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人口问题论文

2022-04-17

城中村人口问题论文篇1：

“城中村”问题的国内理论研究进展

[摘要]“城中村”是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瓶颈，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归纳了各类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城中村”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方向，以期能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城中村；城市经济；城市发展；城市乡土社会

[作者简介]吴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高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19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开始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国家的繁荣；另一方面许多副作用也伴随着城市的扩大而来。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了城市蔓延及郊区化进程加速等不利于城市科学、合理发展的现象，尤其是所谓“城中村”现象的出现，更是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对“城中村”问题进行了研究，试图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具有指导意义的“城中村”治理及城市发展的科学理论与模式。本文在对国内有关“城中村”研究文献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对国内现有“城中村”研究理论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学者的主要相关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研究、成因研究、治理和改造研究、相关专项研究四个研究类型，并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二、学界及相关研究机构对“城中村”问题的主要研究进展

(一)“城中村”概念研究

“城中村”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城中村”现象进行抽象描述以挖掘其问题的本质。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类型及特征和特性三个方面。

1　“城中村”定义研究。田莉(1998)认为“城中村”即“城市里的乡村”是在空间形态、功能结构等方面与所处城市反差极大，亦城亦乡、亦农非农的社会群落。李培林(2002)认为“城中村”是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城市乡土社会。谢志岿(2003)认为“城中村”是在急剧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未能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导致的原农村居住区域、人员和社会关系等被就地保留，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丁洪建、邢海峰(2007)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是以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聚落。

2　“城中村”类型研究。陈怡、潘蜀健(1999)按城市与村庄交结的形态特征将“城中村”划分为：全包围型、半包围型或相交型、外切型、飞地相邻型、相离型、内切型六种类型。刘伟文(2003)将“城中村”分为三类：一是在形式上已与城市融为一体，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村庄；二是位于城市的边缘，村内尚存在少量农业生产并正在向完全“城中村”转变的村庄；三是处于城区之外，位于即将开发的城市规划区之内，尚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即将被划入城市的村庄。郭建明、吴凯(2006)从“城中村”开发的角度出发将“城中村”分为两类：一是“发展型”，即内部还有发展用地，建设也正在逐步展开，急需进行规划引导的“城中村”；二是“成熟型”，即内部已无发展用地，问题十分严重，急需改造但改造难度很大的“城中村”类型。

3　“城中村”特征和特性研究。杨安(1996)研究发现“城中村”形成初期在村内建筑特征上表现为“相对‘漂亮、气派’的类似别墅住宅”。其认为该特征的出现是由于在“城中村”形成早期村民获得了大量城市扩大后的占地补偿金，因此相对富裕，而这些钱又被用于其住房的修缮上，因此形成了“城中村”类似别墅化的特点。敬东(1999)认为“城中村”的特点主要是：一、空间形态和内部功能与周围环境反差剧烈；二、村镇用地、人口的性质和规模界定困难；三、在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上存在极大的缺陷。福建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城中村”课题调研组于2002年通过对2001年福建省240个“城中村”的调查研究，归纳出四个特点：一、在地理位置上大多位于城市中心；二、“城中村”土地被征用，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三、村集体资产丰厚，土地收益、房屋出租成为“城中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四、“城中村”内外来人口聚集，“脏、乱、差、黄、赌、毒”等卫生、安全隐患严重。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机构在对“城中村”概念的界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城中村”定义及类型的研究较为详尽。但是在特征研究方面，随着我国城市的发展，“城中村”的特性和特征也在发生着改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重点关注“城中村”特征及特性的变化。

(二)“城中村”成因研究

“城中村”成因研究包括政策、经济、文化等多项研究内容。本文根据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将该类研究分为内部决定论及外部决定论两个研究类型：

1　内部决定论。持该论点的学者主要从“城中村”内村民的既得利益出发研究该现象的成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房庆方、马向明、宋劲松(1999)将“城中村”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一、土地原因，即由于开发归属权不明导致“城中村”区域迟迟不能开发；二、经济原因，即村集体开发、村民自主开发与政府投入开发存在利益纠葛而不能明确利益导致无法开发；三、政策原因，由于“城中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及户口迁移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不同待遇，因此不愿意融入城市。吕宏芬、王积瑾将“城中村”形成的内在诱因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土地所有制和宅基地政策是导致“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城镇功能的扩张，使农村土地大幅升值的“城中村”的村民将房屋不断扩建，在由大量外来人口形成的庞大的房屋租赁市场中，靠出租房屋获得相当可观的租金收入，因此使得“城中村”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

2　外部决定论。持该论点的学者认为，政府的管理不当、社会体制的缺漏以及发展利益驱动是导致“城中村”现象产生的根源。张孔见(2001)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现象的出现并恶化是由于城市管理者在对待“城中村”治理的问题上认识滞后、政策滞后，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长期落后于社区发展现状，因而导致了“城中村”问题的恶化。韩冉、李红(2003)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的形成是在城市这一特定范围内所产生的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的冲突，是

“二元结构”矛盾在城市内部的集中反映。张京祥、赵伟(2007)则从地方政府发展的利益机制出发，提出“城中村”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并不能全部归因于原“城中村”村民主动、非法获取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即城市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等)，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城市政府现行政策的“趋利性”(“城中村”开发改造的成本较高)、“二元性”(城乡“二元”结构差异)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于“城中村”成因从内、外两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城中村”问题形成的根源。本文认为在研究“城中村”问题的成因中不但要把握内因和外因，还需要把握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结合博弈论将内因与外因共同分析将是未来“城中村”成因研究的方向。

(三)“城中村”治理和改造研究

“城中村”治理和改造研究主要包括“城中村”改造政策、治理机制、规划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内容。本文按年代选取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沈兵明、朱云夫(1999)认为要防止“城中村”现象的出现，“撤村建居”是必然选择。具体措施包括三点：一、以城市规划为依据。科学编制村庄分区控制规划进行预控。二、以土地储备机制运行为中心进行监管，尽力采用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方式。三、综合整治，加大执法力度，健全村庄规划与管理机构。李志生(2002)认为“城中村”的改造，因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加大对“城中村”村民的宣传力度，引导其融入城市生活；二是对“城中村”问题实行科学规划预防其扩大；三是在“城中村”改造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开发商共同改造“城中村”。

王晓东、刘金声(2003)对“城中村”的改造提出了四点建议：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目标、落实政策、精心组织；二、加大宣教力度，争取村民支持；三、政府调控、市场运作，确保村民、开发商、政府三方利益的实现；四、按照现代城市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实现城中村改造后的长远健康发展。吴英杰、罗皓(2004)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五个步骤：首选对“城中村”土地收益与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由村集体和个人集资建出租公寓，同时兴建农民公寓和旧城改造；接着这些基础上招商引资通过制定合理的产权分配结构进行各方利益分享；最后在物质形态改造后进行包括社保建设、就业引导和文化教育等工作在内的各项其他后续工作。

魏立华、闫小培(2005)等认为我国“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应该是在“城中村”区域内保留出租经济为前提的条件下，对“城中村”实行“自我原位塑造”即在原有区位上由村民或村集体改造自身的治理模式。

王永华(2006)在总结和分析了广州、珠海、深圳三地的“城中村”改制情况后，提出了对“城中村”改制的七点建议：一、规划先行，分类指导，降低城中村改造成本；二、完善政策配套，协调各方利益，保证改造顺利进行；三、运用土地资产经营，解决改造资金问题；四、多方筹集资金；五、妥善解决城中村集体资产；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村民社会保障的城镇化；七、寻求多元文化共性，形成多赢的文化格局。

周新宏(2007)从“城中村”改造中的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主张政府主导调控“城中村”改造以克服“市场失灵”问题；二、政府内部建立监控以防“政府失灵”；三、对“城中村”改造实行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坚持一村一方案的原则；四、在“城中村”改造中遵循渐进性的分类改造原则；五、对“城中村”改造中实行民主决策，鼓励村民参与改造决策。张晶(2008)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开发商、村民的三方博弈过程，通过构造效用函数分析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础上政府介入并承担改造费用，不鼓励开发商介入改造的对策建议。张煜(2008)以西安地区为例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注重无形更新改造的理念，从“城中村”更新改造模式选择、规范土地国有化转制、集体经济向现代企业转变、完善失地村民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对西安市“城中村”更新改造政策提出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对“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但是也因为“城中村”问题的复杂性，学者们大多选择从宏观层面提出综合性的治理、改造对策，对“城中村”改造的具体操作方式、流程的研究较少。

(四)“城中村”相关衍生问题研究

“城中村”相关衍生问题包括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结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内容对“城中村”问题进行的专项性研究。

在文化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胡莹(2002)将“城中村”的文化冲融分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种类型，并认为不同文化的碰撞是引起“城中村”治安不良、环境恶劣等问题的根源。李卿(2003)针对“城中村”妇女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行的研究，认为该群体由于文化差异及社会不公平待遇易成为“城市边缘。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乔彦文(2006)针对“城中村”地区成人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评述，认为现阶段我国“城中村”地区成人教育基础薄弱、发展缓慢，阻碍了“城中村”地区的发展，建议政府探讨该区域教育，在该地区推广大众化的终身教育。

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张展新(2005)以北京市“城中村”改造为例分析了外来人口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杨高峰(2008)认为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相对被剥夺感使广州“城中村”农民工不能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而在其致富目标难以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实现时就会促使其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满足其愿望。

在法律研究方面，张培(2005)认为我国目前在“城中村”改造中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而地方立法对“城中村”改造中利益补偿和分配实行模糊的处理方法不能彻底解决“城中村”问题引发的矛盾。

　除此之外，陈丽华(2001)认为部分“城中村”的历史用名较庸俗，不具有城市文化韵味，与城市的发展不协调，因此应该更名。解奎龙、肖素霞(2004)提出以体育为突破口促进“城中村”文化的改造。

　综上所述，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正在向多元化发展，各学科的交叉研究将是未来“城中村”研究的主要方向。

三、“城中村”研究文献分析

本文除了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还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运用文献分析法对2008年以前已发布在各主要期刊上的122“城中村”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献进行了统计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些文献在数量、研究内容等方面的特点找到目前国内学者在“城中村”问题研究中所关注的重点及缺漏的盲点，并以此为后来者及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平衡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量分析

本文借助中国知网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文献资源，从中选取了2008年以前在标题中含有“城中村”关键字的所有研究文献，经过人工核对构成样本，并按照研究内容以及刊登时间进行了分类。详见表1：

　如表1所示，从年度合计数据来看，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从类别合计数据来看，学者们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中村”的治理、改造对策而较少的关注“城中村”现象产生的原因。该数据信息说明我国目前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发展不平衡，缺乏对问题产生根源及基础理论的研究。

(二)分布及趋势分析

为了找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趋势，本文绘制了2008年以前“城中村”问题研究文献的分布、趋势图。如下：

如图1所示：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关注趋势是逐渐增多的，但是关注点在不断的变化。如2006年学者们对“城中村”现象描述类的研究达到了顶峰，而此后该类型的研究文献骤然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城中村”改造对策及其它“城中村”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了“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突出矛盾在不断的变化，学者们的研究重心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热情高涨，并大多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对“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当中，同时针对“城中村”问题的其它各类型研究也不断增多，说明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多元化的研究阶段。

四、“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目前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研究方向较为集中，研究手段相对较为单一。以“城中村”的成因为例，此类研究大多从区位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从“现象到文字”的描述性研究，而对于“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则大多从“经验到文字”的政策性研究。虽然有些文献中也运用了博弈论、层次分析法、模糊理论等较为先进的数学方法，但是总体上看国内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在手段上较为单一。

2　较多关注“城中村”改造研究，对“城中村”管理的研究较少。本文认为“城中村”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困扰城市建设发展的问题。期望通过各种类型的改造一劳永逸的解决“城中村”问题的设想是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尝试尚未能彻底消除“贫民窟”问题，客观上说明了“城中村”问题的解决将旷日持久。而既然“城中村”将长期与城市共存，“如何管理‘城中村”’就将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首要难题。

3　研究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较少。目前国内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从“现象到文字”的定性研究阶段。虽然定性研究在“城中村”问题研究的初期可以在短时间内利用较少的资源为“城中村”问题的界定及治理、改造提供方向，但是要对“城中村”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必须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简单的定性研究可能会使问题停留在表面甚至得到错误的结论。

(二)未来的研究趋势

1　构建“城中村”更新、改造的新模式。要进行合理、有效的“城中村”更新、改造，单靠简单的政府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民间资本”结合市场进行有效的改造。在“城中村”新模式构建的主体中，不能只包括政府及“城中村”相关利益主体，还应该包括如“民间资本”(房地产开发商)、非盈利组织(公益性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等主体。而这种多主体博弈化的未来“城中村”更新、改造新模式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2　研究科学、有效的“城中村”居民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贫困人口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是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城市贫困区域居民问题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同时，构建福利化国家也是未来国家形态的主要发展方向。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人口数量大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及保障模式。因此，构建适合于我国“城中村”区域居民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将成为我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3　将先进管理理论、方法运用到“城中村”的管理当中。“城中村”问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城市贫困区域聚集现象会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而恶化且“屡扫不净”；另一方面，“城中村”容纳了大量城市低收入群体，为城市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城市发展。因此对其治理的模式不应是一味的“驱逐出城市”。合理、有效地管理“城中村”，引导其向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将其融入城市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可行之道。

五、结论

本文认为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已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在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手段的选取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在“城中村”理论研究未来的发展中，一方面，借鉴国外的成熟的研究理论。运用先进的研究工具将是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和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本文针对当前“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更新模式研究、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研究及“城中村”先进管理方式研究也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的系统梳理和分类归纳，概述了目前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的现状，分析了该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方向。本文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性综述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提供一定的借鉴，并在“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责任编辑：舒　生]

作者：吴迪高鹏

城中村人口问题论文篇2：

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了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模式。首先，分析了西安市城中村的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和产生的问题。西安市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居民收入、人口构成等方面具有城市的特征，在管理制度、公共基礎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表现出原有的农村特征，在土地利用、公共设施、社会治安、村民文化素质和社会观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征地不征村”的征地策略、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失地农民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西安市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其次，比较了西安市进行城中村改造的三种主要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开发商主导模式、村集体主导模式在改造主体、改造机制、优势和劣势等方面存在差异。

【关键词】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模式

1、西安市城中村的特征和形成原因

1.1西安市城中村的特征

城中村是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农村村落。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农村社区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是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管理体制、经济组织、社会关系等方面来看，这些社区仍然保存着原有的农村特征。2019年，西安市三环以内的主城区分布着292个城中村。本文作者对西安市未央区草一村、浐灞区八家堡村等7个城中村进行了走访调查。总体来看，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居民收入、人口构成等方面已经表现出了非农化的特征，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村民社会保障、文化观念、社会关系、管理制度等方面仍然保存着原来的特征。具体来看，西安市城中村具有以下特征：

（1）土地性质属于集体土地，土地利用以出租为主，存在超标准占用土地问题。（2）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土地和房屋出租产生的租金收入，二是村集体企业经营产生的利润分红。（3）外来人口数量远超村民数量。与周围的城市地区相比，城中村的房租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打工人员前来居住，导致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村村民的数量。（4）城中村建筑密集，很多建筑存在质量问题。位于市区的城中村呈现出高楼林立与平房混合的景观特征，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5）道路、电网、下水道等基础设施落后。（6）户籍、社会保障仍然保存农村管理体制。

1.2西安市城中村形成的原因

城中村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和利益博弈的原因。西安市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产生巨大的用地需求，“征用农村耕地但是避开农村居民点”的征地策略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安市城市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展，为了增加新的城市建设用地，西安市政府不断征用主城区周围的农村集体土地。对于征收成本低的农村耕地，政府进行了征收;对于征收成本比较高的农村村落，政府没有进行征收，这就是“征地不征村”的征地策略。这直接导致了大量农村村落被包围在城市建成区内。

（2）城中村背后的制度原因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我国，农村村民属于农业人口，城市居民属于非农业人口。我国政府对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进行分类管理，其中的差别体现在很多个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村民尚未完全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我国的城市社区由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管理，管理经费纳入政府财政支出;农村社区实行村委会管理体制，政府部门不负责其管理经费，由村集体自筹经费。由于城中村尚未进行“农转非”，仍然实行村委会管理体制，城市管理部门难以对城中村进行应有的监督管理，导致城中村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周围的城市地区。

（3）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也促成了城中村的形成。一方面，随着耕地被政府征收，城中村村民已经无法依靠传统农业种植维持生活，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张，村庄的区位优势开始显现出来。村庄的区位优势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成为失地农民最大的利益寄托。“征地不征村”不仅是政府最小化征地成本的理性选择，也是失地农民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

2、对城中村进行改造的必要性

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进行有效的升级改造。结合作者的实地调查，西安市城中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城中村的土地利用未能实现效率最大化。从地理位置上看，城中村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这些城中村拥有大量的土地面积，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可以充分挖掘土地的市场价值，释放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满足城市发展的土地需求。

其次，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景观环境差，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形象。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城市政府对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村集体进行，这造成了城中村道路、排水、卫生、教育、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降低了居民的居住质量和生活水平。

再次，城中村存在大量的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由于相对较低的房租价格，城中村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租房居住，也吸引了很多本地的低收人群，造成城中村人口流动频繁、鱼龙混杂。

最后，城中村村民文化素质和社会观念难以真正融入现代城市。城中村村民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难以具备城市就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城中村村民还没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上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存在一定的隔阂。

3、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概况

2007年，西安市主城区分布着624个城中村，这些城中村都需要进行升级改造。2007年，西安市成立了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全面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城中村改造就是通过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村民安置、资产处置、村民身份和社区管理体制转化等方式对城中村进行改造的过程。

自从全面启动城中村改造以来，按照改造思路的不同，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为主的阶段（2007-2014年）。在该阶段，西安市政府掌握全市改造工作的主动权，西安市城改办负责全市改造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各区城改办负责辖区内改造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同时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吸引开发商参与到改造工作，发挥开发商的资金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第二，以“政府主导、政府投资”为主的阶段（2014年以来）。在这个阶段，政府仍然发挥主导作用，改造资金转为政府投资为主。政府成立改造建设公司，完成城中村改造的各个具体环节，同时吸引市场资金进入到改造工作。

4、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模式

城中村的改造过程涉及到多个方面，主要包括政府发挥的角色和作用、改造主体由谁承担、如何筹集充足的改造资金、如何确定合适的拆迁补偿标准、如何稳妥推进拆迁工作、如何变更原有的土地性质、如何变更原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等等。在西安市十多年的城中村改造实践中，根据改造主体的不同，主要存在三种改造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开发商主导模式、村集体主导模式。本章对这三种模式的优势、劣势和适用情况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4.1政府主导的改造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既是城中村改造的设计者，也是城中村改造的开发者，政府成为完成改造工作的主体。作为城中村改造的设计者，政府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对城中村改造进行规划和设计，决定城中村改造的进程、范围和具体方案，自上而下地推进城中村改造的各项工作。作为城中村改造的开发者，政府综合利用财政手段和其他行政手段，解决城中村改造的资金问题，直接负责城中村改造的建设规划、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管理、房屋建设和买卖等工作，解决城中村村民的身份转变和社会保障安置等一系列问题。举例来说，西安市浐?生态区、曲江新区的改造工作采用了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和规划引领作用。例如，在城中村改造之前，政府可以对该区域进行总体的规划和布局，对城中村周围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综合治理，从而提升城中村土地的经济价值。在城中村土地出让时，可以吸引更多的地产开发商前来投资，确保城中村改造的顺利完成。在这种模式下，政府要负担城中村改造的相关成本，包括拆迁安置补偿、村民就业安置等。另一方面，改造完成之后，政府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储备，土地储备可以进行拍卖，产生的土地出让金形成了政府完成改造工作的收益。

4.2开发商主导的改造模式

由于城中村改造通常需要大量资金，单纯依靠政府部门可能无法完成城中村改造任务。为了解决城中村改造面临的资金问题，可以吸引开发商加入改造工作，发挥开发商的资金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部门负责制定城中村改造的总体设计，提供一些优惠的房地产开发政策吸引开发商加入，通过招标确定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改造主体资格。获得改造主体资格的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筹集改造资金，完成拆迁补偿、回迁安置以及土地开发建设等环节。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政府部门不再承担开发者的角色，而是发挥宏观调控和协调引导的作用。在西安市十多年的城中村改造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普遍、最常用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开发商与城中村村民成为改造利益博弈的双方，开发商希望降低拆迁安置补偿标准，村民则希望提高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体现为土地财政，开发商获得了开发用地，政府部门获得了土地出让金。

4.3村集体主导的开发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改造指导，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政策优惠和政策便利，同时对城中村改造工作进行行政监督。同时，具体的改造方案不由政府决定，而是由村集体来进行协商和决策并且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造模式。其次，政府不提供财政支持或者只提供少量的财政支持，改造资金需要由村集体和村民通过自己的途径进行筹集。最后，村集体或村集体成立的改造公司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开发者，需要完成改造工作的各项流程，如房屋拆迁、村民安置、商品房的开发建设、以及村民回迁等等。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村集体将剩余的商品房对外出售，回笼资金可以用于继续改造或者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两种改造模式相比，这种模式不需要开发商的参与。村集体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协商与博弈的关系，村集体自主进行拆迁、改造和回迁，政府提供相应的指导和政策优惠。总体来看，在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工作中，采用这种模式相对较少，如莲湖区李家庄改造项目。

4.4三种模式之间的比较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三种改造模式的差异表现在改造主体、改造机制、优势、劣势等方面，如表1所示。综合来看，如果政府的财政能力或者融资能力较强、城中村改造有很强的公共目的（如进行市政类基础设施建设）、可供商业开发的土地较少，适合采用政府主导的改造模式;如果政府和村集体无力负担改造资金、可供商业开发的土地较多，可以采用开发商主导模式;如果村集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融资能力较强，同时具有较强的土地和房地产开发能力、可供商业开发的土地较多，可以采用村集体主导模式。

5、西安城中村改造模式总结

西安市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居民收入、人口構成已经表现出了非农化的特征，而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文化观念、管理制度等方面仍然表现出原有的农村特征。西安市城中村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征地不征村”的征地策略，第二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第三是失地农民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等。西安市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治安、村民文化素质和社会观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造。

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模式包括政府主导模式、开发商主导模式、村集体主导模式。上述的三种改造模式在改造主体、改造机制、优势和劣势等方面存在差异。如果政府的财政能力较强，城中村改造有很强的公共目的，适合采用政府主导的改造模式。如果政府和村集体无力负担改造资金、可供商业开发的土地较多，适合采用开发商主导模式。如果村集体不但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强的融资能力，而且具有较强的土地和房地产开发能力，可以采用村集体主导模式。在对西安市王家棚村进行改造过程中，采用了开发商主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开发商的资金实力和专业水平将影响城中村改造的进度和质量，政府政策对开发商参与改造的积极性有很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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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泽亮

城中村人口问题论文篇3：

“城中村”研究综述

[摘要]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城中村问题的突出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城市规划、经济、社会、制度层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笔者对这些研究成果分类进行综述，并从构建可持续发展城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对今后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城中村文献综述研究展望

[作者简介]周新宏（1971—），浙江长兴人，经济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一、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边远地区大量土地被征用，城市政府或开发主体为了规避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导致被绕开的村落成为“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行政体制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和矛盾（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2004）。

1.关于城中村的概念。城中村被约定俗成地广泛运用于学术论文、媒体报道、政府文件是在2000年前后，研究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角度对城中村进行定义，其出发点大都是地理位置和城乡二元结构。张建明（1998）认为城中村是位于城乡边缘带，一方面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也享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还保持着乡村的某些景观，以及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农村社区；李钊（2001）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将一些距新旧城区较近的村庄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内，这些村庄就是城中村；李培林（2002）认为城中村是存在于城市与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李俊夫（2004）认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结合部，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半包围的、没有或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李诚（2005）认为，城中村不仅是空间概念，更是社会经济概念，它是指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所保留着的在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员身份、管理方式等方面依然承传农业社会的农村聚落点。虽然上述表述文字上有差异，但学者们对城中村实质的基本认识还是一致的。

2.关于城中村的特征。地域特征。城中村违法、违规建筑大量存在，既有集资房，也有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社区内缺乏统一规划，建筑密度大，人口拥挤，环境脏乱，道路狭窄，设施配套不全。也有学者指出某些城中村依然有较好的景观和农村村落风格（王福定，2003）。

人口特征。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阶段，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的多元化也必然会反映出来（刘伟文，2003）。主体人口以农业人口为主，但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很少，流动人口集中，甚至超过本村村民，职业构成复杂（吴晓，2001）。外地人与本地人由于语言、收入、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交往较少，关系淡漠（刘伟文，2003）。

体制特征。周霖（2004）将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差异的体制因素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土地制度的差异，城市所有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而村落土地的产权归村落集体所有；第二是社会管理制度的差异，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来管理，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政府财政负担，而村落社区则由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村集体承担；第三是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管理制度相联系的“村籍”分配制度。村民保持村籍使他们拥有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受益的分配权、收益权和监督权，城中村的改造也意味着权利与利益的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往往是权利与利益被削弱，因此他们宁可做“村民”也不愿意成为“市民”。

功能特征。王福定（2003）指出城中村在城市中仍承担着居住功能。深圳罗湖区农民户籍人口不足8千人，而吸纳的外来暂住人口达11万多，城中村发挥了作用。李津逵（2005）指出城中村具有控制深圳的营商成本、降低创新产业和人才进入门槛、为构建和谐社会搭建基本前提的功能。

经济特征。城中村是一个类型特殊的社区，因而经济发展也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征，产业结构多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城市建设征地的补偿是城中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城中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村集体分红、出租屋收入以及小规模的商业和服务业等（郭艳华，2002）。出租加分红收入使得城中村内出现了一批“食利阶层”和游手好闲的“二世祖”（刘伟文，2003）。

生活方式。村民们已经摆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生活丰富多彩、五光十色。人们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已趋向城市化，过去的那种单一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逐渐被丰富多彩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所取代（刘伟文，2003）。

3.关于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张建明（1998）认为“焦点在土地，原因在规划管理，症结在体制”。李立勋（2001）将其归结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而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则成为城中村形成的社会原因。王新（2005）总结了五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第二是城乡土地所有制矛盾；第三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以及法制法规滞后和不健全；第四是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顽强存续；第五是城市管理的疏漏。笔者认为还可以运用制度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作更为严密的演进解释。

4.关于城中村的分类。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中村进行了多种分类。张建明（1998）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将城中村分为基础设施优越型、集体经济实力型、土地资源充足型。陈怡和潘蜀健（1999）是以城市和村庄相交的形态特征将城中村划分为全包围型、半包围型、外切型、飞地相邻型、相离型、内切型。郑静（2000）以城中村的演变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李立勋（2002）将城中村分为成熟型、成长型、初生型是从空间位置、发育程度等因素考虑的。刘伟文（2003）用动态方法将城中村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已经与建成区融为一体，基本上没有农业的村庄；二是建在城市的边缘，含有部分农业，正在向完全的城中村转变的村庄；三是建在城区之外，规划区之内，以农业为主，即将成为城中村的村庄。王福定（2003）认为城中村可以归为三种形式，即旧村古貌、空心村、农民新村。李俊夫（2004）在研究广州城中村问题时是根据建设用地比例将城中村分为几乎没有农用地、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比例大致相当、尚余较多农用地的三类。龚兆先（2004）倾向于以城中村的自然形态和在城市市域生态布局中的重要性来进行分类，即从城中村的自然形态出发分为自然元素占主导性比例的自然型和建筑、道路占主导性比例的建成型两类；从城中村在市域生态布局中占重要地位的生态型和占次要地位的非生态型两类。李津逵（2005）以深圳城中村的由来将城中村分为城市出现之前本地农民的村落，城市建设中本地失去耕地农民的就地集中安置区，原住民面向外来低收入阶层的廉租屋区。

5.关于城中村的改造。城市规划专家提出的对策比较侧重于技术的角度，而地理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侧重于从城中村的类型出发，研究改造的模式，并进行制度的设计。田莉（1998）建议加强村镇规划管理，及早改造城镇附近村庄，制定城中村法规，完善社会保障。敬东（1999）、李立勋（2001）建议对城中村建设景观进行改造，从分散、混沦、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转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流程为“拆迁——补偿——重新安置”。有学者提出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实行城中村集体经济的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2004）等学者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思路:构建“政府——村民——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以改造物质环境，智力支持和教育补偿以改造村委会及村民，实现城乡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和补偿方式的多样化，城中村空间改造及功能重塑的多样化改造模式。闫小培、魏立华（2005）认为城中村是目前最为合适的城市低收入人口居住模式，建议在存续前提下进行转型，提出低收入廉租房社区的改造思路。刘军民、黄惠（2005）在西安城中村问题及改造探讨中，提出走政府、村集体、开发商三位一体的道路，并调整人口政策，将农民变为市民。可见随着改造困难的加大和对城市农民和低收入者的关注，大家已经不再强调一刀切地进行拆除重建。

6.关于城中村的另类视角的研究。李津逵（2005）认为，空间上的“脏乱差”，不过是城中村的冰山一角，中国可能有一夜之城，却不可能有一天内完成的城市化，应检讨城中村的改造政策。他呼吁重视城中村的巨大价值，认为城中村的真问题是农民如何进城，是城市如何使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共同参与和分享城市化进程。周林（2005）指出深圳城中村治理应该考虑三个问题：城中村的治理从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理想及发展路径的调整；改造成败的标准必须考虑回迁的比例；考虑城中村的替代品“房中房”、“房中床”的出现及其后果。

二、总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城中村研究特点如下：1.学者们的研究涉及城中村的概念、特征、形成机制、改造模式建议。由于城中村问题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的复杂现象，就某一方面进行深刻的微观剖析并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并不多见，参与研究的经济学者不多，已有的研究也只从表象作了一些概括性描述。2.可能由于城中村与城市的反差较大，大家的注意力比较容易放在拆除改造上，或许是城中村改造是政府之所急，学者们大都从如何进行资金运作等来探讨改造问题。3.有较少的学者开始研究城中村的正面作用，但缺乏实证的支持。4.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的产业结构、劳动力的分布、不同阶层的居住区位既互相关联，又互相作用，而城中村在城市间的均衡分布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较少。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城中村研究的重点即研究视角在于:1.导致城中村产生和具有的空间、社会特征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制度因素。从市场失败、政府规制、政府失败的角度研究城中村形成的微观机制，从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各个主体的利益调节机制研究政府的作用，有助于在理论上弥补城中村深层次市场机制研究与制度研究的不足；用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来进一步研究城中村形成的微观机制，可以为政府干预城中村问题，完善制度设计提供科学的依据。2.以城中村的正面作用为研究视角，在城市各阶层人口合理分布和长期动态的城市化框架下，研究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寻求改造的策略，可以为政府在推动和引导城中村改造提供科学依据，避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有助于丰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3.目前城中村的改造与建设除了改造资金上的压力外，大量的拆除迁建可能反而破坏了各阶层人口在城市的均衡分布，造成中低收入者不断被挤到城市边缘，这将造成社会各阶层享受城市基础设施的不公平，其成员有产生心理上对抗的可能。因此，如何实现各改造主体（政府、农民、开发商、低收入租房者）的利益共赢，实现城市主人的共生共荣是摆在城市决策管理者面前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应该研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的同时，发挥政府在各改造主体利益博奕间的调节作用，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改造对策，指导我国现有城中村问题科学合理解决，同时通过制度安排防止新的城中村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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