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间阶层发展论文

2022-04-16

[摘要]社会中间阶层是“稳定器”和“推动器”的综合体，具有积极而又功利、理性但不安分、成就与失落并存等特征。要发挥其“稳定器”作用，抑制其不稳定作用，必须从社会文化、阶层发展、政治秩序、社会机制等方面着手，不断改善社会环境、塑造内在品质、容纳合理诉求、引领行为方式，建设和谐的中间阶层文化。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中间阶层发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中间阶层发展论文篇1：

发展我国中间阶层的战略思考

摘要：我国的中间阶层正悄然崛起，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正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我国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过程中应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以促进我国中间阶层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中间阶层；战略思考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盛字华等

我国中间阶层发展论文篇2：

论社会中间阶层的和谐文化建设

[摘要]社会中间阶层是“稳定器”和“推动器”的综合体，具有积极而又功利、理性但不安分、成就与失落并存等特征。要发挥其“稳定器”作用，抑制其不稳定作用，必须从社会文化、阶层发展、政治秩序、社会机制等方面着手，不断改善社会环境、塑造内在品质、容纳合理诉求、引领行为方式，建设和谐的中间阶层文化。

[关键词]中间阶层；和谐文化；“稳定器”；政治秩序

[作者简介]兰峻，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盐田分校教师，广东深圳518081

十六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于是，培育社会中间阶层，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认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路。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社会中间阶层“稳定器”作用，使中间阶层真正成为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必须推进中间阶层的和谐文化建设。

一、中间阶层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关键在文化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中产阶级不发达，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而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必然互相排斥，导致社会不稳定。这就是中间阶层社会“稳定器”观念的初论。结合我国实际，中间阶层的壮大标志着传统农耕社会的彻底解体，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菱形结构转型的措施，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积极因素。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间阶层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对经济的发展持理性、积极态度；他们的收入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因而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因素。

在西方国家，“中间阶层”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稳定和发展、引导主流社会价值规范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约占人口的80％左右，“大众”几乎就是中间阶层的代名词。日本由于战后中产阶层不断扩大，日本人对中产阶层归属的认同率达到90％以上，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的重要支持力量，支撑着社会的长期稳定。与此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由于社会两极分化，中间阶层发育缓慢，结果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如当今的巴西、阿根廷等。

这似乎说明中间阶层的确是社会的“稳定器”。但这只是事实的一方面，中间阶层也曾经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西欧近代，产业阶层居于贵族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业阶层充当了社会运动的领导角色，与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社会力量一起，在与上层的贵族、僧侣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在美国20世纪初，中间阶层曾是社会进步的主体，是当时社会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在平等主义的感召下不满于群体社会地位，曾一度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是政治争端的根源。后来，随着战后长期繁荣、东西方冷战的加剧、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等，他们的“左倾”微妙右转，趋向于保守。

1985年前，菲律宾在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下，社会政治、文化腐朽，无法保障中产阶级合理的自由和秩序，于是中产阶级一反保守的性格，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有学者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和产业工人(除了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有学者认为，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间阶层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这种经验俯首皆拾，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葡萄牙等。

两方面的经验说明，既不能简单地认为中间阶层是“稳定器”，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其稳定作用。从既得利益角度，或者从经济角度看，中间阶层更多的是“稳定器”；从存在的诉求角度，或者政治角度，中间阶层往往成为“推动器”。经济和政治持两端，文化居其中，文化“倒”向哪端，“天平”就倒向哪端。所以我们说，要使中间阶层成为一个稳定、保守的力量，抑制其不稳定因素，发挥其“稳定器”作用，关键要看中间阶层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持的文化认知。建设中间阶层的和谐文化，就是发挥中间阶层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关键。

二、中间阶层文化现状与行为特征

中间阶层文化是中间阶层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统一体，是其存在状态和社会现实的结合。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梅尔在《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中间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并非仅仅构成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而是介入到建构一种属于中间社会阶层的“公共领域”，生活社群、公共生活空间、社团，乃至议会政治，进而形成一种与其公共领域相对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中间阶层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文化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套新的社会关系、一套新的经济实践、一系列新的嗜好和欲望。简而言之，即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

我国中间阶层处于刚刚产生和开始壮大的过程中，中间阶层文化则未见明显的个性特征，甚至是未形成有鲜明特色的中间阶层文化。《上海证券报》最近就有文章批评指出：“今天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显然缺乏公共领域和价值体系的支撑。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形态，依旧是寄生性的，是对强势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依附，无法在整个社会生活架构中，发挥积极作用。”该文还认为，现在这股徒有其表的中间阶层文化潮流，是拙劣的东施效颦，是一些没有来龙去脉的暴发户，在金钱的沼泽地里孳生的灰色蘑菇……

这一批评虽然有失偏颇，但却道出了我国当前中间阶层文化意识缺失的现实。分析我国中间阶层的存在状态，可以得出其以下几个行为特征。

——积极而又功利。中间阶层的多数人正处于向上奋斗的阶段，他们选择了积极的人生态度，最大的希望是以自身努力积累更多财富。他们大多数人的选择不是出于实现个人价值等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是出于现实的逼迫。因此，他会要求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交际、婚姻，都作为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和手段，他们的行为带有很强的功利性。

——理性但不安分。为维持既有的地位和利益，中间阶层往往会细心计算、谨慎行动，加之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有足够的社会判断能力，所以其行为表现大多是理性的。但由于其权利意识较强，在社会利益场中会为自己的合理权益奋力抗争，良好的教育背景往往又使其掌握了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最大利益的能力与技巧。所以，他们在理性的表现下不安分地追求着个人利益最大化。

——成就与失落并存。相比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而言，由于物质资料的满足及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一定地位，中间阶层有其成就感。但由于在文化选择上，中间阶层存在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诉求，而其他阶层人员往往无法理解这些价值诉求。所以中间阶层拥有失落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新生的中产阶层，由于现代中国发展史上传统文

化的断裂，存在着先天文化资本的欠缺，这种失落感体现得更明显。

三、积极推进中间阶层和谐文化建设

中间阶层文化意识上存在诸多缺失、行为方式上拥有许多矛盾，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努力弥补缺失、解决矛盾，建设社会中间阶层和谐文化，真正发挥其“稳定器”作用，使中间阶层真正成为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

——积极推进先进文化建设，营造和谐社会文化。由于我国当前的中间阶层文化尚未形成，还只是社会文化的寄生。随着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其文化正在逐渐形成。社会文化的品质与属性直接决定着中间阶层文化的品质与属性。必须大力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特别是推动现代社会诚信的建立、传统社会伦理的重构，营造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引导每一个社会成员科学回答“信什么、要什么、追求和实现什么”的基本问题，在全社会树立和形成共同价值观，促进中间阶层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最终使中间阶层文化的品质趋于两性、属性趋向和谐。

——重新塑造“三个尊重”，引导中间阶层全面发展。“三个尊重”即自我尊重、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尊重是个人和谐的重要体现。由于中间阶层“不上不下”的特点，他们会对“上”表现出“洁身自好”；对“下”表现出“不屑一顾”；对个人的前途命运表现出矛盾、惶惧、迷茫。因此，塑造“三个尊重”显得尤为必要。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全体的自由发展为基础。中间阶层有较强的个性意识。对此不可抹杀，但也不能任其发展。要积极引导其树立奉献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合理合法途径实现自身价值和既定目标，养成安定健康的社会心理。

——建立灵活的政治秩序，容纳中间阶层合理诉求。作为一个新兴群体，中间阶层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表达，现有的政治秩序如何适应这个变化，是一个新命题。如果政治秩序能与中间阶层产生良性互动，充分容纳后者的合理诉求，就可削弱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对基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能为中间阶层的社会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就可能将中间阶层推向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所以，应当建立灵活的政治秩序，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使其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维持社会体系整体利益诉求的平衡；容纳其政治参与诉求，防止出现其对政治的冷漠、疏离甚至离异，进而反过来威胁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容纳其释放社会不满的诉求，确保言路畅通，防止其将问题抽象化、全盘化，使问题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容纳其加强社会联系的诉求，借助社会组织的平台，缓和无处不在的社会冲突。

——构建普遍问责机制，引领中间阶层的行为方式。普遍问责机制就是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个人都有其固定责任，并按照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同而形成自己的责任范围，一旦违反这个责任，社会就要问其责，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机制的形成有助于中间阶层控制自身“不安分”追求，约束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维护法律秩序，发挥其缓解社会矛盾、平息思想冲突、引导社会消费的作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成为定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中坚力量。

[责任编辑：清水]

作者：兰　峻

我国中间阶层发展论文篇3：

我国城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消费特征的实证研究

摘要：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有效支付能力”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社会的动力消费群体，它们的消费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居其之下的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通过对他们的体育休闲消费进行调查，揭示其体育休闲消费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他们的消费特点。城市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消费具有以下特征：1）体育休闲消费支出普遍，消费额度明显高于居民总体水平，量入为出，消费理智，炫耀性消费不明显；2）女性亦是体育休闲消费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生力军；3）实物型消费居首位，非实物型消费水平高于居民总体水平；4）体育休闲消费过程中注重品牌、关注品质；5）体育休闲消费信息来源多元化。

关键词：城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消费；消费特征

通过对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消费进行调查与分析，本文将对体育俱乐部、健身会所、体育用品业等消费市场的结构合理化、产品目标的定位、项目的设置、把握市场发展的趋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我国城市中间阶层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中所指的中间阶层是指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维持中等生活水平的物质条件和消费能力，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中间性”地位的阶层。

鉴于中间阶层界定的复杂性，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边界相对清晰一些，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研究对象的选取采用“去两边，留中间”的办法，即先把社会上层和下层从整体社会阶层结构中剔除出去，剩下的就是中间阶层了。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1]（如图1所示）、刘欣关于我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划分和阶层地位的归类[2]、李强关于我国中间阶层构成的论述[3]，可以得出，我国目前的社会上层主要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局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领导）、大型企业经理人员、大私营企业主、知识文化精英（包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演艺界明星、体育明星等）。社会下层主要包括工人和农民、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社会上层和下层剥离出来后，中间阶层就显露出来了，主要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科级、处级党政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大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中小私营企业主，中小企业经理人员，初级和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消费、体育消费、休闲、体育休闲、社会分层、中间阶层等问题的相关文献，并对之充分阅读和吸收，为本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

本文的数据皆来源于运用《我国城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方式调查问卷》调查所得的结果，本次调查在天津、上海、杭州、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哈尔滨、武汉、深圳、浙江金华11个城市发放了6 000份问卷，回收问卷5 268份，剔除无效问卷594份，有效问卷为4 674份，有效回收率为77.9%。

根据本研究对中间阶层的界定，问卷主要在有中间阶层的单位发放，具体为：学校（中小学、高校、职业学校）、医院、机关、银行、证券公司、设计院、科研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国企、外企、私企）、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

1.2.3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运用SPSS 13.0统计软件和EXCEL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数据输入和处理。

2我国城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消费特征

2.1体育休闲消费支出普遍，消费额度明显高于居民总体水平

在有直接参与类体育休闲活动习惯1）的中间阶层人群中，绝大部分有体育休闲消费支出，只有3.3%的人无支出，35.5%的人年体育休闲消费在500元以下，501～1 000元的占26.2%，1 001～2 000元为16.4%，2 001～3 000元为9.4%，3 001元以上的为9.2%。

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消费额度与我国居民的总体水平相比较明显要高出很多：一是，在参与型体育休闲活动人群中，有体育消费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总体水平，中间阶层为96.7%，我国居民总体水平为72.7%，相差24.8%；二是，消费额度在500元以下的比例要远远低于总体水平，中间阶层为35.5%，我国居民总体水平为66.2%，相差30.7%；三是，年体育消费额度在1 001～3 000元之间，以及3 001元以上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我国居民总体水平（为16.6%），两者相差18.4%（如图2所示）。可见，在体育消费额度上充分显示了中间阶层的经济优势。

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消费额度与有关调查结果相吻合。王建平等人的调查发现，同非中间阶层家庭相比，中间阶层家庭的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方面的支出已经有了明显差别[4]（见表1）。也可以说，非中间阶层家庭仍旧以必需性消费为主，而中间阶层家庭的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支出明显增加。这表明，中间阶层家庭的消费结构正从传统的以衣食为主的单一消费结构不断趋于多元化。其中，中间阶层家庭的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要性位列第五，虽然文化娱乐消费在非中间阶层家庭中也是位列第五，但是比重却有较大的差别，而且经方差分析后，发现有显著性差异。

另外，不论是从个人月收入还是家庭月收入来看，各个收入区间段的中间阶层人士都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征：随着年体育休闲消费额度的增高，选择的比例逐渐降低（如图3、4所示）。可见，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大体上还是与收入相符的，“量入为出”，比较有节制。与媒体和其他一些有关中间阶层的作品中对中间阶层消费的描述有很大的出入，“我在国内见到的那些新冒出来的中产，一个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考虑买更大的住宅，出入高级餐馆，星期天打打高尔夫球，放长假就出国游，那种潇洒劲，是西方中产中不易见到的”[5]。

这有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虽然与其以下的阶层相比，他们的收入显然要丰厚一些，但是还没到不用算计的地步，尤其是中间阶层的中下层，过日子还是需要精打细算；二是中间阶层的钱挣得并不容易，他们多数为工薪阶层，工作得很辛苦，所以他们虽然有钱，也舍得花，但不会乱花；三是中间阶层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于“炫耀性消费”并不认同，在他们眼里那是他们所不屑的“暴发户”的消费行为；四是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大多属于“第一代”，他们的家庭出身非常多元化，且大多数成员来自社会较低阶层，接近60%的企业主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成员（指个体工商户）出身于农民家庭，另外，超过20%的企业主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成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在中间阶层群体中，新中间阶层（指中高级“白领”）的家庭出身背景最好，但他们当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来自工农家庭。在所有中间阶层成员当中，65.3%的人来自工农家庭。而且多数中间阶层的成员在成为中间阶层之前当过农民或蓝领工人，从事过蓝领工作的比例占中间阶层成员的56.5%。另外，67.1%的企业主和83.7%的老中产阶级成员曾经当过农民和蓝领工人，54.5%的边缘中产阶级成员（指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出生的、受过中高等教育、从事低层白领工作的年轻人，即“小白领”）也当过农民和蓝领工人，甚至还有36.3%的新中产阶级成员也曾经当过农民和蓝领工人[6]。这样的家庭出身和职业出身，使大多数中间阶层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当然，现代人们的“勤俭节约”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节衣缩食，而是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形式：一是物尽其用，是指对消费品使用价值的充分使用，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理性，强调消费的效率和效益，追求消费产出的最大化，对节俭的第1种理解已经在传统的理解之上增加了市场理性的因素；第2种理解是指在经济可承受范围内讲求“物有所值”，即指“量入为出+物有所值”；第3种理解指开源就是一种节俭，把开源看作是最大的节俭。因此，中间阶层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开支上，会舍得掏腰包，但不会没有节制，会控制在自己经济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理性行动理论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它的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作出行动，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效用最大化。理性化是现代人的基本特征，而中间阶层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较其他阶层行为上更为理性化[7]。

2.2女性亦是体育休闲消费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中间阶层女性的体育休闲消费水平不低，年均体育消费额度在2 000元以上的占有直接参与类体育休闲习惯人数的34.6%。随着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提高，女性在消费市场上的影响力也逐渐提高，是消费市场上的一支生力军，而中间阶层的女性又是这支生力军的中坚力量。女性向来是狂热的购物者，从淘淘便宜货，到购买高档时装、名贵化妆品、手饰，到现在的休闲消费。据广州商场的统计，女性消费额占总销售额的85%以上。而且我国女性在家庭经济中拥有较大的决策权，据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报告给出的结果，上海家庭重大经济事务由夫妇共同决定及主要由妻子拍板的比例达到85.1%。调查还揭示，不仅95%以上的女性可以自己作主“购买个人高档商品”或“资助自己的父母”，其决定个人事务的自主权已经略高于男性，而且在“家庭投资和贷款”以及在“买房、盖房”等大额度家庭消费的决策上，参与程度分别为83%和84.5%[8]。女性在家庭的重大经济活动中都拥有如此高的决策权，那么区区几百、几千元的体育休闲消费自然而然可以由自己说了算。

2.3实物型消费居首位，非实物型消费水平高于居民总体水平

中间阶层在体育休闲消费支出上，按照选择人数比例进行的排序（从高到低）为：购买运动服装和鞋帽，购买体育器材，去收费体育场馆，订购体育报纸、杂志，缴纳俱乐部的费用，观看体育比赛，雇佣教练或陪练。在我国居民总体体育休闲消费中，从消费项目来看，用于购买运动服装的人数比例最高，为91%，其他依次为购买体育器材、订阅体育报刊和购买体育图书、支付参加体育锻炼的场馆费用，以及观看体育比赛费用等（见表2）。

从体育休闲消费结构来看，中间阶层与我国居民总体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相似之处在于排在第1位的都是实物型消费，购买运动服装、鞋帽的人数比例最多。差异在于：中间阶层在非实物型消费支出方面比我国居民总体水平要高，中间阶层用于交纳收费体育场馆的费用和用于办理俱乐部会员卡的费用2项加起来超过了购买体育器材的人数比例。另外，订体育报纸、杂志的人数比例超过20%（为24.6%）、观看体育比赛的人数比例超过10%（为11.7%），还有近5%的人有雇佣教练或陪练方面的支出。可见，中间阶层的非实物型体育休闲消费总体水平要高于我国居民总体情况。

购买体育器材，在我国居民总体和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消费结构中都位列第二，两者虽然在位序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拥有的具体实物中却有着较大的差别，中间阶层在高级健身器材拥有量上远远高于非中间阶层，这也反映出中间阶层的消费水平高于非中间阶层（见表3）。

2.4体育休闲消费过程中注重品牌、关注品质

从我国城市中间阶层购买体育用品时的场所和考虑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这个阶层注重品牌、关注品质。我国城市中间阶层购买体育用品的场所按照选择人数比例的多少排序，依次为：专卖店、综合商场、一般性商店、批发店、网上商店，二手市场，去二手市场的人只占2.8%。

中间阶层人士在购买体育用品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有：需要（58.9%）、知名品牌（39.7%）、价格便宜（21.6%）、朋友推荐（16.2%）。

我国中间阶层讲求品位，讲究品牌，不论是时装、日用品，还是对于居住环境、用餐场所和购物场所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品位要求。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所表达的一样，是人的生活品位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奈斯比特这样描述亚洲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特征：“亚洲的中产阶级正在改变着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面貌。他们受的教育较好，结婚较迟，子女较少。这些居住在都市里的年轻的中产阶级，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中产阶级一样时髦。他们过着时髦的生活，并且要求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追求，构成了他们自觉地追寻高品质生活目标的一部分。”[10]

有一项调查提到，中间阶层的消费中，有35%的人最看重购物环境，25%最看重服务水平，15%看重商品质量，在乎商品价格的人只有15%。另外，社会阶层本身也是决定消费者购物场所选择的一个重要变量，人们一般会避免到与自己想象中的社会阶层差别较大的商店去购物。正由于此，中间阶层在购买体育用品时也不例外，追求品位和质量，选择在专卖店购买的比例最高，其次为综合商场，去一般性商店和批发店的比例就更少了，而光顾二手市场的人是微乎其微。

受“体验经济”思潮的影响，现在我国的大型商业机构不仅注重环境的装潢，而且尽力打造成“主题公园”的感觉，让消费者仿佛置身于某一旅游景点，体会到在休闲中购物的惬意，带来美好的享受，让消费者的消费过程成为一种美好的体验；因此，中间阶层选择在专卖店和综合商场购买体育用品的比例较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影响中间阶层购买体育用品的因素排在第2位的就是知名品牌，品牌首先意味着上乘的质量、良好的服务、完善的功能、结实耐用。从某种角度来看，选择品牌就是选择了商品最充分的使用价值，虽然品牌的商品价格可能要高一些，但是所获的边际效益远远超过了所付出的额外代价。其次，品牌还带有符号象征意义。青木贞茂指出：“商品一旦被确立为品牌，便超越其物理的特性，而带有某种象征性，于是商品被予以‘图腾化’，不仅对供应者，对使用者而言，它也以神圣的事物呈现。尤其对于使用者而言，它更是难得的东西，可充当差异表示符号。”[11]品牌的这种象征意义与它的显性特征，使对品牌的选择获得了一种精神满足。

还有一部分在选择体育用品时会通过周围亲戚朋友同事等人的推荐，周围人推荐的往往会觉得品质可靠。另外，中间阶层人士由于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对电脑的操作比较熟练，故也有一部分人习惯于快捷方便、省时省力的网购。越是社会阶层高的人越是注重购物的快捷便利性，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成本很高。

2.5体育休闲消费信息来源多元化

我国城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消费信息的主要来源依次是电视或收音机、报纸广告、网络、商家宣传、周围的人、自己去商场了解（如图5所示）。

在信息搜寻的类型和数量上也随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处于最低层的消费者通常信息来源有限，对误导和欺骗性信息缺乏鉴别力。出于补偿目的，他们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可能更多地依赖亲戚、朋友提供的信息。中层消费者则比较多地从媒体上获得各种信息，而且会更主动地从外部进行信息搜寻。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消费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会日益增多[12]。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也验证了这样的一种现状，中间阶层在购买体育用品时的信息来源非常多样化，既有平面媒体，也有立体媒体，以及自己主动到卖场上去了解，也会咨询周围的“重要他人”——亲戚、朋友、同事等。

3结束语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我国的城市中间阶层并不像有些媒体描绘的那样过着奢华、挥霍无度的生活（也许这些描绘更多的是针对中间阶层的上层或者是上层社会），相反，受家庭出身、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过着一种量入为出，理智消费的日子。当然，鉴于其收入水平，他们与居民总体相比，其体育消费水平明显要高，其中能顶半边天的中间阶层女性也不甘示弱，是体育休闲消费市场上一支重要的主力军，她们的消费能力不可小觑。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消费结构中，实物型消费的支出比例占第1位，但其非实物型消费支出明显高于我国居民总体。中间阶层在体育休闲消费过程中注重品牌，非常关注品质，并且体育休闲消费信息来源广泛，电视、网络对其的影响非常大。总之，城市中间阶层是我国体育消费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消费特点对于我国今后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对于他们的消费心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9.

[2]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C]//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取向及关注点的变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47-157.

[3]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312-315.

[4]王建平.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消费行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122-123.

[5]王受之.哈啰，中产[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17.

[6]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C]//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取向及关注点的变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8-129.

[7]周长城.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汇[J].广东社会科学，1997（6）：122-127.

[8]美菱.申城家庭悄费：八成以上女性说了算[N].文汇报，2001-10-11.

[9]王建平.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消费行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140.

[10]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79-85.

[11]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