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银行监管分析论文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１．监管法律的系统性和完善性不完备。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水平总体上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监管法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跨国银行监管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跨国银行监管分析论文 篇1：

欧盟银行监管改革及其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

摘 要：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对其金融监管机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以（跨国）银行监管机制的改革为重点。欧盟对银行监管机制的改革，将促使欧盟银行业一体化，对中东欧监管制度升级、融入欧盟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改革也很可能对中东欧国家形成新的巨大挑战，在一段时期内，中东欧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走向不容乐观。

关 键 词：欧盟；银行监管；改革；中东欧国家；影响

一、导言

随着欧盟银行市场的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入，欧盟金融业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 所提出的金融“三元悖论”的典型状态：金融一体化、 金融稳定与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三者之间出现了难以同时协调发展， 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 [1] 这种现象在欧盟银行业一体化、银行业的稳定和银行的有效监管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即如果要促进欧盟银行业的一体化， 就将加大欧盟银行业的潜在风险，也使欧盟成员国的监管变得更加苍白无力；如果要加强各国监管，就将减缓银行业一体化的速度，将有可能促进或降低金融稳定；如果以金融稳定为主，则一方面需要强力减缓一体化的速度，另一方面，需要实现欧盟成员国监管制度一体化。斯马克（Schoenmaker）进一步指出，欧盟的金融稳定、金融一体化和欧盟成员国的金融主权三者已经构成了“金融的不可能三角”。[2] 金融危机反映了欧盟银行监管尤其系统性危机状态下审慎监管中存在巨大问题，对于跨国银行来说，问题更为严重。三者中最多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2009年的《德拉鲁西埃报告》 ① 也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存在， 并指出，“金融的不可能三角” 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金融稳定需要维持， 而一体化进程又不能逆转的情况下，在这三难中，惟一能动刀的就只剩下欧盟各成员国对金融业的监管制度了。在欧盟内部，过去虽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要做出改变十分困难。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为肇始，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欧盟银行业成为遭受损失最大的领域之一。富通银行（Fortis bank）、德克夏银行（Dexia Group）、考普森银行（Kaupthing）等欧洲银行业巨亨都遭遇了失败和改组。

金融危机暴露了欧盟金融制度的众多缺陷，从银行监管的角度看，主要包括：欧盟成员国缺乏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欧盟监管机构缺乏， 监管技术落后；各成员国监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东道国参与太少；只关注微观审慎监管，缺乏宏观审慎监管；监管部门普遍缺乏有力的制裁权。其中，危机管理机制的缺乏、 欧盟银行业一体化与监管的割裂化成为导致危机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来，为了解决危机，欧盟对金融监管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 其中对跨国银行监管制度改革是这次改革中的核心环节。 改革的中心思想是， 将过去主要靠成员国来维护金融稳定转变为主要通过欧盟层次的制度统一及协调来维护欧盟金融稳定。 ①

二、 危机前欧盟银行监管制度与东欧的困境

危机之前， 欧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银行监管制度，有学者将其主要原则归纳为5个方面：（1）协调原则， 指通过欧盟银行指令对各成员国银行监管制度的重要方面进行最低限度的协调。（2）相互承认原则， 指各成员国必须相互承认对方现行银行法规的效力。（3）母国控制原则，指欧盟内任何一银行及其分支机构， 应该受其母国监管当局的排他性控制和监管。该条和相互承认原则结合在一起，使银行的东道国必须承认母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模式和方法，同时也要承认母国银行的监管法律， 尽管该法律可能与东道国银行法律相冲突。（4）单一许可原则，是指凡在欧盟一成员国内获得许可的信用机构， 有权在其他成员国内自由设立分行并提供经许可的服务，而无须取得东道国的另外许可或授权。（5）互惠待遇原则， 是指当欧盟与第三国处理银行业务关系时，只有第三国给予欧盟国民以优惠待遇的条件下， 才给予该第三国国民以相当优惠待遇。 [3]

母国控制原则，或说母国并表监管原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原则； 相互承认原则实际上主要是要求东道国承认母国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 单一许可原则则要求东道国承认母国许可的有效性； 协调原则虽然要根据欧盟银行业的整体利益， 对母国和东道国进行协调，但由于母国在银行监管中的强势，事实上更多的是要求东道国向母国靠拢。

从《1983年指令》开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欧盟银行制度的一条主线就是母国并表监管制度的不断加强。如果《1983年指令》、1989年的《第二银行指令》是欧盟并表监管制度的萌芽阶段，那么1992年欧盟出台《并表监管指令》 [4] 则是欧盟并表监管制度正式形成的阶段， 该指令也是欧盟并表监管制度的核心指令。其后，随着欧盟一体化的加速，欧盟对母国并表监管的权力又有所加强，逐渐形成了“强势母国并表监管”模式。

“强势母国并表监管”的特点就是母国权力过大，东道国只享有少部分“权利”，而丧失了监管“权力”。母国负责银行的审慎监管、资本充足、偿付能力、日常监管等，东道国只保留与银行监管有关的货币政策及在银行出现问题时提供流动性支持。例如在母行、分行及子行监管职责划分方面，就体现了强势母国“权力”。

母行、分行、代理处等银行机构，完全属于母国并表监管的范围。 母国一旦给予了某个信用机构执照或许可， 则其可以在欧共体范围内自由设立分行及提供所规定的服务。 ② 东道国只保留一些辅助权利或次级权利：在分行流动性方面，东道国配合母国承担监管责任； 东道国监管当局可以要求分行呈交其经营情况的报告；保留国内货币政策的权利，但不能损害母国单一许可原则； 如果信用机构的分支机构的某种经营活动违反了东道国的国内法——该国内法必须与欧共体的银行法或金融法不相冲突，东道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可以要求该分公司终止某项经营活动。

银行子行由于是独立法人， 需要从东道国重新获得从业许可，因此从法理上讲，东道国是其主要监管责任方。 ③ 虽然《并表监管指令》第3条第8款规定，给予银行子行营业许可的国家负责对该子行实施单独监管，但第9款又指出，子行东道国可以和母国签署双边协议，将子行监管责任委托给母国。2000年的《信用机构设立及其业务经营指令》 ④ 及2006年的《信用机构设立及业务经营指令》 ⑤ 对母国权力都有所扩大。例如两指令均指出，当多个信用机构处于同一管理层之下， 则多个信用机构——不论其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都可以实施并表监管。这使母公司可以将其并表监管延伸到由其子行或者分行所控股或投资的“旁系公司”，而不仅仅局限于“直系公司”，大大扩展了母国的权力。

由于东西欧银行业发展的巨大差异及中东欧国家积极争取“入盟”，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老欧盟（15国）大量跨国银行开始大举进入中东欧国家， 使外资银行资产和市场份额都超过了中东欧国家银行业总资产和市场份额的一半， 有的甚至高达90%以上。 ① 这些投资中东欧国家的跨国银行绝大多数来自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德国等老欧盟成员国，其中，奥地利银行的优势在中东欧表现得尤其明显——占18%左右， 而且在2004年之后几年里又迅速上升，到2007年底时，奥地利银行占中东欧国家市场份额的23%。 [5]

欧盟银行业这种“二元结构”和强势母国并表监管模式结合在一起，对中东欧产生了众多不利影响：（1） 西欧较为发达的老成员国主要作为银行市场的“监管者”而存在，中东欧国家主要作为“被监管者”而存在。这就剥夺了中东欧国家的银行监管主权，固化了欧盟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从根本上阻碍了中东欧国家的追赶速度和融入速度。 由于中东欧国家银行监管制度才刚刚建立，还很不完善，银行监管专业人才非常缺乏等因素，根据欧盟银行制度，东道国可以将子行监管责任委托给母行， 结果导致大量中东欧国家的子行都最后交给了母国监管。 例如2007年底，奥地利各大银行在中东欧地区的73家子公司都作为并表子公司接受母国并表监管。 ② （2）在日常监管层面，母国监管当局往往由于监管责任“超负荷”，无法进行有效监管。例如银行业十分发达的德国， 其跨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非常多， 截至2009年12月31日，被金融监管机构BaFin监管的银行及其所有分支机构达到2079家， 而且多数分支机构分布在德国境外。 ③ 再如奥地利2007年底在中东欧国家的并表子公司达到73家， 奥地利中央银行（OenB）对这些银行承担现场监管责任，如果对这73家并表子公司进行一次现场监管， 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奥地利金融市场管理局（FMA）的银行管理部在2007年12月31日时只有68位员工，至2009年12月31日时减少至59位。 ④ 东道国即使发现了母国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却往往无权力对其进行监管和改革，因此在监管上很容易出现“两头落空”的现象。（3）在危机时刻，跨国银行和母国监管者倾向于照顾母国的利益而不是东道国的利益，这样东道国很容易出现危机的恶性膨胀。 [6] 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有大量西欧跨国银行将投资撤出中东欧，甚至宣布停业，导致西欧银行业对中东欧银行业的投资直线下降， ⑤ 中东欧企业也因此陷入融资困难和债务危机。（4）中东欧银行监管发展相对落后，使东道国监管职能进一步落空。由于中东欧国家的市场文化和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与欧盟老成员国相差很大， 使欧盟成员国的银行在进入中东欧银行市场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仍然比较严格，在东欧的子公司一般主要是承担开拓市场的任务， 重大决策权仍然保留在母公司，这就是子公司的“分公司化”倾向。正如蒂曼（Thimann）所指出，在波兰，实际上部分的子公司就像分公司一样运行，业务重点集中在销售方面，只有很有限的决策权，而且风险管理权也部分地属于国外；在匈牙利，大量的子公司也就像分公司， 这些很明显地表现在决策体制和风险管理体制上，[7] 使老欧盟成员国的跨国银行往往通过分行方式进入或者促使子行职能“分行化”，进一步规避东欧东道国监管。

总之，欧盟银行监管权力过于向母行和母国集中，而东道国基本无法监管，这种监管错位构成了欧盟银行监管的重大困境。

三、金融危机与欧盟银行监管制度改革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发达国家全面的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欧盟银行业遭遇了战后欧洲一体化以来的最大危机，危机不仅使大量银行破产，也使很多实体经济部门受到重创。祸兮福所倚，从这次巨大的金融灾难中， 欧盟认识到了自身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着巨大缺陷，并开始对其存款保证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危机管理制度、监管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 欧盟新的金融监管机制正在浴火重生。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监管权力上移

欧盟银行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成立欧盟层次的实体性监管机构， 将过去属于母国的部分权力“上交”给这些新成立的机构。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要求，2009年2月的《德拉鲁西埃报告》对欧盟金融监管体制建设提出了整体性设想。 欧盟于2010年9月达成“泛欧监管体系”方案，从欧盟整体乃至整个欧洲层面出发， 对旧的金融监管体系做出了巨大变革， 开始建立新的银行监管机构体系。 首先是成立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欧盟系统风险理事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Council，ESRC）。其次，在微观金融监管方面，过去的欧盟银行监管者委员会、欧盟证券监管委员会、 欧盟保险与养老委员会分别改名为欧洲银行监管局（EBA）、欧洲证券和市场监管局（ESMA）、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局（EIOPA），并加强其职能，主要负责出台欧盟银行监管制度，统一与协调母国与母国之间、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及东道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监管政策， 解决各成员国在监管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推动各国监管合作。 三个机构共同构成欧盟金融监管组织（European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ESFS）。 最后， 建立监管者协会， 银行问题专家小组（Group of Experts in Banking Issues，GEBI）等技术性机构，以及强化了欧盟银行委员会、欧洲银行联合会等机构的作用，以协助“三局一会”的监管工作。

至今，欧盟新的银行监管体系已初具规模，参见表1。

（二）提高监管要求

欧盟银行监管制度改革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银行监管要求的全面提高， 包括加强对银行的压力测试、提高银行的资本要求、明确与强化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提高存款保证的效率与覆盖额度等。例如在银行资本要求方面，虽然欧盟内部存在分歧，但欧盟还是决定将2007年的《资本要求指令》废止，从2011年1月1日起，将有步骤地实现《巴塞尔协议Ⅲ》中的资本要求。 鉴于2009～2010年期间欧盟对各大型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并不乐观， 欧盟首先要求欧元区国家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首先将一级资本充足率从4%提高到6%。同时，欧盟委员会对1998年通过的《第二个资本充足率指令》进行了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交易账户，要求银行增强对违约风险管理，制定该账户下证券头寸的风险加权要求； 对于银行证券化业务， 加强对交易账户中资产证券化风险敞口的信息披露； 对银行从事复杂的再证券化投资业务加以限制； 赋予各国监管机构审查银行薪酬政策的权力， 对违规自定超标高薪者给予惩罚等。[8] 再如，在存款保证要求改革中，在存款保证的覆盖额度方面，2008年10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先将存款保证计划覆盖额度提升至5万欧元，再提升到10万欧元的“两步走”计划。截止到2009年底，各国最低覆盖水平都达到了5万欧元，此后，多数国家开始逐步过渡到10万欧元，至2010年底， 有16个成员国已经实现或正在出台法律实现10万欧元的存款保证最低覆盖额度。

（三）加强危机管理

欧盟银行危机管理改革是这次改革的一个重点。自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出台过多个关于金融业危机管理制度框架建设的通讯， 包括2009年10月关于“欧盟跨国银行业危机管理的框架”；2010年5月关于“建立银行处置基金的通讯”；2010年10月关于“欧盟金融业危机管理框架”。这些通讯的内容包括危机早期的介入制度、危机期间的处置制度、危机管理中的协调机制、 关于银行破产制度以及危机状态下的成本分摊制度。这些制度最突出的理念有两个：一是危机提前预防理念，二是危机主动介入理念。

在危机提前预防理念方面，通讯指出，跨国银行的危机早期介入的机构是欧盟审慎监管机构， 主要强调加强欧盟宏观审慎监管机构——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的职责。要求其在各母国监管机构的配合下，收集各国及欧盟相关机构的监管信息， 对金融形势做定期分析，该机构应根据欧盟的“资本要求法令”对银行进行审慎监管。如果出现违反“资本要求法令”的行为或其他相关风险，审慎监管机构可以要求相关母国监管当局或直接要求银行在一定期限内改正违规做法； 或直接采取资产剥离、 成立中介银行、短期接管银行业务、 撤换银行领导层等方式预防可能存在的风险或介入早期风险。

危机主动介入理念更多地体现在处置制度及与此相关的处置基金的建立上。 危机处置制度是在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或偿付危机但还未破产时主动介入的一种制度。处置是指在危机状态下，对问题资产或负债采取救助、剥离，拍卖等主动介入的措施，从而恢复企业集团的健康运行， 防止危机扩散的危机管理方法。 ① 处置制度与过去其他监管制度的一个巨大区别是，它可以在银行出现风险，或该机构认为某银行可能存在风险的情况下， 主动出击， 采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行政性措施解决问题。目前，多数欧盟成员国已建立处置机构和处置基金， 开展处置工作。例如，德国已经根据欧盟要求制定了国内的处置制度，并开始向银行机构摊款，计划每年度征款10亿欧元左右；瑞典建立了一个“稳定基金”，以应对瑞典金融产生的严重风险， 主要根据银行的负债进行征税， ② 征税额为负债的0.036%，计划15年内“稳定基金”的金额达到瑞典GDP的2.5%。不过，不足的是，由于各成员国存在众多分歧，欧盟层次的处置机构和处置基金还尚未建立。

总之，欧盟这次改革的特点是：第一，将过去以母国监管为主的欧盟“平行监管模式”逐步转变为强调欧盟层次监管重要性的垂直监管模式；第二，加强欧盟层次的监管主体建设，促使欧盟层次的“非实体性”监管逐渐转变为“实体性监管”；第三，鉴于危机前的监管制度缺乏危机管理的环节， 这次银行监管改革以危机管理为重点；第四，由于需要强化欧盟层次的监管机构及其监管权力， 需要成员国让渡比过去更多的金融主权，因此这次改革的难度很大，持续时间将会很长。

四、 欧盟新的银行监管制度对中东欧银行业的影响

由上可见，欧盟银行监管制度正在发生着裂变，这种变化是通过牺牲成员国金融主权换取欧盟金融稳定和欧盟金融一体化，以破解金融“三元悖论”的难题。 欧盟银行监管制度改革从总体上和中长期来看，将大大促进欧盟金融一体化的步伐。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 欧盟层次银行监管机构的成立及银行制度的进一步统一， 对促进这些国家融入欧盟一体化有积极意义， 对于银行监管制度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国家来说，是一次制度完善和提升的机遇。但笔者认为，虽然新的改革总体上反映的是欧盟的整体利益，但改革也是更多地站在西欧银行业的角度出发进行的， 因此， 欧盟银行监管新机制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以下冲击：

第一，欧盟银行监管制度升级，在短期内对大型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将产生重大影响，对外拓展能力将在一段时期内呈现下降趋势， 中东欧获得外资银行投资的难度加大。 欧盟新的银行监管制度要求，欧盟及成员国对银行监管的要求升级，银行在资本要求、存款保证的投入加大了。在资本要求方面，欧盟对大型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要求已经升级， 而且目前仍存在继续升级的可能性。在存款保证制度方面，2009年3月的圆桌会议上，专家基本倾向于各成员国的存款保证资金通过“事前模式”向银行筹款（但在危机情况下，政府必须提供资金支持）。2010年7月欧盟委员会的政策建议 ③比较明确地指出了欧盟成员国存款保证计划的资金来源：（1） 存款保证计划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事前方式，即事前向银行征税的方式获得。在10年的过渡期里， 欧盟各成员国的存款保证计划需要拥有银行符合条件的存款额1.5%的资金， 这种事前方式的资金，应该在存款保证计划中占75%。（2）在危机情况下， 银行还需要向存款保证机构交纳相当于银行符合条件的存款额0.5%的存款，这种事后方式获得的资金， 应该占存款保证计划资金的25%左右。（3）在特殊情况下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增加存款保证计划的财力。新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银行业的运行成本。对于相对弱小的中东欧银行业来说， 将使其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有可能在长期内只能作为欧盟银行业的“低端产业”而存在。而对于较为强大的西欧银行来说，尤其在中东欧银行业具有大量投资的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在危机之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较低， 新的要求给这些国家的银行业将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 将削弱跨国银行的海外拓展能力， 这些国家的大型银行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调整，才可能重新进军中东欧。或者，系统重要性银行将寻求向东道国和消费者转嫁成本的可能性， 使中东欧国家重新引进时需要更大的成本。 依赖西欧银行投资程度较高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银行业，将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

第二， 新的监管制度加大了欧盟机构在危机状态下的处置权力， 相应的则是大大减少了银行本身在危机状态下的应变能力。 银行在危机状态下应变能力下降，也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1）银行为应对危机状态下行动能力削弱的现实， 很可能进一步加强母公司对全局的掌控能力， 而削弱分支机构， 尤其是国外分支机构的权力及危机状态下的行动能力。 银行的这种做法， 是为了避免在危机状态下，某个分支机构出现问题，可能危及整个集团被欧盟监管机构严密监控甚至被“托管”。如果加强母公司的权力， 则可以随时掌握各大分支银行的运行情况，以在被欧盟监管机构“下手”之前采取包括调整营业项目、内部资产转移、停业整顿、宣布破产等方式规避欧盟机构的监管。而跨国银行母行权力集中，分支机构权力缩小， 将使西欧跨国银行在中东的投资更加不确定， 同时也需要更多地考虑整体银行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中东欧国家的利益。（2）危机状态下银行行动能力进一步受限的现实， 将使大型银行集团在海外拓展时更为谨慎。 例如对投资的规模进行一定限制，选择条件更为优惠的东道国。这将使中东欧国家引进西欧银行难度加大，成本增加，主要靠外资推动的中东欧经济将面临新的难题。同时，在新的监管制度下， 主要作为银行业东道国的中东欧国家对本国银行业的监管权力并没增加， 中东欧银行业反而可能在遭受母国、 欧盟机构双重监管之下，又增加了西欧银行业母公司的强大压力。

第三， 新的监管制度使欧盟对银行业的监管制度升级， 将大大增加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成本和制度变迁成本。新的监管制度不仅涉及到欧盟层面，也涉及到成员国层面， 例如各国都需要建立处置机构和处置基金，各国需要共同负担欧盟稳定基金，这些都会增加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成本和制度成本。 由于中东欧国家在财力和银行监管制度基础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使它们需要有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及时间成本。同时，欧盟银行监管制度的升级，必然反映到其东扩进程之中， 对于那些正在争取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来说（例如克罗地亚、乌克兰）和东南欧国家来说，它们要入盟，就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 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投入。 同时也可以预见，欧盟的未来东扩过程将会出现更多的曲折，金融危机使中东欧国家和东南欧国家加入欧盟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第四，从更深层次来看，中东欧国家面临再次让渡金融主权的考验。在存款保证制度、危机管理、规范中央银行在银行监管中的职能等方面， 需要进一步统一各国做法， 欧洲银行监管机构及欧洲中央银行将在未来银行监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些都将进一步削弱成员国监管当局的作用。 这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之中的中东欧国家监管机构来说， 是雪上加霜。 它们在欧盟银行监管体系中的权力在受到母国监管当局和欧盟层次监管机构的双重挤压下，将进一步缩小。中东欧国家金融主权进一步丧失，将使其国内政治决策进入一个敏感时期。 其中一个敏感问题就是——中东欧国家是否仍然积极加入欧元区？作为中东欧小国的捷克、匈牙利可能不顾国内反对意见，义无返顾直奔欧元区，但对于企图保持欧盟大国地位的波兰来说， 加入欧元区的努力将在国内遭遇更大的阻力， 国内置疑欧盟的力量有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长， 国内不同力量的斗争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剧。

总之， 如果欧盟无视东西欧金融发展阶段不同的事实，而急于强调监管一体化，不仅对中东欧国家不利，也将对欧盟金融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欧盟银行监管制度一体化的程度应以不超越欧盟银行业一体化程度为限度。当然，在看到欧盟银行监管制度改革对中东欧国家产生种种影响的同时， 又不能过分夸大这些影响。中东欧国家由于影响力尚有限，又难以团结一致，因此，尽管银行监管制度改革对其存在不利甚至将丧失部分金融主权， 但一体化的利益诱惑和东扩惯性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中东欧国内的疑欧声音。

参考文献：

［1］Schoenmaker，Dirk and Sander Oosterloo（2007）. “Cross-border issues in European financial supervision”，in David G. Mayes and Geoffrey Wood（eds.），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London: Routledge.

［2］See Goodhart，Charles A. E. and Dirk Schoenmaker，Burden Sharing in a Banking Crisis in Europe， Sveriges Riksbank Economic Review，Vol. 2，2006，34-57，39；Schoenmaker，Dirk，The Financial Trilemma，SSRN Working Paper，December 2010，，2.

［3］李仁真. 欧盟银行法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22-33.

［4］Council Directive 92/30/EEC of 6 April 1992 on the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stitutions on a consolidated basis［EB/OL］. http://folk.uio.no/olavt/direktiver/en_392L0030.shtml.

［5］奥地利金融市场局. 奥地利的银行监管［EB/OL］. http://www.fma.gv.at/cms/site/EN/einzel.html?channel=CH0087.

［6］Mayes，David and Jukka Vesala （2000），‘On the Problems of Home Country Control’，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Europe 10，p. 1-26. 2000.

［7］Thimann，Christian （Ed.），2002，Financial Sectors in EU Accession Countries，Frankfurt: European Central Bank，July.

［8］张敏，薛彦平.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J］. 国际问题研究，2010（5）.

（责任编辑、校对：郄彦平）

作者：杨友孙

跨国银行监管分析论文 篇2：

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及构想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１．监管法律的系统性和完善性不完备。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水平总体上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监管法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通过内在分析则不难发现，我国现行外资银行的监管条规已面临严重的滞后性、不协调性，法律效力低下，稳定性也较差，而且容易滋生新的金融风险，极易导致监管的法律真空，最终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虽然我国也制定了一些法规，但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次的基本法，所以迫切需要出台一部统一的《外资银行法》对外资银行进行全面管理。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和金融十分发达的欧美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对外资银行全面监管的法律体系，如美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有１９７８年的《国际银行法》、１９９１年的《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案》、１９９１年的《窄案法》、１９９４年的《州际银行法》，１９９６年全面修改管理外国银行联邦分行和代理机构的现行法规。而且，跨国银行的业务和风险都有其独特的内容，风险一旦爆发，其影响范围将是十分广阔的，而不仅限于一个国家境内。于是，在十国集团为核心的中央银行行长于１９７５年２月成立了银行监管实施委员会，该委员会于１９７５年９月发表了《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管的原则》，简称《巴赛尔协议》，后又几经修订。

作者：洪霞芳　陈玉英

跨国银行监管分析论文 篇3：

上海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改革初探

摘 要：上海自贸区在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业的放开措施对于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自贸区实体经济稳健快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相关放开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上海自贸区乃至整体中国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相应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首先简要分析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继而借鉴国外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的成功经验，提出改革上海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的建议。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改革

一、上海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自贸区银行业放开措施简介

为支持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发展，国务院、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发布了本部门银行业改革措施，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通知中关于银行服务领域的措施主要包括：（1）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外资银行。在条件具备时，适时在试验区内设立有限牌照银行；（2）在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中的措施主要包括：支持中资银行入区发展；支持区内设立非银行金融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入区经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区内银行业；鼓励开展跨境投融资服务；支持区内开展离岸业务；简化准入方式；完善监管服务体系。

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

意见中的措施主要包括：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账户体系；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监测与管理。

（二）上海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上海自贸区银行业放开措施会带来更多金融风险

从自贸区现有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措施来看，未来在自贸区将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等，这些措施一方面会促进自贸区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快中国金融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但另一方面境外资金的大量涌入等现象必然会增加自贸区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银行领域相关风险，增加监管难度，对中国现行的银行监管体制形成冲击。

2.上海自贸区金融混业趋势对现有银行监管体制形成挑战

首批11家获准进入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均为工行、中行等国有大型银行及花旗、星展等著名跨国银行，基本上都属于大型金融集团，旗下业务除了银行业外，还涵盖了保险业、证券业、金融租赁业等，业务间交叉趋势明显。上海自贸区关于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放开措施更是有利于金融机构混业化经营，这对中国现有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形成挑战。

3.上海自贸区有可能会成为银行机构监管套利重灾区

监管套利指的是各种金融市场参与主体通过注册地转换、金融产品异地销售等途径，从监管要求较高的市场转移到监管要求较低的市场，从而全部或者部分地规避监管、牟取超额利益的行为。自贸区对银行业的放开措施，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监管相对更宽松，某种程度上会造成一些银行机构非法套利，进而危害金融市场的健康环境。

4.跨国银行的涌入对银行监管国际合作需求迫切

可以预见，随着自贸区的逐步发展，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外银行获批进入自贸区，其中多为大型跨国银行。跨国银行进入自贸区一方面能够为自贸区实体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会使国际金融风险的传导更加便利。一旦跨国银行发生危机乃至破产，必然会对全球市场带来挑战，自贸区也必然会卷入其中，而中国自贸区现行的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无法应对相应挑战。

二、国外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借鉴

设立自贸区形式非中国首创，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自贸区等自贸区早已运行多年，且发展势头良好，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均是拥有健全的银行监管体制，可以成为中国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蓝本。

（一）迪拜国际金融中心银行监管体制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设立于2004年9月，至今大约有400余家金融机构入驻，金融领域十分发达。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制度设计，特别是在银行监管体制领域的创新。

DIFC在区域内设立了一个综合性的风险监管机构—迪拜金融服务局（DFSA），主要负责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机构执照授予，及其金融服务活动的持续监管。其监管范围包括资产管理、银行和信贷服务、证券、集体投资基金、商品期货交易、托管和信托服务、伊斯兰金融、保险、一个国际证券交易所以及一个国际大宗商品衍生品交易所。同时，该局还负责涉及反洗钱、反恐融资、制裁合规的人员的监督与管理。DFSA的职责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政策和法律制定、授权、识别、监管、执行以及国际合作。

迪拜金融服务局区别于大多数金融监管机构的一项权利是，其能够就相关市场问题制定法规、发展政策以及相应地在其管理下落实有关立法。该等权利使得迪拜金融服务局能够快速有效地对市场的发展以及商业需求做出回应。

（二）新加坡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

新加坡自贸区的银行监管统归于新加坡金管局（MAS），它同时拥有中央银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两大职能，其下设金融监管等六大职能组团。新加坡金管局的金融监管职能由“金融机构监管组团”实施，在该组团下设银行署、保险署等部门，其中银行署为MAS最大的部门，员工总数占MAS总员工数的1/8。

新加坡自贸区的银行监管有三大特点：一是监管当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二是实行混业经营和合业监管的体制；三是银行业监管注重管监分离和有效协作。

新加坡金管局有其独特的监管理念，表现在：一是MAS颁布法规放松流动性管制，允许银行实行自我申报的流动性管理政策，逐步取消银行统一执行的流动性指标；二是专注风险性监管；三是注重银行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督促银行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制。

（三）国外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借鉴

通过上述对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和新加坡自贸区的银行监管体制的简要分析，可以发现，现在多数自贸区内的均由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整体自贸区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多采用综合监管模式以适应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另外，监管机构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能针对日新月异的银行业形势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规定，值得上海自贸区借鉴。

三、改革上海自贸区银行监管体制

（一）成立独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

上海可以借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和新加坡自贸区的作法，设立独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统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监管工作，现有上海自贸区管理委员会下设有财政和金融服务局，但其更多的是起到配合“一行三会”对自贸区进行监管，而不是真正的监管主体，不能够发挥相应的监管作用，无法对业已混业的金融市场起到及时的监管作用。

同时成立独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也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体现，人民银行在其支持自贸区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自贸区的宏观审慎监管，在现有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是无法真正做到宏观审慎监管的，只有通过独立的、综合的金融监管机构才能跨部门，站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自贸区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

另外之所以要强调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独立性，是因为如果监管机构不独立，将无法发挥相应的监管作用，只有由央行或国务院直接设立监管机构，才能充分发挥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

（二）从规则性监管转向风险性监管及原则性监管

从监管理念上看，当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分别为风险性监管模式、原则性监管模式和规则性监管模式。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是规则性监管模式，即通过建立体系化的法律法规去规制市场上的金融活动。这种方式虽然能较为有效地控制市场风险，但是由于规则的滞后性，一方面局限了市场自由度，很难及时有效的处理和规制金融创新，另外一方面也容易产生监管套利行为。

而风险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规则性监管的不足。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根据对银行风险评估的结果，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确保银行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系统来鉴别、衡量控制风险的监管方法。原则性监管指的是通过制定监管原则，指导具体监管活动的监管方法。风险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更加注重对金融市场的实时把控，能够及时应对金融市场的变化。

因此上海自贸区的相关监管立法应该增加指导性意见、原则性陈述、减少管理性条款和具体指标，赋予被监管机构足够的空间发展自身的管理结构和内控机制。

（三）完善银行业监管的具体方式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针对上海自贸区的支持措施实施以后，现有的一些银行监管的方式方法诸如现有监测报表、存贷比等量化监管标准肯定无法对自贸区内金融机构适用，探索建立新的银行业监管方式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监测报表领域，监测报表作为银行业监管机构最重要的监管数据来源，在银行监管领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索具有上海自贸区特色的监测报表体系显得势在必行，依据中资、外资、合资银行各自具有的特征制定相应的监测报表标准是银行监管者应立即着手的课题。

（四）加强上海自贸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

要加强上海自贸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体制，首要的是健全自贸区的法律体制，从法律层面对自贸区银行监管国际合作进行肯定。其次，要多加借鉴国际监管实践和监管经验，将中国现有的风险分析系统和监管指标体系纳入到国际体系当中去。最后，要积极同巴塞尔委员会等银行监管国际组织加强合作，积极参与银行监管国际统一规则的建立，发挥中国应有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李金泽.银行业法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2] 陈丽琴.中国银行监管的法律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7）.

[3] 李成，涂永前.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1）.

[4] 杨丽平.银行业开放与外资银行监管[J].中国金融，2011，（23）.[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