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待遇进城民工就业论文

【摘要】金融危机后,大批农民工返乡待业,在再就业过程中遭遇就业身份、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和就业保障等方面的尊严缺失与歧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追求的“民主、正义、效率”价值理念背道而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公平待遇进城民工就业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平待遇进城民工就业论文 篇1：

但愿民工子女上学不再是难题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早已引起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视。已经免掉了借读费，农民工能否承担起孩子上学的其他费用呢？

孩子进幼儿园难倒爹

取消借读费，是进城民工的一大福音。然而，当农民工把孩子送往学校时，却发现事情仍没有这样简单。

农民工子女从小受教育就难 。在十里河从事建筑行业的杨先生和张女士，到北京务工已有10年了。没想到四岁女儿小雪进幼儿园的事情，却让他们一筹莫展。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先生满脸愁容，向记者诉说了经过。

孩子三岁，杨先生便将她送往十里河一家民工子女幼儿园。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杨先生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此，2006年11月他特意抽出两天时间，准备上门询问附近的三家公办幼儿园。结果却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第一家幼儿园的负责老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向他介绍了费用问题：现在孩子转园，属于插班生，还需一年半多的时间才能入小学，杨先生需要一次性支付6000元的赞助费和500元的生活日用品费，另外每月交450元的托儿费。杨先生掐指一算，从现在到离开幼儿园，需要15000元的费用。负责老师告诉杨先生，只要交上钱，孩子体检后就可以来了。

杨先生接着去了第二家幼儿园，这次连幼儿园的大门都没能进去。负责看门的大爷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让他在10天之后打电话询问。10天后，他如期打了电话，结果更让他吃惊，“每年交5000元残疾人赞助费，每个月450元托儿费，想来就带孩子来面试吧”。

原本打算将三家幼儿园进行比较的杨先生，放弃了去第三家幼儿园咨询的念头。第二天，他再次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民工幼儿园。

张女士说：“一听说要那么多的赞助费，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回家几天都没心思做别的事情，看到孩子就心酸。”杨先生更是感触颇多:“真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别的孩子高高兴兴的去自己想去的幼儿园，看着女儿眼巴巴等着的眼神，心里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我这个爹当的真是失败。”

民工子女幼儿园条件差

记者趁杨先生下午接孩子的机会，顺便走访了小雪所在的幼儿园。

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式建筑，打开大门直接进入。一个旋转车加上几个“不倒翁”，就是孩子们全部的游乐器材。全园一共两个教室。一个给了大班的孩子，一个由小班和中班的孩子共用。讲台上两块黑板中间，是一台电视。教室门口整齐地摆着四个塑料小桶，小雪说这是她们的厕所。

天冷的时候，尽管开着自己安装的暖气，老师们还是不得不把孩子们聚到一个屋子里取暖。前来接孩子的万女士说，“条件是差了点，但是我还是很感激这些老师。要不是她们，孩子说不定连课桌都摸不到呢”。

斗斗是全园身体素质较差的一个孩子，一个月下来要感冒发烧几次。“教师空气流通不畅，别的孩子一感冒，斗斗就逃不过被传染”，斗斗妈妈无奈地告诉记者，“可我们还是坚持把孩子送来。公办幼儿园没钱去，这里只要每个月200元，孩子能认几个字总比待在家里好。”

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一个是图便宜，另一个是图方便。孩子进民工子女幼儿园，没有条件限制，费用又低，即使流动性很强的孩子，也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虽然条件差，家长也是感激胜过不满。

公办学校门槛高

孩子长大了进民工学校也是迫不得已；想进公办学校，可望而不可及。

诚然，有条件的家长每年交上几千块钱，孩子还能进公办学校。可有钱的农民工家长，又有几成？取消了借读费，学校还有新的办法：赞助费。

放眼望去，赞助费明目繁多，残疾人赞助基金、失学儿童赞助金等等，应有尽有。学校对赞助费的收取没有明文规定，收多少，全靠负责人说了算。

家长想要张收据发票之类的，成了奢望。跟随父母来北京的史欣，在十八里店乡的一家公办小学就读。“当时送孩子的时候，校长说要6000元的赞助费。我们欣欣自小爱跳舞，在校长面前跳了一段，校长就把赞助费给减半了。”就这样，欣欣进了一家“正宗”的学校。

有钱的上公办，没钱的进民工学校。孩子没能送进公办学校，王先生总是觉得很苦恼，“楼房还是我给盖的，可装修完了，坐在里边上课的都是别人的孩子，我的孩子想来，人家要钱太多了，我们上不起。”

让家长更苦恼的，是有钱也没学上！目前受到重视的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仅仅局限于幼儿园和小学、初中阶段。而且，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闯关难度一级高过一级。到了高中，更是难于上青天了。只有极个别的孩子，能够靠父母的血汗钱或者人际关系跟随在父母身边读高中。没钱没关系的孩子只能留在老家读书。就算费尽千辛万苦在城里读完高中，孩子依然面临着最大的难题：城市里没有民工子女高考的桌子！要想参加高考，孩子还是要返回老家。

上学难题几时休

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倍受关注已有多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宏观政策几经曲折，到了民工这里，带来变化微乎其微。

先是没学上。后来，发展起千千万万的民工学校，虽然条件艰苦，但“有”毕竟胜于“无”，孩子们总算有个可以安放课桌的地方了。再后来，民工学校的简陋，让政府和教育界人士大为震惊。想拆掉民工学校，就得放开公办学校的校门。

公办学校的大门，能够随时向所有的孩子敞开吗？那么高的门槛，民工子弟迈得进去吗？靠借读费在公办学校就读，靠的是钱，没钱只能继续呆在简陋的民工学校。借读费被曝光了，却又来了赞助费。不同的外衣，却有着同样的本质，要钱！

杨先生领着小雪从两家公办幼儿园回来的时候，小雪突然问杨先生：“爸爸，新幼儿园的老师不要我吗？”这话从一个只有四岁的孩子嘴里出来，让杨先生的心里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本来农村里第一个是女孩的家庭，可以生二胎，可只有一个小雪我都养不好，我拿什么去面对两个孩子啊？”“上个幼儿园就得上万，以后可怎么办啊？国家说不用交赞助费了，可跑到哪里也没有不要啊，几个老乡的孩子都是拿了赞助费才把孩子送进去的”。

每个政策出台，都会给民工和他们的孩子带来喜悦，可操作起来却往往大相径庭。农民工在等待中麻木了。说起新政策，农民工变得无动于衷。“有什么用啊，说是一回事，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孩子上学还是那么难，我认识那么多老乡，就没见着谁和电视上说的一样，都是忙活一阵继续把孩子送进民工学校。”

不是天天呼喊教育平等吗？民工的孩子想上学怎么就那么难？而且，困难了那么久，怎么还是没能让孩子们顺利入学？

教育应不分贫富

夜以继日的忙碌在城市的父母，从事着城里人不屑的行业，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到头来，城里的学校却把他们的孩子排斥在外了。说起这个，起早贪黑卖早点的何胜利夫妇伤心不已：“我们每天四点起床，已经有将近10年了。就连下雪天我们都不耽误，就怕有人上班吃不上早饭。可是我们把孩子送去上学的时候，就没人同情我们，我们想送孩子去好点的学校，可好的学校都要很多钱。”

王季芬女士更是气氛不过：“我带孩子去公办学校，刚说明来意，老师就问：‘外地的是吧？’好像外地人就不应该出现在城里人的学校似的！”“外地的怎么了？我们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

一个生在农村的民工子女与一个生在大城市的孩子相比，物质条件本身就差一些。如果在受教育的起点上，民工子女再被剥夺一些权利，那么，他们的命运将会有很大的差异。有人用“朝野之别”来形容这种悬殊的差距，“在野党”的发展受到压制，还谈什么平等？

仔细想来，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跟着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成百上千万，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处理不好，农村人口的素质就难以提高。谁敢断言，民工的孩子比别的孩子笨？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说国家未来的建设不指望民工子女。

教育，是公共事业，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福利。我们的教育，是全民教育。宪法也赋予了每个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接受义务教育，既是孩子的义务，更是孩子的权利。城里的孩子也好，农村的孩子也罢，都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所不同的是，农民工孩子的求学路更艰难。民工子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随时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城里人在自己的家门口上学，当然是一帆风顺。

享受权利，不分贫穷与富贵。根据赞助费的缴纳情况来选择孩子，与其说是在选孩子，不如说是在选钱。钱，成了决定孩子上不上学、上什么样学的关键。这样，只能使富人受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富，穷人上不起学越来越穷。最终，富人顺利地享受教育的沐浴，穷人只能是望而却步。

能否取消“门槛”

民工子女想进梦寐以求的学校读书，除了趴在大门上看看之外，还能做什么？看着充满期盼的孩子，父母除了伤心，还能做什么？要真正做到教育平等，让民工子女同城里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去上学，谁有能力办得到？恐怕只有政府。

取消民工孩子上学的条条限制，已经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绩。但，门槛只要存在，就能绊住幼小的孩子。

北京市对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可以说是三令五申。不准收取借读费，不准收取赞助费，不能拒绝民工子弟，不准建立蓝天学校等等，路子在一步步扩大。2006年9月，北京市教委、市发改委等10个部门联合制定文件，决定对来京民工子女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以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

但是，民工在申请时须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向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然后，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对符合就读条件的，将开具“在京借读证明”。凭此证明，农民工才能去联系学校、

这么多的证明，让农民工更加为难了。出来打工为了赚点钱，跑回家去办那么多证明，不但路费贵，时间上也耽误不起。做生意的刘富贵说，“听人家说孩子可以去公办学校，一开始挺高兴的。把孩子送学校的时候才知道，需要这么多材料。说是不要额外收费，偷偷的都要。”

门槛比以前低了，可对于农民工来说，还是太高。有条件的孩子踏进了公办学校的大门，分享着优质的教育，可对大部分孩子来说，纸上规定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门槛取消了，农民工的孩子们才能顺利入学。

2004年，绍兴打出了“零门槛”的旗号，将所有学校都向民工子女开放，而且不再收取任何借读费或赞助费，还建立了专门的民工子女学校，实行“一费制”，让外来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有任何“门槛”。

绍兴的做法，是否行之有效姑且不论，提出取消“门槛”，却触及了问题的关键。

加快改革促平等

从事装修行业的成吉生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之所以能进入公办学校读书，是因为校长家的房子是他给免费装修的。别的老乡的孩子因为交不起钱，都留在了民工学校念书。

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表面上看是学校设置的门槛过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出自学校，而是出自制度。

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主要是按照“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执行，孩子主要在户口所在地就读。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由各级财政拨给。谁辖区的孩子谁来管，实际上形成了城乡分离的局面。

离开了户口所在地的孩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失去了受教育的空间。城市的教育系统没有接纳外地孩子的责任，农村的教育部门也无法照顾到进城的孩子。孩子进城后，财政拨给的教育经费依然不变，该给谁还是给谁。没有收到钱，城里接纳一个民工子弟就多一份负担。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跟随父母进城市的孩子越来越多，脱离本地教育的孩子已成千军万马。各界人士都在呼吁，民工子弟应该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应该和城市孩子一起分享受教育权。

学校没办法，只能收取“借读费”、“赞助费”，否则就只有眼睁睁的折本。想让学校真正向每一个孩子开放，却又不增加拨款，学校怎么承担？不准收“借读费”、“赞助费”，学校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变着花样地收。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一个县或市管哪些孩子，谁说了算？户口是一个人的身份，教育也凭户口划分，户口在哪里就归哪里负责。民工子女上学重重困难的最终来源，就是他们没有当地户口，不管交多少钱入学，最终都是没有学校编制的外来户。

进城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孩子上学由此多了重重困难，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脱离户口所在地，麻烦接二连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一个阶段入学时，孩子都面临着一道难关。城里孩子可以顺利转入更高一级的学校；而没有户口，民工子女，一次次被排斥在外。他们只能通过父母的血汗钱，再次寄宿在某个学校之中。

宏观政策不断出台，学校不断在改变，制度却没有根本改变。就算取消了层层障碍和限制，民工子女还是被排斥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想上学，自己去争取；自己不说，没人知道你需要不需要。

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不容小觑。光靠减少收费、放宽限制，不能治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户籍管理体制，消除城乡分割，促进协调发展，才能真正维护教育公平。

作者：知　鱼

公平待遇进城民工就业论文 篇2：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尊严保障与对策研究

【摘要】金融危机后,大批农民工返乡待业,在再就业过程中遭遇就业身份、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和就业保障等方面的尊严缺失与歧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追求的“民主、正义、效率”价值理念背道而驰。要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就业尊严和顺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就必须改革政府执政理念、改革户籍制度、构建反就业歧视法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和开展就业疏导。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尊严保障 服务型政府 对策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及改革与发展进入新时期的客观要求,提出的一项政府改革的战略任务。其目的是通过更新管理理念、调整组织结构、转变职能、引进先进管理方式等途径来实现我国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以期更好的为公众服务。农民工作为我国的特殊群体,历来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政府为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和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金融危机后,返乡农民工在就业、再就业过程中还是受到了各方面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也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在2010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政府施政理念和目标,农民工就业尊严保障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新时期要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要解决好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尊严保障问题。

1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尊严缺失的现状分析

1.1 再就业尊严缺失的主要表现

1)就业身份缺失

农民工非农非工的身份和他们的户籍、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等相关因素导致其就业身份被贬低化,就业尊严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在我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着两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是待遇好、收入高、劳动环境好、社会地位高的劳动力市场,人们称之为“初级劳动力市场”,它基本上是属于城市居民的;另一个是待遇差、收入低、劳动环境差、社会地位低的劳动力市场,称之为“次级劳动力市场”,它基本是属于农民工的[1]。这种城乡居民分开管理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制度或潜在行为,使返乡农民工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劳动资格。同时,由于社会对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工作态度、团队合作意识的担忧和偏见,对其身份的认可度更低。

2)就业机会缺失

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在寻求就业时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就业尊严歧视问题严重。主要有:一是就业信息供给的歧视,返乡农民工由于身居农村,信息不畅,无法及时准确的了解各种就业信息;二是在许多大城市采取“先城后乡”的就业政策,农民工获取就业岗位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三是在地域、性别等其他方面的就业歧视。

3)就业待遇缺失

指返乡农民工因身份、户籍等因素,在再就业过程中遭遇低工资或同工不同酬甚至拖欠、克扣工资等不公正对待。被迫接受低工资的工作是指由于返乡农民工缺乏组织性、迫于工作机会稀缺的压力,在选择职业时,其“最优策略”是找到工作,而非找到合适工作,还存在免签合同等现象。同工不同酬是指农民工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获得不同的薪酬,主要体现为不同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近年来,在政府的努力下有所改善,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据调查浏阳市农民工当中,60%以上的农民工月基本工资在1000到1500元之间,20%的农民工工资在1000元以下,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

4)就业保障缺失

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返乡农民工进城务工在失业救济、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保障。同时,在返乡农民工与企业主之间社会保障权益和项目都是缺位的,企业主出于自保和赚取最大收益,往往不愿与返乡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这也有悖于农民工权益保障。《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但据调查,87%以上的用人单位没有按此规定雇佣农民工, 只有34%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

1.2 再就业尊严缺失的影响

1)违反平等就业原则,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力上均应平等。”这是世界人权宣言最重要的理念。任何人的尊严及权力都应平等,不能因为他的身份、性别、种族而受到不同待遇。劳动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人不可剥夺,而就业权是其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它要求人们平等的享有就业权利。故返乡农民工就业尊严缺失现象与此项规定相背离,不利于我国和谐劳动环境的建立。

2)影响城乡统筹发展,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

农民工作为沟通城乡的桥梁,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载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在外务工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观念,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二是农民工进城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减轻了农村土地承载力过于重的压力,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农业的推广。三是农民工为农村工业化准备了初始条件,主要是为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提供了条件。返乡农民工就业尊严缺失、不利于农民工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影响城乡统筹发展。

3)影响社会公正和稳定,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歧视和尊严缺失导致其在经济、人格、人身安全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将进一步拉大我国城乡的发展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使二元社会问题进一步明显化和复杂化,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社会公正风气的建立。同时,它与服务型政府构建所强调的“以公民为本,追求公共利益“的政府工作宗旨相背离,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2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尊严缺失的原因分析

2.1 农民工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制度缺失与歧视问题较为严重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综观分析返乡农民工就业保障现状及原因,发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立法、执法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一是在立法方面,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不健全,覆盖面窄,内容较宏观化,在微观方面的深入不够,给各类侵权行为留下了空间;二是法律制定的滞后的问题,现有大部分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规和制度大多是事后制定,缺乏前瞻性。三是限制性就业制度的安排,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等在当今社会依然发挥着较大作用,制约了农民工就业和权益保障。四是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执法方面,相关部门存在执法不公、执行和监督不到位等问题,进而加大了践行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难度。

2.2 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

政治参与是宪法赋予给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普通公民、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及组织参加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实现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种政治行为[2]。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权利往往受到来自各方的限制:计划经济时代,根据有关法律公民只可以在户籍所在地参加相关政治活动;近些年来,虽然相关法律就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有所改进,如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还没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后,可以在现居地参加选举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手续办理的复杂性和农民工参政意识淡薄,他们往往是放弃自己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这样就造成农民工既没有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中间人”状态,政治参与权利丧失。同时,由于农民工自身定位错误、思想觉悟迟于社会进步的步伐、主人翁地位的缺失和剥夺等原因,致使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维权能力不强。

2.3 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思想观念较为落后

农民工培训由于缺乏相关政策支持或政策落实不到位,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偏低、劳动工种单一和维权意识淡薄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其就业状况的好坏。一是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和缺乏健全的技能培训,据调查浏阳市返乡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是初中和高中的占92%,大专以上才8%,参加过技能培训只有10%左右,在就业过程中被雇主认为是低水平的劳动者,只安排一些“脏、乱、杂、苦、累”的工作。二是农民工工种单一,主要在建筑、餐饮、家政服务等领域,职业转换率非常低。三是农民工思想保守,维权意识不高,在被曝光的各种侵权事件中,作为受害者的农民工却往往是保持沉默,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企业主的侵权行为。

3 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尊严保障的对策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与管制型政府相对的政府模式,是基于民主、正义和效率等运行价值及民主行政理论、治理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等行政理论,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贯彻服务职能的一种新型政府模式。所以,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尊严保障的政策选择与安排,应体现民主、正义和效率的价值取向,政府应在充分了解返乡农民工就业尊严保障现状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协调相关部门和组织,积极研究和制定相关对策。进行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尊严保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和工程,应当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在对策选择上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坚持“民主、正义、效率”的价值取向,转变政府执政理念和方式[3]。主要是通过学习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相关知识并结合我国实际,研究和部署建设责任政府、民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制政府的策略,从而转变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执政理念,为公众服务。具体来讲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在农民工参与政治活动和相关政策制定中应坚持民主精神,如政府部门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等活动,保证农民工参政议政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二是在促进农民工就业再就业时应坚持正义的价值取向,做到农民工政治身份平等、法律平等、社会平等、机会平等和矫正的平等;三是在维护和促进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过程中,政府相关财政支出应坚持效率和检简的价值取向,杜绝浪费。

2)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从根本上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制度保障问题,具体来讲应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缩减农村人口,使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要遵循市场运行的基本要求,利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原则来进行,要顺应我国改革发展的步伐,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同时还应坚持“政府公正”的原则,打破城乡分割的局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3)构建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和监督的力度。建立这方面的法规,一方面应加大相关法律建立健全的力度,如《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农民工就业促进法》等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应建立相应管理部门,如就业尊严保障委员会,由它们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对社会上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进行监督、管理和查处,以维护农民工的尊严。

4)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应以下四个方面努力:首先,促进农民工就业身份、就业机会、就业待遇等人格尊严不受歧视。其次是促进其经济收入保障,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县域经济的建设,向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其收入。三是确保农民土地安全,土地被视为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最后防线”,对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各级政府应加大土地保障工作的力度,严厉惩处各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资源的行为。四是确保公共服务保障,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好农村现有的“低保”制度、“五保户”制度、计划生育激励和养老保障制度、子女上学保障等。

5)健全政治参与途径,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一是城市政府和管理部门应当转变观念,实行积极的农民工管理政策,倾听农民工保障权益的呼声,适当创造其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提升参政议政能力;二是应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将广大返乡农民工纳入工会,利用工会进行追讨欠薪、维护其权益和尊严;三是可根据条件成立农民工自助协会,农民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针对自身权益情况,联合起来进行权益保障活动。

6)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营造农民工再就业尊严保障良好社会氛围。一是政府应积极制定舆论监督的相关法律和规定,如《舆论监督奖励和保障条例》等,来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开展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舆论监督工作。二是新闻媒体应明确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群体,进行全方位和多角度的监督。三是新闻工作者应树立为农民工服务的价值取向,积极响应政府、社会的号召的,秉承公开、正义、负责的精神,积极工作、认真调查,为农民工权益保障提供帮助。

7)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再就业竞争力。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提高培训的质量,政府部门应深入市场和企业了解用工情况,与相关企业建立农民工输出和培训合作关系,提高培训的质量和可行性;二是改进方式方法,政府部门应与企业、高校建立培训合作关系,提高培训效率和质量,满足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需求;三是完善培训内容,在技能培训和文化知识培训的基础上,应加入权益保障等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农民工自我保护的意识;四是拓宽培训资金来源渠道,保证培训资金需求,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工共同承担的机制。

8)积极开展就业疏导,促进就业安排和扩大就业。具体措施应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收集返乡农民工信息,进行汇总,整合现有资源,拓展就业空间,实现外输与内转相结合;二是提供创业帮扶,主要侧重于创业项目选择、创业队伍培训、创业政策支持和创业资金帮扶等方面的帮助,鼓励创业;三是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层服务体系,鼓励和吸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创业,引导他们进行农业开发,投资农业集约化生产。

参考文献

[1] 井 敏.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2] 刘俊生.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础[J].行政学研究.2004.5.

[3] 伍劲松.论人性尊严保障原则[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5.

[4] 邹树新.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M].群言出版社.2007.1.

[5] 李雄.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保障[J].理论与改革.2009.1.

[6] 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2002.2.

[7] 落实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J]. 三农论坛. 2004.7.

作者：曹平 李莉

公平待遇进城民工就业论文 篇3：

终结“民工”

城乡一体，工农平权实现之时就是民工“终结”之日。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民工问题既是保护民工，又要“终结”民工。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流向二、三产业，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我国农民进城基本是“移而不迁”，因而形成了“民工”（又称“农民工”）这一充满矛盾的特殊社会群体。当下这一社会群体的人数已经逾亿，该群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难以估量，但其自身权益和生活境遇令人担忧。“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民工”问题的解决意味着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终结。

多维视角下的民工：一个过渡性的边缘群体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民工是我国特殊治理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将国民分割成城乡两大部分，按不同的政策进行管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称这种管理为 “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改革开放之前，农民被这种体制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这种体制发生了变化，人民公社被废除，户籍制度开始改革，农民有了进城的自由。但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治理体制只是松动而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进城的农民基本上是“移而不迁”，农民的身份不变。他们非工非农，亦工亦农，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形成了“民工”这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民工是在城市“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职业人群。由于受身份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他们基本上只能在“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城市剩余工作”，从事的大多是城里人不屑于做的“脏”、“累”、“苦”工作，如建筑、纺织、清洁等行业，大都是技术要求不高、收入低、缺少福利保障、很少有晋升机会的岗位。

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民工是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边缘人”。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没有融入城市；他们在农村有着土地、家庭等联系，却和农村日益疏离。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很少与城市市民来往，主要与同乡、工友联系。他们是农村的“精英”，是家乡人羡慕和仿效的对象，在城市社会中却处于底层，处处感受到来自市民的歧视。他们处于某种困惑和迷茫之中——既不属于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也与家乡农村日益陌生（这一点在新生代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民工问题：和谐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农民进城问题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春节期间大量民工回乡进城形成的“民工潮”。当时成千上万的农民如潮水般拥挤在交通线上，给沿途城市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民工潮”认识的不断深入，民工问题的主题也在不断切换。近年来，主题已经转到如何保护民工的权益上。

在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下，民工权益保障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落实和保护民工权益的规定和措施，但从实践看，民工权益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有：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各种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据2006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中央和地方政府民工政策“难以落实”难在哪里？一方面，流动使民工处在权益保护的“真空地带”，权益很容易被侵害。在我国，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城市和乡村各自形成了一套分别针对市民和农民的权利保护组织和制度安排。民工进城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乡村社会的组织网络和制度平台，而进城之后又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社会的组织网络和制度平台，因此他们权益的主张和实现就缺乏现实的组织和制度基础，很容易成为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对象。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敢置法律和政策于不顾野蛮地侵害民工权益，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民工权益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既有劳方和资方的利益矛盾，也有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更主要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利益矛盾。中央文件规定，民工流入地政府应当承担起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但在广东省东莞市，一位政府官员曾对媒体诉说他们的“委屈”：从我这里挣走工钱，还要我来承担他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位官员认为，这个成本至少应该由民工的输出地和工作地的政府共同承担，否则就不公平。因此，解决民工问题，表面上看是还权还利于民工，实际上却是如何打破原有的不利于农民/民工的利益格局，平衡上述各种利益矛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是一个各阶层、各社会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是一个各阶层、各社会群体合理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的社会。因此，“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工问题的存续表明国家还未完全尽到保护民工的义务。而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成了侵害民工权益的主体，比如政府工程拖欠民工工资、政府部门收取较高的管理费用等等，则进一步加剧了民工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一些民工看来，城市政府是城里人的政府，是不会维护民工利益的。笔者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民工对城市政府和法院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这也可解释为什么一些民工不是用正当合法的方式通过政府部门或者法院，而是用爬吊塔、跳楼，甚至绑架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近年来，国家政策的调整使民工感觉到工作和生活环境逐渐向好，加上国家对民工权益的高度重视，民工对政府的不满多指向一些具体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而没有形成对整个体制的不满。但是这些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因素会随着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时间的延长和工作生活环境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而发生逆向变化。比如，新生代民工往往缺乏传统农民的忍耐精神和保守性，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的被剥夺感会更强烈，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2005年10月法国巴黎发生并蔓延的骚乱就是有益的警示。

城市主流社会对民工群体的歧视及对其权益的侵害，会引起民工的不满，甚至在少数民工身上发展为社会仇视。他们可能通过“社会报复”来回应漠视他们的主流社会，比如犯罪、自甘堕落等等，这就使整个社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有市民往往将城市社会治安恶化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大量民工的涌入，却没有深入思考他们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更没有反思自己所在的社会群体在民工犯罪的问题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公安部一位专家在分析张君等人制造的某商场黄金大劫案等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时说，“他们是被推向犯罪的边缘”。2005年曾被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深圳“阿星”杀人事件和甘肃王斌余讨薪杀人事件，再次将民工对社会的报复问题严肃地呈现给世人。即使民工不主动进行社会报复，对民工权益的漠视和侵害最终也会祸及城市主流社会自身，2003年SARS危机中几百万民工无序逃避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终结民工：变城乡分割为城乡一体

如上所述，民工问题的解决关涉劳方和资方、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等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其实，农民进城就是对“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下形成的工业优先、城市优先、市民优先利益格局的冲击。在这种不平等的利益结构下，乡村满足不了农民的利益需求，面对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缺乏政府有效保护的农民大多过的是“吃得饱饭，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的生活，离乡背景，外出务工经商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而他们的进城突破了原来的城乡利益结构，他们在城市就业，与市民一起分享城市的各种资源，这种自发的努力面临着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仍然控制农民进城的深层利益动因。只是由于民工对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才逐渐调整政策，引导和服务农民进城。但是，城市政府、城市用人单位和市民对民工仍然坚持利用和排斥并行的态度，最大化地获取民工带来的收益，最小化地承担因民工而付出的成本。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以下现象：城市管理者一方面承认民工对城市经济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管理上又坚持“排斥参与”的政策；城市用人单位雇佣了大量民工，但并不给予民工以工人应当享有的各种劳动权益；市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民工，但内心并不把这些“乡下人”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一些市民甚至认为农民进城打工经商是和城市人争饭碗，是城市社会治安恶化的制造者和环境卫生的破坏者。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过“民工荒”现象，一些工作和岗位民工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民工的地位，改善民工的权益状况，许多企业开始降低招工门槛，提高员工待遇，改善员工工作环境；一些地方政府提高了当地的最低薪酬标准。 但是，“民工荒”现象对改善民工权益状况的意义不可高估。一方面，所谓“民工荒”只是局部地区民工的结构性短缺，而不是总量短缺，还不足以成为民工（劳动）整体与雇主（资本）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在解决城乡、工农之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上，“民工荒”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因此，市场层面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调整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工问题的。民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旧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的全面调整，调整的方向应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统筹兼顾，实现工农平权，消除市民和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无论工人还是农民，作为国家的公民，都平等地履行法定义务，享有法定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普遍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著名农村问题专家赵树凯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市民和农民之间身份、地位和权利平等化的过程”。

《意见》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力图从统筹城乡和工农平权的高度来解决民工问题。城乡一体、工农平权实现之时就是民工“终结”之日。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民工问题既是保护民工，又要“终结”民工。到那时，农民不再是“二等公民”，他们有自由迁徙和就业的权利，他们进了城市就变成市民，从事二、三产业就变成工人。“民工”这一特殊体制下的社会群体将永远消亡。

当然，打破刚性的利益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工农平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是一个《意见》的出台就能解决的，需要我们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使《意见》“落地”可能比《意见》制定更为艰难。因此，如何增强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影响力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作者系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作者：徐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