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摘要：对长三角9个具有代表性的市区中的社区及农村近1500名居民及近300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有关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调查及部分访谈。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在体育场地、组织、活动、指导、信息、监测等公共体育服务诸多方面存在种类较为单一、便捷性有待提高、公益性不强、体育资源配置行政化、交流互动机制有待优化等问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1：

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述评

摘    要：自2015年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者对我国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不断深入。采用文献研究法与逻辑分析法，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渊源、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内涵、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问题、我国体育产品供给与需求矛盾、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路径5个方面。认为今后的研究应：加强实证研究;由宏观研究逐渐转向微观研究;加强对我国各省份实践经验的研究;加强对不同生产要素的研究;加强对国外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及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效果的研究。

关键词：体育改革;供给侧改革;供需平衡;供给学派;研究述评

體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途径。当前，研究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对体育产业发展具有实践启示作用。2015年11月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016年1月又强调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2];该年7月再次强调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了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3]。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领导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体育用品业转型升级，提供新的高质量的产品[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提出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迅速增加，但是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梳理，鉴于此，笔者对近几年的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或启示。

1   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

“供给侧”一词属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范畴，体育学研究者针对“供给侧”的研究多集中于“供给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及社会学4个理论视角。

1.1  “供给学派”关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

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提出后，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其中包括从供给侧开展研究的“供给学派”的相关理论角度探讨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沈克印等基于新供给经济学派所提倡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观点，从人口、土地、劳动、技术等方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5]。李丰荣等认为，新供给经济学派强调有效供给、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讲求供需平衡[6]。李格非认为，新供给经济学可以为中国体育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借鉴[7]。黄道明等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供需错位、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问题具有指导意义[8]。程文广等认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萨伊倡导“供给创造需求”，进而提出我国冰雪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缓解“供需失衡”的主要路径[9]。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关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层面，我国学者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主要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马克思政治经学中国化，供需矛盾论等。沈克印等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点，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10]。范尧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供给学派的“翻版”，也不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而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结合中国体育产业中的供需错位与供给错位而进行的结构性调整[11]。姜同仁认为，供需矛盾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述，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存在内部结构不合理、城乡结构及区域布局失衡的偏态发展[12]。这与公共体育服務的供需矛盾直接相关，化解“供需矛盾”是实现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1.3  西方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关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成果中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微笑曲线理论、市场经济学理论等。刘亮等认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已是大势所趋，并且由体育产业等组成的第三产业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3]。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着共同的逻辑。梁枢等认为，微笑曲线理论、市场价值兑换率和生产效率理论可以解释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存在的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市场价值转换率低的问题，并可以通过O2O模式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提升体育产业市场价值转换率[14]。张燕中等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在供给侧，但是着力点应该在结构性改革，解决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品牌宣传与特色不足等弊端的策略在于以劳动、资金、技术和制度等生产要素入手，从生产领域提供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15]。任波等认为，我国运动项目产业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市场活力不强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足等，进而提出我国体育产业可在供给侧补齐短板[16]。

1.4  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视角下关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

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涉及到一些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例如耦合理论、矛盾论、国家治理理论、政社合作理论等。王晓刚认为，产业之间的耦合具有的创新效应、优化效应、产业链条效应是推动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体育产品供需平衡的重要推动力[17]。石继章等认为，我国CBA职业篮球联赛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包括：权利调节矛盾、赛事供需矛盾、产业结构失衡矛盾，这些矛盾化解的过程正是CBA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18]。赵慧娣认为，将国家治理理论应用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主张实行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进而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消费需求并化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19]。杨华认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激发体育消费市场主体的活力，进而促进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

2   我国体育产业供需问题研究

关于我国体育产业供需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其主要观点包括3个方面：1）需求不足论;2）供给约束论;3）供给失衡论。

1）供给不足论。付群等根据我国体育产业发展阶段提出我国体育产业在人才供需结构、投资供需结构和场地设施供需结构上存在失衡现象[21]。程文广等认为，冰雪场地、冰雪运动装备等供给不能充分满足大众冰雪体育消费需求[22]。雷国飞从消费需求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冰雪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力因素，认为当前我国冰雪体育商品的数量、质量、供给体系、供给模式等均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冰雪体育消费需求[23]，体育产品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和供给方式上的不足，进而中高端体育产品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

2）供给约束论。任波等认为，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难以满足当前消费者从低端、单一化的体育消费需求向高端、多层次体育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急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4]。刘盼盼认为，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体育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体育产品供给充盈，以及政策供给不足，制约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25]。刘亮等认为，我国体育市场资源配置不平衡，主要是资源配置体制机制难以适应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6]。供给约束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个方面是：我国体育产品层次结构不平衡和体育市场资源配置不平衡。

3）供需失衡论。范尧认为，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市场存在“供需错位”和“供需缺位”的双重矛盾，高端体育产品短缺、低端体育产品剩余，体育产品供需矛盾突出[27]。沙金等认为，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出现“供给失灵”的现象，单一调整体育市场资源配置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供需失衡”[28]。殷俊海认为，我国低端体育产品的严重过剩和中高端体育产品的严重短缺是当前我国体育供给侧改革的重点[29]。供需失衡论的主要观点认为，造成供需失衡的原因在于低端体育产品供给过剩，中高端体育产品短缺，体育产品供给与体育产品需求不平衡。

3   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内涵

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到目前为止，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诠释可分为4种视角。

1）基于提高企业生产率的视角。梁枢认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在于解决低端体育产品产能过剩，增加中高端体育产品供给[14]。李博认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调整体育产业结构，提高体育产品的供给效率[30]。刘亮等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提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分析如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新空间，培育体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激发体育产业发展新活力等[13]。这一视角着重从供给端、生产端切入，主张提高生产率，提高体育产品质量，培育体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进而增强中国体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2）基于公共体育服务供需平衡的视角。“供需失衡”是许多学者研究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逻辑起点之一。程翀认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在于缓解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31]。刘亮等认为，供需矛盾是我国体育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主要矛盾，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并要着重解决好供给短缺和供需错位[32]。这一视角的主要观点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化解供需矛盾，最终目标在于调整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结构和生产要素配置，提供有效供给，使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实现平衡。

3）基于制度供给的视角。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张康平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33。王飞认为，当前我国体育产业普遍存在一种体制约束规则，阻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调解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34]。郑丽认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策供给是核心[35]。这一理论视角的主要观点是，政策供给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因素，通过政策供给调整体育产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体育产品高质量供给。

4）基于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视角。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提升体育产业领域全要素生产率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观点。王聃认为，对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提高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供给效率，提高体育产品质量，实现体育用品市场全要素投入和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形成新的供需平衡[36]。沈克印认为，体育特色小镇是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举措，对于加快体育产业结构调整，保障体育产品有效供给，优化资源配置有重要意义[37]。该视角的主要观点是，转变竞技发展方式，实现体育产业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变，增加有效供给，打通生产要素的流通渠道，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途径。

4   我国体育产品供给与需求矛盾的研究

就体育产品供给与需求矛盾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重视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需求侧，只是依据我国体育产业现阶段发展实际情况哪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从已有的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有2种观点：1）供给侧侧重论。熊禄全等认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矛盾突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结构不合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有待完善，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的必由之路[38]。张燕中等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长期存在低成本、低科技含量等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发展方式粗放，具有不可持续性，随着消费者体育消费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体育用品生产企业也将面临挑战，因此，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15]。这一观点的中心是，应侧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体育产业资源配置、提高体育产品质量。2）供给侧与需求侧平衡论。江小娟认为，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需求侧生产要素改革，其实质是优化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既不能过度依靠供给侧，也不能一味地迎合需求侧，而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推进改革，形成体育用品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向动力机制[39]。这一观点的中心是，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从供给侧提高体育产品质量和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也要从需求侧增加生产要素投入。

5 我国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路径研究

学术界对如何推进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比较多见，而且涉及多个学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调整体育产业结构和加快体育企业的合并与重组。雷国飞认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科技创新，提升体育企业竞争力，培育龙头体育企业，带动体育产业的转型升级;其次是调整体育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23]。2）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体育产业的科技创新。董新军等认为，“互联网+”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可以拓宽公共体育服务渠道，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共享程度等[40]。3）去产能及货币政策。李博认为，要减少体育产品的无效供给，增加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体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转变体育企业发展方式，去产能，尤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去杠杆，降低体育企业的贷款利率，谨防出现“关店潮”[31]。4）供给制度创新和税收政策。黄道明等认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管理体制改革到供给制度创新[8]。易剑东认为：制度创新是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无形之手，要实现需求侧改革向供给侧改革的轉变，就要做到“简政放权”“减税让利”[41]。

6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文献已比较多见，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笔者认为后续需进一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多集中于质性研究，应加强实证研究。虽然相关理论逐渐丰富，但是对于我国体育产业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骤尚未明确，即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开展的问题尚未厘清。笔者认为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应用于体育产业研究中尚未形成成熟理论。其次，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较为复杂和多元，各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如何协调也需要进行理论探索。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实证研究。

2）我国体育产业供給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应由宏观经济领域逐渐转入微观经济领域，加强个案研究。目前，多数研究是基于新、旧“供给学派”理论展开的，而且将逐渐形成共识，但是，体育产业是涉及面非常广的领域，体育学研究也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因此，在开展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应重点加强体育产业中微观经济研究。

3）加强我国各省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经验研究。当前的研究，多数从宏观层面研究体育产业，尤其是公共体育服务。对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个案研究较少。今后研究中，应加强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体育产业中不同主体的改革经验研究。

4）加强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同生产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系统工程，涉及领域较为广泛，今后应扩展研究视域，加强金融等方面的理论探索。

5）加强对其他国家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举措，应结合我国体育产业实际情况加强对国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例如其他国家在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等。

6）加强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属于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但是也涉及到社会科学中其他的学科。因此，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要在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同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而促进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向更深层次延展。

7）加强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效果研究。对近年来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和举措的实施效果进行调研，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通过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和举措的实施效果的调研，为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EB/OL]. [2018-06-30].http：//cpc.people.com.cn/n/2015/1110/c6

4094-27799893.html.

[2]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话[EB/OL].[2018-06-3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

05/10/c_128972667_4.htm.

[3]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EB/OL].[2018-06-3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7-08/7932683.shtml.

[4]  以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体育事业跨越发展[EB/OL].[2018-06-30].http：//sports.people.com.cn/GB/n1/2017/0523/c412458-29293261.html.

[5]  沈克印，吕万刚.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学理逻辑、发展现实与推进思路[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 50 （11）：37.

[6]  李丰荣，龚波.中国职业足球“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流、选择动因与路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2）：13.

[7]  李格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体育产业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4）：48.

[8]  黄道明，周民，陈丛刊，等.“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我国体育产业的供给困境与治理对策[J].中国体育科技，2018，54（2）：17.

[9]  程文广，刘兴.需求导向的我国大众冰雪健身供给侧治理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16，36（4）：15.

[10]  沈克印，吕万刚.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诉求与实施策略—基于资源要素的视角[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34（6）：643.

[11]  范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体育用品供需困境与调和[J].体育科学，2017，37 （11）：16.

[12]  姜同仁.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与结构优化对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39（3）：1.

[13]  刘亮，付志华.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及动力培育[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7，29（1）：10.

[14]  梁枢，王益民.“互联网+”视域下体育制造业供给侧改革研究O2O商业模式的开发与应用[J].体育与科学，2016， 37 （4）：39.

[15]  张燕中，李江，王静.“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考[J].体育与科学，2017，38（3）：111.

[16]  任波，黄海燕.基于补短板视角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内在诉求与路径选择[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9，34（3）：220-226.

[17]  王晓刚，邵雪梅.产业耦合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休闲体育资源开发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30（6）：526-531.

[18]石继章，邵凯.冲突理论视角下中国职业篮球供给侧改革—以 2015—2016 赛季CBA总决赛为例[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6，35（6）：93.

[19]  赵慧娣.新时代背景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优化路径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8，39（2）：23

[20]  杨华，张小航.我国体育治理中政社合作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以上海市为例[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30（5）：395-398.

[21]  付群，王萍萍，陈文成.挑战、机会、出路：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9，34（1）：44-51.

[22]  程文广，刘兴.需求导向的我国大众冰雪健身供给侧治理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16，36（4）：15.

[23]  雷国飞.消费需求升级背景下我国冰雪体育产业供给转型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7，37（6）：47.

[24]  任波，戴俊，夏成前，等.中国体育产业结构的内涵解析与供给侧优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4）：20.

[25]  刘盼盼.中国体育供给侧改革若干问题探讨[J].体育学刊，2018，25（3）：29.

[26]  刘亮，刘元元.公平视角下我国体育资源非均衡现状及“供给侧”致因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6，33（3）：304.

[27]  范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体育用品供需困境与调和[J].体育科学，2017，37（11）：17.

[28]  沙金.“健康中国”背景下全民健身供给侧改革研究[N].中国体育报，2017-04-28（006）.

[29]  殷俊海.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N].中国体育报，2016-04-22（006）.

[30]  李博.“供给侧改革”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启示-基于新供给经济学视角[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2）：56.

[31]  程翀.从九大报告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论断探析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5）：31.

[32]  刘亮，王惠.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我国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矛盾的消解与改革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4）：54.

[33]  张康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11）：13.

[34]  王飞，池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制度约束[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26（4）：298-300.

[35]  郑丽，张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改革协同治理路径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6，35（3）：23.

[36]  張振峰.体育消费需求升级视角下体育产业转型发展路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34（4）：453-458.

[37]  沈克印，杨毅然.体育特色小镇：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的实践探索[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6）：60.

[38]  熊禄全，张玲燕，孔庆波.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治理的内在需求与路径导向[J].体育科学，2018，38（4）：33.

[39]  江小涓.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趋势及支柱地位[J].管理世界，2018，34（5）：1-9.

[40]  董新军，易锋.“互联网+”时代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2）：45.

[41]  易剑东，任慧涛.体育产业纳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行性及其潜在进路[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3）：5-11.

作者：李乐虎 高奎亭 黄晓丽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2：

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分层供给

摘 要：对长三角9个具有代表性的市区中的社区及农村近1 500名居民及近300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有关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调查及部分访谈。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在体育场地、组织、活动、指导、信息、监测等公共体育服务诸多方面存在种类较为单一、便捷性有待提高、公益性不强、体育资源配置行政化、交流互动机制有待优化等问题。据此提出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的设想：中央政府做好宏观调控、统筹协调的顶层设计，省级政府科学谋划供给机制创新，区域内社团组织完善公共体育服务的志愿性供给机制，企业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供给手段，个人层面需完善居民公共体育服务参与性供给制度。

关 键 词：体育管理；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长三角地区

A study of the hierarchical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HENG Hua1，DAI Jian2

（1.School of Marti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2.College Office，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public sports service；hierarchical supply；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政府承擔着纯公共体育产品、几乎不盈利型体育服务和社会必需但市场不愿投入的基础体育服务的供给责任，政府理应成为这些服务的主要供应主体[1]。而准公共产品是具有有限的非排他性或有限的非竞争性公共产品，对于准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可以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例如专项的健身锻炼、个体化的运动处方、专业化的体育检查等，可以依靠市场化方式提供较为低廉的盈利型服务[2]。为防止政府和市场失灵的缺陷，可以通过个人自愿捐赠、社区供给等方式，将志愿供给方式引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扩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的范围[3]。伴随长三角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逐渐多元化，政府、市场、非营利体育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优势已经凸显[4]。因此，如何构建政府、市场、非营利体育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合作分层供给格局，满足长三角公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差异化的需求，形成资源共享、互动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参与服务的局面是当下长三角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难点和重点。只有科学划分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范围，根据不同对象确定相应的供给主体，才能提高供给的效能[5]。基于此，本研究运用供需、制度变迁和政府治理等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个案观察等方法，对长三角9个代表性市区中的社区及农村（上海市的杨浦区、浦东新区、静安区；江苏省的徐州市、南京市、盐城市；浙江省的杭州市、温州市、衢州市）近1 500名居民及近280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及部分访谈。问卷包括《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机制（居民）调查问卷》和《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机制（体育管理部门）调查问卷》，居民问卷共发放1 500份，回收1 463份，有效问卷1 422份，有效回收率94.8%。体育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问卷共发放280份，回收266份，有效问卷243份，有效回收率86.78%。通过分析长三角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运行设想，为我国其他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借鉴。

1 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状

本研究所指的公共体育服务是指为满足公共体育需求而提供的产品和行为的总称[6]。

1）场地服务现状。从政府部门提供的体育锻炼场所来看，截至2014年底，上海市已有社区健身苑点9 432个、社区公共运动场355处、百姓健身步道264条、百姓健身房117个、百姓游泳池34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 033处、区级市民体质监测中心17个；江苏省已有12.4万个体育场地，其数量是10年前的3倍，且总面积已经达到15 934.87万m2，人均达到2.01 m2；浙江省目前共有体育场地124 944个，总用地面积达11 429.36万m2，其中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面积最大。

2）组织服务现状。调查显示，有66%的被调查者参加相关体育社团，仅有34%的被调查者没有参加相关的体育组织或体育协会，在这些体育社团参加者中有多达42%的居民为自费加入，这是因为官方组建的体育社团活动时间、地点、内容等很难和他们实际需求相吻合，而自费组建的社团，在活动方式、内容、时间等方面可以灵活掌握，并有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准则。

3）活动开展现状。调查显示，从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看，有86%的被调查者为锻炼身体和舒缓压力、放松心情，67%为休闲娱乐和喜欢运动，说明长三角居民在体育动机方面身体和心理需求较高。此外，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逐渐凸显，长三角居民会更关注和重视生命、生存质量。从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项目看，居民喜爱的运动项目有大众健身舞、羽毛球、篮球，最不喜爱的是暴走、瑜伽和木兰扇等项目。居民往往选择对场地器材要求较低、易学易懂和容易控制的体育项目。

4）指导服务现状。2011年上海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达到 38 020人，上岗指导服务率达到 78%，并且多数社会体育指导员熟练掌握两项健身技能；浙江省启动12个省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全年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等达到2.4万人左右；江苏省不断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对61 692名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加强管理考核。调查显示， 虽然长三角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素质和专业技能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但是还存在一些健身点和健身场地未配备专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情况。

5）信息服务现状。长三角体育行政部门十分重视公共体育信息服务。2011年，上海市社会体育配送了包括书报、杂志、手册、健身技能项目光盘等，为市民提供科学健身体育信息服务；浙江省通过与省广电集团、浙报集团、浙江在线等的合作，扩大了浙江体育信息宣传领域；江苏省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打造立体式、全方位的体育信息服务模式，让当地居民能按照各自所需及时地接收到最新的体育信息。这些举措得到长三角地区市民对体育信息服务机构的工作认可，也满足了市民的体育信息需求。

6）体质监测服务现状。长三角地区体质监测范圍广泛，不同锻炼场所配备不同的体质监测仪器，以上海市为例，2014年上海开展各类监测服务活动152场次，建立市民体质监测站（队）103个，覆盖上海街道乡镇面积的49.5%，并对市内43 462名幼儿、成年人、老年人的体质监测数据进行采集，还专门开发“体质密码”手机APP，使市民能第一时间下载监测数据，了解监测结果，方便被监测者获取运动处方及科学健身知识等信息。并且在一些社区健身房、盈利性健身场馆中可见到不同规模与型号的体质监测仪器。

2 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

2.1 供给种类单一

随着长三角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休闲娱乐时间不断增加，市民对体育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炫酷前卫化等特点，如何贴近市民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体育服务是当下体育行政部门和社区街道等管理部门重要议题。从调查、访谈中了解到，目前长三角地区居民较为关注的是公共体育组织和体育设施、体质监测等方面的服务，被问卷调查的居民选择体育项目时，几乎都选择2个以上的体育项目。不同人群关注的服务重点有所不同，老年人比较关注体质监测和体育信息服务；中青年比较关心体育活动内容和体育健身科学化指导；青少年比较关注运动强度比较大、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体育运动，还比较关注具有参与性、观赏性、趣味性的极限运动。

针对体育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调查，在“贵部门所辖区域内共拥有多少经常性开展活动的体育社团和组织？”这一选项中，回答5个以内的占66.7%，没有的占21.6%，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地区体育社团开展的活动较少。访谈中，有工作人员表示，很多体育社团活动计划安排的规律性不强，活动内容较为单一；针对主管部门在组织群众性体育活动频率中的调查来看，如“贵部门近3年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少次？”，回答10次以内的占37.8%，10到20次的为46.9%。在访谈中大多数工作人员表示，组织的赛事一般以群众健身项目展演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在参与人群数量、人群的年龄结构、活动内容等方面都具有很大局限性。不少居民表示希望政府部门和相关的体育社团提供更为丰富、贴近居民实际体育需求的公共体育服务产品。

2.2 服务不便捷

随着长三角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区域内引进国际大型赛事和举办国内重要赛事的不断增多，体育场馆数量也不断增加。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体育赛事繁荣也带动了居民健身意识不断提高和健身需求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7]。

现实中，很多新建的大型场馆和体育设施均远离市中心，交通不便。据郑家鲲[8]的调研，36%的长三角居民锻炼的场所在距离出发地500 m以内，绝大多数的居民要在距离出发地500 m以外的场所锻炼，锻炼场所的拥挤和不便捷，造成很多居民很难有良好心境参与锻炼。

2.3 公益性不高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公共体育服务相关经费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财政支出的公共体育服务经费占整个体育事业费用的32%左右。调查显示，92%的体育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经费的主要来源为政府的直接拨款，2.1%为社区自筹和相关体育社团组织的会费，5.9%为公益组织的捐助。而在该项经费是否够用的选项中，98%的体育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不够用。访谈中，很多工作人员表示，相对于竞技体育来讲，投入到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比例很低，影响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活动的开展。离居民的健身需求有差距，公益性程度是不够的。针对居民的调查也显示，43%左右的居民认为健身场所收费较高，41%的居民认为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体育服务少。因此，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如何保障居民每一个人体育锻炼的基本权利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2.4 资源配置行政化

从访谈中了解到，长三角地区很多主管大众体育的部门，特别是区县一级的群体工作部门，往往是根据上级部门拨款多少和分配资源多少来制定本地区本年度的相关计划，而且不太考虑所管辖区域中体育资源配置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都是平均划分公共体育资源。这种现象造成部分地方资源利用率低甚至浪费，但有的地区资源匮乏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行政化办事的路径依赖。因此，政府亟需重新界定自身的角色，进一步明确不同组织的职责。着眼于顶层设计，改变过多的行政干预，思考如何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体育服务职能，实现计划经济时期管制型政府向市场化条件下服务型政府转变；改变社会与公民之间自上而下的单一“权力-服从”关系；避免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重叠和资源不均；扶持和挖掘市场供给、社会供给的能力；从制度上界定、规范非营利组织的建立与运作；建立法律法规进行保障，由此可以较为科学地配置体育资源。

2.5 决策交流互动不足

从科学决策的角度来说，决策者要多方调查研究，掌握各方需求和资源分布状况，择优制定相关执行方案，尽量达到供求平衡。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也是如此，目前公共体育资源相对稀缺，特别是要保障好公民人人享有体育锻炼的基本权利，政府主管部门如何保障居民人人享有基本的体育公共服务，这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互动机制。然而，长三角政府主管部门在提供相关公共体育服务时，还没有建立起全方位收集市民体育需求和建议的渠道，尚未建立起决策与诉求互通商议机制，从而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信息不能匹配。很大程度上，决策者是根据政府现有的体育资源确定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内容和分配原则，忽视当地居民实际的需要，以自身现有的权力和相关意志代替了居民的诉求。主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缺乏有效表达意愿的途径，或者途径建立了，相关意见不被重视所导致[9]。

3 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设想

3.1 供给的现实依据

虽然政府提出要向服务型、善治型转变，然而由于路径依赖，很多决策者还是习惯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10]。从调研数据可见，在长三角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一家独大，将居民和公众相关意见置之不理或者由走过场式的听证会、征求意见会替代，往往不会影响决策部门的决策结果。这种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形式往往是强制式，带着非常强的指令性，从而导致该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在内容上单一、结构上同质，同时产生相同产品和服务在不同时期在同一区域的重叠[11]。要提高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水平，切实能分层、分类有效配置好本地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加强市民、社会、政府、市场之间的交流互通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2 供给策略选择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该地区已经被学界、业界公认为是我国目前发展基础最好、体制环境最优、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2]。基于长三角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的数据及全面梳理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征询相关专家建议，从该地区居民对于公共体育服务的差异性、分层性需求主体的特点，从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多元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权限和职责出发，构建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策略（见图1）。

1）中央政府做好宏观调控、统筹协调的顶层设计工作。

按照《宪法》第3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必须明确中央公共体育服务的职责划分，构建公共体育服务职责的划分、执行、沟通、调整的良性、动态运行机制[13]。明确中央政府在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专有职责，为该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良好供给提供政策、财政以及制度支持。建议从以下方面对长三角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进行优化调整。

首先，促进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财政的供给均衡。长三角地区各地方政府承担较大比例的公共体育服务经济、实物等方面的支出责任，目前各地公共体育服务也严重依赖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尽管目前长三角人均公共体育支出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是省与省之间、省内部之间还是出现了各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失衡的现象。这种问题各级政府可能会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作出供给决策，但缺乏统一、协同的全局视野。而针对这种情况，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充足，最有可能矫正这种发展不平衡，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和协调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体育事业支出，持续推动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财政专项投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的问题。

其次，推进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一体化建设。从中央政府的高度，提议长三角地区内省市成立统一的“长三角公共体育服务中心”，统筹协调各省市之间的公共体育服務相关事务。主要目标就是打破各省市之间各自为政、互不交流的传统公共体育供给模式，推进跨省、跨区域合作。中央政府可由国家体育总局出面，定期举办协调会，重点在区域内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公共体育组织、公共体育信息公布、公共体育服务人才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

再次，不断加大中央政府政策指导，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辐射作用。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在充分了解浙江、江苏、上海三地不同体育发展历史、特殊地理环境以及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从长远角度配套制定“长三角”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指导政策，推动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不断鼓励长江经济带出台统一的《公共体育服务标准》规划。随着“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政府应该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新起点上提出新目标，同时也对公共体育服务提出新要求。探索建立长江流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和区域协调机制，明确区域分工，协调发展方向，激励各省市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和良性竞争，最终提升该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为全国做出表率和发挥榜样作用。

2）省级政府科学谋划供给机制创新。

长三角地区的政府间公共体育服务职责的划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长三角地区3个省市、多个市区的行政管理机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特征、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这就需要长三角地区各省级政府因地制宜地针对各自省份的特殊情况调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运行机制。同时随着区域内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何调整3个省市区域以及各自省市内部政府与政府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利益，满足各地居民不断变化、不断提升的体育需求，也是各省级政府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首先，稳步推进区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合作机制。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政府在横向关系定位自己的公共体育服务职责，已经成为当前推进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进一步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构建动态的政府间关系回应当代公共体育服务流动性、变动性和跨区域性日益加强的发展趋势，为长三角优化公共体育服务职责划分提供参考。区域内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应以区域内居民的體育需求为价值取向，以“区域性合作”为宗旨。另一方面，坚持与时俱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推进区域政府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合作。其中，包括建立公共体育设施供给合作机制、公共体育公共财政合作机制、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估机制等。

其次，因地制宜地制定“和而不同”的区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策略。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绝不意味着区域内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无论做什么都要资源共享、信息共享、人力共享，而是要根据自身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积淀、公共体育服务基础等众多因素，量身定制自身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策略。“和而不同”应该是区域内各省市、省市内部各区县根据自身条件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的理念。

具体来讲，上海市要依赖其独特的经济区位优势、海纳百川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举办经验、良好的群众体育基础，努力发挥区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龙头作用。上海目前市民生活方式、市民参与体育的热情、方式，对体育的需求都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其余两省可以学习吸收其先进经验教训。例如，上海市政府试点管办分离，激发体育组织活力、推广百姓系列工作、加大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宣传、加强体卫合作等工作亮点都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典范。

江苏自从建立全国首家国家公共体育服务系统示范区以来，2013年底，江苏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建成功能明确、网络健全、城乡一体化、惠及全部群体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积累经验、提供示范。但是江苏自身也存在苏南、苏北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严重失衡的问题，未来省体育局应该继续扶持7 783个苏北行政村、1 203个苏中苏北结合部经济薄弱地区行政村，对186个茅山革命老区行政村农民健身工程进行提档升级，推动公共体育资源向社会弱势群体、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倾斜，不断扩大公共体育服务覆盖范围，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均衡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社会满意度。

对于浙江省而言，在长三角地区发展公共体育服务的优势应该是其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应该继续发挥体育“创强”的杠杆作用，推动体育强县（市、区）和强镇（乡）建设向纵深发展，努力实现体育强县、强镇全覆盖。充分利用省内的山、川、湖、海等自然资源，重点在科技体育、海洋体育、绿色体育等特色上做文章。将体育与旅游、休闲相结合，积极研究制定体育系统的赛事活动平台，做好示范带头作用。

3）区域内社团组织完善公共体育服务的志愿性供给机制。

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并趋于稳定。并且随着该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区域内非营利体育组织，尤其是区域内各种体育社团组织，如社区体育俱乐部、青少年俱乐部、各种单项体育运动协会等，从而弥补在各级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总量小、形式和内容相对单一的缺陷。区域内社团组织的志愿性供给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性举措。主要有以下内容：

首先，围绕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目标和定位，不断从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及老中青结构合理的角度，打造一支专业的公共体育服务人才队伍，主要措施就是在政策层面加以扶持，不断扩大培训范围及科学安排培训内容，不断壮大规模等方面下功夫。

其次，进一步完善区域内公共体育服务志愿筹资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并且加强区域内各个社团组织的交流，互通有无，共享资源；并且积极扩大与全国各地区协会、组织的合作；继续拓展新的有偿服务，如制定出台向社会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办法，为体育社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和委托的体育社会服务项目提供保障。

再次，进行社团组织的深化改革，提升长三角地区社团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地位。针对目前长三角地区体育社团组织面临的双重管理体制，必须进行全面、彻底、实质性的改革，提升体育社团的实体化和独立性，进而提高其创新能力与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和效率。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体育社团的关系，形成良性的分工合作格局；另一方面，体育社团要进行自身制度改革和规范化管理。

4）区域内企业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供给手段。

长三角还是我国体育用品生产和销售集群带之一，面对这样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改革与创新并不缺少好的环境，但目前长三角仍存在政策和制度障碍，特别是在政府与私人部门合作领域供给公共体育服务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结合现状和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的基本脉络，提出推进改革的几点建议：

首先，鼓励竞争、完善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政策体系。促进长三角地区企业和个人、企业和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竞争局面。继续改革长三角地区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构建信息平台，制定相关领域的法律，保护自由市场法律框架。通过公平竞争吸引市场资金进入长江三角区域的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提升该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质量，切实有效提高该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

其次，加強企业自身制度创新，完善公司治理模式，整合优化公共体育服务市场。主要推动国有公共体育服务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责任。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公司治理是所有企业参与者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公共体育服务市场中，企业要通过股东主导模式达到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实际上取决于公共体育服务市场的竞争、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政府管制。

再次，长三角地区以集聚为特征的城镇提供一定范围内相对密集的人口、相对集中的企业群和收入较丰的有旺盛购买力的人群，体育需求呈现高标准状态，需要该地区政府加强合作，鼓励采用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公共体育服务。同时，注意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制定符合长三角各个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公共体育服务价格体系，推进针对各个企业的税费改革，完善分税制度，以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能力，以及保护企业和市场参与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区域内个人完善居民公共体育服务参与性供给制度。

近几年来长三角地区不断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如F1赛上海站、NBA季前赛，杭州、上海等地马拉松，上海网球大师赛等这些赛事，无疑形成了良好的群众体育参与基础，居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素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居民参与意识逐渐觉醒、参与意愿提高，这些因素都为长江三角区的公共体育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和公民参与性供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优势。

首先，要转变“政府强主导、公民弱表达”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旧理念。由于目前长三角地区居民不同于其他地区居民对体育活动的冷漠程度，往往参与公共体育活动的热情较强烈，因此应该培养公共体育服务中居民参与的实践能力，要加强对公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培训与引导。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该地区居民的体育基本需求已经开始产生变化，公民参与体育的意识也有所提高，但总体上来看，各地区之间还呈现出层次不齐的特征。在缺乏政府和社会统一培训和引导的情况下，公民主动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就会显得形式化。所以政府要将公民意识引导和培养提升为下一阶段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重要内容。

其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公民公共体育服务信息获取权利。起草和颁布专门涉及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体育事务的法律法规。长三角各级体育部门必须深入群众，了解民众体育需求，保障公民自主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渠道的延展性和畅通性。只有形成依法治理、依法参与的大环境，公民才能根据自身的需求表达合理的诉求，在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选择合适的参与方式，减少权利浪费，并懂得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

再次，利用社会体育组织进一步增加公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形式。体育具有超强的社会整合功能，体育活动作为一个特殊的载体，公民能够在参与过程中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逐渐在心理上对一个集体形成归属，并在同一群体之间产生连带意识，达到互相认同，并最终形成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体育组织。组织化的公民参与，能够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供给过程中整合公民单个个体的资源，降低公民个人在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活动中的成本，并且能够协调各方不同利益诉求，真正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都市圈，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代表中国未来整体发展水平的实景地带。本研究从场地设施等6个方面梳理了长三角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状。发现目前长三角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存在种类较为单一、便捷性有待提高、公益性凸显不强、体育资源配置方式较为行政化、交流互动机制有待加强等问题。据此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区域内社团组织、区域内企业、区域内个人等5个层面提出长三角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分层供给设想，以此不断优化该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能，为我国其他地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郭凤林，沈明明. 公共产品类型、绩效与政府满意度差异[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6）：499-504.

[2] 王忠杰，崔瑞华. 全民健身场馆产品属性、配置及优化策略[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46（8）：49-53.

[3] 鲍金红，胡璇.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及其与政府干预的关系研究[J]. 学术界，2013（7）：182-191.

[4] 屠孟樵. 长三角经济圈与京津冀经济圈的比较分析[J]. 统计科学与实践，2014（11）：6-8.

[5] 戴健. 长三角都市群大众体育与居民生活方式协调发展研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37（3）：31-36.

[6] 郭厚禄.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9：17-18.

[7] 任春香，李红卫. 新时期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基本内容探析[J]. 体育与科学，2011，32（5）：40-43.

[8] 郑家鲲，沈建华. 长三角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现状、基本矛盾与对策[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3）：6-9.

[9] 姜同仁.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与结构优化对策[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39（3）：1-7.

[10] 王浦劬.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17.

[11] 王鹤，孙文娟.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政府与社会的分担机制：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5）：31-35.

[12] 刘孝斌. 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长三角16个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4（6）：69-76.

[13] 韩克庆. 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概念及其关系辨析[J]. 天津社会科学，2003（4）：55-60.

作者：程华 戴健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综述

摘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时期为了缩小我国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战略决策。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提出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引用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综述。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述

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规模迅速扩大,2007年我国GDP总量达到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预计达5.1万元。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地区间和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资源环境约束增加、内外需失衡、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又与我国当前存在的两对突出矛盾密切相关:一是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质量低下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对政府职能的新要求与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之间的矛盾。为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七大等文件中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等方面高度重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影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影响因素和差距变化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是实现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理论前提,实现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新阶段实现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深化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的重要举措。

一、国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随着我国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我国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完成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国公共服务体制:中央与地方》、《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中国财政学会课题组完成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完成的“促进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等。国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涵义与评价、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与政策建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差异等九大方面。

(一)公共服务的涵义及其范畴研究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目前,学界有关公共服务的含义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论述,归纳总结出五种看法:一是从政府的性质来理解,认为政府要为市场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所干的所有事情都是公共服务;二是从政府的四大职能来解释,认为现阶段的政府职能有: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三是从有形与无形角度来定义的,认为政府为民众提供的那些无形的消费服务就叫公共服务,而有形的被称为公共产品;四是从广义公共产品角度来分析的,认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同义的不同表达,没有本质差异;五是从直接需求角度来解释,认为满足居民和组织直接需求的,都可称为公共服务,满足间接需求的就排除在公共服务范围之外。其中第三种定义比较流行,在许多文献中不区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服务的范畴一直以来也是理论界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按不同的分类方法,公共服务范围不同。李军鹏从公共服务的发展过程、理论基础、实际运行的过程来看,将政府公共服务分为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三种。安体富从公共服务属于服务范畴和公共物品范畴两个角度,认为公共服务包括国家机关通过直接提供劳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也包括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向居民提供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服务。

(二)基本公共服务界定研究

哪些公共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在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致观点。常修泽等认为,当前我国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二是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三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四是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陈海威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由各种保障公民生存、发展和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的基本公共服务组成的完整体系,其目标是人人都能均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底线生存服务、公众发展服务、基本环境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四项内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通过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考虑我们现阶段的国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需继续完善条件下,政府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和提供财政保障(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来使不同地区政府确保本地区居民有机会、有能力、有权力接近主要公共服务项目;现阶段的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划定在医疗卫生(或者叫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社会救济、就业服务、养老保险和保障性住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三个基本点,一是保障人类的基本生存权(或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就业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二是满足基本尊严(或体面)和基本能力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务,三是满足基本健康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的提高,一个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会逐步扩展,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研究

近几年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财政学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课题组等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具层

次性、阶段性、区域性的动态过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表现为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差异,经过不同阶段,各阶段的重点、目标及表现也有不同,初级阶段应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逐渐向城乡间、全民均等化方向迈进。唐钧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应该尽可能地使全国人民享有同样的权利;或者说,政府应该尽可能地满足全国人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基本物质需求。公共服务领域或称社会领域中,有六项公民权利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或满足的,即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资产形成权。政府与社会要给予制度性保证和有效社会支持,确保社会领域基本公民权利的实现。常修泽等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第一是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应该均等;第二是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应该大体相等;第三是在提供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邱霈恩等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它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平均化。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把我国现阶段的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界定为:中央政府通过制定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设施标准、设备标准、人员配备标准、日常运行费用标准),在财政上确保负责提供服务的地方政府具有均等支付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确保社会、政府、服务机构不存在偏见歧视、特殊门槛的前提下使每个公民不分城乡、不分地区都能够有机会接近法定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过程。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研究

福利经济学将寻求“最大化的社会经济福利”作为目标,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福利经济学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标准、补偿原则、社会福利函数等一系列理论分析工具及有关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措施。中国财政学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课题组从福利经济学基本思想(包括庇古的贡献、补偿原则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帕累托最优定理和次优理论及第三优理论)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等两个角度考察认为福利经济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经济学基础,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为福利经济学拓展了研究范畴。于树一也在研究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系后,认为福利经济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福利经济学自身仍然处于不断地发展、完善中,但仍能在不同层次上、不同条件下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各种有益的启发,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为福利经济学拓展了研究范畴。

(五)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研究

社会产品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的不同,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传统理论认为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的,然而实际的情况远非理论中那样纯粹。目前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学者们都已认为,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必须有政府介入,但却并不一定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与手段是多样的,其所依托的组织机构也是多种形式的。虽然学者们在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问题上较少争议,但在是否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问题上却有大的分歧。刘旭涛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必然趋势,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大的发挥。[J。’王乐夫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条件并不成熟,因此要冷静分析,逐步发展,不可盲目推行。““朱文文、朱彬认为我国的第三部门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但我国的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对政府的依附性,陷入了自治性、非营利性特征不够明显等困境之中,因此我们应当理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完善第三部门法律体系,建立制度化管理渠道,加强其自身建设。切实发挥第三部门在供给公共产品中的优势。王磊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公共产品供给分析,给出了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确定的理论模型,并在威廉姆森范式扩展的基础上得出了各个主体的边界,认为最优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和主体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温来成提出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实施国家公共服务标准,实行转移支付,实现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政策建议,公共服务的供给可以多元化。

(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与问题研究

安体富、任强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与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象普遍存在。在义务教育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较为明显,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差距非常显著;公共卫生方面,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立,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但资源配置仍不合理,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非常大;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得以推进,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社会保障投入仍然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存在明显差距。(2)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划分不清,基层政府财政相当困难。我国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不规范,即事权不清。(3)公共服务型政府仍未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尚不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总体设计存在缺陷,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陈海威认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歧视性供给,主要表现为:歧视农村地区居民、歧视体制外就业群体、歧视低收入社会群体、歧视不发达地区居民。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分别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外出务工者得不到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五方面看出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在城乡间地区间存在差异。王玮从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比较中西方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认为我国在经济欠发达、体制转轨以及民主政治体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面临比西方国家多得多的约束条件,而且还要同时解决“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现代市场化经济体制”以及“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等多重历史课题,由此决定了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西方国家复杂,也决定了我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式更趋多元化。

(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编制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利用综合评价方法来构建公共服务指标的研究有: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陈昌盛和

蔡跃洲(2007)利用DEA方法编制的公共服务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安体富、任强从地区间公共服务产出的角度构建一个包含4个级别共25个指标的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指标体系。姜岩等构建的基本公共服务10个一级评价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体系。王国华、温来成也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

(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差异和原因研究

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差异上。大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城乡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多地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上,而且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不仅是缩小城乡经济总量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距。牟发兵从二元财政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品两制”问题,他认为政府公共资源对农村地区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农民公共服务消费权益受损。刘乐山、何炼成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对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造成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采取了整体上长期偏向城市的政策。刘颂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原因,认为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与政府财政体制现存的问题密切相关,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所累积的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肖红缨,刘建平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公共服务供给种类的不均衡上,他们认为非物质形态公共服务如国防服务、政策、法制、道德观、价值观、公平正义等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性”即观念形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陈昌盛、蔡跃洲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的基本特征。张东豫、莫光财认为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公共服务能力方面的差异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导致这种地区公共服务差异的原因有五个方面:地区资源禀赋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国家政策差异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区域混同行政区域,中央转移支付调控力度不足;各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差异;政策导向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通过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和公共财政体制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刘琳研究了西部地方,认为西部地区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提升国家整体基本公共服务,促进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重点和难点。

(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研究

学者们认为,科学划分政府事权与税权、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是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制度保障。迟福林提出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快建立中央对地方的公共服务问责制,改善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约束与监督机制。刘铭达认为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节地区间财力差异,要合理地确定转移支付补助规模的稳定增长机制,通盘设计收入、事权的划分及转移支付的规模。阎坤认为要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规范转移支付体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且从实质上调整利益分配格局。陈颂东指出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的非均等由来已久,这不仅是地区自有财力差异的结果,也是中央转移支付乏力的体现。因此,实现地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既需要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重新划分共享税种,提高中央的税收比重,增加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又必须对转移支付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丁元竹提出促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分三步走的中长期战略思路,提出操作性较强的实现路径和对策。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出了12条建议,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和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统筹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有效建议。“公共服务均等化”课题组赴美加考察团的政策建议是:①均等化的实质是让每个公民在同一标准上实现机会均等;②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③改革税收体制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④采用专项转移支付,提高其有效性;⑤公开透明各级政府政务信息,有利于各方交流沟通。

二、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一个国家公共服务的体系形成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该体系基本能满足人们生活生存的基本需要、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由于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各国的公共服务情况也有所差别,所以理论研究也有所差别,特别是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国外很少有这种提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在当前我国新的发展形势下提出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公共服务的理论及政策措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及实践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国外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基本公共服务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公共经济学研究阶段和新公共管理研究阶段。

(1)基本公共服务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19世纪后半叶,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杰出代表瓦格纳提出公共支出再生产性学说,初步提出了公共服务的概念。1912年,法国公法学者莱昂·迪骥明确提出“公共服务”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公法制度的基础,认为公共服务是“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只要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

(2)公共经济学研究阶段。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府干预论,要通过政府干预“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使有效需求与充分就业水平相适应。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学派代表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了“公共产品”的明确定义。他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等生产或消费无效率的情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调节经济运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具有效率、平等和稳定三个重要作用。

(3)新公共管理研究阶段。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公共行政传统主流理论的挑战,公共管理研究由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Ven,om Mogador发现公共行政研究广泛采取了以消费

者为导向的方法来研究公共服务。c.A Hood将公共行政定义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性设置”。

(二)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研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各国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情况: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压力、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垄断性;另一方面是公众又不允许政府放弃过多的公共服务,所以为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施范围、实施形式等。Drueker提出“民营化”一词后,英国政府便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政府业务委托经营的政策。80年代初,以市政服务合同外包为主要形式的民营化改革在美国普遍实施。此后,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并逐步成为新公共物品管理模式。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形式有:一是合约出租(Contracting-out),即把政府的一些工作推向市场。私营企业的竟争获胜者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约,前者完成任务并达到合约规定的标准,后者支付合约规定的报酬。政府职责是确定需要什么、签订合约并监督绩效,具体的服务则由缔约的另一方来提供。二是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多元结构,就是扩大服务提供主体的数量,打破行政垄断。即用说服、宣传表彰、政策优惠等手段鼓励和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到原来由政府包揽的事业中,如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廉价住宅建设、医疗服务等领域,以优惠政策等手段,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三是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与私营企业建立固定且正式的伙伴关系,要求私营企业履行政府所要求的特定的管理职能,政府则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与非固定的伙伴关系合作则采取核发许可证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等形式,要求私营公司提供特定的社会服务。四是公共服务社区化。就是使公共服务走向社区,具体措施包括鼓励各社区建立公益事业,如养老院、残疾人福利中心等,政府部门如社会工作部、警察局出面组织邻里互助、街道联防等,以改进社会服务或控制犯罪活动。

(三)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研究

为了保证公民都能得到基本公共服务,西方发达国家都是通过立法来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干预。美国在教育方面就有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1962年的《教育电视播放设施法》、1964年的《民权法》、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1965年的《中小学教育法》和《初等和中等教育法》。英国社会福利方面有1601年的《济贫法》、1765年的”斯品汉姆莱制度”、1908年的《老年赡养法》、《职业介绍所法》、《国民保险法》、1924年的特惠特利住宅计划、1946年的《国民健康服务法案》。

外国学者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上也有研究,Borins认为,加拿大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是联邦政府和省政府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均等的财政支付,能有效促进全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Hart认为,澳大利亚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行财政均等化原则,拨款分州支付具有客观、公开、规范的特征。联邦拨款委员会拨款时严格依照支出需求和收入能力测算,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估各州的支出需求和收入能力,以实现财政均等化目标。T.Presser认为,为了保证政府能给所有人民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要通过立法,比如制定公共服务法或建立其他规章制度。Monisilan认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层面越高,支持力度就越大。

(四)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研究

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国所追求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均等。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实现均等化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了三部《公共服务法》,确立了澳教育、失业、看病、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相对比较相对平衡;丹麦等北欧国家长期坚持“普遍”及“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各地区之间发展较为平衡;德国通过以公共服务为重点的财政转移支付,基本上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Clemens等认为,挪威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生产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在挪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GDP的17,4%。地方政府可以依法自主支配支出。Nagel认为,美国、加拿大在教育、失业、看病、养老和住房等方面已经基本实现均等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个小孩均可以享受义务教育;二是每位失业人员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标准;三是每个公民可以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四是每位老人可以享有比较稳定的基本经济来源;五是每个公民可以享有基本住房保障。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者们在城市的发展问题上争论激烈。有些学者认为为了充分利用土地以及节省城市公共服务的投入,应该采取均衡发展战略。而Boyee却认为要是我们对未来不是很确定或Le-ssinger认为的土地交易市场没效率的情况下,采取分散发展是较优选择;James C.Ohls和DavidPines基于权衡生活空间和建筑物的收益和商业区的发展现实,也认为分散发展更有效率。

近年来,国外开始有部分学者用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把各种单个指标综合成一个合成结果,并广泛应用于卫生系统、社会服务系统、教育系统、地方政府等机构。RowenaJaeobs and Maria Goddard应用于英国的卫生和地方政府管理水平的衡量。Hood把这些利用各种指标来衡量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称为“数字管理”。

(五)国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研究

由于不同的国情,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美国模式是一种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上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引进竞争和激励机制的制度模式;英国模式是一种基本的全面公平型制度,强调的是自由经济的机会平等,鼓励个人的自助努力,将国家的保障限于“平等的最低生活”;德国模式是分散式管理(中央和地方分权模式),中央负责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和标准,并且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解决地方难以解决的问题;北欧模式是全面公平的公共服务模式,突出特点是平等分享和公众参与公共服务。

多年来,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一直得到学者们的关注。Hansmann认为,公共物品的生产由非营利的第三方部门完成,生产者的欺诈行为便会得到有力的遏制;Weisbrod认为,第三部门的出现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结果,它被视为一支独立的第三方力量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结合,同时也在防范政府与私营部门对公众利益的侵害方面具有重大意义;Wuthnow提出政府、市场、志愿部门三部门提供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他指出,政府的特点是拥有强制性权力,市场是以非强制性原则来运作,而志愿部门是以“志愿主义”的原则来活动。政府、企业、第三部门

共同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可实现各自优势的充分发挥及优势互补。Savas总结出政府促成私营部门进入公共物品领域的三种途径,即委托、撤资及替代。Reymont创立公共物品供给PPP模型(Public-Private-Partner ship),即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模式。T.Prosser认为社会公共产品可以由两个渠道提供:一是基于权利保障的方法(rights—based approach),即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来保证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二是基于社会团体力量的方法(social solidarity-based ap-proach)。政府要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提高并保证各种合法机构公平进入公共服务市场。为了使公共服务的提供有效率,可以依靠颁布限制性的公共服务竞争法、依靠竞争法提供生产和分配的效率、依靠税收和转移支付方式对资源重新分配等方法。

三、对国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述评

在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之后,国内学者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实现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试图将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支持结合起来,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但是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问题,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具体表现在:

(1)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相关概念的分歧较大。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概念应该是进一步探讨促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些概念的分歧还较大,使得研究现有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及相应的体制缺陷没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

(2)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虽然已经有少数学者对此方面进行研究,但只是从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没有结合我国实际进行研究,然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是我国在特殊发展阶段下提出的。

(3)忽略了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研究。虽然有少部分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是研究得不够深入且较少去认真考察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4)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衡量标准研究较少。目前大部分学者都是在定性的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虽然也有小部分学者试图建立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公共服务水平,但是目前还没有一套很实用的衡量体系。

作者：丁焕峰 曾宝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