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成本效率循环经济论文

2022-04-29

摘要：本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结合辽宁利用FDI质量的情况，建立辽宁利用FDI质量评价体系。运用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的视窗分析方法对辽宁及其省辖市利用FDI质量的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基于省内三大区域发展的框架，提出改善利用FDI质量对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城市环境成本效率循环经济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城市环境成本效率循环经济论文篇1：

中国各省环境效率及环境效率幻觉分析

摘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深刻理解环境效率的含义，本文以全新视角对中国各省环境效率进行测量、分析。首先，基于中国各省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利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测算2011年至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其次，利用影子价格衡量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的优点，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出的环境效率测度公式，研究各省的环境负荷、环境效率，针对环境效率在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过程中的缺陷，提出环境效率幻觉概念，结合二者对全国各省进行综合评判，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各省环境效率值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整体上环境效率值在东中西部呈递减，但东北各省的环境效率值已普遍低于西南各省，且差距有扩大的趨势；出现环境效率幻觉的省份较少，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其数量在增加。再次，利用环境效率的上升和环境效率幻觉的下降判断，中国仅二分之一的省份环境质量在真正好转。最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人均收入以及对外贸易水平与环境效率正相关，政府规制与环境效率负相关，对各地区的影响却呈现出较大差异；政府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东部大于中部，而西部地区却存在负效应；产业结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西部大于中部，但是东部地区却存在着负效应；对外贸易的继续增加对东中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消极的影响，且东部大于中部，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影子价格；环境效率；环境效率幻觉；固定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在2010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的排名中，中国仅得49分，居所有163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21位，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中国的环境承载力已经接近上限，进一步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环境污染问题势必随着经济“掩饰”能力的减弱而集中爆发。“新常态”下如何降低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成本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周国梅、彭昊、曹凤中[1]指出其关键在于环境效率的本质提高。考虑各省在资源禀赋、生态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简单进行污染物量的比较不能体现不同省份污染物对其造成的经济影响，据此进行的环境效率对比可能显得有失公允且意义不大，而基于一定投入产出的影子价格弥补了相应的缺陷，突破以往用经济产出价值量与污染物实物量对比的局限，创新实际环境效率值的测度方法，并有助于更深层次分析环境效率。

1 文献综述

邱寿丰、诸大建[2]依据德国的生态指标体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构建适合度量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率指标，其中二氧化硫、氨氮、化学需氧量等成为主要影响因素。环境效率的高低已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李慧娟、龙如银、兰新萍[3]将其视为循环经济可实践化及数量化的有效工具，使得环境效率的测评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效率的测算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袁鹏、王大鹏、Cheerawit Rattanapan、Marius Winter[4-7]等学者分别测算了特定国家、地区、行业以及生产工艺技术的环境效率，并分析影响因素，这对于各层面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袁鹏、程施[8]的研究，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效率将得到有效提高。陈诗一[9]解释了中国的节能减排与工业发展是能够实现双赢的，支持环境治理能够引导环境优化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环境波特假说，再次证明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与环境具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吕力[10]从环境公平的经济学内涵出发，论证了环境公平对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并且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环境公平与环境效率的统一。综上所述，环境效率的提高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环境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环境效率现状准确了解的基础上。

环境效率测算方法较多，本文主要研究WBCSD这一量化公式。Kaoru Tone[11]运用环境效率=产生价值或提供服务/造成的环境影响，通过考察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环境影响，作为测算产品和科技环境效率的分母。在针对不同的环境效率测算对象时， Dezhi Li、 Jin Zhu[12]通过对公式的变型，将其变为环境效率=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资源或环境代价。同时，王震、石磊[13]尝试把环境影响等同于环境足迹的考量，这亦是对于环境效率测算的一种深化。Ruisheng Ng[14]在运用WBCSD公式运时，对测算的建筑工艺环境影响进行了拆分，使得环境影响能够进行分部统计。受此影响，本文引入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作为环境成本分部统计的公共单位。汪慧玲[15]和袁鹏[16]分别测算了我国农业污染物和城市工业污染物的影子价格，研究污染物给经济发展和污染治理带来的环境成本，使得非期望产出具有经济性，能够进行有效的价格信息获取，袁鹏[17]利用影子价格模型测算104个地级市二氧化碳（CO2）的边际减排成本，将影子价格衔接到差异地域条件下的环境负荷，进而影响各地区环境效率水平。武春友[18]考虑到了生态承载力对于环境效率的影响，使得环境效率的测算更加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符合各地区非期望产出影子价格差异化的特征，充分展示了影子价格在测算环境效率时的优势。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作为环境成本的计价单位，在考虑各省在资源禀赋、生态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前提下，能全面的衡量各种不良环境影响并予以直接总计，有助于分析环境效率内涵，改变对环境效率的盲目崇拜。通过测算环境效率幻觉，弥补单纯依赖环境效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时的缺陷。

2 研究方法

2.1 环境负荷测算公式

随着资源和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越来越严重，我们对环境效率的研究需要与生态环境负荷以及生态承载能力联系起来，将环境效率的测算建立在环境负荷动态变化的基础上，环境负荷的动态变化直接关系到环境成本的大小及环境效率的高低。具体表现为污染物排放量和影子价格的增减，根据人类环境影响（IPAT）公式的衍生方程。

其中， I指环境负荷，在本文中即为环境成本的总价值；pi 为第i种污染物影子价格；qi为第i种污染物的排放量。污染物的影子价格成为连接环境负荷与环境效率的重要桥梁。影子价格为单位污染物减排的边际成本，充分反映减少排放一单位污染物会造成多少单位合意产出的损失，污染物影子价格的高低意味着其对经济发展负效应的大小，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就是污染物的货币表现形式。其测算主要依据Fre[19]提出的方法，因篇幅所限，详细内容请参阅参考文献15、16和19。

2.2 环境效率评价模型

环境效率的计算主要是涉及资源、环境和经济三方面的指标，即以最少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商品，且对生态环境产生最小的影响，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的和谐度即为环境效率值，本文利用WBCSD提出的环境效率公式：

环境效率=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环境影响

其中，环境影响即为指环境负荷，则∑m[]i=1pmiqmi为第m省的总体环境成本，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则为第m个省的GDPm，EEm则为第m省的环境效率值。

2.3 环境效率幻觉评价模型

学者们的研究普遍证明：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环境效率值呈现增加趋势，但是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却显示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由此展开对环境效率真实意义的反思，自定义环境效率幻觉（Ecoefficiency illusion）：人们只重视环境效率名义上的增加，却忽略了在环境效率增加时环境质量却在降低的实际情况。环境效率幻觉产生是因为经济增长的绝对值远远大于环境成本增加的绝对值，掩盖了二者在增长速率上的差距，忽略了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本文将环境效率幻觉阐述为环境成本增长率与经济产出增长率之间的比值关系，如式（3）所示。

当环境成本增长率高于经济产出的增长率，则环境效率幻觉大于1，属于高环境效率幻觉范围，反之，环境效率幻觉小于1，属于低环境效率幻觉范围，当然，当环境成本负增长时呈现出负环境效率幻觉，即不存在环境效率幻觉。

2.4 数据来源

我国历年《环境统计年鉴》表明：农业、生活和工业是三个主要的污染物来源。由于在计算生活污染物影子价格时对于投入要素和期望产出无法有效，故予以剔除，2011年以前《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未对各地区农业污染物进行统计，因此本文主要测算2011—2013年农业和工业污染物影子价格，并分析2011—2013年间的各省环境效率和环境效率幻觉。计算农业的污染物排放影子价格时，以农业用水、土地和农业劳动力作为投入要素，产生的非期望产出主要为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期望产出为农业GDP；计算工业污染物的影子价格时，以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和固定资产作为投入要素，产生的非期望产出主要有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粉尘、固体废弃物和氨氮，期望产出为第二产业GDP。各省环境效率影响因素数据来自2011—2013《中国统计年鉴》，并作出相应处理。

3 结论与分析

3.1 基于影子价格的环境负荷与环境效率

采用MATLAB软件测算非合意产出影子价格，结合IPAT以及WBCSD，得出环境负荷和环境效率（见表1）。

基于污染物影子价格的各省环境负荷逐年减小，环境效率值逐年上升，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海南等东部省份，位于我国环境效率的第一集团，当然，由于西藏污染物较全国其他省份来说，数量非常的少，环境负荷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其环境效率同样处于一个极佳的位置，而河北、内蒙古、山西等能源大省，经济产出不高但环境负荷较重，环境效率水平在全国处于较低的位置，中部诸省基本处于中等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东北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其环境效率在全国处于较低的水平，西部的新疆、宁夏、青海等省份环境效率值远低于东中部地区。这清晰的验证了环境负荷与环境效率的反比关系，展示了降低环境成本对于提高环境效率的巨大作用。

3.2 各省环境效率幻觉值

基于上文提到的环境效率在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上的缺陷，运用式（3）得出环境效率幻觉如表2。

我国的省份环境效率幻觉值大多小于1甚至出现负值，表明大部分省份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环境成本增长速度的环境效率值上升。具体分析，对于环境效率幻觉的分析，出现环境效率幻觉的省份有两种类型，一是分布在东部地区的上海、海南、江苏等东部省份，其主要原因是著力发展第三产业而导致一二产业增长缓慢或负增长，如2012年上海出现环境效率幻觉则是由于其一二产业在实质上出现了0.87%的负增长；二是内蒙古、辽宁等省份，不仅经济增长缓慢且污染负荷增长迅速。辽宁2013年出现环境效率幻觉是由于环境负荷由41.96亿元迅速增加为62.24亿元，而经济增长率不仅低于环境负荷的增长速度，甚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综合分析两表中各省环境效率以及环境效率幻觉。出现环境效率幻觉的省份由2012年的3个增加到2013年的6个，增加个数虽少，但增长幅度达到100%，直接说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考察环境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变化趋势，2013年北京、天津、山西、吉林、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山西、青海、宁夏等16个省份环境效率幻觉在降低，这16个省份中，只有青海的环境效率值由663.88下降到了597.44，其余省份的环境效率值均呈上升趋势，这些省份存在环境质量好转条件下的环境效率上升，反之，我国接近一半的省份环境效率的上升是因为经济的绝对增长率高于环境负荷增长率而成就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质量改善。可见，单独考察环境效率以及环境效率幻觉时均不能较全面的衡量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而影响环境效率幻觉的环境成本增长速率与经济增长速率，能够为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好的评判。只有建立在环境效率幻觉基础上的环境效率上升，才具有真正衡量经济发展的功能。

4 各省环境效率影响因素及建议

根据已有研究，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虑各个省份差异较大且对环境效率（EE）有较大影响的几个指标，首先是政府规制（GR），它表现为环保投资占各省GDP的比例，政府对环境治理投资越大，表明环境规制的强度越高。其次是各省的产业结构（IS），二三产业比重高，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高，同时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更深。而人均GDP（PG）的高低是判断各省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位置的最好指标，人均GDP的提高，暗示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有更高的要求，而较高的GDP同样意味着对生态环境更大的索取，这必将影响环境效率。而进出口贸易额（IE）所占比重也是阐述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运用STATA软件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统计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高环境效率的发展方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环境保护能力必将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经济发展质量好坏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所以，提高环境效率，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心所在，根据实证结果分析如下：

（1）GR在全国范围内与环境效率负相关，但具体到东中西部地区，其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政府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东部大于中部，而西部地区却存在负效应。其主要是因为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西部发达，东中部GDP总量远大于西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成本增加，虽然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和GDP的增长，但是GR在GDP中的比重加大，会降低GDP 的增长率，经济的低速发展无疑会使得环境效率降低得更快。

（2）IS在全国范围内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但具体到东中西部地区，其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西部大于中部，但是东部地区却存在着负效应。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实质上已达到或接近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其二三产业的规模的增长会加大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相对比较落后，产业规模的扩大还存在着很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其产业规模与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东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的应该是产业质量而非产业规模。

（3）PG在全国范围内与环境效率是正相关关系。人均GDP的增加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大，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将更加注重环境质量的好坏，经济的增长对我国各地区环境效率值得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环境效率值总体偏低，即使粗放的经济增长依然能够促进环境效率的提高。

（4） IE在全国范围内与环境效率正相关，具体到东中西部地区，其相关性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发达，中部其次，西部较为落后，对外贸易的继续增加对东中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消极的影响，且东部大于中部，而由于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比重较小，其增长空间还很大，对外贸易的发展将继续促进其经济的增长，故对外贸易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值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要促进环境效率的增长，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东部地区加强政府规制，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对外贸易依存；中部地区应加强政府规制，发展二三产业，缩小对外贸易；西部地区则减少政府规制，发展二三产业但扩大对外贸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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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连芬戴裕杰

城市环境成本效率循环经济论文篇2：

辽宁利用FDI质量评价研究

摘要：本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结合辽宁利用FDI质量的情况，建立辽宁利用FDI质量评价体系。运用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的视窗分析方法对辽宁及其省辖市利用FDI质量的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基于省内三大区域发展的框架，提出改善利用FDI质量对策。其结果表明，辽宁利用FDI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效果良好；而各省辖市间利用FDI的效率尽管还有差距，但已有迹象表明三大区域在利用FDI向协调联动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FDI质量；DEA-Malmquist模型；视窗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省份引进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增长。辽宁作为东部沿海开放省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2006年的599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154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4%，年均增幅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在2010年突破200亿美元大关后，2011年再创历史新高，实际利用外资额继续保持全国第二位。

辽宁FDI在如此规模的压力下，是否能很好地消化吸收引进的外资，充分地释放外资红利？如何在保证FDI数量的基础上，提升利用FDI质量，使辽宁经济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过渡，最终实现该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探讨辽宁利用FDI质量的问题十分必要。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

对利用FDI质量的界定，主要在于FDI的投入对东道国的贡献。国外学者Kumar[1]认为，利用FDI质量的内涵是其为东道国带来的收益或正外部性。国内学者傅元海和方齐云[2]将利用FDI质量的内涵定义为东道国利用外资获得的净收益或净贡献。为了进一步划分利用FDI的贡献，本文将利用FDI质量细分为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间接贡献程度。

国内外对利用FDI质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研究FDI的利用与东道国经济社会环境的交互影响。程惠芳[3]着重就国际直接投资对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 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罗珊和黄翠珊[4]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认为在行业引资程度较高以及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低的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将对工资溢出产生积极影响。王华等[5]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认为其受不同技术差距的影响。杨树旺等[6]研究了不同来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认为来源于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和韩国、东盟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有负面影响，来自美国、日本和欧盟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这个趋势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函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来分析国家间、省际间利用FDI质量。

第二个趋势是针对利用FDI质量的评价方法研究。祖强和仲瑞[7]运用参考文献法建立利用FDI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专家印象法，为各指标设立权重，然后运用该指标体系评价江苏利用FDI质量。叶勇[8]利用因子分析方法，从FDI利用质量角度，构建了经济因子、技术管理因子、质量因子和制度因子四个层面共13个指标，分时期、行业、地区三个维度全面评估广东利用FDI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利用模式是数量型而非质量型，FDI在缩小广东地区差距中的作用有限，利用FDI质量整体偏低。

从以上研究现状看，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第一个趋势的研究已经十分全面和深入，但对第二个趋势的研究还不是十分充分，主要体现在：第一，实证分析中多运用因子分析法、层级分析法和灰色关联法等方法，免不了主观权重的设置，使结论缺乏可信性。第二，建立的利用FDI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都是基于国家或个别省份的宏观视角，没有对省份内部各省辖市进行分析。第三，评价指标的选取缺乏针对性与时效性。

本文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评价指标，只有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调整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要建立一套针对辽宁及各省辖市利用FDI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DEA视窗分析与Malmquist指数分析，通过比较东北三省以及省内三大发展区域，投入FDI后得到直接效果与间接产出的合理性，评价其利用FDI的直接与间接效果。

二、辽宁利用FDI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上，力求满足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实用性、目标导向性原则，尤其是一致性原则，即各指标的投入与产出间关系变动的一致性。

根据本文利用FDI质量的界定，将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两个层次。其中投入指标统一设定为限额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数、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协议合同数和实际利用外资额。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包括外资投资企业与中国港澳台投资企业（下同）。以上投入得到的直接产出有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将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数代替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相应获得的限额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外商投资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应作为直接产出指标。选用工业总产值作为直接评价指标，是由于辽宁FDI的投入主要都用于二三产业，第三产业主要用于房地产行业，而全国各地对房地产的经营状况是比较避讳的。

间接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是要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本文选用的产出评价指标都与利用FDI呈促进关系，以保证不出现负值。从辽宁历年实际利用FDI与地区GDP的比率来看， FDI在促进辽宁经济增长中具有显著性的正效果，故用地区生产总值评价辽宁经济增长情况，用二三产业占比评价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发展中，不但要强调经济增长，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不容忽视，并且由于FDI的投入主要还应用于城镇中，故用城镇人口占比评价辽宁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评价城镇居民富裕程度，用百户家庭移动电话评价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本文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质量评价FDI的利用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影响。建立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的说明、模型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DEA全称数据包络分析法（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 Method），是一种相对效率评价方法，属于运筹学的一个新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并很快成为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使用EMS软件与Deap21软件导出DEA结果。

本文采用一种全新的DEA分析方法，在辽宁各省辖市的评价中，采用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的视窗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表现在：第一，不需要假设具体的函数形式，避免函数形式设计出现错误。利用FDI得到的产出是多样的，很难设定固定的函数将所有结果包含在内，而DEA模型将所有投入与产出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不断变化的权重，得出最优的利用效率。第二，对利用FDI质量同时进行静态与动态研究，既可以横向比较同一省份同一年份利用FDI质量的稳定性情况，又可以纵向比较同一个省份不同年份利用FDI质量的变化趋势。第三，这种方法可以对辽宁利用FDI的效率进行分解，找出各省及省辖市利用FDI质量上升或下降的原因。

通过横向观察可以看出，辽宁利用FDI质量从2005年至2011年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其他两省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利用FDI质量下降的情况下，辽宁依然保持上升的趋势。“十二五”开局第一年，利用FDI的效率突破1，从DEA无效变为DEA有效。通过平均值计算，在东北三省的比较中，辽宁利用FDI质量的排名始终在最后，这与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地位不相一致。其中的原因在于，虽然辽宁招商引资的规模大于其他省，但其对FDI的消化吸收能力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其利用FDI质量有待提高，在保证规模的情况下，亟待提高利用FDI质量，转变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

通过纵向观察可以看出，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三省的综合栏距分别为0311、0443和0770，说明辽宁利用FDI质量变化还算稳定，而三省出现综合栏距的时间都在2008—2009年之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外资投入减少，宏观经济走低，对各省利用FDI的效率有相当大的影响。2009年之后，由于宏观经济复苏，各省利用FDI的直接效率都回到DEA有效水平上。当然三省在经济危机后，转变引进FDI的类型，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也为其效率的提高做了十分大的贡献。

表1仅体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投入后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率，本文再利用EMS软件分析辽宁利用FDI的间接效率，间接效率的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横向数据表明，在加入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等指标后，各省利用FDI的间接效率值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吉林的得分与其利用FDI质量的直接评价得分比，有很大幅度的下降，而辽宁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表明，尽管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近年利用FDI质量较高，但其在加速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忽略了其对社会环境及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表明其利用FDI的方式还是粗放型增长方式，若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现阶段必须转变利用FDI的方式，优化引进FDI的质量，对直接评价指标的盲目乐观会导致其经济规模报酬递减。通过纵向观察，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三省的综合栏距分别为0254、0580和0295，可以看出除了黑龙江，辽宁和吉林利用FDI质量的稳定性增强。

通过比较东北三省利用FDI的直接效率值与间接效率值，能够说明辽宁的FDI在保证规模的情况下，结构是在不断优化的，尤其是近年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配套交通等综合设施的建设，为辽宁带来质的变化。辽宁内部各地区结构和规模是否也是如此呢？本文继续用DEA软件Deap21研究辽宁各省辖市利用FDI质量情况。

（二）基于动态DEA的辽宁利用FDI质量Malmquist指数分析

在分析了辽宁利用FDI的综合效率后，本文利用Malmquist指数对该省内部各省辖市利用FDI的直接效率和间接效率进行分析。辽宁在“十一五”期间推行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其中辽宁沿海经济带于2009年被纳入国家战略，沈阳经济区于2010年成为正式的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辽西北地区在其他两个区域的带动下，也发展迅速。具体区域分布如表4。

通过超效率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大连和丹东一直处于DEA无效状态，且效率值一直降低。锦州和葫芦岛利用FDI质量在2006年达到DEA有效后，一直也处于DEA无效状态，盘锦除了2006年都处于DEA有效状态。作为唯一一个横跨两大发展区域的港口城市，营口利用FDI质量一直都处于DEA有效状态，其利用FDI质量值得借鉴。

第二，在沈阳经济区中，沈阳、锦州和铁岭利用FDI质量上，除了2006年达到DEA有效状态，一直处于DEA无效状态。鞍山和抚顺也一直处于DEA无效状态，本溪和辽阳在2008年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出现DEA无效状态，而在2008年之后都又重新回到DEA有效状态。

第三，在辽西北地区中，值得一提的是阜新和朝阳在“十一五”期末都达到DEA有效状态。为了分析以上效率值产生的原因，用规模可变模型进行效率指数分解。用DEA软件Deap21导出辽宁各省辖市利用FDI的直接效率值分解情况。具体如表4所示。

通过表4可以看出，大部分地区的利用FDI质量DEA无效的原因都是其规模效率过低引起的，尤其是沈阳和大连，2006—2009年，沈阳和大连利用外资总额占辽宁利用外资额的比率分别为880%、879%、807%和743%。从数据中发现，一方面，两市利用FDI的方式仍然是粗放型增长方式，FDI投入的产业大部分是规模报酬递减的，不利于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外资在两市的比率逐年下降，说明其他省辖市利用FDI比率不断增多。第一，拥有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盘锦和营口基本上都处于效率有效值上，尤其是营口，营口作为辽宁唯一的既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又是沈阳经济区重要出海通道的港口城市，其利用FDI质量是相当高的，可以作为同类城市的参照标准。丹东和葫芦岛的效率值不高，主要在于其技术效率太低，不过其仍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因而在技术环节上下功夫，可以得到更大的边际效益。位于沿海经济带的锦州，其利用FDI质量在不断下降，要尽快改变其发展模式。

第二，沈阳经济区的鞍山和抚顺，其效率值过低，抚顺在于其技术效率低，鞍山在于其规模报酬递减。而本溪和辽阳已经达到DEA有效。铁岭在规模报酬递增的背景下，不断增加其技术的利用。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辽宁沿海经济带上的大连和锦州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五年内分别增长了40%和91%，两市都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高，其综合效率在降低。大连主要是综合效率中的规模效率低下，这与我们前文分析的逐年降低的效率值以及规模报酬递减是一致的，而锦州是综合效率两方面都在降低。尽管营口在超效率值的业绩上特别突出，但其技术效率低下，影响了其综合效率。丹东和锦州在技术效率方面在不断提高，其综合效率五年之内是降低的。而葫芦岛仍然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利用FDI质量最差的城市。

第二，在沈阳经济区中，本溪、辽阳和铁岭五年内其利用FDI的效率值分别增长573%、71%和121%，可以看出其利用FDI的综合效率都呈增长趋势，东部地区释放利用FDI红利的优势在向辽宁中部地区转移。

第三，在辽西北地区的三个城市中，铁岭和朝阳五年内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长121%和274%，而这完全得益于其技术效率的高增长，故而也可以解释之前两市尽管利用FDI规模有限，但其效率值高的原因是其在利用FDI方式上多采用高新技术产业。当然，这与其他两大区域的带动以及国家省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

重复上面利用FDI质量直接评价的步骤，分析其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从表6可以看出，其效率值都或多或少比单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了，与评价辽宁利用FDI时的情况是一样的，这说明辽宁在“十一五”期间利用FDI的过程中，注重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辽宁的城镇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质量都有所关注，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仅锦州、辽阳、铁岭和葫芦岛利用FDI质量都没有达到DEA有效，其他几市在“十一五”期末达到DEA有效。对其继续进行效率值分解，其结论与效率值一致，因而将其放入附表作为参考。

通过分解各省辖市在五年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可知，第一，辽宁沿海经济带仅营口效率值有小幅增长，其他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下降。大连和葫芦岛主要是其规模报酬递减与技术效率退步而导致的质量不高。丹东不管在其可变还是不变的规模效益下，技术效率都在下降，而盘锦在其不变规模报酬下的技术效率不高。锦州主要在于其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其规模报酬递减。第二，对于沈阳经济区来说，沈阳、鞍山、本溪以及营口均因其高速增长的技术效率而获得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利用FDI质量良好。尽管抚顺的技术效率近几年也在增长，但其增长的速度并没有弥补其综合效率低的状况。辽阳的技术效率处于下降状态，不管在其可变还是不变规模效益下。铁岭的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都在下降，作为两个区域共有的城市，对其利用FDI质量进行改进的边际效益更大。阜新和朝阳的技术效率都存在下降趋势，这与之前的效率值分解存在差异。第三，辽西北地区主要引进的是高技术FDI，故而应该保持这种优势。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辽宁2005—2011年以及其14个省辖市2006—2010年面板数据，通过分析辽宁以及各省辖市利用FDI的效率来描述其质量高低，并选取动态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模型视窗分析法，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辽宁利用FDI得到的直接工业增加值与利润看，其效率是在逐年增长的，并在2011年末达到DEA有效，但其利用FDI质量总体上并没有在东北三省起到带头作用。究其原因在于其在FDI的消化吸收方式上采取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其规模报酬递减，尽管规模上在东北三省中取胜，却在投入产出比的相对效率上落后了。然而，辽宁利用FDI质量的变化逐年稳定上升，说明该省已经意识到自身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缺陷，开始问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在从直接得到的三种微观产出扩展到六种宏观产出后，辽宁的效率值或多或少得到提高。而直接效率最高的吉林，其间接效率值下降了许多。说明辽宁已经注重优化利用FDI质量，在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这与其直接评价结论相一致。

第三，通过对辽宁各省辖市各年份效率值的分解，结合Malmquist指数法，在辽宁三大区域的框架下，分析各省辖市利用FDI的相对效率，同样发现并非利用FDI规模最大的决策单元，即沈阳就是效率最高的决策单元，表明如果存在技术效率低下，或是规模报酬递减等粗放型增长方式，则会阻碍对大规模FDI质量的消化吸收。利用FDI达到DEA有效的城市，从高到低依次为本溪、朝阳、铁岭、锦州、辽阳和大连，利用FDI质量最差的城市是葫芦岛。

第四，在辽宁三大区域的框架下，分析省内各省辖市间接利用FDI质量的相对效率。利用FDI质量达到DEA有效的城市，从高到低依次为沈阳、朝阳、鞍山、本溪和营口，葫芦岛仍是利用FDI质量最差的城市。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利用FDI的规模优势在向中部以及西北部转移，而西北部地区由于引进FDI时间较短，有其他两个区域做参考，更注重吸收高新技术FDI，故而效率较高。而东部地区更注重居民生活环境以及服务配套设施等发展，而逐渐将单纯依靠人口优势的大型制造业向中部地区转移，故而出现在加入城镇化、环境保护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等标准后，东部地区各市的效率值均有所提高。

（二）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两方面对策：

首先对于辽宁而言，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唯一一个沿海开放地区，应该发挥其地理环境优势，在利用FDI的数量与质量上保持龙头地位，而不应该盲目追求FDI的数量。为了更好提高该省利用FDI的直接效率，应提高引进FDI的标准，将FDI更多地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过渡。对于辽宁利用FDI间接效率的提高，要引导FDI的利用方向，转移沿海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如商业街和信息技术产业等。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外商来辽投资的成本，同时也利于相关产业的集聚，形成产业集群。

其次对辽宁各省辖市而言，要根据不同的区域找出相应的对策。第一，

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应继续发挥其区位优势，保持稳定的FDI规模，着重调整利用FDI的方式，在引进FDI的过程中，严格筛选和把关，从源头提高利用FDI质量。根据调查，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3年左右会消失，但针对辽宁人口情况，预计到2020年该省的人口红利才会消失。故而要抓紧利用其优势，在南部FDI北移的情况下，更要认真筛选，不要陷入规模报酬递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中。

在利用好FDI对工业产值的贡献后，辽宁沿海经济带应该利用其优越的服务配套设施与良好的投资环境，利用FDI大力发展服务业，除了房地产，还有金融和贸易等，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全面发展。

第二，对沈阳经济区，作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工业，并形成产业集聚的优势是该区域的首要任务。在利用FDI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注重生产的经济效益；二是注重生产的环境效益。在不影响产出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污染。可以在签订FDI合同时，约定好环境质量标准；或者直接与国外具有先进环境治理技术的企业合作，促进经济循环发展。

第三，对辽西北地区的三个城市来说，应尽快建设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如交通和水利等，综合配套设施跟上了，城市环境优化好，自然会吸引高质量FDI与高素质人才，并可以尽量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与其他两个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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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作者：张力弘　刘凌飞

城市环境成本效率循环经济论文篇3：

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倒U型”非线性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显著“U型”非线性关系;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影响，东部地区环境壁垒已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快形成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淘汰落后高耗能产业，增加具有“节能倾向”的研发投入，“东缓西快”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由“褐色”向“绿色”转变。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能源强度;面板数据

作者简介：张瑞（1977-），男，山西河曲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能源经济、循环经济、技术经济;陈雪（1993-），本文通讯作者，女，辽宁葫芦岛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环境经济;孙夏令（1994-），男，山东潍坊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计量经济。

一、引言

环境规制是政府为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的系列环境政策[1]。中国实施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意图倒逼企业“节能减排”。目前环境规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关于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果，研究观点存在差异。第一种是“遵从成本效应”的正向影响，即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会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支出，导致其生产成本增加，为保证自身收益，企业对能源需求大幅增加，提高能源强度。彭树远、Jorgenson支持这一观点[2-3]，国内尤济红和高志刚通过对新疆地区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增强不能提高能源效率[4]。第二种是“创新补偿效应”的负向影响，即环境规制的增强可以倒逼企业进行节能技术创新，在产出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了对能源的需求，从而降低能源强度。万伦来等认为有力的环境规制可以降低能源强度。第三种是“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既存在正向影响，也存在负向影响。胡宗义等认为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存在正U型关系，较弱的环境规制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5];杨先明等认为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6];周肖肖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间存在倒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门槛”，才能达到降低人均能源消费的目的[7]。以上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存在影响，但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性，多数学者主要从微观角度论证环境规制的实施对企业或者某一行业能源效率的影响，而较少关注环境规制所形成的宏观的 “环境壁垒”效应以及因其产生的“产业转移”现象对经济多样性的间接影响。

Jacobs称经济多样性是城市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之间的重要联系[8]。Dissart在研究中将经济多样性看作是人员在不同产业间就业分布的平均程度[9]。Frenken对产业间联系及相关度进行研究，将经济多样性进一步划分相关多样性和无关多样性的概念[10]。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的必要过程，经济多样性可以看作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新产业涌现，产业多样化发展的结果，用产业多样性来代指经济多样性。目前，学者多关注经济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acobs、Valerien经过研究认为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8，11];丁建军等人通过探索阿巴拉契亚地区经济多样性的减贫经验，认为发展经济多样性可以有效地提高地区收入，实现脱贫[12];而孙祥栋认为经济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经济多样性产生的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13]。也有部分学者从产业集聚角度关注某一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乔海曙等认为制造业产业专业化集聚比多样化集聚更能提升能源效率，但过度专业化集聚不利于提升制造业的能源效率[14];邵帅等人研究认为经济集聚水平只有达到一定阈值后，才能实现节能减排[15]。以上研究表明，经济多样性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或是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变化，但是尚未考虑到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也未考虑到环境规制与经济多样性发展的交互影响。

因此，本文将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三者结合研究，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我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并按东部、中部、西部划分区域，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我国能源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提出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经济多样性发展政策及能源政策制定的建议。

二、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从微观角度分析，环境规制的“遵从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企业成本、收益和技术创新，进而影响能源强度。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倾向于减少污染物排放、治理环境污染等“末端治理”的投资，此时“遵从成本效应”发挥主导作用，影响企业产出与能源需求[4]。一方面，减排治污投资的增加会挤占企业生产性投資，减少单位能耗产出，能源强度增加。另一方面，减排治污投资的增加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为保证自身收益，企业会选择消耗更多的能源来保证产出，能源强度增加。而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优化和强度增加，会迫使企业关注“前端预防”，即增加节约能源、增强能效等方面的投资，此时“创新补偿效应”发挥主导作用[16]。一方面，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升级生产技术，在同样产出下，减少对能源要素的需求，降低能源强度。另一方面，生产技术的升级可以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间接降低企业减排治污支出，从而降低能源强度。从宏观角度分析，环境规制通过形成“环境壁垒”影响经济转型升级来影响能源强度。环境规制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重新进行资源配置[17]，一方面为产业准入设置环境壁垒，进一步淘汰落后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促进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发展，加快经济结构的“节能”升级;另一方面，区域间环境承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可能会形成产业转移现象[18-19]，例如：高耗能产业向环境规制强度较弱地区转移，经济结构优化度较低的地区会出台环境优惠政策吸引新产业入住。

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在经济增长不变的情况下，低耗能产业多样性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更小，增加低耗能产业多样性可使能源强度降低;高耗能产业多样性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更大，增加高耗能产业多样性，会增加能源强度。二是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Jacobs认为不同产业间人员的流动，可以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交流，有助于新工艺、新技术的产生，更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8]。当能源总需求相对不变时，经济多样性可以加强产业间的知识溢出，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降低能源强度。但是，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多样性的增加方向可能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一方面环境壁垒作用会限制区域高耗能产业多样性的发展，降低能源强度;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能会导致高耗能产业向能源要素较为富集、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转移，增加了这些区域高耗能产业的经济多样性的同时也会提高能源强度。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理论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变化有影响，接下来将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作用机理。除环境规制与经济多样性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外，研发投入水平[20]、城市化水平[21]与经济增长水平[22]多被认为是驱使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同时，为检验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引入环境规制二次项;其他影响能源强度变化的因素归于其他因素ε。因此，构建实证分析基本模型为：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能源强度（EI）。用各省市单位产值能耗表示，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该指标表明了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活动对能源的利用效率。能源强度越低，表明该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强度越高，表明该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越低。各省市年度实际GDP以2003年为基年，利用各省市年度GDP指数（上年=100）计算得出。

2.解释变量

（1）环境规制强度（ER）。目前研究环境规制多用工业污染排放量来衡量[6]，缺少对预防性投资的关注。自2002年《清洁生产促进法》出台，我国污染治理模式由末端治理逐渐向全过程控制转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2012年以前为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三者之和，可以较全面的衡量我国经济发展中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例也是世界上衡量各国环境规制强度的重要对比指标。因此，环境规制强度用各省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例表示，单位：百分比。

3.控制变量

（1）研发投入水平（RD）。用中国各省市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表示该省市研发投入水平[20]。研发投入是影响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研发投入增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研发投入的增加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研发投入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保持收益，会增加对能源的消耗，产生技术“回弹效应”，增加能源强度。

（2）城市化水平（UR）。城市化水平选用各省市城镇人口总数与总人口数的百分比表示[21]。城市化进程也是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一方面城市化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维护运行，且城市化会导致城市人口除基础生存需求外的能源消费需求增加，例如对汽车等代步工具的需求、对空调、电脑等电器的需求;另一方面，城市化促使人口、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某一区域重组优化，促进了新技术、新工艺、新产业的产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可以降低能源强度。

（3）经济增长水平（PGDP）。经济增长水平用各省市的人均实际GDP表示[22]。经济增长离不開能源消耗，当经济增长幅度低于能源消耗幅度时，经济增长将会增加能源强度;当经济增长幅度高于能源消耗幅度时，经济增长能降低能源强度。

（三）数据来源

自2003年我国提出把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改善环境、调整经济发展结构，降低能耗，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因此本文选择2003-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市（不包括中国西藏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数据来实证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数据主要来源于2004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为确定其平稳性，避免“伪回归”现象，先对模型中能源强度、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多样性、经济增长水平、城市化水平、研发投入水平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采用LCC检验法、IPS检验法、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滞后期选择以SIC原则为准。根据各变量时序图特点及检验结果综合分析，认为各变量原始序列不平稳。对变量原始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的原始数据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且均在1%置信水平显著，原始数据为I（1）序列，检验结果见表2。

（二）面板协整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变量进行Kao协整检验和Pedroni协整检验，检验后的各项结果如表3。Pedroni检验中有四项检验结果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Kao检验在显著性水平5%的情况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原假设，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即能源强度与经济多样性、环境规制强度、研发投入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三）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运用Eviews软件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F检验和Hausman檢验，确定面板数据模型I—III均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III为对照组）。再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全国）如表4所示。

表4中模型I—III估计结果显示，模型拟合优度均在97%以上，模型解释能力较高。

（1）环境规制强度（ER）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仅考虑一次项的情况下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2003—2017年间，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以“遵从成本效应”为主，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不能降低能源强度，可能是因为现行环境规制更倾向于末端环境污染治理，这种环境污染治理支出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挤占企业生产技术投资，且我国能源价格属于国家管控，非市场化定价，导致能源价格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来说价格偏低，使得企业为维持自身收益，大幅度增加对能源要素的需求，从而增加了能源强度。环境规制强度二次项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能源强度先增加后降低，呈现“倒U型”曲线，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即存在“遵从成本效应”，也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拐点值后，“创新补偿效应”逐渐发挥主导作用，此时企业很难再通过增加能源要素需求来实现自身收益需求，再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可以倒逼企业从生产源头进行“节能创新”，从根本上降低对能源要素的需求，从而降低能源强度。在模型中增加环境规制与经济多样性的混合影响后，环境规制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影响曲线的拐点左移，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多样性二者协同作用下，可以提前实现环境规制降低能源强度的目的。

（2）经济多样性（ED）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经济多样性在模型中影响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增加经济多样性可以降低能源强度。说明自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已取得成效，限制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扩张，促进了低污染、低耗能新兴产业发展，经济多样性增加具有“节能”倾向。同时，不同产业间知识溢出，推动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使得我国经济多样性增加对能源强度降低体现出促进作用。

（3）环境规制与经济多样性混合效应（ER×ED）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混合效应在模型II中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的“环境壁垒”效应尚未发挥积极作用，环境规制的实施反而抑制了经济多样性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促进作用。这种现象可能是我国地区能源分布不均，环境规制强度也存在区域差异性，使得高耗能产业由环境规制较强地区向环境规制较弱地区转移，这种环境规制引起的高耗能产业转移不利于我国降低能源强度。

（4）控制变量（X）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发投入水平（RD）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我国研发投入水平与能源强度负相关，研发投入具有节能倾向，增加研发投入可以降低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UR）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效果不显著，可能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需要进行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城市人口生活需求较高，造成能源要素的需求增加，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节能”优势尚未体现出来，因此难以由估计结果确定城市化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具体影响。经济增长水平（PGDP）系数均为负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与能源强度负相关，经济增长对能源要素的需求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正逐步向经济绿色增长转型。

（四）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由于中国各省市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差异，能源赋存西多东少，环境规制也存在区域差异。为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将所研究的中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进行实证分析。经检验，东、中、西部原始数据为一阶单整序列，且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 所示。

由表5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大地区模型拟合优度均在99%以上，模型解释能力较高。对比东、中、西部地区和全国的数据，部分变量结果存在区域异质性。

（1）环境规制强度（ER）对能源强度的区域影响。结果显示，三大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均存在1%水平上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曲线呈“倒U型”，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曲线呈“正U型”。从作用机理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以“遵从成本效应”为主导，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先一步发挥“创新补偿效应”的积极作用。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我国东部地区发展较早，2003—2017年间，环境规制可能更倾向于“减排治污”投资，还未体现出明显的倒逼企业“节能创新”效应。中部地区发展晚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上吸取了“先污染、再治理”的教训，借鉴了环境治理与保护的优秀经验，环境规制的实施更注重“节能创新”方向的投资，因此，相比于东部地区，先一步达到拐点值，发挥“创新补偿效应”的积极作用。西部地区发展最晚，经济发展过程中，引入了很多东部、中部地区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实施环境规制可以更快地体现降低能源强度的趋势，但是由于西部地区能源富集，能源要素价格较低，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可能会使企业消耗更多的资源来保证效益，不利于降低能源强度。

（2）经济多样性（ED）对能源强度的区域影响。结果显示，三大地区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均为显著负向影响，即增加经济多样性可以实现降低能源强度的目的，说明我国近些年各区域经济多样性增长均呈低能耗的倾向。

（3）经济多样性与环境规制混合效应（ER×ED）对能源强度的区域影响。影响结果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负向显著，说明在环境规制的影响下，经济多样性增加可以进一步促进能源强的降低，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实施环境规制，近些年已形成强力的环境壁垒，提高了地区产业准入要求，影响了经济多样性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促进作用，环境壁垒发挥积极作用;中部地区混合效应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正向显著，说明环境规制的实施反而抑制了经济多样性增加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弱于东部地区，使得耗能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抑制了中部地区发展经济多样性来降低能源强度。西部地区影响效果不显著，但呈负相关趋势。西部地区能源富集，吸引了大量能源产业入驻，对能源要素需求大，但近些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人才的引进，也为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多样性提供福利，因此，经济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能源消耗的影响，呈现负相关趋势。

（4）控制变量（X）对能源强度的区域影响。结果显示：研发投入水平（RD）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區域差异性，东部和西部地区研发投入水平与能源强度在1%置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有明显的节能效应，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可以降低能源强度;而中部地区研发投入水平与能源强度呈正相关，产生了“技术回弹”现象，可能是因为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生产成本，中部地区能源要素丰富，企业更倾向于消耗更多资源来保证效益，应通过政策补贴等方式及时调整研发投入的强度和方向。城市化水平（UR）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集聚效应”形成明显的提高能效现象;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系数为负，统计学效果不显著。经济增长水平（PGDP）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均为负向显著，说明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节能”趋势，经济增长对能源要素的需求降低，经济增长逐渐由“褐色”增长向“绿色”增长转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五、结论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3—2017年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检验了东、中、西部地区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

（1）环境规制与经济多样性确实是影响我国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三者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实施环境规制，推动经济多样性发展是我国节能降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影响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

（2）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存在显著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能源强度。三大区域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能源强度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西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三大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处在曲线拐点左侧;东部地区环境壁垒已经发挥积极作用。

（3）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负相关，继续增加经济多样性可以降低能源强度。就全国而言，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还需完善，环境规制抑制了经济多样性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部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负相关，但影响强度不同;混合效应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多样性发展受到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多样性发展受到环境规制的消极影响，西部地区影响尚不显著。

（4）研发投入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研发投入水平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但中部地区出现了“技术回弹”。城市化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东部地区两者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统计学意义上影响效果不显著，但呈现降低能源强度趋势。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经济增长逐步转向绿色化。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政策，有针对性、科学性地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例如，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调整环境规制的投资方向，加快形成“节能创新”机制，倒逼企业节能创新;中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尽快形成有效的环境壁垒，淘汰落后的高耗能产业;西部地区要保持现有优势，适度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

（2）及时调整经济多样性增长方向，加快形成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加快淘汰落后高耗能产业，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就全国而言，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还需完善，环境规制抑制了经济多样性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部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负相关，但影响强度不同，应根据地区发展实况与资源条件，合理地制定经济多样性发展策略。东部应积极发挥环境壁垒作用，增加低污染、低耗能产业多样性，继续优化其产业结构;中、西部地区需要尽快形成环境壁垒，严控高耗能产业转移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经济多样性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注重清洁能源产业、清洁生产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能源富集的地区优势，加强环境、能源、经济三者的综合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3）增加具有“节能倾向”的研发投入。东、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强研发投入，以降低能源强度;但中部地区出现了“技术回弹”现象，需要及时调整研发投入的方向，增强具有“节能倾向”的研发投入。

（4）“东缓西快”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东部地区应延缓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进程，积极推动新型绿色城市化建设;中部、西部地区应积极促进新型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能源利用效率。

（5）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由“褐色”向“绿色”转变。经济增长水平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我国经济增长已逐渐向绿色化转变。要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保持现有优势，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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