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学科界定论文

［摘要］关于涉外经济法的定位，归纳起来，学界有六种理论，即独立独门说、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和民法组成部分说。本文首先介绍该六种理论的基本观点，而后对其中的五种观点一一展开质疑，最后提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国际经济法，并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经济法学科界定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经济法学科界定论文 篇1：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内涵与重构

范畴一词的源流显示,人们是在“范围”、“类别”、“概念”这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术语的。在类别的意义上,国际经济法可以分为国际经济法制度范畴、关系范畴和价值范畴;在概念的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根据以往学者基于“权利本位”的法理学视角下已经做出的归纳的指引,根据国际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的概念与体系,结合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大规模发展的事实,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归纳为国家(经济)主权、交易权和统筹权。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范畴;类别;概念

何志鹏(1974—),男,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基本理论。(吉林长春130012)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和谐世界与国际法治”(项目编号:07JA820006)、吉林大学交叉学科项目“国际经济秩序的法治转型”(项目编号:2008JC007)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经济法的范畴研究在整个国际经济法学界都不够发达。中国学者对于国际经济法范畴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成熟需要范畴体系的确立,并基于这一理解阐述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范畴[1]。此后,直到2009年,王彦志博士又探索这一问题,并以国家的管理权力为中心探索了国际经济法的范畴问题。他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包括跨国私人经济财产权利、跨国国家经济规制权利、跨国国家经济主权权利和跨国国家经济交往权利。[2]本文就国际经济法的范畴问题进行思考,通过研讨“范畴”一词的传统和内涵来初步分析国际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

一、范畴的语源和语义

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语境中,范畴这个词的用法都是较为混杂的。范畴的语源是中国的古籍,在古籍中,有其自身的含义。如《汉语大字典》:範,典范;法则。……疇,種類,同類。[3]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范畴(category)”一词,其含义本来并非中国本土所固有,实系自西方传来之概念。而追其语源,亦是借古语中之词汇而表征西方学者之指代。所以,《辞海》对范畴一词所作的阐释是:“译自希腊语kat-egoria。汉译系取《尚书•洪范》‘九畴’之意。反映事物本质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4] (P700)《辞源》上解释说:

範疇,指類型。《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疏》:“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今用為哲學術語。[5](P1284)

(一)范畴术语内涵的演变

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对范畴做了研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范畴是存在的最高类别,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将单个的词分为10类,存在概念不能以同样的意义运用于这每一个范畴,事物通过不同范畴的感知形式而存在。①虽然古希腊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们只承认四种“最普遍的”概念,但整个中世纪里始终都把亚里士多德的10范畴奉为权威。②

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在其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的评论中,提出了新的论点:任何范畴理论都必定解体,这为中世纪整个关于共相即普遍抽象名词的论争开辟了舞台。波爱修在讨论共相(即一般性概念)时,在波菲利的思考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范畴的问题,认为“类”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通过人的思想而成为共相。[6] (P130-131)

康德复活了范畴这个术语,提出了一个先验的、仅仅为主体规定的范畴体系。[6] (P275-276)康德虽然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这个术语,可是他的区分与亚里士多德的区分不同。

黑格尔把范畴看作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规定,在《逻辑学》一书着重研究了范畴的运动和转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各门具体学科都有各自特有的范畴。哲学中的范畴是反映各门科学共同规律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4](P700)任何范畴都是确定性和流动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和科学认识的进步,范畴的数量和内容日益丰富,整个范畴体系结构也不断变化。[7](P200)

20世纪,范畴的概念受到批判性的反思[8](P60-61)。现象学论者哈特曼认为范畴是存在者的一般原理,分为观念范畴和实在范畴[8](P290-291)。虽然这一观点受到了批评,③但是将范畴视为事物自身特质的观点还是有启发性的。先验唯心主义者罗伯特•莱尼厄尔则更注重范畴的前逻辑特征,即通过统一性、因果性、主观性等范畴规定来赋予陈述的形式[8](P320)。波兰逻辑学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希涅夫斯基和美籍德国语义学家鲁道夫•卡纳普门区别了处理概念同关系的句法范畴和处理概念与指称的语义范畴。②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可以看出:范畴,是为了将复杂的事物进行描述、对比或者分类而创造的思维逻辑体系,一个事物可以通过不同的范畴确立其归属,或者明晰其特色。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范畴提供了一种能够为人们所公认和了解的框架,人们得以在这种框架下进行认识、分析、对话、讨论。

(二)对范畴概念的三种理解

笔者认为,以上述的分析为基础,“范畴”一词在中国学术界大概有三种理解方式,即:(1)范围;(2)基本概念;(3)逻辑学、语言学、哲学意义上的基本类别、基本层次。

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型语词类辞书《现代汉语词典》对于“范畴”的解释如下:

(1)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各学科部门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2)类型;范围。[9](P382)

其中,第二种解释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法,即将“范畴”理解成“范围”,这种用法在国际经济法的著作中也偶尔见及。④因为这种理解本身不具有学术意义,所以本文在此不做深入讨论。第一种解释所指的含义与传统哲学、逻辑学中的范畴有很大距离,是人们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范畴”,即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实际上,当黑格尔把范畴看作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产物的时候,当列宁把范畴理解成为“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0](P90)时,范畴就已与“反映事物的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11](P181)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于“范畴”的第二种理解,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

不难发现,传统哲学、逻辑学把范畴理解为“属性类别”与把范畴理解为“基本概念”是有差异的。比如,法学分为理论法学和实践法学,或者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国际法学,这属于基本的类别。[12](P2-23)这是对于范畴一词的传统理解,也是对于范畴一词的第三种理解。当前中国逻辑学界、语言学界比较侧重于在该意义上使用范畴这一术语。⑤

(三)中国法学界对范畴术语的使用

由前可见,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范畴,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在法学领域内系统地使用范畴概念,始见于张文显教授的《法学基本范畴研究》。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学范畴体系有法的本体论范畴、进化论范畴、运行论范畴、主体论范畴、客体论范畴、价值论范畴六大类别[13](P8)。他进而指出,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基石范畴。对于这一观点,学术界存在争鸣。⑥在张文显教授的论述中,把法学理论分为本体等六个范畴近似于传统哲学的理解方式,而将权利和义务视为基石范畴则属于《现代汉语词典》里所解释的理解模式。中国学者分析各部门法学的基本范畴,基本遵循了这一思路。⑦

二、国际经济法基本范畴研究的必要性

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其目标是调节国际经济关系、确立国际经济秩序。所以,国际经济法本身虽然是一个规范层面的概念,其背后存在的却是一套对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解读。

(一)如果没有范畴会怎么样

我们必须坦然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际经济法研究并没有自觉地使用范畴的概念,也没有试图建立一套范畴体系。⑧换言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论断:西方包括国际经济法在内的法学研究基本没有使用范畴的框架。但是,这并不妨碍西方国际经济法在操作层面取得的进步和在理论挖掘上作出的贡献。而且,西方法学整体上正在走着一条更注重实践而轻视基本理论、更重视个性发展而避免共同话题的道路⑨。这是不是意味着范畴意识、范畴分析本身并不重要呢?对这一问题,笔者的认识如下:

第一,不自觉使用范畴并不意味着不使用一些范畴,更不意味着没有范畴。西方法理学中的核心范畴“权利”在霍菲尔德(Hohfeld)用分析哲学的手段进行分析之后,由哈特、拉兹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他们虽然没有使用范畴这个术语,但是其研究的理路就是范畴层面的。[12](P181-187)

第二,不自觉使用范畴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的健康发展。原因在于:(1)研讨问题的可通约性前提比较缺乏。范畴的功能在于促进形成一个可通约的商谈话语体系。没有一个公认的逻辑起点,就会使很多讨论缺乏有效的沟通。(2)学科体系的建构不够成熟。西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对于具体问题的讨论比较深入,但是整体结构还不够明晰,体系感、层次感还不强,对于一些关系范畴的切入还不够透彻。

第三,西方国际经济法的实证研究、对策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对于为什么、怎么样这一层面的分析,还很不发达。这使得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对于方针(guidelines)、政策(policies)、规范(norms/rules)、措施(measures)的分析理不清、看不透、辩不明。

(二)范畴对于学科构建的意义

由前面的讨论不难看出,没有范畴就只能在局部问题上取得突破,而不能在整体上将各种概念、原则、规则、做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予以透彻的阐释,就会欠缺体系感、逻辑感、整体感。⑩范畴的使用,以及自觉地将国际经济法各层面的范畴归纳、整理出来,有助于国际经济法更加健康地发展。

如果按照“各门具体科学都有各自的范畴体系”的理解[7](P200),那么“范畴体系的建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14]范畴是讨论问题的起点,是共同认为具有核心重要性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基本共识。作为具有引领性质、有助于使国际经济法学科系统化的概念,能够使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起点简明、框架完整的研究体系,国际经济法虽然无法做到如此严格,但是范畴体系的构建肯定会有助于这一学科的体系化。(11)

三、“类别”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范畴

以类别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对于法律和法学的范畴都可以区分成不同的格局。

从法学范畴理解的二分法角度分析国际经济法的范畴问题,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国际经济法的范畴可分为两大体系。国际经济法法律的范畴与国际经济法学的范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国际经济法律的范畴包括法律规范范畴与法律运行(实践)范畴。国际经济法学的范畴可以分为国际经济法的方法论范畴、价值论范畴。虽然也应当有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范畴,但是这两者与国际关系、国际法整体的理解连接在一起,一般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归入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领域。在“类别”的意义上,如果不再继续划分各个子部门、子学科,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可以初步拟定这样一个框架:

(一)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范畴

法律的存在和运作是整个法律部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以法制度范畴是国际经济法范畴体系的重要部分。“法律”是一个不断循环、不断促进、不断发展的系统。在这一范畴之中,我们既要观察纸面的、文本的国际经济法,也要包括行动中的国际经济法。前者是一种对静态的法的存在的研究,主要包含规范的组成(法渊源问题)、规范的结构、规范的位阶、规范的性质、规范的体系等。这种纸面上的法规范是这套系统中的逻辑起点,虽然它很可能并不是生成的起点。(12)后者意味着从法律规范的起草、协商/谈判、签署(如果是国际条约的话还包括批准或者加入)、生效、守法、执法、司法等一系列环节,需要预先有程序和机构上的安排,这些环节使得法律具有生成的理由、存在的基础、发展的可能。纸面上的国际经济法规范和运作中的国际经济法机制共同构成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整个“制度”。是实证角度的国际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

(二)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范畴

与国际经济法规范范畴相对应的是国际经济法的动态系统,也就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承托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范畴的是法规范。纸面的、文本的国际经济法规范只有注入活生生的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才有意义,所以一般而言,人们对静态的国际经济法的认识是与国际经济法的动态研究紧密联系的。

从社会生活的实践角度看,整个国际经济法都是以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为前提条件和基础的,并且也为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提供规制、指引和调整方法。因此,国际经济法最主要的范畴就是法关系范畴。在关系范畴中还含有一系列的子范畴,主要包括国际经济法主体和客体、国际经济权力、权利和义务、国际经济法律事实等。

(三)国际经济法律价值范畴

国际经济法当然不会,也不应当是对现实的法规范的诠释,作为一种学科,作为一种“不存在共同屋顶”的法律系统,国际经济法内在地要求价值的确立和指引。当我们站在实在法之外,以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为视点和方法,对国际经济法是否达到了人们对国际经济法的期望进行分析时,国际经济法价值范畴就产生了。国际经济法价值是一种主观客观紧密联系的范畴,主要考察国际经济法是否实现公平、正义,是否保护了利益、维护了权利、实现了秩序等问题。研究者对国际经济法律现象进行对立的考察过程中,建立起国际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国际经济法价值范畴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作用往往不是实践操作领域的人员可以替代的。

四、“概念/观念”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范畴

根据前文的认识,国内学者为数不多的关于国际经济法范畴的论述实际上是在“概念”和“观念”的意义上理解范畴的。当将范畴理解为一个贯穿于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或基本观念时,车丕照教授、王彦志博士提出了很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观点,即把国家所具有的基本经济权利(权利)界定为国际经济法的核心范畴、基石范畴。

(一)国际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车氏理论”

笔者认为,在“概念”的意义上理解范畴,具有引领意义,同时也较为成熟的研究是车丕照教授的观点。车教授以综合国际经济法学说为依托,建立了一套国际经济法的基石范畴体系。这一套观点可以称为“关于国际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车氏理论”。而王彦志博士2009年的新作,可以理解为在论证方法、论证细节上的一些补充;虽然有些补充似乎缩小了“车氏理论”的范围。(13)所以,总体上,现有理论仍然是“车氏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大略如次(14):

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被归结为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主权三个基本概念。(1)交易权是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交易权主要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管理权是国家对国际经济交往活动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权利,以国家主权为基础是公法上的权利。其特征在于其由有关国家单方面确定内容,不受跨国交易的当事人的意志的影响。(3)国家经济主权包括一国对其全部财富的主权、自然资源的主权和经济活动的主权。国家之间基于主权而行使管理权能,并进行平等协商、谈判。

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主权这三个概念确定了国际经济法主体各自的地位,也反映着特定当事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交易权、管理权和国家主权三个概念反映出国际经济法体系之下各类主体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为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基础。

(二)对“车氏理论”的评价

笔者认为,“车氏理论”站在综合国际经济法学说和“权利本位学说”(15)的基础上,对于范畴进行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启蒙性的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国家的权利认识得较为全面和深入,体现出了深入的理论探究和广博的法学思维。但是,由于该观点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环节,更由于笔者在国际经济法体系上持“公法说”,因而不能完全接受“车氏理论”。具体原因包括:

首先,“车氏理论”是建立在综合国际经济法学说上的,而笔者倾向于以公法为内容的国际经济法学说,两者的基础有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其范畴体系的构建不会等同。比如,我们将国际经济交易行为、交易关系等平等主体的私法关系、私法行为视为是国际商法的内容,在国际经济法里不涉及交易的问题,所以对于交易权的考察与包括私法关系的分析框架,自然会有所不同。

其次,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将主权与管理权相提并论,在逻辑上似乎有进一步推敲之必要。因为国际法上的主权包括对外和对内两部分,管理权、管辖权实际上都是主权对内行使的具体体现。对外的主权与对内的主权内容当然不同,但似乎不能将前者称为主权而将后者称为管理权。笔者认为分别称为“国际经济事务参与权”和“国内经济事务管制权”似乎更符合实际,两者均属于经济主权的范围。

再次,国际经济法基本范畴仅局限于三方面的权利,这很显然是以“权利是法学的基石范畴”这一命题为前提而立论的。对这一前提,笔者并无异议,但是,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是否仅限于上述的几个方面权利,仍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事实上即使作为基石范畴进行探讨,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其他权力/权利存在的重要性。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上观察作为概念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的范畴,才不至于遗漏。

因此,我们试图在“车氏理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

(三)概念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范畴

1.国际经济法的“权利本位”理论。跨国经济权利/权力在国际经济法部门和国际经济法学科中具有核心作用。在国际经济法的体系中,同样秉承着人本主义的基本思路,考虑维护交易者的个人人权和规制者的集体人权,所以其同样是权利本位的。跨国经济活动的调控与规制过程中的权利,必然构成国际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由于国际经济法在很多时候涉及规制者与交易者、规制者与规制者、规制者与协调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权利与权力共存,共同构成国际经济法的基石。权利/权力和义务构成规范的基本因素,是我们认识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评价国际经济法律发展的基点。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的其他因素、法律实践的各个环节、研究和学科的各个方面,就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展开,特别是权利/权力和义务的配置与均衡,成为评价和指引国际经济秩序的关键尺度,成为规划国际经济法发展与进步的理论核心(国际经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核心地位如上图所示)。据此,国际经济法的范畴可以确立为以国家对涉外经济的调控和规制为中心的“权利-义务”体系。

2.国际经济法“权利本位”的具体内容。在国际经济法的框架之下,主要的关系是国家/政府与交易者之间的调控与管理的关系。所以在以权利为轴心的体系中,我们应当分析这种相互关系中有关主体的权力/权利及相应的义务,因而,有必要在管理和调控的视角下,考虑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及所承担的义务,国家在调控相关交易的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力及所承担的义务,国家之间在通过“国际社会契约”构建共同的调控及规制体制的过程中及其后相互承担的义务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权利。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得到下表所分析的基本权利/权力体系:

我们对上表中的这一体系进行归纳,可以看出,国际经济法中的核心权利/权力可以分为三类:

(1)交易权。交易主体(多数为私人,偶亦包含国家、国际组织,但后两者涉及一些特殊问题)服从法律,按照国家所设定的规范和条件进行交易的权利。交易自身的权利义务(即横向的交易行为中的权利义务)属于国际商法的范围,而不属于国际经济法;但是当事人是否具有交易资格,具有何种交易资格的基本权能是公法性的,属于国际经济法。由交易权衍生出来的救济权/求偿权,即私人可以在国家的层面针对国家/国家的调控、规制措施进行求偿;(16)也可以在有管辖权的国际组织的层面对于这些措施进行求偿(17)。

(2)经济主权。国家所具有的经济主权是国际经济法上的主要权利/权力的核心。一般来说,国际法上的国际主权分为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在国际经济法上每一种权能也都有各自的表现。

(3)统筹权。在这里,统筹权指的是国际(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约束国家、统一安排跨国经济措施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次生权力(secondary power),在很多时候是补充性权利(subsidiary power)。它来自于各国通过条约的明示授权,(18)或者,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来自于实践中形成的习惯法(19)。国际组织所拥有的这种权力,不仅可以体现为约束国家、要求国家承担义务;赋予国家对于其他缔约国的一定权利,也会表现为赋予私人以一定的权利。欧盟法律之中通过“四大自由”的规定,允许个人直接到欧洲法院针对国家提起诉讼,就是这样的情况(20)。

如上所述,在各种权利/权力与义务中,国家的经济调控权能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具体而言,国家从调控和规制的角度确立私人的交易资格、交易方式与范围;国家的管理与调控权力构成了国际经济法律行为、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指南和框架;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实现了权力互享,同时也承担了义务,国家之间通过国际社会契约让渡一部分规制权能给国际组织机构,使得国际经济交往能够更为便利和透明,也使得私人寻求救济的途径可能更加丰富。

五、结论

由前所述可以看出,对于范畴概念的不同理解,可以导致我们对国际经济法的范畴做出不同的归纳。国际经济法学是以国家对跨国经济活动的调控和规制为主体内容的法律部门,是以调控和规制关系为基本对象的法律体系;进而,国际经济法的核心概念、基础概念(如果我们称之为范畴)即应当是国家的调控与规制的权能。

注释:

①参见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第四章、第九章,参见(美)S•E.斯通普夫、J•菲泽著:《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匡宏、邓晓芒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8页,(挪)G•希尔贝克,N•伊耶著:《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②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category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3卷,第523页。

③主要的问题在于,构成范畴的是一个个词汇(如结构、质、实体、因果关系),而原理应当是一个命题。(德)施太格缪勒著:《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9页。

④陈安教授主编的数本国际经济法教材中,都用到了“范畴”一词,但是,这些语境下的“范畴”都是“范围”的意思。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007年版,第2页。

⑤现在语言学经历了一个“范畴化”的过程,限定范畴、数量范畴、体范畴等对于认知语言、分析语言具有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编纂的《新牛津英语词典》就采用了范畴理论排列单词的词义。

⑥参见童之伟著:《论法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载于《法学》1999年第6期;陈金钊著:《论法学的核心范畴》,载于《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范进学著:《法学核心范畴关系论——一种比较法的分析》,载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⑦参见罗豪才、甘雯著:《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杜群著:《我国环境与资源法范畴若干问题再探讨》,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李昌麒、胡光志著:《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范畴的法理分析》,载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程信和著:《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论纲》,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王成著:《侵权法的基本范畴》,载于《法学家》2009年第4期;鲁篱著:《经济法的基本范畴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⑧就笔者所见,西方的国际经济法著作和论文,没有一部/篇认真考虑过范畴这个概念。See, e.g., Asif H. Qureshi and Andreas Ziegl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nd ed. (Sweet & Maxwell, 2007); Andreas F. Lowen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 various articles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⑨例如,1980年的《牛津法律指南》(Oxford Compan-ion to Law)中有很多基本的术语,而2008年的《新牛津法律指南》(New Oxford Companion to Law)则删掉了很多基本法律概念,更强调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⑩有学者反思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认为其缺陷就在于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而只有实用的技术。

(11)在一个阶段,斯宾诺莎对于哲学的研究就试图采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范畴,并撰写了著作。

(12)现代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法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之间的逻辑推演,而应当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明确具体的法律运行过程。

(13)例如,将车丕照教授总结的“交易权”变换为“经济财产权利”,虽然意在减少“国际经济法”学科的“综合性”,但是这种思路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不如“交易权”说得更为内涵丰富。

(14)对于下面援引理论的详细阐述,参见车丕照著:《试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车丕照著:《国家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车丕照著:《国际经济法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2页。

(15)将权利看做法的基石范畴的观点,在中国法理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较早的著述见于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8页;该书的扩充修订版:《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366页。

(16)这方面最有名的原则就是“用尽当地救济”。

(17)当前在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欧盟的法院(ECJ)和解决一国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的中心(ICSID)。

(18)例如,欧盟的基础条约赋予欧盟相关机构的权力;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条约赋予世界贸易组织机构的权力。

(19)例如,欧盟法院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权能,在被各国接受之后才有明确的规范。

(20)值得说明的是,很多学者认为欧盟不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一个自成一类(sui genesis)的体制。笔者认为,在欧盟没有成为“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之前,欧盟必然是国际组织。

[参考文献]

[1] 车丕照,刘世元,韦经建.关于国际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J]. 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5,(2).[2] 王彦志. 再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石范畴——一个跨国经济(公)法的视角[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9,(5).[3] 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Z].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4] 辞海(缩印本)[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5] 辞源(修订本,缩印本) [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美)S•E.斯通普夫,J•菲泽.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M].匡宏,邓晓芒,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7]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8] (德)施太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上卷)[M].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10]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A]. 列宁全集(第3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11] 马全民等. 哲学名词解释(上册)[Z].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2](英)丹尼斯•劳埃德. 法理学[M].许章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13] 张文显. 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14] 张文显. 论法学范畴体系[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4).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何志鹏

国际经济法学科界定论文 篇2：

涉外经济法何处去

［摘 要］ 关于涉外经济法的定位，归纳起来，学界有六种理论，即独立独门说、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和民法组成部分说。本文首先介绍该六种理论的基本观点，而后对其中的五种观点一一展开质疑，最后提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国际经济法，并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关键词］ 涉外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调节

［

关于“涉外经济法”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在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林林总总的学说造成了法律体系的混乱，不仅在理论上不利于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在实践中也为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预设了障碍。因此，如何科学地判定涉外经济法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涉外经济法的定位：纠缠于多种学说之间

（一）走不出的泥沼——现有的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因其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而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该书序言中即表明：“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

2.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综观国内的经济法学著作，一般都把涉外经济法视为国内经济法的调整领域之一。例如，徐杰的《经济法概论》，肖平的《中国经济法》。此外，有些涉外经济法学专著，虽然强调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特定性，但也同样坚持“涉外经济法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例如，焦志勇的《涉外经济法概论》。

3.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认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国内法渊源。例如，姚梅镇编写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3］。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专论》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各国的涉外经济法等。”［4］72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学者通常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例如，李双元的《国际私法学》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是广义的，其中就包括涉外公司关系［5］。韩德培的《国际私法新论》将国际私法的范围界定为：“国际私法……还包括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综观该书的内容，“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6］。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有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在这个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同时，在国际商法的渊源一节里，该书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并在其后的内容中进行了广泛的阐析。

6.民法组成部分说。国内有些民法著作在体例上包含了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王作堂的《民法教程》明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定性为民事立法［8］。

（二）我的质疑——进路的展开

1.涉外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目前，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立法模式，即“内外统一”和“内外分流”。显然，在第一种模式下，涉外经济法没有“独立”的前提。而在第二种模式中，尽管涉外经济法与纯粹调整本国境内经济关系的国内经济法相比贴上了“跨国”的标签，但其仍不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以我国为例，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与国内法律制度相分离，其中以“三资企业法”最为典型。但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制不健全，公司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产生的。自加入WTO以来，从对外资立法“废、改、立”的步伐中可以预见，我国涉外经济法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的融合势所必然。并且，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未将涉外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独立部门说”是不合适的。

2.涉外经济法不是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首先，从一国的角度看，虽然涉外经济法具有某些国内经济法的属性，但从全球角度观察，它无疑已构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法律规范均在调整不同范围的国际经济关系。关于涉外经济法归属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理由，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其次，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将抛弃“内外分流”的立法模式，“内外统一”是大势所趋，并将此作为由国内经济法来涵盖涉外经济法的论据。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内外统一”的立法模式是趋势，但它只是一种过程，并非一种结果。尽管可以预见，统一调整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将慢慢占国内经济法律的主导地位，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各国利益相异，“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从理念到实践都不会消失”［9］。

3.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国际上的通说认为，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属于实体法。如果随意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而忽视国际通行的观点，并把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

4.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涉外经济法是指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①[注：① 关于“经济法”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中外法学界众说纷纭，本文采用比较主流的观点，即仅指包含用以调整社会非平等主体之间各种“纵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即经济法的狭义说。]。涉外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在一般经济交往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涉外经济法与国际商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5.涉外经济法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本文采用经济法的“狭义说” ，故可从前文的论述中推出，用民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就如同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一样，是不恰当的。退一步讲，即使站在经济法“广义说”的立场上，将我国涉外经济法的规范类型分为两类：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范畴，问题是后者去向何处？笔者认为，也不应视为民法的组成部分。理由是，虽然民法和商法的分界在理论上并无定论，但我国民法强调私权，崇尚意思自治，而商法却带有公益的色彩，这一点与传统大陆法系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是不同的。就涉外经济法而言，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因此，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角度来看，将民法作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不合适的。

二、涉外经济法的归宿：国际经济法

事实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不可能涵盖事物的全貌，总有处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边缘地带”，因而可能出现“亦此亦彼”而非“非此即彼”的情况［10］。因此，我们在探讨法的本质时，应重点抓住核心性、必然性的因素，并对边缘性、偶然性的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保持适当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要义所在。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在于它所调整的涉外经济关系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一）法学角度的分析

从法理上看，这种观点体现了逻辑与实用相互兼顾的理念。有学者认为，一个跨国法律现象必然会涉及到众多法律部门，但如果把一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部门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这是荒谬的，国际经济法应该把别人调整的东西还给别人［11］。

笔者认为，尽管这种观点坚持了一个法律部门只能以一类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然而“部门法划分的科学性在于善于区别必要的交错和不应有的重复以至混乱，善于使逻辑和实用相互兼顾”［12］。国际经济法的“广义说”②［注：② 陈安教授在《论国际经济法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一文中对“广义说”所作的经典表述是：“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以及各国的民商法、经济法等。其所以称为‘边缘性’，在于它只分别涉及上述各种有关门类法律规范的部分内容，而不囊括这些有关门类法律规范的全部内容，它只是上述各种法律规范的部分内容的综合，而不是这些法律规范全部内容的总和。］之所以包含了涉外经济法，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理念出发的。它没有拘泥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进路，并未把“法律调整什么”作为唯一的大前提，而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进路，以“问题是什么”为逻辑起点。虽然关于这种研究进路的法律移植是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兼容还没有定论，或者说多大程度的移植才最符合我国国情尚需探讨，但从方法论上看，它是面向实际，有所创新和可资借鉴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不必墨守成规地一味强调法律体系严密的逻辑性，而是要在逻辑和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具体而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这并非法学家的臆断，而是由社会关系复杂化、多样化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从实用的角度看，首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任性地为所欲为，而是在一种“共进”的理念指引下，彼此合作。因此，如果只对这个“复合体”中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就不能解决国际社会对其相互协调时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如果只研究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协调的根本内容。如果将这两种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不仅否认了国际经济法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也不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其次，国际经济法作为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的法律，其主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目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等一系列领域所形成的规则已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而不再是“地域性的主权的涉外规则”［13］。换言之，涉外经济立法的视野应更多关注国际层面的协调才能迎接现实的挑战。

从逻辑的角度看，即使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但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这多种社会关系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调整这一“复合体”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由于这一调整对象的内在联系而集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群［14］20。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法学部门划分的理论逻辑也并不矛盾。

正如潘抱存教授所说：“国际经济法综合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发展成为区别于传统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发展部门，是完全符合系统科学最优化原则的。”①[注：① 参见《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年，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有害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涉外经济法视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则混淆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界限，肯定了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正确性，是有害的。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合理权威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凌驾地位得到扩张。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时刻警惕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不正当的限制是正确的，然而，是不是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就一定会加深这种忧虑，或者说是不是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法这种忧虑就不存在了呢？笔者认为，不尽如此。

一方面，承认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不会加深这种忧虑。顾名思义，国际经济活动具有跨国性的特点，任何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活动，诸如贸易、投资、信贷、运输、保险，技术转让等等，总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发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这正是各主权国家通过涉外经济法所调整和制约的领域。从宏观上看，一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是具备合理性的。同时，这也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经济主权的侵犯。因为，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领域管辖权”（即“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准则，各国对于部分或大部分在本国境内开展的国际（涉外）经济交往活动，理所当然地享有充分的依法予以管辖的权利。并且，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 supremacy）准则，各国的国内法在管辖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交往活动、调整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关系方面，应当优先适用［4］77。

另一方面，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经济法也不能消除忧虑的存在。国际法规范在我国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适用，一般仅在民商事领域，更多的法律规范是通过转化成国内法而间接适用的。涉外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间接适用的载体。从最初的自由市场，过渡到社会市场，再发展成现在的国际市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单独地进行体外循环。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在尽力协调着各国的涉外经济法，尽量求大同存小异；从各主权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活动，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在外源型和内发型的这两种力量交互影响中，各国共同缔结了大量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而在目前来看，这些条约的制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了履行在这些条约中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就必然要修改自己的涉外经济法。也就是说，虽然涉外经济法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国内法，但在制定、修改，废除这类法律规范的时候，国内立法机关的意志间接地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说只要坚持涉外经济法是国内法，就能拥有绝对的经济主权，可以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见，国家经济主权是否受到不当限制，问题并不在于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还是国内的范畴。我们对国家经济主权时刻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这与涉外经济法的归属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事实上，即使将“性质各异的法律规范综合在一起称为国际经济法，也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各自原来的属性。”［14］87

（二）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从国际调节的理论来看②[注：国际调节是国际市场（国际经济关系）的一种调节机制或调节活动，它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通过协商或签订国际条约，或以国家组织的决定等形式，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消除妨碍资源全球化配置与生产力发展的藩篱，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及其法律文件,便可视为这种国际调节机构和国际调节立法之典型。]，倘若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那么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将失去起点和终点。众所周知，在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市场之前，各国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健运行是由“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配合、相互作用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通讯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否则，国际市场将是无序的，不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存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它们仍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凭这两者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国际化的需要，于是“国际调节”机制应运而生，与前两种机制在良性的互动中，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调节机制体系格局。考察当前以WTO及其规则体系为首的各种国际经济调节组织和规范，不难发现，其重点均主要放在对各国涉外经济法的规制上，即推进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消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此，可作如下归纳：“国际调节”所针对的是“国家调节”，“国际调节”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15］。而“国际调节”主要依赖的是国际经济法，“国家调节”则是通过一国涉外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的。缘此，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协调各国涉外经济法之目的，终于其所包含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等国际法规范在相关国家涉外经济立法中得到回应之时，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如将涉外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割裂开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③[注：需要说明的是，漆多俊教授从国际调节的新视角对国际经济法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即：“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在国际经济调节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调节主体同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单地说，它是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该定义中似乎可以推出，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并不包含各国的涉外经济管制关系。但笔者认为，同样从国际调节的理论出发，在宏观的层面上，国家调节是国际调节的起点和归宿，因此，不应将两者分离，将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更为妥当。]。

把一国的涉外经济法和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一道纳入国际经济法，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16］。因为，涉外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从属地原则来看，它是国内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但从各国涉外市场是国际化市场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涉外经济关系又和国际经济法紧密相关。基于这种双重性，涉外经济法究竟应该归向何处才更有前途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突破法律给经济交往带来的束缚。于是，私法的趋同化和统一化现象日渐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ATT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促使成员国的有关国内经济立法与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协调一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私法统一化和公法协调化的进程。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触及的领域日趋宽泛，所形成的协调一致的国际规则日益增多，从而在很多领域中，使各国从理念到规则都走上了逐步统一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将一国的涉外经济法放在“国际”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是更科学合理的。任何看不到这个大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定都是欠妥当的。

三、结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涉外经济法应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这是由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所决定的。这样的结论虽对传统的法学理论有所突破，但只要在部门法划分的逻辑性和实用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那么它就是合理的。这种结论也不会由于改变了传统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绝对界限，而必然促使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因为即使是国内法，也必须考虑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对本国经济主权作出一定的自我限制。同时，以国际调节理论为基础，将国家调节视为国际调节的起点和终点，也能推导出此结论。最后，历史也告诉我们，全球化是势不可挡的趋势，涉外经济法更应放在“国际”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当然，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对涉外经济法的边缘性、偶然性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也要保持必要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林毓辉.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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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作堂.民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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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沈宗灵.再论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J］.中国法学,1994,(1):15.

［13］ 何志鹏.全球化经济的法律调控［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8.

［14］ 张晓东.国际经济法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0.

［15］ 漆多俊.WTO：市场国际化与国际调节发展新阶段——兼论入世对中国国家调节和经济法的影响［J］.中南大学学报,2003,(4):450.

［16］ 余劲松.国际经济法专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6.

作者：刘　雯

国际经济法学科界定论文 篇3：

国际经济法互动式教学方法的创新规划

[摘 要]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只有创新规划并科学配置讨论、辩论、模拟、案例分析、法律诊所等多层次的教学方法，并使之形成合力，国际经济法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才能在动态的教与学的博弈过程中求得平衡，收到实效。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教学方法；互动；博弈

[文献标识码]A

在知识爆炸和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必然要求以“创造”(ere—ation)、“创新”(innovation)和“创业”(enterprise)的全新理念去培养法律人才，在中国加入WTO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对于培养国际型、复合型法律专业人才，迎接法律全球化的国际挑战显得尤为必要^[1]。具有“三创”理念法律人才的培养必然要求对传统的“填鸭式”或“灌输式”教学模式和机械单一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系统规划并科学配置国际经济法多层次互动式教学方法无疑是这项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案例教学法的设计与运用

案例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教授于1870年最先引入法学教育系统中，它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理解法律的教学方法，强调实践性和法律知识能力、职业思维能力和驾驭法律信息资源能力等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国际经济法课程运用案例教学法时，必须注意三个问题：

首先，要对案例内容进行科学设计与合理运用。应当明确，并非任何案例都可以在教学中使用，必须是有“教学价值”的案例，即能够升华理论、说明法律问题、容易造成错误理解和判断的案例。例如，学习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法时，选用WTO争端解决机构已经裁决的案例只能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的教学是适用的，对于非国家之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贸易争端则不适用。

其次，要科学规划案例教学的时间分配。运用案例教学法和讲授教学法的时间必须合理分配，案例教学法应在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分析能力时运用，可以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内容之后运用，而不是在这部分内容的开始或者中间进行，使其起到总结、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要防止过多地、频繁地在教学中使用案例，而造成概念不清晰、基本原理界定不准确的后果。例如，贸易争端双方有仲裁协议时，仲裁具有排除诉讼的功能，如果这个原理不通过讲解的方法让学生搞懂，遇到实际案例时学生就有可能产生迷惑。

最后，国际经济法案例教学法的目标设计。必须将案例教学的过程设计成升华理论、说明法律问题、切实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过程。应当明确，案例教学法与在课堂教学中所采用的举例说明，虽然都引用了相关案例，两者却有很大的区别，案例教学法更具有目的性、针对性和科学性。更为主要的是，国际经济法案例教学应突出多重或多视角的理论分析，不应当强调一律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要重视反对意见，不仅要注意由学生概括主要的争诉点，以培养学生发现法律问题的能力，而且要重视由不同的学生分另就每一个争诉点发表意见和相互评论，必要时可点名让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回答问题，当所有的争诉点都经过了充分的讨论以后，教师要进行高水平的总结，提示有关法规则的适用和问题背后的法律原理。例如WTO裁决的“欧盟荷尔蒙牛肉案”中的“风险”问题就有“风险的概念”、“风险评估”、“风险预警”等多个争诉点，只有在实际案件中对这些争诉点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总结，才能对WTO相关规则以及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二、冲突辩论式教学法的设计与运用

冲突辩论式教学法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就某一单元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有意识地组织学生把各自的理解表述出来，由于学生知识、经验、智力特点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其各自的理解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然后引导学生对冲突部分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教学方法。

首先，冲突辩论式教学法的运用必须能够有效引发冲突。如果学生的思路不开阔，仅仅依靠学生知识、经验、智力特点产生的冲突很有可能只是浅层次的冲突，因此，教师必须充当冲突的“导火索”，教师不仅要事先根据教学内容收集整理一些资料发给学生，而且，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精炼出一些有争议的或假设性的问题以促使冲突进一步升级。例如，国际贸易支付的方式，当事人在具体的国际贸易中究竟是采用汇付、托收、信用证、国际保理、福费廷等之中的哪一个，就必须对每一种贸易支付的历史背景、功能、费用、效力、效率、安全性等各个方面展开对比分析，冲突自然会产生。

其次，冲突辩论式教学法的运用必须对冲突进行深入有效的辩论。教师必须要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必要时教师可以参加辩论，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互动，以促使辩论的进一步深人。应当注意的是，衡量辩论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能否在辩论中“立新”，由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提问、辩论交错进行，在互相的交锋与碰撞中能否闪烁出智慧与理性的火花。教师应当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引导者”的角色，应该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要特别注意在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大胆论证的同时“立新”，有时某个结论的形成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于辩论的过程。例如，上述国际贸易支付的方式中的福费廷方式适用于大宗贸易、效率好、经济且具有融资功能，但安全性对不同当事方存在差异，对开展此项业务的金融机构有不同的要求，在具体的国际贸易中究竟是否选用，不对具体贸易状况、相关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贸易支付方式本身的国际使用程度、风险后的救济等多个层面展开辩论与权衡，是很难贸然作出用或不用的决断的。

最后，冲突辩论式教学法设计和运用的落脚点和教学目标必须定位在知识的升华和能力的提高上。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讲，引发冲突时能够不断提出新问题和辩论时的立新创异都是我们的教学目的，但相对于通过辩论澄清模糊认识，使零星的、散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条理性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实现知识的升华，以及提高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而言，这又是手段层次的東西。要防止冲突辩论式教学法设计和运用变成为了冲突而提出问题，为了辩论而设计问题，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显然是背离冲突辩论式教学法设计和运用的目标的，其危害绝不可以小视。例如，在国际贸易支付方式的教学中，采用冲突辩论式教学法不是要让各种贸易支付方式“华山论剑”，而是要通过冲突辩论使学生能够针对具体国际贸易以及各种客观情况游刃有余地选择使用何种贸易支付方式。所以，教师科学地指导讨论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在自由讨论、激烈争辩的氛围中求得共识，获得新知，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的能力，而这些能力都是法学专业的学

生在其学习和未来工作中非常需要的^[2]。

三、模拟教学法的设计与运用

模拟教学法是指根据启发式教学的原理，通过观摩和模拟过程，使学生通过情景学习，进行主动探索、主动发现，从而获得体验，将知识有效地内化的教学方法。应当明确，并非所有的国际经济法学教学内容都可以进行模拟教学，它一般适用于带有诉讼性内容的部分，对于纯理论性或实务的教学内容通常不宜采用模拟教学法。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商事仲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等内容比较适宜采用模拟教学法。因此，采用模拟教学法的第一步是观摩。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场观摩国际商事仲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和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长时间性，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像观摩国内法庭对案件裁判那样方便，因此，观摩只能使用相关光盘资料片或者由几位教师事先浓缩模拟国际商事仲裁、国际贸易争端某一已经裁决的案件以便学生观摩。另外，由于模拟教学是学生投入精力、时间很大的教學活动，所以，不宜在一门课中多次进行，一到二次足矣。

当然，也并不是说非诉讼性内容的教学完全不可以采用模拟教学法，也有例外情况，例如，对于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贸易法的教学就可以组织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模拟。因为，传统的国际货物买卖涉及贸易合同的订立、安排运输、安排货物保险、进行信用证结算、国家贸易管制、海关通关等环节。通过模拟活动一方面让学生了解贸易流转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让学生实际运用所学到的法律解决可能出现的纠纷，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在创新互动教学方法时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而应当充分发挥传统讲授教学法以及上述案例教学法、冲突辩论教学法和模拟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各自的优势，来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四、诊所式(clinical program)教学法的设计与运用

现代的诊所教学是把古老的学徒式教育首尾倒置，诊所式课程和其他实践型课程的出现是对从朗代尔以来的局限于教室内和理论体系内的传统法学教育反思和批判的产物，因而对于法学教育的改革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诊所式教学实行开放式课堂教学，采用大脑风暴、角色捞演、模拟审判、发现式游戏以及小组活动等方法，对法律职业的基本技能进行训练。

例如，在进行国际经济法中保障措施的教学时，就可以选择欧美对华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作为专题，首先采用大脑风暴的办法，使学生在WTO《纺织品和服装协定》于2005年1月1日失效后，结合《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6条规定的特别保障措施、《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第242段有关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的规定以及欧美将这些国际条约所转化成的国内法律对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的前置程序、提起的条件、限制程度及其影响等方面畅所欲言，然后根据需要将学生分成中国政府、中国厂商、欧美厂商、欧美政府、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等几个小组进行角色扮演，在小组活动和小组对抗中可以进行模拟磋商、模拟诉讼以及模拟审判，在这个教学过程中老师仅仅是一个“辅导员”，是一个评判者，通过学生的小组式主动实践以及进行法律问题项目的独立研究，使教学过程变成真正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的教学过程，从而使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科学研究的能力、从事实际工作的实践能力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总而言之，“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教师在创新和落实教学方法时，必须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特点和学生的实际，遵循法律专业教学的规律，根据选定的教学方法的内在联系，将传统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冲突辩论式教学法、模拟教学法、法律诊所教学法进行有机优化组合和科学合理配置，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学方法的综合效应，切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出真正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级专门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1]黄进．关于国际私法教学的几点思考[J]．武汉大学国际法杂志，2004，(1)．

[2]赵相林．对法学本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02，(7)．

[责任编辑：青 竹]

作者：朱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