提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新制度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得到了许多启发，他们认真看待并十分重视人类历史长期变迁中的制度分析，并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把成本一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马克思对于国家的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制度经济学批判地继承。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是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而诺斯也认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而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就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诺斯也深入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中的作用。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对于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二者的观点有着内在的契合。

最后，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在1996年3月创刊的《新政治经济学》杂志中，编委将新政治经济学看作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事业的拓宽与20世纪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进步的融合。其中新政治经济学有四大研究主题：比较政治经济学、环境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被提出并得到广泛承认。而在众多学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可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理论，而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中从未论及。此外，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论》中对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国际货币和资本输出等一系列国际经济问题都有过精辟的阐述，这些理论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发展，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依附理论”的重要理论前提。

综上可见，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理论主题与分支都有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印记。虽然这种影响是间接发生的，但是其影响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的。

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新政治经济学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最为重要的新兴学科。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都产生了重要而显著的影响。此外，20世纪70、80年代新兴的生态政治学、女权主义政治学等学科或学术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基本价值关怀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在生态政治学与女权主义政治学研究阵营中就存在着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分支，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其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但由于这两个分支学科兴起时间较短，学科理论框架尚不成熟，因此这里不作详细探讨。

对于一个学科门类而言，分支学科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大批的、理论情趣相近的学者集中研究此领域，更意味着它将作为一个重要方向列入正式的教学与研究体系当中，后续将有更多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在此领域耕耘。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仍然能够对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如此深刻的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而这一理论生命力来源于其着眼于全人类的崇高价值关怀，广泛而深刻的理论主题以及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如此强大的学术影响力，符合人类知识发展的必然逻辑。

[责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李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