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成功经验的文化产业论文

2022-04-27

[摘要]文章基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视角，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和全球价值取向的角度得出和谐价值观，从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以及三地各自发展需求差异性的角度，论述面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价值观。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基于成功经验的文化产业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基于成功经验的文化产业论文篇1：

创新驱动型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摘要：文章基于物理学意义上的“聚变”与“裂变”，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引申到两种典型的创新发展模式——杭州“聚变”模式与纽约“裂变”模式，分析了杭州和纽约总部经济的发展现状，并从影响城市总部经济的创新发展理念、产业优势、政策计划三大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探究“聚变”和“裂变”模式的内核，为城市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驱动型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总部经济；创新驱动；“聚变”模式；“裂变”模式

一、引言

创新驱动具有提高知识含量，加强产业关联度，内聚外合的功能，是如今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首选之一。杭州与纽约凭借各自别具一格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在总部经济排名中占据了一定地位。物理学意义的“聚变”是指发生原子核互相聚合作用，生成新的质量更重的原子核；“裂变”是指由重的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或多个质量较小的原子，从而释放大量能量。杭州采取聚集优势，变化创新的“聚变”模式发展总部经济，建设了众多创新特区，成为我国总部经济发展水平最好的城市之一，在中国企业500强总部分布的城市排名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内发展总部经济城市的先驱之一。而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代表，纽约此前一直致力于发展其金融圈的中心作用，发展模式类似杭州“聚变”模式。但在金融风暴之后选择了创新驱动的“裂变”模式，进阶成为北美第二大的创新中心，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成为创新驱动型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

柳思维（2013）分析国内外文献得出，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向休憩商务区（RBD）和中央活动区（CAZ）模式转变，而国内则同时在总部基地（ABP）模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江若尘（2014）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讨论了城市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机制、政策创新对化解上述障碍的作用；张萤雪（2016）通过对区位选择、产业选择、人才保障、政策保障关键要素的分析，探讨得出基于城市功能、主导产业、特定资源、政策优势的四种总部经济发展模式；陈迪（2016）以总部经济中心城市为区域划分依据，构建了以产业知识基础，以创新资源、制度为外部因素，总部经济特性为内部禀赋，综合作用影响的总部经济区域创新体系。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思路是对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因素分析，真正从城市层面进行研究，并且针对创新驱动型总部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的研究还较少，涉及创新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城市的创新驱动力为影响因素，而非研究城市的创新模式本身。

本文认为，创新是总部经济成功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城市为发展总部经济运行了不同的创新模式，比较典型的就是杭州的“聚变”模式和纽约“裂变”模式。因此，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根源性地探讨在两大典型的创新模式驱动下，城市的总部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首先，研究对象具体到两座典型城市，基于两座城市总部经济的成功现状，选取了发展理念、产业优势、政策计划三大体现创新模式的元素进行对比分析，解决以前描述性研究的不足之处，使得出的结论更加科学系统；其次，通过分析创新驱动模式的理论基础和特色之处，提出对最优创新发展模式的建议，以期引起一国城市在对建设总部经济区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二、杭州与纽约总部经济的发展现状

杭州是我国发展领先的总部经济城市，自2009年起，杭州连续位居全国35 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综合发展能力前五名；到2015年，累计有22家中国企业500强在杭州设立总部（表1）；52家企业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数量连续9年居全国各城市前列；34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在杭州设立总部，数量居于全国第二。2015年杭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53.58亿元，成为全国第10个迈入“万亿”方阵的城市。总部经济水平的发展壮大，依靠的就是杭州所采取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而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代表，纽约吸引了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的总部云集于此。而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金融产业为主导的纽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也引发了纽约对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型的思考。此后几年，纽约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进阶成为世界最大、涵盖产业面最广的总部经济中心。截至2015年6月，纽约共聚集30家进入福布斯世界500强的企业，而从历年的福布斯排行榜500强产业分布数据对比来看，金融产业占比逐渐降低，科技产业正逐年递增。同样的结论可以从经济数据中得到，2015年纽约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4335万亿美元，在美国51个州或地区中排名第三位。实际生产总值增长0.9%，其中GDP贡献最大的行业是银行、投资、保险、房地产、租赁等行业，这些行业占纽约GDP的31.4%，但相比于去年有2.8%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GDP中的总增幅中，科技信息产业有效助力了纽约实际GDP增长，占有GDP总增长量的0.52%。种种证据表明，纽约正处于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阶段。

三、杭州“聚变”模式同纽约“裂变”模式的三大比较

总的来看，杭州与纽约都正走在创新驱动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道路中，杭州的“聚变”创新模式与纽约的“裂变”创新模式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果。两种发展模式的共同点，均是在特色理念的引导下，对产业优势的充分利用，辅之以合理的优惠政策，三位一体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壮大。于是，通过对发展理念、产业优势利用、优惠政策三大方面的对比，可以进一步得出创新驱动型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优理论与实施方案。

（一）发展理念：“秉持双创，聚力创新”与“资本裂变，转型创新”

2014年，李克强总理公开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杭州赶上了全国兴起的“双创”理念的浪潮，贯彻“秉持双创，聚力创新”的特色理念。凭借其發达的互联网产业，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为有效的工具和载体，形成各具功能特色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块。以余杭区为例，作为杭州“秉持双创，聚力创新”理念的实践基地，余杭区内建设了包括互联网村（主互联网孵化），天使村（主投融资，创业基金）和创业集市（商业配套设施），形成了如今“一镇两村”（互联网村与天使村）的创新共生。截至2016 年3月，累计引进孵化平台 15家，创业人才近 5400 名，590余个创业项目的总部集聚于此，其中有56个项目获得百万元以上融资，贡献的经济总额达15.37 亿元。

在发展理念上，纽约选择了由资本驱动转型到科技创新驱动，致力于打造以科创中心集聚的创新“裂变”型发展理念。利用城市创新区的中心效应，整合企业、学校、交通、医疗、投资等一系列要素，形成自身整体的创新理念。同时，纽约利用“众创空间”计划，大力推动建设为创客服务的多样化平台。通过城区规划、财政政策等调控工具，吸引更多初创企业的总部落户在纽约。此外，纽约通过“应用科学”计划将大学与中心科技园结合，通过产学合作将园区企业总部的创新和成果的商业化，给科研理论注入现实活力。正因禀承科创中心模式理念，纽约从一个高科技领域的补位城市，逐渐崛起成为能与硅谷一较高低的全球顶级科创总部，让世界见证了其从资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

（二）产业优势：产业聚变优势与产业裂变优势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杭州在互联网产业及金融产业具有强大的优势，吸引了众多互联网产业和科技金融产业的企业总部汇集于此。其中互联网产业重点引进电子商务、软件设计、信息服务、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安全等创业项目；科技金融产业重点是天使投资基金、股权投资机构、财富管理机构，联动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企业总部，着力构建全链条的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总部经济的发展效率。其聚变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以“一镇两村”的形式兼容并包两种产业结构，形成了一种“1+1>2”的独特的聚变产业优势，营造了一个富有生机的产业生态系统。以互联网产业为创新资源，吸引科技金融产业的投资，不仅实现创新空间的内部循环，还将创新成果商业化，输出到全国各地，吸引外部投资也吸引全国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实现创新空间的外部循环。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代表，纽约此前一直以其经济金融的产业优势来发展总部经济，但在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纽约的金融产业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使得众多在纽约的金融企业总部外迁，也引发了纽约对创新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而产业向新兴科技创新的裂变发展逐渐被视为推动其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首先，凭借便利的交通优势和信息优势，吸引全球的高水平人才汇聚于纽约，从而形成资本产业向创新产业转型所需的科创型人才。其次，作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人前来投资，配合以专业化的服务，进而推动创新产业的企业总部在此扎根落户。另外，纽约政府在支持转型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及政治资源，并颁布了许多优惠政策，为创新产业的企业总部营造了自由的发展环境。此后几年，纽约向新兴科技产业转型后的新型产业优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000多家初创企业在新兴科创环境下崛起，一半以上获得了良好的投融资发展，有许多甚至成为世界知名企业和上市公司。科技领域的成功造就了33%的高就业率，每年能够为纽约提供54万个工作岗位和1300亿美元的经济贡献。在纽约如此不景气的就业形势下，科技产业成为主要的就业增加点。谷歌、Facebook、Twitter、微软、eBay等一批原先以硅谷为重心的高科技巨头也纷纷慕名而来，在纽约开设研发机构和业务中心，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科技公司把总部设立在纽约。

（三）政策计划：杭州创新园政策与纽约众创平台政策的对比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是中组部、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中央企业集中建设的四大人才基地之一。杭州依托这一平台建设人才特区，获得了许多有利于加快聚集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的扶持政策，包括融资政策、办公用房补助、规模发展奖励、人才补助等四大方面。（见表2）

与杭州政策相对应来看，纽约出台了多项“融资激励计划”，实施小微企业融资补充计划，政府联合风投公司“头标资本”共同设立“纽约创业资基金（NYCEF）”，以及实施“小微企业贷款担保计划（CALGP）” 和“小型企业循环贷款基金”。（见表2）

通过对比可以得出，在融资政策方面，杭州多属于政府融资政策，这对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压力；而纽约采取了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扶持模式，通过大企业激励带动小微企业的发展，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刺激资本在市场内循环再生。办公用房政策方面，杭州与纽约分别采取了补助和减免的方式，而针对政府的经济实力，可以合理地选择这两种优惠政策的配置。规模发展奖励方面，杭州的政策以支持新兴企业的发展为主，提供募集资金基数下相应比例的奖励，而纽约主要是对继续发展的扩张型企业提供固定金额的优惠。在规模奖励下，新兴企业能够得到很好的创业资金积累，有利于灵活运用创业资金。而对已经有良好发展的企业提供优惠，给予其在该区域继续发展的动力。人才政策方面，杭州采取提供人才住房补助的方式，能够使企业获得直接的发展实力，而纽约采取的是为企业提供员工技能开发培训，能够创造更多的实用型人才，提升整个社会的创造能力。

四、启示

总的来看，这两种创新驱动型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模式，“聚变”模式是在贯彻聚力创新的理念下，兼容并包多种产业结构，使不同产业的总部产生优势的相互聚合作用，且政府融资政策的支持下，三核聚变催化总部经济发展的模式；“裂变”模式是凭借资本驱动到科技创新驱动的转型理念，使原本的产业优势向科创新兴的优势裂变发展，在政府和企业共同营造自由的政策环境之下促进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各自创新模式下，杭州的总部经济取得了优秀的经济成果，在诸多创新特区体现了杭州的独特创造力和执行力；而纽约在资本驱动转型到创新驱动下，也在科创能力上提升了一个阶段。而聚焦于两种模式的核心，都是在人才建设、文化建设和政策建设上提出了众多的创新特色之处，只是所选择的方式有所不同。于是，将这些经验结合起来，对城市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驱动型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和途径：

（一）“内聚外引，产学合作”的人才建设

人才是创新的源泉，是總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人才建设方面，相比之下杭州的“聚变”模式没有纽约“裂变”模式下创新中心的吸引力强，而且在高校人才建设方面，杭州这类发展模式容易受到邻近发达城市（如上海和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优势的限制。基于此，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应该更加重视人才建设，尤其是在内部聚集人才的同时，拓宽外来人才建设渠道，吸引科学技术方面理论与实务的全能型人才，考虑引进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在总部经济区附近建立分校或学院，仿效纽约的“产学合作”，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更多实务型创新创业人才。

（二）“多元并包，文化创新”的文化建设

杭州的人文文化，以及近几年在全国发展壮大的以阿里巴巴为主的电商文化，在“聚变”模式下明智地选择了聚焦于这些文化来发展。而纽约在保持闻名世界的“华尔街文化”之余，选择了“裂变”模式，打出一片新的科創文化，科创中心的建设为其总部经济注入了蓬勃的创新活力。所以总部经济区在文化建设的时候可以吸取各方经验，选择结合人文文化和产业文化的同时，突出创新总部经济区的新兴文化影响力。通过培育扶持创新文化产业，建设国际创新文化交流基地，举办国际创新文化交流节等一系列活动，推动创新文化理念和产品的输出力度，把总部经济区打造成全球知名的创新标的。

（三）“政府主导，社会支持”的政策建设

为了促进杭州各大创新区的总部经济发展，杭州市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减免补贴类的财政政策，但在政策演变中，此类政策较为初级，多体现为政府对创新人才与企业初始发展的便利性保障，在技术支持方面没有直接的体现。而纽约的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主导政策可与金融产业结合提供，如共同设立创业基金等，建设更加兼容并包的政策体系。结合两种模式下政策的统一性和互补性，政府可以提供技术采购等政策，给企业和优秀人才引入先进的技术理念与实践操作，并结合当地优势产业企业联合建立发展基金，为人才建设，文化建设铺垫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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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李天树崔可心

基于成功经验的文化产业论文篇2：

“一带一路”视野下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价值观研究

[摘要]文章基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视角，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和全球价值取向的角度得出和谐价值观，从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以及三地各自发展需求差异性的角度，论述面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价值观。

[关键词]“一带一路”价值观；和谐；文化产业；京津冀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6.050

通过在文化产品中融入核心价值观，将本土文化向外传播，能够获得别国的文化认同，不仅创造经济效益，还能提高文化软实力，更大限度地争取国际话语权。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不仅体现出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也体现出全世界的普遍认同。[1]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8]和谐，不仅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9-15]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和谐的价值观更是产业整合，产品创造的核心理念，对于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1 和谐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华

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经过中国共产党提炼的新时期思想精华。在国家核心价值观层面，宏观地概括了国家发展“五位一体”总布局。和谐观的总宗旨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国梦”的远景和需求。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新时期伟大征程中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谐观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理念。

和谐理念具有鲜明的“新时期”特色。一方面，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跨越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的矛盾，和谐的理念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协同发展中起到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当今的国际环境变化多样，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国际间的互信水平降低。本着互惠共赢的原则，中国政府提出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利益共同体、命運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旨在重新拉近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国内的过剩产能，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2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在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和谐一直是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关于和谐思想的经典论述，见于道家与儒家思想精华。

在道家思想中，追求人与天和，即“天人合一”。道家思想推崇摆脱尘世的种种外在枷锁，返璞归真，与自然在“道”的统一下合为一体，以通晓宇宙之真理，生命之真谛。“天人合一”便是一种“无我”“忘我”的理想，一种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追求。道家的和谐思想左右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世界观。它启发华夏子孙探索生命之无穷，形成超脱、超越之人格。道家的和谐思想也衍生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价值品格，使追求意境之美贯穿于诗、书、画、乐等文艺创作和艺术审美的始终。总之，道家的和谐思想体现出人与自然融合的智慧。

在儒家思想中，追求人与人和，即“和而不同”。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族群的和谐，核心范畴就是人与人相处的中庸之道。和谐的精神观念，外化成“仁”“义”“礼”“智”“信”的处事原则，目的就是让社会各成员之间能够和谐共处。从“施仁政”“与民同乐”“民为贵”等理想的施政纲领中，体现出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和谐理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等理想的为人准则上，体现出个体平等基础上的仁爱、共生理念。儒者精神古往今来已扎根于中华民族的骨髓，刚健、正义、中庸、宽容的君子人格，是所有华夏儿女的毕生追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和谐观念，在儒道互补的源流中流淌至今，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核心理念，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思想和人格的光辉。

3 和谐是全球价值取向的最大共识

和谐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在东西方文明中都能梳理出思想发展的脉络。自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发展以来，西方形成了完善的科学、理性、人文关怀的思想品格，衍生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虽然，在具体的意识形态领域，以资本主义自由化为主导的思想观念与消除剥削、消除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存在差异。但在求同存异的原则指导下，探求西方和谐价值观念，发现在最本源的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的追求，在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理想是一致的。和谐的思想，能够在世界范围实现最广泛的认可。中国的和谐观念与西方普世价值在普遍人性上并不矛盾。

和谐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指导在尊重他国国情、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加强互信，包容合作。

4 和谐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理念

京津冀三地山水相依，民俗相通，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与人文背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京津冀协同发展给和谐价值赋予了新的内涵。

第一，京津冀三地面对相同的制度问题。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固有的体制、机制不能继续适应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三地同时需要继续将改革彻底推进。这是历史发展带来的必然机遇。因此，本着和谐发展的理念，在制度建设层面上，三地共同解决现有体制的弊端，使三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

第二，京津冀三地面对相同的生态环境问题。对煤炭、钢铁行业的过度依赖，虽然短期促进了经济增长，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也带来了空气、水、土壤的污染。粗放式的工业发展显然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当务之急是加速三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升级。北京的人才、技术优势资源，天津的制造业优势资源，河北的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为三地实现优化配置，互通互补提供了必然条件。

第三，京津冀三地文化底蕴深厚，拥有相融相同的人文基础。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京津冀三地，自古以来是北方文化的传承者。燕赵文化特色为京津冀三地赋予了豪爽和豁达。然而，三地各具民间特色。北京彰显了千年帝都的博大精深，天津极具市井繁华的景象，河北富有祥和厚重的底蕴。但三地人民体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从北京曹氏风筝、天津杨柳青年画、河北武强年画这三种代表性的民间美术中体现出对吉祥、家国兴旺的愿景；从京剧、相声、评剧中表现出乐观、积极的生活情趣。京津冀三地传统民俗文化虽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但体现出共同的审美情趣和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就是对国家、社会、居民和谐、繁荣的追求。

5 和谐是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观念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文化产业的竞争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化产业体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体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京津冀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在于将三地的文化资源整合，形成整体的文化形象，提升文化识别度。在最新公布的《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名单》中，北京市重点企业27家，天津市重点企业10家，河北省重点企业1家，北京市重点项目18项，天津市重点项目6项。在总量上，京津冀三地居于全国前列。然而，京津冀三地的格局却极不平衡。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天津市作为直辖市，也拥有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相比之下，河北省的文化产业稍有逊色。针对这一现状，和谐价值观应着重作用于指导京津冀三地成立跨地区的产业合作平台，用以整改各地的资源，共享文化产业信息。目前，已成立的多家平台机构，如京津冀文化产业园区联盟、京津冀设计产业联盟等已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凸显了和谐发展的理念价值。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所经地区文化多样，其中包括东南亚-南岛文化圈，中亚-突厥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中东-穆斯林文化圈，地中海-希腊文化圈，东欧-斯拉夫文化圈。人文背景差异导致对文化产品需求的多样。然而，解决“重口难调”的问题，只能从最本源的价值理念入手。京津冀文化企业的文化产品生产，应注重挖掘普适性的文化观念——对和平的向往，对爱情的追求，对至善的信仰，获得最大的价值认同。在文化产品表现形式上，借鉴美国、韩国等国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强化京津冀传承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另一方面，采用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最大化受众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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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永超鲍健波夏春燕

基于成功经验的文化产业论文篇3：

天津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产业的繁荣会促使城市的兴盛，而产业的衰败则必将导致城市的衰落。基于产业与城市之间这种盛衰与共的密切关系，本文从天津创意城市建设视角重新思考天津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路径，认为创意城市建设定位路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路径、城市文化活动路径与创意人才群聚路径是天津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有效路径，或将有益于天津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及天津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天津；文化产业；路径研究；创意城市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城市经济的创新式发展引擎。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与城市的历史和状况相结合，如何规划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是当前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也是我国许多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实践难点。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看，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创意城市的兴起，恰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文化产业在城市旧城区或工业区的集聚，使得逐渐萧条的城市地区重新走向繁荣，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了创意城市的形成；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文明集聚地的城市，也为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平台、空间和城市投资环境。但目前看，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造成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研究的欠缺。

自2006年《天津市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文件出台后，天津市初步形成了由出版发行、数字内容与动漫、文化旅游、文化会展等八大行业组成的文化产业格局，建成了多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但总体看，天津文化产业至今仍然缺乏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产品、具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以及较大规模的文化产业集聚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天津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单一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难以解决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之时，从天津创意城市建设视角重新探讨天津文化产业集聚发展路径十分必要，或许能对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创意城市建设定位路径

关于城市定位，有研究者认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坐标系中综合地确定城市坐标的过程，[1]有研究者认为城市定位是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及经济结构布局、基本建设规划的行为过程，[2] 也有研究者认为城市定位是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和核心价值的过程。通过城市定位，城市可以形成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独特的城市品牌。[3]显然，城市定位涉及城市资源、区域功能及城市特色三方面内容，城市定位就是城市根据自身资源及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经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之后制定出能够彰显城市个性、灵魂和核心价值的城市发展方向。

从世界城市发展史看，城市的经济形态往往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模式。工业时代，工业产业主导了工业城市的发展，而如今随着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创意城市纷纷涌现。无论是世界性创意大都市伦敦、东京、巴黎、纽约，还是区域性创意城市堪培拉、班加罗尔、柏林等，文化产业发达的城市无一不是创意城市。这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与创意城市的建设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创意城市建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天津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看，至今仍面临产业规模小、集聚程度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无论在文化产业园区的数量方面，还是集聚规模方面或发展总体水平方面，天津不仅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也落后于国内其他一些城市。尽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整体集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缺乏与创意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布局始终是重要的原因。自2008年以来，天津文化产业一直根据“两带三区多组团”的产业发展设想在建设，体现了天津市文化产业在各个行政区域齐头并进均衡发展的思路，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可能是这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津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显然，如果文化产业忽略和脱离了创意城市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将不利于整合优化和合理配置城市的资源，也不利于促使产业和城市的共同发展。

基于创意城市理论，可以从以下方面将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创意城市建设的定位相结合：

第一，文化产业发展与创意城市性质定位和发展方向相结合。创意城市性质定位是指城市在未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或主导性城市功能。城市发展方向就是城市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模式。创意城市性质定位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方向，文化产业则为创意城市的形成发展奠定基础。虽然，如英国学者Landry指出的那样，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都是文化产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创意城市的特色却会因为城市的个体差异而不同，创意城市的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与天津创意城市性质定位和发展方向相结合，意味着天津在发展文化产业的的时候有必要首先考虑这些问题：天津未来要建设什么特色的创意城市？要重点发展哪些与创意城市相匹配的文化产业？而基于创意城市的成长，这些产业如何产生集聚效应？只有理清了这些问题，天津文化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利用城市资源、清晰地把握产业发展脉络并打造出城市的特色和品牌。

第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形象定位相结合。城市形象是城市借助建筑物、道路、旅游景点或市民行为、城市管理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综合展现的城市整体风貌并给人外界的总体印象和感受。城市形象能够充分展现一个城市的文化传承与内涵，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质。良好的城市形象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城市建设的雷同化倾向，有利于创建富有个性和特色的品牌城市。从国内外城市发展实践看，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过程也是创意城市建设形成及城市品牌塑造的过程。因此，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据本区域历史文化与地理资源，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将城市特质予以提炼、升华，进而塑造独特的天津城市形象。必须注意的是，天津城市形象的构建，要充分反映城市公众的心理需求与价值取向，使之在感知城市各方面要素和传播信息的接触中，逐渐形成对城市形象的认知与支持。

第三，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文化定位相适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指出：“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4]城市文化是城市历史发展的积淀，它不仅指城市代表性的景观特色，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精神气质、文化特质，以及其他城市不能替代的独特物质与精神风格。与天津独特的城市文化定位相结合，天津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就能更好地抓住城市文化的灵魂并集中体现城市特质。如果说北京是“皇城文化”，西安是“古都文化”，上海是“海派文化”，杭州是“休闲文化”，天津则可以称作“民俗文化”。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相声以及独具特色的方言，似乎早已经在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特质与文化。而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则应该基于天津的城市文化传承和文化特质，打造出可以展现一个地区自信力、凝聚力和独特魅力的最佳文化产品。

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城市文化遗产是指城市发展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和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5]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包含了能证明某地与众不同的一切文化资源。由于城市是在人类历史活动的时空框架中、在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生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遗产。[6]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于，对城市而言文化遗产展示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显示我们来自何处，使我们的存在感有所寄托，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产业而言，文化遗产如昔日的建筑、艺术品、传统、价值观与技艺可以让人从中获得创造的灵感，并可以直接将其作为能够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

文化遗产对于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决定了城市文化遗产所在地往往是文化产业集聚的最佳场所。而利用中心城区的工业建筑遗址发展文化产业，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文化产业集聚过程中，空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成为生产资料，为文化产业所利用，新的消费空间在旧的生产空间的躯体中萌芽。[7]在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场所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提供流行的文化符号，使之成为体现文化价值观、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新的文化消费观也改变着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方式。过去，人们认为只有在当今不能再继续发挥昔日功能的才是文化遗产，即认为文化遗产是与现代社会生活脱离的。而现在，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文化创意，文化产业能够使古老的文化遗产成为时尚的精神消费的产品，不仅保留了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还同时保持了文化遗产的经济属性，使文化遗产不仅作为文化标志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实际上，这是用最好的方式保护了城市文化遗产。

在借助城市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天津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而模仿性强、创意性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所谓模仿性强、创意性弱是指天津在利用城市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方面以学习和模仿国外模式为主而很少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比如，天津文化产业园区主要模仿国外利用工业遗产的仓房厂房模式而建造，建成后园区内也基本与国外的一些园区一样，不外乎画廊、时尚店、小礼品店以及咖啡馆、饭店之类，更多的是商业化气息而鲜见文化创意。同时，雷同的产业园区建设，造成了宝贵的城市资源的浪费。再如，在城市文化旅游方面，天津海河的文化旅游开发和建设也主要仿效伦敦泰晤士河、巴黎塞纳河等开发建设的成功案例。这些文化产业项目虽然短期内见效快，但是难于持续发展。因为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与天津城市特质的对接，导致新服务领域、新经营业态和新运营模式的创意开发严重不足，不仅难以持续满足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辐射周边其他区域市场，不利于天津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因为从世界文化产业实践看，特色、个性与创意才是文化产业最大的特征。

分析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在于，天津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重近代轻古代、重西洋特色轻中国特色、重名人名居轻百姓民居的弱点。如属于古代明清时期民居建筑遗存的“老城厢”，在历时600年之后被夷为平地，天津旧城遗韵随之消失殆尽。与此同时，天津近代遗存下来的华美而坚固的“五大道”等西式小洋楼保存完好并形成奥意俄等七大异国风情区，成为“近代中国看天津”的旅游景区。但是，近代西式小洋楼并不能代表民居老城厢所蕴含的意义及价值。在旧城改造中，代表民风民情、承载民间传统文化文脉的民居及民间建筑的消失，使得天津诸如京剧、相声等精神文化产品也失去了物质性载体和基础，文化产业无法在这些领域找到集聚的场所和相应的消费群体。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文化产业是以“内容为主”的产业，天津的地方文化资源就是天津特色，就是天津城市核心竞争力。正如波特认为的那样，“全球经济中最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往往来源于地方性因素。”[8]

由此可见，天津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密切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得越好，文化产业发展得越好。而要保护好文化遗产首先要在思想上正确认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对城市发展及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价值及意义，正确处理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天津经济之间的关系、尊重历史文化传统与城市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城市长远利益与短期效益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在具体的保护上下功夫，及时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最后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成功的经验，并运用到天津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的实践中。

三、城市文化活动路径

城市文化活动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区域，由城市管理者或社会组织者发动、由广大市民组织和参加的与城市文化相关的群众性活动，典型的如城市文化艺术活动、城市各种节庆活动及各种娱乐消遣活动等等。通过多种多样的城市文化活动，可以丰富城市居民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为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团体的人们之间提供联系的机会，让他们为城市的共同利益而合作。[9]城市文化活动是创意城市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的发展如果与城市文化活动相结合，一则可以使其文化产品深入城市普通市民的生活，既可以更好、更快捷地了解城市市民的精神诉求，也可以让文化产业为大众所了解接受并积极参与其中，拓宽文化产品潜在的消费市场；二则可以充分发挥城市民众的聪明才智，使文化产品更精确地表现城市文化丰富的内涵，推动城市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生活质量。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许多城市的文化活动，如城市的各种节庆活动、展会活动、时尚活动和艺术节日，已经成为城市复兴的重要手段。影响较大的如巴黎、伦敦、纽约、米兰等城市的时装周活动，戛纳、好莱坞、东京、威尼斯、柏林等城市的电影节活动，华盛顿、新加坡、巴黎等城市的各种大型会展活动，布拉德福、诺丁汉和莱斯特等城市的嘉年华活动，还有加拿大西部重镇卡尔加里的牛仔节和慕尼黑啤酒节等各种各样的城市活动。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世界著名的创意城市都有一种同样著名的城市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持续时间长，内容丰富，活动期间也是城市文化产业及其产品或服务最赚钱的时候。相比之下，天津文化产业在经历了前些年的建设发展后，现在却面临冷冷清清难以维系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天津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开放度不高，缺乏经典的、能够吸引国人甚至引起全球关注的城市品牌文化活动。天津的文化产业，无论是文化产业集聚园区还是文化旅游产业景区，普遍缺乏具有创意性、吸引人的大众文化活动，更多的是传统型的就餐、观影、购物和游览等消费项目，单一的消费活动再加上较高的消费水平，使得普通市民很难经常性光顾。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天津文化产业脱离大众，曲高和寡，参与者少；另一方面，天津市居民的人均文化消费偏低，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据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调查资料显示，2009年天津市居民全年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3422元，其中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人均支出468元，仅占总消费支出的3.4%，表明天津文化产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及服务尚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10]这显然不利于天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文化建设。

借鉴国际经验，天津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文化活动的结合，以促进天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繁荣发达。

第一，将活泼“动态”的城市文化活动融入“静态”的文化产业以增强文化产业的活力和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场所一般都具有“静态”的特征，而城市文化活动普遍具有“动态”的特色。城市是市民生活的载体与空间，文化产业积淀了大量城市文化信息，而这些文化信息的传达或表达都需要借助“动态”的城市文化活动。“动态”的城市文化活动可以弥补“静态”的文化集聚场所人气不足的问题，促进城市中人们的相互交往，使人与环境之间能够完美地结合，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

第二，开展富有“创意”的城市文化活动，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营造浓厚的创造性氛围。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给人带来愉悦。事实上，在我们的业余生活中，被动的娱乐活动和群体性活动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很少见到那些有创意性的活动。[11]而创意性强的文化活动可以为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充满活力的高质量的生活，从而营造一种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城市生活环境，吸引众多的创意者的到来。这样的环境，正是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

第三，将城市文化活动作为对外文化交流和商务交往的平台以宣传、销售文化产品。城市文化活动在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同时，由于其大众化、趣味化、创意化的特点，有可能成为宣传与销售本地文化产品最好的途径。通过城市文化活动，不仅可以吸引本地的民众，还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城市周边、整个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人群，使城市本身不仅成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最佳场所，也成为人们沟通交往并销售文化产品的平台。从这个层面看，城市文化活动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产品。

四、创意人才的群聚路径

无论是创意城市建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还是城市文化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具有创造性思维和掌握新技术的创意人才。这些创意人才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与小说家、艺术家、演员、设计师、建筑师，还包括编辑、文化人士、智囊机构成员、分析家以及其他“舆论制造者”。[12]这些人才普遍具有强烈的个性，专业功底深厚、行业经验丰富，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及个人独特的看法，他们善于发现未被挖掘的新领域。只有当城市创意人才的聚集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城市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才具有可能性；只有当城市创意人才的聚集和城市文化产业的集聚达到相匹配的程度，才能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并带动区域就业率的提升。

根据学界的研究，文化产业人才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比例，多伦多是36%，华盛顿是40%，波士顿是 37%，旧金山是是36%。[13]而我国目前，文化产业人才严重不足，既缺乏文化产业高级管理创新人才、文化产业高级经营人才，也缺乏适应信息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高技术化人才。总体看，我国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总量、结构、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即使文化产业较为发达的上海，其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一。相比之下，天津在国内更不具有创意人才的资源优势，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各类创意人才如高端创意人才和策划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等方面的巨大缺口，这极大地制约了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创意城市的建设。因此，天津要保持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使城市成为创意人群的聚集之地。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世界经济实际上是围绕着一群称之为“全球人才磁石”的城市运转的。对于天津来说，要吸引创意人才，就要努力成为吸引创意人才的“磁石”，要加快创意城市的建设，美化城市环境，开展城市文化活动，并营造宽容的城市文化环境，使城市成为创意的温床。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拥有宽容的态度与多样性的生活方式的城市才能成为创意城市，才能真正地留住创意人才。因为宽容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意，强大的创新能力能为城市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产品、新技艺、新思想及新创意，从而聚集高科技产业，实现城市的经济繁荣，成为创意城市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波特教授在 1998 年发表的《产业集聚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认为，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形成原因在于产业集聚能够提高集聚企业的生产率和持续创新能力，降低企业进入的风险，而人才正是产业集聚的源泉。因此，基于吸纳创意人才促进文化产业成长的目的，天津应以开放的心态创造多元的文化生活，塑造多元的城市风格和良好的城市形象，努力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宽阔国际视野的海外留学归国人才。

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天津更要注重培养本地的创意人才，要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培养综合性的创意人才。因为大学在创意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区域智力中心和技术的孵化器，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此外，天津市还应充分发挥天津现有高等院校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作用，构建完整的文化创意人才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体系，并且加强与海外一些相关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大力培养文化产业所需的各种人才。

当然，天津要吸引和培养创意人才，还需要出台一系列人才支持政策和保护政策，建立完善的政策保护制度以保护创意人才的权益。对于高度创造性的创意经济和创意人才而言，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是企业和个人获得预期收益的保障。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就无法保护创意人才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及由此而产生的权益，也就难以吸引和集聚创意人才。因此需要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维护创新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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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忠文.现代城市定位理论及其发展[J].环渤海经济瞭望，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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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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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霁翔. 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7]石崧.上海创意空间的崛起与城市复兴[J].上海城市规划，2007，（3）

[8]〔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J].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4.662-664.

[9]〔英〕查尔斯·兰德里. 创意城市[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82.

[10]天津市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快天津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报告[J].求知，2011，（4）.

[11]Carl Rogers，“Toward a Theory of Creativity，” in On Becominm a Person：A Therapist’s View of Psychotherpy[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61.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