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价值观管理论文

摘要:建设和培养一支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的大学生记者团队伍,充分调动他们积极性服务于高校校报工作对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和构建和谐校园将起到积极作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新闻价值观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闻价值观管理论文 篇1：

中国新闻人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

近些年来,亚洲的一些新闻学者在分析研究中西方新闻现象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中西方新闻界不仅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存在很大的区别,而且在新闻价值观上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

西方的新闻事业诞生于工业化革命时期,是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兴起的一个特殊行业。西方的新闻界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封建统治的桎梏,融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在人声鼎沸的咖啡馆,新闻记者奋笔疾书,将人们关心讨论的话题诉诸笔端,从而形成了工业化时代新闻的基本样式。虽然这种工业化时代的新闻制作模式,很早就传入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战乱频仍,新闻的生存和发展缺乏健康的环境。

如果说中国早期的新闻刊物,还多少反映了工业化制作的影子,那么,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很快进入一种特定的情境——意识形态的纷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新闻媒体,而政治挂帅的新闻作品,让新闻彻底沦为不同政治派别的传声筒。虽然早期的新闻作品也有风花雪月,也有小桥流水,但是,新闻作品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的新闻业选择了与西方新闻业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很快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财产的公有制,使得民营新闻媒体没有了立足之地。

如果说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造,实现了国家资源配置的高度统一,那么,新闻媒体的国有化,则使得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的新闻媒体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姿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产生了特殊的思维定势。即使经过改革开放洗礼之后,这样的新闻姿态、新闻语言乃至思维定势也未有大的改变。譬如,发生火灾之后,新闻媒体不是在第一时间报道发生火灾的场面,而是扛着摄像机焦急地等待着领导出面。在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会不厌其烦地反复罗列出场的领导名单,只是在结尾部分,才会轻描淡写地反映火灾造成的损失场面。

当前新闻人的“两个凡是”价值观

可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一批又一批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新闻媒体还可以批评政府,新闻报道还可以出现灾难性的消息。于是,部分新闻从业者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新闻探索。他们从港澳台的新闻媒体上寻找中国大陆的新闻线索,然后从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中发掘细节,辅之以现场采访资料,制作独具中国特色的政论性新闻作品。这些新闻媒体由于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角度,让人们看到新闻背后的故事,因而一纸风行大江南北。

这说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并非缺乏职业敏感,在长期的社会环境浸淫之下,他们的新闻神经多少有些麻木。当人们重新选择观察问题的角度之后,才猛然发现,原来新闻可以报道得如此丰富多彩。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都市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人们发现,原来新闻可以不再是宏大叙事,发生在身边的鸡毛蒜皮类小事也可以成为新闻。随着竞争的日趋白热化,一些都市报开始了别样的写作,他们把新闻作品当作戏剧作品,不断地追求新闻作品的趣味性。

然而,这样的新闻表达方式,很快就走上了穷途末路。由于缺乏公信力,一些都市类报纸的娱乐化报道越来越乏人问津。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新闻从业者开始了“差异化”的营销,他们希望通过提供独特的评论、新颖的观点吸引读者。于是,一些都市类报纸开辟专门的评论版面,把经营新闻转变为经营观点。不过,这样的改变十分艰难。在意识形态统一化的社会,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报道不同的新闻,但是,很难选择不同的角度,表达不同的观点,于是一些新闻媒体主动邀请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开辟专栏,借助他们之口来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念。

但很不幸的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理性和建设性思维,他们把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诉诸报端,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闻景观——那些率先开辟评论专栏的报刊,把新闻评论当作一种批判的武器,不断地借助于新闻事件开展意识形态大批判。在新闻媒体的策划之下,“孙志刚事件”、“张金柱交通肇事案”、“邓玉娇案件”一个个浮出水面。不仅如此,面对司法机关尚未判决的案件,新闻媒体一哄而上,借助于新闻评论对司法机关大加批判。在林林总总的新闻评论中,“文革”式语言比比皆是。一些新闻评论者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一些新闻媒体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一时间中国的新闻评论异常喧嚣,十分混乱。

在大批判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新闻媒体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价值观念——凡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发生矛盾,那么,批评的矛头一定要对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凡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发生争端,那么,新闻媒体一定要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这种新时期的“两个凡是”,虽然披上了自由主义的外衣,但丝毫无法掩饰极左的专制主义内核。这种大批判精神,表面上看似乎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有些相似,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缺乏规则意识的大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更糟糕的是,由于一些新闻从业者自以为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自诩为正义的化身,对他人的批判从来都不留情面。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使得中国的新闻媒体充满了暴力和戾气,一些新闻媒体简直成了少数新闻从业者的自留地,他们利用自己的新闻版面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人,但是,却拒绝被批评者表达自己的意见。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新闻媒体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歌功颂德,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阴阳怪气;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正面报道,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歌舞升平,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阶级斗争。

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是,中国的新闻领域却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可是,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却从对抗和反叛中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新闻被异化及其原因

新兴媒体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新闻意识形态领域的鸿沟。部分新闻从业者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各个领域,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案件的走向。在一些刑事案件采访报道中,新闻从业者有了明显的倾向。他们不是如实地记录,而是直接介入;他们不是报道法律关系各方的观点,而是希望直接参与改变案件的性质。在湖北襄樊“高莹莹”案件中,新闻记者直接“深入”受害人父母的家中,为受害人的父母出谋划策。阅读新闻记者充满悲情的新闻作品,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新闻记者设置的特定环境之中,跟随受害人的父母的一步一步进入他们预设的路径。在这样的新闻熏陶之下,受害人的父母铤而走险,不惜弄虚作假,诬告他人。可是,等到司法机关缜密侦查,将受害人父亲绳之以法,新闻记者却抽身而去,新闻报道戛然而止。

中国的新闻记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希望借助于新闻的力量,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由于新闻记者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忘记了新闻客观真实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新闻记者用力越多,新闻异化的现象就越严重。

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的新闻界应当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念。

在笔者看来,中国新闻生态环境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也有新闻体制上的原因。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带。经过“文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斗争哲学存在的缺陷,但是,在他们的脑海深处,已经不自觉地沾染上了斗争习气。在新闻价值观调整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传统主流价值观念的荒谬之处,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负面新闻报道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大批判。新闻的生命就在于客观中立,新闻的价值就在于真实全面。如果在新闻作品中倾注过多的主观价值观念,而忽视了新闻的独立性,把新闻事件当作表达意见的材料,那么,就背离了新闻的基本准则,很容易把负面新闻变成意识形态大批判。

新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观点。但是,新闻与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新闻记者可以选择自己的报道角度,也可以选择自己报道的题材,但是,新闻记者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真实准确地记录发生的事件。如果背离了新闻的职业道德准则,那么,新闻的品质就会下降。新闻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就会模糊。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新闻从业者似乎在有意地混淆新闻评论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他们在制作新闻评论的时候,往往选取个别细节,无限放大。这种使用文学艺术的创作手法制作新闻作品的行为,不是在丰富新闻作品的表达样式,而是在不断降低新闻作品的内在品质。

其次,从我国新闻管理体制来看,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非但不能促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政府禁止民间投资者进入新闻采编领域,但由于新闻媒体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依赖市场,所以,一些新闻从业者为了扩大自己的经营成果,不得不迎合某些投资者的需求。可以这样说,中国新闻媒体刚刚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又一头跌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不能自拔。在资本力量的作用下,一些新闻媒体鼓吹“为富人说话”,为了满足投资主体的需求,不得不摇尾乞怜。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练就了刀枪不入的“二皮脸”,他们面向读者,刻意地挖苦、调侃、讽刺执政者;可另一方面,面对投资者布置下来的“命题作文”,他们又不得不挑灯夜战。

当代新闻人必须厘清七大关系

中国的新闻界要想走出意识形态的陷阱,必须重新厘清下列七大关系:

首先,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关系。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只是不同的报道角度,但是,其背后却蕴涵着新闻记者的价值观。譬如,车祸发生之后,人们可以报道交通肇事的场面,也可以报道争先恐后救人的画面,新闻记者有权选择自己的报道角度,但是,新闻记者无权借题发挥。新闻记者应当向公众展示更多的细节,但是,新闻记者不能够借助少数新闻事件当事人之口,向公众作出强烈的暗示。现在一些新闻媒体之所以缺乏公信力,就是因为新闻记者抱着猎奇的心理,刻意地追求负面效应。

总之,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新闻媒体在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应当充分理解新闻报道的辩证法,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负面效果,而刻意选择独特的视角。

其次,主体独立与多元投资的关系。新闻从业者在追求独立价值观念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主观意愿,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商业道德,背叛自己的投资主体。

新闻媒体可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也可以自觉地选择自己的读者群体。但是,新闻从业者不能忘记了,投资者与新闻媒体之间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其中还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所以,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既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同时也要遵守商业道德,不能一方面把自己的道德理想神圣化;另一方面却忽视投资者的商业利益诉求。

总之,新闻从业者可以有自己的新闻理想,但是,新闻媒体不能“绑架”投资者,更不能背叛投资者。新闻从业者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应当遵守商业道德,为投资者的利益着想。当前,中国新闻媒体的投资主体相对单一,执政者在发展新闻市场的过程中还有所顾忌。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新闻媒体更应该以谦卑的姿态,面向投资者,面向公众,小心翼翼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我行我素,那么,不仅会违背商业道德,而且会发生人格分裂。

第三,新闻市场与观点市场的关系。中国的新闻市场尚未形成,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在新闻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新闻从业者应当自觉地营造观点市场,让不同的观点包括那些新闻从业者反对的观点出现在报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满足多元化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才能在观点的碰撞之中,实现公民的表达权。如果认为新闻市场逐步开放,新闻从业者可以专注于自我表达,那么,就是对中国新闻市场的严重误判。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新闻业的转型时期,新闻媒体扮演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必须为中国新闻市场的形成贡献自己的力量,自觉地抵制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另一方面则必须自觉扮演社会公器的角色,为各种观点的表达提供足够的机会。

总之,新闻媒体不是新闻从业者自娱自乐的自留地,新闻媒体也不是少数利益阶层或者群体的“专用工具”,新闻从业者应当充分意识到,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在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应当为不同意见保留足够的空间;在实现自我价值观念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念。这种宽容乃至包容的心态,既是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对新闻媒体的期望,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媒体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四,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新闻媒体的自我定位,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严肃的学术问题。在笔者看来,新闻报道权不是一种有别于立法、司法和行政的“第四权”,而是一种脱胎于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再生权利。换句话说,新闻报道权作为一个“权利束”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特殊表现。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新闻报道权之间是一种源流关系,没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没有新闻报道权。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表面上来看是宪法赋予的,但是,宪法只不过是表述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已。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性权利,而新闻报道权则是源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系列特殊权利。所以,新闻记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不仅是一种权利逻辑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伦理。

新闻媒体必须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公权力,始终不渝地监督和批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此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新闻媒体与公民之间是一种天然的结盟关系,新闻媒体必须代表公民履行监督的职责。假如新闻媒体怠于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与公权力勾结在一起,侵犯公民的权利,那么,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就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新闻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与公权力保持距离。这是新闻媒体固有的姿态,也是新闻媒体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

但是,新闻媒体与公权力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始终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亚洲新闻价值观的核心就在于,彻底抛弃了西方国家非此即彼的博弈关系,在监督公权力的同时,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主动地参政议政,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发表意见。事实上,现在西方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强调新闻报道的建设性,许多西方报刊在批评政府政策的同时,也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他们通过搜集民意、分析民意,广纳善言,集思广益。不少西方新闻媒体网罗社会精英分子,对政府的施政纲领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针对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现代公民社会新闻媒体的政治自觉,同时也是新闻媒体正确处理与公权力关系的具体表现。假如把批评政府看作是时时处处与政府为敌,把监督政府的施政纲领看作是不问青红皂白否定一切,那么,新闻媒体就失去了自己的正确立场,变成不讲原则的“政治流氓”。

新闻媒体作为公众的代言人,应当自觉地与公众站在一起。但是,新闻媒体批评政府绝对不能寻衅滋事;新闻媒体监督政府也不能无事生非。新闻媒体必须充分理解现代公民社会的责任,自觉地以公民的立场分析看待问题。新闻媒体既不能扮演政客的角色,新闻媒体也不能面对国家重大事务袖手旁观;新闻媒体不能扮演看客的角色,阴阳怪气,但是,新闻媒体也不能打着民意的旗帜,强奸民意。

第五,司法与新闻的关系。司法是一种专业判断,司法也是一种国家行为。社会正义依靠司法来实现,个体的正义也需要司法来体现。司法不能游离于新闻监督之外,新闻媒体面对司法活动同样可以发挥监督职能。只不过新闻媒体必须充分意识到,司法与新闻之间存在太多的不同,新闻媒体在监督司法活动的过程中,应该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不能破坏完整的司法活动,更不能以新闻报道改变或者影响司法活动。新闻媒体可以监督司法机关,但是,面对非常复杂的法律关系,新闻记者应当保持清醒,决不能先入为主,在错误的思维定势下,不断地渲染案情。

新闻从业者面对司法活动,应当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涉及专业判断的时候,应当求助于专家,而不应该自作聪明。新闻媒体不是司法机关,因此,新闻媒体不能进行“新闻审判”。对于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新闻媒体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新闻媒体应当学会田野调查,应当在独立采访报道的基础上,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事实和证据材料,不能沉浸在自己设置的虚幻法律场景中,主观臆断。新闻记者面对专业的司法裁判,应当学会正确使用法律语言,不要把同情弱势群体当作容忍自己错误的借口。

第六,新闻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新闻媒体是公民天然的同盟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会损害公民的权利。新闻媒体应当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公民的权利。不过,当新闻媒体面对“公众人物”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公众的知情权,尊重公民的评论权,不能错误理解公民权利的属性,而忽视对公众人物的监督批评。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批评权,新闻媒体应当理直气壮地曝光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也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七,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新闻媒体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所以,在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应当自觉地依法开展公平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正当竞争或者垄断现象。部分新闻媒体利用一些虚假宣传(比如虚报发行量),误导广告客户和消费者;还有一些新闻媒体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有选择地屏蔽信息,从中牟取不法利益。所有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新闻媒体在努力争取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应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通过充分的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制定自律性规范,实现新闻媒体的共同发展。

现在一些新闻媒体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政府的监管,认为政府管理过严,才导致新闻事业步履维艰。这种诿过于人的做法充分说明,一些新闻媒体既想从新闻市场垄断中获得好处,同时又不愿意参与真正的市场竞争。中国的新闻媒体必须从襁褓中站起来,依靠自身的力量,迎接国际新闻市场的大风大浪。

总之,新闻媒体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看作独立的市场主体,不能因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而寻求政府的支持帮助;也不能因为在市场经营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而希望挣脱政府的监管。新闻从业者应该有健康的心态,自觉摆正位置,积极应对国内外新闻市场的挑战。

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是和谐的新闻价值观

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是一种和谐的新闻价值观,这种新闻价值观在技术层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既重视正面新闻,同时也重视负面新闻,强调新闻的平衡性,重视新闻的正面效果;第二,既强调新闻监督政府的作用,同时又强调新闻配合政府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求同存异,努力营造和谐的新闻舆论氛围;第三,既关注成功人士,同时又关心弱势群体,强调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不能把版面让给那些成功人士,而忘记了劳苦大众;第四,既重视社会新闻现象,同时也重视社会新闻观点,强调事件新闻与观点新闻并重,努力发掘新闻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充分体现新闻的引导价值;第五,既宣传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也关注实施的效果,尽可能地做到广纳善言,为政府献计献策;第六,既尊重司法独立,同时也强调司法监督,恪守新闻报道的分寸,在司法判决尚未生效之前,努力克制自己的报道欲望;在司法判决生效之后,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第七,既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关注民生新闻,努力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积极增加社会信息的供应量;第八,既强调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提供舒缓权利与权力之间紧张关系的渠道,努力化解分歧,尽可能地避免激化社会矛盾;第九,既强调新闻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也强调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在鼓励竞争的同时,防止不正当竞争;第十,既强调新闻信息的丰富多样性,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又尽可能地防止信息市场驳杂混乱,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在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应当彻底摒弃过去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应当学会换位思考,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不断发掘新闻的潜在价值,并且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自觉地维护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断地寻求共识,凝聚共识。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作者：乔新生

新闻价值观管理论文 篇2：

校报大学生记者团对高校校园文化的促进作用

摘要:建设和培养一支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的大学生记者团队伍,充分调动他们积极性服务于高校校报工作对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和构建和谐校园将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校报 记者 校园文化 作用

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校报创建校园文化的方向。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高校校报作为党在局校的舆论工具,其在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维护高校的改苹、发展、稳定和培养综合性人才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弘扬主旋律,全面、客观地反映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是高校校报的职责所在,但客观上高校校报作用的发挥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高校之间校报受到重视的程度和人员配备有很大差异大多数高校校报下作人员编制。

过紧,为数不多的编辑人员难以顾及学校的方方面面,造成师生对校报作用的发挥产生微辞发挥校报作用、提高校报质量,增强校报竞争力应引起高校党委的关注,在校报软硬件条件尚需加强的情况下,发挥大学生记者的作用尤显重要。大学生记者团人员流动性大、水平良荞不齐、工作时间不确定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因此如何建立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湛的大学生记者团队伍,以缓解校报下作的压力需认真研究。

一、加强大学生记者的思想政治教育

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和职业观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增强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加强大学生记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校报编辑常抓不懈的工作是大学生记者团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要从平时工作入手结合学校阶段性的工作要点、任务及时间大学生记者传达党委、行政的决策思想做到上情下达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校的人局方针上来确保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开展新闻报道。

对于大学生记者这一特殊身份而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记者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培养敏锐捕捉和鉴别新闻的能力从什么样的角度报道新闻报道到什么层次既是新闻的艺术性也是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职业能力素养的综合体现,应将新闻价值观和职业能力的教育贯穿于校报记者招聘、使用、考核的整个工作过程校报编辑要经常和学生记者探讨思想问题并通过开展新闻价值观和职业素养方面的讲座正面引导学生记者同时要注重发挥老学生记者团的传帮带作用。

二、探索灵活适用的管理模式,加强记者团队伍建设

高校学生社团是构建校园文化的学生自发性组织以传播和丰富校园文化为己任,大学生记者团作为一个学生社团更有其特殊性首要任务是产出新闻作品、反映新闻事件,为读者提供丰富信息、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为使大学生记者团更好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就须有一套灵活有效、与之相配的管理模式。

1、增设校报学生专版,扩大大学生记者在校报制作的参与决策权,增强主人翁意识

高校校报多为月刊和半月刊一般为中文版木在校报的采编印过程中,大学生记者都是以协助的形式出现,很难参与到校报采编的核心环节更谈不上决策权故而大学生记者的主观意识和设想也难以在每期校报充分展示。在编辑老师心中人学生记者还是“边缘人”要使大学生记者参与决策校报制作增强主人翁意识就须有一定的阵地和载体,有展现的舞台和空间,增设校报学生专版正是这样的一个重要途径校报学生专版是以校报本身为母体的子刊物主要侧重于校报因空间原因难以详细展开的内容和一些校园小消息及服务性信息她的形式可以是校报英文版、校报学生工作版或者根据校特定时期和特定工作任務的增刊等。

校报学生专版的采编印完全以学生记者为主,她的出版原则不设时间限制根据需要而定。专版的前期策划、稿件采写、稿件编审、画版、印刷、校稿都由学生记者全程参与和决策制作程序等。校报编辑部只参与出版前的核定工作这样的专版就是大学生记者们自己的作品有绝对的自主权也是更好参与校报母体制作的最好练兵处专版方式的应用在锻炼学生记者的同时也繁荣了校园新闻舆论阵地的建设壮大了舆论力量。

2、量化考核,明确奖惩,充分调动积极性

在广泛征求与校报工作相关的老师意见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修汀《大学生记者团章程》明确大学生记者团的宗旨、机构、人员分工、团队义务和权利、例会制度等同时在《章程》修汀的基础上制定《大学生记者团考核办法》、《大学生记者团评优标准》、《大学生记者团下作条例》量:化考核标准把投稿量与发稿量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规定每学期大学生记者应完成规定的稿件数对未完成投稿任务者作不及格处理,并劝退明确奖惩办法鼓励在省级以上的新闻媒体发稿每年组织一次优秀学生记者、优秀新闻作品的评选,等同校级获奖月逐步提高奖评的质量和档次,获奖情况通报到学生记者所在院系和班级在校优秀学生奖学金评比。

三、多渠道、多形式为学生记者提供业务学习机会

学生记者来源于学生通常欠缺新闻基础知识,有的连新闻的“五个W”都不甚清晰为了使他们尽快成为适应校报新闻报道的小记者校报编辑部应对其加强业务培训。

1、发挥团队精神新老结对以老带新

在招收新大学生记者时,请老学生记者现身说法,介绍经验方法让优秀的老记者和新记者结成对子在刚入记者团的一学期内新记者所有的采访任务都跟随老记者进行,老记者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使新记者在新闻采写的实战中加快成热的步伐。

2、定期举行新闻知识讲座,从理论上提升业务水平 定期组织高质量, 高水平的新闻理论知识讲座是提升大学生记者业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应邀请新闻界理论专家、名记者、名主持给大学生记者团开设“新闻基础理论”,“新闻理论实践”,“新闻实务与写作”,“新闻写作技巧”,“新闻采访要点”等主题讲座。校报编辑人员要经常结合大学生记者的投稿从不同角度帮助大学生记者领会新闻的要义、掌握新闻稿件的写法提高其业务水平。

3、到社会上去,在实践中增强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要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城市的新闻资源来培养和锻炼学生记者的实践能力坚持为学生记者提供到报社实习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校门在高水平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和营养取得良好的成效,暑期社会实践给学生记者提供练笔机会走出校门在社会知名报刊中实习锻炼将会有效地提高大学生记者的实际作战能力和新闻素养。

校报为培养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进行素质教育提供了园地,一方面增强了校报的底蕴,对校报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推动,另一方面,也为学校教书育人的根本职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之,建立一支快速、精干、高效的大学生记者团队伍是高校校报充满活力、生机盎然、壮大发展的关键,而优秀学生记者团的成长又是大学培育“四有新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有在工作过程中开拓进取,敢于创新,才能使校报发展和学生记者培养相得益彰共创佳绩。

参考文献:

[l]李爱英. 高校校报与校园文化[[J].昌维师专学报,2001 (20) 4: 70

[2]闵黎. 高校校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4):85

作者：谷 雨

新闻价值观管理论文 篇3：

真相为何被遮蔽

西藏拉萨“3·14事件”发生后，英、美、德、法等国的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其中有些因基本事实错误或观点严重辱华，引起我国政府和公众的强烈批评、质疑。本文以金融时报为个案，辅之路透社、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其他媒体，试图对英国媒体报道“3·14事件”的概况、特征、原因等做简要分析。同时，也希望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媒体的报道框架、新闻价值观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

基本概况

从3月13日到5月8日期间，金融时报涉及西藏问题的报道有256篇左右，其中评论35则（包括“读者来信”形式的短评），基本上每天有4篇左右。其报道议题主要包括：喇嘛抗议、奥运与人权问题、政府反应与举措、邻国（尤其印度与尼泊尔）相关举措。结合其财经专业报纸的定位与特性，该报在很多有关商业市场、中国经济的报道中，也一再提及西藏问题对奥运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甚至在分析非常专业的经济议题如政府如何应对通货膨胀时，也提及了西藏问题对中国政府可能造成的决策顾虑与负面影响。

截至4月底，在英国媒体的报道中，被中国政府和公众批评最多的主要有三次：

一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站上刊登一幅中国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受伤的人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图片说明却是“在拉萨有很多军队”，客观上产生了歧义；

二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3月23日发表的前英国国防部部长Michael Portillo的评论文章《西方可以拿奥运作为抵制北京的武器》，文中将2008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纳粹德国当作政治秀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将奥运与政治挂钩，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

三是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过程中，英国媒体过度聚焦于“藏独”分子的行为，而“忽略”欢迎火炬的华人公众。如BBC现场直播时，传回的镜头里充斥着“藏独”标语，文字报道也详细描述示威者和他们的言行。同时，还不公正地批评中国奥运圣火防护队的护卫方式具有“攻击性”。

主要特征

总体上看，英国媒体在“3·14事件”发生的初期，主要围绕事件本身进行报道，但消息源上缺乏一手材料、多运用二手信息，同时，对中国政府的官方消息持比较明显的怀疑态度，并将这一事件与台湾问题、中国人权问题、达尔富尔问题联系在一起。之后，由于奥运火炬在全球（包括英国）的传递，又结合传递过程中“藏独”分子的干扰，将奥运与西藏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报道，并习惯于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不断提及西藏问题。

1.消息来源：不够平衡，缺乏直接信源，二手信息过多

英国媒体在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中，大量援引了在外“藏独”人士的观点、英国公众对西藏人权问题的看法以及西方国家一些政要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声明。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英国媒体在大部分报道中试图体现消息源的平衡（比如伤亡人数方面，均会援引中国政府、新华社公布的数据），努力呈现矛盾双方的观点，只是，中国政府对此事件发表的态度和声音相对“微弱”或存有“质疑”。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大体有两点：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西藏事件的定性和声明比较生硬,并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英国媒体报道时不太“相信”；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媒体普遍没有、也无法派记者直接到西藏进行实地采访，加之国内学者、公众未经官方授权不敢轻易就此发言表态，从而造成英国媒体对西藏事件报道的消息来源不够平衡，由此，也实际上给反华、藏独人士提供了“发言”机会。

事件发生时，只有英国《经济学人》记者James Miles在拉萨，其他媒体发稿的电头多为北京、四川、甘肃等地。他在3月20日发回的报道中，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所见、所闻，部分英国报纸采访到一些当时在拉萨的游客，报道了他们看到的“藏人打汉人”的镜头，没有出现刻意歪曲的事实。如英国每日电讯报3月18日发表的题为《拉萨游客说：藏人攻击汉人》的文章，介绍数名西方游客在拉萨目睹的情况，25岁的瑞士人巴尔西格说，他看到在拉萨大昭寺附近的巴廓街广场发生的暴力事件过程。“(我)看到好像都是汉人在遭到攻击，我看到至少七八个汉人遭到石块和拳头的袭击。”

2.报道题材：侧重负面，不同媒体的报道倾向有差异

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时，英国记者在现场进行报道，多数英国媒体对突发的干扰火炬行为做了广泛报道，而且侧重采访抗议示威者或相关政治团体、无政府组织，以及对“藏独”持同情或支持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

虽然报道主要以负面题材为主，但英国媒体的报道角度还是多元化的，并非一味重复火炬传递中的抗议示威或中国对西藏叛乱的处理，而试图从多角度、多侧面对此事件进行思考和报道。比如，针对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参加火炬传递活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表达了西方世界对政府官员参加火炬传递的不满，该报还针对保卫火炬传递而支出的费用提出质疑，对制作火炬而损毁的树木进行了报道。卫报的文章则结合中国政府关于视频分享网站的管理收紧政策，对政府在西藏事件发生时封锁信息的原因和意义进行分析。

从媒体自身所持立场上来看，各个媒体由于其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办报传统，反映出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如卫报政治观点偏左，其报道立场较为中立和客观，而泰晤士报被指观点趋向保守，文本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敌意和反华立场。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两家媒体在报道信源处理上的不同。泰晤士报从报道信源上来看，对于西藏事件中“藏独”势力及其支持者发表的言论较多，而中国政府的声音出现得非常少，转引中国政府意见时经常加上“So Called”（所谓）之类的词语表示保持怀疑，或者只是简单地摘引中国政府之前的态度和立场。

3.报道方式：大量穿插背景，惯于融合其他议题进行报道

总体上看，英国媒体的不少报道中，使用了偏离“客观报道”原则、表达出情绪倾向的修饰性词汇，而且，新闻背景的运用上的确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其新闻背景的描述和北京官方对于历史的表述差异较大。

英国媒体在报道西藏事件的过程中，比较注重穿插历史背景或联系相关事件，试图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比如结合国际政治的大环境、长期在西方引起争议的中国人权问题、一直未被遗忘的八九政治风波、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法轮功问题以及新疆骚乱事件等。不少媒体将西藏事件与这些问题融合在一起，试图强调中国这次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当”举动是符合其一直以来的国际形象的。而且，在解读过程中几乎均对北京奥运会可能出现的“骚乱”表达了担忧，如卫报在3月29日的文中提到，“中国希望利用这次奥运会来突出其经济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开放度，但这也同时为攻击中国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人权问题、对少数族裔的方针和收紧的媒体政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英国媒体在报道中也体现出对负面题材选择的侧重，又因西藏问题被渲染为人权问题，得到了英国媒体和公众相当程度的同情，部分媒体在价值立场上对藏族同胞寄予同情（包括流亡海外的“藏独”组织）、对中国在西藏地区人权状况抱有批判态度。

有些看似客观的描述，由于使用的词汇、语气，也能够呈现出报纸的立场，比如用“Brave Monks”（勇敢的僧侣）来形容哭诉的僧人。卫报的报道则相对中性，3月19日的报道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共同的耻辱”，3月25日的报道则指出，奥运会应该固定在一个靠近发源地“纯净”之处举行，因为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会有着某些可耻的历史，而不只是中国。

4.评论方面：社论比较审慎，部分专栏评论包含误解与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英国媒体有关“3·14事件”及其后的全部涉藏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时，需要将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区别对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卡弗蒂的言辞之所以引起全球华人的愤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主持人在新闻报道中表达了个人反华、辱华的主观言论，完全不符合新闻报道的专业操守。

在“3·14事件”发生后涉及西藏的二百多篇报道中，金融时报的评论约有35篇。据笔者所见，金融时报的社论总体上比较客观、克制，但在观点中依然对中国的民主、人权等问题持比较明显的质疑、批评态度。

但是，在一些专栏评论或个人评论中，则会出现比较极端或错误的观点，有些新闻评论中不适当地将西藏问题同其他国际争议问题并置，造成西藏问题是国际问题的假象，则值得我们批判。如5月8日刊登的一篇评论，“Tibet Has Stronger Self-rule Case Than Kosovo”，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甚至不可接受的观点，将西藏问题和科索沃问题并置，并提出“西藏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国际问题”，其中提到的所谓“民族自决”以及“中国对西藏的入侵”等言辞也罔顾中国政府和西藏地区之间关系的历史真相。此外，该评论又将中国政府对西藏生成的合法权力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声称的主权归属相提并论，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大报，向来强调新闻与评论区别对待的职业规范，评论操作中坚持的多方观点并存也的确是西方新闻业悠久的专业传统，但不可否认，凭借主流大报的广泛影响、制造的舆论效应，金融时报所刊载的类似评论无疑会给本不太了解西藏、不理解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关系的西方读者，造成更大程度上的误解，以至于可能使得读者对于中国西藏问题的理解越发偏颇，从而失去理性认知、真实评价，客观上造成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原因分析

依笔者之见，包括英国传媒在内的西方媒体,关于西藏事件报道中存在的偏见、失衡及负面倾向，其背后的动因非常复杂。少数报道失误主要因缺乏基本的事实确认、信源核准而导致低级错误，多数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新闻价值、惯性偏见、媒体定位、国家利益等影响。针对“3·14事件”，英国媒体报道中存在的不公正、不客观、不平衡，主要由下列因素导致：

一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西方记者判断和理解事实的价值纬度和基本立场，同时，也决定着媒体报道的基本指向。尤其将自由主义的“普世原则”直接置入“3·14事件”，将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价值观“投射”其中，是造成对此事件报道产生的中西方立场冲突的主要原因。

英国媒体在对“3·14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出鲜明的西方价值观，这种差异主要是政治制度差异所决定的，其背后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公众对“社会主义中国”、“一党专制”的习惯性偏见。他们过度关注了对中国政府表达不满、流亡海外的“藏独”分子，而忽略了绝大多数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人对政府的态度。如路透社在3月24日的报道中采访流亡印度的藏人，他们表达了对中国政府民族歧视和宗教压迫的不满，“这些西藏人说，他们厌倦了被汉人边缘化, 讨厌和他们精神领袖达赖的分离”，“汉人在修路、发展企业，藏人去那里工作，但管理者始终是汉人”。从英国媒体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3·14事件”是一个积怨50年已久的民族矛盾、汉藏两族冲突的一次集中表达。

从英国媒体对“3·14事件”的报道看，的确对“藏独”给予较多同情的态度，至少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表达机会，报道中也有对中国政府的抵触、批评的反华情绪，但恐怕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政治体制差异、文化价值观差异所导致的，而并非因为其怀有主观恶意、不惜抛弃专业伦理而“犯错”。西方媒体视“3·14事件”为“人权问题”，带有种族压迫、民族矛盾的心理症结，这种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评判取向是长期的，而非这次“3·14事件”的报道所独有。

比如，在中国政府安排的外国媒体集体进藏采访的报道中，不少文章集中报道从大昭寺冲闯出来呼喊“给我们自由”的僧侣，看起来，对进藏采访得到的结果，记者们依然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态度相对友好的金融时报在3月24日的文章中说，“3·14事件”将给北京奥运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公关危机。而在报道行文和语态上谴责味道明显、贬义词汇较多的泰晤士报则描绘道，“30到40位僧人令人吃惊地爆发了，他们站在政府官员面前哭泣着、叫喊着，发出西藏对于中国政府统治最有深意的信号，也让组织这次采访的政府感到莫大的尴尬”。

二是我国政府对新闻报道的管制策略不利于西方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真相，同时，“3·14事件”发生初期，以陈述结论为主、而非提供事实及证据为主的外宣策略，也比较容易受到外界质疑。

如金融时报3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所言，“对外国人而言，中国政府的宣传可能非常粗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把达赖喇嘛称作‘人面兽心的恶魔’（A Monster With Human Face And Animal’s Heart），但在中国，这一说法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另外，官方媒体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失声，也为境外传媒在引述消息来源时出现偏颇找到了借口，这一点在涉及“3·14事件”的细节报道时尤其明显。在伦敦当地时间3月15日BBC发布的一条以《在场者描述：西藏骚乱》（Eyewitness Accounts：Tibet Clashes）为标题的现场细节描述的短讯，BBC的记者所引述的在场者包括当时西方主要媒体中唯一在拉萨现场的《经济学人》记者James Miles、荷兰游客Frans Plooij、葡萄牙记者Catia以及丹麦游客Bente Walle等四位外国人，却完全没有当事僧侣、当地藏民或者汉族群众等其他在现场者的描述，引述信源的单边倾向或者说偏颇如此严重，完全不符合BBC作为世界新闻资讯服务商的身份。这其中透露出来的疑问是：是BBC的记者无法接触到当地人，还是因为记者有意识地偏向一边？

三是对负面新闻的偏爱是西方媒体不成文的规则，也是西方新闻价值观的主要倾向。侧重对“坏新闻”的选择与关注，客观上导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传媒报道中国问题时，无法提供全面的“图景”。

多数西方传媒均是私有制企业，满足公众的阅读心理和需求，也是影响其如何做报道的重要因素。在“3·14事件”的报道中，以负面新闻为主导的媒介图景，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媒体对公众需求的“迎合”。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在全球话语格局中的“意见弱势”，某种程度上是历史欠账，是历史解释权、历史话语权缺失在具体议题上的表征，这一点在有关西藏历史的解释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长期以来，关于西藏历史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被在海外的达赖集团所主导，不少西方人对西藏的刻板印象就是中国“入侵”前那里是个世外桃源、是香格里拉，至于解放军解放西藏、推翻农奴制度等历史事实，更多只被中国人自己知晓，而西方人则始终不够了解。

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上不断崛起的中国，正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如何改变多数西方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挑战。由于新闻体制的差异，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操作手法的不同在面向国内公众、报道内部议题时可以做到“相安无事”，而一旦在全球化的框架中，涉及到他者议题的对外传播，就必然产生冲突、碰撞。对于正在不断强大的中国而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适应外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去学习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张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