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叙事伦理学批评关注作品中的叙事视角、叙事时空维度等所呈现出的伦理指向、伦理认同和伦理立场，重在研究叙事技巧中所隐含的伦理内涵。詹姆斯注重对叙事技巧的运用，使其作品更好地体现伦理诉求。《四次会见》就是一部典型的伦理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我”与卡罗琳·斯潘塞的四次相遇，展现了斯潘塞的故事。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叙事伦理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叙事伦理学论文 篇1：
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与叙事伦理： 《牡丹绮情》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摘 要] 邝丽莎是华裔美国作家中为数不多热衷于讲述中国故事的。目前学界對邝丽莎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雪花秘扇》和《上海女孩》这两部作品，鲜有关注她的其他作品。历史小说《牡丹绮情》取材于清代学者吴人三任妻子前后相继合评《牡丹亭》的故事。作品中少女还魂描写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印记，但背后通过伦理案例劝人向善，规范自身行为的伦理内涵更值得深究。独特叙事设计指涉作者凸显女性声音，再现被隐匿的女性写作历史伦理意图。邝丽莎以吴家三妇写作故事追溯明清时期女性写作现象，以小见大。
[关键词] 邝丽莎;《牡丹绮情》;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叙事伦理
当代华裔美国女作家邝丽莎（Lisa See，1955-）因其独特的风格在美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只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她却钟情于讲述中国故事。其小说多以中国为故事背景，重新挖掘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素材，重点关注不同时期中国女性生存状况。2007年，新作《牡丹绮情》（ Peony in Love ）一经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此作与《雪花秘扇》（ 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 ，2005）同属历史小说。《牡丹绮情》创作，“缘起于2000年林肯中心上演的全本《牡丹亭》。邝丽莎在为《时尚》（VOGUE）杂志撰写一篇有关该剧的文章时接触到了中国古代‘怀春少女’的题材，并由此发现‘17世纪中叶中国长三角一带出版作品的女性作者比当时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的女性作者加起来还要多’。其中，最令她‘着迷’的是三妇合评《牡丹亭》的故事。”[1]116在《牡丹绮情》中，邝丽莎以《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为创作蓝本，借助戏曲《牡丹亭》将吴人三任妻子陈同、谈则和钱宜联系起来，她们各自对《牡丹亭》评注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当时男权社会压制下的女性通过文字发出独属自己的声音，并与姐妹实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交互。
故事由女主人公陈同以第一人称讲述，在第一部分中，作为深闺之女，陈同因不知曾与她私下会面的吴人正是未来夫婿而患上相思病，从而陷入伦理困境，接着她把给《牡丹亭》写评注作为余生寄托，不分昼夜写作，最终香消玉殒。从第二部分开始，陈同化身为鬼魂开始一段探寻自我身份的旅程。陈同鬼魂在游荡过程中发现女子诗社的存在，通过与祖母和母亲鬼魂对话了解到扬州大屠杀经过，作者以浓重笔墨描写这些事件，试图再现明清时期女性写作历史。以往研究成果主要从中国文化书写、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作品。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尚未有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剖析该作品。“作为前沿研究领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既属于理论研究的范畴，同样也属于一种适应性极强的批评方法，其核心是挖掘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2]20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际上也受到了认可，“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成果的批评理论”。[3]14故本文尝试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出发，分析陈同伦理身份构建过程、吴家三妇不同伦理选择以及探索作者叙事结构安排所反映的伦理取向。
一、陈同伦理身份的建构
文学伦理学认为“伦理线即文学文本的线性结构”，[4]265《牡丹绮情》中有一条明显伦理线贯穿始终，即陈同寻找自我身份认同过程。在吴人为陈同点主后，她如此说道：“我得以复活——不是变成活人，而是最后完全成为吴人的第一任妻室。我重新归位，回归至我在社会，家庭以及整个宇宙中那个正确的位置。”[5]291陈同所说归位实际上是她找到自己身份定位。身份体现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聂珍钊教授指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4]263-264陈同初始伦理身份为陈家掌上明珠。生于陈家大户人家，家教良好，但她又与一般大家闺秀有所不同，痴迷于闺中禁书《牡丹亭》。在陈同十六岁生日到来之际，父亲因女偏爱《牡丹亭》，煞费苦心筹演此戏曲。也正因看戏机缘以及对《牡丹亭》痴迷，陈同遇到意中人吴人，因此陷入伦理两难困境，“我感到两股强大的力量在拉扯，今晚再见那位陌生公子的渴望，与自小就深植于心的礼教的约束。”[5]18要理清陈同陷入两难原因，我们需要回溯历史，从伦理环境入手。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强调回到历史伦理现场的批评方法，“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4]14只有弄清历史伦理环境，站在人物角度上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物心境。陈同成长于礼教制约的伦理环境，母亲严格管教女儿，将其深锁闺中，婚姻是父母之命，她对夫婿样貌年龄一无所知。一向循规蹈矩的陈同在这晚做出违背常理之事。原本看戏女眷应与男子有屏风之隔，陈同却擅自离开戏台与陌生男子独处，其伦理困惑产生于触犯“孤男寡女独处”伦理禁忌。她理应谨遵父命，牢记自己已有婚约在身。因此与吴人相会第一夜，陈同谨言慎行，避免衣裙触碰到吴人。在赴吴人第二次邀约前，她提醒自己“我们陈家祖上出有九代进士，我是这个书香世家的独生女，且已有了婚约。若是被人瞧见我跟那陌生公子私会，我会被退婚。”[5]35陈同对自己的伦理身份及其背后责任有清晰认知，也深知与吴人私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面对第三次邀约时，她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盛装赶赴，表明这时她已经抑制不住内心对爱情的渴望，不愿屈从于包办婚姻。因而做出更加越矩之事，在吴人托举下跨出陈家大院，看到高墙之外美景。陈同勇敢追求真爱的行为表明体内独立自我意识悄然觉醒。可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不允许女性追求独立精神与违背媒妁之言。由此可见，陈同的超前思想与行为不可避免与伦理身份相冲突。
按照文学伦理学观点，“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4]265浊履暴露了陈同涉足禁地的事实，当晚她就被母亲禁足房间。与吴人邂逅如梦一场，醒悟的陈同应当回到生活正轨，待字闺中。换言之，她应做与身份相符之事，承担伦理责任，听从母亲的训诫，认真学习婶婶所教授的课程，为成为贤妻做准备。然而陈同只是表面顺从，事实上她每分每秒都在思念吴人，吴人已占据她全部思想，最终她相思成疾无法进食。显而易见，陈同作为陈家小姐的伦理身份成为她追求真爱的阻碍。无法挣脱命运安排，她试图以诗作抗争，日日研读《牡丹亭》，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批注在刻本旁边，以此达到精神救赎目的。不可置否，陈同行为明显违反伦理道德规范，故而必须承受违背伦理道德苦果——恹春而亡。陈同弥留之际才得知自己将嫁之人正是所爱之人，她忧惧、相思绝大部分原因便是与吴人私会，做出与伦理身份不符之事。死亡不是陈同的主动选择，但她确实对自己原有伦理身份所带来的婚姻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她不认同自我伦理身份并试图放弃。
死亡意味着陈同失去原有的伦理身份。新的困惑围绕着陈同，从阳界游移到陰界过程中，她对自我身份定位产生困惑，毫无归属感。“我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她。从作品第二部分开始，叙事人转变为陈同鬼魂，作者如此设计能够使作品前后声音保持一致，陈同化身鬼魂摆脱原有伦理身份在空间上的限制，在寻找自我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更为重要的是，鬼魂、阴间这些具有浓郁中国风情描写增添了作品的异国情调，吸引众多西方读者，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窗户。陈同执着于自己神主牌位点主，重获吴家儿媳身份情节贯穿作品第二、三部分。“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4]265陈同神主牌位点主是《牡丹绮情》中重要的伦理结，作品许多事件均由此延展开来。没有点主，她的灵魂只能停在望乡台徘徊。直至遇见祖母鬼魂后，她才顿悟“我是一个饿鬼”[5]35事实。长久以来的迷惑解开了，陈同和她那两个在扬州大屠杀中离世的叔叔都是饿鬼。他们因无正式安葬仪式，无法去往地府，只能四处游荡。饿鬼这重身份一方面增加了陈同在世间的游离感，另一方面幻化为鬼魂后，陈同拥有感知及控制他人思想能力，为其转变伦理身份提供可能。
陈同利用鬼魂的超自然力附身于谈则体内，教导谈则如何成为贤妻。她使得在房事上一无所知的谈则懂得如何取悦丈夫;她不断向谈则灌输传统教条礼仪，使谈则对吴家人不再颐指气使，转而孝敬夫婿和婆婆;为让吴人拥有伴侣式婚姻，她引导谈则阅读各种诗集和史籍，变得腹有诗书，最终谈则也写下自己对《牡丹亭》的心得体会。在这个过程中，陈同也从中成长，体会到性爱之愉悦和习得婚姻之道，懂得为人妻责任所在，建构起妻子的伦理身份。陈同用鬼魂的能力干预吴人和谈则婚姻导致悲剧收场。在陈同再次对自我身份存疑时，母亲鬼魂出现拯救迷失伦理身份的她。在寻找身份过程中，她重新理解母亲，与母亲和解，明白原来母亲种种严苛要求都是为了保护自己。陈同从母亲处找回被自己忽视已久的母爱，并将这种爱延续到钱宜身上。
随着陈同对自身能力的控制自如，为了不再重复谈则的悲剧，她决意默默守护吴人与钱宜的婚姻。她如先祖一般，庇护后人，赐予他们福祉。用超能力给吴家在生活上带来便利，为他们驱除危险，护他们平安，还赐予吴人儿子。在钱宜为《牡丹亭》书写批注时，陈同也尽其所能帮助她，为她挑亮灯烛，护佑儿子。陈同的默默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在钱宜建议下，陈同与吴人完成冥婚，得到该有的名分——吴人原配。《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付梓，完成陈同的心愿，吴人听见她内心声音。经由陈同托梦，吴人才得知一直以来她没有被点主，随着吴人用蘸鸡血毛笔点向神主牌位，伦理结就此解构，陈同也完成了伦理身份建构，正式成为吴家先祖。通过这一伦理结形成和解构，陈同伦理身份的认同不易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陈同在地府徘徊近三十年，苦苦找寻自己的伦理身份。与此同时，她也不断修炼自身，“我比先前活着和死后指导第一位共侍一夫的妹妹时更懂得生活和爱的真谛。我少女时期关于浪漫的幼稚幻思以及后来关于性爱的念头都褪去了。通过钱宜，我学会品味并感激那种深入内心的爱。”[5]145在指导谈则过程中陈同习得婚姻所要遵循规约，在守护钱宜时感悟到爱的真谛，她知道如何爱人和获得他人尊重，学会控制内心情感，因而成为受后人尊崇的先祖。此伦理身份不仅是众人对陈同的认可，也是陈同本人努力得来的。此时，陈同追寻自我与伦理身份达成和谐一致，互不对立。
二、吴家三妇的斯芬克斯因子分析
文学伦理学批评以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为理论基础，从猿到人自然选择只完成了生物进化过程，而后一选择才能使人从本质上与兽区分开来。经过伦理选择后，人类摒弃野蛮，获得伦理意识。正是伦理意识使人能分辨善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斯芬克斯因子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人兽合一斯芬克斯，它的“人头”说明其具有人的理性，“兽身”则表明其身上残留兽的动物性特征。聂珍钊教授指出：“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主要是由人头体现的。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6]6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人身上的存在不仅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而且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不是凝固的，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组合与变化。”[7]75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斗争过程反映人物的多面性，并对人物伦理选择产生影响。整部作品主要由三妇故事构成，吴家三妇的不同结局由三人完全不同的伦理选择导致。
（一）妒妇谈则：兽性因子代表
兽性因子表现为自然意志或非理性意志。谈则是小说中完全按照非理性意志行事的典型，任性自私与无限欲念使她走向邪恶深渊。谈则与吴人婚事是她执意哀求而来，为此谈大人拒绝许多求婚。可得到心仪婚事并不能满足娇生惯养的谈则，她多次违背伦理秩序，逃避自己作为妻子和儿媳的伦理责任。整日抱怨夫家生活环境不及娘家般富裕，责备仆从，脾气乖戾。她甚至逾越上下观念，对婆婆大呼小叫“我不归你管！你没权力告诉我该做什么！我爹可是统领皇家司仪的朝廷命官！”[5]265对待丈夫也是百般苛责“我不需要你的诗书文字。我要钱。如果你努力些，我们也不必总靠我的嫁妆过日子。”[5]161兽性因子完全主导谈则，她毫不反思自己错误言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依据伦常，妻子需要为丈夫诞下子嗣，可谈则却偷偷食用莲叶灰以防怀孕，逃离应尽责任。
非理性意志驱使谈则作出错误判断，在爱里迷失，为爱而亡。其争强好胜的性格不允许陈同在吴人心里占据任何位置，因此她想以死来击败陈同，妄想能成为吴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鬼魂。陈同绝食是因相思成疾，谈则拒绝进食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谈则的狠心不仅伤害自己，还害死未出世的孩子。她偷食荸荠滑胎不成，便绝食饿死肚中胎儿。谈则本可升为先祖，可她却选择降为面目可憎的鬼魔。仇恨遮蔽谈则双眼，她忽视吴人生前对其的宠爱以及死后对其的怀念。谈则报复吴人续娶之妻钱宜，欲夺走钱宜性命来夺回自己原本位置。此时谈则已摒弃人性，退化成兽，是个令人憎恶的怪物。谈则悲剧结局暗含兽性因子不能脱离人性因子控制，否则会走向自我毁灭伦理内涵。
（二）正室陈同：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代表
如果说谈则的伦理选择完全由兽性因子主导，那陈同的伦理选择则更为艰难，在人性与兽性因子之间游移。若陈同尚在人世，本该风光地嫁入吴家，接受众人祝福，可这一切都被谈则所取代。对此，陈同面临艰难伦理选择。人性因子使她尚存理智，谨记自己身份是饿鬼，应当继续游荡。兽性因子则怂恿她去报复谈则。对吴人身体的渴望，激活其体内被压抑兽性因子，把谈则当作傀儡，控制谈则身体和思想。为取悦吴人，陈同丝毫不理会谈则意愿，只按自己计划行事，“我牵着谈则的手指滑过他的肌肉。我催促她用自己的酥胸爱抚他的肌肤、他的唇和他的舌。”[5]161她强迫谈则代替自己与吴人行床事，结果便是谈则沦为一具用于满足欲望的肉体。不仅如此，她还利用谈则续写《牡丹亭》评注。为保证书写工作顺利开展，陈同要求谈则整日呆在卧室熟读《牡丹亭》，不得与夫婿婆婆共处。每当吴人入睡后，她就让谈则起来秉烛夜写。因兽性因子支配，陈同表现出性格中极为自私的一面，她忽视谈则的痛苦与疲惫，强迫谈则完成一系列她想为吴人做的事情。
陈同与谈则的差别在于她作恶是源于体内兽性因子暂时压制人性因子。谈则亡魂句句指控使陈同意识到自己做了许多伤及他人的恶事，直接或间接导致谈则死亡。对此她感到懊悔与羞愧，这表明其人性因子并未泯灭。人性因子回归让陈同具有伦理意识，能够区分善与恶。先前的过错已无法弥补，陈同选择无尽放逐进行自我惩罚。在偌大天地间，她迷失自我，不知该去向何处，路过陈家、古荡村的钱家都让她倍感无助与孤独，“我活着时都没有一个好友，死后希冀能融入那些恹春少女的圈子。我试着成为谈则的好姐姐，但却失败了。我来到这里也是个错误。我从来都不是钱家一员，他们也不属于我的世界。或许我这辈子将放逐终生……在死亡中。”[5]214人性因子主宰陈同意识，四处漂泊后，她决定将自己禁足于小青墓冢处，以免再对他人造成伤害。直至母亲一番劝导，她才与自己达成和解，找到新的救赎方式——用自身超自然力改变钱宜同吴人命运。改变钱宜人生轨迹第一步是缠足，这会让她脱离现有社会阶层。缠足观念正是陈同灌输给钱夫人的，此时陈同受理性意志支配，一心赎罪。此外，钱家平静生活与钱宜良好教养都离不开她的功劳。夏日，陈同为钱家人解暑降温;秋日，她吹旺炉火给他们增添温暖。她也用心栽培钱宜，教钱宜舞蹈、古筝、下棋和诗书，如此才有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钱宜。促成钱宜与吴人婚姻伦理选择逆转了陈同、钱宜和吴人三人命数。钱宜凭着善良与学识在吴家日渐受宠，这一次陈同没有嫉妒她，更没有想伤害她，而是内心充满感激。在谈则要谋害钱宜时，陈同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救回钱宜，“为了救我心头的女儿，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来到谈则身边，希望她忘记钱宜随我而来。她松开紧抓的手，向我脸上呼出一团混着污物的毒气。”[5]284听命于人性因子，陈同向善而行，把她对吴人的爱转化为大爱，守护整个吴家。每个人都是斯芬克斯因子一体两面的集合体，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斗争是长期存在并且动态变化的。陈同人性与兽性的较量，是个体在完成道德伦理选择过程中的真实再现。最终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表达文学道德教诲意义，人作为斯芬克斯因子存在，要用理性意志对动物性本能加以控制，不做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之事。
（三）贤妻钱宜：人性因子代表
钱宜的伦理选择有别于谈则和陈同。不同于由非理性意志支配的谈则，也没有和陈同一样经历斯芬克斯因子的激烈斗争，钱宜形象代表绝大多数按理性意志行事的人，彰显人性光辉。嫁入吴家，钱宜地位有所提升，她拥有更多财富，却从不会向旁人炫耀，处事沉稳。吴家多年寂寥生活因钱宜而打破，她用歌舞、演奏乐器使丈夫和婆婆开心，给家里带来热闹氛围。在待人方面，钱宜选择一视同仁，对每个人都是恭敬有礼，就连对家里仆从也十分友善。怀孕时仍不忘自己身为儿媳的职责，一如既往细心照料婆婆，端茶烧饭、清洗衣物，打扫房间一样不少。备受宠爱并未使其变得骄横，反而更加谦逊。在吴家上下因邪灵而忧惧时，钱宜提出吴人与牡丹（陈同）完成冥婚建议，充分表明她是由人性因子主宰。丝毫不嫉妒吴人前两任早逝妻子，还帮助陈同找回应有名分，她是善良的化身。冥婚结束后，钱宜遵循习俗礼仪，将陈同视为正室进行供奉。请求出版《牡丹亭》全册书的评注本更加体现钱宜广博之心，她希望世人知道两位有才气的姐姐，完成她们生前遗愿。钱宜身上存在的是完全纯粹的人性因子，这个人物没有一丝作恶想法，是一心行善的典型。
综上所言，借吴家三妇命运走向，小說表现了人类是一种复杂的斯芬克斯因子存在，好人与坏人的边界是取决于第二次伦理选择。三人做出的伦理选择体现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谈则人性泯灭，无恶不作，走向自我毁灭。陈同短暂误入歧途，而后人性回归。只有钱宜集善良忠孝于一身，家庭事业美满。
三、女性叙事伦理
读者在作品中除了可以感受到文学的最基本功能道德教诲外，作者对叙事材料的安排也值得读者深入考察。叙事结构通常反映作家的叙事目的和个人价值取向。这其中牵涉到叙事伦理问题。“叙事伦理”作为术语是由亚当·桑查瑞·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在《叙事伦理》（ Narrative Ethics， 1995）中最先提出来。在该书中，纽顿提出“讲述本身就蕴含了伦理本质，因此所有叙事都是伦理性的”[8]7。《牡丹绮情》创作是将历史事实与想象虚构混杂在一起，因而这部作品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两重属性。此书是以清代康熙年间江南历史为背景展开叙述，再加上文本中插入对清军入侵扬州时暴行的描写，增加小说真实感。作品主体故事虽是由《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生发而来，但虚构成分在文本中俯拾皆是，是作者修正“古代中国没有女性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9]166观念体现。邝丽莎的作品以细腻刻画女性姐妹情谊为特征，女性主义思想渗透在作品中。作者秉持伦理价值观念势必影响文本叙事设计。
颠覆男性在传统叙事中的权威地位，消解男性力量。古代中国男性就是权力掌握者，而女性只能臣服于男性，谨遵“三从四德”。在女性主义研究视域中，“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被人为质询为歇斯底里和失语症患者。父权制的话语体制强制剥夺女性的发言权，使女性处于沉默和从属的地位。”[10]117由此可见，女性“失语”源于男性话语权压制。在《牡丹绮情》中，邝丽莎使男性角色消音，以此突显女性话语权力。对陈家在扬州大屠杀遭遇描写，是作者根据找到的一篇回忆录进行虚构的，并选择从陈同祖母女性视角叙述。在祖母记忆里，面临清军杀戮时，祖父竟做出令人可鄙的抉择，为苟且存活，他推出祖母一弱女子挡在最前面。祖母躺在谷堆最上面，父亲与祖父则躲在谷堆最里面，他们性命是牺牲祖母换取而来。再加上，父亲也对扬州大屠杀期间发生的事情绝口不提，有意隐藏家中男性依靠女性牺牲而获救的历史。故传统中国男性雄伟与阳刚形象被淡化为懦弱、无力。
此外，吴人在文本中形象也被塑造为缺乏男性气概，没有力量。谈则带着丰厚嫁妆嫁入稍显落魄的吴家，经济上受制于人导致吴人在妻子面前丧失一家之主尊严的结果。他不敢对妻子的苛责有任何怨言，还任由妻子冒犯母亲。男性在享受父权制带来权威的同时，也必须担当起养家责任。吴人显然没有能力担起这份责任，他的成就离不开妻子们的帮助。吴人因陈同与谈则的诗作名利双收，可实际上众人欣赏的是两位女子的才华，换言之吴人是倚仗女性才得到钱财与成功。文中还有一处也显现出吴人性格中的怯懦。当钱宜执意要出版《牡丹亭》评注本时，吴人起初苦劝钱宜放弃这个想法，因为他担忧在乱世中声张女子成就会带来潜在危险。吴人与钱宜性格恰好相反，一人怯懦，另一人则刚硬。显而易见，女性是邝丽莎作品聚焦的对象，因此她笔下男性不免成为女性映衬者。在她大多数作品中男性一般退居幕后或以负面形象出现，男性的出场也只是服务于文本中的女性角色，这些男性没有鲜明的特征，都是扁平定型，例如《雪花秘扇》的屠夫与《牡丹绮情》的祖父并无太大差别，他们都是封建父权的代表，是作者加以批判的对象。
邝丽莎对自我定位是女性作家，文本中最为体现其女性主义是关于女性诗社多次叙述。陈氏家族有许多隐匿秘密，直到陈同成为游魂后才一一探明。遭逢扬州大屠杀前的母亲并不像现在这般持守旧礼，祖母与母亲是早期女性诗人代表。她们走出闺阁与其他名媛一同弹琴、夜饮、赋诗，从繁杂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作者借陈同祖母之口陈述明末清初时期存在女性诗人事实。在“贤妻”一章中，通过设置吴夫人邀请亲友来访情节，首次引出蕉园诗社。受邀而来的吴人表妹林以宁正是蕉园五子之一，作者便顺理成章介绍诗社，“这个诗社由女诗人顾若璞创设，社内成员都认为挥毫创作诗文与女红刺绣针黹之间并无冲突，她们将‘四德’的定义引向新的方向，相信‘妇言’的最佳模范是女性写作。”[5]189其后又以陈同游魂视角突破空间限制，跟随蕉园五子登上画舫游览西湖，并与她们吟诗作对。陈同对蕉园五子的评价何尝不是作者对诗社充分肯定，“她们创作的主题无关园中的蝴蝶和花卉，她们直指文学、艺术、政治，还有在外的所见所闻。”[5]217时代之交促使女性思想解放，蕉园五子的写作不再局限于闺房里个人情感抒发，而是转向对时局与政治进行思考，她们不同于只凭结婚生子获取自我价值的传统女性。重现17世纪中叶女性作者写作的历史是邝丽莎撰写《牡丹绮情》的最大目的，因此她不遗余力地安排大篇幅展现当时女性集会交流诗作等丰富多彩的生活。此外，版权意识是女性作者觉醒到一定程度的体现。邝丽莎塑造的钱宜不仅遵循传统伦理道德，同时也拥有个人独立思想。
钱宜形象是邝丽莎女性作者意识完全投射。钱宜在阅读《牡丹亭》后也写下评注，但较前人不同的是，她在作品下方署名，说明此时的她已初具版权意识。陈同与谈则留下评注，钱宜思想则更为深远，为不让两位姐姐的文字被埋没，她拿出全部首饰刊印《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传统女性在父权制下深陷渴望言说却无法言说的痛苦，女性写作更加不被重视。英国“桂冠诗人”骚塞曾无情地对夏洛蒂·勃朗特指出“文学不是妇女生活中的事情，它也不可能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事情”。[11]119弗吉尼亚·沃尔夫也曾说过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可想而知，性别身份给女性在写作上带来诸多障碍。可钱宜则用实际行动证明写作可以成为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她通过作品出版向世人发声，鼓励女性走出父权制牢笼。在出版商人对此不看好时，钱宜则辛辣反驳道：“我所期待的是一再加印，读者无数。”[5]278在历史上，《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是中国首部女性文学批评著作，作者选取这部里程碑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故事建构，其中伦理取向也不言而喻。邝丽莎在作品中塑造出陈同母亲、祖母、蕉园五子以及三妇等女性作家形象，以此打破原本愚昧懦弱，裹小脚中国妇女刻板印象，为古代中国女性作者正名。
综上所述，《牡丹绮情》传达出两個重要的主旨思想。第一重是以陈同僭越伦理规范，寻找遗失的伦理身份以及吴家三妇不同伦理选择展开，以此表达伦理秩序不可逾越的道德教诲。第二重是女性作者立场的充分体现。小说围绕三妇合评《牡丹亭》进行扩充，特别是对女性诗人外出采风赋诗等场景加以强调，书写时代女性在封建礼教缝隙间追寻自我，勇敢发声的传奇。
四、结语
邝丽莎在《牡丹绮情》中从个人叙事角度切入，让记载甚少江南才女文化浮出水面。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小人物构成，陈同追寻伦理身份过程展示古代女子自我认同的艰辛。分析三妇不同伦理选择背后成因，揭露人格形成的动态过程。从文本叙事本身亦可管窥作者的女性独立自由伦理价值观。作品同样传递邝丽莎创作理念“无论哪个国家的人，都会经历恋爱、结婚、生子，都会经历复杂的感情世界——爱、恨、贪、妒。这些都是相同的，只不过不同的文化使它们的表达方式略有不同。”[9]165其作品的力量在于跨越国家和地域，读者依然可以体会相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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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甄 欣
Ethical Identity，Sphinx Factor and Narrative Ethics：An Exploration of
Peony in Lo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YANG Yali，FAN Sihua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150030，China）
作者：杨亚丽 范思环
叙事伦理学论文 篇2：
《四次会见》的叙事伦理分析
摘 要：叙事伦理学批评关注作品中的叙事视角、叙事时空维度等所呈现出的伦理指向、伦理认同和伦理立场，重在研究叙事技巧中所隐含的伦理内涵。詹姆斯注重对叙事技巧的运用，使其作品更好地体现伦理诉求。《四次会见》就是一部典型的伦理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我”与卡罗琳·斯潘塞的四次相遇，展现了斯潘塞的故事。本文基于叙事伦理学批评，从家庭伦理、叙述者的伦理意识、隐含作者的伦理意识三方面为切入点，探讨作品中隐含的伦理倾向。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四次会见》 叙事伦理
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1843—1916） 是著名的美国作家，一生创作了多部经典著作。他创作的小说影响深远，“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作家，亨利·詹姆斯不仅留下了卷帙浩瀚的长短篇小说和丰富的文艺理论著述，而且还在小说领域里进行了积极的革新，拓宽了英美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表达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约瑟夫·康拉德曾称詹姆斯是具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发表于1877年的短篇小说《四次会见》就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
叙事伦理作为“叙事”和“伦理”的结合体，影响深远。“叙事伦理是伴随各种应用伦理研究的兴起而出现的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探究如何有效地运用叙事达成必要的伦理效果。”韦恩·布斯在其理论著作《小说修辞学》中集中探讨了小说叙事技巧与伦理关系，在他看来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有道德教诲的作用。詹姆斯·费伦将叙事伦理概括为四种伦理位置的动态互动：故事世界中人物的伦理情境；叙述者的伦理情境；隐含作者的伦理情境；读者的伦理情境。詹姆斯笔下人物正是在叙事过程中寻求着伦理定位，通过叙事提出有关伦理的问题，从而营造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国内外的学者大都关注《四次会见》中的主题、写作技巧等，很少有学者关注作品中蕴涵的伦理诉求。本文基于詹姆斯·费伦的叙事伦理理论，通过对《四次会见》这部作品的分析，试图挖掘出詹姆斯在叙事技巧下蕴含的伦理思考。
一、家庭伦理
与卡罗琳·斯潘塞的第一次会见时，“我”骄傲地向她展示欧洲优美的图片。在第二次会见时，果真看到斯潘塞坐在法国勒阿弗尔的一家咖啡店的门口，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东方的地平线。在认出“我”时，斯潘塞说道：“我写信告诉他我要来了，但是真没想到他会到船上来。”“我”原以为他只是到巴黎火车站接“我”的。“他对人很和气。他真的是非常和气，又非常聪明的。”在斯潘塞看来，自己的表亲就是高贵的欧洲化身。第三次会见的时候，同样还是在勒阿弗尔，“我”看到斯潘塞忧伤地坐在旅馆门口。原来是斯潘塞的表亲告诉她自己遇到了麻烦，因此斯潘塞义无反顾地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而她的表亲“目前形势的主角，占有了我的小朋友的神圣存款，又占有了她方才对我描述的那位热恋的贵妇人的幸运儿，在津津有味地吃过大胆挣来的美餐之后，心安理得地又走了出来。”作为斯潘塞的表亲，理应有义务去帮助斯潘塞去完成她的梦想。然而，斯潘塞表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丝毫没有考虑过斯潘塞的感受。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在得到朋友的死讯后，“我”再一次回到新英格兰。在慰问完朋友母亲后，从牧师夫人那打探到了斯潘塞的住所。来到斯潘塞家中后，“我”发现“斯潘塞小姐坐在沙发边沿，手紧握着放在膝上，她看来老了十岁”。“我”没有注意到五年之后的她经历了什么，只是以一种责备的态度质问斯潘塞为什么不想再去法国旅行。当斯潘塞被“我”逼到无话可说的时候，一位自称是法国伯爵的女人，打断了我们的讲话。可以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假伯爵的身份，然而，斯潘塞却兢兢业业地去侍奉这位所谓的法国伯爵夫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很多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伦理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首先作为一名清教徒，清教教义早已深深地印刻在斯潘塞的思想之中，所以她有着严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其次作为其表亲的亲属，斯潘塞也有义务去帮助表亲。对于斯潘塞来说，选择自私，就会招致挥之不去的自责；选择帮助其表亲及伯爵夫人，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对这样两难选择的生动描绘是詹姆斯对人性的深入探索，同时也揭露了斯潘塞可贵的伦理品质。斯潘塞用行动证明了她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她的无私也和表亲及伯爵夫人的利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清教徒之花，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利他主义的伦理品质。
二、叙述者的伦理意识
整篇故事使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的叙事视角，叙述者开篇就提及斯潘塞的死亡，引起读者的悬念和疑问，然后追溯“我”与斯潘塞四次会见的经历。故事的开篇就提到“听到她死去我是很难过的，然而却又想，干吗我要难过呢 ”开篇就已经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叙述者直截了当地对读者说话，有意突出叙述者的存在以及观念立场。《四次会见》中的“我”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故事从“我”的观察中开始，读者就是通过“我”的眼睛来了解斯潘塞的一生。在故事中，“我”既是叙述者，也是书中的人物，所以“我”可以对人物、事件本身等进行评论。“现代小说叙述伦理中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叙事者干预。叙述者干预一般通过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甚至文本本身评论的方式进行。”第一次会见中，“我”在选择交流对象时就表示，“如果她不爱调情卖俏，可能就不是个理想的人”。可见，“我”其实只是以一种玩乐的态度对待斯潘塞，也为后来斯潘塞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了解到斯潘塞为游历欧洲做了充足准备的时候，“我”说道：“你有美国人那伟大的通病。而且病得厉害——欲望，病态的畸形的欲望，为了色彩的形式，为了别致和浪漫，不惜一切。”叙述者可以说以一种欧化的视角来评价一切，以嘲讽的态度对待着斯潘塞。在第二次会见时，在了解到斯潘塞把钱借给其表亲时，“我认为这位绅士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在我朋友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决定等待这件事发生”。同样在第三次会见时，在了解到斯潘塞把所有的钱都给其表亲的时候，“我”又气愤又觉得可笑。“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伦理身份与道德规范相悖，于是导致伦理冲突。”作为斯潘塞的朋友，“我”的内心有两种力量在对抗。一种冲动是帮助斯潘塞脱离困境，另一种冲动是放任事情不管。最终，“我”选择了后一种，暂时告别了斯潘塞。第四次会见时，距离上一次相遇已过了五年，在上次的相遇中“我”并没有阻止斯潘塞表亲的阴谋诡计，只是采用了冷漠的态度，任事件自由发展。这次回到新英格兰，或许同样会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不会插手斯潘塞的生活。在看到斯潘塞作为佣人一样伺候着假伯爵夫人时，叙述者对斯潘塞既同情又冷漠，并不覺得自己对斯潘塞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于是就告别斯潘塞离开了。“人类最初的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伦理秩序和伦理关系的体现，是一种伦理表现形式，而人类对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好处的认识，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伦理意识。”叙述者作为斯潘塞的朋友，似乎并没有尽到朋友的职责，感情上的超脱和道德上的复杂性使得他与斯潘塞保持一段距离，以一种冷静的调子来讲述一个悲惨的故事。
三、隐含作者的伦理意识
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在布思看来，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詹姆斯·费伦对隐含作者重新定义：“隐含作者指真实作者的标准化形象，它是真实作者的各种能力、特征、态度、信仰、价值观念以及其他特征的真实或非真实的集中体现，它们在具体的文本建构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个大城市变得越神秘莫测，在那里生存就越需要对人性有更多的认识。相对于斯潘塞来说，叙述者对于人性的了解显然更加深刻。在听到斯潘塞把钱给其表亲时，“我感觉到一股冷气。此刻我完全不能坦然地纠正我的错误看法，因为我不了解斯潘塞小姐的堂兄”。在看到斯潘塞的表亲时，叙述者描述到，“他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风度和一种感伤的颓废，和他锐利的、警觉的、颜色奇怪的（近红的棕色）眼睛极不协调”。通过叙述者对斯潘塞表亲的外貌描写，隐含作者深刻地批判了以其表亲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同时，在隐含作者看来，当这个在欧洲优哉游哉的叙述者为斯潘塞担忧时，他没有意识到是他自己的行为构成了真正的不道德。叙述者和斯潘塞表亲本质一样，都对斯潘塞造成了伤害。叙述者其实是有能力去阻止斯潘塞的悲剧，却选择袖手旁观，退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领域，没有插手斯潘塞的事情。在最后一次会见时，因为叙述者的立场和思想认识还是没有发生改变，没有表达出反省和思索的精神，所以隐含作者更加痛斥了叙述者的观察者角色。像之前一样，在了解到斯潘塞一直侍奉伯爵夫人时，“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心里有两种感觉。一是非常厌恶；一是相反的愿望，希望看一看，多了解些情况”。在隐含作者看来，其实叙述者和假伯爵夫人本质一样，只不过对待斯宾塞的方式不同。伯爵夫人把斯宾塞当作佣人一样，进行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而叙述者对待斯宾塞冷漠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她精神的一种压迫。叙述者在看到斯潘塞一味地讨好这位所谓的法国伯爵夫人的时候，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决心不再关注斯宾塞的事情，收起了对她的好奇心，内心充满着愤怒离开了斯宾塞的家。在后来听说斯宾塞抑郁而终的时候，叙述者也只是冷漠的对待，认为斯宾塞不值得悲伤。“隐含作者既能看到故事中人物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也能看到叙述者讲述故事时的所持立场和存在的问题，并暗中与读者交流，对其进行伦理判断和价值评价。”隐含作者正是通过对叙述者立场的批判，告诫读者要确信真正的幸福存在于道德中，可见隐含作者有着严肃意图与伦理立场。
亨利·詹姆斯通过文学创作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深厚的伦理内涵。“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本文以《四次会见》中精湛的小说技巧和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为主线，从叙事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作品中的家庭伦理、叙述者的伦理意识和隐含作者的伦理意识，从而歌颂了以斯潘塞为代表的利他主义的高贵品质，同时也对叙事者的冷漠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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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刘珍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作者：刘珍珍
叙事伦理学论文 篇3：
生命的沉重与轻盈
摘要：《上官婉儿》以婉儿的生命和生存际遇为质料，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解读了婉儿的一生，再现了她在政治、情感、生存等方面属于个人的沉重与轻盈的生命感觉。无论是在成长的环境，还是在政治生命和情感生命方面，都可以读出婉儿沉重与轻盈并存共生的生命特质。
关键词：《上官婉儿》 理性伦理学 叙事伦理学 生命感觉 沉重 轻盈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新历史小说在性别意识的觉醒和成熟中，“发现了传统的帝王将相历史观、阶级斗争历史观和男性历史无意识、性别无意识所无法发现的人类的另一种生存的真相”，赵玫的长篇小说《上官婉儿》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个体生命时间的惟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恢复了个体生命在历史时间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打通了历史时间与个体时间的阻隔，个体此在生命的刻度及个人记忆、个人感受成为铭刻在历史时间上抹不去的生命年轮”。这种历史观和生命观使被传统史书遮蔽的女性生命感受走进了文学的领域，这种尊重个人生命感受的叙事话语是叙事伦理化的体现，这种充满人性温情的伦理叙事被称为叙事伦理学。
一 叙事伦理中的生命感受
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受的知识，传统史书关于上官婉儿的记载和评价属于理性伦理学，“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育符合这些理则”，是走出个人的生命感觉，舍弃个体生存状态后的强制判断，是上官婉儿应该怎样却没有怎样的道德谴责和归罪，她的生命感觉与政治功绩无法在理性伦理学中获得统一和相容。
而赵玫的长篇历史小说《上官婉儿》则属于叙事伦理学。“叙事伦理学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它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小说以婉儿一生的生活际遇为质料，站在对女性生命体验理解和尊重的高度，讲出了婉儿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拂去了掩盖在婉儿身上武断而又强硬的历史陈沙，还给读者一个有血有肉、有成就有失误、有感情有欲望的真实的女人形象。婉儿的一生中，有大智与小计的较量，有理智与情感的冲撞，有灵与肉的分裂和统一，有爱的妥协和情的无奈，有游刃于政治惊涛骇浪中的轻盈和洒脱，又有在充满危险的生存中寻求灵肉合一的爱情的沉重与无奈。这就是婉儿在叙事伦理中最为主要的生命感觉和生存现状。
二 封闭、自由、轻松的成长环境
婉儿本有一个称得上显赫高贵的家庭，但襁褓之中的她便遭逢家庭的灭顶之灾，身居高位的祖父和父亲的被诛杀，柔弱的母女相依为命。在封闭寂寞的掖宫长大，使她从小就面临生存的压力，也练就了她坚强和独立的生存意志。同时，也正是这种生存环境，使她免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获得自由的成长。
在婉儿的心目中，太后武则天是她崇拜敬仰的对象，从武氏的身上，她看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幸运的是，她所师从的老师恰是当年武氏的老师，他教给武媚娘的不是三从四德，而是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和胸襟。在朝野上下对武氏霸权大加挞伐、满口非议的情状下，他则表现出封建男权社会少有的明智和公允，对于这个女性的雄才大略充满由衷欣赏和满心自豪。这样一位老师对于婉儿来说，自然是幸事，伴随婉儿成长的不是封建的女工女红，而是凝聚人类智慧韬略的史书，婉儿的成长历程是畅游人类理性长河获取政治智慧和生存哲学的过程。婉儿在如此的环境中自由地成长，并以自己卓尔不群的才智走上了政治的舞台，演绎了她可赞可泣、可喜可悲，遗憾与满足共生、压抑与舒展并存的一生。
三 政治生命中的轻盈自在与沉重压抑
婉儿的政治生命始于老师的推荐和武则天的接纳。婉儿之所以被其老师推荐，是因为她有着不亚于武氏的政治才略和智慧，正是武氏所需的智慧之星和治世助手。于是，两个智慧的女人走到了一起，她们熠熠生辉的灿烂存在照亮了女性生存蒙昧幽暗的历史星空。两个有着极度权力欲望和政治热情的女性联袂合作，在男权政治的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的鲜明和炫目，足以显现出女性智慧的高远和胸襟的博大。在挥洒着智慧的政治浪涛中，在实施玲珑生存哲学的存在中，婉儿的生命进入了一种乘智高飞的轻盈和自由状态。她在争取活着的生存目标中，实现了远远高于活着本身的价值。她过人的智慧，使其在充满陷阱和危机的政治浊流中、在充斥着算计和猜疑的后宫中，颇有建树，颇具人缘，历惊而无险，自身得以保全。
作为一个女性，婉儿又懂得如何去利用自己的美丽。她绝色的美貌、高雅的气质、高贵的品格，都对围绕在身边的皇室男子构成了强烈的诱惑力，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爱慕她。这种爱庇护着她，使她在一次次面临绝境的时候可以依赖某位皇家男子度过难关。她很明白该怎样驾驭这种爱，来为自己争取活着的机会，所以，婉儿是自如的，其生命的存在是轻盈的。
然而，尽管如此，婉儿毕竟只是一个后宫的嫔妃和侍者，她的生死系于武氏之手，这又使得她的生存显得如履薄冰般的艰难和危险。虽然她可以凭其才智赢得武则天的器重和信任，得以在薄冰上谨慎行走，但这种小心谨慎的生存会使生命变得辛苦和沉重。她生活在武氏无处不在的阴影中，这又何尝不会使生命备显压抑？如临深渊的危险生存环境也锻炼了她心灵的韧性和忍性，所以当她在得知武则天是自己家仇的凶手时，她可以平静地面对，冷静地思考，不露声色地消化。她没有像众人所预测的和武则天所担忧的那样，与仇人誓不两立，上演复仇的计划，这一方面在于她理解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在政治激流中生存下来的艰难和血腥，理解了宫廷中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准则；另一方面，婉儿知道，武则天和她既是政治生涯的合作者，又是相知相契的知心人，她们在智谋的较量中相互理解、彼此认可，她们在彼此的智慧之光中发现自己，这是棋逢对手的惬意和充实，是英雄相知的欣然和快慰。武氏给了她政治舞台，并且“对于婉儿来说，政治生命就等于她的生命，因为她刚好是一个视政治为生命的女人，而又在政治的领域中拥有着非凡的才华”。这样的婉儿不是胸怀个人家族恩怨的平凡之人，她心中有着更广阔的天地。正是这种胸怀和见解，使婉儿谅解了武则天，这种谅解其实也意味着：“活着，但要记住，意味着生命的爱的意志比生命的受伤更有力量。”婉儿用理性意志来思索生存，来超越仇恨，这是承受也是超脱，是抉择的沉痛也是抉择后的轻松。于是，尽管在武则天的阴影下压抑地生存，但是婉儿所拥有的智慧和胸襟，使她在政治舞台上实现了自我价值，虽沉重压抑却不乏轻盈和自在。
四 灵肉之爱的轻松与沉重
婉儿的一生被人称颂不已的是她非凡的政治才华，但是她的政治功绩在史书中却变得含糊其辞甚至有些暧昧，因为在历史理性的伦理审视中，婉儿另一种生存的表象让理性法则嗤之以鼻，那就是婉儿的情感和欲望生存现状。她与三个皇子的暧昧情感，与武三思的欲望苟合，与崔 的灵肉相依，她主动成全的武韦之淫，都令理性伦理学冷峻严肃的历史眼光感到尴尬和惋惜。“历史不能够理解一个身居高位、天生颖悟的女人为什么总是需要男人，而且是那些口碑不好甚至势利小人的男人。历史不允许婉儿这样的女人有真情有欲望，当然历史更不能容忍那些有着卑鄙魅力的男人，对婉儿这样的女人的吸引和诱惑。”
站在理性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看，婉儿的欲望和因欲望而引起的苟合是不可原谅的，是丑陋邪恶的。但是历史可曾知道，“邪恶之所以会滋生，是因为人们总会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行善”。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怎么不可以有人之为人的情感和欲望，历史可曾给予婉儿这一人性的需求以应有的人本理解和尊重。更重要的是，历史忽略了，婉儿委身于卑鄙势利之人的背后，是纯真之爱被政治铁腕捣碎的结果。婉儿与太子李贤的相契之爱，一开始便成了政治的实验品、牺牲品，爱的失落和被毁使婉儿认识到真爱的难得、情和欲的难以兼顾，于是，“真的爱和真的不爱，爱而不曾有的性，和淫乱中无法企及的爱”就成了婉儿一生情感的最无奈注脚。婉儿终其一生都是在灵肉合一的找寻和分离中度过。在找寻中，沉重的生命开始实践了身心相离的情爱，她利用身体愉悦男人，满足自己的身体之欲；她用智慧愉悦男人，获得心智的快感。不再相互寻找的肉身和灵魂获得了各自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毕竟残缺浅薄轻飘，这又何尝不使多情的生命充满了遗憾而备显沉重？
生命没有给婉儿留下太大的遗憾，崔 走进了她的生命，他们灵犀相通，以诗传情，婉儿的文学才华得到了至情至性的释放，在文学中，婉儿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还带给了她灵肉合一的爱情，婉儿沉重的情感追求有了结果，沉重便也显得深刻而有价值。但是，活着的目标还是让婉儿牺牲了情爱，为了挽救武三思这个她的身体深爱着的男人，她忍痛把他送进了韦后的怀抱，成就了历史上一段肮脏的淫乱。在崔 陷入危险境地之际，她不遗余力地把他送进了太平公主的宫闱，虽然这令理性的伦理视为堕落、邪恶，但人与人感情上、心灵上的牵缠和受伤以及为之做出的选择，是无法追究道德罪过的。历史道德伦理在这里与个体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的卑下形成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不同的爱伴随着婉儿的一生，每一份爱都给予了她不同的感觉和况味，轻盈的身体之爱，高标的灵魂之爱，厚重充盈的身心之爱，有迷醉，有幸福，但同时也不乏遗憾和残缺。婉儿的生命在各色爱中行走，她把爱分成不同的侧面，应对不同的情势，争取活着的机会。爱背负此种使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焉能不是最彻骨的沉重和无奈呢？又焉能不是生存分裂状态的体现呢？
五 超然赴死的洒脱与无奈
婉儿的女性气度之美和性情之美，深深地打动了少年李隆基的心，在这个英气的少年心中，婉儿是最圣洁高贵的，她成了李隆基心中美好情怀的寄托。这种美好的情愫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彻底粉碎，这份神圣在婉儿与武三思的亲密中被彻底打破，李隆基经受情感的暴雨般抽打，人间最美好的存在原来也如此不堪和丑陋，爱恨的快速转换缘自少年心中巨大的情感精神挫折感。“强有力的攻击倾向一般都伴随着强有力的爱，一个儿童越是强烈地爱着他的对象，那么他对于在那个对象上所遭受的失望和挫折就越敏感，而这种爱最终一定会屈从于聚集在一起的仇恨。”这也便是婉儿死于李隆基之手的心理根源。宫廷巨变，婉儿手执为自己生命开脱的诏书，平静地等待两可的命运，当李隆基纵马疾驶的马蹄声清晰地传入她的耳鼓之时，她明白，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有诸多的皇家男子在爱着她，但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的手都可以在黑夜的恐惧时去牵的，不是任何时候她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搂抱生命的。明白于此的婉儿，从容地携着自己的灵魂含笑奔赴自己的生命彼岸。她走得洒脱又了无牵挂，然而她是在洞知生的无望后才超然的，她的超然又何尝不是求生无奈后对生的沉痛放弃？婉儿是贪恋生命的，但她决不怕死，尽管她的生和死都伴随着沉重和无奈，但又都能透射出生命的轻盈和超迈。这就是婉儿一生的生命感受和生存体验。
在充分尊重和理解个人的生命感受和生存体验的伦理叙事中，婉儿的生命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展现，一个女人的生命和情感轨迹得以辩证的认识。真正地感受每一个人可能有和曾经有的生命感觉和体验，才是以人为本的关怀，《上官婉儿》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婉儿的幸运，也是文学所能给予人的生命的温存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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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艳宗，女，1975—，河南南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南阳师范学院。
作者：刘艳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