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持续发展新型战略论文

2022-04-24

摘要: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村普遍出现了“分有余而统不足”与近来“农村空心化”局面,如何再次激发农村活力与实现农业永续发展问题突显;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和激发农村活力等的战略选择。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业持续发展新型战略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业持续发展新型战略论文 篇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的研究

摘 要:本文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展开研讨。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机制进行分析,倡导政府主导制定长远培育计划,统筹规划注重顶层设计,部门联动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采取分类施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根据不同类型,阐述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路径。只有更好地为职业农民搭建好平台,才能切实解决好未来“谁来种地” 的重大问题,使我国的农业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

Key words: new occupational farmers; cultivation; path

我國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当前农村新形势下的农民素质和专业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解决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和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鼓励农民创业,尤其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创业,不仅是应对“农民荒”和“谁来种地”问题的有效措施,更是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培育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是破解“谁来种地”问题的根本途径。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是我国转型期面临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1]。

1 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与类型的划分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作为自己职业的人,是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职业道德修养和农业生产技能,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经济理性,持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的劳动者[2]。他们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正在成长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先导力量。

新型职业农民主体包括:回乡创业的农村青年;扎根农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组织的领头人或主力成员;农业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生;农民植保员、农机大户、防疫员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技能服务型人才[3]。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机制

2.1 政府主导,制订长远培育计划

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时期。在农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新旧体制交织,农业内部变革加快。农业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开奠定了农业变革时期的基础。目前经营主体经营能力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传统的小户经营的小农经济已经面临挑战,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已经势不可挡。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处于转型时期的农业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国家需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状况,制订未来五年、十年或者更时间的职业农民培育计划。对培育对象、培育目标、培育数量、培育质量有短期和长期规划。努力培育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通过立法,充分重视职业农民培育权益保护,单独出台一部切实可行的农民职业教育法,以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和促进农民职业教育发展,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法律保障。

2.2 统筹规划,注重顶层设计

按照国家部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总体规划,统筹兼顾,根据发展需求,做好国家职业农民的总体培育规划。《“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数量将达到2 000万,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超过35%[4]。

农业部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按照“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的战略要求,2017年我国将培育各类型新型职业农民不少于100万人。江苏省委办公厅苏办发2017【40】号《关于全面推进科技支农强农富农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深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工程。大力开展教育培训、规范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全程培育。鼓励农民通过“半农半读”等方式就地就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每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万人,力争到2020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达到50%。在我国,职业农民的培育已经列入国家、省市政府的农业发展长期规划。

2.3 部门联动,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在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应该由农业主管部门牵头,联合人社、教育、财政等多部门,实行部门联动,多路并进的联合培养机制。在未来农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只有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从事农业经营、享受国家农业补贴和优惠贷款。在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上设定一定的准入门槛,国家逐步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法国农民培训的职业资格证书从低到高依次有农业职业教育证书、农业专业证书、农业技术员证书、高级技术员证书4种,层次分明,可以逐级晋升,实行职业准入[5]。在职业农民培养、培育过程中可以借鉴,逐步完善。

3 分类施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既要符合“当地农村发展实际”又要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应该分类施策,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3.1 强化技能培训,提升传统务农型人才的从业水平

强化技能培训,提升一批对从事农业有经验、爱农有情感的“老农”的从业水平。这部分人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但实际农事操作经验丰富。目前经营规模不大,仍以家族经营为主,抗风险能力不够。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设计课程,以“课堂讲授+学习观摩+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6]。

3.2 半农半读,提升农民学历层次

充分利用国家涉农中专免学费政策,积极发动县(市区)农业广播学校开展招生,按照“招得进、留得住、学得会、用得上”的办学精神,坚持紧跟产业、贴近农民的原则开设专业。做到因地、因时、因需制宜,与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实际需求无缝对接。在教学形式上做到下沉重心,就近办学,送教下乡,送教进企,把优质的教学资源送到农村,把学校办到家门口,改“黑板上种庄稼、教室里养牛羊”为“家门口学理论,种养场里学技术。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学习生产两不误,边学习边实践,边生产边示范,学以致用。

3.3 开展创业培训,提高返乡创业型人才的从业能力

近年来,一批有志于农业的返乡创业的新型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他们已经成为种养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的带头人或农业企业的负责人,是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有生力量。他们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返乡农民工、退役士兵或在外发展的成功人士。对这类人员采用综合课程、专题课程、专业课程相融合的课程体系,以“课堂教学+现场教学+结对服务”的三段式模式开展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经验、管理水平以及创业致富能力,并起到引领作用,推动整个农业的健康发展[7]。

3.4 联合定向培养,提供未来职业农民的来源

新型职业农民是未来现代农业经营的主导力量,他们事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伴随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基础性战略任务[8]。

培育职业农民,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是农业发达国家的基本制度。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应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致力于培育“学历+技能+创业”型农民大学生。聘请知名院校教授、省内科研院所专家 、农技推广人员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种养经营大户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师资。围绕地方农业主导产业发展需要,选取自愿从事农业的优秀初高中毕业生,采取政校合作、定向招生、定制课程 、定岗培养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农业高职问题,使我国的农业持续发展[9-15]。

参考文献:

[1]文承辉,魏亚萍,胡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典型模式研究[J].中国农业教育,2016(6):35-39.

[2]武贵秀,王秦俊,李倩雯.创业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分析[J].山西科技,2016,31(6):29-32.

[3]雪敏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理论阐释价值意义及路径[J].安徽农业科学,2016,44(32):256-258.

[4]常钦.讓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EB/OL].(2017-09-03)[2018-02-24]. 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3/content_5222282.htm.

[5]刘益真.发达国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验及其启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3):144-145.

[6]刘玉环,张芬琴,闫盆吉,等.弘扬“大农业”教育思想 培养创新型农业人才[J].农业科技管理,2017,36(3):90-92.

[7]白和盛,琳玮,张永泰,等.新型农业科技服务的构建[J].农业科技管理,2017,36(3):61-63.

[8]吴良.新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科技管理,2017,36(4):76-78.

[9]林玮,张甜,白和盛.基于公益性农业科研院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探讨[J].农业科技管理,2017,36(4):61-63.

[10]蓝孝新,赵龙利,朱作峰.我国多元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的研究[J].农业科技管理,2008,24(4):24-27.

[11]韩同庆,李淑芳,王晓辉,等.阿荣旗农民科技培训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思考[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4(3):122-123.

[12]李逸波,孙丽敏,张玲,等.基于专业化程度视角的农民职业分化微观差异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河南农业科学,2013(8):176-181.

[13]宋志伟.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J].河南农业科学,2004(5):87-89.

[14]韩玉,李红云,隋鹏,等.基于“四化同步”的河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探讨[J].山西农业科学,2013(8):877-881.

[15]陈敏丽,汪徐. 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以河南省为例[J].山西农业科学,2017(1):146-150.

作者:林玮 白和盛

农业持续发展新型战略论文 篇2:

农地流转视阈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

摘 要: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村普遍出现了“分有余而统不足”与近来“农村空心化”局面,如何再次激发农村活力与实现农业永续发展问题突显;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和激发农村活力等的战略选择。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从家庭承包经营衍生出来,近年来发展很快,但仍存在土地成片流转难、融资渠道较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不足、农业产业服务滞后和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在系统总结并借鉴已有的典型模式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机制,其中,加速农地流转以解决“农地流转难”、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以解决“融资难”、构建农产品营销网络以解决“营销难”三个核心问题至关重要。

关键词: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模式

作者简介:皮修平,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2)

周镕基,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博士(湖南 衡阳 421002)

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经营户,新出现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可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家庭经营的农户相比,主要体现在规模上比原来要大、经营方式上摆脱了传统模式。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理论上说,一是体现了适度规模经营论,实现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与规模效应,使其发挥各自最大的生产潜力;二是体现了交易成本论,提高了组织效率,降低了单个主体经营各环节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组织效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各方共识,如何构建相应的政策与机制来促进其发展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基于湖南实地调研,本文认为在借鉴衡阳“安邦农业模式”和益阳“草尾模式”的经验并进行新模式的探索,有利于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进而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湖南“四化同步”的协调推进。

一、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基础上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紧迫性

1.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农地抛荒,面临“谁来种地”问题

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的农村“空心化”,农业出现了“谁来种地”的难题{1},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基础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正是解决“谁来种地”的关键,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与老人,“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2012年底,我省农业从业的劳动力(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有1 857.39万多人,但这些劳动力中大多以中老年劳力和妇女为主,且多用传统农作方式从事着传统农业,只能够耕种部分农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空心化要求尽早谋划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2. 新型经营主体要求农地流转,解决“如何种地”问题

当前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农业种植在很多小农户中只能算是全家收入增长中的“副业”,“如何种地”问题已在眼前。受湖南地形、地势限制,大多数农户承包地的规模细小且分散,生产效率较低,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能力不高,因而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大多选择让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在日益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的2013年的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372元,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为2 962元,比重仅占26.6%(2 962元中还有部分非农收入)。种地对于大多数小农户来说已变成了家庭经营结构中的“兼业”。因此,探索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提高农业效率和解决将来“如何种地”至关重要。

3.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呼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如何种好地”问题

要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就必须在农地流转基础上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主体主要有四种。家庭农场是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等特征,是未来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着力点。专业大户主要是围绕某一种农产品从事专业化生产,从种养规模来说要明显大于传统农户或一般农户,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重点。专业合作社在“传递市场信息、普及生产技术、提供社会服务、组织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等方面作用突出,是组织和服务农民的重要组织形式。农业公司是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和解决农产品供应的重要依托,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关键。总之,构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集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于一体且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解决“如何种好地”的关键。

4. 新型农业经营发展须解决于体制机制问题,以实现农业永续发展

现阶段,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发展的关键,应在其发展要求、发展效率、发展力量、发展机制上寻求突破。只有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完善经营主体扶持机制,克服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障碍,加快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配置,加强农业组织化程度,营造农业创业与就业的良好环境,建立农业经营者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才能尽快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2}

二、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分析

1. 湖南农业经营主体的现状

家庭承包户。家庭经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主体,相对于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公司农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它是旧经营主体,但仍然是基础。截至2011年6月,湖南已有65个县(市、区)建立了土地流转有形市场,1 042个乡镇设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流转面积达2 425万亩,占农地面积的10.1%,其中耕地流转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0.4%,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3}。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为1 857.39万人,这表明家庭承包经营仍是湖南农业中最多的生产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由于家庭农场有较大的种养规模,能够使经营者获得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当、比较体面的收入,当前湖南家庭农场数目偏小,为此,湖南省委2014年1号文件里明确提出将重点扶持10 000户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在农业不同领域大户的标准不尽相同,粮食作物与特色种植、养殖差别明显。2011年湖南2公顷以上的种粮大户租赁转包耕地面积达36.07万公顷,占湖南省耕地面积的9.55%,2012年湖南租赁转包耕地面积在2公顷以上的种粮大户有11.56万户{4}。

专业合作社。当前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户数增长高于全国,资金总额低于全国。截至2013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2.5万户,占全国的2.5%;出资总额569.6亿元,占全国的3%{5};至2013年6月,湖南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达182.9万人(户){6}。

公司农业。截至2014年5月,湖南农业产业化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总数达到577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50余家。龙头企业行业分布有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服务、休闲等,结构不断优化,主要农产品加工能力不断增强,湖南农业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的潜力明显。

2. 当前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土地流转难,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土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但这必须以规模较大、租期较长的成片土地为前提。尽管空心化背景下农地流转较普遍,但真正要流转规模较大的成片土地实不容易;少部分细碎化的承包地农户因种种原因(观念上怕失地失权{7}、自己耕种、对流转条件不满意、社会保障{8}等)不同意流转土地,意味着成片土地流转的规模化经营难以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便没了基础。

(2)融资渠道窄,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前期投资较大、周期相对较长且见效慢。目前商业资本投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较少,主要依靠返乡的经商者和打工人士、有一定眼光和实力的当地农民,面对高额的前期投入,融资却很困难。当前政策加大了对“三农”的信贷支持,但以主要是1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为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相比差距大。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抵押还缺乏物权属性,银行很难认可农业机械等资产为抵押物。加之小额信贷交易成本高,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难以持续,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3)基础设施落后,阻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运营

健全配套的基础设施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助推器。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村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严重阻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细碎土地不适合机耕;农田水利设施落后,大多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库及相应设施严重老化,水利设施与新型农业主体的要求不匹配;耕地受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化肥大量使用致土壤板结等因素,农业潜在产能大受影响。

(4)新型职业农民缺乏,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人才不足

农村人力资本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核心,新型职业农民能促进人才、资本等要素向农村流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是促进城乡统筹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空心化”下的农村极其缺乏新型职业农民,影响了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的发展。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要引进杂交种子、农业机械这些物的要素,更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技术、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

(5)农业产业化服务滞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

农业生产周期长,面临自然风险、技术问题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需要精心的服务。当前农业服务滞后突出体现在:农业保险服务覆盖面窄、保险种类少、防灾避灾机制不畅和赔付水平受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灾害之忧。公共技术服务比较落后,如乡镇农技服务机构出现在人员上的断层、经费投入不足、农技服务设施落后。新型的社会化、市场化专业服务组织又没有及时补充,造成农业技术信息与生产需求不对称;农业产前缺乏有效的规划指导、产后缺乏销售服务和渠道。

(6)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削弱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力

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民参与组织化的选择渠道不宽,2013年6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达182.9万人,不到我省农民数量的10%,分散的普通农民难以抵抗市场风险;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机制不完善,农民各自为政的现象较普遍,经营收益不能以较民主的方式分配,常被少数负责人占有,参与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农业公司和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由于农产品的自身的特征和农民的弱势地位,农业公司和农户没有稳定的契约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9},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7)农产品营销难,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场价值的实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营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的农产品销售渠道窄、品牌意识不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种少、品牌分散、以缺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为主、与鲜活农产品相匹配的物流配送体系有待完善;农村的营销队伍、思路和观念有待加强。

三、基于农地流转的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模式

面对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与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湖南各地进行了大量具有首创精神的实践探索,归纳起来,目前我省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主要有三种:

1. 衡阳“安邦农业模式”:市场主导现代农业服务模式

“安邦农业模式”可分解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点菜模式”、“管家模式”和“帮扶模式”。“点菜模式”就是对部分不愿意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为其提供全套餐服务,如为农户提供“种子、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专业防治、机耕、机插、机收、谷物烘干脱粒等全套服务”,实行规模种植,这被形象地称为“点菜模式”。“管家模式”是从农民手中收集土地,然后委托给代管户,由代管户负责日常的田间管理。“帮扶模式”则是把种植大户的土地面积扩大到200~1 000亩,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种植。通过这三种模式,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套服务,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现代农业服务新模式。“安邦农业模式”要防范的风险:一是作为服务型的龙头公司自身要有稳定的经营收益,规避购买农业机械等融资带来的金融风险;二是要注重农业保险,规避自然灾害造成种巨额亏损。“安邦模式”的优势在于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重新找准了定位: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承担了发展农业的社会责任,还让农民增收,企业、社会和农民出现赢局面,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种模式对于只要通公路的中国乡村都具有普适价值,在农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农村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2. 益阳“草尾模式”:政府主导农业组织模式

益阳“草尾模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土地信托机构(公司),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将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土地信托机构,并签订土地信托合同,农业企业再从政府土地信托公司手中连片租赁土地,从事农业开发经营活动,变过去农户和企业两个角色间的流转为农户、企业、政府三个角色间的流转。”“草尾模式”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带动资本下乡,推进村镇建设,改善乡村治理。益阳“草尾模式”也给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是土地信托不但与当地的湖区相适应,也可与山丘区相适应;二是土地信托不但与水田耕地流转相适应,也与经济作物相适应,甚至还适合林地、养殖水面等;三是土地信托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明显,得到了农民、企业家、基层干部较高程度的欢迎。

3. 岳阳县农地经营权“竞拍与抵押模式”:市场主导探索模式

2014年5月9日,岳阳县麻塘镇畔湖村一块30亩农地的11年经营权流转权进行迫卖,公开拍卖出了41.8万元的高流转价,每年租金收益由3 000元一下子变成了3.8万元,飙升近十三倍。此案例意义重大:一是杜绝了农地流转中的人情交易、私下交易,维护了农民利益。二是为岳阳乃至湖南农村集体用地如何“增值”提供了范例,为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做了探索。2014年6月27日,岳阳县举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农民可凭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向银行贷款。此举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试点进一步丰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为农民经营现代农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将有力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在可作为资本的农地确权背景下,这种模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这三种典型模式突出特点表现有三:一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找到了小规模分散经营农户的“分”与新模式的“统”的有机统一;二是找到了确保农业收益和实现农业产业安全的结合点与突破点;三是促进了工商资本下乡,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促进了农工商资本的互动和优化配置,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实现意义重大。

四、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三大关键与五大举措

1. 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三大关键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们建议重点解决 “农地流转难”、“融资难”和“营销难”三大关键问题。

(1)前提:加速农地经营权有效流转。1)推进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加快完成农地的登记确权,规避土地权属纠纷,让农民安心流转;不愿流转农户可借鉴安邦“点餐服务模式”。2)乘户籍制度改革东风,在农地确权基础上落实进城农民的市民待遇,鼓励农民进城。3)借鉴益阳“草尾模式”,农地以信托方式向村委集中,再成规模地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4)完善农地流转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户采取转包、租赁、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促进农地流转。5)设立农地流转交易中心、管理服务中心,以挂牌竞拍方式形成农地流转价格由市场发现和决定的机制,如2014年岳阳县麻塘镇促成了我省首宗农地经营权的“入市”交易。6)规范企业与农户合作,引导农业企业采取订单、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促使农户支持农地流转{10}。

(2)核心:完善农村财政金融支持的政策机制。1)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整合各类财政支农资金,改变农业补贴发放分散的现状,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对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奖励,以奖代补。2)对处于不同时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税收分段式优惠政策。可对新型主体前三年免税,后三年减税。3)建立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基金,以财政拨款、社会捐赠、募资等多方式融资,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新型主体进行认证、公示和专项配套资助,以起示范带动作用。4)加快金融资源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配置。支持涉农金融机构运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引导民间资本成立服务“三农”的中小银行与金融租赁公司;吸收外资投入特色农业经营主体。5)稳妥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地确权后要加快农地交易市场,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目前岳阳县、汉寿县等地已先行先试;鼓励地方政府和民间出资成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简化抵押贷款程序。6)积极建设农村金融组织。有条件的乡镇或村先行开展信用合作、资金互助和贷款担保,发展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组织。

(3)保障:加快农产品营销网络服务体系构建。1)成立农民经营主体联盟,使之与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建立较稳定的产供销利益联结机制,以减少市场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鼓励联盟体在城区开直营店;联盟联营解决营销品种单一和缺乏规模等问题。2)规范营销环节利益联结机制,做好农产品生产、加工、经销和消费对接,如“农超对接”,提高农产品生产与流通效率。3)积极举办好各级农业博览会等农业展会,支持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赴境外、国外参加国际农产品博览会。4)推广“线上交易,线下配送”的电子商务模式,促进农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农产品营销。5)力推观光采摘等体验式的新型农产品营销模式,拓展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的营销渠道。6)完善政府参与的农产品营销扶持机制,搭台建立第三方物流配送体系,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2. 完善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五大举措

(1)完善多元化农业服务机制,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经营及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11}。具体包括:1)完善政府主导型的农业服务体系。由于农业生产不仅有自然风险,还有市场风险,农业生产和技术有着一定的公共性,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提供服务是不行的。因此政府通过农技推广部门等来直接提供服务,或政府购买服务,如通过支付农村基层懂生产、有经验和技术的土专家(他们很多为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来推广技术服务。2)力推企业主导型的农业服务体系,如衡阳县的安邦农资公司。3)完善合作社主导的服务体系,降低交易成本。4)完善科研部门和行业组织主导型的服务体系,以实现政产学研的结合{12}。

(2)构建农业规模经营的多元化机制,完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体系。1)完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农业设施利用的规模化,倡导农业服务的规模化,大力发展农业综合经营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2)扶持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为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奠定好制度基础。3)加快具有规模经营、集约经营特征的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4)加大对农业规模经营的配套扶持政策与补贴政策。

(3)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机制,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长效机制,对有志于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者进行培训;制订新型职业农民评定标准和评定程序,对培训合格者进行认定,并搭建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和发展的平台,从产业、科技、社保、财政、金融等方面对新型职业农民给予扶持。2)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境,以吸引富裕农民、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并设立农业创业基金和贴息贷款,以不断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4)建立“政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服务体系,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需求。1)依托高等院校、农业科研部门和农业行业协会等组织,通过科研与推广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形成“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农推联盟与服务平台。2)构建以农技推广专家为龙头、农技指导员为骨干、农技员为基础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3)为农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农业技术保障,解决农业种植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5)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组织化程度。1)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其话语权,切实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选好、培育好专业合作社领头人,使之成为农民利益代言人,以解决分散的普通农民谈判能力和话语权弱的问题。2)规范农业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完善农户与有直接利益关联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使之能共享增值收益带来的好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各主体之间加强联合合作,形成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组织创新的规模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协同效应{13}。3)成立农业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从而增进农业行业的共同利益和化解农业产业(链)的共性问题,为各经营主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整合提供平台。4)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品牌效应、网络效应。

注 释:

①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求是》2013年22期。

②编辑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农民日报》2012年12月21日。

③红网:http://hn.rednet.cn/c/2011/09/18/2378523.htm.

④许靖波、钟武云,等:《湖南种粮大户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国稻米》2013年3期。

⑤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13年湖南省市场主体发展报告,http://www.hnaic.net.cn/visit/topic/a/viewhnaic?topicId=2770.

⑥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的意见”,湘政发〔2013〕34号。

⑦张秀生、单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8}包宗顺、徐志明,等:《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4期。

{9}张美珍:《龙头企业与农业协会对接的风险及其防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3期。

{10}张四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建设研究——基于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的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

{11}郭熙保、郑淇泽:《确立家庭农场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光明日报》2014年4月23日。

{12}黄祖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构与制度创新》,《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年6期。

{13}姜长云:《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人民论坛》2014年1期。

Key words: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business model

(责任编校:文 香)

作者:皮修平 周镕基

农业持续发展新型战略论文 篇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创新路径研究

摘 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方向和新挑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涵、规模和形式等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该文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涵出发,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内外动力和特征,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若干创新路径。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路径;产业化

发展农村经济是我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伴随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改革也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新的背景和形势下不断探索和摸索,保障农业产品的有效供给、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农民收入的继续增长,抓住结构性改革的时代机遇,引领农村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方向和新挑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界定?具有哪些不同模式?其发展的动力来源和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这些都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面临的重要课题。

1 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在传统农业经营概念基础上延伸出的,主要区别在于顺应了当下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大大扩大了传统农业经营的范围、内容和规模,是在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结合经济环境和背景的需求变化,以政府引导为主,或自发结合,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链条化体系,是各类主体及其相互的总称。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并具有一定规模、较好装备和较高经营管理能力、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经济组织。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的城镇化进程急速加剧,城镇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历史选择。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7.92%,到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已经与全球城镇化率基本持平。到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6.1%。“正处于快速推进当中”的城镇化注重数量和外延扩张、忽视内涵建设和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在交通建设、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新型城镇化则强调,与新型工业化共同前行、结合城镇地方特色,包括人口、产业、资源等一系列方面的重新规划和配置,以及各项原有制度、体制的一系列重新设定。首先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发挥市场的推动力,城乡统筹,探索一条多元、多样、特色发展是未来趋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涵、规模和形式等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先后涌现出了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职业农民、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多种形式。日益多样化、组织化和集约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也正是新型城镇化所期待的。传统的经营主体被新型经营主体所替代,这样的“替代”是“顺势而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成为当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被关注的一个主体。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实背景、内在特征,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协同共进,为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崭新的视角。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动力及特征分析

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力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顺势”之举,是农村改革在面临城镇化等一系列新形势、新背景下结合自身的特殊需求而提出的,被认为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其发展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外在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一方面,“正处于快速推进当中”的城镇化改变了传统农村发展的“土壤”,要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共同前行、结合城镇地方特色,包括人口、产业、资源等一系列方面的重新规划和配置。城镇化建设要求能够充分协调和弥补原有的城乡矛盾与割裂,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城乡的互动、互补、统筹、协作发展之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践中尤其强调通过产业链带动地方发展,因地制宜,结合各自资源、基础条件优势发展有特色的主导产业,通过对主导产业进行内部的升级优化,维持和加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力,实现多元化、集约化发展,城镇与农村的逐步一体化,两者界限日益模糊,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给予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莫大的鼓励和触动;另一方面,农村的发展要立足于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追求城乡发展、居民生活改善的长期可持续性,原有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足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显然无法适应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技术、设备、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约,显得“力不从心”。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界定之初就是“入市”的,要求从市场需求出发,要求顺应改革发展方向。因此,内外共存的动力和压力同时推动了农村经营主体的变革,为发展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2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 如前所述,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相比,具有“以人为本”、“市场导向”、“城乡统筹”和“多元特色”等特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展和壮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普通经营主体相比,也具有自身的特定属性:

2.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调功能的整合 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分散经营、自给自足、兼业化为主要特征,存在着经营规模偏小、生产设备落后难更新、农业技术停滞不提升、主体间重竞争不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被暴露无遗,并且极大地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是为了克服传统经营规模小、功能碎、难以提升的不足而提出的概念,其显著特征就是强调主体功能的整合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包括了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普通经营环节和功能,还将与之相应的配套服务性经营主体、农产品的产业链、资金链和联结机制纳入范畴。具备整合功能的经营主体将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具有不断壮大规模、改进和更新生产设备、提升农业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和要素利用率等能力,能通过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来适应不断变化和日益复杂的市场需求。考察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虽然目前总体的整合状态和程度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体,但伴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这样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2.2.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出农业特色 经历了漫长的“工业化”改革历程之后,我国各方面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农业发展也一直在“追随”着“工业化”的脚步,农业发展中的“农业特色”反而被置于“工业”之后。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扛着农业的包袱,走着工业的小路,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渐行渐远。而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结合各自资源、基础条件优势发展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寻求农业化的特色再次受到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要求突出农业特色的挖掘、培育、宣传和延伸。比如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就需要充分具备自身的特色,农业产品和服务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培育具有我国农业特色的经营主体,能够实现农业发展的适度规模效益、能够结合农村自身的产业、地理、环境等优势,不仅是经营主体适应市场需求的表现,更能“造市”,为农业产品和农业服务市场带来新机遇。

2.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形式和组合的多样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常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及各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等等。其中,专业大户主要以某一农产品的单一化生产为主,改变了传统的分散型种植养殖模式,发挥了对小规模农合的适度规模示范效应;家庭农场主要调动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积极性,对凝聚和团结农户家庭成员力量、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合作组织整合了单个农户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多项资源,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分散农户市场风险、形成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农业产品市场化和规模化、农业组织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典型示范,直接对接了国内和国际市场,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专业技术协会和社会化服务机构主要为农业生产提供配套性服务,包括技术支持、人力资源、金融服务、信息沟通等各个方面,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除了这些单一的新型经营主体,还出现了多种主体形式的组合发展模式,比如“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合作组织+农产品协会”等形式,这些组织模式着眼于克服传统经营主体资源的单一化和分散化,实现了农业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联合,彰显出更多的集聚和规模效应。从实践来看,现有的经营主体中,无论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或企业形式,还是多样化的组合发展模式,都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2.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视产业化的提升 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涵的界定上能看出,新型农业主体十分重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路径。一方面,现代化的大生产的趋势要求产品能够实现纵横的架构,纵向上能将生产、加工、销售、售后等环节链接,横向上每一个具体环节中的资金、人力、设备、技术、信息等要素能够实现组织和调控,共同架构起一个纵横交错、相互整合组织的完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对日益繁复的市场环境和截然不同的内外需求,只有通过提升农业的产业化水平,通过产品创新、技术更新、产业链接、市场挖掘,培育一批有潜力、有能力和有实力的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灵活流动和产业的集聚,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业化推进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创新路径

3.1 培育的出发点是适应新型城镇化,适应市场变化的新形势 城镇化建设是城市与乡镇之间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要素的相互流动和融合,这一过程必将涉及或触动城与乡之间的利益、制度、资源的博弈。与传统的城镇化建设将两者认为割裂不同,新型城镇化要求在推进过程中关注城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和互动合作发展。回顾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过去的农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各地政府部门的推动和政策作用,政府动力足、政策优惠,农业发展就迅速,动力转向、政策不足时农业发展就阻滞不前。至于农业产品的市场化问题则一度陷入“被关注”与“被回避”的两难境地。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要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适应市场变化的新形势。市场被公认为是推动经营主体发展的最佳力量来源。通过市场引导城镇建设,通过市场为资源配置提供导向作用,通过市场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来发展的挑战和机遇。而政府将逐步转变职能,从原来的主导者转向“支持者”。“支持者”角色更多的是要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支持、营造制度环境以及必要时维护公正。发展良好的新型经营主体彰显出规模效益、农业特色效益,从游离在市场边缘真正“入市”、转向“适市”,随着自身的壮大和成熟,随着对市场规律的深入探索,逐渐朝着引领和带动市场的方向发展。

3.2 培育的重心是突出地方产业特色,实现农业产业的适度规模效益 产业特色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和壮大的生命力所在,各主体的经营产品是否具备一定的地方产业特色也是其出奇制胜、赢得市场的关键。因此,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需要能够挖掘有潜力的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围绕特色产业构建产业链,集聚和整合各项产业资源,实现规模效益。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例,龙头企业是在特定地区和特定产业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竞争力的企业,在农业产品的挖掘、研发、宣传和产供销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优势。

可以通过围绕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实现地区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联合和资源整合,构筑由龙头企业引领的产业结构,发挥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各自在运作上的优势,推动农业特色产业的适度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农业产品在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等各个环节上的集聚和整合效益。这既有利于农产品自身的技术升级、有利于龙头企业引领作用的发挥,也有利于不同主体相互完善利益机制,提升地方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农业合作组织在挖掘地方产业特色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其原有的资源和产业基础,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农业合作组织能按照“带动生产—指导加工—联合销售”的模式,引导分散的农户逐步形成统一的产业链。随着合作组织的生产和经营的日益规范和延伸,将不断激励着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带动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

3.3 培育的方向是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制 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而建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为主体的一种企业制度,其基本特征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培育过程中应不断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靠拢。除了上述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市场新形势的挑战,还包括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当前,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多种多样,其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参差不齐,但总体不容乐观。以合作组织为例,由于受到成员专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运营能力和组织资金匮乏等多个因素的制约,许多农业合作组织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机构设置不全、运作程序不规范、制度建设不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不均衡等问题。内部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成为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虽然有部分经营主体已经开始尝试独立董事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或总经理负责制等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将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权托付给专业的管理团队,董事会和监事会也发挥其相应的监督作用,使股份合作真正踏入市场、实现市场化运营。但还处于尝试阶段。笔者认为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和建立,通过明确经营主体的产权、管理过程中的职责与分工、不断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这样的问题都将慢慢获得解决,反过来推动新型经营主体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3.4 培育的最终目标是“三农”的共促共进,与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 十八大报告中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对于发展农业、农村和农民来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样,报告中所提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是一个更大的战略命题。我国现阶段改革与发展的重心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以及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链是深入了解市场规律的根本要求,也是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竞争实力必然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归根结底需要立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需要。以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组合的农业经营主体为平台和中介,带动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发展,推动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民收入的继续增长,实现“三农”的共促共进,最终实现“四化”的同步发展。

4 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建和培育意义非凡,但道路“任重道远”。在具体的培育过程中还存在着管理机制、人才、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问题和瓶颈,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去探索和大胆尝试。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背景,营造一个有利于新型经营体系构建的制度环境,搭建一个有利于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和壮大的舞台,是今后一段时间发展农村经济的艰巨任务。通过不断的创新和突破,必将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壮大,也必将为我国的农村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气象,实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共促共进。

参考文献

[1]王征兵.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J].理论探索,2016(1):96-102.

[2]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第一版)[M].上海:三联书店,2005.

[3]孔庆乐.日照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特点、问题与对策[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4-20.

[4]李明贤,樊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定位及整合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6):113-121.

[5]林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机制与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16(2):50-52.

[6]陈辉.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与农村集体组织创新[J].中国集体经济,2014(5):6-7. (责编:徐焕斗)

作者:张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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