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汇经济功能区社会管理论文

[摘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商务楼宇党建是区域化党建在基层实践的重要形式。一体化思维、立体化思维、精细化思维是应对超大城市治理具体挑战的一种积极思维转向。上海市黄浦区在整体性推进商务楼宇党建的实践探索中，涌现出了片区治理、品牌治理、融合治理、协同治理等模式，为城市基层党建注入活力。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青年汇经济功能区社会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青年汇经济功能区社会管理论文 篇1：

发挥内蒙古生态系统的碳汇效应 推进碳汇经济发展

碳汇是指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在全世界都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趋势下，碳汇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内蒙古具有广袤的草原、森林以及大面积的农田，其生态系统具备天然的、巨大的碳汇资源，在发挥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近年来，内蒙古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高度，努力建设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屏障和生态经济功能示范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种草等保护环境活动，使得农牧业生产基础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使内蒙古境内绿色地表植被的贮碳能力大大增强，为建立内蒙古碳汇功能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我们要把生态系统碳汇明确纳入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目标，通过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建设活动，提高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大力发展碳汇经济，实现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及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为整个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提供可容纳的环境。

一、内蒙古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优势分析

一是碳汇资源丰富。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森林基地之一。全区森林总面积约3.6亿亩，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11%,居全国第二位；森林覆盖率为20%,高于全国13.4%的水平；森林总蓄积量12.9亿立方米，居全国第四位；湖泊河流湿地总面积为0.64亿亩。目前有适宜造林的宜林地2.34亿亩，并有成熟的造林技术。内蒙古草原总面积达13亿亩，位居全国五大草原之首，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达10.2亿亩，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1/4。现有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特6个著名大草原，生长有1000多种饲用植物。

森林、草地与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碳库。据初步估计，世界范围内生态系统的碳储量，森林占39%-40%，草地占33%-34%，农田占20%-22%，其他占4%-7%。而我区的森林、草原面积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具有极其丰富的碳汇资源。

二是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截至2008年底，全区已建各级自然保护区196个，总面积达2.1亿亩，占自治区总面积11.72%。全区生态环境质量为优或良的区域面积占45%。2009年自治区又将总面积达3.3亿亩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列为“禁止开发区”，同时，国家也将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防治区、呼伦贝尔沙地防治区、科尔沁沙漠化防治区、浑善达克沙漠化防治区、毛乌素沙漠化防治区六个区域列为国家“限制开发”区域。这些区域划分遵循自然规律，生态功能区建设成效有所显现，为保持和增强碳汇功能奠定了基础。

三是具有示范项目基础。2005年，国家正式批准的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是中国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十年的减排计入期中预计共产生514，296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2006年，国家林业局与意大利环境和国土资源部签署的造林合作项目——“中国东北部敖汉旗防治沙漠化青年造林项目”，是我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第一个碳汇造林项目。这两个项目的实施，为全区开展其他碳汇项目的实施提供了示范。从2005年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开始至2009年5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内蒙古CDM项目为136个，内蒙古获得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注册的项目43个，已获得核定减排量163万吨。

二、内蒙古生态系统发展碳汇经济的不足之处和面临的挑战

一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近年来，内蒙古在节能减排、压缩碳源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单位GDP能耗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下降2.5%、4.5%、6.34%。效果虽然明显，但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压力很大。在开展碳汇工作方面，碳汇功能区建设和CDM碳汇项目的争取上缺乏足够的认识，工作力度不够。

二是缺乏与碳汇工作相关的机构、人才和信息平台。近年来，国内一些发达省区已经开始了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实践，纷纷成立排放权（碳）交易所。我区目前只成立了低碳经济研究院、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碳汇交易平台尚未建立；与碳汇研究相关的人才也很缺乏。

三是与国内其他一些省区相比没有绝对优势。我区碳汇资源丰富，与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云南等省相比不相上下。随着近几年碳汇经济在我国的兴起，全国大多数省区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碳汇经济，走低碳发展之路，并制定出具体发展战略和规划纲要。而综合投资环境、项目经验、发展战略、交易平台等因素，我区在吸引外资投资和技术引进上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四是国际国内市场不成熟，相关交易机制不健全。目前，国际碳汇市场主要指森林碳汇市场，而我国现今尚未建立森林碳汇市场。当前，森林碳汇交易主要基于天然林和保护林，人工林的碳汇问题研究尚不多见；没有较为完备的森林效益评估体系。国际气候变化政策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关市场制度和规则也不完善。因此，市场交易双方都要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三、增强内蒙古生态系统碳汇效应的战略取向与政策保障

一是加快研究制定内蒙古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结合我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要求，在保障自治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下，尽快研究、制定我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中长期规划。紧紧抓住我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这一历史机遇，努力筹划构建“碳汇大区”。

二是切实加强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增加碳汇资源。碳汇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态系统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我区的生态环境总体态势良好，但部分地区依然很脆弱。我们要在认真总结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的各项政策措施，在保护建设生态环境方面狠下功夫。首先，要普及碳汇经济新观念，加大生态环保宣传力度。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投入到绿色碳汇项目中来，使生态环保意识和低碳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其次，要建立科学的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方案。不同植物、树种的碳吸收能力不尽相同。在生态建设过程中，要采集我区草原植被标本、树种样本，分析不同植物、树种的固碳能力，按照碳吸收能力最大化原则，因地制宜，建立科学的生态建设体系，支持碳汇经济的发展。再次，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加快建立我区多元投入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最后，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比如我区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减少碳排放。

三是积极搭建碳汇交易平台，构建碳汇交易市场。首先，要结合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碳汇的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制定相关技术和方法标准体系，运用恰当的评价方法，测算内蒙古碳汇资源量和价值量，摸清家底，为开展碳汇交易奠定基础。目前，我区已对150多个不同类型的草原地区完成了样本采集。同时，还积极向国家申请草原碳汇评估的行业标准制定项目，为进一步加快我区乃至国家的草原碳汇评估工作奠定基础。其次，要借鉴国际碳汇交易做法，制定碳汇交易的计量、监测、价格认证体系以及碳汇交易规则、利益分配和管理机制等相关政策措施。再次，要引入市场机制，将碳汇资源转为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建设是一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公益事业，一直以来，生态保护建设工程投入严重不足。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大力发展碳汇贸易。既可以通过碳汇贸易冲抵碳排放，又有了长期可靠的生态保护建设资金的来源。最后，要提供供求信息平台，使企业与农牧民通过相关机构进行交易，也可建立碳汇交易中介所等机构。建立自愿碳市场。自愿碳市场是指不为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目标而购买碳信用额度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的碳交易。自愿减排主要是企业间的碳交易，体现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为下一步强制性京都规则碳市场运作做准备。尽快启动自愿碳汇交易机制，我区巨大的碳汇资源就可以就地发挥价值，例如鄂尔多斯市的大型煤电企业超量排放的CO₂与东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创造的碳汇进行自愿交易。

四是健全碳汇市场法制建设，确保碳汇市场平稳运行。从市场稳定的角度，健全碳汇市场法制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意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方面的相关立法尤为薄弱。从市场交易的主体来看，没有健全的法制做保障，碳汇交易双方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自治区于2010年第五次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但这只是宏观方面的政策导向。当前，我区应尽快建立碳汇交易平台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制定出台相应的碳汇贸易优惠扶持政策，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到内蒙古开展碳汇贸易。

五是通过实施CDM项目，促进内蒙古生态系统碳汇经济发展。截至2010年9月，内蒙古CDM项目已获批准198个，注册成功90个，已获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签发的项目数34个，已获批准CDM项目估计年减排量0.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项目涉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类、甲烷回收利用、N₂O分解消除及其他领域。无论是已获批、注册成功还是已签发的CDM项目，其中类型均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主。而该类项目中又多以风电项目建设引进外资为主，技术引进的案例几乎没有。减排方式也以减少工业企业CO₂排放量为主，节能和提高能效类及N2O分解清除等CDM项目较少，碳汇项目就更少。据相关专家分析与预测，国际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而碳汇交易将成为碳交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作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和草原畜牧业大区，全区118万平方公里国土上，从东到西分布着森林、草原和荒漠三大地带性植被类型，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天然的碳汇基地。全区人工林和森林面积均居全国首位，而且是我国唯一林业六大工程全部覆盖的省区，具备了其他地区无与伦比的碳汇经济发展条件，在全球碳汇交易中占有巨大优势。因此，在发展风电CDM项目的同时，我们有理由更重视碳汇交易，依托CDM项目机制，充分发挥我区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努力走出一条低碳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新路子。□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科院）

责任编辑：康红波

作者：齐慧

青年汇经济功能区社会管理论文 篇2：

“立体社区”：整体性推进商务楼宇党建的模式创新

[摘 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商务楼宇党建是区域化党建在基层实践的重要形式。一体化思维、立体化思维、精细化思维是应对超大城市治理具体挑战的一种积极思维转向。上海市黄浦区在整体性推进商务楼宇党建的实践探索中，涌现出了片区治理、品牌治理、融合治理、协同治理等模式，为城市基层党建注入活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楼宇党建的有效性，需要在基层治理与楼宇党建的结构耦合、功能耦合、机制耦合等方面找到契合点。

[关键词]立体社区;整体性;商务楼宇党建;模式创新

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商务楼宇的快速发展，同时对城市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和党建活动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社区、街区、楼宇等因为空间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新时代人们工作和生活的“社会共同体”。从物理形态来看，“楼宇社区”是立体化的现代社区，是城市经济和城市治理的有机结合。从社会形态来看，“楼宇党建”是集合政党、社会、市场元素的现代党建形式，是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有机统一。城市中的商务楼宇是极具现代感的“立体社区”，又被广泛称为“竖起来的社区”。如何发挥党组织的引领性作用和统合性功能，从而体现楼宇党建的整体性特征，模式创新就成为楼宇党建的一种重要路径选择。“立体社区”是突破城市基层治理困惑呈现出的一种思维转向，是引领城市基层党建的一种模式创新。

一、立体化：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思维转向

超大城市在区位优势、资源禀赋、集聚效应、财富积累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优势，但是超大城市在广域空间形态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同样也面临严峻挑战，如在社会治理动员能力、社会治理响应机制、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也会有巨大的压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嬗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旨在推动公共权力运用和公共事务管理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从管理走向治理、从平面走向立体、从碎片走向精细，是超大城市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出的一种积极思维转向，它对整体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需要一体化思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由过去的“五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七位一体”，更加突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思维的适应性。社会转型发展带来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需求的增多。传统的管理思维不能完全应对异质性明显的城市特征，如何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需要适时调整思维，“亟须由单一管理模式转向多元治理模式”①，实现超大城市科学化管理和有效化治理。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体化思维需要多头并进、统筹协调，一体化思维如果运用得比较充分，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就高，城市治理整体成效就明显，社会治理体系就会更加成熟定型。要避免“点状式”和“散状式”管理，形成“链条式”和“体系式”治理，这是“一体化”思维转向带来的积极成效。

2.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立体化思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社会治理成效比较明显，特别是超大城市在推动经济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基层治理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超大城市具有人口流动性和社会复杂性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还有结构性问题，还面临市民公共参与动力不足、公共服务需求急剧增多等问题，这些具象化的问题考验着超大城市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本质是对超大城市社会空间秩序、城市生活环境质量的控制”②。“立体社区”在平面和空间上是静态的，如果在涉及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机制保障等方面还是以静态方式呈现，那么治理成效会大打折扣。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隔空走向联动，从共建走向共享，避免用行政化思维和垂直式管理，要善用社会化思维和条块式管理，打造立体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这种转变建立在立体化思维的基础上，通过上下联动拓宽制度化渠道，通过条块分割实行网格化管理，推动资源统筹和服务重心不断下沉，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构建科学的治理框架體系，进一步激发基层民主的动力和基层治理的活力。

3.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需要精细化思维

社会治理水平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进步的重要标志，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超大城市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高，为了适应现代治理形势和应对社会治理的具体挑战，对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基层治理中，由于碎片化思维的存在产生了系列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均衡、职能分工不明晰、社会矛盾处理不及时、机制运行不流畅、社会治理成效不明显等。超大城市

“立体社区”力求避免碎片化思维，把割裂和断裂的社会缝隙有效缝合起来，提供精细化的流程和服务，通过明晰公共管理边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加强多元主体联动，切实保障社会治理出成效。“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主线，进一步厘清各相关部门的城市管理职责，加强规划、建设、管理三个环节的统筹协调，切实形成城市管理的整体合力”③。为了保障超大城市管理有序和服务优良，将精细化思维融入社会治理，要在治理环节中做到无缝对接，在治理过程中做到制度规范，在治理目标中做到精准定位，推动政府、社会、居民的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二、整体性：商务楼宇党建模式创新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城市楼宇党建发展日新月异，对推动基层治理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党的建设融入社会治理中，实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实践探索中涌现出一些典型案例。“党的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适应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实现自身组织的创新与发展，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而为党的有效领导提供治理基础”④。楼宇党建与基层治理的耦合点在于，楼宇党建的组织化程度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化程度是相互促进的，楼宇党建能够嵌入到基层治理中，基层治理思维能够融入楼宇党建中，两者相辅相成。

上海黄浦区作为党的诞生地，党的建设始终融入基层治理，楼宇党建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对推动楼宇经济规模效应和城市建设有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黄浦区全区商务楼宇近200幢，重点商务楼宇98幢，其中2019年税收亿元楼65幢，楼宇经济占区域经济比重達63.7%。

目前，黄浦区楼宇党建发挥集聚效应，在10个街道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楼宇党建+”的治理模式，“楼宇社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标”，“楼宇党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堡垒”，这离不开“立体社区”基层治理不断推陈出新，更离不开整体性推进楼宇党建模式创新，还离不开多维度构建楼宇党建的组织结构、功能优化和机制体系。

1.片区治理：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发展

黄浦区近年来立足整体推进楼宇党建，通过系统梳理区域内商务楼宇，跟进重点商务楼宇发展，在“楼宇社区”理念的指导下，把“立体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推动楼宇党建在全区实现全覆盖，推动区域内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片区治理是指在基层实践中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多元主体（主要指居民社区、楼宇社区、驻区单位等）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种基层治理模式。淮海中路街道商业商务相对集聚，商圈经济比较发达，党建资源比较丰富，街道主要根据空间形态和功能布局，划成东、中、西三个党建片区，分别成立东部、中部、西部三个联合党委，接受街道社区党委统一领导。其中，中部片区新天地商圈集聚着31幢高端商务楼宇，入驻1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商圈内职业人群达到7万多人。如何打破分割的物理单元连块成片，如何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楼宇企业竞争力，如何突破条块分割增强基层治理活力，成为片区治理工作思考的问题。

（1）片区治理把空间形态“连起来”，改善营商环境。淮海中路街道在商务楼宇党建工作中坚持整体推进原则，从形态设置上把商业相对集聚的街区和社区连块成片，构成片区治理的空间布局，打破传统的街区形态和物理单元;从功能布局上优化片区格局，按照东、中、西三个功能分别建立“片区联合党委”，标志性楼宇建立“楼宇联合党委”，其他楼宇建立“楼宇党建促进会”。“连起来”为改善营商环境不仅提供了空间布局，还发挥了楼宇党建的引领功能。

（2）片区治理把服务阵地“强起来”，服务营商环境。淮海中路街道制定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楼宇社区党建行动方案20条》，按照行动方案时间表，督促片区治理单位及时完成。成立片区联合党委，优化重点楼宇联合党委、党建促进会组织设置，完善街道商会党建，充分发挥党建平台的服务作用，直接服务营商环境，增强楼宇党建工作的凝聚力。一方面，建强线下服务阵地，淮海中路街道在完成片区治理组织优化设置的基础上，实现楼宇党组织全覆盖，合理布局共、青、妇等群团组织，并将统战工作覆盖到商务楼宇。另一方面，建强线上服务阵地，着力打造线上“党建（群团）全港通信息平台”，实时更新汇总楼宇、企业、员工群众以及片区的各类需求和建议，及时反馈，及时采纳，为楼宇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3）片区治理把机制建设“转起来”，优化营商环境。淮海中路街道把共性的“党建+”打造成为个性的“淮海+”，整合各类资源和凝聚各方力量，发挥治理主体多元力量的合力作用，发挥楼宇党建的整体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楼宇党建工作机制建设的重点是通过标准流程保障运行，通过扎实抓手推进工作，通过制度建设取得成效。通过机制建设，推行“淮海+楼宇社区”“淮海+伯乐汇”“淮海+服务站”，把各项机制有效“转起来”，在商务楼宇间搭建“企业家恳谈会”

“楼宇业主物业联席会议”“楼宇平安促进会”“楼宇体育促进会”“淮海路经济发展促进会”等各类工作平台，畅通楼宇企业与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助力提升更优营商环境。

2.品牌治理：优化服务内容联动发展

黄浦区充分发挥城市基层党建的标杆作用，鼓励在商务楼宇党建中培育品牌项目，坚持整体推进楼宇党建，以“i-Party”作为新时代党性教育品牌，逐步推广“片区15分钟服务圈”“中央厨房”整体配送等品牌项目，不断提升楼宇党建服务品牌能级。品牌治理是指为提升基层党建服务能级，通过打造品牌项目，促进整体联动的一种基层治理模式。南京东路街道（以下简称“南东街道”）地处市中心核心区域，辖区内共有63幢商务楼宇，企业8000多家，有都市总部大楼、远洋商业中心、来福士广场等16幢亿元楼，基层党组织有133个，共有党员约1800人。2018年“南东城市心家园”楼宇党建服务品牌启动，不仅标志党建引领下的楼宇社区治理格局升级，还意味着实体阵地党建品牌落地生根。如何让楼宇党建充满活力，如何提升党建服务能级成为品牌治理模式的重要路径。

（1）健全服务体系，促进条块联动。一方面，健全党建工作体系，南东街道整体性、系统性推进社区党建工作，将辖区内86家区域化党建成员单位、19个居民区、63幢重点楼宇、180余个“两新”党组织划分为8个片区，形成片区党建中心、楼宇党建（群团）服务站、居民区党组织为中心的党建工作体系，使党建工作有效联通。另一方面，健全党建服务体系，根据空间再造和组织重组的原则，形成街道党工委统领性服务、专职社区党委提供专业服务、片区联合党委提供日常服务、片区城市家园理事会提供具体服务的服务体系，使服务项目上下联动。在健全工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把“条”上的主体串联起来，把“块”内的资源整合起来，开发以片区为单元培育特色品牌项目，发布片区联合党委和片区城市家园理事会工作制度，使“城市心家园”成为楼宇党建“零距离”的一种服务工作模式，还成为推动楼宇党建实体阵地开展工作的一张“名片”。

（2）制定服务清单，促进机制联动。南东街道在基层党建一体化指导下形成“整体性党建”，制定了《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楼宇工作室服务运行实施方案》，把党建服务、群团服务、安商留商服务延伸到商务楼宇企业。一方面，打通资源互通的大门，通过对区域化共建单位和“两新”组织走访调研、收集信息、集中整合，形成了一份“双向开放”（指项目供给方和项目需求方）的资源清单，楼宇企业、辖区单位、社区居民都成为项目“受益人”。另一方面，建立机制联动的枢纽，通过明晰职责和整合资源制定服务清单，进一步细化助困、助学、助老、助残等服务内容，把党建、工建、服务聚商工作融合成“三位一体”服务机制，为楼宇企业提供行业便利和精准服务。服务清单是精准治理思维的集中体现，通过机制联动提供精准服务，避免楼宇党建中出现“两张皮”现象。

（3）增强服务功能，促进党群联动。南东街道根据新形势下党群工作的特点，成立了“楼宇党群工作室”（以下简称“党群工作室”），为楼宇经济注入了新元素，开辟了楼宇党建的新天地。一方面，建立党群联动机制，创建党建联动工作品牌。通过组织联建、队伍联育、项目联办、成效联考，把党群工作室打造成为有形阵地，成为党员之家、职工之家、群众之家，使党群工作室成为楼宇社区的一种“零距离服务”治理模式，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和区域环境优化。另一方面，提升党群工作服务功能，增强党群工作凝聚力。发挥党群工作室的党建服务、群团服务、安商留商服务等综合服务功能，通过需求导向、整合资源、整体推进，结合商务楼宇分布特点、职业人群特点、企业和白领实际需求，以片区服务站为联系纽带，推出公益、生活、工作、阅读、健康“5i”服务项目40余项，形成片区“15分钟服务圈”，增强了楼宇党建工作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3.融合治理：优化组织架构协调发展

黄浦区深入推进上海市“1+6”文件精神，把社区工作不断下沉，把楼宇党建纳入社区党建的整体格局，优化楼宇党建组织架构，推广居民区党建、“两新”组织党建和区域化党建的“三建融合”模式。融合治理是指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通过融合党建、资源、服务等多元要素，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基层治理模式。小东门街道辖区内共有商务楼宇16幢，其中重点楼宇8幢（税收亿元楼宇4幢），重点楼宇现有企业约240家，“两新”党组织20个，党员1048名。小东门街道在南外滩金融集聚带整体推进商务楼宇党建工作，制定了《小东门街道党工委迎接建党100周年，提升南外滩党建工作质量三年行动计划》，旨在打造和谐共生的楼宇社区党建模式。如何让楼宇党建融入城市社区治理，如何使“立体社区”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融入治理模式考量的要素。

（1）规划空间布局，构建融合党建。“立体社区”从物理空间来说是相对静止的，从社会空间来说是充满动感的，融合党建使静态社区和动态社区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可能，有效融入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一方面，从物理空间融入治理客体，提升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小东门街道在黄浦滨江岸线贯通之后，对商务楼宇进行摸底调研，按照功能区域划分，把相邻相近的商务楼宇、高档住宅区、老城厢纳入一个物理空间，探索建立分级制楼宇党建服务机制。另一方面，从社会空间融入治理主体，提升基层党建质量。建设十六铺、董家渡、老码头、创意园区四大党建网格（以下简称“四网合一”），搭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网格化党建促进会、社会化公共服务平台、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平台等四大联建载体，形成基层党组织、驻区共治单位、商务楼宇、社区居民等共同参与的楼宇社区共同体。

（2）优化组织架构，推动融合互动。小东门街道充分发挥网格党建的优势，通过上下延伸、左右联动统筹党建资源，打破楼宇党建和居民区党建各自为政的旧有模式，转变为“三建融合、四网合一”模式，提升了资源整合能力和基层党建整体水平。优化党建组织架构，打造“1+4+6+1”立体系化南外滩党建工程体系，“1”指融合式党建工作模式，即“三建融合，四网合一”党建工作模式;“4”指四级立体式党群服务体系，即街道党工委—党建服务中心—党群服务站—党群服务点;“6”指六大党建工程，即党员初心教育工程、标准化建设工程、组织力提升工程、“店小二”服务工程、品牌铸造工程、头雁工程;“1”指一个党群服务圈，即“10分钟党群服务圈”。党建工作模式的转变，推动了融入治理与楼宇党建互通有无，使楼宇社区成为城市社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有了空间依托和机制保障，推动楼宇经济和楼宇党建实现协调发展。

（3）整合党建资源，形成融合效应。在楼宇社区中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资源下沉的途径，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难以保障资源全覆盖到商务楼宇，因此如何使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有效结合，使党建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协调，融合治理把有效资源整合和积极社会动员变成可能。小东门街道紧密结合辖区重点商务楼宇集聚、楼宇金融行业集聚、楼宇从业人员集聚的特点，以党建引领增强城区吸引力和楼宇经济竞争力为主要内容，以党建（群团）工作“全岗通”为依托，精准投放党务、政务、社会服务资源，发挥党政融合的联通作用、党群融合的联动作用、党建融合的引领作用。融合效应的最大功能在于突出整体性，在空间布局中一体化、在结构优化中立体化、在功能发挥中精细化，形成以网格为单位共创党建活动、共建党建阵地、共享党建资源，促进各领域融合发展。

4.协同治理：优化枢纽功能共享发展

黄浦区在区域化党建指导下，着力打造集工作、生活和交往于一体的“立体社区”，推动楼宇经济在城市发展、产业转型、社会治理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楼宇企业和从业人员提供各类服务。外滩街道地处市中心，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闻名遐迩，辖区内“两新”组织楼宇有42幢，其中纯商务办公楼宇31幢，综合型楼宇（含购物中心、商铺、商住等）11幢，宏伊国际广场为上海市标志性商务楼宇，有224个基层党组织，党员人数约2790人。外滩街道近年来主要围绕外滩金融机构与楼宇企业，开展多层次、多形态、多样式的楼宇党建联建项目，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的统领作用，发挥基层党建的枢纽作用，发挥驻区单位、商务楼宇、白领从业人员的协同作用，成为区域化党建实践的鲜活案例。

（1）发挥“党建+”枢纽功能，促进楼宇企业协同发展。外滩街道辖区内金融机构的商務楼宇比较多，楼宇企业多为“两新”组织，如何提升金融机构的影响力、怎样增强楼宇企业党建、建构什么样的治理格局适应楼宇党建形势需要，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外滩街道党工委在注重发挥党建引领的基础上，着力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促进楼宇企业党建整体水平提升。一方面，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激发楼宇企业抓实党建工作的主动性，增强楼宇“两新”组织党员的归属感，促进外滩金融机构与楼宇企业党建联建。另一方面，发挥“党建+”共建共享作用，以党建为纽带，发挥党组织“轴心”作用，建立街道与楼宇企业间日常协商与合作机制，发挥“外滩金融集聚带”的资源优势，促进楼宇企业间互动交流、共享资源、共同提升。

（2）发挥互联网党建枢纽功能，促进楼宇社区协同发展。互联网党建是“党建+”的一种新形式，是智慧党建的一种途径，主要是应用网络技术开展党建联建工作，为楼宇社区内企业、从业人员、党员等提供服务。一方面创建“虚实结合”工作平台，扩大互联网党建辐射力。依托党建实体阵地，搭建互联网党建工作平台，开通多个楼宇党建微信群，开发运行“外滩微党校”“青春外滩”等微信公众号，加强各楼宇企业间、楼宇党员间、青年白领间的学习沟通交流，构建楼宇党建网络宣传阵地，使实体阵地与虚拟阵地相得益彰，扩大楼宇党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另一方面，健全“上下联动”工作机制，提升党建信息化水平。精心打造线下系列项目，如街道党建办的“走进外滩”、街道团工委的“缘来外滩”、街道妇联的“最美外滩”、街道文明办的“相约外滩”、街道社区党建中心“红色外滩”，以上项目均通过网络平台加以推广应用，在楼宇社区内有效贯通线上与线下活动，提升了楼宇党建的信息化和精细化水平。

（3）发挥区域化党建枢纽功能，促进多元力量协同发展。外滩街道通过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成立了5个区域化党建委员会，分别为：党建研讨、城市管理、文化建设、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推进重点项目工作，其中楼宇党建项目包括营商环境优化、文化体验等，活动内容包括“点亮微心愿”“外滩YUE读者”“白领公益一小时”等。一方面，整合资源，激活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基层治理的活力来源于主体参与的主动性，没有参与的积极性，可能就会丧失基层治理共治的获得感。外滩街道通过整合街道、楼宇、社区、驻区单位等各种资源，特别是注重优势互补，激活街道社区和楼宇企业的资源优势，在资源整合与社会参与之间添加“活性剂”，开挖基层民主的各种形式，调动和鼓励各方力量参与到“立体社区”中来。另一方面，党建联建，发挥多元力量的合力作用。发挥街道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功能，根据商务楼宇企业的需求导向，提供针对性的供给式服务，在服务需求与供给服务之间搭建桥梁，发挥党建联建规模化效应，促进多元力量协同发展，推进区域共治、共建、共享。

三、有效性：基层治理与商务楼宇党建的耦合点

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关键在于社会秩序稳定有序、经济发展保质增量、生活环境和谐优美，“立体社区”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方面，它涵盖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政府治理、综合治理等多种类型。这意味着

“立体社区”要实现提质增效和增强它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不能囿于空间治理的视角，要在整体性视角下灵活运用基层治理。如何突破基层治理困境和发挥基层党建的整体功能，这需要在大党建格局下不断深化党的组织形态和治理形式，实现基层治理与楼宇党建之间的结构耦合、功能耦合、机制耦合，为城市“立体社区”提供多元服务，为提高基层党建有效性奠定治理基础。

1.商务楼宇党建与基层治理的结构耦合

楼宇党建与基层治理的结构耦合，主要是指两者在结构上能够实现相互契合，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对于楼宇社区能够实现有效组织和领导，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基层治理对于楼宇社区能够实现有效动员和整合，从而促进基层社会有序发展。“结构的耦合，其要义在于具有各自不同结构的体系之间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契合”⑤。基层治理的自主性是建立在对基层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它能有效规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思维，充分运用共治的手段来激活治理主体的自主性。楼宇党建的组织性是建立在基层党组织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它能有效避免“多中心主义”，形成党对基层社会的一元化領导，以“合作主义”为视角发动多元力量参与社会建设，进而形成一种整体联动效应。基层治理的社会结构重在激发自主性的共治，楼宇党建的组织结构关键在于形成整体的联动效应，当自主共治与整体联动能够同频共振，就意味着基层治理与楼宇党建的结构耦合性能良好，有效性就得到保障。

2.商务楼宇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功能耦合

楼宇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功能耦合，主要是指两者在功能上能够实现相互促进，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为楼宇社区能够提供有效服务，另一方面，基层治理对于楼宇社区能够实现有效协调，从而促进基层社会稳定发展。功能的耦合，其要义在于具有各自不同功能的载体之间能够互补及相互促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性是建立在对楼宇社区空间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双向互动的基础上，“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化解社会问题、密切党群关系、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因此必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加以关联，实现耦合互动”⑥，实现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楼宇党建的引领性是建立在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搭建提供服务的各种交流平台，把服务从“平面社区”延伸到“立体社区”，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推动社会、市场、基层党组织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基层治理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协调社会利益，楼宇党建的服务功能主要是形成良性的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当利益协调与服务保障实现良性互动，就意味着两者之间功能互补，有效性就得到最大化发挥。

3.商务楼宇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机制耦合

楼宇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机制耦合，主要是指两者在机制运行方面能够实现相互影响，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对于楼宇社区能够通过制度规范保障有效性，另一方面，基层治理对于楼宇社区能够通过体系健全保障有效性，从而促进基层社会和谐发展。机制的耦合，其要义在于具有不同标准流程的机制之间能够融合及相互影响。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是建立在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健全基础上，避免单一的垂直化和行政化治理方式，搭建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机制，通过健全体系和完善机制来构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楼宇党建的整体性是建立在对党组织建设和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关注党组织的根本章程、基本流程和整体运行，通过标准化和流程化保障基层党组织机制有效运行。基层治理的机制运行关键在于健全体系，楼宇党建的机制运行主要是制度规范，当体系健全与制度规范能够相辅相成，就意味着机制耦合畅通，机制运行机理得到有效发挥。

四、结语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亟须运用“整体性”思维，在大党建格局下有效发挥区域化党建的引领作用，在宏观视角下注重楼宇党建的体系建设，在微观视角下着眼于推进楼宇党建的路径探索，高度关注基层治理与楼宇党建的互联互动与整体成效。上海市黄浦区近年来在楼宇党建中鼓励模式创新，在推动经济转型、城市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面对新形势城市基层党建的任务要求，在模式创新下楼宇党建的路径选择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是从“平面社区”转向“立体社区”，进一步发挥立体结构的重塑作用。充分发挥有形立体空间的功能性作用，把楼宇社区打造成为满足楼宇需求、白领需求、党员需求的立体结构。着力发挥无形立体机构的组织再造功能，积极探索楼宇党组织的设置形式，实现组织覆盖和治理覆盖的有机统一。二是从

“碎片化”转向“系统化”，进一步发挥整体功能的联动作用。“碎片化”思维的最大弊端不是治理能否融入楼宇党建，而是条线上联动效应不明显，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疲于应付，基层党组织实体阵地仍存在弱化和边缘化。因此，在治理空间和治理形式有效融合的基础上，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和协调功能，實现实体阵地和虚拟阵地统一，使楼宇社区成为城市治理新范式。三是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化”，进一步发挥有效机制的保障作用。模式创新固然是好的，既要避免为了创新而忽略既往宝贵的治理经验，又要避免重复堆叠而止步不前，丧失创新治理的契机。在治理范式创新和治理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健全楼宇党建运行机制，以规范化制度为依据、以标准化流程为操作、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发挥楼宇党建高效机制化作用，走出一条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路。

注释：

①狄凡，周霞：《超大城市治理公众参与演变历程与现状分析——基于国内外比较的视角》，《上海城市管理》2019年第6期。

②黄怡：《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价值、挑战与策略》，《学术交流》2019年第10期。

③堵锡忠：《上海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的经验启示和思考》，《城市管理与科技》2019年第3期。

④郑长忠：《重塑城市治理整体性的政党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上海大党建格局发展》，《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⑤王海峰：《结构耦合：社会转型期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的内在机理》，《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5期。

⑥徐玉生，张彬：《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耦合互动研究》，《探索》2016 年第1 期。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 矫海霞）

作者：陈海燕

青年汇经济功能区社会管理论文 篇3：

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示范项目建设载体研究

摘 要：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示范项目载体，在外在形态上主要分为地域性的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红色社区、现代楼宇和组织性的平台性企业、枢纽型组织，在内在因素上包括人和业的集聚、党建和统战基础，其创新意义在于实现了统战工作层级基层化、对象普遍化、内容全面化、方式社会化。

关键词：新阶层;统战工作;示范项目;载体

2017年，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等15个城市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以下简称“基地建设”），各地不约而同以示范项目建设作为基地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两年多来，示范项目不仅在首批15个试点城市遍地开花，在2019年34个推广城市也批量出现，仅中央统战部核准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就达300多个，各城市自己命名的则数以千计。这么多示范项目建在哪儿，依托载体是什么，从外在形态上可以分成哪些类型，从内在因素看有哪些决定因素，如何统筹好各类载体建设，载体建设对于新时代统战工作有哪些创新意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不仅可以提炼出载体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为下一步推进示范项目建设提供方向指引。

2018年，本课题组承接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委托课题“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示范点建设研究”，实地考察了全国不同区域9个城市27个示范项目，它们是：东线上海的静安“新联心”、青浦“商都里水岸联盟”、徐汇“虹梅庭”，南京的“青柠盟社区”、“新慧盟”、禄口街道同心综合服务中心、同心圆广场，杭州的中国网络作家村、基金小镇“智和同心荟”;南线广州的“羊城e家”、“自雇自足”、“广州创投小镇”，深圳的宝能科技园、F518创意园、美生创谷科技创新园;西线重庆的南岸区“星蓝莓”实践基地、空港创业孵化基地、市网络作协、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北线天津的滨海“心·家园”基地、市律师协会、西青区赛达文化中心“菁英共赢”实践创新基地，北京的宋庄自由文化人艺术区、外企同心荟;中线武汉的汉阳龟北文创园、武昌昙华林、洪山创意天地，这些项目都是中央统战部核准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大体包括了当前示范项目绝大多数类型（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红色社区、平台性企业、枢纽型社会组织等）、各类对象（新的社会阶层四大类群体），其载体建设状况在全国具有代表性。通过实地考察，结合面上情况的了解，本文拟从示范项目载体外在类型入手，提炼出载体选择的内在因素，最后得出示范项目载体建设的创新意义和发展趋向。

一、外在形态：地域性、组织性

我们实地考察的27个项目从建设的具体载体选择来看，主要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地域性的，一类是组织性的。地域性的，重点是产业园区、特色小镇和红色社区，还包括楼宇、街道甚至全区层面的;组织性的，重点是枢纽性社会组织、平台性企业。

具體来看，属于产业园区的有东线上海的徐汇“虹梅庭”，南京的“青柠盟社区”、“新慧盟”，南线深圳的宝能科技园、F518、美生创谷科技创新园，西线重庆的空港创业孵化基地、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天津的滨海“心·家园”基地、西青区赛达文化中心“菁英共赢”实践创新基地，中线武汉的汉阳龟北文创园、洪山创意天地，共12个;属于特色小镇的有东线上海青浦“商都里水岸联盟”，杭州基金小镇“智和同心荟”，南线“广州创投小镇”，北线北京的宋庄自由文化人艺术区，中线武昌昙华林，共5个;属于红色社区的有东线南京禄口街道同心综合服务中心，西线重庆的南岸区“星蓝莓”实践基地，共2个;属于大区域性的有上海静安“新联心”，1个;属于平台性企业和枢纽性社会组织的有东线南京的同心圆广场、杭州的网络作家村，南线广州的“羊城e家”、“自雇自足”，西线重庆的市网络作协，北线天津的市律师协会、北京的外企同心荟，共7个。显然，目前示范项目中，产业园区数量是最多的，平台性企业和枢纽型社会组织其次，特色小镇再次，社区和大区域的最少。从地域来看，各条线之间并没有明显区别，东线的三个城市9个项目，全区性的一个（以楼宇为主）、园区三个、小镇两个、社区一个、平台性企业一个;南线的6个项目中，园区4个、小镇1个、平台性企业一个;北线5个项目中，园区2个、特色小镇1个、枢纽型社会组织1个、平台性企业1个;西线4个项目中，园区2个、社区1个、枢纽型社会组织1个;中线3个项目中，园区2个、特色小镇1个。

之所以园区类型的示范项目最多，是因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地先后兴起了开发区建设热潮，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几乎每一个大中城市都有多个产业园区，有的甚至是国家级。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发区转型升级，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中聚集了大量民企和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如上海“虹梅庭”所在的徐汇区虹梅街道是国家级开发区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核心区所在地，园区白领总数超过20万人，绝大多数从业于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近些年这些园区普遍开展了党建工作，在这里开展示范项目建设，可以比较方便地与各个园区开展的服务工作和党建工作对接起来。这可能是各个城市不约而同地选择园区作为示范项目建设载体的重要原因。

特色小镇与产业园区类似。特色小镇是近些年兴起的一种新的区域经济文化类型，有所不同的是小镇并不完全是经济类型，也有不少是文化类型的。如这次实地考察的武昌昙华林、北京宋庄自由文化人艺术区，他们同样具有一类或几类新的社会阶层群体高度集聚的特点，如北京宋庄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集聚艺术家达7000人，艺术家工作室5000个，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了自由书画家为主体的各类专业文化艺术创作者的聚集地，形成了国内外知名的大型文化艺术社区。而小镇要实现其功能地位和特色发展，也必须借助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作用，所以在开展示范项目建设时，这些特色小镇特别受当地统战部门青睐。

红色社区是另外一种情况。武汉市在开始选点时，曾选择了好几个基层党建做得非常出色、全国知名的红色社区作为首批示范项目建设的载体，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好，这是因为这些社区尽管党建基础非常好，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顶多只是在社区居住，很少在此执业，统战工作很难与社区建设找到交融点。但这次我们在南京禄口街道同心综合服务中心、重庆南岸区“星蓝莓”实践基地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尽管在这两个社区居住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不多，但是通过引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相关组织为社区居民开展服务，同样可以达到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目的。尽管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类成功案例还不多，但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一种载体类型。

上海静安“新联心”示范项目是这次实地考察中看到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不是建在某个具体点上，而是在上海市静安区全区展开、整体打造的，目前这种类型的在全国还不多，据我们掌握的，大概只有南京市江宁区等少数几个地方。这是因为这些区域特殊情况所决定的，静安区作为上海市传统中心城区，据2016年不完全统计，约有50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此工作和生活，其中有254家律师事务所、4400名律师，律所和律师的数量分别在全市排第二和第一;有998家社会组织、1.5万余名从业人员，数量排全市第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四类群体在静安区都有很大数量，决定了静安区全面推进示范项目建设，要做到四类群体全部接触，正如静安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季军所言“我们静安打的不是阵地战，而是全面战争”。其实，这种因现代服务业高度密集带来的新的社会阶层高度集聚在我国一些特大城市不同程度存在，这种类型示范项目随着工作的深入也会多起来。

地域性的除了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红色社区和大区域的载体外，还有一种重要载体就是楼宇，虽然此次调研中因为安排的原因我们看的不多，但在示范项目中也是大量存在的，此次在上海静安“新联心”调研的两个具体项目都是楼宇类型。越是中心城市集聚现代服务产业的楼宇经济就越发达，相关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越多。只是由于楼宇统战工作早就开展，其中的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早就被联系和团结起来，因此在这次示范项目建设中反而显得不够突出。

除了这些地域性的，另一大类是组织性的示范项目，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平台性企业和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也是最能体现示范项目实践创新的地方。从这次我们实地考察情况来看，既有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这种地道国企，也有“自雇自足”这种纯粹私企，既有天津市律师协会这种传统社会团体，也有重庆网络作家协会这种新兴社会组织，还有杭州中国网络作家村这种公私合作、广州“羊城e家”这种枢纽性社会组织与平台性企业合作的产物。不管是哪一种组织，它们都通过执业或服务联系了大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如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对象涵盖北京地区一万余家企业，外企占比超过80%，覆盖了全市85%以上的世界500强外资企业，服务新社会阶层人士约12万人。可以预见，由于这些平台性企业和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示范项目出现。

目前在示范项目载体布局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产业园区类型一马当先，平台性企业、枢纽型社会组织、特色小镇等其次，红色小区等居后这样的格局。这种格局在示范项目建设启动阶段，具有现实必然性。基地建设是一项没有多少现成做法可借鉴的事业，在启动阶段，各地选择新社会阶层人士及其产业高度集聚的园区、小镇、企业、组织入手，是遵循由易到难、由浅到深这类创新项目运行的基本规律。但是，目前看来，全国示范项目载体中，产业园区（部分特色小镇其实也是园区，只不过产业特色更鲜明、地域更大）数量最多，有不少占了试点城市示范项目一半甚至更多。带来的问题一是同质化比较严重，有违示范项目建设初衷;二是名为统战示范项目，但统战特色不够鲜明。不少项目是在原有党建项目或园区服务项目基础上延伸或插入进去的，许多工作是搭在其它工作之中进行的，这虽然有利于统战工作与园区服务、党建工作融合开展，但也带来统战的牌子虽然挂了，特色鲜明的统战内容却并不多，甚至“统战项目不姓统”的问题，不利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意识和阶层意识的树立。因此，产业园区类型的示范项目从试点城市来看，不宜再扩大了，眼下更重要的是充实统战内涵、彰显统战特色、提升建设质量问题。而其它几种载体类型是值得大力推动的：一是特色小镇，相比产业园区而言，地域更大、产业类型更多，覆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也更多，相对来说，组织难度也更大些，但建设好后示范效应更大。二是红色社区，目前全国成功的典型并不多，但这却是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服务从执业领域引向广大群众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展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还是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深入基层、了解国情、提高政治把握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需要大力发展。三是平台性企业和枢纽型社会组织，这类载体最能充分运用现代经济和社会组织及技术手段，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联系、团结和服务功能，取得最大效果，使政治性的统战工作与经济、社会、文化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值得大力提倡。

二、内在因素：人的集聚、业的集聚、党建基础、统战基础

不管是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红色社区，还是平台性企业、枢纽型社会组织，从这次调研情况看，绝大多数都具有人的集聚、业的集聚、党建基础、统战基础这四个内在因素。

一是人的集聚，即一般都是某类或几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聚的地方。如东线杭州的“智和同心荟”，所在的玉皇山基金小镇园区内有国内外专业金融人才5000余名，包括600余名海归，“国千”、“省千”、“市521”计划人才各两名，具有浙江省CFA（特许金融分析师）最集中的美誉。同时这里自由职业者超过1500人次，其中三十岁以下占36.7%，四十岁以下占81.9%，党员和团员各占16%左右，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者占74.6%;[1]东线南京的“青柠盟”社区所在的徐庄软件园区是民营企业集聚区，也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聚区，这里集聚了5万多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坐落其中的苏宁控股集团作为名列中国民营企业第二位的特大型民营企业，其总部就集聚了2万多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南线的深圳F518园区在人员构成上有三个鲜明特點：一是人数较多，园区共有从业人员4300余人，其中2000余人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占到50%;二是群体齐全，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900人，占45%;新媒体从业人员700人，占35%;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360人，占18%;自由职业人员40人，占2%;三是年轻化，平均年龄26岁，具有年轻、互联网、宅、情绪化、自我、冒险、独立等共性标签。北线北京的宋庄艺术区自由职业人员具有自主性、专门化、独立性的特征;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50岁以下占比88.3%，35岁以下占53.5%;他们学历普遍较高，本科以上学历占61.4%，党员比例占16.8%，共青团员11.1%。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示范项目载体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仅文化层次高、专业能力强，而且主要出生于改革开放后、成长于新世纪，普遍在体制外、党外，具有非常典型的新的社会阶层第二代特征。[2]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高度集聚使得示范项目建设很容易找到联系和服务的对象，为组织起来奠定了基础。

二是业的集聚，即一般都是创新创业产业或业态集聚的地方。先来看东线：上海静安“新联心”所在的上海市静安区辖区内服务经济高度发达。总部经济、外资经济和楼宇经济特征明显，已初步形成以商贸服务业、专业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为重点的高端化、国际化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辖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0家，有“亿元楼”（每年税收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商业楼宇）67幢，其中9栋是“月亿楼”（每月税收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商业楼宇）。上海青浦“尚都里水岸联盟”所在的青浦区朱家角镇是全国有名的历史文化名镇，旅游资源丰富，年游客接待量超过5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百亿元。在杭州，玉皇山小镇入驻金融机构近3000家，资产管理规模达1.2万亿元，扶持培育112家公司上市，实现税收22亿元。自2015年揭牌以来，小镇以浙江省钱塘江金融港湾战略和“凤凰行动”计划为核心，助推资本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全产业链日臻完善，高端金融人才高度集聚，连续三年实现入驻企业家数、资产管理规模、总税收三个翻一番。南线广州市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相关从业人员人数众多。有互联网企业3000多家，包括全国最大的互联网社交应用平台——微信、全国最大的互联网音乐平台——酷狗、全国最大的网络直播平台——YY语音、全国最大的移动端浏览器——UC，网易、唯品会、三七互娱、欢聚时代、汇量科技、多益网络、世纪龙（21CN）、荔枝八家企业入选全国互联网百强企业榜单，排名全国第三，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新媒体从业人员超过40万人。[3]正是因为如此，当广州市委统战部推出“羊城e家——广州互联网行业沙龙”示范项目时，得到了这些互联网企业及从业人员的热烈响应。广州创投小镇已成为集创投集聚区、科技与时尚产业集聚区、综合配套服务区三个功能区为一体的创投产业园，挂牌一年多以来，已累计引进企业近200家，年纳税总额超过1亿元，现进驻企业约200家，新阶层人士总人数约4500人，占比超过90%。深圳宝能科技园是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入住370多家企业，以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领域的科技研发类企业为主，目前已达到200亿元产值，创造15亿元税收。园区总人数约1.5万人，其中8000人左右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第三看北线：天津滨海新区，截至2019年2月25日，实有外资企业7463户，占全市的一半以上，注册资本1880.65亿美元。正是这种产业的高度集聚，带来相关行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高度集聚。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中看到的示范项目所在的产业园区基本上都聚焦于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其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也具有高知、年轻、党外、体制外等特点。

三是党建基础，即多数都是党建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比较好的地区。以上海为例：上海市静安“新联心”示范项目所在的静安区，从2002年在中华企业大厦设立党员服务点，开创“支部建在楼上”党建工作模式;到2009年培育“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探索以社会化方式开展党建工作;再到2018年出台《关于深化静安区“白领驿家”楼宇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探索打造联动协同、立体辐射、共建共享的党建阵地，已建成42家“白领驿家”党建服务站，发挥了服务、凝聚、引领、发展的功能。在“大党建”带动下，“大统战”也蓬勃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徐汇“虹梅庭”示范项目党建群团基础扎实，园区构建了“三级”党建网络架构。一是区域化党建网络。现有成员单位57家，覆盖国有大院、大所、大企等单位党组织党员约8000人。二是“两新”党建网络。目前下属“两新”组织党委2个、党总支6个、独立党支部121个、联合党支部35个，“两新”组织党员4425人，工作体系上将这些“两新”组织按漕河泾开发区地域分成“三区六块”工作网格。三是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网络。目前，社区总工会所属工会组织122个，覆盖单位963家，会员数达4.2万人;社区团工委所属两新团组织114个，团员3482人。这种情况在这次实地考察的大多数项目中也得到验证。东线的南京“青柠盟”社区是玄武区委统战部、徐庄软件园党工委、苏宁控股集团党委联合打造;南线的广州创投小镇是由海珠区委统战部联合街道工委共同打造，还专门成立了区新联会党委;北线北京的外企同心荟则直接由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党委来运作，宋庄自由文化人艺术区示范项目则专门成立了艺术区党委，天津的“菁英共赢”示范项目也是依托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党组织来建设;西线的“星蓝莓”示范项目是由镇、社区两级党组织直接来运作。正因为这些项目普遍具有好的党建基础，当示范项目建设启动时，无非在既有党建基础上增加统战内容，做到党建与统战相融合、互促进。当然，也有些示范项目没有很强的党建基础，如东线杭州的中国网络作家村、南线广州的“自雇自足”等示范项目，我们注意到这些项目联系的对象基本上是自由职业人员，这类新的社会阶层群体长期处于原子化生存状态，缺乏党建基础，只能由统战部门直接进入，先把统战工作开展起来。

四是统战基础，即多数都有较好的统战工作基础或人员基础。这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载体之所以能为成为示范项目，有的是过去就有统战工作基础，如北线的天津市律师协会示范项目。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律师统战工作就开始起步，是最早开始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领域，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统战工作模式和统战成员队伍，天津市非党律师中各民主党派成员及无党派人士共383人，94名律师担任全国、市区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中2名律师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92名律师担任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东线的上海静安“新联心”示范项目之所以能在全區展开，是同十多年前就开始起步的白领与楼宇统战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分不开的。有的是其关键人员是统战成员，如南线的广州创投小镇示范项目，创投小镇的营运商董事长黎名准本人是市政协常委、民建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广州创投小镇是民建广州民营企业家联谊会会员之家，非常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东线杭州的中国网络作家村、南线广州的“自雇自足”示范项目，都是因为所依托的平台性企业负责人首先成为统战成员进而成为统战代表人士，统战部门因势利导在其运作的平台性企业中建立示范项目，因为这些统战团体或民间组织乃至负责人本身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强组织力，在这些地方建设示范项目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示范项目中并没有多少统战基础，如上海“虹梅庭”最开始是个纯粹的党建项目，只是为了更好服务园区民企和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才向统战领域延伸。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两个集聚、两个基础对于示范项目载体的选择决定性程度是有差异的。相对来说，人的集聚、业的集聚更重要些，可以看成是必要条件，一个示范项目载体，如果没有一类或几类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及其相关产业的集聚，其建设基本上不可能成功，没有对象或对象的密集度不高，示范项目就建不起来。在这里，人的集聚和业的集聚是一个现象的两面，正是有了业的集聚才有人的集聚。当然，也有些地方是先有人的集聚后才有业的集聚，主要是以自由职业人员为主的示范项目。比较而言，党建基础、统战基础可以看成是充分条件，如果有这两个基础，示范项目载体建设会顺利得多，这已为这次考察的项目实践所证明。但是没有或较少这两个基础，并不意味着就无计可施，从这次考察情况看，只要统战部门主动作为、科学施策，即使没有多少党建基础和统战基础，示范项目也一样能建起来而且运转得很好。这也提示各地，在下一步示范项目建设中，在载体选择上，恐怕更要重视那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聚的地域和组织，即使没有好的党建基础和统战基础，也应该深入进去，把统战工作开展起来。

三、创新意义：层级基层化、对象普遍化、内容全面化、方式社会化

示范项目载体选择上的多种类型、多种因素及其产生的多重效应，对于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乃至新时代统战工作都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

其一是统战工作层级基层化。从这次考察及面上了解情况可以看到，示范项目载体类型包括了地域和组织两大类别，地域上既有行政功能的，如社区、小镇、全区的，也有经济功能的，如产业园区;组织上，则有平台性企业、枢纽型社会组织，其下联系着大量一般性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这种载体布局使得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顺利完成了在中国城市基层主要方面的布局，尽管目前还是试点和示范阶段，如果全面铺开，必将会实现在基层的全覆盖。而过去统战工作顶多是进入到街道乡镇，很少下沉到社区，园区、企业、社会组织更多只是接触少量成功人士，像这种大面积全面铺开，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其二是统战工作对象普遍化。示范项目载体选择上的多种类型、多种因素，使其工作对象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代表性人士，而是直接面向普通的统战成员。这些载体深入到社区、小镇、产业园区、平台性企业、枢纽型社会组织之中，这就决定了它们联系的相当多的统战成员就是一般的民企和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传统上历来是做中上层人士工作，这甚至已成了不言而喻的“铁律”，但是随着示范项目载体建设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普通统战成员进入到示范项目中来，也就是进入到统战工作中来，这毫无疑问是统战工作在对象上的一次变革。同时载体选择上的多种类型、多种因素，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全覆盖，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从过去六种人到今天四类群体，民企和外企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始终是工作中的短板，特别是自由职业人员由于没有现成的组织作为依托，其工作始终没有成体系地开展起来，而这次载体选择上的多种类型有效弥补了这个短板，甚至在不少试点城市成了挑大梁、成品牌的项目。

其三是统战工作内容全面化。统战工作过去长期就是政治工作，但是通过这次示范项目载体选择，统战工作已深入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之中，统战工作从未像示范项目建设和营运中这样开始直接进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实现了有机结合甚至融合起来，统战工作也未像今天这样由政治统战发展到经济统战、社会统战和文化统战。可以说通过示范项目建设，实现了统战工作内容在新时代的极大拓展。

其四是统战工作方式社会化。从示范项目载体的多种类型、多种因素可以看出，正是载体类型的多样性和因素的多重性，将各方面的力量都聚合到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中来，这里面有这些载体所在的党组织，从区委统战部、街道乡镇、社区党组织到各类园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党组织;有各种类型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从园区、特色小鎮的开发营运企业，到平台性企业和枢纽型社会组织以及它们所联系的一般性企业和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从未像示范项目载体建设这样，有众多基层党组织、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积极参与，特别是日常营运主要已不是统战部门在承担，标志着过去讲了多年的统战工作社会化在示范项目建设中得以真正实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统战工作正从过去统战部门自己抓变成动员全党、全社会来办，这也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变化。

参考文献：

[1] 南星街道简介[EB/OL].（2017-05-16）.

https：//mp.weixin.qq.com/s/XamVyE_CohmcAV0QuIytlw.

[2] 徐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研究[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6）.

[3] 广州市委统战部.羊城e家——互联网行业沙龙的诞生和成长[J].中国统一战线，2017（10）：38.

责任编辑：宋好

收稿日期：2020-02-29

作者简介：课题组组长、执笔人，徐军，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副校长、武汉行政学院副院长。课题组成员，卢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魏丽萍，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主任科员;黎园，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科员;黄慧慧，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副主任科员;赵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万雅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委托课题“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示范点建设研究”（ZK201803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