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回归设计管理论文

科技与艺术完美的融合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兴奋，我们期待明年的盛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在历史的长廊中，那些凝结了最美的创意、最高的智慧的工业设计经典作品，代表了一种梦想，一种永恒。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文化回归设计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文化回归设计管理论文 篇1：

设计在企业战略中的角色初探

摘要：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海斯曾经说过：“昨天各公司在价格上竞争，今天在质量上竞争，明天将在设计上竞争。” 近年来，设计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外观造型、企业形象识别等逐渐转向系统的整合。愈来愈多的企业开始将设计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协调其他部门有效参与企业管理，以此来推动产品服务、传播、运营的发展，本文先讨论了设计角色的转变，继而探讨设计作为一种战略工具离不开有效的管理来推进，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角色；创新；设计策略；设计管理

1重新定义设计的角色

1.1设计的角色的变革

自从现代工艺诞生后，工业设计便以大批量的标准化、模块化为先行，设计师们习惯做法是为一件产品穿上设计的外衣，至上个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设计的角色不断变化，设计师做设计的角度也已发生了改变，不在仅仅作为“美工”为产品做嫁衣，好的设计不仅仅只包含外观，视觉的美感，而更加强调创新价值，苹果手机即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即便是一块屏幕其背后也饱含各种工艺流传的创新和其设计价值，对于设计而言，并非只是一件物品，更是针对商业、科技、和人文上的一种协调，设计的角色已经从原来注重外观、视觉、功能性等方面转为一种策略创新工具。

1.2设计作为企业战略的工具

IBM公司的总经理曾说，“好的设计意味着好的企业。”各个企业开始意识到设计可以作为一种竞争资源，例如John Mathey色彩技术，曾经是该市场上的佼佼者，近年来由于受到中国出口陶瓷和餐具低廉和劣质的冲击，John Mathey渐渐失去了其品牌领导地位，然而在设计团队重新审视下，John Mathey针对市场和消费者重新定位了企业的品牌战略及企业文化，并针对企业具体的品牌战略做出了具体清晰的品牌识别系统。设计战略使企业重新凝聚了其文化价值，也使企业回归陶瓷餐具领导者地位。由此可见，设计不仅仅具有艺术上的美感价值也具有经济学上的价值。设计作为企业的战略之一可以渗透到企业品牌定位、产品开发、甚至是企业的日常规划，简言之，设计作为一种策略整合企业有用的设计资源解决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2有效的设计管理

使得许多公司开始增加自身内部势力把设计作为首要任务，越多越多的高管开始意识到设计可以成为一种竞争力，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设计该如何管理，或者说他们不知道如何对设计进行组织完成，以下本文将简单探讨如何进行有效的设计管理。

2.1设计是实现企业战略的工具

诸如苹果、索尼、飞利浦这样的企业，大都具有行业设计领导者的地位。设计在其企业制定实习战略目标时具有重要的话语权，换言之，设计成为这类企业的核心素质，他们通过设计制定战略目标，满足用户需求，同时公司也会在随后的服务中发现用户新的需求，一次来确定和促进设计机遇的实现。当然也有不少企业依靠内部设计部门和外部设计团队合作，实现企业目标，无论是内部设计部门还是外部设计公司和企业的强强联合，设计能够通过多层次、多种方式和手段来影响企业的管理，设计积极作用于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及执行过程，针对将要走向市场的产品制定其产品决策、产品发展计划、以及产品品牌风格、形态等方面的准则，用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企业更加有利可图。

同样的，设计作为企业战略工具，可以反映企业中对设计的要求，并且支持企业的总目标，有益于帮助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养成，并且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设计战略也应不断挑战自己在企业的定位和目标。

2.2管理使设计更有效

好的设计可以是灵丹妙药，可仅仅有创意是不够的，成功的设计需要指导管理。设计能否实现其价值，依靠的是团队和企业各个部门间的协作和配合，就企业如何将设计策略置入企业当中，笔者认为设计作为一种资源、一种工具并非独立存在，首先企业建立一支能力强的设计团队和部门，而且在企业应给予该部门较高的地位和威信。其次，企业高层中应当有一位对设计有兴趣的管理者，这为设计获得企业高层的支持和项目的执行非常重要，第三，设计执行层面则需要协同其他部门根据已知的用户需要转化为具体设计理念、生产服务，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目标赢得利润。

对设计进行管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具体操作中也要不断实时调整，企业需要把握要树立正确的设计指导理念，在产品设计中制定出具有创新性、差异性的设计战略，通过有效的設计管理，为企业产品开发提供决策上的技术、品牌等方面的支持，以完成产业上的跨越，在实践中将设计真正融入企业竞争力。

3总结

《商业周刊》曾预测到，未来的企业家赢得能够进行设计思考，并通过设计来处理企业问题。由此可见，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设计，设计战略也离不开企业的有效管理，对于设计来说，它如同无形的推力，已经不在拘泥于环境、视觉、外观形态以及功能性等，设计对企业和商业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自身地位，设计对社会、文化、经济的等方面亦有着推动作用。有效利用设计这一战略工具，使设计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

参考文献：

[1] 何人可.工业设计与设计管理[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2] 墨柔塔（法）.范乐明，汪颖，金城，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3] 陆小彪，等.设计思维[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张欣（1988—），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设计学专业。

指导老师：邹建敏

作者：张欣　邹建敏

文化回归设计管理论文 篇2：

放飞梦想　经典永恒

科技与艺术完美的融合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兴奋，我们期待明年的盛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在历史的长廊中，那些凝结了最美的创意、最高的智慧的工业设计经典作品，代表了一种梦想，一种永恒。

10月18日，在北京最美的秋日时光，穿过香格里拉大酒店后花园的小桥流水和蜿蜒长廊，主题为“梦想 永恒”的2006中国数字产品工业设计年会在此举办。

这次年会已经是第二届，由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计算机报》报社、《数字时代》期刊社和3C联盟数码产品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搜狐IT和中计在线提供网络支持。来自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设计院校、产品制造厂商、设计公司等的数百名代表共同探讨中国数字产品工业设计的热点话题，并见证了“2006中国数字产品工业设计大奖”的诞生。

联想、HP、摩托罗拉、爱可视、雷克沙、长虹佳华、漫步者、微软、三星和富士通分享了中国数字产品领域的工业设计最高奖项——2006中国数字产品工业设计大奖。而长虹佳华和康佳则荣登优秀设计团队的宝座。

工业设计知名专家在高峰论坛上高谈阔论，模特在舞台上展示琳琅满目的获奖作品，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川剧变脸、魔术及女子乐坊的表演，时时处处都在演绎着工业设计的精髓、文化。创意回归、经典永恒，堪称一次数字产品与工业设计的盛会！

让我们一起聆听专家的真知灼见，一起欣赏诸多优秀的数字作品，一起享受一次设计文化的盛宴。

中国文化与产品设计——要融合，不要混装

将中国文化融入产品设计，搞得不好，就像洋人穿上一身唐装，表面看或者远距离看，感觉他拥有一种中国文化的影子，但这不是融合，而是一种流于表面的混装。真正的融合，是萃取文化的精华，经过长时间历史的锤炼，把它用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改良出一个全新的形象。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设计界目前的热门话题。西方现代设计注重的标准化的组合和所谓的简洁的美学，已经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东方文化中的简约与似与不似之间的韵味却被越来越多的西方消费者追捧，东方的神秘也为他们渴求。全球一体化和消费者国际化的概念，使得西方设计不能不重视东方的影响。

比如，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内容。“饮之消渴”已经不是茶的中心意义，各种不同类型的茶、茶具，品茶时聆听的古筝声、感受到的宁静氛围，与西方饮料中的代表——可乐有天壤之别。比如，中国的服饰文化强调含蓄，用特别的细节处理手法来引人入胜，带人们进入一个令人神往的想象空间。如旗袍，通过外部轮廓突出女性的线条，而非采用直白、暴露的手段给人一时的刺激和悦目。

我认为，中国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符号，而是一种无限、不可量化的理念，用这种理念去指导设计或者用这种理念加强设计，才是中国文化融入产品设计的根本。

得设计者得天下

大力发展我国工业设计，符合党和国家自主创新的精神。借鉴国外先进工业设计理念，学习国外先进设计经验，大力提倡我国的工业设计自主创新理念，已属当务之急。

须承认，在今天的产品营销体系中，甚至在人们的认知中，工业美学都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人们评价市场上的一件商品，首先要看其是否美观，然后才是易用性、耐用性，最后才是产品的价格和服务。工业设计的重要性，被万千消费者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产品的设计更代表了一家企业的实力及品位。

我国的工业设计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全国知名高校中均设立了专门的院系，每年有大批的人才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中国工业设计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中，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借鉴全人类的优秀成果，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发掘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将是中国工业设计的未来发展之道。

从一战之后的艺术萌芽到20世纪40年代艺术与科学的主张，之后IT产业迅速崛起，工业设计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到信息产业领域。促进中国信息产业领域里工业设计的发展，加强我国信息产品的竞争力，这是我们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所在。我们相信，“2006中国数字产品工业设计年会”是中国信息产品领域和工业设计领域的又一次嘉年华。

从大工业设计到概念设计

工业设计的要素包括了技能、造型与材料，康佳摆脱了只注重外观设计的阶段，形成了“大工业设计”的概念。它是包括外观设计、界面设计、人类学、社会学、使用行为、销售心理、市场研究、设计研究、趋势分析、产品策划以及材料工艺的管理等多工艺、全过程、大范围的设计概念。这也是工业设计成为企业战略主导要素的前提，同时它也是设计创新的一个前提。这样工业设计自然就成了产品规划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它负责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切实的产品规划和产品定义来指引产品开发。

作为设计管理，它的组织和流程系统的建立，整合了设计研究、产品规划、产品设计、产品的美体设计、工艺材料跟踪等几大板块，同时也设立了以产品设计为中心的框架。

未来要引入概念设计，这个概念设计并不是海市蜃楼，它必须有真正的预见性，这样对强化设计师的创新和务实以及增强企业的形象力都有很大的意义。

康佳一直积极推进同国内外的设计组织和设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以期得到优势的外部资源对自身发展的有益补充。通过这样的设计项目合作和设计培训，我们可以学习到相当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并将优秀资源移植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中。

以企业需求为基础搭建课程平台

中国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非常迅猛，全国已有400多所院校开设工业设计课程或专业，每年毕业的人数8000到10000人。各类学校“术业有专攻”，一类侧重设计，强调经验和技能的培养，是师徒传承式的，注重感性的导向、操作和动手能力；一类侧重研究，获取知识以信息资源为主，比较偏重策划、开发和理性的导向。

传统的手工艺设计教育现在也在向现代设计教育转变，完全依靠感性经验学习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今天设计者所面临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单一的知识结构不能解决问题，向理性化的模式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仅靠一个大师就能完成的设计，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团队，如果说20世纪的设计教育是以大师型、独创型设计教育为主，那马21世纪的设计加大进行团队型、综合型教育的力度。

企业设计部门急需品牌、策划等能力，这就要求一部分设计师向策划、规划方向发展。设计中的核心需求包括设计经济的体系，就是市场、营销、企业、战略、管理，此外还有创新的体系、创新的方法和设计形态。其它还包括设计与人类的生活行为、生存方式、生态相关的研究体系等。

设计师需要接受这样多种类的教育，学校教育可能不够。很多设计师进入企业需要大量时间进行培训。今天中国的设计教育最重要的是寻求企业的人才需要模式，在此基础上搭建起课程的平台。

色彩和材质——让产品“跳”出来

色彩和材质的首要作用，就是使产品置身于销售平台上，身陷众多竞争对手的包围时能立即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从而使产品“跳”出来。如摩托罗拉手机V3机型最初推出的都是银色产品，而之后推出粉红色手机时，马上在市场中取得了夺目的位置。

很多国际公司都专门设置了色彩和材质部门，它与其他部门的地位是平等的。首先，色彩部门会进行调研工作，掌握市场流行的风向标，制定年度主题。一般来说，颜色的流行始于服装，之后表现于汽车和家居设计，而工业设计是整个颜色流行的最末端，今年工业设计的流行色可能是两三年前在其他领域流行过的。之后，会针对这些颜色寻找合适的材质，给不同的材质定位不同的命题，以契合不同性质的产品，制作成材质库。

去年，摩托罗拉的色彩部门提报了99个颜色，并把这些颜色分门别类，让设计师在设计时很方便地找到适合的颜色。另外，材质部门也与其配合，例如为了凸现V3“薄”的理念，应用了很多玻璃和贵重金属。只有工业设计师和颜色材质设计师一起合作，才能对产品的定位进行透彻的表达。

在具体设计环节，我们会在电脑中反复模拟，比如把服饰的材质应用到手机上，看效果如何。之后，国际公司一般会对自己的消费群进行测试，得出产品的第一颜色、第二颜色的排序，最终确定产品的颜色。

核心技术欠缺制约工业设计

我国工业设计面临的挑战并不存在于工业设计内部，而是在工业设计的外部，即环境与市场。决策者的策略、企业的文化、开发产品所应有的资源、有没有核心技术能够推动设计，决定工业设计做得多好。而IT产业核心技术的缺乏，成为数字工业设计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个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厂商，愿意大量投入用于设计，但它需要从别处买芯片、买技术，无论它如何投入，它的设计还是会比真正拥有技术的厂商略逊一筹。我国工业设计的起点较低，用10年时间匆匆走过了发达国家积淀了几十年的道路，因此我们的产品尽管外观上模仿得很相似，内部含金量还是不够，壳子里面没多少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小制作，大组装”的生产模式，使设计师不可能脱离组装件的规格和尺度作新的设计，必然被束缚了手脚。

设计和技术创新是一个企业的两条腿。找到特定用户的需求，制造出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技术创新支撑企业的基础和发展。近几年设计发展非常快，但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有自主研发能力，整个产业才能够腾飞。

这次的参赛产品中，长虹佳华的DVD机颇具新鲜创意，它把DVD机和电脑的功能进行了整合，使它的目标用户如中老年人容易接受。一种技术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使用方式来实现，实现了技术创新。

“求是、求异”的差异化设计

众所周知，我们处于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数字产品已经普及到我们每一个角落，我国的生产制造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于以数码产品为主的公司，对差异化产品的创新、设计就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差异化的产品取决于品牌的差异化的战略，长虹佳华的战略是“求是、求异”，设计理念是利用一时的差异化产品创新设计。

设计首先要重视对目标用户的研究和潜在用户的发觉，用户的需求可以分为表象的需求和潜在的需求，表象的需求就是通过观察和市场问询获得的一些需求，潜在的需求是研究的重点，研究用户的表象需求是什么，也是产品的差异化的核心。对于用户的需求研究分为用户的模拟体验研究、使用场景和焦点用户研究等等。

长虹佳华每年都要上市几十款产品，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合作开发的产品，怎样保证这款产品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既有企业的参与性又有企业的DNA呢？只有通过研究产品、定位产品，首先在产品的形态语言上，形成一致的设计理念来进行设计的统一。

作为本土的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应该重视文化、理念层次这方面的研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具体的过程中，可能一些产品仅靠一些符号和装饰性的平面语言是不够的，需要真正把握传统的文化内涵意义才会得到突破和认可。

作者：袁钦玲　刘　婷　王少青

文化回归设计管理论文 篇3：

设计与管理：设计人类学的一种实践方式

摘 要 在过去数十年里，作为一个综合了设计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学科分支，设计人类学在设计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与实践方法，而设计管理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方式之一。在思维与行动上发展具有设计特征的各种实践方式成为了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工作能力。这种设计能力在创意工业、政府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对解决各项社会议题具备设计创新潜力的设计学院中越来越受关注。分析讨论应用人类学的出现以及在20世纪的文化语境当中有关设计人类學的形成与发展概况，并且通过归纳与总结能够进一步突出作为一种实践方式的设计管理在设计人类学研究当中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 设计;管理;人类学;实践

引用本文格式 何振纪.设计与管理：设计人类学的一种实践方式[J].创意设计源，2019（3）：40-46.

设计管理是20世纪到21世纪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它的核心内容是解决设计认同、组织策略、生产改革和市场研究。早在20世纪之初管理学综合理论兴起伊始，对设计进行管理的相关研究便伴随着管理学理论的扩展持续发展至今。在学科知识日益交叉渗透的今天，设计学的发展使得其研究范围亦在不断容纳于不同的领域。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设计管理是面向计划与经营的研究，从设计学的方面来看则是对思维和技巧的探索。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当中，设计与管理这两个术语的频繁应用其实已超越了设计学与管理学的范畴。在近几十年来，设计管理学迅速发展，不断整合其研究对象并构筑起越来越坚实的研究基础，而在进一步发挥其研究作用与价值的同时，亦反映出当前不同的学科间相互融通的事实，甚至打破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一般划分。就此而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设计管理亦是这一趋势的一个反映。人类学研究本来就是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代表，而近年发展快速的设计人类学将人类学与设计研究联合，将设计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应用人类学方法，又为观察设计管理的理论实践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一、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科学，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四大分支学科，并囊括诸多细分领域。尽管不同领域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四个分支学科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之所以作为单个研究领域的人类学能涵盖四个学科分支，是因为这与北美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史有关。以美国人类学的兴起为代表，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学主要是研究北美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从而导致四个分支动态地结合在一起，其目标是综合地研究北美土著的起源和多样性。事实上，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学术学科，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全面性、比较性使得它所积累的知识与大众生活之间关系密切。因而，作为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全美人类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又将人类学划分为“理论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以此突出人类学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作用。

有关“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的提法最早来自美国语言学与考古学教授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Daniel Garrison Brinton），他在1896年就任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主席时所发表题为《人类学的目标》（The Aims of Anthropology）的演讲中首次采用。应用人类学所指向的是“人类学家为非学术客户而工作。所谓非学术客户包括政府、发展机构、非政府机构、部落协会和种族协会、利益集团、社会服务和教育家机构以及公司企业。应用人类学家为一些集团服务，这些机构大都致力于推进、操作和评估各个旨在影响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的项目”。[1]1930年，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发表一篇以《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为题的报告，将应用人类学视为现代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在此之前，尽管也出现过诸如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等名称，但最终由于应用人类学最具包容性与概括性而被人类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界定人类学应用实践与研究的专用术语。（图1、2）

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作为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的创建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后英国人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其理论研究主要受到了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 W. Russell）、阿尔弗雷德·怀海德（Alfred N. Whitehead）等人的影响。他主张以科学与实证的方式，找出社会运作的结构与各种功能，进而相互比较，以获得普同性的社会特质。他假设所有社会都可以切割成许多部分，每个部分的发展乃为了适应整个环境，即生态、文化和制度上的充分圆满。结构功能论因而尤为强调结构、功能以及一切事务的过程，从而避免各部分之间的冲突与摩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迅速攀升，与当时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开始受到挑战，并由原来的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转变，许多殖民地的下层管理职务开始由符合宗主国需要的当地人所担任。此时，形成了理论与学术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过渡的需要，应用人类学家应运而生，为殖民地的管理者提供服务，不但培训殖民地官员，同时训练由当地人担任的下层管理者，以使他们融入西方的文化体系当中，接受西方价值的洗礼，增强其与殖民地官员以及宗主国的沟通与联系。

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担任东加皇家学院院长兼教育主任时，便从事过殖民地土著的教育改造工作，以使其适应当时的西方文化和政策，减少因文化矛盾而造成的殖民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冲突。从这个阶段开始，人类学研究在殖民地社会得到逐步的应用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对殖民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有助于缓解文化变迁所带来的种种压力，避免了殖民地社会不必要的失调和离析，由此为将来进一步研究文化变迁的机制、模式和结构等奠定了基础，从而奠定了应用人类学在人类学的社会实践层面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应用人类学涉及到将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应用到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方面，因而其范围广泛，所牵涉的范畴殊多。人类学家约翰· 范· 韦利根（John Van Willigen）曾列举了比较常见的应用人类学所涉猎的领域，具体包括农业、酒和麻醉品使用、刑事诉讼和法律执行、文化资源管理、设计和建筑学、发展政策和实践、灾害研究、经济发展、教育和学校、工作和劳动、能源提取、环境、评估、渔业研究、林产和森林、老年人服务、政府和行政、卫生和药品、住房、人权及种族歧视与种族屠杀、工业和商业、土地使用和土地认领、语言和行为、媒体和广播、军事、传教、营养、政策制定、人口和人口统计、娱乐、宗教活动、再定居、社会影响评估、培训计划、城市发展、水资源开放、野生动植物管理、发展中的妇女等方面。[2]

1941年，为了满足对应用人类学的需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成立了应用人类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标志着应用人类学在美国人类学界的正式确立。时至今日，美国现有多达40所大学开设了应用人类学专业，从学士到博士学位都有这个专业的设立，而且除了应用人类学学会之外，另外还有十多个与应用人类学相通的组织，如全国实践人类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实践及应用与公共利益人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Practicing， Applied and 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实践和应用人类学项目联合会（The Consortium of Practicing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等。随着应用人类学地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许多新版人类学教材甚至已将其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图3、4）

二、设计人类学的出现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持续发展，应用人类学又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服务于社会事务管理的人类学家，在跨国公司与产业经济的流通中，其工作重点不再是研究某一文化，也不是关注某一组织，而是用他们所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和方法为雇主和顾客服务。自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及公司雇用人类学家从事不同的工作，包括帮助公司了解工作场所或劳动组织、调查市场和顾客的需求等情况，以及为各种组织进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社会的需求进行评估、调查项目的社会影响等。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由此扩大到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即所谓“新应用人类学”。在应用人类学的背景下，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较小的学科分支陆续开门立户。许多应用人类学分支除了偏重学术圈以外，还针对政策和实践环境展开研究，包括设计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等。其中的设计人类学（Design Anthropology）分支，核心目标之一是将人类学（Anthropology）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具体的领域中，以寻求在对象的计划、组织、运作等方面获得有效管理的价值。

关于设计人类学的出现，可以追溯至20世纪以前。伴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形成，其实已有人类学家对研究目标所涵盖的设计与艺术生产展开专门的田野调查。到20世纪初，则有越来越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专家学者投身到工商业的研究领域当中。20世纪早期的这些与设计人类学研究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与物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研究趋势的出现在20世纪中叶变得日益清晰，从而使得人类学家在商业管理与工业生产方面的专门研究中的角色变得日漸重要起来。特别是在人类学家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与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以及来自哈佛大学与芝加哥西部电力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的团队所共同合作的项目诞生后，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学在工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向工商业文化的研究聚焦已经陆续为现代商业带来了价值变革，并且对迈入新世纪后的全球化产业文化与技术应用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关注并参与到人类学研究与设计实践当中，对于设计人类学的定义也不断得到了补充和扩展。例如澳大利亚斯维本大学教授唐瑞宜（伊丽莎白·滕斯托尔）[Elizabeth （Dori） Tunstall]在谈到定义设计人类学时指出设计人类学作为“……一个寻求理解设计过程与人工制品，并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定义的领域，它关注设计如何将价值转化为有形的经验”。[3]同时，它的定义又并非是唯一的，例如施佩尔施耐德（Sperschnieder）、魁基耶斯卡德（Kjaersgaard）和彼得森（Peterson）在2001年《设计人类学——当彼此吸引》（Design Anthropology-When Opposites Attract）一文中将设计人类学定义为通过把原本就存在的事物重构为新事物，去理解原先存在的事物。[4]乔西姆·哈尔斯（Joachim Halse）在其讨论设计人类学的博士论文中则将之界定为根据设计文化描述使用文化[5]，而宝拉·格雷（Paula Gray）在讨论商业人类学时又将设计人类学定义为受民族志研究方法启发，为消费者和企业设计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系统。[6]

尽管设计人类学的定义仍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但从其形成的渊源仍然可看到其最初的共同点。作为应用人类学分支下的交叉领域，设计人类学不被称为人类设计学，这本身便透露出其人类学研究的发生背景。它是综合人类学理论与学术研究各分支的知识并应用于实践方面的发展。但在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的今天，要完全厘清设计人类学的实践原理并不容易，只有在面对问题和总结问题时有一些操作模式。除此之外，当今的设计人类学研究已经步入至开发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上去。

三、設计人类学的应用

在基本的理论与研究模式上，由于民族志能够促使研究参与者对其研究对象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致使其理论方法在起步阶段仍有必要性。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人类学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既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对特定民族文化做系统描述的方法，同时又是田野分析研究的方法基础。田野工作（Field Work）要求人类学家学会当地语言，掌握采访、参与观察以及搜集分析现存资料的能力。按照人类学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传统，往往需要人类学家在研究对象的所在地进行长时间的观察记录、搜集各种相关资料方能展开其研究。在应用人类学骤起的今天，其研究性质的阶段性和个案化决定了研究时间不会很充裕，这令在应用人类学影响之下的民族志实践必须面对许多新状况，因而在限定研究对象、规划研究地点、搜寻研究资料等诸多方面都必须更为集中于应对实质的问题上。

设计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更加重视研究对象的准确性和田野调查的时效性，从而更加注重对研究的设计。正如人类学家佩尔蒂·佩尔图（Pertti J. Pelto）所说：“研究设计是将调查的基本要素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解决问题的程序。”[7]一个优良的研究设计，可以帮助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构思时厘定每个研究步骤以至形成一个实施顺序，为研究整体的知识生成与理解提供能量。有效的研究设计将帮助他们减少不必要的努力，衔接好理论与方法，指导设计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者，并确保能找到合适的支撑点。民族志试图尽可能地涵盖一种文化、亚文化或者涉及项目的所有领域，但这难以实现。尤其是在应用性研究中的民族志实践，相较于一般的学术性民族志更受限制，不但受到时间上的限定，而且受到资助方或雇主的约束，但回归到人类学领域本身，像设计人类学这类囊括应用于一身的研究，在基本理论和方法上一般仍依照人类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限定。首要的是对于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理解;其次是对当中的“整体性”“多样性”“功能性”“情境化”“价值化”“主位观”“客位观”“微观”“宏观”等概念的解释与运用。

在人类学与设计活动联姻的过程中，民族志方法在开启研究项目的蓝图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来自丹麦的设计人类学家梅特·杰克斯加特（Mette  Kjarsgaard）与托恩·奥托（Ton Otto）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与设计潜能》（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nd Design Potentials）一文中便谈到了民族志预示活跃设计（Ethnomethodologically informed design）的形式。[8]178在这一类研究的实践当中，人类学家与设计之间处于一种各司其职的状态。在这类合作活动里，参与研究的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设计的使用者进行调查，并且通过分析相关资料总结出设计使用者的需求及其特点，然后再将相关研究结论传送至设计环节。人类学家在这过程中完全扮演着一个田野研究的角色，但不参与到实际的设计活动之中。文中又列出人类学家直接参与设计的合作方式，在这一类实践当中，人类学家参与到设计师与使用者的设计项目里，像一个由设计师与使用者共同组成的“设计工作坊”，针对一个主要的命题展开设计研究，人类学家在这个“设计工作坊”内起到了联结使用者与设计师的中介作用，帮助二者之间的互动，观察并及时发现他们的需求。在前一种实践形式中，人类学家往往只是一个田野调查者，除了完成调研工作以满足设计师与客户的需求外，并不需要发挥人类学研究的其他能力。而在后一种实践形式中，人类学家参与创造了一个发掘需求与满足需求可能的田野情境，激发了设计效能的发挥，但仍然没有参与到设计形成的整个过程。于是，他们提出以“设计人类学”命名的第三种实践形式。

在设计人类学的实践形式里，人类学家需要完全参与到整个设计活动当中。既不仅是替代设计师去完成有关使用者的田野调查任务，也不只是作为设计师与使用者的中介，而是全程跟进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并且站在整个设计活动的角度，对设计项目的架构以及功用进行全新的审度，以致优化甚至重构项目中的设计与使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设计项目的实践意义。“设计人类学不仅仅需要有使用者和设计师参与其中进行实践，同时也需要设计过程有其自身的脉络。它透过观念与再观念化，使用、设计的实践与脉络，并在这些面向之间关系交叉点上运作。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类学家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在设计过程中同时平衡着主客位的观点。”[8]181因而尽可能地提升人类学在设计项目中的反思作用与设计价值，这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具有实践性的设计人类学。

作者：何振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