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

摘要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和传播价值，但其以往循规蹈矩的制播方式，使得作品在表现力和感染力上效果欠佳。如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短视频、微纪录等作品形式開始赢得大众的广泛接受。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可顺应时代潮流，在微纪录片的架构下，讲好革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 篇1：

短视频对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影响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形态迅速崛起，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媒体面临冲击。传统媒体要想在未来获得一席之地，全面转型是必然。而所谓转型，就是转向新媒体，短视频行业就是转型成功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短视频;纪录片;故事化叙事

流量经济时代，短视频如同猛兽一般迅速抢占了流量高地。从受众到用户，从观众到生产者，短视频的发展给纪录片故事化叙事带来了哪些影响？

微纪录片定义及发展现状

微纪录片概况

近年来，微信、微博、微电影、微纪录片，“微”字充斥在数字化时代中，填补着人们碎片化时间的空缺，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着变化。对于微纪录片的概念，业界并没有给出明确界定，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淑萍提出“微纪录片”概念，指制作时间迅速、传播速度快、一般时长在4至10分钟以内的纪录片。区别于微电影，其本质和纪录片一样，还是在于纪实，取材于真实生活，表现真人真事，并对其进行巧妙的艺术组接，引发用户思考。

微纪录片发展的历史

步入新时代，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媒体形态发生变革，社会文化市场的需求倾向于短小精悍的影像，也正是为了顺应这一不可逆的趋势，微纪录片应运而生。微纪录片的时长短，拍摄时间灵活且节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极大适应了当代的快餐式生活。万物皆媒，你我皆是纪录者，人人都可以是演员、编剧、观众，真正意义上呈现了“全民摄影”的特质。短小精悍的微纪录片，以小见大，以点看面，通过展现细微生活的变化、状态再现现实生活，再现某个历史节点和人物故事，升华主题。微纪录片同样注重艺术性和真实性，只要制作精良，加上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其提供平台，微纪录片的收视率自然不会低。

短视频的发展给纪录片带来了新生——微纪录片。短视频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商业契机，流量经济主导的互联网盈利模式，市场规模的扩大将更大可能依托于流量变现，与此同时，随着短视频内容营销质量的不断提升，内容变现也将催生更多快餐行业。谈到微纪录片，《国家相册》可以算得上是成功典范，这是一款由新华社推出的微纪录片栏目，该片素材取自中国照片档案馆藏照片，聚焦于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精彩瞬间，讲述了中国百年历史和时代变迁。该片在互联网、电视台、移动端、户外屏幕、海外媒体终端等平台同步播出，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上也可以随时观看，播出至今已经有三季了，每集只有7分钟左右，正好契合了用户的观看习惯。《国家相册》能取得成功，最大的原因不是其时长短，而在于其内容。该纪录片采用的是图文结合的方式，一改以往画面加解说词的叙述方式，用照片激活历史，唤醒民族记忆。

短视频给微纪录片带来的机遇

传统的纪录片满足的是受众的娱乐或教育需求，功能相对单一，没有互动，没有临场感，人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使时间变得碎片化。短视频行业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迎合了用户的快餐式需求和触媒习惯，在新媒体行业独占鳌头。短视频行业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也给纪录片的变革带来了契机，微纪录片应运而生。

从历程来看，短视频的出现最初源于传统门户网站和网络视频分享网站，随着社交网络迅速发展，其更直接的传播优势使用户量增长明显。随着短视频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微纪录片投放得越来越多，使用短视频软件或网站的用户也会成为潜在的微纪录片用户。因为用户的触媒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国家相册》投放到抖音平台后，圈粉无数，刷抖音的用户会在算法的驱动下刷到这部纪录片，只要播放到75%，就会计入一个播放量，下一次刷抖音，算法还会推荐该纪录片，最后，该纪录片的播放量达到4000万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短视频的发展促进微纪录片内容和形式革新，催生的“草根影像”为微纪录片注入新的活力。短视频的发展催生了新的商機，促使各大影视公司纷纷想来“分一杯羹”。以《早餐中国》为例，该片的解说词特别接地气，运镜和剪辑也显得活泼跳跃，节奏明快，短短5分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快感，上映后播放量突破4000万，超越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播放量。很巧妙的是，该片每一集播放完之后都会告诉观众小店的地址，有一丝广告的味道，可是观众并没有觉得厌烦，反而吸引了一大波粉丝，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发挥了亮眼的市场表现。正如苹果公司在腾讯投放的系列短片，即使目的是宣传手机，但观众对于这种纪录片式的广告不仅不反感，反而给出了一致好评。

微纪录片的特征

随着流量时代的到来，快餐式消费、碎片化阅读等成为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标签。自2015年以来，短视频如泉涌般迅速发展起来，这不仅对传统视频网站造成了冲击，纪录片的发展也受到挑战。正如视频网站加入了竖版短视频专区，纪录片在形式上也萌生出了顺应视频行业发展的微纪录片。

内容特征

制作门槛低，呈现出大众化特点。传统的纪录片拍摄都是“专业人员+专业设备”的模式，经费、器材昂贵，耗时耗力，充满了神秘感。近年来，手机拍摄的短片，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专业的人员，同样具有高端的大片效果。周迅主演的《女儿》就是典型案例，短短几分钟，记录了女儿（周迅）的辛酸故事。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身处何地，一部手机就能拍摄一部小型纪录片。人人都是制片人，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可以拍摄纪录片，短视频纪录片呈现出大众化的特点。短视频平台层出不穷，就连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等都顺应快餐时代的趋势，推出了竖版短视频专区，使得短视频纪录片的投放平台相当广泛。腾讯视频播出的微纪录片《国家相册》，不仅可以在腾讯视频观看，还可以在抖音、B站等平台观看，具有双向互动性。从字幕到弹幕，再到贴纸、表情包等等，用户有多种方式进行互动，受众成为了荧幕中的一员，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实现了受众到用户的转变。“点亮小红心”“弹幕走一波”，此类网络术语是短视频带来的语言生机。同时短视频的互动性特征也吸引了一大批受众。在这其中，受众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用户不再只是观看者，更是生产者。《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央视推出的一款讲述文物的纪录片。人们普遍认为，央视给人的印象就是严肃、刻板，加之前期极少的宣传，本以为该纪录片会被冷却搁置，没想到其收视率竟超过了同时期播出的《琅琊榜》。该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后，在B站上迅速走红，点击量超过200万，弹幕评论超过6万条，正是B站这一互动功能留住了大量用户，小众文化是不可忽略的，该纪录片是记录片叙事化中的精品，具有市场引领作用。从《国家相册》到苹果公司在腾讯投放的系列短片，不受器材和专业性的限制，参与人群大众化，使得短视频纪录片内容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形式特征

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促使传播形式创新。从字幕到弹幕，再到贴纸、表情包等等，短短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的视频可以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形式，极大程度上吸引了广大用户。部分网友观看视频时喜欢打开弹幕，满屏的弹幕让人忍俊不禁。“碎片化”成为一个爆红的代名词，短小精悍的短视频成为这些热衷于“快餐消费”人群的宠儿。微纪录片从形式上来讲，就是短视频。从横板到竖版的形式变化也是一大创新。其无广告，直击内容，免费观看的特征已吸引了众多受众。《国家相册》在投放到抖音之前，还是适应腾讯播放器的横屏，后来调整成为竖屏，在抖音平台播放到第三季已超过4000万播放量，远远超过了其投放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

传播渠道特征

短视频的传播渠道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特征。近年来，短视频行业井喷式生长，抖音、快手、B站等都是短视频投放的平台，多种渠道给用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和体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也会促进纪录片生产方式的变化，从受众到用户的转变，人人都是生产者，人人都是传播者，打破拉斯韦尔的“5W模式”，受传者与传播者已没有明显界线。无论是专业的技术人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参与到纪录片的制作上来，形成一个“全民记录”的模式，纪录片的资源也能得到整合。

微纪录片的叙事特征

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相册》等优秀纪录片不断涌现，但纪录片总的收视率却不断下降，快节奏、碎片化是近年来最火的标签，纪录片因其没有精彩的叙事情节而处于孤寂的边缘。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短视频行业的诞生与蓬勃发展，给纪录片提供了更丰富的传播平台和渠道，这也就促使了纪录片在叙事上的创新与变革。在新媒体环境中，要想在多选择的环境中留住用户，就必须在用户体验上创新，让用户参与进来。

故事化叙事

纪录片的实质是讲故事，本质在于纪实，关键在于故事情节的设定。回顾几十年前纪录片的开山之作《流浪北京》，简单地记录朋友的生活，平铺直叙，就像小学生的流水作文一样，寡淡无味，平平无奇。后来的纪录片也只是简单的画面加解说词，充当说教的角色。就在前几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好评如潮。主要是因为其一改往日画面加解说词的叙事方式，返璞归真，对素材进行故事化处理，运用叙事手段来表达主题，让观众觉得亲切、自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平行蒙太奇剪辑技巧，短短40分钟，可以讲述几个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情节的设定上，创作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丰满的角色更具有带入感，让观众真正走进故事里。选题准确而细致，贴近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其题材的选择——美食，极具吸引力。

叙事结构切口小

用“小切口”讲好“大故事”，是新时期纪录片叙事的一大特点。因其时间短，故而开门见山，不拖沓，几分钟就能讲好一个故事。纪录片《我们身边的四十个细节》，以接地气的思路，将壮丽的四十年的社会变迁浓缩到一个个细节之中，选取十二个行业中的四十个人物，以不同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勾勒出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活的全貌，这种叙事方式增强了纪录片的叙事感染力，让用户产生情感共鸣，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更能激起他们的观看欲望。同样的，《国家相册》也是采用微观的叙事手法，以图片的形式展现了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短小通俗的风格不仅极具吸引力，还具有极大共鸣性，实现了纪录片深入人心的教育功能。

叙事语言的创新

如今的纪录片创作越来越倾向于故事化，讲故事成为纪录片叙事的主要手段，通过讲述一个个或感人、或刺激、或兴奋的故事，把用户带入到故事所讲的时空里，绘声绘色、身临其境。对比以往的电视纪录片，平铺直叙的讲述方式很难将观众带入到情境之中，甚至会让人昏昏欲睡。故事化的叙事手法，通过对素材的艺术性加工，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增强了纪录片的可视性、趣味性、代入感，使用户产生情感共鸣。

当下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悬浮在视频上方的弹幕功能，这就使得用户在观看纪录片时还能实时参与互动，极大地满足了用户的互動性、参与性、自主性，在参与互动的同时还能迸发出年轻人热爱的网络流行语，增加了许多趣味。

不管平台、形式、叙述方式等如何变化，纪录片的本质永远是纪实。纪录片不再被冠以“阳春白雪”之称，微纪录片也实现了纪录片取材小事物的可能。伴随短视频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附加软件，剪影、拍大师、巧影等，随时随地可以拍摄制作出精美的视频作品。不再局限于恢弘叙事，不再受限于高端的设备器材，只要有一部手机，身边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巧妙的镜头语言组接起来，制作成一个个精美的微纪录片。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实体店等，各行各业为了不被淹没在信息时代的洪流中，纷纷改革创新，在智能化时代争取一席之地。同样的，媒体形态也不断顺势变革，对于传统纪录片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只有顺应这一趋势，不断革新，我国的纪录片才能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苏意宏，魏晓琳.新媒体语境下微纪录片的年轻化表达——以《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例[J].中国报业，2021（04）：44-45.

[2]刘鹏飞.我国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历程与走向[J].中国报业，2019（03）：74-75.

[3]温建梅，张晓嫣.新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特点及传播途径初探[J].声屏世界，2016（12）：40-41.

作者：蒋兰英

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 篇2：

新媒体环境下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创作思维

摘 要 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和传播价值，但其以往循规蹈矩的制播方式，使得作品在表现力和感染力上效果欠佳。如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短视频、微纪录等作品形式開始赢得大众的广泛接受。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可顺应时代潮流，在微纪录片的架构下，讲好革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文章主要以影视作品的创作方法论为依据，结合当下优秀的红色题材微纪录片为范例，着力从形式创新、个体叙事、人文表达等方面展开分析，探究新媒体环境下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创作思维。

关键词 新媒体；红色题材；微纪录片；创作思维

1 微纪录片的作品特征

现如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深刻影响着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还催生出各种新形式的影视作品类型，随着社会对碎片化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微”便成了新媒体时代的主要特征。微纪录片属于纪录片的范畴，其在叙事手段、拍摄手法、画面运用等创作方法上具有与纪录片创作相同的共性，同时微纪录片还有其自身架构下的创作个性。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曾给“微纪录片”下过定义，将其阐释为“篇幅简短、诉求单一、视角微观、风格纪实。在较短时长内以小切口阐述单一主题，不追求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多变的空间环境，极力简化人物故事发生的背景和过程”。

可见，微纪录片具有主题集中、时长较短、叙事极简、风格纪实以及传播便捷的作品特征，旨在以“短、精、趣”的呈现形式迎合受众“碎片化”的视听习惯，力求以化繁为简的纪录片创作形式，通过新媒体载体的多种传播形式，展现多种题材的影视作品。

2 微纪录片中红色精神的建构思维

2.1 红色精神的内涵

红色题材属于主旋律的范畴，主要是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红色题材在过去大多表现的是阶级斗争、是对战争和英雄的赞美和欣赏[ 1 ]。而如今，红色题材作品的表达不应继续停留在阶级化和政治性的层面，更应该立体和多维的建构契合当下主流意识的红色精神弘扬。红色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精神，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核心，红色精神范围广泛，最早表现为“五四精神”，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一系列的红色精神也随即应运而生。

2.2 红色精神的建构思维

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想要表现红色精神，首先要着力塑造典型的红色人物形象，形象的塑造需借助叙事和影像的双重建构来完成。在叙事建构方面，创作者应在尊重真实历史的创作前提下，通过影视叙事的创作来展现红色故事，从而达到以典型事件集中反映人物形象的叙事效果；在影像建构方面，创作者应通过历史影像的再现、人物纪实的采访、镜头语言的表达等方式，呈现更多可视化的作品影像建构，以此通过影像的表达来塑造立体的红色人物形象。

红色题材的微纪录片通过叙事和影像的建构，着力以故事直观地反映着人物形象，以影像多维地塑造着人物形象，最终通过个体层面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升至整体层面的红色精神弘扬，形成对红色精神多层次、立体化的集中表达。

3 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创作思维

微纪录片作为纪录片范畴内的一种作品类型，其创作思维以纪录片创作为基本范式，并结合新媒体环境下所更替的作品形式、影像风格、视听习惯、受众需求等新样态，在此架构上进行作品特性下的创作思维转型。红色题材作为主旋律题材的范畴，其在微纪录片形式下的创作是必不可少的，此题材的微纪录片要在微纪录片创作思维的指导下，迎合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视听需求，着力发挥红色题材的内容呈现特点，结合作品旨在传播和弘扬红色精神的主题趋向，建构适于自身作品题材的创作思维范式。

3.1 形式创新，突破传统模式桎梏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短视频、微纪录等作品形式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热门。在红色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中，其创作趋向开始逐渐由传统纪录片向微纪录片转变，在微纪录片的架构下弘扬红色精神，成为此题材作品的创新表达。在两者的转化过程中，创作者不单单要进行作品篇幅的缩减，更要通过创作思维的有效转化，突破传统创作模式的桎梏，着力以作品形式的创新，迎合作品的“微”表达，打造全新风格下的作品呈现。

在红色题材的微纪录片创作中，多元素的巧化融合是建构作品形式创新的重要思维之一。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的系列微纪录片《十一书》中，作品采用主持讲述和场景模拟的方式，以诵读书信和情境再现的形式回顾了抗战历史的峥嵘岁月，诠释了革命英烈的光荣形象和崇高人格。《十一书》在全网播出后的短时间内就收获了2.5亿次的播放量，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即是创新了以诵读书信重塑红色历史的作品形式，作品中珍贵的“请战书”“宣誓书”“绝命书”真实地再现了革命英烈们面对抗战的决心，再加上“明星嘉宾”“虚拟表演”等内容元素的加持，共同构成了多元素融合下的红色题材微纪录片，《十一书》以全新的作品样态打破受众对于此题材作品的传统认知，也成功地建构了自身作品的独特风格，在新媒体环境下对红色精神进行了有效地传播和弘扬。

3.2 故事典型，凝聚红色精神

红色题材的微纪录片由于作品篇幅的限制，其在作品叙事上很难像纪录片一样通过多个故事的积累来集中反映人物。因此，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叙事思维应根据作品的类型特征进行建构，作品可着力通过作品中典型故事的叙事和表达，有力且集中地展现人物风貌和品质。同时，典型故事的集中表达使得作品在人物塑造的呈现效果上更具感染力和号召力，更有助于作品中红色精神的传播和弘扬。红色题材的微纪录片力求以小切口的叙事展开，在时长范围内通过典型故事的讲述，集中的表达着人物形象的优秀品质，形成以事代人、以人传神的红色精神叙事思维建构。

在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创作中，创作者要在尊重客观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着力挖掘反应红色精神的典型革命历史故事，以此集中诠释在革命历史的背景下，老一辈革命家们前赴后继、艰苦朴素、勇于牺牲的红色精神。在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出品的系列红色微纪录片《西柏坡故事》中，作品以“五大书记”在西柏坡时期的故事出发点，每集讲述西柏坡纪念馆内一件陈列物品与主人公之间的故事，例如毛泽东的办公桌椅、周恩来的书架、任弼时的怀表等，作品通过典型具象事例的集中展现，反映了革命伟人们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崇高的形象，以此弘扬敢于斗争、开拓进取的西柏坡精神。

3.3 个体叙事，激发受众共鸣

在影视作品中，宏大的叙事往往强调总体性、普遍性，忽略个体性、解构性、差异性[2]。红色题材的纪录片在叙事上常常注重历史背景和重大史实的演进，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对个体命运的集中关怀。在微纪录片架构下的红色题材并非只能局限于展现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革命伟人的丰功业绩，还可以将宏大叙事转为个体叙事，利用微纪录片较短篇幅、直抒胸臆的载体特征，将作品聚焦于小人物的故事展现，以此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以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办的系列红色微纪录片《红色丰碑》为例，作品摒弃了宏大的叙事展现，每集着力以小人物的命运故事诠释红色革命的大情怀，作品展现了在沙家浜艰苦斗争的36名伤员战士、扑向炸药保护12名民兵的班长王杰、扎根人民军队通讯工作的王诤、抱起炸药包与40名美军同归于尽的人民志愿军人杨根思等故事。作品把目光聚焦于革命历史进程中小人物的个人命运，使得红色题材的微纪录片更具亲近感，更能以平视化的叙事角度在短时间内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迎合受众碎片化视听习惯上的情感需求，从而达到有效的红色精神弘扬。

3.4 视听多样，丰富呈现样态

微纪录片给红色题材带来了全新的作品载体，如今红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模式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可以给微纪录片提供有效地参考范例，创作者们也开始了从纪录片向微纪录片进行创作思维的转化，微纪录在创作上处处体现着纪录片的“微”变化。尽管如此，在红色题材的微纪录片创作中，唯独不可忽略和删减的是其视听呈现上的多样化，由于微纪录片的篇幅原本就较为简短，主题表达上也比较单一，因此红色题材的微纪录片想要在短时间内“抓住”受众的眼球，除了形式、叙事上的设计之外，丰富的视听语言设计也是建构内容精品的重要一环。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出品的系列红色微纪录片《追寻》，充分展现了红色微纪录片“短、精、趣”的视听特点。作品在画面建构方面，精美的动画特效、丰富的运动镜头以及匠心的画面设计，不仅帮助解说词参与叙事，还多样化地提升画面呈现效果；珍贵的黑白历史影像、富有年代感的情景再现，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历史革命的峥嵘岁月，还提升了作品的整体历史质感。在声音建构方面，雄浑有力的解说，诠释着红色文化的厚重；感染力的音乐，渲染着红色精神的情怀。可见，红色微纪录片力求以多样的视听效果丰富作品的呈现样态，通过迎合纪录片“微”变化下的精品内容建构，着力集中表现着红色精神。

3.5 表达人文，有效对接双主流

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核心传播实质是培养红色基因、宣传红色精神。由于以往作品在表达上具有较重的宣教感，让受众对此题材的作品形成了枯燥、严肃的刻板印象，使得作品无法达到双主流对接，即纪录片在体现主流价值的同时有效地对接主流受众[ 3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受众在作品的选择上逐渐拥有了更宽松地自主性。于是，红色题材的微纪录片想要在短时间内足够“吸睛”，赢得受众的喜爱和关注，则要打破受众对红色题材在作品表达上的传统认知，摒弃以往重宣教、轻人文的表达特点，通过作品在表达上的革新，打造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表达新语态。

表达人文化在红色题材微纪录片中有两方面体现：首先是解说词的风格人文化，作品解说词不应仅满足于照本宣科的将红色革命历史进行线性地讲述，而是应主打以平视化的视角展开解说词创作，力求建构直抵人心地故事细节、凝聚情感的故事情节，以此增添解说词的叙事张力和表达感染力；其次是主持人（讲解员）的叙述故事化，在小篇幅的作品中，主持人作为作品中的官方话语主导，其严肃、沉稳的风格增添着作品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不过，主持人单纯的串联和引导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受众对于微纪录片的情感需求，主持人的话术需要有更加故事化的表达，以此达到“以情寄事，以事传神”的传播效果。在新华网推出的微纪录片《红色气质》中，该片几乎完全由靜态照片结构而成，让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大量珍贵的馆藏照片动了起来。作品以舒缓的叙事节奏、人文的解说表达、优雅的主持风格有效地展开了作品的双主流对接，着力诠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集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信念和追求，责任与担当，以此展现红色精神的深刻内涵。

4 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众多题材提供了新形式的创作载体。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作为再现红色历史，诠释红色精神的重要传播方式，其想要在微纪录片的架构上进行成功建构，则要着力迎合短视频时代作品的“微”表达特征，不仅要缩短作品篇幅，迎合受众“碎片化”视听习惯上的审美需求，还要转变以往的创作思维，打破红色题材纪录片给受众的刻板印象，以“短、精、趣”的作品表达，建构红色题材在微纪录片中的作品呈现。创作者要充分地运用红色题材微纪录片作品的创作思维，着力从巧化融合上创新形式、故事典型上反映人物、个体叙事上引起共鸣、影像语言上多维呈现、人文表达上摒弃宣教，以此建构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作品特征，从而立体化、多层次的弘扬红色精神。

如今，新媒体时代给予了影视创作领域更多地创新空间，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创作思维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迎合当下的主流创作趋向，打造更多优质的红色微纪录片作品，有效促进作品的双主流有效对接，以此深化旨在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的作品传播意义。

参考文献

[1]万彤.红色题材摄影作品的当代性体现[J].美与时代，2014（7）：94-95.

[2]彭海宝.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开掘和提升[N].江西日报，2013-07-19.

[3]张炳旭.《十一书》：新媒体时代红色历史的创新传播[J].电视研究，2020（4）：86-88.

作者：候一凡

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 篇3：

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价值与影像阐释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被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焦波是乡村题材纪录电影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他的作品在创作题材上与时代主题同步，在拍摄手法上表现出“直接电影”的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焦波的乡村纪录电影无疑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由此，本文通过对焦波作品的传播价值、影像叙事和市场传播为切入点，探究乡村纪录电影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焦波;乡村纪录电影;传播价值;影像叙事;市场传播

文献标识码：A

纪录电影是纪录片业态的重要一极，改革开放40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国产原创纪录电影。因摄影作品《俺爹俺娘》名声大躁的焦波从2000年开始拿起摄像机，从记录身边的亲人，到记录乡村各色人物;从记录故乡山区的故事，到记录中国乡村的生活。焦波创作的纪录作品，从纵向发展来看，追随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从横向发展来看，由点到面地理性探索中国“三农”问题。焦波通过观察农民生活，把握时代变迁，以农民的个体视角，展现国族情怀，将自身的情感、态度与纪实美学风格相融合，以真实的范式呈现创作内容，以现实的笔触观照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

一、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价值

（一）个体记录与社会批判

纪录电影作为一种以真实见长的艺术表达范式，较新闻报道而言，具有视听化的镜头语言和故事化的内容表达，在审美接受中更易被受众所青睐。在弗拉哈迪眼中，纪录片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的生存境况，同时纪录片更应该是敲打人们良知的一把锤子，强调了纪录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强大的教育、宣传能力。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源头，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既发挥了“镜子”的功能——挖掘社会现实，展现当代中国乡村、乡村百姓的真实面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充当了“锤子”的角色——敲击“三农”问题，记录“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体现国家振兴乡村战略，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二）捕捉特色，把脉时代

格里尔逊曾阐述，纪录片创作的首要原则是在现实中挖掘素材，并从熟悉素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故事，通过生活细节的并列，创造出对生活的阐释[1]。乡村纪录电影的创作意义不是关注村民的日常琐事，而是记录时代发展过程，其作为媒介既要发挥观测社会温度、观照农民生活的积极作用，又要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功能定位中做好中国农民的“传声筒”、国家政策的“扩音器”。

近年来，焦波带着团队拍摄了多部关于乡村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在拍摄《乡村里的中国》的同时，他用十年时间往返奔赴四川省汶川县，记录地震过后六位孤儿震后重生的故事——《川流不息》;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脱贫攻坚战在全国深度贫困地区打得愈响愈烈，焦波把《出山记》视为“在泥土里种植的中国故事”。其纪录作品从呈现改革背景下的个体家庭镜像，到展现“三农”工作下农民的生存缩影，再到见证扶贫政策下农民的脱贫之路;从汶川地震后孤儿现状的真实呈现，到政府救助、社会关爱下孤儿重生的展现，再到大爱汇聚，生生不息，重建希望，勇敢前行成长之路的见证。焦波从微观视角聚焦社会基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对纪录电影社会功能的深刻思考与深度实践。

二、乡村纪录电影的叙事特征

从叙事角度而言，叙述视点对叙事意涵的形成起着主控作用，是架构叙事论述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操控观众的机制之一[2]。纪录片的叙述视点包含着文本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以无论纪录片创作者采取何种视点切入，拍摄题材、拍摄内容、拍摄对象都一定会体现出创作者的创作态度。

（一）叙述视点的选择

叙述视点分为旁观者的视点、主人公的视点，不同的视点带给观众的认知与情感具有一定差异。旁观者的视点着重打造出电影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是以失去角色特征的叙事身份来观测行为主体和事件发展进程，形成观察型纪录片范式;主人公的视点则以行为发起者、事件参与者的角色身份来记录、影响、控制行为主体和事件进程，强调与拍摄对象的互动行为，形成参与型纪录片范式，因此它的叙述是主观的、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不同的视点可以引起叙事效果的多样化发展。

在紀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和《出山记》中，焦波采用旁观者的视点，零解说、零配音的方式进行记录。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出山记》为例，影片从农民抗拒出山，到村干部动员出山，再到农民思考出山，最后农民实现出山这一完整的行为事件中，具有叙事角色的创作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视点、客观不打扰的方式，真实地记录着农民易地搬迁的过程。

而在纪录电影《川流不息》中，在影片开场，焦波以个人解说充当配音，用第一人称向观众娓娓道来：“我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北川了，十年了，和北川的故事越来越多，和北川的感情越来越深，那里有我牵挂的六个孩子”，“那几天，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该影片以“我”的主观视点介入创作，讲述了创作者与六位震后孤儿的故事，个人情感色彩强烈且集中，直接抒发了导演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家国情怀的认知。

（二）叙事动机的逻辑内因

理解一部纪录作品，不仅要把握视听语言系统，也要从影像的内容逻辑中分析创作者的叙事动机。在《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一书中，作者雷建军与钟大年将纪录片的叙事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原型动机、情景动机与文化动机。乡村电影记录片多采用原型动机的叙事方式，该叙事方式来自于纪录片叙事的故事性，是构成故事核心的内在动因，影响内容模式的构成。

在焦波的纪录电影中，原型动机中的“弱者原型”是形成其叙事的主要动机，即表现一个处于社会基层的普通小人物面对生存困境大问题的故事。这种叙事模式会充分强化、扩大情感因子，使受众的价值态度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弱者。以《乡村里的中国》影片中外出打工的张自军和果农杜深忠为例，他们是国家工业化、社会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员，张自军代表着在城市基层挣扎生存的农民工形象，杜深忠代表着仍然生活在农村，保留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形象。焦波从张自军的不幸意外身亡、杜深忠拮据的生活现状中表达出对农民的同情、对农业的思考、对农村未来发展的反思（如表1所示）。

三、乡村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

在不断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焦波围绕农民、农村、时代三个方面，从观照个体化的生活状态，到反映集体化的社会环境，再到表达社会化的大政方针。他用多主线和平民化的叙事策略从局部到整体地记录社会发展进程中农民的生存状态。

（一）多主线交叉叙事手法

焦波的记录片擅长运用多主线交叉叙事，平行开展，表现农村面临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变化，从而推进影片情节的深化。

在《乡村里的中国》中设置了三条主线。一条主线是以杜深忠为代表的老年人，在经济条件拮据的情况下，杜深忠依然保有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作品反映出我国农民在精神、物质需求方面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杜深忠面临苹果滞销难题时，作品反思的是传统农业现代转型的社会问题;在面对村里挖树建设城市绿化时，作品中杜深忠的愤怒反射的是城乡生态建设的功过得失。第二条主线是以党支部书记张自恩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在脱贫工作、修建道路等问题上与村民既存在利益相关，又存在矛盾冲突，作品反映了农村基层复杂的人际关系、基层干部与群众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第三条主线是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农民新生代，杜滨才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杜滨才自小刻苦学习，考上大学，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作品反映了农民新生代为摆脱传统农村生活而进行的挣扎。三条主线统一在小山村一年24节气的时空中，影片不仅仅是简单再现农村的景象，更包含了广阔的目的和外延，表现出强大的张力。

在《出山记》中，焦波同样表现了三组矛盾冲突。第一组矛盾冲突展现了想搬出大山的年轻人申周与不愿意搬出大山的老年人申学王之间的观念矛盾，影片中年轻人对现代都市生活无限向往，而老一辈却心甘情愿安守祖业祖宅。第二组矛盾冲突是修路与搬迁之间的矛盾，在影片中村支书申修军动员泉里组村民移民搬迁，“搬穷家、挪穷窝、拔穷根、奔小康”，村民却一心想通过修建公路留在故土。第三组矛盾冲突是村支书由于忙于工作而与家人、村民产生的矛盾，影片中申修军妻子抱怨丈夫对家庭责任的缺失，而申修军在公义与私欲面前选择了优先解决群众问题。三组矛盾有机地统一在脱贫攻坚的主题之中，从而实现从小乡村投射出大社会的脉络肌理。

（二）平民化的叙事角度

从焦波的作品来看，村民是贯穿始终的故事主角，乡土文化是作者深入挖掘运用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2012年，焦波率领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团队来到杓峪村蹲守373天，完成了被誉为“21世纪中国农村生活标本”[3]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这部作品是焦波乡村拍摄生涯的处女作，在拍摄前他通过田野作业的过程，身体力行地将团队从影视创作的參与者延伸为现实生活的记录者。他带领团队深入体验当地村民的生活，他们在杓峪村里种菜、饲养家禽，与村民同吃同住。焦波作为当地人的身份优势以及创作团队的年轻化，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拍摄环境，从而降低村民对镜头的抵触，进而为记录村民真实流露的情感打下了基础。

一方面，平民化的拍摄视角体现了导演的创作态度，彰显了影像作品的人文情怀。白岩松在评论《出山记》时讲道：“《出山记》无论拍摄谁，用的都是一种平视态度，难能可贵”。平民化视角是一种平等对话，是对彼此身份的认同与尊重，焦波在选择环境时选取被拍摄者最熟悉的生活环境，这不仅是对真实场景的还原，而且充分记录了拍摄对象的情感流露。

另一方面，在影片基调上，直接电影美学风格使焦式平民化叙事策略营造出“窒息的真实”，有效地打破了观众跟故事之间的距离隔膜。焦波从平民百姓中挖掘故事，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四、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

（一）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壁垒

与其他题材纪录片相比，乡村纪录片既不像自然地理纪录片那样，运用镜头艺术地展现自然的神奇与伟岸，也不像人文历史纪录片那样，通过史料、文献、人物故事凸现厚重的历史、多彩的文化、传奇的人生。乡村纪录片简单、质朴，没有华丽的镜头，没有惊艳的景色，没有名人的噱头，它缓慢、低沉，讲述的是刻有文化烙印的乡村史诗，让受众了解乡村进步的艰难历程。此类纪录片不是为娱乐消遣而生，很难获得视听的美感享受，相对而言受众群体小众化，很难融入当下的院线市场环境以获得一定的电影市场份额。同时，受到文化消费的地区限制、目标受众人群的定位等因素影响，乡村题材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能力还存在一些问题。

以《出山记》为例，自2018年4月20日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共588.7万，其中42%的票房来自拍摄地贵州省，出现票房集中度较高、票房分布不均的现象。同时，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出山记》的受众定位使得它的电影市场和目标受众主要集中于政府、企业和行业内部[4]，它更多体现在以故事化的内容表达向受众进行媒介宣传教育。而就当下的电影消费市场而言，受众进入影院仍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要消费目的，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往往出现口碑与票房不相称的态势。

（二）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突破

北京师范大学胡智锋教授认为，“中国纪录片发展是政策、平台与市场合力的结果”。在未来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价值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启示挖掘与发展路径探究，进而从纪录片创作选题与传播渠道两个方面内外合力，共同突破当下乡村题材纪录片的传受壁垒。

首先，从政策层面与平台建设来看，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政策频频出台，纪录片产业的发展已被提升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中央媒体、各省级卫视、上星频道纷纷加大了纪录片的播出频次和播出时长;各级各类影视评奖将纪录片长篇奖和短篇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全国各大高校纷纷从创作提案、影视人才培养入手，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发展潜能。乡村题材纪录片正好借此东风开拓创新。

其次，从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来看，乡村纪录电影承载了以新时代观照历史进程与反思乡村现存问题的社会使命。因此，乡村纪录片创作者要在内容创作和价值构建中勇于对话新时代，围绕中国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展开“三大攻坚战”的实施进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农村的落地生根;国家推进反腐倡廉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中国农村发展以及社会群体的价值启示;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在农村中的推进。创作人要深度挖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现实故事，在“三贴近”的原则中衍生社会话题、提高观众的期待视野。如《了不起的村落》和《四个春天》，聚焦于乡村现实，用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展现平凡百姓的故事。中国是一个农业发展大国，记录好、解决好“三农”问题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乡村题材纪录片正是实现这些社会功能、反映农村文化价值的艺术载体。

最后， 从传播渠道来看，纪录片逐渐做出拥抱新媒体的态势。在新媒体碎片化特征的影响下，微型网络纪录片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内容传播方式。在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7.29亿，短视频用户规模及使用率已超长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75.8%[5]。乡村题材纪录片也应适应当代的媒体传播环境，《记住乡愁》系列、《美丽乡村》《了不起的村落》等作品，出现了碎片化、分集化、季播化的纪录片形态，获得了较好的点击率。

对乡村题材纪录电影而言，政策的推力、平台的助力、市场的动力势必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从纪录片创作本身出发，内容创作和价值观构建是乡村题材纪录电影的创新发展导向。

参考文献：

[1] （英）福西斯·哈迪著.单万里，李恒基译.格里尔逊论纪录电影[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133.

[2] 雷建军，钟大年.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54.

[3] 梁黎.记录新时代的历史片段是我的荣幸，访纪录片《出山记》导演焦波[J].中国民族，2018（4）.

[4] 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9.

[5] CNNIC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责任编辑：张楠]

作者：刘新蕾　孟旭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