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著作权论文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阅读成为受众青睐的阅读方式，有声书在此背景下涌现，但是有声书内容生产模式与传统书籍生产模式存在一定差别，同时有声书生产过程存在着主体多、网络侵权多、直接交易成本高等現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经济学著作权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法经济学著作权论文 篇1：

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

摘 要：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研究最为炙热，引起的争论也最多，原因在于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在“打击盗版侵权行为”与“防止垄断产生”之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基于法经济学视角下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认识，利用博弈论观点分析计算机软件的盗版行为，最后对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度”进行把握。

关键词：法经济学；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盗版；垄断

一、法经济学视角下的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认识

法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由利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法学的新法学流派代表人罗纳德·科斯提出，科斯定理是现代法经济学的基础。法经济学的特色在于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由此，可将其基本意蕴视为法律规则的激励约束效应问题。相应地，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三类：（1）利用经济学的观点对规则的形成进行分析；（2）对法律的效益或分配效应进行分析；（3）借助交易成本对包含多种交易的法律程序的抽象模式予以寻求。

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需对创造者的补偿与消费者的获利进行平衡，同时使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达到一个平衡点。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效率高低取决于法律保护是否能够给开发者以合理的垄断权，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效益。计算机软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性：研发投入成本高而复制成本低，这一特性导致软件面临着严重的盗版问题。但是，盗版现象的泛滥并不仅仅是由于盗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盗版率，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盗版率也会存在不同，这与各国的法律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需在寻找解决盗版现象途径之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计算机软件盗版现象的存在使得软件的开发几近发展为一项义务劳动，降低了软件企业投资开发新软件的积极性，制约着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因此，打击软件盗版，明确产权界定，保护权利人利益十分重要，这有利于发挥出软件产权界定的激励作用。

诚然，激励是要有一定限度的，过分地保护或许会出现固步自封的负面效果，导致垄断现象的出现。这就是法经济学上的“悖论”，亦即没有合法的垄断就无法生产足够的信息，而合法垄断的存在又会降低信息的使用率。实际上，完全垄断与无产权保护的两种极端情况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将会使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在有效期限内无限制地进行垄断定价，二者则会使软件市场永久失效。社会所需考虑的是，如何把握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度”。

二、计算机软件盗版的博弈分析

计算机软件产权制度的建立是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的首项工作，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对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予以切实执行。本文利用博弈论的相关内容对计算机软件盗版活动展开分析。博弈论主要对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进行研究，属于一种相互外部经济条件作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假设一个理性的人會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博弈双方由检察机关与软件盗版商组成。其中，检察机关所实施的纯战略为检查或不检查，而盗版商实施的纯战略则是盗版或不盗版，双方不同纯战略组合成的对应支付方阵（如下表所示）。

监督博弈

此处，U为计算机软件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取得的收益，C为创新成本，A为盗版软件企业从事盗版活动的成本，F为经由检察机关查处后对盗版软件企业的罚款（检察机关检查成本不予考虑），P为检察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对于盗版商而言，选择盗版与不盗版会获得不同的收益，满足公式：

E1=P-（-F-A）+（1-P） （U-A）=-PE+U-PU-A

E2=P（U-C）+（1-P） （U-C）=U-C

其中，E1为选择盗版获取的收益，E2为选择不盗版获取的收益。

若想让盗版商停止其盗版侵权行为，需要满足条件：E2≥E1，亦即不盗版的期望收益不低于盗版的期望收益，化简求解得：P（F+U）+A≥C。当检察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超过（C-A）/（F+U）时，盗版商将会做出不盗版的最佳选择；若检查概率比（C-A）/（F+U）小，盗版商将会选择盗版；而若检查概率与（C-A）/（F+U）相等，盗版商则会对盗版与不盗版进行随机选择。当检查概率P已知且检查机关增加罚款时，若罚款金额超过（A+C）/P-U，盗版商会停止盗版侵权行为；若计算机软件企业提高计算机软件技术与加密含量，或者增加仿制难度与模仿成本（A），也能够在一定水平上抑制盗版商的盗版侵权行为。

三、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平衡

1.平衡计算机软件产权保护期。计算机软件具有更新速度快、收益率高等特性，较之一般的知识产品著作权而言，软件的保护期限应短一些，但短的程度的确定需要结合多种因素的考虑。若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期过短，开发人员则难以在短期内获得预期收益，生产成本不能收回，加之盗版现象的存在，将对软件产品的开发与经营带来沉重的打击；而若保护期过长，垄断所带来的损害又会大于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所要实现的社会收益。这种损害导致的社会成本的增加主要有两方面来源：（1）具有垄断性质的软件产品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而造成消费者利益的损失；（2）软件潜在使用者或后继发明者在企图“绕过”软件专有权时可能会承担一部分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期必须得到合理的调整，预防“激励”或“垄断”损失的出现，将保护期限界定在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相近时期满。理想状态下的软件知识产权最佳保护期为实现社会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如图1所示）。

图中，MSCM为实施保护策略而授予垄断权于软件发明者所需支付的社会成本，该曲线之所以会向上倾斜，原因在于所有的垄断都会降低效率。计算机软件垄断权的社会成本会在软件保护期延长的过程中逐渐增加。MSBI为实施保护策略而对软件知识产权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该曲线之所以会向下倾斜，原因在于虽然计算机软件保护期的延长会使软件的开发活动数量得到增加，但其增长率所呈现的变化态势为递减。若保护期延长过程中社会收益大于成本，则应采取继续延长的措施。MSCM与MSBI交于E点（对应时间为），该点实现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的相等，是软件知识产权的最佳保护期。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通常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的寿命，而我国传统的专利法所规定的保护期为十五至二十年，传统著作权规定为五十年，对于软件而言，这是一种与现实情况相脱离的超常保护。以软件的生产现实为依据，软件产权的保护期应与传统专利权与著作权保护相区别，进行保护期长短的单独确立，以短于十年为佳。另外，计算机软件产品的种类非常多，功能各不相同，经济寿命也有很大的差距，这又对不同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期的确定提出了不同期限的要求。借鉴德国经验，可制定双重专利制度，针对操作系统等大型软件进行较长期限的规定，针对应用类软件则进行较短期限的规定。

2.适当放松计算机软件的复制使用权。软件复制主要包括经营性复制与使用性复制两种类型，前者为盗版复制，后者为终端用户使用复制。软件复制使用权的放松并非对盗版复制的放松，针对盗版商通过复制正版软件赚取利润，大量侵吞生产厂商生产利润，阻碍计算机软件市场与产业发展的恶劣行为，需要通过法律的力量严加禁止。其实，软件复制使用权的真正放松在于对终端用户使用复制权的放松，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鼓励终端用户利用少量软件开展学习与科研等工作，之所以如此安排，原因在于软件的复制十分容易，隐蔽性也非常突出，若对相应的防止终端用户使用的法律予以实施，需要支付很高的执行成本，加之软件生产商在进行软件的开发与生产之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密性措施，若一味地对用户的少量复制与使用行为予以禁止，会对软件厂商的垄断权产生过度保护的作用。在经济层面，终端用户对软件的合理复制与使用有利于防止厂商制定过高的垄断价格，为其带来新软件开发的压力，实现对有价值软件的充分利用与社会知识的整体提高，进而提升社会总效益。至于放松的“适当”程度，应依据用户的复制意图、目标以及手段而定。

3.适当控制计算机软件产权的专利保护。计算机软件产权的专利保护是一种发展趋势，著作权无法对软件的“创新”思想予以保护，作为软件开发的创造力核心，专利权的保护极为重要。但是，若专利保护（或商业秘密保护）过多，会人为地提高软件开发的技术进入壁垒。其实，过多的软件专利保护需要支付很高的机会成本，要对某一模仿者的“剽窃”性侵权行为进行判断，是需要明确模仿者到底是窃取了哪一部分“创意”的。“创意”的形成来源于多种基础开发技术资源的组合，在一些“巧合”情况下，也是会有相近设计思想同时出现的。所以，对于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言，专利侵权的判定是最为模糊且最耗费法律交易成本的。在经济学视角下，合理的创新模仿于社会而言是有益处的，这是由于此行为能够对重复性科研劳动予以避免，并且对技术创新竞争产生鼓励效果。最为重要的，软件专利权的保护使得很多基础性的开发资源在被厂商垄断“私有化”后，都会对软件开发技术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这便是各个国家就是否保护计算机软件专利权展开激烈讨论的原因所在。除此之外，过于严格的专利保护会导致“大鱼吃小鱼”现象的发生，很多没有足够实力对“净室技术”予以实行的小型软件企业会被创新能力强的大型企业所“吞食”，进而离开或无法进入软件市场，它们难以以对大企业开发经验的学习与模仿为基础进行多样化应用软件的设计，软件市场的空缺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填补。如果专利保护太过强大，将会加速软件垄断市场的形成，在这一市场中，只能留有几条“大鱼”进行巨额垄断租金的抢夺与瓜分（如图2所示）。

图2中，N为进入计算机软件市场的企业数，以此来凸显市场竞争程度；P为软件的专利保护度。当保护度为0时，非专利者可对专利所有者的全部创新思想进行剽窃，这是盗版行为最为猖獗的时期，企业不再积极地进入软件市场，该阶段，市场企业数量为n0，企业将会通过商业秘密与著作权等手段保护自己的软件知识产权。当专利保护度不断增加时，企业会增加进入市场的积极性，这是因为他们的核心创新技术能够得到专利保护；另一方面，一些小企业的模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繁荣市场。软件专利权的最佳保护度与竞争度应达到图中的p*、n*水平，若专利保护度达到100%，很多企业既无法对基础性的軟件开发技术加以利用，又难以以学习的方式吸取先进经验，势必会在竞争的过程中遭到淘汰。之后的企业也会出于对竞争风险的考虑而选择不再进入计算机软件市场，这使得市场中的垄断企业数量仅为nn。因此，计算机软件的专利权保护是不能被绝对化的，专利准入门槛在提高的同时还要留出一些学习与研究的空间，这一保护度的把握应由法学家与经济学家建立合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肖勇.信息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04，（10）：38-44.

[2] 邱雪娥.法经济学视角下的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3.

[3] 张蓉.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6.

[责任编辑 李春莲]

作者：吴宗卓

法经济学著作权论文 篇2：

法经济学视角下有声书版权保护研究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阅读成为受众青睐的阅读方式，有声书在此背景下涌现，但是有声书内容生产模式与传统书籍生产模式存在一定差别，同时有声书生产过程存在着主体多、网络侵权多、直接交易成本高等現象。本文利用法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有声书的侵权问题，并为有声书版权保护提出建议：纠正版权保护的片面认识，提高全民版权意识;推进被侵权的救济制度建设，降低守法成本;提供补贴，降低交易成本;创新运用区块链+版权，完善版权保护生态系统。

【关键词】有声书   著作权   版权保护   法经济学

近年来，“耳朵经济”正在兴起，收听各类网络电台和有声书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时尚。有声读物以其“解放眼睛”的宣传口号和满足用户碎片化时间学习、娱乐需求的市场定位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实现了快速发展。①

根据美国有声读物协会的定义，有声书为包含不低于51%的文字内容，复制及包装成为磁带、光盘、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进行销售的录音产品。②2003年，我国出现首家听书网站——听书网，目前有声书网站已有200多家，提供音频类内容的App已经超过200多款，尤以喜马拉雅、荔枝等较为突出。据统计，2019～2020年我国有声书的用户规模从4.78亿人增长到5.69亿人，市场规模从63.6亿元增长到94.7亿元，整体处于持续增长阶段。③

我国有声书的历史虽短，但发展势头良好。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虽然有声书盛行，但伴随其中有严重的版权侵权现象。有声书的侵权属于知识产权侵权范畴。知识产权侵权，侵权行为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侵害范围广泛，这都加大了版权保护的难度。目前，我国对有声书二次上传、盗录、篡改等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机制尚不完善，有声书市场上参差不齐的内容、盗版现象是制约其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④

本文尝试以法经济学理论的视角，为有声书版权保护提供建议，以此促进我国有声书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有声书的内容生产模式

有声书内容生产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专业化生产内容（PGC），二是用户生产内容（UGC），三是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

（一）专业化生产内容

专业化生产内容（PGC）通常是具备专业素质的群体进行内容的生产，比如专业的录音师、音响师、作家、策划师等。这类群体对于受众喜好哪类书籍、何种风格有着一定的了解，同时对于声音形式的表演、内容的诠释有着精准的把握，能够生产出专业化、精品化的内容。如喜马拉雅平台上的《每天听见吴晓波》《蔡康永的201堂情商课》等，都属于专业化生产内容。受众对于此类在特定领域具备较高知名度的制作收听意愿较强，甚至愿意付费收听。但是，该生产模式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制作成本过高、生产数量有限以及不够接地气等。

（二）用户生产内容

用户生产内容（UGC）是指网民利用互联网技术对书籍内容进行录音上传的生产行为，这种操作可以是对书籍逐字逐句的录音，也可以是将自己的部分见解加入录音中，当然还可以是对多本书籍进行整合录音。整个过程中，可以有自己的演绎风格。这种模式的主导者是用户，整个生产过程中没有专业人士进行指导或监督。用户生产的优势是内容海量，但由于用户往往缺乏版权保护的意识，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发生侵权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有声书的版权侵权现象。

（三）专业用户生产内容

用户生产内容虽然能够带来大量的有声书作品，但同时也带来了内容粗制滥造、版权侵权突出等问题。因此，专业内容与用户生产结合的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得以形成。专业用户生产内容指专业的用户生产专业内容，如音频平台打造的专业用户。该类用户参与录制有声读物，平台进行策划，然后上传至音频平台，受众进行收听。这种模式能够避免PGC及UGC这两种生产模式的不足，达到用户生产与专业内容紧密结合运作，提高用户积极性的同时，内容品质又得以提升。

二、有声书版权属性及存在的问题

有声书制作，一般按照制作水平的高低进行划分，并分别享有多种权利。第一，对原作品的直接复制，指利用各种TTS（Text To Speech）软件将文字直接转述为音频文件，此操作属于机械化的复制，原创作品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第二，对原创作品进行人工朗读，制作成音频，进行传播，该过程中由于存在劳动力的投入，如朗读及录音，因此包含一定的创造性。第三，对原作品进行个人的演绎，并在其中加入自己对该作品的见解以及音乐烘托等，这样的有声书具备较高的创造性。

（一）有声书涉及的版权

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定义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人身权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财产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表演权、展览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等权利。目前，对有声读物涉及文字作品著作权人权利的认识，业界还没有准确一致的共识，但大体上已经有了趋于相近方向的探索。有人认为，文字作品转变为有声读物，涉及文字作品著作权人的五项权利，包括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⑤也有人提出，有声书制作者的权利应是著作权的邻接权，即根据著作权法第四章第四十二条，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取报酬的权利。⑥

笔者认为，有声书主要涉及复制权、修改权、署名权、表演权、改编权、发行权及网络传播权。这些权利归属涉及多个主体，有原创作者，有对原创作品改编的表演者，还有负责提供音频的平台等。

（二）关于有声书的侵权主体

关于有声书的侵权主体，首先是各类音频平台。一般而言，音频平台主要通过两种形式来获益，一种是制定收费模式，也就是常说的为知识付费，这种情况下，用户支付一定费用才可以听有声书。另一种是二次售卖，即售卖注意力，此时，平台以免费的有声书吸引大量的用户，而将用户的注意力售卖给广告主，广告主可以在此平台上投放广告，平台与广告主以此获利。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运营过程中容易存在侵权行为，如不经著作者同意也不支付版权费用的情况下私自使用书籍内容，还有平台肆意分享应该付费的有声书资源。

其次是个人群体的侵权。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每个人既是传播者也是接收者。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在网上发布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等，人们的活动空间得到较大拓展。但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自由的过度解读，从而带来各类层出不穷的侵权问题。例如，用户私自将书籍录制成有声书，并以此来获利，这就属于侵权行为。又如，用户故意或是无意间对明确规定的不能下载或再次编辑的有声书进行转发及二次编辑，对有声书内容进行二次加工等。

由于有声书的出版过程涉及多个主体，产权存在交叉、多元等特点，侵权时间也难以界定，表现的形式存在多样性，且在交易过程中与传统纸质书市场交易存在较大差别，这都导致了有声书侵权行为较为严重。

三、导致有声书侵权泛滥的实操因素

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声书在可预测的未来还将持续性获得受众的青睐。然而，版权保护是其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要素。一直以来，我国对版权保护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优化我国的版权保护制度方面，但同时也在寻求新的研究视角，如从法经济学视角出发，在守法成本与收益、效率与外部性、交易成本与供给等利益相关方层面，对侵权多方主体的利益进行分析，科学地提出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的建议。

法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它将法律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解析社会现象，是研究民商法相关领域的有力工具之一。

（一）诉讼时间长、程序复杂，守法成本高且守法效益低

守法成本，指公众按照法律等制度而增加的支出。比如，参与诉讼的金钱及其它成本，通常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种。守法效益，指通过守法来获得的效益总和。目前，对于原作者来说，面临被侵权时能够采取的措施十分有限，因为缺乏完整有效的维权渠道，且诉讼时间长、程序复杂，一般作者没有时间和精力走法律过程;而且，由于侵权成本过低，没有给侵权者造成足够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这也间接加剧了侵权行为的多发。如某音频平台未经著作人许可，将《平凡的世界》制作成有声书传播，最终，北京海淀法院判决该平台仅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这样的罚款金额相对于侵权者获取的收益简直不值一提。

（二）直接交易成本过高，在利益博弈下趋向盗版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产权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会趋向于选择利己的合作方式，以此实现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正版有声书是基于多方人力资源下的劳动付出，其直接交易成本应当较高。而与之相反，盗版有声书的人力资源成本较低，其定价低于正版是必然的，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低价，必然造成正版有声书的利益受损害。用户及平台为逃避过高的交易成本，就会产生盗版供给，有声书侵权现象泛滥也就不难理解。

（三）传统版权保护技术程序复杂，数字技术运用尚未成熟

著作权登记制度能够有效保护作者及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处理著作权纠纷事件提供初步证据。但是，著作权登记制度目前在实践操作中仍遇到困难，首先是版权登记必须基于作者自愿原则，作者需准备一系列版权登记所需材料，并提交申请;其次是版权登记机构的审核过程繁琐而缓慢，导致著作权登记制度的效力存在质疑。

近年来，虽然应用数字技术对版权保护的成效较好，但是对版权保护来说，运用数字技术尚未成熟，往往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且在版权保护上变现较慢，大规模运用在短时间内较难实现。

四、加强有声书版权保护的建议

（一）强化版权保护认识，提高全民版权意识

禁止版权侵权行为的发生，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落实到人，特别是提高全民版权保护意识。提高全民版权意识，可以从有声书的受众特性出发，有针对性地宣传。目前，大学生是有声书的重要消费群体，可以考虑在学校举办版权保护主题类讲座，聘请专家学者交流分享等，或者利用社交平台来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甚至以设立全国图书和版权日等方式提高全民版权意识。

（二）推进被侵权救济机制建设，降低守法成本

有声书版权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违法成本过低而守法成本过高，即使维权成功后获得的收益也很低。此外，当版权受到侵害时，被侵权者投诉的渠道十分有限，或者说救济机制还不健全。有声书的版权侵害行为的产生，通常是出于经济利益，这样的违法行为属于经济类犯罪，对于这类行为采用罚金的惩戒是最优选择，应该提高对有声书版权侵害行为的罚金金额，并降低维权成本，减少维权过程，切实保护有声书的版权。

（三）提供补贴，降低交易成本

支持正版有声书的交易，从表面上看是个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看，可以理解为是对创作者的作品给予最大程度的保护。因此，应该重视对有声书版权的保护。目前，有声书的交易成本过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侵权行为的发生，有关部门应该考量对于正版有声书的创作或者交易提供相应的补贴，减少直接交易成本。另外，可以为有声书设置最高定价，以此避免消费者因价格虚高而转向消费盗版有声书。

（四）区块链+版权，完善版权保护生态系统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数字版权的保护成为区块链应用的新领域。区块链作为一项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意义的创新技术，其技术优势可为有声书的版权存证、审核、确权、维权、交易管理等环节提供全新的发展思路。⑦区块链具备的去中心化、公开透明、智能合约三大特征，促使有声书数字版权保护更容易成为可能。例如，可以运用时间戳方法来提高有声书的版权保护，有声书作者向相关部门申请时间戳，形成作品唯一的凭证并记录在区块链上。另外，可以线上申请版权证，耗费时间、精力、成本较少，作者只需将作品提交申请到平台，形成相应的版权证书。通过利用区块链+版权，充分发挥区块链的优势，可以改善我国有声书版权保护状况，构建优质的版权保护生态系统。

五、结语

有声书使出版物不再固守于一隅物理空间，而是充分发挥产品内容的时空效益，以更便捷、人性化的数字阅读技术服务更新了的数字出版内容消费方式，提升公众的数字化阅读率和消费满意度。⑧有声书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下，其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促进有声书产业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保护有声书版权。只有维护了创作者利益，才能激发更多的创作者参与创作，才能提供更多优质的文化作品，丰富大众文化，满足受众需求，提升国民文化素养。

注释

①寇颖娇、吴献雅：《从审判实务透视有声读物版权风险及其防范》，《中国出版》，2020年第3期。

②桑宇芳、何强：《高校有声图书馆建设途径及实现策略》，《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年第3期。

③艾媒咨询：《2020年中国有声书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https：//www.iimedia.cn/c400/75882.html.

④冯白：《有声书产业的发展困境和破局》，《出版廣角》，2020年第24期。

⑤袁海龙：《公共有声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分析——以<马拉喀什条约>及视障群体参与全民阅读为视角》，《图书馆学研究》，2019年第5期。

⑥蔡金燕：《著作权视角下的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⑦秦艳华、王元欣：《“区块链+”时代有声书版权保护的应用展望》，《中国编辑》，2020年第4期。

⑧杨春磊、刘远军：《我国有声书的出版：现状、瓶颈与对策》，《中国编辑》，2020年第8期。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研究项目“疫情经济下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微企业融资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0GXJK092）研究成果】

（作者林欣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甘俊佳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林欣 甘俊佳

法经济学著作权论文 篇3：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

摘要：人工智能区别于人类的非生物性使其创作物被纳入现行著作权法保护一事备受争议。但不同于写作工具论，只要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独创性且体现了一定的智力成果，那么将其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内就是具有可行性的。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将版权赋予符合作品独创性标准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现行法律规定之下，人工智能成为其创作物版权的归属者并不可取，专利权利用尽也使得人工智能设计者不宜拥有生成物版权，从激励创作角度出发，版权归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可发挥其最大效益。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法经济学

日臻完善的科学技术使对人工智能新功能的开发如脱缰野马，人工智能在使社会生活更便捷多元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艾伦·图灵等计算机大师曾预言人工智能将使人类生存发生巨大变化，为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必须在问题积重难返前，用法律合理规制安排。在众多挑战中，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法学研究热点之一。

1 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的概述

19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上首次出现了“人工智能”一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一种可以借助大数据对技术进行分析和处理，在依照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自主学习，不断优化自身功能的机器。从文义解释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由“人工”“智能”两部分组成，“人工”指出了这种机器的人为开发属性，暗示了其对人工劳作的解放力;“智能”则说明了这类机器的制作原理是对人脑智能的模拟，是人类或类人智慧的延伸。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人工智能被人为编辑、输入程序后自主运作的产物，人工智能内部与数据库云链接，操作程序者输入关键字后，程序会自动进行关联、搜索、过滤、整理，最终将关联性最密切的信息整合输出。在过去，那些以文字录入和输出的机器设备仅仅是人类的写作工具，其对作品内容、结构表达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技术发展至今，一些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生成内容质量、结构安排不逊色于人类的文字，如果隐藏某些文字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事实，人们往往不会想到它们是由非人类“创造”而来，如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生成的大量报道体育、科技和财经新闻的稿件，被微软公司命名为“小冰”的人工智能产品“写”出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等。

2 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保护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

2.1 可行性分析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独创性和体现智力成果进行事实判断是决定人工智能创作物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关键因素。

首先，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独创性。我国法律未对独创性的含义及标准作进一步的解释。根据文义解释，独创性可分解为“独”和“创”两部分，“独”指作品由作者单独创造，具有区别于其他同类作品的唯一性、特殊性;“创”指作品由一定程度的想象力创造。微软于2018年开发出一款可以根据文字描述自行生成相应画面的人工智能。不同于僵硬机械的文字转化，该人工智能可以绘制出文字未曾涉及的画面细节，如蓝色的鸟喙等。这表明该人工智能可以摆脱仅仅作为单纯复制其数据库中原有作品的工具人局面，在一种人造想象力的支配下进行独立创作[1]。

其次，人工智能创作物包含人类的智力成果，是人类智力成果的延伸。笔者赞同笛卡尔所言：智能是人类所独有的，动物只是没有精神世界的野兽。机器人虽只是机械零件的有序组合，其本身不具有智慧，但不影响人类运用某些方法将智慧延伸到人工智能创作物之上。受神经生物学的启发，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脑工作。虽然这种模拟人脑工作的学习方式无法使人工智能摆脱其载体介质的限制从而自主产生和体验自我意识、情感，但是却赋予了人工智能仿照人类进行智力活动的能力。另外，人類的创造性为人工智能创作保驾护航，人类将自身智慧的产生源头、运用方法以数据形式编辑到程序算法里，利用大数据系统进行的自我计算恰恰是作为开发者的人类智慧的体现，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路径无一不是来源于人类智慧。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创作物包含人类智慧是毋庸置疑的。

2.2 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创新者而言，其本身更加关注的是因为创新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在目前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需要鼓励的不是进行创造写作的人工智能，而是使人工智能本身不断得到创新的投资者。法律只有给予人工智能创作物以版权保护，市场才会将由此而生的垄断性利益分配给投资者，才能在维持现有投资热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吸引、激发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兴趣和欲望。不同于人类作者在没有经济因素的鼓励下依然会在兴趣、荣誉等因素的作用下继续创作，没有政策的支持，人工智能创作背后的投资者、操控者得不到因此而生的经济收益，人工智能创作极有可能因缺乏资金支持而被叫停[2]。著作权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创建都是为了回应人类社会的需求，赋予作品以法律保护是为了鼓励作者更好地投身于文学艺术创作中，进而使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多元化。人工智能没有欲望而不受激励，最终创作与否、创造数量也并不由人工智能本身决定。只有确立人工智能创作物受版权保护机制，让广大投资者看到丰厚的市场利益，才能鼓励更多资本入驻。否则，在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情况下，权利被不断瓜分，利益被不断稀释，必然会使一部分投资者败兴而归，这对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法律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必然会吸引更多投资者前来分羹，在稳定现金流的支持下，人工智能版本会不断升级，写作技术将不断创新，产业运营能不断优化，越来越多高质量的作品才会源源不断地输入市场，进而营造一个文化繁荣而又多元的社会。

3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的归属

如前文所述，尽快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归属问题可尽早定分止争，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内利大于弊。

3.1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法律困境

我国著作权法所确立的作品归属模式是，“以著作权归属于作者为原则，以特殊规定为补充，以合同约定为例外”。依据传统模式，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其创作物的作者，但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并不具有成为法律权利主体的资格。

首先，对于非自然人的社会存在来说，如果想成为拥有法律人格的主体其必须满足一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在自身拥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和物质条件时同时满足法律的认可规定。显然，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既不能脱离程序的控制自主发挥具体功能或完成特定任务也没有从事活动所需的财产或其他必要条件，与此同时法律也没有准备好对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进一步探索工作[3]。或许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会被赋予有限或完全的法律人格，但是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成为权利主体的条件。同时，在私法体系中，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不仅相对应，而且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得转换，所以权利主体不能是权利客体，权利客体亦永远无法成为权利主体，只可能是法定支配权的对象。人工智能的产生出现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些需求，人类对其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其客体地位恒定。即使人工智能成为权利主体拥有了相应作品的著作权，该人工智能也并不能像自然人作者或法人作者那样行使权利。对生成物的保存处理与应用，对附着于人工智能创作物之上的权利行使与舍弃最终都将成为人类的社会活动。

其次，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主体除了进行创作的自然人之外还有与自然人存在某种关联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和精细化，非自然主体也可成为著作权的归属者，将法人或其他组织拟制为作者为同不具有人类资格的人工智能拥有其生成物著作权开辟了道路。但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失偏颇，法人或其他组织之所以可以被拟制为作者是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人类意志，法人和其他组织内的各个员工、部门拥有同一的意志和思想，这分散的意志和思想凝聚成了法人、其他组织的共同思想意志。而人工智能乃至人工智能创作物产生过程中的不同参与者却没有共同的意志思想，他们的意志都是分阶段分时间地独立作用于人工智能或其生成物的，故不能认为由此而生的人工智能具有独立人格[4]。而且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的机器人虽具有相当智性，但不具备人的心性和灵性，与具有“人类智慧”的自然人和自然人集合体是不能简单等同的。

3.2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设计者之证伪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并不是以拥有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为目的进行设计工作的，他们基于合同形式与人工智能创作物最终的所有者、使用者进行交易，以程序设计换取劳动力对等利益。“专利权人享有以所有权转移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发行权，但作品原件和经授权合法制作的作品复制件经版权人许可，首次向公众销售和赠予后，版权人就无权控制该特定原件或复制件的再次流转。”同版权领域一样，专利权权利用尽原则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专利产品在整个社会中的持续流通，这种公共利益应该优先于保护版权人利益而加以考虑，当人工智能投入市场流通后，其所有人或使用人利用其进行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应与人工智能的设计者或生产者无关，不思及此在实践中仍然以这种形式分配权利，无疑会造成设计者的双重得利，也会大大挫伤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积极性，加大了利用人工智能的社会成本，同时也不利于创作物的传播和利用。其次，从著作权保护的作品需要具有独创性的角度出发，无论是谁，只要他向有创造能力的人工智能程序进行了输入，然后产生了“某种独特的东西”，那么该人即为其作者。然而程序的设计者却并没有在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中加入自己独特的文学创造，仅仅是为人工智能的创作提供了技术路径。因此，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归属于程序的设计者并不合理。

3.3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投资者之证伪

没有投资者的加入，作品创作与传播之间的链条将会因缺少经济支持而断裂;没有投资者充当市场需求的风向标，创作者供给的作品也会因与社会需求格格不入而惨遭淘汰，久而久之，市场和创作将成为两座彼此孤立的小岛，文化之花也将因此迎来寒冷冬天。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市场投资者已经在充当创作与流通桥梁的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溢。著作权法以激励机制的运行来鼓励更多优秀作品的产生，致力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大规模量产的市场投资者固然是促进科学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力量，但是他参与进来的主要目的却并非是为了文化繁荣。投资者将资本大规模地投入人工智能的研发制造，再通过将人工智能出卖给市场上不特定的购买者来使资本更大规模地回笼，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的最初目的已得到满足，进一步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动力不足。此时再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付与他，显然不是最大限度地促进文化繁荣的选择，相反还会造成社会上财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局面，导致贫富差距的矛盾一触即发，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出发，人工智能投资者显然不是拥有人工智能著作权的良人。

3.4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之证成

人工智能投入市场后由不特定公民购买，如果购买者与使用者同一，则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当无争议，但如果购买者以出租、许可或者其他方式将人工智能转手給其他人使用，而且没有相关约定，此时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则又会出现分歧争议。笔者认为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使用者与购买者不一时，作品权利应该首先由使用者享有，原因如下：

首先，购买者无论是出租还是许可他人使用，都可以在权利分配的其他环节收回成本，而且使用者已向购买者支付对价，因而将创作物归于使用者并不会导致有失公平的现象。

其次，人工智能的使用者相比于其他主体是最了解人工智能创作物具体内容的人，他会更为准确地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发布在何种渠道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将权利配置给交易成本较高的使用者，可以有效降低人工智能创作物在市场流转过程中的附加成本，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品的价值。

最后，虽然同人工智能的设计者、投资者一样，对于某些“打开开关就开始创作”的人工智能而言，使用者在创作中并没有直接加入自己的独特思想，（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但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使用者对该人工智能的影响最为密切。因为人工智能是能够学习并且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的机器，它们创作的作品将更多地受人类如何对待人工智能，而非机器的设计和制造方式影响。“它们能够通过与周围环境中生物的相互作用来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同样型号的人工智能司机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就会有非常不同的行为”，创作型人工智能也是如此。

4 结语

只有法律与科技发展保持统一的前进方向，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进步。当前法律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态度模糊，人工智能使用者不能成为合法生成物的拟制作者，导致相应生成物的利益与保障无法得到落实。法律的修改和适用不是一时之功，新事物带来的法律问题首先应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尝试解决。由此，本文在不动摇现行法律的基础之上，将人工智能使用者拟制为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所有人，不仅可解人工智能给著作权市场带来巨大冲击的燃眉之急，而且还充分发扬了著作权法激励创新的制度精神，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 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知识产权，2017（5）：3-8.

[2] 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05）：128-136.

[3] 彭诚信，陈吉栋.论人工智能体法律人格的考量要素[J].当代法学，2019（8）：52-56.

[4] 谢琳，陈薇.拟制作者规则下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困境解决[J].法律适用，2019（9）：38-47.

作者简介：高姗（1996—），女，山东枣庄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高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