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发展作风建设论文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执政党建设的改革创新，是社会转型的深层命题和要求。本文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要求分析入手，就社会转型视域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等主要领域的改革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思路或对策。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转型发展作风建设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转型发展作风建设论文 篇1：

共圆贵州“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对“中国梦”的深情阐释，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豪迈热情和坚定决心。“中国梦”是一个国家的共同期待和共同努力。现阶段贵州的“中国梦”，就是通过4000万贵州儿女的激情奋斗，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专场记者会上，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围绕“欠发达地区如何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题，详细阐释了贵州同步小康的思路路径和决策部署——

坚持“三个不能代替”，突出“三个核心指标”。围绕“两加一推”主基调，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走一条追赶型、调整型、跨越式、可持续的后发赶超之路，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坚持提速转型、后发赶超，千方百计做大总量、做优结构。着力构筑“六大体系”，大力推进“5个工程”重点发展平台建设，同步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坚持高扬“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贵州时代精神，点燃贵州干部群众的激情与自信，敢与强的比、敢向高的攀、敢同勇的争、敢跟快的赛，切实树立发展自信、跨越自信、小康自信。

坚持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把扶贫开发作为民生之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把教育作为民生之基，把社保作为民生之依，把稳定作为民生之盾，建设一个不舍水分、群众得实惠、老百姓认可的全面小康社会。

努力实现同步小康

2012年召开的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贵州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把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贵州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明确了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有目标，有指标——自抬门槛，自加压力。在全面同步小康创建工作中，结合省情，贵州提出坚持“三个不能代替”，突出“三个核心指标”。“三个不能代替”，即不以省的全面小康代替县县建成全面小康，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不简单以指标数值代替老百姓直观感受的“三个不能代替”。通过同步小康创建，切实使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收入增加，民生得到改善，人们感受到巨变。“三个核心指标”，即到2020年，以县为单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00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美元。按照国家2300元的扶贫标准，贵州省有农村贫困人口上千万人，占全省农村户籍人口的三成以上。面对差距，贵州唯有自我加压、奋力追赶。核心指标的目标值是以县为单位设定的最低标准，对发展困难县来说是一个需要“跳起来”才能够得着的标准。

有路径，有步骤——壮大县域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对贵州而言，以县为单位推进全面小康，是符合时代要求和体现贵州特色的路径选择。贵州县与县之间发展很不平衡，据初步测算，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最高的县与最低的县相差40多个百分点。2013年1月12日，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以县为单位开展同步小康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依据各县发展的实际情况，明确分类分期有序推进县（市、区）同步小康创建活动，“抓两头带中间”，鼓励发展先进县率先达小康，支持发展中等县尽快达小康，帮助发展困难县如期达小康。通过省直管县试点、“撤乡建镇”、“撤镇改办”等探索实践完善优化空间布局，增强县域功能和发展活力。从2013年起至2020年，贵州将对88个县进行监测考评，每年发布各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监测报告。

既要赶，又要转——“两加一推”，后发赶超。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步。过去五年，贵州主要经济指标总量翻了一番以上，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排位上升到全国第三位和第二位，创造了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的“贵州速度”。但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发展仍存在特殊困难，目前，小康进程大体上落后全国平均水平8年，落后西部平均水平4年。今后几年，是贵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贵州肩负着既要“赶”又要“转”的“双重任务”，要做到在赶超中转变，在转变中赶超。“赶和转”、“好与快”是辩证统一的。处理好“赶”与“转”的关系，首先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把“慢”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好。就贵州来说，只有加速发展，才有科学发展，才能缩小与西部地区的差距，逐步跟上全国发展步伐。同步小康有时间表，倒逼贵州要加快发展，必须把发展的速度拉起来，否则会被甩在小康的门槛之外。保护好青山绿水，倒逼贵州要转型发展，破解资源环境制约、实现循环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变青山绿水为“金山银水”。

有信心，有勇气——凝聚力量，奋力攀高。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树立和形成自尊、自重、自信、自强的文化思想。在干字当头中推动后发赶超，在改革开放中树立包容合作文化，全省干部群众的发展自信、跨越自信、小康自信前所未有的坚定。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首次从国家层面将贵州的战略定位确定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以及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以及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一文件的出台，象征和标志着中央将贵州后发赶超、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不仅为贵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绘就了蓝图，还用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措施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激发了黔中大地积蓄已久的力量，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贵州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贵州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3.6%，继2011年后继续位居全国前列。贵州高原一片繁忙，一批产业园区建设正如火如荼，一些企业夜以继日加紧建设，一些投产达产项目已效益初现。仅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央及国家部委支持下，贵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一大批产业项目已从国发2号文件中“落地”到黔中大地。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国发2号文件深入实施，政策效应逐步显现。贵州发展活力进发，进入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蕴蓄强劲发展动力。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加快改善，贵州作为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日益突显。能源、矿产、生物资源丰富，劳动力等要素充分，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原材料精深加工提供了重要基础。山清水秀、生态良好、气候宜人、文化多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借鉴和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可以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通过高端引进、高头嫁接，推进产业优化升级，逐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可以利用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跨越式发展。

着力构建“六大体系”

今后5年，贵州将通过构建符合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的特色产业体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具有山区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体系、面向基层面向民生的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体系、助推科学发展的动力支撑体系和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体系等“六大体系”。

依托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产业——集中力量打造酒、烟、茶、特色食品和民族制药“五张名片”，把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贵州白酒香飘全国。贵州把白酒产业作为千亿大产业打造，到2015年，全省白酒产量将占全国白酒市场份额的10%左右。烟草是贵州的重要特色优势产业。“十二五”期间将提高“两烟”生产水平，实现由烟草大省向烟草强省转变。贵州茶园面积达550万亩，茶园面积排名全国第一。2012年9月，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民族药业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支持一批特色食品产品争创国家名牌。到2015年，培育50至80家亿元级食品加工企业。贵州是全国最适宜中药材种植中心区域之一。到201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达500万亩以上，实现民族医药工业总产值500亿元以上。建设成为全国中药材主产省和民族药业大省，打造“中国苗药之都”。“五张名片”之外，贵州将加快以煤电铝、煤电磷、煤电钢、煤电化“四个一体化”带动资源深加工，让资源“吃干榨净”循环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发展关键瓶颈——贵广高速铁路、沪昆客运专线、成贵客运专线和渝黔快速铁路正加快建设：县县通高速公路项目全面开工，2015年将基本实现县县通目标：民用航空打造以贵阳龙洞堡机场为中心，覆盖全省9个市州13个支线机场的“一干十三支”机场布局：加快建设乌江、南北盘江和红水河通航设施。2017年，贵州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6000公里，铁路营运里程超过3800公里，水运通航能力超过3000万吨。

立足山区特色，协调推进城镇化——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小城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贵州举全省之力加快贵安新区建设，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计划建设100个交通枢纽型、旅游景点型、绿色产业型等不同类型的特色示范小城镇，重点打造100个城市综合体，实现错位发展。通过“富学乐美”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村综合发展能力及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围绕“贵州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定位，茅台酒的产地茅台镇，已经成为全省城镇化建设的示范龙头。

坚持“民生为本”，发展社会事业——2013年，贵州压缩5%各级党政机关行政经费，用于实施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和实行3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的“9+3”计划，并以控辍保学为重点，争取确保以县为单位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5%以上。位于贵阳清镇市的贵州职教城2012年3月开工建设，现已建成校舍30万平方米，4所院校顺利入驻。到2015年，将有35所职业院校在这里聚集，一大批技能型人才从这里走出。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促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能源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电信等领域，壮大民营经济实力，提升民营企业家创业创新能力。入驻毕节的力帆时骏振兴集团建成了国内一流水平的汽车制造厂，年产载货汽车31万辆：年产400多万吨的海螺盘江水泥厂不但实现污水零排放，还利用水泥余热每年发电超1.4亿千瓦时，年产值超5亿元。

抓好重点生态工程。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社会管理、文化建设相融合，抓好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实施水利建设生态建设石漠化治理综合规划，完成营造林400万亩，治理石漠化1000平方公里，治理水土流失2200平方公里。淘汰落后产能2000万吨，城市和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85%和3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此外，还将完成营造林1550万亩，治理石漠化624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到2017年达到47%。

幸福贵州民生为本

民生为本。同步小康，目的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实施“百乡干村”扶贫工程，到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从加快通村公路建设，到解决主程性缺水问题：从提前完成义务教育攻坚任务，到全面实施家庭救济困难学生资助新政策：从提前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省，到所有城市建立和实施廉租房制度：从全面实施农村特困群众救助制度，到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范围：从全面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到农村中小学校爱心营养午餐：从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到启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仅2012年，贵州的民生投入就逾660亿元，全面完成“十六件民生实事”年度任务。城镇新增就业42万人，其中扶持设立微型企业2万户，带动就业11.9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3万人。投入18亿元启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10万套，改造农村危房43万户。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405万学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3.4%和14.7%。

努力缩小民族地区与全省的发展差距，贵州同步小康路上构建民族和谐。抢抓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机遇，贵州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制定了一系列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各类资金项目投入力度。出台《关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确保到2020年，民族地区与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重点、有特色、有载体，贵州抓住解决事关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实施《“十二五”民族事业发展十大推进计划》，涵盖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才培养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四个方面，扶持推进500个少数民族贫困乡镇、500个特色民族文化村、民族特需商品定点企业和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民族教育、民族博物馆建设、民族古籍抢救等。

解放思想转变作风

贵州的“中国梦”，要靠解放的思想去推动。贵州的“中国梦”，要用聚力的实干去实现。点燃每个人的激情与信心，提振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一直是省委、省政府的关注点。“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力推进同步小康建设的过程中，贵州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意志、点燃激情，在转变作风中进发活力、推动跨越。

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以“十破十立”为重点，在全省开展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更广领域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破除制约贵州发展的传统观念和体制障碍，促进全省上下观念新、方法新、作风新，各级干部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广大群众创业、创新、创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破十立”，指的是：“破除信心不足的思想，树立敢于争先的意识：破除墨守成规的思想，树立开拓创新的意识：破除自我满足的思想，树立追求卓越的意识：破除封闭保守的思想，树立包容合作的意识：破除消极等待的思想，树立抢抓机遇的意识：破除怕担责任的思想，树立勇于担当的意识：破除说多做少的思想，树立干字当头的意识：破除反应迟缓的思想，树立立说立行的意识：破除忽视产业的思想，树立工业强省的意识：破除不跑不要的思想，树立积极争取的意识”。一场广开言路、问计于民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迅速在全省掀起。

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是同步小康的保障。为了群众的信任和期待，作风就要更加过硬。作风是形象，更是力量。今年，贵州省委决定在坚持“帮县、联乡、驻村”工作的基础上，选派2万名干部和1万名大学毕业生、农村知识青年，组建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成队建制对6000个行政村进行集中帮促。党群部门帮弱村，经济部门帮穷村，政法部门帮乱村，科技部门帮专业村，切实提高“帮县、联乡、驻村”工作服务群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3万名干部背起行囊，奔赴全省6000个重点村，吃住在村，工作在村，沉下身子领着群众琢磨村里的事。

拼搏奋进、充满自信与激情的贵州，努力实现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双重崛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贵州同步小康，终将梦圆。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社）

作者：朱邪

转型发展作风建设论文 篇2：

社会转型视域下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执政党建设的改革创新，是社会转型的深层命题和要求。本文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要求分析入手，就社会转型视域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等主要领域的改革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思路或对策。

关键词：社会转型 党的建设　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新课题新挑战层出不穷。执政党要适应社会变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用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真正站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化政党。党的十七大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

党建改革创新，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使然，必须在社会转型的视域下来考察，以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对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进行全面创新。

1　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抗政方式，实现领导行为和执政行为现代化

党的领导方式是指党的领导的实现形式。其中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方式就是执政方式。过去由于与计划经济甚至是战争环境相适应，加上其它种种原因，我们建立起了集权模式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基本特点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党高度行政化，等同于政权机关，代替甚至包办政权机关的事务，将执政变为行政。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计划经济和冷战背景条件下，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民主政治趋势的加强，这种传统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其弊端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包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积极稳妥”进行，但始终滞后于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改革，成为改革全面协调推进的短板和制约环节。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群众民主意识日益加强，社会需要加快转型，现代化进程需要加速推进的今天，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乃至加快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显得尤为迫切。正如党的“十七大”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改革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行为和执政方式现代化，涉及的问题很多，核心问题是改革领导体制，理顺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关系，改进执政党党介入国家政权机关的方式。”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对国家政权机关的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但它不是行政组织和经济文化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干预。要按照法定程序，把党的执政主张通过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法规，然后，再由各级各类国家行政机关借助行政强制力来加以推行。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即管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依靠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领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之，要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协调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通过依法领导和依法执政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2　加强理论武装，创新理论武装工作的制度、体制和机制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理论武装工作，以此为基础推进党的其它各项建设，是我们党80多年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理论武装的重点就是学习掌握这个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理论武装工作不断得到加强，党内相继集中开展了“三讲”教育学习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实践活动、先进性教育活动，目前正在试点开展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总体上看，理论武装的成效还不理想，对理论武装的实际成果不能估计过高。之所以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社会转型、环境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从观念到思路，从体制到机制，从手段到方法，总的看还基本未变，还是老一套，运动色彩明显，形式主义严重。理论武装工作要真正取得实效，获得理想的投入产出比，必须实现从观念思路，到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等一系列转变，以改革创新精神真正建立起学习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使理论武装工作与社会变迁的时代形势相适应。

搞好理论武装工作，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应深入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的客观规律，不能对运动式的学习教育方式抱太大的希望，要在制度创新和常态建设上下功夫。努力建立健全理论武装工作的新体制和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干部培训制度、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党员学习制度、学习成效评估制度、学习成绩与干部使用挂钩制度、理论武装工作责任检查制度等，使理论武装工作建立在健全有效的制度体制机制基础之上，使广大党员干部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

3　创新民主集中制远行机制，实行合理的党内分较制约体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少数服从多数是其基本原则之一。按照这一原则进行集体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色和组织优势，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合理性和便利性，是党内民主赖以体现的基本依据。但在现实生活中，一把手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相当普遍，由此导致民主集中制的运行失效甚至偏离正确轨道，从而降低了党的民主决策水平和能力，甚至导致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这就很有必要积极开展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创新实践。纠正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其中的关键是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理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权力结构，使党内的集中切实建立在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实行合理的党内分权制约体制，合理划分党内各级权力组织的权限，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合理划分于党内不同的权力机关。进一步理顺党的代表大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权，强调党的代表大会的党内权力最高地位，不仅要增强其授权的科学民主化，还要在其授权之后，加强对被授权的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使

党的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威性得以体现。常委会应置于全委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全委会应置于党代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取消“书记办公会”，减少不必要的领导环节，形成地方常委会向同级党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党委会向同级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运行格局。

还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严格的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具体化、制度化，使民主集中制原则由软件变成硬件，使党委(常委)会的活动和决策有规可循，并对违规行为制定明确的处置办法，以有效防止书记个人或少数人把自己凌驾于党委集体之上，减少和杜绝那些家长制人物滥用职权、影响和违规决策现象的发生。

4　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探索创建领导干部竞选和直选体制

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经过近几年的改革探索，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目前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还不够健全，干部工作中群众参与权的落实还不十分到位，干部考核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干部出口渠道不很畅通，干部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健全。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

基本思路是，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工作力度，不断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努力形成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在适当的范围探索创建领导干部竞选和直选体制，切实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一方面是巩固和发展这些年取得的改革成果。从实际出发，逐步做到公布干部选任的原则、条件、方法和程序，公布班子职数、职位要求、领导职位空缺情况，公布拟任人选的基本情况，切实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健全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拓宽扩大民主的渠道，规范扩大民主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参与人员的范围，合理界定民主推荐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比重，切实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导向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可以在适当的范围进行试点，探索创建领导干部竞选和直选体制。这样做，可以从根本上理顺权力的授受关系，进一步满足权力来源和生成的民主性合法性要求，真正解决权力来源于民、用之于民的问题，有利于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宗旨，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5　固本强基，创新基层党的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处在各项工作的第一线，时刻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联系，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加强，而是要推进组织和制度创新，广大基层对制度创新有着十分迫切的需求。现实表明，新时期以来，虽然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建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套制度体制和运行方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明显制约了基层党建工作和其它工作的成效。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转型，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经营形式的多样化，基层党建的领域、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层党组织面临的工作对象更加复杂，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因而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用简单的方式对基层社会的所有问题进行统一的解决，迫切需要我们在基层党建工作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上适应这些变化，积极探索创新。

基层党建的创新，应当紧密结合农村、社区、学校、机关、企业、社团各自的实际和特点，探索适应不同地方、部门和单位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创新过程中，既要注重上级组织的推动，更要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把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自主权交给基层。对基层的新观点、新做法，不应妄加判断，而应提倡个性，允许差别，能推行的就推行，暂时不能推广的先试点再推广。开展基层党建的创新实践，还要建立完善创新的动力保障机制，多方面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基层党组织有足够的动力、压力和能力按照中央的要求有效地开展工作。为此，必须形成一套对基层党组织及其负责人进行评价、奖惩的科学合理机制，既能保障和鼓励基层党组织的一班人奋力工作，大胆开拓，又能有效地制约他们的违纪违规行为。

6　创新党风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体制机制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决定政党执政和政权存在的关键是民心所向。执政党必须以优良的作风去最大程度地争取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赢得民心。改革开放以后，党风呈滑坡的现象，党风建设的形势一直比较严峻，虽然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始终把党风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也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根本的还是制度和体制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创新不够，跟不上形势尤其是党风形势的发展。因此，创新党风建设的制度体制机制，就成为推进党风建设取得实效的根本保证。

从制度创新层面讲，应当更加注重制度的预前性，制度对党风行为的规范要尽量前置，而不是跟在党风形势的后面跑，发现了什么样的党风问题，才来制定什么样的制度。从体制机制方面看，应当改变过去线性的党风建设模式——上对下提出要求，建立上下左右相互联动的网络模式，让每个党员和干部、每个领导班子都处在立体联动的党风建设网络中，通过网络发挥联动合力效应，使党风建设取得倍增的效果。此外，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科学考评体系，也是有效开展党风建设的关键。应把党风考核与干部考核、工作目标考核同时进行，考核情况列入党风廉政档案，作为晋升、奖惩和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的腐败现象逐渐呈现高发蔓延态势，反腐保廉成为一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反腐败斗争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转换思路，克服单纯办案观点，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和系统论思想，在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要实现从以权力反腐为主到以制度反腐为主、从以被动防御为主到以主动进攻为主、从以事后监督为主到以事前监督为主的历史性转变。既要坚持从严治标，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坚决惩治腐败，又必须认真研究和切实做好预防工作，健全和创新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大监控力度，重心靠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作者：邱世绪

转型发展作风建设论文 篇3：

关系协调与结构功能耦合: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探究

[摘要]党对于社会的有效领导和整合是中国社会成长和发展的根本保障,新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党自身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都要求党不断探索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本文以新时期党与社会关系为基本考察对象,以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为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的历史发展和内在逻辑,提出新时期党整合社会的关键是二者关系的协调,结构功能耦合则是新时期党整合社会的内在机理,并进而提出实现新时期党对社会有效领导和整合要求下的关系协调与结构功能耦合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社会整合;关系协调;结构功能耦合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化与社会整合

与现代化相伴随的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分离带来了现代社会的成长,现代社会的成长不仅使得与其相分离的国家建设以及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要求凸现出来,更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制度化和有效性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持续和发展都有相应的组织和制度规范加以保障,使其能够在有效整合各种主体及其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应有的稳定性。由于社会的转型必将使原有的组织和制度失范,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引发社会动荡。因此,无论就社会自身发展而言,还是就作为决定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的现代国家和政党而言,提供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和能力,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重构所需要的秩序供给,缓解社会转型震荡,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国家和政党是有效保障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政治力量,其对于社会的有效整合是实现社会稳步转型的重要保障。就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而言,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和组织基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特征可以说更好地保障了国家和政党对于社会转型有效的秩序供给,政党与国家、社会在具体制度和功能方面的不同以及在根本价值理念层面的有效统一,使得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整合机制有其自身的逻辑,亦有其更大的能力和价值。

二、逻辑与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就其性质和根本政治理念来说,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是一致的,而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才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先锋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因而,虽然从根本意义上说,政党与社会以及与国家政权在组织和制度层面有着明确的区分,但是,无论是党政的分开还是激发社会的自主性都并非抛弃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更好地实现党与社会互异之后的一致性。这种党与社会的一致性逻辑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角色中,更体现了其作为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领导者所包含的深刻价值内涵,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党的执政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党与群众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的整合也不仅是其作为执政党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开展的并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容,更是由其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关乎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大局。

从党的领导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自近代以来从传统迈向现代的长期现代化过程中不断确立的。近代以来,伴随着外来的入侵,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不断被打破,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并进而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社会整合的危机。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建设和对于军队的有效领导解决了中国自近代迈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所引发的整合危机,解决了长期困扰近代中国的主权和政权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以及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中国的社会转型便无法突破利益分化和结构重构所带来的分裂局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建设,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就无法有效持续下去。新中国建立后,党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也由革命转向领导和执政。然而,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不足,加上受到革命时期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传统的影响,党对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不断加强,并最终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以及以党代政的党政不分的现象。这一党政不分基础上党对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仅削弱了党的领导和社会整合能力,而且阻碍了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成长,引发了中国的现代化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社会自主性得到了有效的发挥,政治体制改革也有效地梳理和规范了党政关系,这为党与社会关系的最终有效改善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保障;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展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变,给党的建设和整合社会的能力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党的建设,有效引导和整合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增强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命运的深刻问题。

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增强政党的组织能力是党有效整合社会的基本路径,而就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现代化路程的自身特点而言,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面并开发其组织功能则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有效整合社会的基本方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通过其组织力量来扩大对于社会的整合能力,有效地推动了社会转型、国家建设和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当然,新中国建立后中央的高度集权以及党政的不分所引发的党对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不仅没有增强党的组织能力,反而使得党的组织资源出现了不断损耗的现象,并最终削弱了党整合社会、领导社会的能力。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社会转型的诸多问题更加迫切需要党的组织建设,以有效稳定社会。但现实地看,党组织资源的缺失以及对于新的社会利益和关系应对方式的缺乏,使得社会有陷入动荡的危险。在这一背景下,应对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培育党的组织资源以及扩大党组织的社会覆盖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增强社会整合能力、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关系协调:党整合社会的关键

政党源自社会,以代表一定社会利益和执掌国家权力为自己的宗旨,政党的组织和制度是政党代表和执掌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因此,作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沟通力量,政党在具有自己特有的宗旨、组织和制度的同时,必须思考如何实现自身与国家和社会在价值、组织、制度以及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如果说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有效协调是党执政的必须要求的话,那么,党与社会关系的有效协调则是党实现社会整合、培育社会基础的重要方式。党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不仅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以实现党的根本宗旨,而且需要加强党的组织制度的建设,以扩大党的组织覆盖为基本方式,以增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为基本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有效地实现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发挥其历史基础和价值理念的优势,有效梳理和改善党在组织和制度层面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协调问题,是党的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在价值理念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与社会在根本价值理念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层面的关系协调即是更好地实现党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在关系协调的方式上,主要体现在党在自身思想和作风建设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更好地契合社会的需要,实现党的根本宗旨。但是,应该看到,党与国家和社会在组织和制度层面是有着明确的区分的。党对于社会利益的整合与代表不能因为其与社会利益根本意义上的一致性而不顾社会自身的发展需求,无视政府的组织和制度的作用,以党代社、以党代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在有效激发社会自主性和实现党政分开的同时培育社会力量,建设现代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党与国家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自身的政治理念以及强大的组织能力,将中国社会有效地整合起来,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结构长期的分裂局面。新中国建立后,党继续通过自身的组织力量,实现了对于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有效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培育了党的社会基础和执政资源,实现了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效领导,但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后,党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为党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和一元化领导,这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中国超大型社会和超大型国家的稳定和整合。但同时束缚了中国社会的有效成长和自组织能力的扩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执政资源和领导能力。党社一体、党政不分的现象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带来强大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重构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对于社会的有效领导和整合的要求虽然从根本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状况下实现党与社会在思想意识上、特别是组织制度上的有效协调是党所面临的全新任务。党与社会的关系协调要从过度地以党的组织能力来改造和控制社会的关系和组织,转变为在尊重和培育社会的有效发展以及自组织能力有效成长的基础上,实现党与社会的组织与制度的关系协调,并最终实现党对社会的合理有效整合以及党与社会根本利益的协调一致。

四、结构功能耦合:党整合社会的内在机理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理论逻辑和历史进程决定了党与社会关系协调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而党与社会关系协调的主要方式和内容就是实现党与社会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的有效耦合。党与社会的结构功能耦合指的是二者在相互影响基础之上的相互契合,其主要表现为党对于社会的有效组织和覆盖,从而一方面实现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增强党的执政资源和领导能力;另一方面有效吸纳和规范社会的新变化,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深入,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和自主化的不断增强,新的利益主体、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出现以及党自身所发生的变化,使得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党与社会的结构功能耦合必须在培育和尊重社会自主性的同时,有效引导社会的结构转换,规避其转型风险,进而有效发挥党与社会各自的功能,并实现功能的耦合,具体来说:

首先,社会自主是实现结构功能耦合的基本前提。结构功能的耦合,其要义在于具有各自不同结构和功能的体系之间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契合。就新时期党与社会的结构功能耦合来说,其基本前提就在于中国社会在有效发展基础上所获致的自主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自主性和自身结构功能是缺失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推进,中国社会的自主性不断凸显,自身结构与功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在面临全新社会状况时,所采取的不应是以前那种全面的和一元化的领导与控制,而是应该在保障党对于社会转型有效领导的基础上,使党与中国社会实现有效的结构上以及功能上的耦合。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的自主是实现党与社会结构功能耦合的基本前提。

其次,社会发展是实现结构功能耦合的根本动力。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这一体制相配套的中国社会管理方式和社会结构模式束缚了社会的发展意愿与动力,社会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之中。没有社会的有效发展,党与社会的关系只能是党对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与全面控制,社会的发展动力与空间受到极大限制。社会的长期发展停滞又反过来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一背景下,必然无法实现党与社会的结构功能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动能和空间得到了有效的解放,这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自主性和自身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党原有的领导方式必须进行相应的变化,而所有这些都使得党和社会面临着相同的任务,即实现结构功能的有效耦合,以保障社会的合理、稳定的转型和党对于社会的有效领导。

再次,党的建设是实现结构功能耦合的根本保障。党与社会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党的建设是实现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党与社会结构功能耦合的必然要求,社会所发生的诸多新变化不仅使党原有的领导方式面临着转变的需求,而且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不稳定等因素也迫切需要党更好地领导和服务社会,以实现社会的良性转型。“现代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化了,如何协调这些利益关系,作为任何一方代表的其他组织都是不合适的,只有党组织超然于其他组织,通过协调利益、化解纠纷,团结和整合各种资源。这就是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2]所以,无论是从党的性质与宗旨还是从现实的问题和考验来看,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与社会结构功能耦合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

又次,党政关系协调是实现结构功能耦合的内在要求。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政社关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对于其中一种关系的考察必须与其他两种关系联系起来,方能更深刻和全面地把握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逻辑。正是因为如此,实现党与社会的结构功能耦合,必然以有效梳理和协调党政关系为重要前提,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与社会关系协调的方式和成果。

最后,协调发展是实现结构功能耦合的基本目标。党与社会在性质、结构与功能上存在着相应差异,又具有统一的内在要求。党对于社会的领导是在保障一定程度差异的基础上,通过二者功能上的耦合来实现的。因而从根本上说,没有党与社会的结构功能差异就没有二者的结构功能耦合,而没有二者的协调发展也就不是合理有效的结构功能耦合。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是实现二者结构功能耦合的基本目标,而且也为党的有效领导和执政基础的稳固以及社会的有效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五、路径的探索:新时期党与社会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

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党整合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内在逻辑,党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结构功能的耦合则是实现新时期党有效整合社会的关键和内在机理。总的来看,实现新时期党与社会之间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必须立足于以下路径:

(一)统筹理路。要从根本上实现党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必须有效统筹党与社会的关系理路。党的根本宗旨和党与社会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党与社会在新时期的关系协调基础上的结构功能耦合顺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趋势,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如前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正是由于没有统筹好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路,引发了党对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导致社会的发展活力与空间的长期受限。改革开放以来,党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梳理和统筹并没有改变党与社会的根本关系和党的根本宗旨,而是更好地契合了二者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了党的领导。因而,必须转变思路,从根本上认清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惟有如此,才能合理有效地实现党与社会的关系协调与结构功能耦合。现实地看,部分党员干部在旧有的价值理路的作用下以及在新的外在环境影响下,存在忽视党的根本宗旨与作风不正的现象,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价值观念的多元、迷茫与功利化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党与社会关系理路的展开与实现,影响了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因而,统筹好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路,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并推动社会合理价值观念的有效构建,对于党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来说,就具有根本意义。

(二)完善基础。党与社会之间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价值、组织和制度层面的密切联系是构成二者新的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形成的基础和保障。虽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其与党组织之间的既有关系也面临着改革的需要,但是既有的党社关系不能完全破除,党与社会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紧密关联应加以完善。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才可以探索新时期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没有原有历史、价值、组织和制度的保障,新的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不仅无法有效实现,反而会削弱党对于社会的领导,增加社会的不稳定。

(三)发挥优势。要坚持党和人民、党和社会的紧密联系。党与人民群众、党与社会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以及长期以来的历史联系是实现党与社会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的重要优势。为此,必须发扬和坚持党与社会、党与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和长期历史和现实中的紧密联系,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以及其他政党的根本之处,也是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实现新的和更有效的社会领导、社会整合的重要优势。

(四)探索创新。面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新形势,党的建设和社会转型都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原有的运行模式和关系结构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发展。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必须有效应对新的环境和问题,例如在既有的公有制经济组织之外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建问题,党组织对于社会流动人员和网络虚拟层面的整合和覆盖的问题,以及党对于以新兴经济组织和新兴社会中介组织为代表的新型社会组织的覆盖问题等,都需要党在有效实现自身建设和组织覆盖的基础上,探寻与社会新变化之间新的、更有效的关系协调和结构功能耦合的路径和方法,以保障党对于社会的有效领导和社会的稳定转型。

(五)注重实效。如果说党与社会的结构功能耦合是二者关系协调背景下的必然趋向,那么,功能的有效开发则是党与社会结构功能耦合的内在要求和最终归属。具体而言,党与社会关系协调与结构功能耦合首先必须实效地推进党对于社会的领导和整合,必须有效维系和保障社会的平稳、顺利转型,也必须实现对于社会自主诉求和民主诉求的有效吸纳。此外,必须有效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切实增强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素质建设,从而在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工作实效。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1-342.

[2]李俊伟.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191-192.

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 责任编辑:周奕韵

作者：李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