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保障措施分析论文

[摘要]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下，作为WTO法定贸易救济手段之一的保障措施，正日渐为各国所“重视”并频频加以运用。然而，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一系列的解释规则和实践，进一步确定了GATT第19条第1款中“不可预见的发展”是作为实施保障措施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钢铁保障措施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钢铁保障措施分析论文 篇1：

难以翻越的高墙

当前，自由贸易区谈判方兴未艾。中国也正在与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谈判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一成员在实施全球保障措施时，是否可以将与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予以排除。该问题的实质是GATT第24条(适用领土－边境贸易－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和GATIT第19条(对某些进口产品的紧急措施)之间的关系，虽然二者都是WTO的例外条款，都可以免除表述在GATT第1条(普遍最惠国待遇原则)的WTO所遵循的总的原则，但对于这两个例外条款之间的关系，似乎仅仅从WTO协定中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WTO争端解决机构所树立的“高墙”

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保障措施争端遇到排除区域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简称RTA)成员的做法时，基本上分三步走：首先，要求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符合“平行原则”；其次，如果“平行原则”没有做到，则要求成员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最后，只要排除了RTA成员的适用，就要进行非归因分析。经过这三个步骤之后，实践的结果是，排除RTA成员的保障措施均被认定不符合WTO规则。

第一步：平行原则测试：调查之进口范围＝限制进口之范围

“平行原则”并非是《保障措施协定》或GATT第19条中的相关规则所确定的术语，实际上，它是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的相关规定所推导出来的对应性要求。

在阿根廷鞋类案中，欧共体认为，阿根廷将南共体共同市场国家的进口数值计人“进口增加”、“严重损害”和“因果关系”的分析中，而最终却仅针对非南共体共同市场国家采取保障措施，这种做法违反了《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和第4条。

这是在WTO的保障措施争端中第一次质疑对RTA成员的排除。就此问题，该案的专家组指出，《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规定了实施保障措施的两个基本条件：(1)进口产品相对国内生产而言绝对地或相对地增长，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2)对某一产品实施的保障措施与产品的来源无关。专家组强调，《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第2款要求成员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对所有来源的产品均实行保障措施，这是GATT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条款意味着，作为独立单位实施的保障措施调查的结果，保障措施的实行必须针对来源于所有供给国的产品，而不考虑是否源自关税同盟内部还是外部的产品。专家组继续指出，《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及其注释的规定表明措施的调查范围和实施范围之间存在平行原则。这是第一次引入了平行原则这一概念。

经过该案，平行原则被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也就给以后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如果要排除RTA成员提出了要求：调查之进口范围二限制进口之范围。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之后的美国面筋案等保障措施争端中，都重申了平行原则。在美国钢铁案中被上诉机构再次引用。

第二步，若调查之进口范围≠限制进口之范围，则要提出合理的解释

自阿根廷鞋类案后，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成员如果试图排除RTA成员对保障措施的适用，通常要通过充分的解释来说明，以满足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

在美国面筋案中，美国在其调查中包括了所有来源进口面筋的增加及其对国内面筋产业的影响，随后针对加拿大的进口是否占进口总量“重要份额”及其对整个进口造成的“严重损害”是否有“重大影响”作了单独分析。美国决定将加拿大的进口排除在保障措施之外。

美国认为，上诉机构没有为“平行原则”确立一个宽泛的要求：并且《保障措施协定》中没有禁止对源自自由贸易区另一成员的进口进行独立的因果分析，也没有指出只有单一的因果分析是适当的。

专家组则认为，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保障措施的调查机关)认定加拿大的进口占“重要份额”，但未对进口造成的严重损害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此情况下，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余的相关产品的进口仍足以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结论是：美国的最初调查包括了所有来源的进口增加，包括加拿大的进口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美国不能证明对NAFTA另一成员方加拿大不实施保障措施的合理性。

上诉机构基本同意专家组的推理和结论，其认为：尽管USITC单独审查了从加拿大进口的重要性，它并没对将加拿大进口产品排除在外的有关增加作出明确的裁决，换言之，尽管是对排除了加拿大之外从所有来源的进口实施了保障措施，USITC并没有证明排除了加拿大，从这些相同来源的进口满足了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2款详述的实施一项保障措施的条件。上诉机构确认，USITC对加拿大的单独的审查，不是美国最终实施保障措施的充分基础。

在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中，上诉机构继续遵循了其在美国面筋案中所确立的分析模式，裁定：“美国没有提供合理、充分的解释来证明NAFTA外的进口本身满足了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因此，美国违反了《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和第4条。”

上诉机构在几个案件中所要求的是，调查机关要证明除了RTA成员以外，其他的进口增加及其导致的产业损害，是否满足了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如果满足，其隐含的答案是，这样的情况下，保障措施的实施可以排除对RTA成员的适用。

第三步：只要排除RTA成员的进口，就要进行非归因分析

上诉机构在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中，对调查范围与限制进口的范围不一致时，除了要求证明RTA成员之外的进口符合发起保障措施的条件外，又进一步提出对于排除的RTA成员的进口要进行非归因分析。非归因分析的要求来源于《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b项第2句话，即：“如增加的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此类损害不得归因于增加的进口。”该分析的实质是将进口增加造成的损害与进口增加以外的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关于这一新增加的要求，上诉机构以报告的形式进行了表述。

上诉机构指出：采取保障措施时所排除在外的进口产品应被视为“进口增长之外的因素”，这样，按照第4条第2款(b)项的要求，这些被排除在外的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可能带来的损害不能归因于保障措施所针对的进口增长。“在说明保障措施所针对的进口产品和严重损害、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主管机关要确保进口增长之外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不得被归因于保障措施所针对的进口产品。”另外，主管机关必须充分解释它是如何确保保障措施所针对的进口产品以外的因素没有被归因于进口增长的。

这样，经过反复的强调与论述，上诉机构实际上对于排除RTA成员的要求，已经较原来的单纯的“平行原则”向前迈了一大步：即使遵循了“平行原则”也要进行因果关系方面的非归因分析。

经过这样的发展，上诉机构将对保障措施审查中因果关系分析和平行原则的要求结合起来。对于因果关系的审查，上诉机构一直未对任何成员发起的保障措施因果关系予以认可，尤其在非归因分析方面，除了重申《保障措施协定》的第4条，要求损害效果分开和提供充分合理直接确切的解释，似乎没有其他规则可以遵循，也没有提出有操作性或建设性的指引。那么在平行原则之外，要求增加非归因分析，可以预见的结果是，也不会有合乎规则的保障措施。

这样，关于在保障措施调查中是否可以排除来自RTA成员的进口，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没有正面进行回答，而是创设了一道高墙——“平行原则”。当然，如果调查范围与措施的实施范围不一致，要进行充分的合理的说明，另外即使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符合了“平行原则”，那么还要翻过另外一座高墙——“非归因分析”。

WTO上诉机构关于适用GATT第24条的论述

WTO争端解决机构在没有触及保障措施机制与GATT第24条关系之前就已经审结了这些争端，始终末明确回答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在两个案件的裁决报告中论述到了GATT第24条。

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中，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第24条可以作为抗辩。上诉机构在回顾其在Turkey-Textfiles案中的裁定结果后指出：第24条可能会使与某些其他的GATT规定不一致的措施有正当理由。但是条件是：实施措施的成员证明是为了“完全满足第24条第8款a项和第5款a项要求的关税同盟的成立时才实施争议中的措施”，并且“如果不允许引入争议中的措施将会阻止该关税同盟形成时，才能援用该抗辩”。

对于该案所确定的两个条件，有些学者认为其没有被GATT第24条的条文所支持，也没有被第24条的精神所支持，应予推翻。不知是否因为这些考虑，上诉机构末再引用上述的两个条件，转而继续强调证明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平行原则及其相关的要求。

上诉机构在美国钢管案的裁决中指出在两种情况下，GATT第24条可以作为《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第2款的例外，其一，被从实施的措施中排除的进口没有在损害和因果关系调查中考虑；其二，排除的进口包括在了调查之中，但实施措施的成员已经“通过合理和充分的解释明确认定除了自由贸易区以外的进口单独就可以满足规定在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2款的适用保障措施的条件”。

前者仍然是平行原则适用的体现，而后者则清楚的表明，上诉机构对于在保障措施实施中排除RTA成员进口的底线：不存在RTA成员的进口，保障措施仍是符合规则的。当然，上诉机构意识到这样的要求似乎门槛过低，为了避免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将RTA成员的进口彻底不予考虑，就又增加了对于RTA成员的进口要作为“其他因素”进行非归因分析，这样就又提高了单纯以第24条作为抗辩的条件。但是，上诉机构的意图应当是清楚的，如果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在保障措施实施中排除RTA成员的进口。

争端解决机构为什么回避给出具体的规则?

GATTl947被整体嵌入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成果，成为了GATTl994的一部分。从而GATTl947第24条，也就成为了GATTl994第24条。但是，如果把24条的表述放在1947年的语境中去认识，可以知道：GATT建立时对优惠贸易安排的考虑，既是当时保持现状的考虑，又是基于局部的更加优惠的贸易安排是符合自由贸易理念，并且可能促进多边自由贸易发展的判断。

当然RTA目前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时，双边或称为区域性安排的贸易，已经占据了世界贸易的重要份额。这样的结果是，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区、以及优惠和无数的各种贸易协定，“几乎到了使最惠国待遇成了例外待遇的地步。最惠国待遇被称为‘最不优惠待遇’倒是更为准确。”

而面对当前的状况，虽然在学者之间关于RTA到底是多边市场开放方面的“奠基石”还是“绊脚石”有各自的看法，但是就WTO本身来讲，其承认RTA与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存在“系统性／体制性”的问题，虽然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的文件详细列出了这些问题，但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我们似乎会理解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做法。对于GATT第24条与第19条之间的关系，涉及到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体制问题，可能在未来的谈判中系统解决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争端解决机制项下的裁决，不能预断未来的谈判结果，在此情况下，留给争端解决机构的空间就是要拿出一套说理来裁判保障措施的争端，于是只有自找理由了。在此情况下，创设“平行原则”及其相应的要求，并不断提高在保障措施实施中排除优惠贸易协定成员的门槛：WTO成员即使符合了“平行原则”，但在“充分合理的解释”和“非归因”分析方面，争端解决机构充分运用了其先天的自由裁量权，结果是目前没有符合规则的RTA成员间的排除。这样，争端解决机构也就不用回答GATT第19条和第24条的关系问题了，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天才的发明。

关于此问题初步的结论

综上，即使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未对GATT第24条与保障措施规则方面的关系给出最终的规则，但是毫无疑问，GATT第24条如同上诉机构及相当多的WTO成员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作为排除RTA成员之间适用保障措施的理由。原因在于GATT第24条第8款(a)项和(b)项的规定，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所取消的限制，如有必要按照第11-15条和第20条允许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除外。

但作为贸易限制措施的保障措施，具体来讲就是GATT第19条并不在所列例外之内。由此，可以认为在保障措施的实施中对RTA成员的排除，根据GATT第24条的规定，在规则层面没有阻碍。我国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如果认为合适，在不减损我国今后可能实施的保障措施的效果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排除来自RTA成员的进口。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后可能采取保障措施调查中，要围绕WTO上诉机构所确立的规则进行充分的严密的说理。

(作者系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进口调查三处处长)

作者：郭　策

钢铁保障措施分析论文 篇2：

从ＤＳＢ的解释规则及实践看保障措施中“不可预见的发展”问题

[摘 要] 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下，作为WTO法定贸易救济手段之一的保障措施，正日渐为各国所“重视”并频频加以运用。然而，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一系列的解释规则和实践，进一步确定了GATT第19条第1款中“不可预见的发展”是作为实施保障措施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无疑，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业已形成事实上的先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遏制保障措施的滥用。

[关键词] 保障措施 不可预见的发展 DSB解释规则 遵循先例

一、问题的提出

保障措施(Safeguard Measure)是指当某项产品进口急剧增长并造成进口方国内相关产业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方政府可以对该进口产品实施的限制措施。其与反倾销，反补贴并称为WTO三大贸易救济措施。由于GATT第19条有关保障措施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再加上各成员方逐渐认识到在GATT框架内实施保障措施对自由贸易的重要性，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东京回合，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取得了成功：不但修改了GATT第19条，而且于1994年4月15日在马拉喀什签署了作为乌拉圭回合最终文本的附件之一的《保障措施协定》，适用于所有WTO成员。其目的在于重建对保障措施的多边控制机制，以及消除规避这种机制的“灰色区域”措施，鼓励和要求WTO各成员将其所实施的保障措施统一到GATT第19条所规制的范围内。

据统计，近年来WTO各成员针对保障措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提起的争端纠纷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争议核心就在于《保障措施协定》生效后GATT1994第19条第1款(a)中的“不可预见的发展”是否还是实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因不可预见的发展导致进口增加”是否还是保障措施实施方调查机关必须承担的证明义务。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争议，主要是因为在《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条件)中并没有出现任何GATT第19条第1款(a)项中的文字“如因未预见的发展和一缔约方在本协定项下负担包括关税减让在内义务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争端各方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如申诉方(WT/DS98和WT/DS/121中的欧共体)认为，GATT第19条第1款(a)项仍然适用于保障措施的实施，该项规定是在《保障措施协定》之外对保障措施的适用附加了额外的条件。被诉方(WT/DS98中的韩国和WT/DS/121中阿根廷)则认为，GATT第19条与《保障措施协定》之间存在冲突，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仅仅适用《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因为《保障措施协定》并没有明确说明GATT第19条中的不同规定或额外规定必须作为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如何界定GATT第19条与《保障措施协定》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否存在冲突，如果存在如何协调，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二、DSB的解释规则及实践分析

1.GATT时期遵循的原则

GATT第19条第1款(a)规定：“如因不可预见的发展(as a result of unforeseen developments)和一缔约方在本协定项下负担包括关税减让在内的义务的结果，进口至该缔约方领土的产品数量增加如此之大且情况如此之严重，以致对该领土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该缔约方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损害所必需的限度内，对该产品全部或部分中止或撤销或修改减让。”从中可知，“不可预见的发展”和“负担协定义务”是实施保障措施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在GATT争端解决实践中，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案例之一应属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诉美国制帽用皮毛(Hatters Fur)关税案。这一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不可预见的发展”问题。为解决此争端，GATT工作组在报告中指出：“‘不可预见的发展’一语应当解释为在关税减让谈判后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不能合理地期望作出关税减让的谈判人员在谈判关税减让时可能和应该预见到的。”这一解释成为“不可预见的发展”的权威解释，也成为GATT所长期遵循的原则。

2.WTO框架下DSB确立的先例

1997年3月7日韩国政府对进口去脂奶粉制剂(skimmed milk powder preparations)实施最终保障措施。1997年9月13日阿根廷对进口鞋类(footwear)实施最终保障措施。这两个保障措施于1998年分别被欧盟提交到WTO争端解决机构进行裁决。两个案件经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审议并经DSB最终确认，被诉方韩国和阿根廷均被裁定违反了WTO保障措施协议。在这两起争端中，欧盟认为被诉方没有证明进口增长是“不可预见的发展”的结果，因而其实施保障措施决定违反了WTO协议。这个问题不但涉及到如何界定實施保障措施条件问题，实质上也是如何定位《保障

措施协定》和GATT第19条关系的问题。

三、《维也纳条约法》解读：“不可预见的发展”的适用合法性分析

在WT/DS98和WT/DS121两案中，专家组均认为在WTO协定生效后实施的保障措施只要满足了《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就算满足了GATT第19条规定。而这两个案件的上诉机构最后均推翻了专家组的结论，认为两者应同时满足。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采用了不同的条约解释规则。“对条约的解释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不同的解释会引起不同的结果，甚至会构成对法律规则的极大扭曲和混乱。”对于WTO协定有关条约的解释方法规定在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即DSU第3条第2款规定：“WTO争端解决制度是为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障和增强预见性。各成员方认识到，该体制适于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则。DSB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该条规定为我们判断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中对WTO协定条文的解释是否恰当准确，提供了明确的标准。“依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其实就是指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所表述的规则。该公约第31条关于解释的通则规定如下：

1.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2.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序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应包括：①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②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文书之任何文书。

3.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①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②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③适用于当事国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4.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第32条关于补充解释资料的规定如下：

为证实由适用第31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31条作解释而有：①意义任属不明或难解；②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

然而在国际法的不少司法实践中，都曾发生过首先使用第32条的规定(立法历史的资料)来做出解释的情况。如还是在WT/DS98和WT/DS121两个案件中，对申诉方欧共体引用GATT第19条作为论据，两个专家组均按立法历史认定为不妥。并且主观推测在签订《保障措施协定》时，各成员方是有意删去了“不可预见的发展”这一前提条件的。否则他们当时完全可以在《保障措施协定》中作详细规定，而不可能对其只字不提。而DSB的上诉机构恰恰正是“依照国际公法的惯例”，纠正了专家组报告中的这个法律错误，认为根据WTO协定第2条第2款(范围)的规定，条约的解释者必须给予所有条款意义的方式统一地理解条约的所有适用条款。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的规定，还是WTO协定文件自身的规定，还是DSB的最终确认，都证明了“不可预见的发展”作为实施保障措施前提条件的必要性及其适用的合法性。

四、兩点评议

1.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中的“不可预见的发展”问题的启示

2002年3月20日美国对进口钢铁采取保障措施，结果被包括中国在内的欧盟、巴西、日本等8个WTO成员告到日内瓦，这也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案。其中在该案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美国在实施保障措施时没有履行GATT第19条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义务，因为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根本没有证明存在“不可预见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进口的大量增加。本来美国1974年前后的贸易法有“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后来被删除了。因此，以后美国的保障措施案件的报告中从不阐述“不可预见的发展”问题。同样在2001年12月USITC关于钢铁保障措施案的第一份报告中也未提及“不可预见的发展”问题。在WTO上诉机构的裁决一再强调这一纪律后，USITC随后又补充了一个报告，以弥补原报告未提及“不可预见的发展”的不足。但是专家组通过重申上诉机构在韩国牛奶案和阿根廷鞋类案中的裁定：GATT第19条要继续适用，第19条和协定的条文必须给予全部含义和法律效力。专家组同时也认为美国只是对钢铁的总体生产做了分析，但并未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如何导致所涉及具体钢铁产品的进口增长作出说明。最后，专家组总结道，由于USITC未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导致造成严重损害的进口增加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因此裁定美国未遵守GATT第19条1(a)的规定。上诉机构最终也支持了专家组的结论。

2.我国保障措施立法，以及外贸争端中如何处理“不可预见的发展”问题

中国已成为WTO的正式成员，随着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大幅度降低关税，在可预见的将来，完全可能出现进口产品的数量以“不可预见的发展”的速度激增而导致国内产业受到损害的情况。另外，根据中国与美国达成的入世协议的相关规定，中国同意美国可以背离WTO保障措施协议关于非选择性的规定，而仅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实施保障措施。此外，美国还可根据低于WTO保障措施协议的法律标准，实施单方面限制。这个条款将在中国入世后12年内持续有效。尽管有学者对这种针对中国的单向、歧视性的特定产品过度性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指出其是一种歧视性的、变相的“灰色领域措施”。[4]然而其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正日渐“生效”。2005年美国与欧盟正是利用这一“特保条款”针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率先发难，双方一度僵持不下。并且应该看到我国的《保障措施条例》也没有“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因此在适用该条例时就要特别注意处理这一问题。那么制定并完善WTO规定的保障措施单行法规，以保护国内产业的合法利益并保证我国保障措施实施的正当合法性就显得尤为迫切。

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规则及实践为我们处理相关的保障措施争端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指引。WTO协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法律体系，其独树一帜的争端解决机制即是重要标志。在国际贸易管理领域又没有可供适用的一般国际法，所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惟一正式适用的法律就是WTO协定的条文。而先前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就构成了事实上的先例，在此后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中无一例外的被援引，并且具有显著和实质性的约束力。因此DSB通过对这一系列保障措施案的裁定，其上诉机构对GATT第19条与《保障措施协定》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最终的明确认定。这对于我国按照WTO协定的有关规定进行保障措施调查乃至实施保障措施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而且当其他成员对我国采取保障措施时，也为我们认定该成员的行为是否符合WTO协定的有关规定增加了一个判断标准和抗辩理由。

参考文献：

[1]北京张玉卿律师事务所：保障措施的门槛——不可预见的发展.《WTO经济导刊》(J)，2005（12）P76

[2]详见WT/DS98和WT/DS121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

[3]黄文俊:从WTO的保障措施争端看GATT1994第19条与《保障措施协定》的关系，录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与实务》(M)，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主编，P332

[4]曾令良:中国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有效性与合理性问题.《法学评论》(J)，2005(5)

作者：楚　静

钢铁保障措施分析论文 篇3：

应对国际上的特保与保障措施要区别对待

特保及保障措施成为我国面临的主要贸易保护措施。发达国家实施特保及保障措施产生明显的扩散作用,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特保及保障措施数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相对于特保措施,保障措施的发起国家以及受限产品更为分散,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需要有力措施长期应对。针对特保及保障措施应区别不同类别的国家来应对,对于发达国家应侧重建立预案,注重法律应诉取证以及分化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当进一步细分,采取政治、经济、投资等多种方式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生。

一、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特保与保障措施的主要特点

“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规定: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议定书》16条规定的“特保”实施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遭受特保与保障措施显著增多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遭受的特保与保障措施显著增多,共遭受15个国家的特保与保障调查。印度成为对我国发起特保与保障措施调查最多的国家,共发起特保调查5项,保障措施调查13项。2009年美国对我国轮胎启动特保调查,9月奥巴马总统最终决定对我国出口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

(二)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立案数量超过特保措施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开始竞相保护国内市场,保障措施成为一种被频繁使用的保护性措施。从涉及我国的案件数量看,2008年以来各国实施的保障措施调查数量已经明显超过了特保措施。截止到2009年12月共发起特保调查8项,保障措施调查31项。对我国发起特保措施的国家比较集中,包括美国、印度、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从保障措施看,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地域上看,较为典型的是拉美地区与中亚地区,(有厄瓜多尔、阿根廷、多米尼加、哥伦比亚、秘鲁和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

(三)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特保与保障案件数量明显多于发达国家

2008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发起特保措施的绝对主体,到目前共有13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过特保和保障措施。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和俄罗斯尤为突出。印度共发起特保措施5件,保障措施13件,居全球之首;俄罗斯共发起4 件保障措施案件。从发达国家看,美国2009年对我国轮胎实施特保措施,造成很大影响。不排除2013年特保措施到期后,发达国家重新将保障措施作为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四)特保与保障措施受限集中在化工、金属、纺织产品等领域

根据WTO统计数据,全球实施保障措施的产品类别比较集中。化工产品是实施保障措施最多的产品,共18起。其次是金属制品与食品饮料烟草制品两类,各11起。我国特保与保障措施受限产品也主要集中在化工、金属、纺织以及陶瓷玻璃等领域。化工产品、金属产品等引发保障措施居前列的产品类别均是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这意味着,未来我出口产品面临保障措施的概率较高。

二、区别不同类型国家有针对性破解特保与保障调查

(一)针对发达国家的破解对策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的特保及保障措施,主要集中在较为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如纺织品、钢铁及轮胎。这类产品在发达国家属于夕阳产业,但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就业,且有较为强势的劳工团体组织。这类组织可以对政府产生较大影响。就设限动机而言,发达国家对我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及劳动密集产业的平稳转移。建议:

一是对发达国家的特保与保障措施应采取鲜明的态度。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往往负面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引起连锁反应。对于已经实施的特保与保障措施应当给予坚决还击,给其他国家提出警示。

二是建立常态的特保与保障应对预案以做到有备无患。应事先主动做好出口限制的预案,对于敏感产品预先设定合理的增长幅度。当出口量明显超出合理幅度后,考虑调整出口退税率、从严实施出口许可管理制度等措施。

三是在法律和取证方面做到充分应对。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健全,对证据要求规范严格。在应诉中要发挥国内企业与发达国家进口商的积极作用,高度重视证据收集,据理力争,在法律应诉方面不留破绽。政府部门应组织涉案的企业和产业及时准备材料,全面参与调查程序,向调查国的主管机关提出缜密的抗辩。

四是高度重视对发达国家内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分化瓦解。劳工团体组织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典型代表,对于特保及保障措施案件往往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应深入了解发达国家有代表性的劳工团体,分化其上下游产业间不同利益集团,培养与我国具有共同利益的代言人,扩大其影响力,以弱化保护主义劳工团体对政府的影响。

(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破解对策

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而导致的竞争关系频频对我国实施特保与保障措施,并已经成为实施特保与保障措施的主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具有“进口替代”贸易政策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发展中国家整体出口及就业比例较高,往往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之一,且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很大,使特保或保障措施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相对更为容易。建议针对不同特点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同类型的应对措施:

一是对于能源、原材料丰富的经济互补型国家可积极推行能源经济合作。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原材料需求日益加剧,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十分丰富,如智利的铜矿、巴西的铁矿、泰国的橡胶、埃及的石油等。对于这类国家,应发展长期投资、购销、物流及综合运输的互利关系和共同利益;建立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长期合作机制;设立贸易及经济、非经济冲突预警机制,通过购买能源、原材料产品,加强我国与此类国家在特保和保障措施案件中的谈判能力。

二是对于与我国产业结构呈竞争型关系的国家需要采取政治和经济外交手段预先化解公开的或潜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如加强政府间对话,特别是加强对那些政策随意性强、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干预较多的国家的政治交涉,有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如印度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已经与我国形成竞争关系,其钢铁等行业与我国企业之间的全球竞争也越来越明显。然而,在2008年以来印度启动的13件保障措施中,有6件最终取消了调查。可见,对于这类国家采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也要采取积极对策重点分化其国内力量,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压力。动员进口商和下游产业力量,对贸易保护主义施加压力。

三是对于出口市场与中国有明显竞争关系的国家可以重点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于土耳其和墨西哥这样在欧美市场上享有优惠待遇,与中国出口竞争激烈的国家,应当借助其在出口市场上的优势,转变贸易为投资,在这些国家设立生产基地,绕过其特保和保障措施。这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又有助于我国产品进入欧美市场。

(三)转变外贸方式、化解对华特保和保障措施的实施基础

一是加大重点产品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我国钢铁、有色、化工、纺织等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摆脱目前以低价竞争、规模扩张为主的出口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优化。

二是 建立出口结构优化协调机制。(1)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鼓励企业向低碳、品质和社会责任方向努力。要实行差别化、多层次的出口政策导向,加大对中小企业出口的金融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品牌建设。鼓励企业多打低碳牌、质量牌、社会责任牌,努力探索满足不同类型进口国对环保、健康、品质等方面的要求和标准。(2)积极扩大向新兴市场的出口。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发达市场需求出现程度不同的萎缩。对此,我国应将调整的重点放在扩大新兴市场上,积极开拓东亚、拉美和非洲市场,继续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四)充分发挥政府与行业协会作用,做好预警与应对

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积极有效的出口敏感产品监测制度。可以设定敏感产品清单,对容易引发措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进行严密监测,并及时向企业公布出口增长的动态监测结果,以引起企业的预警。

行业协会应当成为帮助企业应对特保和保障措施的中坚力量。应积极与专业机构合作,为企业提供详尽准确的出口预警信息。在国外启动调查后,行业协会应配合政府部门尽快将案件信息传递给企业,并积极收集整理公众评议和磋商阶段的应对材料。还应全面参与应诉过程中的公众评议和外交斡旋工作。行业协会可以主动联系国内外有影响的机构与人物,使外国调查机构直接感受到来自中方的严重关切与呼声。

(五)积极运用WTO规则应对特保与保障措施

我国应加强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保障措施协议》等规则的驾驭能力,将WTO规则作为应对特保和保障措施的法律支撑。

一是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涉案金额较大,而磋商交涉无法取得效果的案件,尤其是发达国家实施的影响较大的案件,应把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必要措施。虽然该程序耗时较长,在短时间内无法奏效,但从法律意义上讲可为今后案件确立规则,还可表明我国的严正立场。对特保案件而言,胜诉的关键就是正确解释中国产品是否对进口国构成“市场扰乱”和“实质损害”。胜诉直接的结果将是取消某项具体的特保措施,还可以取得实施报复的权利。此外,可以针对其他成员方的特保与保障立法提起申诉,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澄清条款的内涵。该方案应当重点针对发展中国家不完善的国内立法,通过诉讼修改其立法的不合理部分,约束其法律实施的不确定性。

二是充分运用《保障措施协议》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别规定。根据《保障措施协议》,对于发展中国家“只要有关产品的进口份额在进口成员中不超过3%,并且进口份额不超过3%的发展中国家总计不超过有关产品进口的9%,即不得对该产品采取保障措施”。我国应密切关注目标市场的份额状况,做好预警工作。对于有迹象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立即分析我国产品对其出口的数量和比重,保持出口产品的适当市场份额。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作者：郝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