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管理的文化产业论文

摘要：本文在深入分析当前文博单位文物资产管理的基本特点与发展现状的理论基础上，以文化资产价值管理与文化资产价值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为基本指导，探讨了当前国有文化服务机构现有文化财产价值的基本概念内涵。对经营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进行分析，指出经营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问题所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政策管理的文化产业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策管理的文化产业论文 篇1：

网络文化管理的要素分析与运行机制

[摘 要] 今天，网络文化与我们息息相关，深刻影响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网络文化在不断更新，网络文化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也要与时俱进。网络文化管理主体是指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网民，理清网络文化管理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联机制，有助于促进我国网络文化管理日趋完善。

[关键词] 网络文化管理; 主体; 客体; 运行机制

Key words： cyberculture management; subject; the object; operation mechanism

网络文化主要指网络上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相比于传统文化，网络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借助互联网载体，使得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创新发展，带动了传统文化产业的融合升级[1]。今天，网络文化已经深度融合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娱乐等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互联网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政府不管起来是不大可能的。网络文化管理应运而生，它只有适应于网络文化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网络文化生活的需要。

一 网络文化管理的主体

哲学上所讲的主体，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是客体存在意义的决定者。借此解释，网络文化管理主体是指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网民三大类，它们形成了网络文化管理中的伙伴关系。

（一）政府管理部门

网络文化管理的三个主体之间在逻辑上应当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但是在网络文化管理中，很明显可看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政府不能局限于参与者的角色，而应该在指导、协调和维护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互联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通过提供网络文化产品与服务，参与市场竞争来获取利润，对网络文化管理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调节机制来实现的，其企业责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影响等，既有与政府体系形成互补、协调、对应的一面，又有对政府体系构成冲击和挑战的一面。网民作为参与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既是网络文化消费者，也是网络文化的制造者，集体力量巨大，不仅左右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行为，同时，网民的监督作用也在督促着其他主体保证绩效[2]。

面对网络文化的复杂发展状况，政府作为网络文化管理最重要的主体，应该科学引导和积极管理这一新生事物，使之规范运行、健康发展、生机勃勃，塑造持续健康发展的网络文化。在互联网时代，政府不能再仅仅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来管控互联网企业，来规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事实上，这样政府管不好也管不了。政府应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根据社会和市场需求，通过政策法规、经济手段和技术监督等方式进行间接管理和柔性管理。在鼓励和发展网络文化的过程中，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营造网络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增加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注重引导教育，鼓励良性竞争，惩治违法行为，避免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的越位、错位、缺位状况的出现。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行为主要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作为资源配置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两种主要方式，对它们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选择与组合，将会对资源配置效能和社会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3]。因此，在网络文化管理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凡是市场机制本身能够协调好的，政府不能错位甚至越位加以干预;另一方面，凡是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必须通过政府规制才能有效实施管理的，政府不能缺位[3]。

目前，我國政府参与互联网管理的部门有十多个。从各部门管理的目标看，基本可以把这些部门分为四大类：一是网络文化的主管部门，即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二是行业管理部门，即工业和信息化部。三是安全管理部门，如国家安全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四是网络文化应用管理部门，含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九龙齐治水，着力点应在于切实形成决策、执行、监督、反馈“一条龙”的管理链条。2014年2月28日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为组长，从根本上改变各个部门依照自己的传统职能延伸管理互联网的局面奠定了基础，网络文化管理形成齐抓共管的新局面。

（二）互联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

据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调查显示，2019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34.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7%。其中，商品、服务类电商交易额33.76万亿元，增长6.6%;合约类电商交易额1.05万亿元，增长10.1%。近年来，电子商务就业规模日益壮大，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速，带动了更多人从事电子商务相关工作。2019年，我国电子商务行业从业人员达5125.65万人。目前由电子商务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1680万人。

2020年春节以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全国几乎陷入停滞，人们宅在家中。网络直播可以避免人群聚集的风险，是一对多的有效沟通形式，异军突起。在电商行业，拥有8亿多网民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创新源泉。淘宝直播高速发展，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在快速抢占市场。直播平台与传统行业进行结合，通过“直播+”赋能传统行业，表现出直播的经济价值。以湖北为例，2020年4月8日，湖北省与抖音等直播平台联合发起“湖北重启抖来助力——抖音援鄂复苏计划”，投入百亿流量、发起百场直播，支持湖北复工复产，上线5天共计帮助湖北销售农产品67万件，总金额3505万元。

据CNNIC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经达到5.6亿，较2018年底增加1.63亿，占网民总数的62%。电子商务市场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从业人员，在我国社会经济中都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这些企业多为小微型、从业人员多为草根层，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更是重大。

网络文化市场的主体是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作为管理的主体直接参与网络文化市场的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在互联网世界得到印证，主要表现在网民对网络文化信息的选择方面。那些美誉度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企业有可能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甚至成为市场规则的主导者。然而，市场作为互联网治理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市场的缺陷在互联网作为交易手段时会产生放大效应。而市场以利益最大化为第一追求，并不具备道德辨识力。当某些不正当的需求能够带来利益时，市场也会像满足其他正当需求一样推动其供应体系的产生，而互联网会让这种供应体系更为迅捷[4]。一个典型例子是，色情通过网络传播就比通过出版物传播更为迅猛、可怕。再如，互联网被利欲熏心之辈创设“钓鱼网站”，利用QQ、微信、微博、抖音伪装，发布虚假信息，引诱人们上当受骗，非法牟利，这些情况频频发生，屡禁不止，破坏了社会最基本的信任秩序，增加了交易成本。如今“网红”更是喧哗众生。“网红”是一个中性概念，有些网红，如李子柒，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甚至在海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对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一些人为了成为“网红”，信口开河，肆意妄为，甚至以污秽低俗的语言表达，或是进行离奇怪诞的表演哗众取宠，以贩卖丑陋恶俗来迎合少数网民的不良嗜好，以此蹭热点、蹭流量。这些“网红”挤占了有效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空间，污染了网络空间环境，扰乱了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互联网可自我调节的潜力也未能充分发挥。比如，为了增加互联网的可规制性，“实名制”常常被视为终南捷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重点不在于实名之后的规制，而在于面对复杂多样的互联网接入服务销售渠道以及身份认证体系的缺乏，如何实现真正的“实名制”，这一任务通过单纯的行政命令方式显然无法实现，必须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才能解决。数字身份认证技术的开发和广泛应用，网络接入商的销售体系内的约束机制等关键条件，都不是一纸条文所能解决的。而执法的成本巨大，对违法违纪行为惩治乏力，也使得互联网自我调节功能生成缺乏外在动力。

最后，互联网企业的服务和产品缺乏合理的标准和评估机制。优胜劣汰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之一，质优价廉的服务和商品理应更能胜出。但互联网服务和产品具有虚拟性，对其质量的评估大多是不同的用户体验，很难形成一种普遍的选择标准。这种情况的存在，阻碍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构建一种合理的、获得广泛认可的标准和评估机制就显得特别需要，它使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和商品易于辨识优劣，易于互联网从业人员的自主选择，易于互联网企业的优胜劣汰，从而恢复市场机制的功能，但目前这种标准和机制的供应并不充分。

长期以来，网络文化产品无论是视频网站，还是各种视讯即时互动娱乐社区，对或多或少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以种种理由解释：比如，涉黄视频难以逐一监控;视频聊天室等及时互动娱乐太过分散，且涉黄的举动稍纵即逝;海量的网络文字，依赖“违禁词”的后台处理器和人工排查难以一一“排毒”。与此同时，也不排除部分企业，有意无意地打打擦边球，把提供敏感内容的服务作为自己潜藏的卖点，从而吸引眼球、吸引流量和吸金。对此，政府对市场加强监管的同时，更需要强化互联网的自我治理机制。互联网具有自我净化功能，常见的互联网自律机制主要有：一是舆论监督。正面的舆论监督不仅会给网络行为、网络事件提供具有引导性的、积极的意见，而且有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进而促使互联网自律机制的形成。二是制定共同守则。在这方面，目前国内外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的互联网行业自律规则。比如，国际反垃圾邮件联盟就是出于一种共识，认为网上的垃圾邮件泛滥危害互联网，所以对它共同制裁。作为互联网行业组织，中国互联网协会先后出台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文明上网自律公约》等20多部自律性文件。2016年，新浪、搜狐、优酷、百度等20家网络直播平台共同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三是互联网企业的内部监控制度。抖音网络社区2019 年制定的《抖音网络社区自律公约》，对违规直播账号及内容进行专项治理，重点打击色情、低俗PK、诱导打赏诈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违法违规内容。仅在疫情期间，就处置违规直播50多万次，永久封禁18675個账号直播权限。监管需要从源头做起，对所有互联网企业来说，加强内部监控是责任也是一种义务，互联网企业要从企业价值、经营理念和内部管理上重新审视，还广大网民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四是社会监督，即组织或个人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揭发、申诉、控告等基本方式对网络文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监督。

此外，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当前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主动承担起一系列社会责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针对少儿、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投入大量资金量身打造相关文化产品，努力缩小“信息鸿沟”;倡导环保理念，保护环境资源;重大灾情发生后，及时反应，参与灾难救助等。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切实履行，生动诠释了企业价值观和担当意识，在道德层面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核心竞争力[5]。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强调企业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同时，政府要主动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和义务。在网络文化管理过程中，我们同样会面临网络文化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如在传达党和政府主流声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倡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等网络服务和产品的过程中，企业难以从市场上获取正常的价值补偿，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必然会导致这类服务和产品的短缺。对此，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规制措施，如“公私合作模式”（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促进公共部门有效率地监管或采取单边措施以保护公众利益[6]，对公共性网络文化服务和产品给予必要扶植，以保障和增加网络文化公共品的市场供给。

（三）网民

网民是互联网的主人。CNNIC第45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网络技术的发展、资讯传播和接收改变了传统的资讯传播方式，丰富了人际交往的渠道，网民与网站间的交流、网民与网民间的交流，迸发和产生大量新的资讯和信息量。这些资讯和信息的广泛传播，改变着人们对政治、经济及社会重大问题的看法，注定了网民的意见必将对政治、经济及社情民意产生影响。在互联网时代，网民不仅仅是受众，而且日益成为信息发布者，成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草根”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成为当今影响越来越大的新兴活跃的特殊社会群体，成为中国社会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2]。网民维护社会正义和监督公权力失控的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众所周知的“周老虎事件”、网民“双规周久耕局长”，以及云南“躲猫猫”事件，无不透出网络和网民的力量。网民中间蕴藏大量的优秀人才，这些人可以根据事态的表象，推演出存在不合理的成分，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最终还原事件真相，让那些企图抱着侥幸心理的歹人，难以逃出网络这个显微镜。那些欲借用公权力为非作歹之人，在网民的视野下无处遁形，终究被网民将其伪装拔掉，一丝不挂地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方面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信，把网络信息平台作为监督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窗口。2014年4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首页开通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引导群众积极举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中纪委作为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部门，开门反腐，建立网络反腐的正规渠道，搭起和网民沟通的桥梁，提高了网民反腐举报的积极性，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很快，各地开始积极响应，利用新媒体技术，发动全民反腐。如今，反腐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说明反腐已经常态化、全民化，每一个网民都可能就是反腐败的主角。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力量巨大，网民的意见汇聚着来自中国民间的智慧，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社会通性。这几年，举凡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新制定的政策法规，一般都要事先透过网络收集来自民间的意见。2020年8月，“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网上征求意见，这在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历史上是第一次。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网上留言有1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了1000多条意见建议。这充分说明了中央对网民的意见的高度关注。网民群体中汇聚了社会不同阶层，国家在进行重大决策前，透过网络问政使各项决策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成为国家收集社情民意的新型方式。网民不仅仅关注自身权益，更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网民促使政府改变观念，把改革推向纵深。可以说，网民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转变的推动力量，并且这股力量不断向更高层级延伸和发展。网民的意见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是网络发展的必然结果。

网络这一公共空间正在形成，成为公众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表达媒介，其中的各种声音基本上可以反映直接真实的民意。网络目前的议论话题虽然极为庞杂，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却非常集中，网民的价值取向有时也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所形成的舆论力量不可低估[7]。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舆情分析机制，对热点问题一般予以及时回应与疏导，对于网民提出的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政府也主动回应，形成沟通和互动。因此，越来越多的网民对于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给予理解，网上更多真实地反映出民众理性的呼声，从而形成一种良性有序的社会舆论环境。而对于网上出现的虚假的或不良信息，政府也应快速研判，及时予以纠正，正确引导，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让谣言失去市场。只要广大网民多一些建设性意见，少一些破坏性言论;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情感宣泄，广大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作用就能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中国网民在网上大都隐姓埋名，虚拟其身，网上游戏，网上聊天，网上宣泄，网上写作，网上发帖，网上浏览，网上购物……对大大小小的事情喜欢评头论足，争论不休，甚至骂骂咧咧，其文字不够规范，其言辞不太正统，给人的印象，网民的言行常常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悖，其“三观”的体现也不那么高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认识到，真实的社会既然难免有假丑恶现象，虚拟的网络更不可能是一片净土。我们在为网民素质提高、为民意得以真实表达而欢欣鼓舞时，也应注意到网络上仍有不少非理性的噪音，这些网民的素质不容乐观，网民的社会意识还不够成熟，因此，如何正确引导网民行为，有效地利用这一强大力量，值得我们深思。

提高网民的质量除了依靠网民的自律，还应当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在这里，政府、网络运营商、大众媒体都应当重视对网民力量的引导。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明确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个人數据等，强化网站社会责任;互联网企业特别是网络媒体，应当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为广大网民和社会贡献高质量的文化内容，合理引导舆论，在新闻报道上关注网民的情绪，不恶意煽动网民情绪。网络应该是一张资讯快捷丰富、内容真实可信的网，是一张充满正能量、凝聚民族力量的网，是一张舒缓压力、方便生活的网。在值得欣喜的网民数量面前，我们应该对网民力量的引导策略进行思考，如何运用网络网民的力量推动中国前行，推动社会进步，推进生活和谐，这需要管理者、互联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和每一位网民共同携手实践。

二 网络文化管理客体与管理依据

哲学上所言客体，指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网络文化管理客体可分为九大领域：互联网资源管理领域、互联网网络犯罪管理领域、互联网保密管理领域、互联网网络安全管理领域、互联网内容监管领域、互联网业务管理领域、互联网著作权管理领域、反垃圾邮件管理领域、电子商务管理领域[7]。

互联网需要管理的领域异常广阔，很明显，上述各领域之间的划分也存在不少交叉重合的部分。无论网络资源提供者、网络经营者、网络传播者还是网络使用者都十分庞杂，管理难免出现漏洞，管理政策也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经过多年摸索和积累，我国网络文化管理坚持“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方针，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有利于网络文化的发展与市场竞争，同时能使政府部门能对网络内容进行有效控制[8]。

20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近60部，这些文件成为我国对网络文化实施有效管理的依据。网络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互联网的应用，包含精神价值、要素体系和文化实践等多重内涵[9]，主要包括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等6件，行政法规如《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等10件，部门规章如《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14件;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件，规范性文件如《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17件;政策文件如《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6件。

我国网络文化管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法律规范、经济调节、行政管理、技术保障相结合的互联网运行机制与监管体系。同时，这一体系仍处于变革和完善之中。网络区别于传统媒介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 要最大限度地为多元文化价值提供表达和传播平台。 因此，我国的网络立法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也要尊重和保护多样化文化价值观表达[10]。

三 网络文化管理运行机制

当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接入、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原则，综合采用技术、法律、行政、行业自律、宣传教育等手段，TOPSIS方法，完善网络文化软实力的量化评估研究[11]，大力推进互联网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探索建立互联网管理长效机制，形成建设与管理的整体合力[12]。其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属地化管理。属地化管理是互联网管理的基本要求，各地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重心归口当地宣传、文化、公安、国安、教育、工商、通信等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实施管理，它们分工负责，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法律规范。当前，适应互联网社会化管理的要求，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政策主张。因此，严格执法既是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贯彻党和政府意志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多元化、文化观念多元化、群体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把解决互联网上的新问题、新矛盾逐步纳入到法制框架之内，有利于我们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这是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一大创新，符合互联网管理的规律，也符合我国国情。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网络发展日新月异，新生事物总会带来新的问题，关于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总显滞后，有待完善，依法行政还有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需要尽快为电信业务经营商、网络服务接入商设定应负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义务和责任，为各类网络文化行为主体设定明确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禁限活动范围[12]。

三是行政监管。国家承担着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责任，有义务规范和管理网络文化，以调整网络空间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保证其健康协调发展。政府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及特别的监管部门对网络文化进行行政规制。政府对网络空间的行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对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有效行政规制上，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内容提供商连接着有形的和虚拟的世界，他们了解客户端位于什么地方，并向客户收费，或者通过吸引网民眼球以期赚取广告费用，政府应要求供应商提供各种真实资料备案，监督其合法经营，网络文化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可以在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这个环节和层面上得到解决。

四是技术保障。互联网技术保护措施是指保障互联网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防范违法犯罪的技术设施和技术方法。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联网使用单位负责落实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并保障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功能的正常发挥。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联网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比如未经用户同意不得随意公开、泄露用户注册信息。公安机关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负责对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依法实施监督管理。网络管理人员需要科学收集与分析相关数据信息，防止出现非法占用网络资源现象，其中还需要运用科学的网络管理系统实现计算机网络资源安全性与完整性的快速提升[13]，适用于网络文化发展的技术在带来威胁的同时，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消除这种威胁成为可能。譬如，由于互联网的分散管理结构体系，任何人和机构都可以独自在网络上随意地发布信息，结果可能导致各类不良信息充斥整个网络，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反而难以发现和利用，但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云服务技术的出现使这些被人们所诟病的信息孤岛、信息垃圾等问题有望得到根本性地解决，技术在防范网络文化的偏向問题上必然发挥独特的作用。

五是行业自律。互联网发展很快，法律规定很难及时跟进，不可能面面俱到解决每一个问题，政府也只能监管主要的方面和典型案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不是依靠法律规定，而是依靠道德规范约束，互联网也是一样的。互联网行业要加强自律，要尽可能把现实社会中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延伸到网上;对互联网要进行必要的立法，全面制定互联网的规则，通过政府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促进行业自律。

六是网络法治和道德的公共教育。我国政府在网络立法方面尚存在许多空白，社会对网络文化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和网络伦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要通过综合运用互联网，加强对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网络伦理教育，将网络法治和道德的公共教育渗透到课堂、学校、社区，重点针对互联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提高他们的法治意识，加强自身道德素质，提高其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力和敏锐性，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网络社会舆论氛围。

四 结束语

当网络生活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当网络已经深度融入各行各业的时候，当网络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时刻关注点的时候，网络文化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就成为我们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主动应对的重要问题了[14]。任何新生事物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可能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冲击。网络文化是新生事物，网络文化管理也是新生事物，其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理清网络文化管理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联机制，有助于保障网络文化管理日趋完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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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金平，王坤.基于政府规制视角的网络文化管理研究[J].经济视角，2013（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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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少华

政策管理的文化产业论文 篇2：

文博单位文物资产管理工作思路探讨

摘要：本文在深入分析当前文博单位文物资产管理的基本特点与发展现状的理论基础上，以文化资产价值管理与文化资产价值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为基本指导，探讨了当前国有文化服务机构现有文化财产价值的基本概念内涵。对经营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进行分析，指出经营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问题所在。强化国家文化艺术财产事业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法途径，为促进文化财产事业经营单位实现可长期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理论和实践操作指导。

关键词：文博单位;文物资产;资产管理体系

引言

要实现文化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通过整体内部组织结构优化，使文化机构规范资产管理流程。对资产管理体系的完善，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财产和文化财产的保护作用，而且还能通过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提高内部管理的整体效率，从而减少资产管理风险，防患于未然。在文化财产的控制在文化制度方面，要在文化财产、文化财产、博物馆等领域，进一步深化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可在文化财产管理与资产行为控制过程中提高其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度。各部文化机构，减少文化、博物馆、文化财产等因资产管理不规范而遭受损失。在新形势下，文化事业单位要清醒认识资产管理问题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整体效益的不利影响，认识资产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完善高效的文物资产管理体系。

一、文博单位文物资产管理特点

其特殊性体现在文化价值不同于公有资产、具有不可替代性、独特性、不可替代性等，因而不能用普通的会计方法来对其进行估价。因为考古发掘等方式同时进行，其价格难以确定且波动较大，很难估计入账价值。另外，资产盘点信息复杂，盘点困难，不利于财务部门收集相关会计信息，并确定其帐面价值。为此，在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中，文化机构应按照规范的程序，对文化财产资产类别进行界定，以便于财务部进一步进行资产管理。

二、文博单位文物资产管理现状

（一）资产管理理念落后

总的说来，目前的国家文化监管机构，从文化部门主要领导人员到文化部门全体员工，对文化资产风险管理的正确理解还不够，并不能更利于有效地推进资产风险管理服务系统和资产管理控制系统的有效建立。在企业资产风险管理发展过程中，文化机构缺乏各级人员、部门参与资产管理系统建设与实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大多数文化财产管理机构利用财务部和财务部对整个文化财产的管理进行不合理的分析和优化，不仅提高了文化财产管理的效率。但是也不能在所有的层次上有用。双方文化财产管理信息的交换，文化机构财务部门收集文化财产管理信息的工作并不多见。另外，文化机构和文化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对文化财产的财产情况了解不足，文化财产的价值是否应当用金钱来衡量，还没有定论。

（二）文物资产管理方法科学性不足

但文化机构未能有效地运用科学的资产管理方法管理文化产品和文化商品，从而有效地提高管理效率，防范风险。目前，文化机构已认识到文化财产管理在文化财产整体管理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没有运用科学的资产管理技术，也没有将先进的资产管理实践与遗产资产的特征结合起来。从目前的情况看，文化机构的管理难以保证资产管理活动对文化和文化机构的文物进行有效管理。同时，文化机构一味地实行文化财产管理办法，而忽视了当前文化财产管理的实际情况，不仅降低了文化财产管理的效果，也加重了财政负担。制度。由文化机构管理文化财产的人员以及文化和文化机构的障碍提高文化财产管理效率的过程。另外，在文物管理体制建设过程中，文化机构对各部门文物管理系统的现状和未来需求缺乏足够的研究分析，加大了文物管理部门的作用。在文化财产管理领域，规范和控制各部门的行为。另外，现行的文化财产管理制度缺乏活力和灵活性，如果对其进行改革，管理制度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文物资产管理专业人才欠缺

目前文化机构的文化财产管理模式需要资产管理领域各类专业人才的支持。目前文化事业单位财务部的财务人员在文化产权管理理念上相对滞后。文化财产管理方面缺乏适当技能。与此同时，文化机构并没有积极引入文化财产资产管理模式对文化财产的认定和认定。鉴于文化和文化机构文化财产管理的特殊性，需要大量相应的技术和财务人员，支持文物部门完善文化财产管理制度和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只有優化文化财产档案，才能不断提高文化财产管理效率。当前，文化机构文化管理人员不足，财务人员无法解决文化产品管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部分人员没有认识到新时代文化品管理理念的缺失，无法有效把握管理文化价值的方法。

（四）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完善

构建文化博物馆单位文物管理制度，需要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保障。然而，现行的文化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无法有效地保证文物资产管理的有效性。其结果是，管理文化机构文物资产的风险很高。现有文化机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没有覆盖所有部门和人员。这样做不仅限制了文化机构对文化财产管理各部和员工行为的控制能力，还会限制各部门的诚信。与此同时，文化机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也会导致各部门和员工违反文化财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实施优惠政策，使文化财产的管理更加危险。

三、文博单位资产管理体系的构建

（一）规范文物资产管理细则

文化界和文化界要根据文化产权和资产管理的特点和要求，统一文化财产和资产管理制度，减少不同部门、不同从业人员对文化财产和资产管理工作的干扰。对文化财产进行管理时，应具体规定文化财产的分类原则，使每一种文化财产都有合理的价值衡量方法，确定其个人账户价值，有利于资产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文物，可以建立文物盘点管理模式，对文物进行同行评审、分类和其他对未确定价值的文物进行分类的程序，以提高文物盘点管理模式的有效性。

（二）强化文物资产管理理念

对专业文化商品产权经营管理机构人员要全面学习贯彻，不断加强文化资产经营管理的新理念、各级管理人员培训、对各级有关部门财务人员定期进行专业文化产权财产经营管理业务技能的系统培训，使各级专业文化产权机构人员能够充分受益于更先进的专业文化技术探索和改进文化产权资产经营管理的新理念。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将具体理念落实到每一个管理人员心中，以此来从根本上改进文物资产思想。在文化资产和文化资产的整个过程中，对文化资产的管理起着界定和规范的作用。因为文化和文化机构的主管对执行文化财产资产管理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需要投入资源和人员来加强资产管理观念的培训，财务人员并鼓励其他专业人士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并授权不同部门的员工将资产管理知识应用于文物管理的日常工作。

四、文博事业单位做好文物文化资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总体思路

（一）将会更加注重文物保护细节管理

在文化财产相关保护管理措施方面，如上述文化财产保护管理细则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文化财产保护管理工作将进一步开展。更加精细的方向，将会付出更多。加强文化财产保护的细化管理。文物柜的柜体形状和所用材料选择可根据各类文物的所用材料和形状特点，对应于书画、编织等优质生物文化用品，可采择选用优质不锈钢材或高贵樟木材料制成的优质文物柜进行保存。从文物防滑性能上考虑，选用天然毛毡或优质亚麻布即可存放珍贵文物。另外一个例子是验证文化财产。要特别注意实际情况和相关管理节点，合理安排组织重点检查检测重点，如春雨季节要增加各种病虫害重点检测，冬季加强温湿度控制。此外，由于一部分文物细节管理特殊，因此需要加强蓄水顶棚和地下水位的检查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保护文化财产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文化财产的保护管理。

（二）创造良好的文物储存环境

库房中藏着许多文化珍品和博物馆单位。要实现文化财产的长期保存，必须改善其保存条件，并进行科学有效的保存。预防文物腐蚀的方法。多数文化馆和博物馆单位都建在博物馆的底部，虽然安全，但容易受潮，不利于保护文化财产。首先要對轴承进行修理，以保证完全防潮。在此基础上，还要使文物按保护要求分类：丝绸、纸、木器、木器等文物环境要求相比金属文物较为特殊，其中不仅包括温度、湿度控制还应注意分层放置存放珍贵文物，将一些珍贵文物也要分开两层存放，避免受到环境污物侵蚀。埋得太久的考古文物极易与室内空气氧化发生各种氧化化学反应。在工业仓库中，化学检测设备通常是可以用来实时控制和自动调节居室温度和空气湿度的。库房文物管理人员认为应该要定期检查所有文物的正常保存，防止所有文物出现氧化碎片，避免虫害对文物的破坏，确保所有文物长期存放在一个科学、可靠地保存环境中。

（三）加强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建设

为更好地实现文化和文化机构对文化财产的保护，这与文物管理者的努力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加强文化财产保护人员的培训，并定期举办相关培训班。职业技能升级，全面提升人才素质。文物界艺术保护工作者一定要积极深入学习新保护时代的新保护价值、新保护观念，及时学习改进和不断更新有关保护生物文化艺术财产的各种方法论和方法，掌握一套足够的文物保护理论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保护理论的有机互相结合。与艺术练习员和文化馆员的管理者一样，要充分高度重视管理人才培养和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科学、合理地提拔选择一批适合文化保护管理机构的专业团队，选出所有文化艺术财产的专业人选，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管理制度，以此来推动文化和文化机构的可持续管理，开发与实现文物保护的最终目标。

（四）建立合理的计价制度

文化产权定价制度是文化产权纳入金融资产管理体系的基础。文化馆固定资产的核算程序不同于文化财产馆藏文物总登记簿。但是，实际上很难估计文化财产的货币价值。文物收藏包括购买、捐赠、拍卖等形式。由于文化财产的购买更容易被记录，而收集的成本清楚，这使得难以解散未支付的文化财产。就拿中国印章博物馆来说，大多数仓库都是捐赠的。谨慎地鉴赏这种文化遗产，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博物馆收藏的经济价值。对其价值的评估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第一，估价报告。捐赠者的帐面价值和价格由双方商定。估算方式价格管理是一种公平且客户首选的商业定价计算方式;第二，捐赠成本。在不能及时达到实际预期预定价格的特殊情况下，可通过采用确定捐赠人的法定帐面价值或捐赠双方共同确认的预期价格标准来进行预订。可在拍卖资产中同时记录被指定捐赠人的文化产业财产的其他相关管理费用;第三，资产拍卖时的价格。另一种用于获取社会文化艺术财产的常用交易方法也就是邀请参与慈善物品拍卖。这类珍贵文物的拍卖价格一般建议按照实际文物拍卖时的成本价再加上拍卖相应的营业税费进行计算。特殊，为了进一步减少成本流失，文化遗产项目和文物管理领域要经过管理人员的合理规划，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对相关制度进行制定。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机构在设计和执行文化财产管理系统的过程中，往往面对着很多挑战，如建立控制制度方面面临挑战。本文针对文化财产管理的特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文化事业单位应规范文化财产管理制度，提高各部门对文化财产的管理水平，充分提高实际管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提高文化资产管理人才综合素质，不断优化内控环境，不断强化监管机制，以此来有效地进行文化资产管理，确保我国文化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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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曦. 文博单位文物资产管理工作思考[J]. 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9（9）：14-15.

[3] 杨玉静. 文博单位文物资产管理工作思考[J].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9（21）：3106.

作者：阿里木·阿布都热合曼

政策管理的文化产业论文 篇3：

关于艺术管理法律法规执行的思考

摘要：艺术管理的法律法规执行要考虑国内和国外两个体系。关于文化产业的保障，特别是知识产权问题的法律保护问题，是艺术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重点。我国国内法律法规的执行现实中，经常遇到艺术特殊性和现有法律规范不完善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的保证艺术管理法律法规的执行，相关的立法前提和过程中的监督体系建立都非常重要。

关键词：艺术；法律法规；执行；文化产业

关于文化权利成为明确法律概念，最为正式的出现是源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5条对人权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一）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1.参加文化活动；2.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四）本公约缔约各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

该规定内容的核心首先在于明确了国家文化权利保障义务，其次是明确了文化权利的基本内容，从而为文化权利实现提供重要的前提保障。此外，在《关于违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马斯特里赫特指导方针》中规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为缔约国规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义务：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未能履行这三种义务的任何一种均构成对此类权利的违犯。”其中“尊重的义务要求缔约国不去干预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有”，“实现的义务则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财政、司法和其他措施，以充分体现此类权利”。因此，公民文化权利的保护与实现的重要主体是国家，政府有义务通过立法和财政措施，以此保障文化权利实施。

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保障体现在法律法规，而其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核心与重点。就狭义的文化艺术产业而言，是指版权产业，它的生存依赖于版权的保护。以影视产业而言，市面上销售的软磁盘或空白光盘售价只是几元，但是当录制了影视节目内容后，其价格往往是成倍的增长，前后两者差异的所在便是体现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艺术创作者的权利保护，同时也是知识产权价值的体现。广义上对于文化产业的理解，同样与知识产权保护有着密切联系，例如旅游业就包含有餐饮业、住宿、旅游纪念品和交通业等诸多行业的发展，而其中便涵盖着服务商标、商誉的树立与维护、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都有所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知识产权的产业。其中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版权，它更是文化艺术产业的核心所在，如出版发行业、广播影视业、新闻业、网络服务业、广告业信息和数据服务业等，从而版权产品成为知识产品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美国的版权产业（文化产业核心部分）为例，它已经成为该国整个社会经济支柱产业。我国宪法对文化艺术权利规定集中体现在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换言之，文化权利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的一种政治选择，政府有义务提供相应的服务来保障这些基本权利的实施。

我国在法律执行上，逐渐在加大力度，但在现实中遇到艺术特殊性和现有法律规范不完善之间的矛盾。例如，2011年，画家冯明油画作品在成都义拍上拍出350万元价格，但随后有人指出，该作品中温家宝总理形象与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拍摄的摄影作品《告别汶川》相似。整个事件一时成为网络上讨论的重点，是画家抄袭摄影家，还是画家的二度创作？画家冯明认为这是二度创作，因为自2008年5月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之后一个月内，为画作的创作拍摄与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再经过一年的最终创作才将作品绘制完成，同时承认在创作过程中参照了姚大伟的摄影作品《告别北川》。冯明直言“油画与摄影是不同的艺术门类，我通过油画创作摄影画面，并不构成侵权，而且，国家领导人形象也并不属于摄影者个人所有。”摄影师姚大伟则提出“摄影师的作品被画家所用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我承认，摄影师的创作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成都美协主席刘正兴对该事件认为“画家根据摄影作品进行再创作，是一种艺术上的二度创作，合情合理。”而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伍波则提出，画家二度创作是允许的，但有涉嫌侵犯原摄影作者署名权的可能。

国内对于文化艺术的法律法规保护体系通常是以立法保护为核心，但是这“法”仅仅是狭义上具体的部分，而事实上它还包括国家参加签署的条约与公约。

目前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主要有：《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世界版权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协定》《专利合作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而我国文化产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建设主要便是参照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而文化艺术产业的建设与健康持续发展，需要相关的健全法律作为保证。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国内对于文化艺术管理长期停滞于政策号召与行政措施中，具体法律落实难度较大。自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如《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商标法》《文物保护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

国内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可以列表如下：

2001年10月27日，我国为了加入达到WTO中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要求，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并予公布实施。

首先，《著作权法》修改给予文化艺术产业带来的机遇如何。我们国家对于著作权保护的相关问题上，对国内外作品采取的是“双重待遇”原则，而修改之后则是消除“双重待遇”，提高本国作品版权保护水平，其中摘选对于文化艺术相关方面影响的有：（1）对本国实用艺术品将给予同外国实用艺术品同等的著作权保护。（2）对本国由不受保护的材料汇编而成作品（主要是指数据库等汇编作品），只要在材料的选取或编排上有独创性，将给予与国外汇编作品同等的著作权保护。（3）缩小对本国作品法定许可（参看《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范围。（6）缩小对本国作品和录音制品“合理使用”的范围。①根据按照TRIPs要求修改国内著作权法，取消之前的“双重待遇”，那么对于国内文化艺术产业发展而言是十分有利的，主要在于国内作品著作权保护力度会大幅提高。

其次，开放国内知识产权产业市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1995年2月26日草签、3月11日正式签署的《中美知识产权换函》，1996年6月17日中美知识产权磋商中的其他措施部分，中国向美国开放版权产业市场作出的承诺有：

音像制品（主要指录音制品，不包括电影等影视作品），中国确认对音像制品的进口将不实行配额、进口许可要求或其他限制，不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中国将允许美国个人或实体在中国与中国实体建立生产、复制音像制品的合资企业。允许这些合资企业通过与中国的出版单位订立合同在全中国发行、销售、演示和放映。中国政府允许中国音像出版单位和美国实体或个人通过合同约定与艺术家签约，制作唱片、录影带和录像。中方必须就每个合同安排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批准。经批准后，双方将签订一个合同以从事这些活动。合同制作的音像制品的版权将由双方共同拥有，或在合同中另行约定。合作双方可以同意允许中方出版该音像制品或允许中国其他出版单位将其出版。该音像制品的销售、发行、展览和放映获取的收入将在合同双方与出版社的合同中确定。

出版物，中国确认出版物的进口将不实行配额、进口许可证要求或其他限制，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美国个人和实体将被允许与中国出版社达成独占许可的安排，使用许可人的全部目录，并在该目录中放入选择的项目。中国政府尽早向中国的出版社发出公开通知，确认允许它们和美国公司达成独占许可安排，并在通过内容的审查的前提下，出版许可人的整个目录，并决定从该目录中发行哪些作品。这些商业活动将不受正式或非正式的数量限制。

计算机，中国允许美国个人和实体建立计算机软件的合资企业，允许该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和销售该合资企业的计算机软件和软件产品。中美两国要求两国各自的公共实体在其计算机系统中，不使用未经授权的计算机软件复制品，使用合法计算机软件。公共和非公共部门已被通知，它们必须使用合法软件，中国版权局已就此发布了第30号文件，要求中国的公共和非公共的实体在复制计算机软件时必须按照《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进行。

电影作品，中国将继续允许美国个人和实体与中国实体订立电影产品收入分成的安排。例如，可允许的安排，根据许可协议将包括美国实体收取电影产品所带来的收入中商定的比例。在个案处理的基础上，美国电影公司可以和中国公司达成项目安排，其中包括合拍电影、电视剧和电视电影。进行这些项目的申请将迅速得到审查和积极的考虑。中国政府已经将电影和其他音像制品的关税降至9%～15%。中国政府不对电影的进口保持配额。此外，中国政府将允许中影公司在商业考虑的基础上，以利润分成的方式，进口数量不限的美国电影，这些电影须经内容审查。根据TRIPs第四条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作出的上诉承诺，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应立即无条件的适用于WTO全体成员。因此，音像制品、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电影业直接受到上述知识产权市场开发的冲击，其中冲击较大的当属音像制品和电影业。

在艺术管理中的环节涉及到艺术品创作、经营、展示等系列流程，其中与艺术品著作权、艺术品署名、所有权、经营、合同、拍卖、税收和文物管理、美术馆管理等方面的法律经常发生关系。艺术作品与其他的各种商品与展览的经营一样，其展览、销售与拍卖必须遵守国内制定的相关法律与法规要求。通常在艺术品展览与销售过程，艺术创作的作品内容等方面会出现各种法律纠纷，较为突出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等各类问题。艺术管理者需要了解博物馆、美术馆与艺术馆的相关管理规定，以便于在管理和合作过程中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要求实现自己的诉求。目前，中国在艺术管理过程中主要涉及到的法律法规已经在法律法规的制定部分有所介绍，就具体的法律执行，在著作权法、合同法、保险法、艺术品经营和管理相关法规、美术馆管理相关法规、文物管理相关法规等法律法规实施方面予以分析。

著作权，是艺术管理者最为需要注意的法律之一。在艺术市场中时常发生各种关于著作权侵权的问题，因此管理者需要仔细研读与理解这方面的法律文件。著作权主要包括的权利内容有：署名权、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发行权、复制权、出租权、表演权、展览权、放映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翻译权、改编权、摄制权和汇编权等，此外，著作权使作者享有相关权利的同时也保证其获有报酬的权利。著作权事关艺术管理中的民事和刑事事件，艺术机构从业者在关注权利的同时需要注意到相关的违法行为及其责任，如：艺术家作品涉嫌剽窃、篡改和歪曲他人的作品；未经著作权本人允许，擅自发表其作品；未经许可擅自以翻译、改编和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未经著作权人的允许，以任何摄制电影或展览等方法使用作品；未经著作权人或相关权利人允许，故意性删除、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未经著作权人允许，对外发行、复制、表演、广播、放映、汇编和通过信息网络对公众传播著作权人作品等。

无论是艺术家与画廊建立合作关系，还是进行艺术作品展览、经营与拍卖等环节，都会以不同形式发生合同关系。艺术管理者需要对合同的相关内容掌握并熟识。合同形式上主要包括有口头形式、书面形式和其他形式等，而通常接触较多的则是书面形式。根据法律对合同的定义，其中书面形式主要是指信件、合同书和数据电文（包括电子邮件、传真、电传、电报、电子数据交换）等，它们的特点是有形地表现里面所载内容形式。其中对于合同条款包括的内容有，当事人姓名、名称、住所、数量、质量、标的、价款、报酬、履行期限、地点、方式、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方法等。

艺术机构或艺术经营者对艺术作品进行经营或展览活动，期间不免需要运输或保管保存，因此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在作品上出现磨损破坏甚至遗失等现象。保险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进行归类，其中有强制保险（社会保险等）与自愿保险（商业保险等）；而以保险目标划分有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其中艺术品属于财产保险范畴；依据营业目的划分，有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以保险人承担责任次序分类，分为原保险（第一次保险）与再保险（第二次保险或分保）。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协议，其中主要包括有：投保人（是指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保险代理人（依据保险人委托，并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保险代理人必须具备由金融监管部门规定的资格条件并获得由该部门颁发的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并交纳了保证金和投保职业责任保险）、保险经纪人（是指基于投保人利益，为了投保人与保险人提供订立保险合同的中介服务，依法收取佣金的人）。

在艺术活动中，如果未曾购买保险，在遇到财物损失时很难获得预期的赔付效果。如：2011年6月，四川美术学院一年一度的毕业展开办得有声有色。展览举办较为顺利，师生满意，社会各界人士给予评价也颇高。展览撤展期间，雕塑系某同学因在外有事，将作品临时寄存负责看管展览现场的物业管理公司。数天后，当该学生回校准备搬运自己雕塑毕业展览作品时，发现寄存的雕塑作品在数量上有部分遗失。该生雕塑作品在艺术市场卖价颇高，被偷盗的毕业创作作品市场估价在十万元左右。由于这些作品未曾保险，学生与物业公司之间也未曾签订明确的保管合同，所以该学生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未能达到满意的责任确认和赔付金额。

我国的税收种类包括有：财产税、所得税、流转税、特定行为税、资源税等，艺术管理者在艺术品经营或运营销售方面，必然会与诸多税收发生关系，所以有必要对税务法律法规进行了解。财产税是对房产等财产的价值额或租价额征收的税种，可就财产占有与转移征收，如契税和房产税；特定行为税以特定行为为征税的对象，包含资产投资方向的调节税、车辆使用税、屠宰税、筵席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等，主要针对国内从事自然资源开发、使用单位与个人所征收的税款。而艺术管理者涉及到展览与经营，主要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关税等相关。

文物是国家文化历史中珍贵的实物遗产，各个国家对文物出境管理都有严格规定。国内出台关于文物保护和管理、文物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对较为完善。文物保护整体事业所涉及主要的基本法律法规有《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文物的管理主要涉及的法规有《博物馆管理办法》《博物馆藏品管理规定》《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施行）》等。文物修缮和文物工程的相关法规主要有《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理》《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等。涉外文物市场的相关法规主要有《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出国（境）文物展品包装工作规划》《出国（境）文物展品运输规定》《文物出境鉴定管理办法》《暂行入境文物复出境管理规定》《文物特许出口管理管理试行办法》《文物、博物馆单位接受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捐赠管理暂行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进口免税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旅客携运和个人邮寄文物出口的管理暂行规定》等。关于文物经营和复制管理上的法规主要有《文物拍卖管理暂行条例》、《拓印古代石刻的暂行规定》、《文物复制暂行管理办法》等。①1997年和2002年，我国先后出台了《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试行）和《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其中规定对文物出国（境）展览类型、可展文物和方式、管理部门、出境展览期限都做了相关规定，此外，对于文物出境运输与包装等方面，国家文物局也制定了相应规定。文化艺术品出境与来华展出除以上文物展览规定外，我国还有《文化艺术品出国和来华展览管理管理细则》，细则对展览范围、审批部门及报批程序、资金收益管理等内容制定相关规定。

对艺术品展览或拍卖进行广告宣传，是作为艺术策划者、管理者经常面对的事情，因此对于国内制定的广告法则进行了解，有助于活动的成功举办。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宣传中不能含有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不能使用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不能使用最高级之类的用语；不得妨碍社会的安定以及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不能含有淫秽、暴力、迷信的内容；不能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等。

2004年，国家文化部重新制定《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中对艺术品经营做出具体规定，内容涉及美术品概念与经营活动的主要范畴、经营单位应具备的资质、艺术品经营活动报批程序、涉外商业性美术展览规定和不得经营美术品的相关内容等。

美术馆工作任务主要是收藏、保管、研究工作、陈列与展览、社会服务等。国家文化部针对美术馆管理实施了《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其试用范围包括国家与地方美术馆与艺术博物馆。其中的内容对美术馆工作任务、管理与组织做了一些规定。美术馆业务建设基础在于藏品收藏，它代表了国家对古今中外优秀美术作品、实物与资料的征集，而各个美术馆自身的宗旨决定收藏范围与收藏重点。美术馆必须建有专门库房以及藏品档案与保管制度，安全保卫措施完善，尽快提供创造现代化科学保管条件，掌握有先进修复技术，对藏品保存完好。研究是美术馆业务建设重要内容，同时开展展览、陈列等业务活动，各馆均设研究部门，同时配备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同时保证研究经费，开展相关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研究活动。根据美术馆性质与研究，开展美术馆学研究，主要有美术思潮、美术史论、美术学馆学、审美教育、藏品与其作者、收藏对象、展览、陈列艺术的各种相关研究，同时需要出版馆藏作品选集与图录，出版馆藏刊和年鉴等刊物。陈列藏品是美术馆向社会展示主要方式，有长期与短期陈列等，这是美术馆与展览馆的区别所在。各馆在收藏、研究基础上，应逐步办好系统长期陈列，同时各馆与馆之间可以进行藏品和展览互换的展览陈列。一般短期展览需要注意效果的艺术质量与社会效益。在短期展览上，美术馆需要对展览的展品进行资料的录制与保藏。美术馆对社会的审美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需要做好群众工作，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质量等职责。对在校学生的集体参观给予优惠或优待，承担相应审美指导工作，培养好青少年审美教育工作。

自从我国加入WTO后，已经进行大规模颁布与修改法律等立法相关活动，但是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言，仍旧存在许多不足，任务艰巨。在文化艺术产业的知识产权纠纷事件中，许多方面都涉及到立法不足等相关问题，如对判定传统的知识、民间文艺、遗传资源的权利对象问题，还有知识产权滥用、权利内容具体范围不明确、权利归属不明确、权利执行渠道和方式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因此，当前国内需要紧密的结合国际知识产权变革发展动向，加强与国际间的知识产权立法机构交流与合作，同时要切合自身实际的特点与需要。目前在国内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纠纷中，司法过程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法院审理案件前会对知识产权客体重新确认，这是极其浪费时间与诉讼资源的事情，因此导致国内知识产权诉讼效率偏低。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对国内文化艺术产业的介入造成一些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事件时有发生，如何选择诉讼地与使用法律，这些都是当前国内文化艺术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所在。我们国家设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出版总署、海关总署、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组、信息产业部等行政执法部门，它们负责文化产业中的商标、专利、互联网域名权与版权等，但是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由于部门的繁杂，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从而导致职责不清或“越位”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行政管理机构方面进行统一、计划管理等。

可以以“喜羊羊”被侵权的案例看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存在的问题。①在喜羊羊热播的背后，是动漫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滞后的现状。作为《喜羊羊与灰太狼》版权所有人，原创动力公司从2006年就开始通过预售音像版权、图书版权和产品授权等进行融资，授权涉及音像、图书、毛绒公仔、玩具礼品、文具、服装、食品、日用品，以及QQ、MSN表情、手机桌布、屏保、多媒体等动漫衍生品，但仍无法避免铺天盖地的喜羊羊形象被滥用。《竞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几家小商品批发市场，在销售玩具的摊位前，均可看到喜羊羊公仔的影子，不仅有毛绒玩具，还有手机链等，品种多样。另外，在一些销售服装和鞋的摊位中，也能看到喜羊羊图案的商品。记者发现，在学校附近的文具店、街边小店等地方，印有喜羊羊图案的贴纸、卡套、小公仔、玩具纸币之类的盗版“喜羊羊”产品比比皆是。广东原创动力市场总监杨雪平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出现的喜羊羊玩具，其中80%是盗版的，情况十分严重，公司也曾派人到市场进行过调查，但根本无法完全禁止。杨雪平分析说，如果正常的产值是1亿的话，那么盗版市场的产值就已达到10亿人民币，假设可以完全杜绝盗版，那么正版喜羊羊商品的产值将有可能翻3倍。目前，我国的动漫产业主要靠《著作权法》保护，辅之以《商标法》、《专利法》等，分别对注册商标的动漫角色和申请外观设计的动漫角色予以交叉保护。但由于动漫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经验匮乏、法律不完备、动漫角色作为保护主体存在疑义，盗版、恶意抢注频发，衍生产品仿制泛滥。另外，动漫形象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仅仅有十年，起不到真正的保护作用，而当侵权发生时，一方面是版权所有人举证难，侵权评定标准不易掌握，侵权人完全可以通过走行政复审程序来拖延诉讼；另一方面，根据《商标法》，商标只能在一定的商品上给予保护，跨类的侵权无法制裁，动漫产业有具有跨类、衍生品丰富的特征，新生商标在取得驰名商标认定前，无法有效实现对动漫产业全面立体的保护。这些动漫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种种滞后，使得动漫产业难以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北京梦幻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丛亮指出“动漫产业的无形资产主要是版权，这是动漫企业的灵魂。动漫产业的版权价值评估制约着融资环境的改善。”目前，国内的动漫企业几乎都没有进行资产的评估，动漫创意涉及的无形资产评估更是无从谈起。没有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动漫形象的无形资产难以评估，在未来的融资中动漫公司将很难融入到可持续发展的后续资金，在资金人才高度密集的动漫产业，这无异于断了发展的源头。

作者简介：

郑小红，女，重庆北碚人，现任教于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史与美术理论；

耿纪朋，河北邯郸邱县人，副教授，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秘书长，现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教学科研处处长，研究方向：宗教美术史、艺术教育与管理、艺术经济学等；

龚珍旭，四川绵阳人，博士，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投资实业公司董事长、世界文化教育基金会执行会长、绵阳市政协委员、全国教育管理委员会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

作者：郑小红 耿纪朋 龚珍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