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健康保险管理论文

一、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德国医疗保障体制是典型的社会保险模式，即雇主和雇员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由依法设立的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组织，代表参保人向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或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形式。社会法定医疗保险是该体制的主体而商业健康保险只处于补充的位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商业健康保险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商业健康保险管理论文 篇1：

健康管理——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新契机

摘要:商业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都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新事物,发展速度迅速,但都同样面临着诸多的障碍,而两者的有效结合能缓解双方在各自发展中面临的困难,达到双赢的效果。本文就双方如何通过有效结合达到共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 健康管理 共赢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也由此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更是为我国商業健康保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健康保险的特殊性,受到内外各种环境及因素的制约,其发展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健康管理是近几年才在我国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飞速发展的同时同样面临巨大的困境。综合国内外的经验,两者的有机结合能为双方特别是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1 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保险业复业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主要表现在:①业务规模迅速增长。据统计,健康保险保费收入2001年为61.52亿元,2002年为121.55亿元,2009年达到了573.98亿元,保持了连续快速增长的势头。②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产品供给日益丰富。根据修改后的《保险法》,财产保险公司也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这使有资格经营健康保险的主体增加到50个以上,提供的健康保险产品数量已经超过300个。除了传统的费用补偿型产品和住院津贴型产品,保险公司也开始涉足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新领域。③服务领域日益拓宽,社会影响明显扩大。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已经覆盖了包括电力、铁路、邮政、通讯等行业在内的各大行业,社会影响也明显扩大。

虽然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商业健康保险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整体规模尚小、产品结构较为单一、风险控制能力有待提高。有数据显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人群总体还是较低。2008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所覆盖人群仅占人口总人数的10%左右,而美国参加各种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口占86%,台湾更是高达96%[1]。而且,商业健康保险所占人寿保险的份额也偏低,2001年为4.32%,2002年为5.38%,2003年为8.03% ,2004年为8.05%,2005年为8.4%,2006年为9.12%,2007年为7.63%,2008年为7.86%,远低于国际上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30.00%左右的水平[2]。同时,我国健康保险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近年来慢性疾病持续上升,医疗负担日益加重,保险赔付率因此出现大幅度增加。数据显示,过去10年,慢性病患者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2008年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疾病病例数达2.6亿。这种赔付率较高的问题阻碍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引入健康管理机制,通过健康管理来改善被保险人群的健康状况,从而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降低健康保险的赔付率,在国际上已经证明是一个可行的成熟的经营模式。现代健康保险的模式必将是保险公司既承担医疗费用风险的提供者,又能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2 健康管理的发展现状

健康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及行业是最近20~30年才兴起的,它是一种对个人及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佳的健康效果[3]。一般来说,健康管理由3个步骤组成:第一步是收集服务对象的个人健康信息,包括个人一般情况、目前健康状况和疾病家族史、生活方式、体格检查等;第二步是根据所收集的个人健康信息进行患病危险性的健康评价,也被称为疾病预测,这一步是整个健康管理的核心部分;第三步是个体化的健康改善,即医生在健康评估的基础上对个人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通过行为纠正改善健康,并追踪效果。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变化,患者群体、保健群体、健康促进群体、特殊健康消费群体和高端健康消费群体逐步形成,健康管理服务机构迅速发展。到2006年,全国健康管理服务机构至少已有200家以上。其主要的经营模式包括:①附属于医疗机构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③专业体检中心健康管理服务模式;④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务公司)服务模式。

然而,目前我国健康管理尚处在初期阶段,仍存在很多问题[4]。①健康管理机构良莠不齐,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混乱,运营不规范。②健康管理机构专业化程度不高,投资者众多,造成恶性竞争,普遍利润较低、经营困难。③健康管理机构未与其他健康相关组织实现信息化网络对接,区域间信息不能共享。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包括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专业研究团队的缺乏、理念宣传和传播力度的不足,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健康保险业的有效支持不足也是制约健康管理长效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外健康管理发展经验,健康保险业与健康管理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我国的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都处于起步阶段,行业合作严重滞后。因此,建立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的良好合作关系,探寻两者共赢之路对于双方的共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共赢之路

近年来,国际健康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显示,健康保险的风险管控已由单纯的财务风险控制向与健康风险控制结合转变,健康管理也由事后管理向事前事中事后管理转变,健康保险由保险公司独立管理的模式已经向合作方共同管理转变,健康保险正在由办法管理、被动管理向模式管理、主动管理转变。据美国霍普金斯医学会统计,健康管理可以使健康保险公司的直接医疗开支降低30%。综合国内外的经验,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的有效结合是达到共赢的必经之路。目前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的结合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健康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共建式健康管理模式

健康管理在健康保险业的应用主要在于减少投保人患病的风险,从而减少赔付。在国外,一般是从投保费用中支出健康管理的费用。对于投保人,这种办法提高了个人的健康水平,减少了患病的风险;对于保险行业,这种办法有效地减少了医疗费用的支出。而医院是实现健康管理的最佳场所,特别是在健康管理刚刚起步的中国。因此,医保合作是发展健康保险的有效之路。首先,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可以优势互补。第二,能够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第三,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医保合作的动力。保险公司在医疗机构的配合下有效地控制整个医疗成本,这为保险公司收益最大化创造了条件。而医疗机构在保险公司的支持下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潜在客户,这为医院业绩的提升增加了动力。因此,医保合作是一种双赢行为。

健康管理和医疗机构及保险机构的合作模式还可以有更多的尝试,如参考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HMO)”的做法,按人头预付费用。保险公司与医院签订医疗承包合同,超支部分保险人不负责,节余部分归医院所有。这种方式收费低廉,又能有效地控制成本。

但这种医保合作之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保单调整、付费方式、利益分摊方式、第三方监管问题等等,特别是我国的绝大部分医院是公立医院,这就在具体操作上更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些民营医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相对容易操作的机构入手,探索出符合双方利益的具体合作方式。

3.2 健康保险公司自建式健康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在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保健康)成立后,就进行了试点运行。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建司以来,一直秉承“健康保障+健康管理”的经营理念,努力尝试把健康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具体服务形式融入健康保险业务领域。近期,该公司投入专业力量,独立研发的“健康管理系统”通过国家版权局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取得了软件著作权登记,获自主知识产权。这标志着人保健康在贯彻落实“健康保障+健康管理”的经营理念的过程中,又取得了重大成果。目前,人保健康已在部分分公司对该系统展开推广试用,为团体和个人客户提供健管服务。客户填写完毕的健康状况调查问卷被录入系统后,系统即可根据有关指标和专业算法,自动对每个客户的健康状况进行分类(一类正常人群、二类高危人群、三类患病人群),同时识别出健康危险因素(如肥胖、高血压、吸烟等)。之后,系统可自动生成健康评估报告、膳食建议、运动建议、疾病风险分析等,并根据健康危险因素为每个客户制订有针对性的干预服务计划。对于团体客户,还可为其出具团体健康状况报告,列明团体内的高危人群,以及针对团体的健管服务计划。后续的各项服务计划会由系统自动分配给有关的健管工作人员,并按照预约服务、服务实施、结果记录和反馈等步骤实行流程化的管理,以保证服务时效和质量。

可以看到,随着健管服务的不断深入,一方面,被保险人的健康风险得到有效管控,赔付支出会随之下降;另一方面,客户因为享受到了专业的健管服务,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则会带来了更多的销售机会。

3.3 健康保险公司外包式健康管理模式

由于我国的健康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专营健康保险的仅有4家,其余都是在寿险公司和财险公司下的一些险种经营,故除了人保健康拥有自己的健康管理公司外,其余关于健康保险的自建健康管理公司基本是空白。但同时,国内目前的健康管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这就为这种外包方式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种健康保险公司与独立的第三方健康管理公司合作外包,也是目前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结合的最主要的形式,其外包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健康咨询、健康体检、健康评估、预约挂号、生活方式管理等。保险公司通过跟健康管理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从保费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健康管理的费用,由专业的健康管理公司运用健康教育、健康咨询、预防保健、医疗服务网络、康复指导等多种手段,切实改善和提高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达到健康促进的目的,进而减少保险公司的风险和赔付率。

综上所述,从现状来看,健康保险公司在与医疗机构(尤其是有实力、被民众所广泛信赖的大型医疗机构)的博弈过程中,仍处弱势地位,利益共同体尚难形成;健康保险公司希冀构建自己可管理的医疗网络体系难度还很大。另外,主流医疗机构的关注点仍在疾病治疗方面,短期内恐也无暇帮助保险公司提供进一步的健康管理服务。但从长远的行业发展来看,综合国内外的经验,在健康保险中引入健康管理概念,将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由单纯重视事后风险管控延伸到包括事前预防在内的全过程健康管理,应当成为健康保险发展的方向。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必须实现真正的“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一体化,体现出专业健康保险的特色才是出路。

参考文献:

[1]汪言安.谁偷了保命钱:医保基金管理亟待“堵漏”[N].第一财经日报,2007-11-22.

[2]李雪艷.健康险公司为何越专业越尴尬[N].中国保险报,2008-01-28.

[3]Zhao Y,Ash A,Ellis RP,et a1. Disease burden profiles: an emerging tool for managing managed care[J]. Health CareManagSci,2002,5 (3):2l1- 2l9.

[4]吴小明,李安明.我国健康管理的现状和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2009(5),38-39.

作者简介:孔静霞(1979—),女,浙江嵊州,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医疗保险、健康管理。

项目来源: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10年度一般科研项目,编号KY006

作者：孔静霞

商业健康保险管理论文 篇2：

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及经验借鉴

一、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

德国医疗保障体制是典型的社会保险模式，即雇主和雇员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由依法设立的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组织，代表参保人向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或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形式。社会法定医疗保险是该体制的主体而商业健康保险只处于补充的位置。在德国月（或年）工资收入低于法律规定的界限（2005年为3900欧元/每年）的居民必须参加法定医疗保险,只有工资收入超过法定工资线的居民才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商业健康保险。政府的政策法规决定了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空间，但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德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却用数字向我们证实了它的良好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覆盖了约10%的德国居民，800多万的人口正在享受着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高质量的医疗保险服务。目前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已成为该国商业保险中的重要一支，保费收入超过车险的保费收入。如图1所示，2006年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为商业保险总保费收入的18%，远远高于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5.46%市场份额。

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上目前有48家保险公司从事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其中以DKV为首、Debeka和Allianz次之，三大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按保费收入统计）高达38%以上。2006年德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为266.1亿欧元（不含长期护理），赔付支出为172.7亿欧元（不含长期护理），赔付率为64.9%（不考虑年龄准备金，计提年龄准备金后赔付率为78.2%），佣金支出比例为8.46%，管理费用比例为2.76%。较低的赔付率以及管理费用反映了德国商业健康保险良好风险控制以及运营管理能力。而我国，据不完全统计，80%以上经营商业健康保险的公司的赔付率超过80%，其中40%左右的公司赔付率超过100%，个别公司甚至高达200%，再加之代理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经营成本，基本处于亏损状态。在看到差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深思数字背后的东西：德国的商业健康保险是如何做到的，它的哪些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Yearbook of German insurance 2007 from Gesamtverband der Deutschen Versicherungswirtschaft e.V.

二、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1.政府层面

商业健康保险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与监管。德国政府在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过程中积累的以下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1）严密的健康保险法律框架

作为高度成熟的健康保险市场之一，德国有着严密的健康保险法律框架。德国政府自1883年开始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意外伤害保险法》、《伤残老年保险法》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人群、保障范围、允许选择商业健康保障的收入门槛都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使商业健康保险和法定医疗保险之间有着界限清晰、分明。

（2）政府严格的分业监管

德国政府对健康保险实行分业监管，寿险、财险、健康保险分业经营，即寿险、财险公司不得经营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公司也不得经营寿险、财险。正是由于严格的分业监管，德国现有的48家商业健康保险经营主体得以专心致志的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在产品开发、核算定价、核保核赔、信息系统、数据统计和分析、经营流程、客户服务和客户管理、医院管理等方面发展了极其系统而又十分精细的理论和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运营层面

（1）拓展价值链，深度耕耘健康产业

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对价值链的充分拓展，对健康产业的深度耕耘，德国最大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DKV更是这方面的楷模。DKV对健康保险的价值链进行细分与拓展，设立相互独立的六大商业健康保险子公司（他们分别是：MedWell、goMedus、miCura、goDentis、APA、DKV-Seniorenresidenzen），从各个环节实现健康保险价值的创造。如goMedus,在门诊领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救治；miCura提供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DKV-Seniorenresidenzen提供的可居住的深度护理，使老年人在家中就可以得到温馨的家庭式服务；APA专门进行慢性疾病的管理与控制等。对健康产业的深度开发，使DKV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业务收入稳健增长，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

（2）在政策变动中开创商业健康保险的“蓝海”

政府的政策变化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带来机遇，有时则提出更大的挑战。尤其在德国这个社会保险为主的国家，政策的变动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更大：如自2003年开始，德国政府不断提高法定工资线，使得近些年来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人数大幅下降。2003年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的增长率为7.2%，但是到2004年和2005年该数字分别下降到6.8%和3.5%，据估计2006年的增长率只有4.2%。

DKV作为德国最大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面对政府的政策调整，它首先对自己面临的健康保险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商业健康保险的诸多业务中，受政府政策的调整影响最大的是传统商业健康保险产品；随着健康保险的发展，以产品开发、销售、核保、理赔为代表的传统健康保险受到很大挑战，它已不能充分满足被保险人以及市场的需求；德国白领等阶层对体检等预防性检查的需求很大，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未被充分开发。在深入分析市场环境之后，于是DKV在战略上设立了Medwell（它的子公司），专门致力于发展预防性健康保险产品。MedWell推出的OPIMED产品，是第一个商业健康保险服务产品，由DKV承保，提供了病人与医生之间对健康预防的新型平台。OPIMED被德国资本杂志评选为2001年最佳创新产品，它的成功运作也为DKV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带来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DKV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商业健康保险应该客观的面对政府政策变动，不断分析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政府政策变动中开创自己的“蓝海”（蓝海战略是以创新为中心的战略，强调的是寻找或开创无人竞争的、全新的市场空间和全新的商机，即通过开发新的思维来创造新的改变），寻找、开发商业健康保险新的需求，最后转化为现实的商业需求，获得自己全新的发展。

开创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蓝海”，这对于当今的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企业来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蕴含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另一方面却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创新的产品不多，没有深层次的市场耕耘。对于德国的急剧变革的健康保险事业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某些公司如DKV正是抓住了契机开创了蓝海，开创了新的市场，获得了事业的巨大提升。这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深具启迪作用。

（3）专业化经营

专业化经营是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专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专门从事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的保险主体作为依托。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主要是和寿险混合经营，而专门从事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的保险公司只有4家（人保健康保险公司、平安健康保险公司、昆仑健康保险公司、瑞福德健康保险公司）。由于商业健康保险的风险本质和寿险的风险本质截然不同：商业健康保险的风险本质是疾病的发生率，而寿险的风险本质是死亡率因此，在精算原理，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如果实行健康险与寿险的混合经营，这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同时也会出现不同业务的利润（或亏损）的相互补贴，以及不同业务在财务核算上不清晰的现象，不利于监管，不利于保护不同保险客户的利益。

德国的人口只有我国人口的1/16，而专业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个数却是我国的十几倍。专业化经营保障了商业健康保险在德国社会保险留下的有限空间内的良好经营。相比之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空间要比德国大得多。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只是一个低层次的健康保障，而位于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补充医疗保险却有着巨大的空间可开发。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如何更好的开发、耕耘这片空间？设立专业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通过专业的健康保险人才、独立的健康保险信息管理体系、专门的风险管理技术来深度开发补充医疗保险这块处女地，必然会迎来商业健康保险的美好明天。

（4）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与开发

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都非常重视通过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的方式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正是由于他们这种创新与竞争意识，使得目前德国健康保险市场上满足消费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种类繁多，保障全面：健康保险产品既有全保类、定额类、补充附加类，又有基本类、标准类、大学生疾病险、疾病贷款偿还险等种类。

创新是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良好发展的根本。只有不断的进行创新，才能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受消费者青睐的健康保险产品。赢得了消费者，也就赢得了市场，创新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中尤为重要。

（5）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深入性服务

在健康保险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德国各大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如DKV、Debeka和Allianz等）取胜的关键不是依靠低价格，而是凭借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性、深入性的服务赢得顾客的青睐，赢得竞争。

被保险人购买健康保险不仅仅是寻求财务上的保护，更是寻求良好的健康服务。对于健康保险公司而言，不仅是对被保险人医疗花费提供赔偿，更重要的是直接提供更适合的健康服务商，并在被保险者有需要时以其可支付的费用向其提供最好的治疗，这就是健康保险公司提供的深入性服务。DKV在经营健康险时，非常注重这种深入性服务，在本国以及全球各地建立了许多设施与服务一流的医院、康复机构等，为被保险人提供良好的预防、护理、治疗等服务。

三、总结

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在发展过程积累的以上经验给我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带来良好的思路启迪。但是我们在借鉴时须注意：德国医疗保障制度是在上百年的不断变化、不断改革中逐步形成的，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作为医疗保障体制组成部分之一的商业健康保险也不例外。因此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在借鉴德国这些经验时，应该充分考虑他们所依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结合我国特有国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为我所用”。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作者：张玲玉　薛　罡

商业健康保险管理论文 篇3：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信任与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率，同时文章验证了家庭资产的增加与社会信任度的加强作为影响家庭健康保险参与的两个渠道，具有城乡异质性。因此需重视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提高居民健康风险意识，从而推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业良性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家庭保险参与 社会信任

一、引言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健康中国”不可或缺的要素。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同时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在政策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2011-2018年，全国健康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34.3%。虽然近年来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指数报告（2017）》显示，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指数为60.6，处于评级基准的第三级。相对于社会医疗保险，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滞后（吕志勇，2013），无法充分发挥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重大疾病、医疗器械等医疗费用项目仍然需要居民个人承担。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不充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看，商业保险体系不成熟，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耦合协调度不高（吕志勇，2013）。从微观层面看，城乡居民的商业保险参与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从而抑制了他们的保险需求，是中国商业健康保险落后的最重要原因（刘宏，2012）。

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能够为居民健康保险有限参与带来转机。2018年数字健康保险保费为12.29亿元，占互联网人身保险比重首次突破10.3%。数字普惠金融是借助新技术改变金融服务业态，满足那些通常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的需求。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健康保险参与的背后逻辑。

二、文献综述

有关居民商业健康保险行为的分析较多。宏观层面，社会医疗保障对商业健康保险有挤出和替代作用，但因教育程度、人口密度、老年人口数等因素的不同，“替代效应”大小存在差异（蒋丽彤，2019）其他研究中的宏观因素还包括税收优惠政策（朱铭来，2018）等因素。微观层面，包括家庭经济状况（Albouy and Blagoutine，2001），金融素养（秦芳等，2016）、社会互动（李丁等，2019）。

数字普惠金融是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参与一个新视角，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决策影响的多数研究显示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信贷约束，满足家庭信贷需求（傅秋子、黄益平，2018），促进创业（何婧，2019）。还有部分研究发现互联网信息传递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周广肃、梁琪，2018）。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健康保险的研究较少。Thompson B S（2017）使用柬埔寨等几个地区的数据，认为移动支付有利于健康保险公平。但是文章主要集中于移动支付的作用，并未讨论数字普惠金融新业态发展对保险的影响。本文的推进在于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研究，并试图研究背后的理论逻辑。

三、理论框架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家庭保险需求以及提供多样化健康保险供给影响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决策。从影响家庭保险需求角度来看：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改善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参与家庭健康保险的可能性提高。第二，基于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互联网商业保险具有购买便捷、迅速等特点，居民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成本降低，购买需求增加。第三，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信息传递，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增强社会互动，进而影响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偏好。但是，数字普惠金融也带来数字鸿沟等新问题。某些险种设计复杂，销售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降低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信任程度。再者，传统商业保险业发展基于销售文化，居民某种程度上对商业保险认识固化，过度销售性质信息推送会引起用户反感。最后，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提升居民规避健康风险的意识仍未可知。

商业健康保险有效供给不能满足居民保险需求。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供商业健康保险供给。一是指数字普惠金融中数字健康保险服务相对于线下商业健康保险而言，产品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元化。保险与新技术结合，通过场景提供大量小额保险产品，以低价、高频、情感互动的优势满足客户需求。同时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深度了解客户需求。进而打造专属定制保险产品。二是指数字健康保险与健康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供健康管理产品。例如可穿戴技术、线上健康管理指导服务等健康管理产品与健康保险业务联合推广，提高客户健康管理能力。三是信息共享有效减少了健康保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无法对健康状况进行定价时，不当的交易选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和成本相当大。数字保险与合作平台的信息共享，运用新技术分析居民健康状况，居民购买健康保险后，又可以通过可穿戴技术检测生理数据，同时通过移动端高频交互提供健康指导，实现有效的健康保险供给。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有正向影响。

假设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家庭资产、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三条路径，作用于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以及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采用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和数字金融普惠指数2017年数据。

CHI（commmercial_health_insurance）为被解釋变量家庭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家庭至少购买一份商业健康保险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0。premium为商业健康保险保费。prem_ratio是家庭购买的商业保险的总保费与去年保费总额的比值。index_aggregate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coverage，usage_depth，digitization分别表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payment为数字支付指数，insurance为互联网保险指数，monetary为互联网货币基金指数，investment为互联网理财指数。

finfit为金融素养，取值为1到5，1表示金融素非常高。risk为风险态度，取值为 1 到 5，数值越小表示风险偏好越高。trust为信任程度，取值为1到5，数值越小信任感越强。

lnmonthly_income为家庭去年月平均收入取对数。lnasset为家庭财富总值减去负债取对数。age为户主年龄。gender为户主性别，0是女，1是男。marriage为婚姻状况，0是未处于婚姻关系 1是处于婚姻关系。health为户主健康状况，1到5之间，1是非常健康，5是非常不好。knowledge为户主的教育程度，取值为1到9之间，数值越大教育程度越高。social为社会保障，家庭有无社会医疗保险，0表示没有，1表示有。number为家庭人口个数。rural为户主的户籍，1是农村户籍，0是城市户籍。

（二）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保可能性的影响，构建如下 Probit 模型：

被解释变量CHI（commmercial_health_insurance）代表家庭是否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虚拟变量，如果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购买了一份商业健康保险，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index_aggregate代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Xi代表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内生性，我们选择工具变量“智能手机的拥有率”。家庭只能手机的拥有率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但是不会通影响居民金融需求，满足工具变量条件，减少内生变量的内生性。本文对工具变量进行了wald检验，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三）描述性统计

表 1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CHI的均值为0.37，表明总体来说有37%的家庭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index_aggregate均值242.3301，说明数字金融普惠发展程度高，但是方差为24.69，说明各地区发展差异明显。

（四）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汇报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显著为正。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二级指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家庭參与商业健康保险有正向影响，但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发挥作用，使用深度没有发生作用。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在城市发挥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在农村发挥作用。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由于其数字化缓解了农村的金融排斥程度，提高了农村居民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程度。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有正向影响。

五、机制探讨

表4表明家庭资产对于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较大。讨论家庭资产作为中介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商业保险。用最小二乘法logic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资产额度。这可能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家庭管理财富的能力进而提高家庭资产。

表5表明，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度显著影响家庭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理论上我们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居民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度，进而影响居民参与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决策，下面我们对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度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度两个变量。采用oprobit回归，同时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素养的发展由负向作用，而对社会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素养的负向作用主要是在农村地区产生的，在城市则不显著。而由于信息传递和社会互动带来了的普遍的社会信任度的提升。

为了讨论家庭财产、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我们进一步讨论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度对家庭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作用。

家庭资产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前文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可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家庭财富水平促进居民商业保险参与率的提高。

金融素养对家庭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前文中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素养的负向作用，说明证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所带来的金融知识传播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还有所欠缺，由此产生了保险排斥现象。

社会信任度从全国范围和农村地区看，对家庭参加商业健康保险产生积极的影响，结合前文数字普惠金融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可知，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社会信任度的积极影响促进家庭参与社会健康保险。说明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高频交互，商业保险过去的销售文化所带来的刻板印象在弱化，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决策。

六、结论

商业健康保险的良性发展能够保障居民人身健康，促进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从而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引导作用，提高居民健康管理的意识和水平，从而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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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