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经济危机论文

未来十年，对中美两国经济都是严峻的挑战。中美两国的利益攸关，不单是经济层面，也渗透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维层面。一句话，中美两国未来能否在经济上合拍，是维系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和实现中国崛起的首要因素。所以，中美坐下来谈，好好谈，才能够实现共赢局面。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中美两国代表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美两国经济危机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美两国经济危机论文 篇1：

中美30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曾长期处于对峙状态。然而，彼此对立既不利于两国又不利于两国人民，中美两国逐渐开始寻求对话的途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了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结束了长期对峙的局面，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两国关系距今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

建交30年来，中美两国的交往不断发展。在政治领域，两国从冷战下的对立状态走向交往、对话，不断加深对世界范围内局势的沟通，不断加强相互的协调与合作。从建交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以后，当选的每一位美国总统在任内都曾实现访华，卸任后的美国政要往来于中美两国的则更加频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也都访问过美国。双方开启了通过战略对话交换意见、协商解决所出现问题的机制。

“9·11事件”后，中美两国在反恐、世界和平、世界环境、无核化等问题上的合作越来越广泛与深入，共同利益不断增多。随着两国交往的发展，中美建立起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寻求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的贸易不断发展，贸易政策不断完善，联系日益密切。1979年中美建交时，两国贸易额不足25亿美元。1985年，首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在北京举行。2001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到2003年，中美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达1263.3亿美元。2005年，贸易额又增至21116.3亿美元。2006年9月，中美正式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相互沟通、彼此协调。到2007年，中美贸易额达到3020.8亿美元，中美互为第A对外贸易国。2008年双方贸易额又增至3300多亿美元。

在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美两国贸易的种类也迅速增多，质量不断提升。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第一、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两国在能源、电子、交通等各方面都开展了相互贸易往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日益增多。联系的加强使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依存性逐渐增强，已成为利益攸关方。美国经济危机需要中国消费市场的拉动以缓解，中国产品需要美国市场的吸纳。

在文化领域，两国的文化交流频繁开展。1979年，中国大陆首次派遣1330名留学生赴美学习，1983年增至19000名，到2008年，已超过8万人。美国留华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多，2008年已近2万人，并计划在未来4年内增派10万人。同时，中国各大高校与美国的名校也开展了文化交流与合作，建立起许多交流中心，美国的教育水平测试开始在中国举行。中国文化周、美国文化周也在对方国家相继举行。美国的电影、电视、文学等在中国得到传播。中国影视业也开始进军美国市场，双方语言彼此影响的现象日益明显。

在军事领域，两国改变对抗的传统思维，适应世界形势，不断加强交流与磋商。中美军方高层之间的联络不断加强，多次实现互访。双方在舰艇互访、建立海上安全磋商机制等方面取得进展。“9·11事件”后，中美建立军事定期磋商机制，并确立了多层级的军事人员互换留学和访问的制度。军事演习改变了以往的秘密性，互相邀请对方参观，透明度不断增强。美国还删除了“2010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关于售台F-16C／D的重要条款，放宽了敏感技术对华出口的权限，中美军事关系更加理性、务实。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高度评价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作用，决心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同意就发展问题加强对话，探讨双方就此开展协调与合作的领域，确保两国努力取得可持续成果；同意在航空、卫生、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反恐磋商与合作，采取具体措施推进两军关系未来持续、可靠地向前发展，重申要建立“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

中美两国关系在实现巨大进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中反补贴、反倾销的斗争持续不断。这些都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使两国交往在取得重大进展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曲折。

山东与美国的交流也在30年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经济交往是山东与美国关系的主导因素，1979年，山东对美国的贸易还非常少，直到1987年，出口额才约有1.3亿美元，进口仅0.28亿美元。此后，对美出口贸易持续发展，平均每年增长达20％以上。2006年山东对美出口突破百亿大关，达到113.40亿美元，进口也增长到35.35亿美元；2008年，对美仅出口就接近200亿美元。中美建交以来美商在山东的投资不断增长，1988年为430万美元。到2008年底，山东已累计批准美国投资企业5644家，合同美资额128亿美元，实际使用616美元。

除了经济领域外，山东与美国也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与交往。山东省经贸代表团、科技代表团多次访问美国。美国也不断派代表团来山东参观访问。美国孔子基金会、南卡罗来纳大学、康涅狄格大学等许多著名大学代表团都曾来山东进行文化交流；得克萨斯州商务代表团、美国棉花总会、国家核管理委员会等来山东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美国海岸警备队访问山东海事局进行海事问题交流。山东许多城市与美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加深相互了解与交往。2009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率领代表团访问山东，出席了在济南举行的“山东-美国经济文化交流周”。

中美两国的未來发展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仍然会有一系列矛盾，甚至有些情况下可能激化，使两国关系暂时出现挫折。但是，两国间也存在战略机遇，使相互关系能冲破各种障碍，逐渐发展。随着两国交流与交往的不断加深，认识的日益深入，两国间交流与合作的促进因素也在不断发展，成为制约不利问题的有效力量。

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使两国间经济政治依存性不断加强，美国面临的诸多国内国际问题自身解决困难，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而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应对出现的困难也离不开与美国的交流合作。同时，两国在诸多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需要相互合作，彼此协商，寻求妥善解决途径。合作与交流是未来两国发展的主流，随着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的日益合理化，两国的关系也会在正确对待可能出现的挫折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不断发展。

作者：关绍纪 郑 伟

中美两国经济危机论文 篇2：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入新拐点

未来十年，对中美两国经济都是严峻的挑战。中美两国的利益攸关，不单是经济层面，也渗透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维层面。一句话，中美两国未来能否在经济上合拍，是维系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和实现中国崛起的首要因素。所以，中美坐下来谈，好好谈，才能够实现共赢局面。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中美两国代表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该文件对中美未来经济合作具有重大影响，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本轮对话，中美双方更加务实坦率，尤其中国开始对美国经济政策的瑕疵直面批评，如对美国政府对美元持续贬值的放任态度，美国应对次按危机所作出的“过于自信”的政策调控等。保尔森认为，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批评是因为其经济实力在增强，在贸易、货币、资金流动这些全球问题上声音更大了。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据此评论，中国开始转守为攻。

不过，中美两国战略经济层面的平等坦率对话也彰显全球两大经济引擎对全球经济走出不景气阴影的责任意识。客观而言，本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或许并非疗治世界经济的灵药，但无论从象征和实质内涵言，都极具意义。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举行了三次，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中美经济领域的最高层沟通机制。但是，由于布什政府在11月份的美国大选中即将落台，未来美国新政府是否会将这种机制进行到底充满未知因素。此番，布什政府高调出动全部经济班底参与这轮对话，无疑含有让下任美国政府继承这项战略遗产的意味。尤应看到，极有可能胜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对中国汇率颇多指责，认为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伤害了美国经济和美元。而事实上，人民币自去年以来一直升值，但美元压力依然不得缓解，美国通胀风险更是走强。这也意味着，布什政府最后组织的这场战略经济对话，也是让奥巴马明白中美间的经济关系绝非是“汇率操纵”那么简单。

中美两国在经历前三次的战略经济对话之后，已经从初始的试探、争吵、妥协集成到如今的理性协商和联手解决中美经济共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方面。即从最初的策略性接触深化到真正的战略层面，按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的说法，就是中美两国首次将未来十年的经济关系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未来十年，对中美两国经济都是严峻的挑战。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是能否维持现有的高速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和人文的和谐发展；对美国而言是能否维持现有的超级大国和确保美元在全球经济的地位。须知，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兴工业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以美元结算的外汇储备。加之两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中美两国的利益攸关，不单是经济层面，也渗透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维层面。一句话，中美两国未来能否在经济上合拍，是维系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和实现中国崛起的首要因素。

不仅如此，因为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如日韩、东南亚、欧盟等都和中美形成了紧密的经贸联系，中美经济发展稳定，这些外缘的世界经济体就勃兴，全球经济贸易就充满活力。所以，全球都希望以中美双核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架构保持稳定充满活力。

更重要的是，从美国次按危机在传统西方自由世界引发连锁反应，再到从经济到政治“革新”过于急切而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危机边缘的情势看，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的市场贸易和金融机制在全球化时代充满了难以避免的缺陷。而中国可控、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则越来越显示出抗压西方经济危机“骨牌”效应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16日刊文指出，美国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崛起是个事实。

而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耗前两位的大国，中国方面将在此轮对话中引入能源合作和环保问题。考虑到未来可能执政的民主党在此问题上的关心度，中国已经把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延伸到未来美国政府层面。所以，此轮战略经济对话就更加有了继往开来的意味。

中美两国经济危机论文 篇3：

中美寻求共识 增量也要提质

自中美两国现任元首就职以来，两国元首交替性每年开展互访。前年，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当年即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去年，在参加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访问我国。

今年，结合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于9月22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进入双方关系议程，高层年度互访也有力地促进了中美双边关系全方位的发展。

何为共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实力显著上升，中美实力差距虽然仍较为显著，但正日益缩小。

“相对而言，经过十年反恐战争、经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面临日益分散化的国际议题和诸多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美国一国独霸的地位似乎开始动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室主任樊吉社认为，当美国发现日渐强大的中国有潜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成为美国的潜在竞争者，并有能力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时，美国对中国、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顾虑、忧虑乃至焦虑可能显著上升。

“中美之间的共识是什么？我认为，底线就是不要对抗、不要冲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不要重蹈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历史悲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沟通，妥善处理两国分歧、控制矛盾，并通过多方渠道努力寻找合作机会，这是中美双方应该达成的共识。

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再到全球合作，金灿荣表示，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坚守不冲突的底线，中美两国寻找共识，需要一步一步拓展并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虽然中美之间战略分歧在加大，但战争不可为、冲突须有限度、中美合作面在扩大、合作积累效应巨大也是中美间的共识。”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中美应冷静应对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不应一出现矛盾就夸大拔高两国间的战略分歧，上纲上线从而轻易否定两国间几十年来积累的合作成果，“这不是发展了3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成熟做法。”

王帆表示，合作主流的意识不应轻易改变，不应再次退回“能否合作”的争论，而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合作。

成功的尝试

中美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自1989年夏季后，美国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中断了两国的高层往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企业家纷纷看好中国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务实主义的对华政策思想逐步在克林顿政府中产生影响，其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1993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出席在西雅图举行的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议。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会面，中美关系僵局因这次会晤而被打破。

“在国内政治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双边会谈或许存在困难，这时候可以通过国际组织举行的多边会谈来恢复双边关系。”金灿荣表示，这一次会晤堪称中美寻找共识的历史佳话。

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这是中美两国完成领导层更替之后的首次元首会晤，因此格外引人瞩目。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言，这次中美元首峰会在许多方面都前所未有，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会晤。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三国后顺道前往加州，而奥巴马总统也从华盛顿飞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表示，这种安排避开了华盛顿的喧嚣，减少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过度干扰，让两位领导人集中精力近距离接触、交流和对话。

“坦诚的磋商与沟通，有助于消除相互的猜忌，了解对方的立场与看法，从而减少和避免误判。可以说，此次会晤对中美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推动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袁征如此表示。

提升沟通质量

“中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如今已经不需要借助多边会谈的方式。”金灿荣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两国已经具备“寻求共识”的共识，如今双方的沟通渠道数量多、顺畅度好。

目前，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已经形成元首级、副总理级、正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副司局级以及半官方、民间等多个层次互动的形态。

比如，副总理级的平台有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多次参加上述活动；正部长级的平台包括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中美军事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副部长级的平台有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美交通论坛等。

“中美双方建立的对话沟通机制不下90个，这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金灿荣认为，沟通渠道从少到多、从点到面式的扩展，为中美两国寻求共识提供了条件，“但光有沟通渠道还不行，中美双方通过这些渠道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质量还要进一步提升。”

王帆也对此表示赞同，“中美之间交流渠道丰富而畅通。但从以往不同层面的对话交流情况来看，还存在各自表达很充分，而彼此理解对方不够的情况。”王帆认为，中美双方的交流方式、时机和内容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比如，有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应更加明确无误地讨论彼此间未来关系的性质以及各自在亚洲的角色。”

作者：王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