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质人口问题论文

[摘要]本文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为例，从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分析入手，探讨人口素质和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人口素质人口问题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人口素质人口问题论文 篇1：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西部人口素质问题分析

摘 要：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对中国西部人口素质问题进行综合评价，建立了西部人口素质问题量化模型，为合理解决西部人口素质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西部人口素质；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体系

引言

“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是综合分析给定对象多种模糊因素并对其进行评价和判别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1]本文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将其各影响因素分成若干等级层次，并按等级层次对西部地区人口素质影响因素进行评价。

一、西部人口素质的影响因素

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12省（含区、市）人口素质确定为层次分析模型的目标层，在这一总目标下，可将影响西部12省人口素质的主要因素分为“健康因素”、“科学文化因素”和“思想道德因素”等三因素[2]，并将其作为模型的准则层，以此为基础，考虑11个具体评判操作因素作为方案层。层次结构（见图1）：目标层为A；准则层为：B={B1，B2，B3}；方案层为：C={C1，C2，C3，…，C11}。

二、各因素权重的确定

设ω＝（ω1，ω2，ω3，…，ωm）（ωi≥0），为模型中某层因素的权重，是该层上的模糊子集，且满足ωt=1。根据情况的异同，采用因素间两两判断比较，即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定量表示，得到每个因素的权重。

通常采用0.1～0.9标度法对某准则的相对重要程度给予定量描述，其中aij＝0.5表示因素与自己相比同等重要；若aij∈〔0.1，0.5），则表示因素xj比xi重要；aij∈（0.5，0.9〕，则表示因素xi比xj重要（见下页表1）。

三、模糊综合模型的评价

综合评价是对多种因素所影响的现象或事物进行总评价，即根据给定的评价条件，对每个对象赋予一个非负实数——评价结果，再据此排序。

1.模糊综合评价的建立。当模糊权向量W，单因素模糊评价R已知时，作模糊变换：

A=ωR=〔α1，α2，…，αn〕r11 r12 … r1nr21 r22 … r2n… … … …rm1 rm2 … rmn=（b1，b2，…，bn）

其中，bj=（αi＞ rij），（ｊ=1，2，…，n）。

A为模糊综合评价集，bj为模糊综合评价指标。其主要综合考虑了受中国西部人口素质中的单个因素影响时，评价对象对备选集中第j个因素的隶属度。由于无现成单因素隶属函数可采用，本文通过专家评判法来确定，即让每个专家对表中评价对象的内在因素“高或多、较高或多、一般、较低或少、低或少”的对应处选择一项，然后统计和归纳，得到对应的隶属度。

2.模糊综合评价指标处理。取以bj为权数，对各个被选因素vj进行加权平均的值为评价结果。即v=bjvj／bj。

3.多级模糊综合评价。在中国西部人口素质综合评价中，不仅需要的因素较多，而且一个因素还有多个层次。因此，需要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即先按照最低层次的各个因素综合评价，然后一层一层依次向高一层评价，直到最高层，则得到最后结果。若将因素作了κ次划分，则第κ次（κ=1，2，3，…，κ-1）划分的单因素评价，应是κ+1次划分的模糊综合评价。评价要从最后第κ次划分的诸因素开始，一级一级向高一级评价，一直到第1次划分为止（见表2）。

四、模型的层次求解

按照模糊综合评判的内涵，根据中国西部人口素质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各层次的权重系数，对西部人口素质的因素值划分，即u={u1，u2，u3}，u1={u11，u12，u13，u14}，u2={u21，u22，u23，u24}，u3={u31，u32，u33}（如表2所示）。

每类因素的权重进一步划分为：W={b1，b2，b3}={0.25，0.35，

0.4}。W1={a11，a12，a13，a14}={0.167，0.283，0.292，0.258}；W2={a21，a22，a23，a24}={0.192，0.242，0.283，0.283}；W3={a31，a32，a33}={0.267，

0.367，0.367}。

为了解决模糊评判西部人口素质高低的值，将人口素质各因素划分为5个等级，其取值范围定义为〔a，b〕，并按步长h=（h－α）／5离散为6个值，得到被选择集。将其具体化，若a=1.0，b=2.0，则被选择集V={1.2，1.4，1.6，1.8，2.0}，同时，为充分利用综合评判包含的大量信息，对各评分进行加权平均，则获得总分，即西部人口素质高或低的数值。经过3级综合模糊评价得到西部人口素质值v为：v=bjvj／bj=1.48。

由评价集可知，该西部人口素质值偏低。

结语

通过对西部人口素质问题的分析，即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和方法，将各影响因素分为若干等级，按其等级进行综合评判，所以，在开始做一级单因素评价时，从量上处理因素的模糊性，从而保证更确切地反映各因素对评价对象的影响。由于两级以上的评价将人为主观因素限制在很小范围内，因而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由于人口素质是由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等素质构成的，只有西部健康、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保证西部人口素质稳步提高。因此，中国应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西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改善生活质量；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推进早期教育；大力发展西部教育、科技事业，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思想道德建设步伐，全面提高西部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最终将西部的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参考文献：

[1] 聂思林，任小林.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指挥员决策能力分析[J].舰船电子工程，2009，(7):68-70.

[2] 吕红平，张呈琮，陆华杰，和云.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状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85-86.

Analysis for the Quality of China Western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ZHANG Xie1，YANG Li2

（1.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China；

2.Jiuq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Jiuquan 735000，China）

Key words：the quality of China western population；th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criteria system for evaluation

[责任编辑 王玉妹]

作者：张勰,杨丽

人口素质人口问题论文 篇2：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对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分析

[摘 要] 本文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为例，从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分析入手，探讨人口素质和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劳动力就业

1 前 言

贵州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全省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水、仡佬等17个。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贵州少数民族人口达1 254.7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因此，贵州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少数民族自身的完善，尤其是与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息息相关。而在影响就业的因素中劳动力的素质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少数民族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对于就业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必须重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培养，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综合素质。鉴于此，本文以贵州少数民族人口为例，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对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就如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素质提出对策与建议。

2 贵州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现状

2.1 就业结构单一，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就业以第一产业为主，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201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贵州少数民族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口比率高达88.68% ，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仅为3.15%和6.17%，并且省内各民族自治地方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都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从三次产业构成看，少数民族区域还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并且农业部门所占比例非常大；第三产业其次；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偏低。这充分反映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还处于最原始、最低水平的阶段，农业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

同时，由于劳动技能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人口所从事的第一产业生产大多是传统式的农牧业和养殖业，其生产效率低下，贵州各地少数民族聚集区种植业劳动力比重普遍在85 %以上。农业经济表现为一种非集约的农耕型或种养型经济，而不是集约型经济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少数民族就业人口收入增长缓慢。从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劳动报酬的比较来看，民族地区农村的比较利益明显不足。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958元；非农业劳动力全年人均纯收入约为6 440元；兼业劳动力全年人均纯收入约为5 280元。三者的收入比为1 ∶ 2.18 ∶ 1.78。贵州少数民族农民的流动性很低，这不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2.2 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就业不充分

劳动力过剩是影响充分就业的不利因素之一。深究其劳动力过剩的原因，主要在于就业吸纳能力不足以及劳动力供给过快。

（1）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劳动力的供给量逐年迅速增加。目前贵州少数民族人口质量较低，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将阻碍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发展，不利于就业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贵州省总人口中，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为1 254.7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6.11%。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但无论是政策的要求还是实际的生育率都比汉族人口高。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15岁至65岁为劳动适龄人口，由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知，200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为6. 79亿人，其中少数民族为5 050万人；201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为7.85亿人，其中汉族7.22亿人，少数民族为6 320万人。相比之下，汉族劳动适龄人口增加了14.90%，而少数民族增加了25.14%。

（2）农村耕地相对于劳动力，其吸收能力越来越小。在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耕地相对于劳动力，其吸收能力越来越小。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多种经营不发展，缺乏建设和积累资金，就业的吸收能力不足，发展缓慢，造成就业适龄人口的大量冗余和就业不足。过多的农业过剩人口，必然会造成农业人口的就业挤压、生活水平特别是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且少数民族人口就业渠道狭窄，总体上收入较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极其有限。

3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对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分析

少数民族人口就业与其人口素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口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们掌握生产技术或技能程度的高低。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与就业状况相互影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对就业水平和层次的影响

贵州少数民族教育整体水平和农村水平都低于全国水平，贵州少数民族农村水平低于贵州整体水平。贵州少数民族的低层次教育水平所占比例非常大，按初中、小学水平相加计算，分别为70.74%（整体水平）、72.27%（农村水平），农村低于整体水平1.53个百分点；按未上过学、扫盲班、小学、初中4个低层次水平相加计算，分别占93.32%（整体水平）和97.29%（农村水平），高于全国相应水平4.9和2.42个百分点；按高中水平以上计算，所占比例不到7%，整体为6.68%，农村仅为2.71%。以上数据充分反映出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整体水平非常低，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由于文化素质低，少数民族人口对新的生产技术的接受和自我消化能力较差，在农村承包经营的体制下，少数民族地区相当多的农民全面筹划、独立经营、谋求自主发展的能力不足，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和能力，这一切都与就业者的文化素质低直接相关。

3.2 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偏低，不利于贵州少数民族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将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就业问题解决和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一方面，乡镇企业和城镇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其具有一定技能和专业知识，而相对来说，少数民族人口中具备这些专门技术和专长的人口所占比重较低，由于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低，使得大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只能从事较简单的体力劳动，或者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由于其与汉族存在民族差别，本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不接触或者很少接触其他民族先进的科学理念和思想，那些富余的农村劳动力不愿主动外出谋生，而对于已转移的富余就业人员还存在就业不稳定的情况，回流现象比较普遍，这种思想观念上的落后，也影响了农牧区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顺利转移。

3.3 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的就业面和就业选择的影响

从职业构成来看，贵州少数民族就业人口中，农林牧渔人员占88.63%，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少数民族的就业面较为狭窄，行业比较集中。这种不合理的职业构成虽然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但民族习俗和文化素质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少数民族人口素质低有较大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少数民族人口的素质偏低限制了农民工的就业范围，从而导致他们的择业范围狭窄，形成了低级劳动力市场竞争过度，高级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的结构矛盾。同时，也给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增加了难度。

3.4 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城镇职工的影响

随着城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破产法的推行，以及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行，城镇劳动力下岗问题将会波及全国各个地区的城镇，贵州少数民族城镇职工也不例外，如果文化素质不高，在这场竞争中压力必然也大，相反，较高的素质则有利于较好的就业。从长远看，经济发展最终将会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就业者的素质必然成为就业和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提高民族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使各族人民在这场就业机制改革的大潮中具有同等的竞争能力和机会，是一条必由之路。

4 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与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关系到就业状况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民族经济的兴旺发达，关系到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1 提高基础教育水平

从经济的角度看，教育对于劳动力资源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素质，必须重视基础教育。因此要积极办好九年义务教育，改善教师待遇，稳定基层小学教师队伍。积极兴办“希望工程”， 保证入学率。坚持科教扶贫，努力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素质，采取切实有力措施逐步扭转这种局面，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要着重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认真落实减免贫困户中小学学生学杂费的政策，同时，加强宣传教育，解决贫困户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农村文盲率高的现状，兴办各类成人扫盲班和夜校，帮助少数民族文盲群众早日脱盲。

4.2 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

针对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较低的弱点，加大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扶助和投入力度是提高贵州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适应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根据就业的需要和生产组织特点，采取多种教育形式，如职业教育、业余文化教育和农村技术教育等，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劳动力就业素质的核心手段。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可以使人们学到社会所需要的具体的职业技能，有利于人们的职业选择。因此，应该在基础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兴办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举办培训班和各种补习班。也可以采取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科学知识讲座等各种灵活的方式，聘请有经验和技术的人任教。除发展普通中学外， 大力发展职业中学， 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同时大力加强在职人员的在岗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以适应改革的需要。

4.3 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扶植力度

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也是很有潜力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应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技术的投资、及时对种植业结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化建设，实行农科教结合，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逐步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学习机会和发展机会，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非集约型农耕方式向集约型农耕方式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方式的转变，提高少数民族农民的经济收入。

4.4 进一步扩大开放

目前有不少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仍处于闭塞落后的状况下，劳动力的地区流动非常微弱，农牧民与外界的接触很少，这对于提高少数民族的素质是不利的。因此，在农牧区，除了普及基础教育扫除文盲外，还要让农民合理有序地流动起来，加快城镇化进程，这是提高农牧民素质的有效途径。城市由于交通、新闻媒介比较发达通畅，与封闭的农村地区相比，人们更有创新精神和商品意识。让农民流入城市，会极大地触动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其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学到生产技能和本领，这是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一条捷径。

主要参考文献

[1]杨军昌.贵州民族自治地区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2]牟本理.论我国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J].民族研究，2003（6）.

[3]胡鞍钢.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几点思考[J].民族研究，2003（1）.

[4]刘小珉.略论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主要特征、类型及其演化[J].民族研究，2003（4）.

[5]荣仕星.中国加入WTO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民族研究，2002（5）.

[6]阿迪力·努尔，张庆红.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基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对比分析[J].特区经济，2012（7）.

[7]赵强.新疆少数民族就业状况及存在问题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

作者：赵清源

人口素质人口问题论文 篇3：

后马寅初时代的人口问题

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结构失衡型的新人口问题。

今天,我们追思和学习马寅初先生,归根结底,是要学习他的精神和气节、立场和观点、思想和方法。

从人口问题本身以及我们的认识相互结合的演变来划分,我们可以区分出马寅初时代(建国到1970年初)、过渡时代(70～80年代)和后马寅初时代(90年代以后)。

马寅初时代主要面对的是人口增长过快问题。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62～1970年,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

过渡时代初期,即1971年至1980年,是人口快速控制阶段,因实施“晚、稀、少”人口控制政策,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应该说,这一成就的取得与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有关。此后的十年间,一方面,我们还受到人口过快增长的困扰,另一方面结构性人口问题开始积累。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已经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失调的征兆,之后逐渐演变为一个普遍:持续、严重失调的社会人口问题。在1982年第一次世界老龄大会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先锋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

到了后马寅初时代,结构性问题开始明显凸显。1991年人口出生率为19.7‰,2008年降至12.1‰,下降了7.6个千分点,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后马寅初时代与马寅初先生所处时代的经济背景、人口状况、社会转型等诸多方面截然不同。就人口而言,后马寅初时代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包括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发展风险的增加等。

面对当今复杂的人口形势,马寅初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事实证明,马寅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面对后马寅初时代复杂的人口形势,马老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首先,主张生两个孩子。

在1957年5月9日发表于《大公报》的“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一文中,马寅初就“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这一问题明确指出:“我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我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当我国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人口政策引领下持续多年地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以成年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社会,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口转变的深化,人口发展的风险在悄悄积累。

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我们要在未来确保人口发展的安全性,就应该回头看看“新人口论”提出的卓越主张,不仅继承马老的精神,而且实践他的主张,认真考虑他“生育两孩”观点的合理性。

其次,胎儿也有生命权。

我们要建立起对生命的信仰和对权利的尊重,这将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生育和非意愿的不孕不育,以及非理性的怀孕和生育,从公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公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马寅初为什么不赞成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形成,有生命权。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夫妇就会将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对妇女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因此他主张避孕、推迟婚龄和超生征税。

事实表明,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和稳定,人口爆炸的风险已经大大缓解,但伴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却接踵而至。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引领下,在急剧的社会转型的推动下,我们要看到人口转变的同时,我国的人口问题也在转型,简单说就是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自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性人口问题。到了后马寅初时代,我们需要面对人口发展的代价和风险问题,很多是直接或者间接与政策有关的。

显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寅初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他半个世纪前的观点,毕竟时代不同了,计划生育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马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福利供给型的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压力非常敏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消费效应非常强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简单的“增长型人口陷阱”,而是“制度型人口陷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变迁逐渐使中国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型人口陷阱”,有目共睹。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达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以马寅初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问题。

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结构失衡型的新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民、对育龄妇女的关怀,也就是说,“尊重权利”是《新人口论》非常重要的元素。譬如,他明确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虽然对妇女健康落墨不多,但态度明确和坚决。

我们学习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其诞生有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历史适用性。我们学习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数为本的人口观过渡到以人为本的人口观,最关键的就是要确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新人口政策体系。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适当“还权于民”,另一方面需要适当“赋权于民”,权利的保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目标。同时,还要投资于民、造福于民、发展于民。

时至今日,我们面临的已经是“后马寅初时代”的人口问题,需要解决的不再是简单地论证人口控制的必要

性,而是要为适度、有效的人口控制和均衡、持续的人口发展提供最新的科学支持,与此同时,也是进行必要的历史反省、对生育率急剧下降所付出的代价进行补偿的时候,该认真考虑和对待计划生育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规避人口发展的风险,补偿人口控制的代价。

首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探索“人口调控”的理论和方法。

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育龄人群中还存在着非意愿的怀孕和计划外的生育现象。符合民意、尊重民权、保障民生的“计划生育”依然必要。但到了低生育率相对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实现适度的低生育水平,生育计划要回归权利、回归家庭、回归人文,适时提出“城乡通开二胎”的人口新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及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口已经成为开放的人口,影响人口发展的人口学变量并不局限于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也包括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大量增加。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超过2个亿,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群。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转化人口压力为人口推力、激发人口活力的重要社会机制,如何防止人口城市化的“拉美陷阱”和“大城市病”,如何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如何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如何解读“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经验和“科学化管理、均等化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议题。

其次,我们不仅需要“生育计划”,而且需要“生育关怀”。

虽然我们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事实是计划生育群体和家庭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如独生子女父母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问题;独生子女夭折伤残家庭的救助和关怀;“计划生育老人”的养老安全问题,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人群的经济补偿问题等。目前人口计生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能完全满足公民避孕节育、性和生殖健康以及家庭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国家相继实施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西部地区“少生快富”工程、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扶助制度等,受到大众的欢迎。各地的人口计生协会主要针对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积极开展“生育关怀行动”,也取得可喜成绩。

生育计划体现的是理性,生育关怀体现的是保障。归根结底,要以关怀来引领计划,让社会计划和家庭计划完美结合。其中,社会计划的重点是给予家庭、夫妇和个人以关怀、服务、救助和保障,而家庭计划则要在自由中负责地决策。

再次,我们不仅需要“调控人口数量”,而且需要“优化人口发展”。

2006年12月17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要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科学的人口观是兼顾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投资和开发的大人口观,是人口问题关系到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命脉的人口关键观,顾此失彼和只顾眼前的两种做法都是要不得的。但核心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中心,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精髓所在。

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严重、普遍的升高和偏高现象在挑战中国的人口安全,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和少子高龄化问题在挑战我们应对新人口问题的能力,计划生育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问题也在考验人口计生工作的文明程度和民生关怀。

优化人口发展的重点有三,一是倡导适度生育,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少生不等于独生,一胎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是次优选择,逾越了人口安全发展的伦理底线,成为“政策性人口问题”的重要诱因,二是平衡人口结构,人口的结构决定人口的功能和影响,人口的性别失衡和过快老化、过度集聚都会导致人口的生态危机,进而诱发全局性的社会危机;三是投资人口发展,我们需要在全生命历程中促进人口和家庭的健康发展,大力提升人口的生殖健康、生育健康、人格健康、关系健康和结构健康,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还需追问的是:面对马寅初,面对《新人口论》,我们究竟是多了一份骄傲还是多了一份惭愧?2l世纪中国的人口科学要有自己的未来,要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历史的地位,就要坚持马寅初式的话语权——说真话的权利。基于对事实的尊重、对社会的关怀和对历史的责任,继续发出自己的光热和声音。

作者：穆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