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跨界”研究视角，以广东区域产业为研究视域，将“广东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进行理论研究，并依托高职院校外语教育改革基础，探索适应广东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高职院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广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探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探究论文 篇1：

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机制与路径

[摘要]2009年以来，广东专业镇在全省地区经济發展中的增长极作用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削弱。却有12个地市的专业镇占地区经济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60％的地市专业镇经济对本地经济贡献超过30％。专业镇对地区经济發展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为2009年以来广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广东专业镇为什么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依然保持较快發展?答案在于广东专业镇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升级。在我国体制转轨和转变经济發展方式背景下，广东专业镇的转型升级發展有其特有的动力机制——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机制的协同和实现路径，即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制造业环节上的垂直升级、提升和延伸产业链、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实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GVC)治理下的集群升级并借助于集体效率而共同發生作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当与GVC的联系减弱或断裂时。集体效率的加强發挥了更主要的作用。融入GVC对于广东不同形成机制的专业镇升级發展的作用各异，并可能使专业镇锁定在低端道路上。如何突破这种锁定是专业镇升级的关键。

[关键词]专业镇　转型升级　机制　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对發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以中小企业集聚發展起来的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發展成为相关文献的关注点。围绕集群企业如何从全球价值链(简称GVC)的“低端”转向“高端”参与竞争，学者们阐释了集群企业升级能力的来源及产业集群升级模式。关于集群企业升级能力的形成机制，一类文献从分析集群竞争力的来源——通过纵向、横向内部联系的加强而形成的集体效率(Schmitz，1995)加以解释；另外一些文献则从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展开分析，引起了人们对集群企业与外部联系效应的关注，认为价值链的内部治理对本地企业的升级会产生重要影响，GVC不仅为集群企业提供了产品销售市场，而且在为企业获取知识并增强其学习和创新能力方面發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关键作用：对拉美国家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發现，集群内部联系和GVC对企业升级的影响都很重要，在产业集群融入GVC过程中集群的行业特性影响到集群升级的模式和水平。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广东由一个农业大省转型發展为工业强省。期间，专业镇——以乡镇行政边界为区域的产业集群，对广东的经济成功转型發挥了重要作用。截止2010年，广东省省级专业镇总数为309个，分布在除深圳市以外的20个地市中。其中，主要集聚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如纺织、轻工业、电气装备、电子信息技术、建材等，而传统产业占到一半以上。2010年广东专业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万亿元，占全省GDP的28％，占20个地市GDP的34.2％。GDP超过20亿元的专业镇超过130个，集聚了6万多家企业，直接带动500多万人就业。2005－2008年，10个创新示范专业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63.8％，年均增长达13.1％，工业总量稳步增长；特色产业总产值在4年间增长了83.6％，特色产业在专业镇工业中的比重从47.0％上升至52.7％，产业集聚水平稳步上升。

总体上看，2009年以来，专业镇在全省地区经济發展中的增长极作用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削弱，而且有12个地市的专业镇占地区经济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佛山作为全省专业镇最为集中的地区，2009年专业镇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贡献提高了3.7个百分点，达到82.42％。分地区来看，专业镇对汕头、佛山、中山、江门、潮州、揭阳、云浮等7个地市区域经济贡献率均超过50％；60％的地市专业镇经济对本地经济贡献超过30％。专业镇对地区经济發展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为2009年以来广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出了贡献。广东专业镇何以能够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研究表明，专业镇的转型升级發展是关键。那么，广东专业镇是如何实施转型升级的呢?

基于现有理论及对广东实践的观察，本文进一步發现，产业集群形成机制、面临的市场环境和国内宏观经济發展阶段都影响到产业集群的升级机制。在我国体制转轨和转变经济發展方式的背景下，广东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發展有其特有的机制和路径。

二、相关概念和理论

1、产业集群升级机制。

经济發展模式的转变是产业转型升级结果的集中体现。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区域的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它不但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高端化，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层次提升。目前世界产业转型升级呈现出“一转四化”的主要特征，即产业梯度性转移、产业集聚化、产业园区化、产业融合化和产业生态化。产业“一转四化”的發展特征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指导原则和發展方向。

产业集群升级长期来看遵循着产业升级的路径，但二者又有一定差异。作为一种地方化的网络式生产组织方式，产业集群升级取决于其企业的升级能力，即企业通过创新增加其产业和工艺附加值的能力。产业集群升级是指企业生产更好的产品、生产效率更高，或者进入技能性更强的领域，以获得销售增长、收益提高。由此可见，产业集群升级的出發点和落脚点是产业集群整体附加值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其本质特征在于创新，通过创新获取更多附加值，通过创新提升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这里的创新，依据熊彼特创新学派的定义，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前者是指产品、原材料、工艺和市场创新。集群创新机制决定着集群升级机制。

关于产业集群升级机制，现有文献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集体效率视角的解释。Schmitz(1995)基于马歇尔(1890)的外部经济分析，认为集群中偶然的、无意识的外部经济与集群中各行动者有意识追求的联合行动——纵向、横向的联系可以产生“集体效率”，该效率高低决定着集群的升级潜力：另外一类文献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加以分析，认为集群企业通过加强与集群外部的联系——融入GVC，而实现集群升级。其中，国际买家、生产商等在促进集群升级方面發挥了作用。㈣第三类文献融合了集体效率和GVC理论，认为二者均对集群升级發挥重要作用。基于集群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对产业集群创新动力和能力形成的影响，王珺等(2008)将集群创新机制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总结了广东专业镇式产业集群4种创新机制和路径，指出在广东专业镇升级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2、产业集群升级模式。

Humphrey和Sehmitz(2002)在全球化背景下，把产业集群升级置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上，提出了四种升级模式：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部门间升级。集群经济活动协调类型，即与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集群治理类型，影响到产业集群升级模式。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包括政府机构、商业协会、服务中心、银行系统、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织以及关键／龙头企业等，这些组织在地方和全球不同层面上影响集群企业的经济活动(Bianchi等，1997)。

上述基于欧洲和拉丁美洲产业集群升级实践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一般性意义，对广东省专业镇升级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认真探究会發现，现有理论将集群企业个体的升级等同于集群整体的升级。比如功能和部门间升级应该是集群中部分企业的升级模式，而不是集群整个群体的升级模式。因为集群中成百上千家企业不可能都从制造业环节升级到研發、设计或销售环节。而且集群中企业能够实现部门间升级的企业并不可能都进入同一个新的行业领域。观察發现，较之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發展于改革开放转轨背景下的广东专业镇升级，既有与国外集群升级路径一致之处，也有其特有的机制与路径。

三、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机制

1、市场机制的推动。

广东专业镇多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之后的發展过程中专业镇转型升级一直在进行中。专业镇形成的同时也是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国内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档次和水平也不断提升，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升级；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后，大量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高额的贸易顺差在为我国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引發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随着国内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增长路径难以为继，迫使更多的企业谋划转型升级。之后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减弱，东部地区土地、原材料、能源等价格的上升，以及“民工荒”的出现，加上2007年以来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国家节能减排等规制，珠三角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高污染企业已经自發向周边地区和邻近省份转移。还有一些企业选择内部提升，加大研發创新投入、更新改造工艺设备、加强管理，或转型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东莞华坚集团公司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典型事例。成立于1996年的华坚企业是制鞋贴牌加工生产的典型，在东莞和江西赣州拥有4万多名员工，其产品97％出口。这样一家典型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企业却能够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归因为：(1)观念的转型。企业發展战略需要不断随市场环境变化而变化。(2)2002年向江西赣州的产业转移，即投资策略转型。(3)同时建立了完善的产业配套链条，即产品结构转型；从2001年开始，华坚开始进行转型升级，由单纯的成品鞋加工制造，全面转型为打造集研發、贸易、皮革制造、鞋材制造、鞋机配套、成品加工、物流配送、高端论坛、总部基地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这个看起来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越专业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模式，却成为华坚另一个增加利润、抵御风险的“法宝”。通过产品结构转型，把制造环节和服务当产品来开發，通过内部竞争和循环，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率。自2008年起，华坚集团在上海成立了研發公司，开始研制生产动力锂电池，实现了产业部门间的升级。目前，华坚正在建设世界鞋业(亚洲)总部基地。该基地集产业价值链为一体，为全球鞋业新材料应用、新技术研究、新产品發布、新工艺培训提供全方位服务。

企业不断寻求产品、工艺升级，甚至功能或部门间升级，是企业生存發展、不断提升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和路径。集聚在一个镇区的同类企业，一家企业的升级行为，更易于形成示范、联动效应。在市场机制的自發调节下，专业镇企业为提高效率主动升级。

2、政府引导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协同。

以科技推动经济發展，2000年广东省科技厅实施专业镇创新示范点以及其他多项政策措施，截止201 1年，已在324个专业镇中建立了近200个产业创新服务平台，比如产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以扶持专业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抓手的多项政策措施推动专业镇的转型升级。2005年广东省经贸委实施产业集群升级政策，出台了鼓励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的政府合作共建产业转移园的政策，以促进珠三角企业向粤东西北转移，促进欠發达地区经济發展。南海西樵纺织专业镇的技术创新中心带动产业升级的实践经验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自2008年起在全国133个纺织集群中推广。对一大批专业镇产业集群升级示范点的建立及其创新升级经验的推广，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2005年广东省政府就已实施了产业转移、产业集群升级政策，但由于当时外部市场环境较好，产业转移、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小，只有部分企业主动转型升级。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及国内市场不振，凸显专业镇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促使专业镇加快转型升级。自2008年广东决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落实《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以来，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纷纷出台，同时，在政府领导的考核办法中，将结构调整指标作为重要因子纳入考核体系，形成了广东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的基本政策框架。2009年一系列“三促进一保持”的工作措施在全省各地展开，有力地推动了专业镇的转型升级，各地市也相继跟进。东莞于2009年制定了“1+26”政策体系，实施“六个10亿元工程”帮扶企业，取消和停征或减半征收有关费、税，并组建市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资助扶持创新创业型企业。专业镇最为集中的佛山南海区政府，2008年底就制定实施了“雄鹰计划”，以解决中小企业發展瓶颈问题为切入点，以“一企一策、过程参与、部门合力、上下联动”的工作方式，打造科技领先、品牌领先、市场领先、管理领先的产业集群，推动集群升级。

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2008年广东GDP增长10.1％，与上年同期相比回落4.6个百分点，远大于全国的下降幅度。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5.8％，首次低于全国的均值6.1％。在实施“三促进一保持”战略措施下，广东当年GDP实现了全年平均9.5％的增速。虽然专业镇经济对全省经济的贡献较上一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但仍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30％。政府推动专业镇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例子是东莞石龙信息技术专业镇的形成。石龙镇由于临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集聚了大量与服装生产相关联的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世界信息技术(IT)产业的發展，针对各地区间發展经济的激烈竞争挑战及土地有限等问题，镇政府决定主动转型發展信息技术产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IT企业的招商引资政策，并主动前往台湾、日本等地吸引IT产业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上的关键企业。面对镇政府偏好IT产业的政策措施，一些服装企业选择逐步向内陆的虎门镇及周边地区转移。石龙镇因而逐步从服装产业集聚区转变成为著名的IT专业镇。

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企业自我發展的内生需求推动企业不断追求升级。同时，企业根据政府政策的激励或限制性质，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生产要素向现代产业集聚。政策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广东的专业镇转型升级。

四、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1、集合利用内外部资源，实现制造业环节上的升级。

通过提高专业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的产品、工艺升级，由传统产业集群升级为创

新型集群。一是省科技厅连同市(县)、镇政府共建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这些创新服务平台成为中小企业形成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外部资源，成为官产学研合作的载体，成为产业链延伸、产业做强的引力池。佛山各专业镇构建了包括产品研發、质量检测认证、职业教育培训、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五大体系在内的产业创新平台，涌现了西樵镇的“广东南方技术创新中心”、南庄的华夏陶瓷研究开發中心等一批创新研發平台，带动并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是推动产学研合作，帮助企业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政府鼓励企业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开展研發合作。东莞市政府报销企业的研發创新费用；行业协会及政府有关部门联动，对于展销会上涉及侵权的参展企业取消其参展资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由此，企业增强了创新动力，纷纷加大研發创新投入。创新能力的增强使中山、佛山等地的专业镇能够从容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些企业抓住金融危机倒逼带来的调整机遇，反而感觉是在“享受金融危机”。中山、佛山、东莞等地市的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措施，牵线搭桥，提供贷款贴息、担保资金等，促成银企合作，帮助企业获取银行贷款购买国内外先进设备。

2、大力發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延伸产业链、实现升级。

一是基于本地产业实际，扬长补短，延伸产业链。广东专业镇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环节，产业结构存在服务业滞后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内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严重滞后等不协调问题，为此，各地大力發展包括物流、金融、创意设计、会展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专业镇从生产基地延伸至商贸专业市场，东莞大朗镇——“中国羊毛衫名镇”，已经从“全球毛织业最集中的地方”，变成了“全球数控织机最集中的地方”，带动数控织机制造业在大朗镇的升级發展。2009年从这里销售出去的数控机达2.89万台。大朗镇目前企业使用数控织机达6200多台，可节省劳动力5万多人，2010年底达到1万台。一场以数控机生产逐步取代手摇机、通过设备升级从而带动产品设计研發升级的生产与科技革命，也正在大朗镇悄然进行，并向珠三角其他地方扩展。东莞最大的毛纺织企业之一——大朗颖祺实业有限公司，非常重视研發设计，2009年底拥有30多名设计研發人员，到2010年8月时已经超过120名。公司还建立了设计部、产品开發部、信息中心(也即数控中心)以及一个材料检验室。但颖祺的快速升级是通过设备更新实现的。从2007年到现在，颖祺共投入3亿元购买了1000台数控织机，其中一大半是2009年底以来新引进的。一台先进的电脑织机，工作效率等于传统手摇织机的2.5倍，相当于20个熟练工人。设备升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能解决“招工难”问题。颖祺把雇工节省的费用聘请更多的设计研發人员，由此带来更多的利润，效益更好，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东莞大朗镇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着力加快毛纺织业从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从生产基地向现代毛纺商贸城转变，这“两大转变”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2010年上半年，大朗规模以上毛织业的总产值达到33.8亿元，同比增长71.4％；规模以上毛织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5％。

二是以城市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城市具有产业集聚功能，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够促进高端产业要素资源的集聚。高端的产业形态需要高端的城市空间来承载。广东各专业镇非常注重通过城市升级推动产业升级，近年来不断加快推进城市空间的再造，增强城市对各种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和配置能力。比如，大朗镇政府为了發挥产业集群优势，正在努力打造以毛织贸易中心为龙头的毛织商贸区，促进毛织高端资源要素向这个片区集聚。

三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当前，省、市政府已经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东莞常平物流专业镇在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吸引力度的同时，加大了知识产业保护力度，2008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广东省知识产权试点镇和东莞市知识产权示范镇，目前，该镇已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8家，2009年该镇获得26件發明专利授权证书，这在东莞市32个镇街中是名列前茅的。

3、产业转移与升级并进，發展总部经济，实现功能升级。

通过产业转移与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發展总部经济，实现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南庄陶瓷专业镇的转型升级之路，就是通过产业异地转移、就地转型升级实现的。按照“扶持壮大一批、提升改造一批、淘汰迁移一批”的策略，自2007年起，政府引导陶瓷企业向高档化、集团化、专业化方向發展，并把南庄从单一的建陶产品生产基地转化成陶瓷研發基地、展贸基地、配套服务基地和企业总部基地。他们计划在三年内通过节能减排等环保规制引导陶瓷企业实现清洁生产，促使南庄陶瓷产业进入清洁生产的新發展阶段，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改变南庄的环境质量。当前，南庄的78家陶瓷企业只留13家，该镇还在市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合作建立了陶瓷研究院，扶持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發展陶瓷机械装备；向价值链两端升级，扶持创新型企业，發展包括会展、商贸物流、研發设计、企业总部经济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發展高端产品、精品陶瓷。2009年工业总值中，陶瓷生产环节产值从2002年的60％降至目前的49％，陶瓷服务业产值在2008年占三产的比重超过30％。通过一系列优化改造措施，南庄陶瓷专业镇初步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4、吸引、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专业镇發展方式的转变。

2010年以来，广东省大力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珠三角地区已进入成熟期的专业镇正在经历着产业新旧交替的变革。随着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更多知识密集型、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也在兴起中。南海罗村，2007年开始了大规模整治关停污染企业，腾出2000多亩旧厂房。“腾笼”后如何“换鸟”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佛山地区的产业基础——传统照明光源生产与研發基地，集聚着400多家关联企业，产业链相对完整，2009年南海区灯饰电光源产业的产值约为60亿元，其中罗村占了近一半；基于本地的交通区位优势，加上新光源广阔的發展前景，罗村选择了新光源产业，并选择与古镇等家居照明相差异的商用照明为主导产业，力争用8－10年时间，将产业基地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光源照明产业集群。随着2010年9月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一期的正式启用，，以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發及产业联盟华南分中心揭牌、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融资服务中心成立、华南(国际)电光源灯饰城开业为标志，罗村开始从“玻璃之乡”——以玻璃、陶瓷、皮革等传统产业为支柱产业，向“新光源之都”转型升级。“市场+基地”、金融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相结合，同时，新兴产业基地将带动城市转型升级，成为罗村發展新兴产业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李慧君等，2010)。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發展成熟的专业镇已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转型升级是在市场“拉力”和政府“推力”协同作用机制下發生，是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政策协调机制在一定时期具有催化作用，比如节能减排、环保规制等作用下的产业转移，以及大力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

推动等。这体现了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引导、推力作用的重要性特点。2005年和2008年以来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政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表明，忽视市场协调机制而进行的政府推动并不能奏效，只有当政府协调机制与市场意愿相一致时，专业镇的转型升级才能得以推动。

不同类型的专业镇升级路径也不同。广东专业镇升级的实现路径有四种：(1)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环节上的垂直升级。集群企业仍然从事制造业，但通过自主研發设计和品牌打造而从AM、OEM向ODM、OBM转变，提高了产品附加值而实现升级。这将是广东专业镇的中长期升级路径和方向。(2)延伸产业链实现升级。除大朗镇之外，东莞的制鞋、家具等传统产业专业镇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3)發展总部经济实现功能升级。上述的南庄陶瓷专业镇是目前發现的例子。(4)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大力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推动下，个别专业镇正努力向高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融入全球价值链不利于外生型的专业镇实现功能升级，比如加工贸易型专业镇，易于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环节，其升级路径和方向是向高附加值制造业环节升级，一些企业在尝试出口转内销；以出口为主的内生型专业镇可能实现功能升级，向自主研發设计、品牌营销是升级方向。

政策建议：(1)专业镇转型升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面临很多难题和挑战，不可能一蹴而就。升级發展需要各级政府的引导、扶持。只靠市场机制也可能因为缺乏宏观调控、引导与激励而使集群效率降低，或在国际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可能因错失机遇而导致集群衰落，比如英美等国的一些产业集群由盛而衰到消失的例子。因此，升级政策应切实符合企业升级需求，帮助企业突破低端路径的锁定是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关键。政府应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依靠政府投入项目驱动。比如，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应鼓励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研發，政府应进行基础性科研投入，加大科研成果的中试阶段的投入，而不是当前这样一哄而上地上项目。这只能使一些新兴产业在还未投产就已经产能过剩，各地重复投资可能使新兴产业再次重蹈产业同构化高的覆辙。因此，省级政府应加强宏观统筹规划和引导。

(2)深化经济、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专业镇转型升级、转变發展方式是产业经济發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规律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靠一个专业镇或一个职能部门努力就能达成的。政府应从体制机制上给予相应的改革创新，建立适宜产业升级發展的环境，以配合并满足产业、经济社会转型發展的需求。“与技术更新换代相比，人的思想转换更为重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社会，健全信用制度，规范和维护市场机制，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鼓励创新；把握好政府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坚持以市场机制为重，提倡市场理性，让市场决定如何转型、如何升级；深化金融、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交易费用，为企业升级發展解决融资难等瓶颈问题。切实打好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加强国内外合作，提高产学研合作效率，利用好外部创新资源；充分發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加强各专业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环保治理、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等方面。努力建设宜居、宜业的环境，促进专业镇的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升级。

责任编辑：雷比璐

作者：岳芳敏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探究论文 篇2：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人才需求与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适应性研究

【摘要】本文从“跨界”研究视角，以广东区域产业为研究视域，将“广东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进行理论研究，并依托高职院校外语教育改革基础，探索适应广东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高职院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广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区域产业 转型升级 复合型外语人才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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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5月）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要靠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3月）强调“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强调就业。教育部副部长鲁昕（2014年3月）表示中国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是技术技能型。

地方高等院校转型升级直接服务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高等教育将发生革命性调整，现代职业教育要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李曜升（2014）研究表明，2014年高校毕业生727万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是毕业生适应性问题，适应性的本质是可持续。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职业岗位变换加快，大大增加了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弹性要求，以及从业者的灵活性、综合性和适应性要求。

一、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关系

1.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外语人才

近年来，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相关理论研讨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环境下，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特色的创新型复合型职业外语人才培养逐步受到关注。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 16号文】提出，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教育部《关于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促进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教高（2009）3号文】指出，“以就业为导向，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调整专业方向，优化专业结构，适应就业市场要求”。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

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研究呈现动态发展趋势。胡文仲（2014）指出，新中国外语教学自1949年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第二阶段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0年左右，着眼于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第三阶段从2010年到今后若干年，是以培养多元化多层次外语人才为目标的新时期。外语界学者普遍认为应该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既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同时培养具有人文素养、高水平语言能力及创新精神的高端外语人才。

在我国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培养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庞辉扬 2012）到“中国创造”，是我国经济产品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手工产品”到“智能产品”到“知识产品”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梯。因此，创新型复合型职业外语人才的培养显得尤其重要。吴安萍（2012）认为根据高职教学特点，认为“通识+外语+X”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具灵活性，更适合高职人才培养。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确定了英语专业以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为主要目标。

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本科阶段的外语教学改革。高等职业教育环境下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见图1）。

因此，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已经重新定位，并提出了新的规格和质量，赋予了新的内涵。如何创建以职业英语核心技能 （Core Skills）和专门技能 （Specialized Skills） 课程为教育内容，以能力发展为导向，以就业创业为方向，集专才教育和通识教育为一体的教育途径，整体设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外语教育研讨的重要问题。

2.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要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撑

产业升级依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依靠人才培养，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撑。

教高【2009】3号文强调以就业为导向，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戴炜栋（2001）指出英语人才的培养要进一步加强与社会需求的联系， 注意点与面、质与量的有机结合。根据社会的需要因材施教， 培养出不同层次水平、专业和种类的外语人才。贾栗（2012）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前珠三角发展的重大战略，创新人才培养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珠三角科技创新水平比较落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滞后。科技创新外部环境需要完善，科技创新能力及人才培养水平需要提升；珠三角需要建立“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的培养体系。

从经济产品角度，转型升级呈现为“纵向”特征（如照相机产品：机械照相机→自动照相机→数码照相机→智能照相机）和“横向”趋势（如现代职业教育服务专业：电商←→外语←→外贸）。无论是“纵向”特征还是“横向”趋势，以能力为导向的共性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养有助于职业变换、经济社会发展、职业可持续发展、终身学习和终身就业。

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培养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李彬（2005）指出，产业结构与人才需求的结构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才需求的分布、类型、规格、数量和质量受产业结构及其技术结构的状况制约和调节，人才的需求结构决定着高校人才的供给结构。人才供给结构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类型和层次与产业间分工所形成的需求相匹配的状态。

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培养职业综合能力，发展复合型技能有助于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创新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应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形势。

3.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适应性

（1）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方向应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形势相适应

外语人才培养的定位应具有针对性，契合区域产业外向型人才需求。长期以来，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方向在“专才教育“和“通识教育”这一“钟摆”尺度上需要根据现实需求进行科学的调控。专业细化在于培养“一技之长”的专才而促进就业对口。然而，专业细化定位较难在现实的就业形势中实现预期的定位目标。

现实的就业形势呈现动态发展变化趋势，从业人员长期处于变换工种、行业或职业的动态就业环境中，知识和能力的“跨界”成为必然。基于就业和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学科建设和教育模式需要综合设计能力本位教育内容，侧重“学习能力”和“获取新知识能力”的培养。

（2）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应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相适应

在广东省加工贸易出口中，多数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仍处于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即“委托代工”）和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即“设计加工”）阶段。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原始品牌制造商，即生产、销售用于自主产权品牌）的经营模式还有待发展，既缺少技术人才，也缺乏管理人才，复合型外贸人才更加匮乏。

高职院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区域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任。随着企业全球化的快速进展，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传统的单一掌握一门外语的纯外语人才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创新复合型职业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直接服务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二、创新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1.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推动职业外语教育课程改革

王文槿（2013）指出，全球化知识经济背景下，职场的技术更新与职业更换使得国内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产生变化。2010年美国劳工部的一个纵向调查表明，44岁的成年人更换过10到14个工作。较窄的岗位职业技能不利于学生工作转换。如今，各种年龄的学习者都要掌握21世纪能力，如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基于数据支持的决策能力，有助于实现不同阶段学习转换和工作行业转换的思维模式等。

“能力本位”的职业外语教育课程改革倡导创新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对职业外语教育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和人才需求分布、类型、规格、数量和质量等内涵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就业新形势下，从业者应对工种变换，行业转型，培养“跨界”职业能力成为必然。学科建设和教育模式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2.职业外语教育课程改革促进区域产业稳步发展

职业外语教育体系改革要满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将人才培养的重心调整为如何切实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优质复合型外语人才，提升外语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高职院校坚持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坚持“产学研”相结合和“政校企行”协同共建的职教模式，逐步建立起涵括物流、旅游、金融、机械、电子、网络、营销、动漫、化工等系列职业英语教育体系，以促进区域产业稳步发展。

3.职业外语立体化教育创新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外语作为高职院校外语教育的目的语，迫切需要与“本土化”经济发展模式同步转型升级，构建职业外语立体化教育体系推进职业外语教育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张正东先生提出了外语立体化教学法的理论，把外语教学看着由目的语、学生和教学环境为三维，以经济发展为底，以跨国文化交流为顶的立体系统。突出目的语、学生和教学环境三维度，并包含经济发展、跨国文化、目的语、学生、教学环境五要素，创新了外语教学的本质内容、方法及途径。

职业外语教育改革要契合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职业外语立体教育理论的提出契合职业外语教育的改革方向，揭示了可预见的途径，创新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职业外语立体化教育体系要创建以职业外语（母的语）、职业技能人才（学生）以及融政、校、企、行协同共建的教育平台（教学环境）三维度；以外向型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为底，以跨境贸易（跨国文化交流）为顶的立体系统。

三、高职院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整体双向设计构想

1.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整体双向设计思路

高职院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建立在政校企行协同共建的基础上，本土化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整体设计要以区域产业为依托。整体设计框架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为前提，契合本土化外向型企业对外语人才的复合型素质需求，侧重就业前入职相关技能培训和对接岗位需求，具体内容如图2、图3所示：

上图所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和计划（目标）”，人才培养规格要必须契合“企业的培训需求分析”，包括“职业技能相关的需求”以及“其他需求”。“职业技能相关的需求”包涵“培训”以及“其他方法”，实施“执行培训计划”。

关于“就业前入职相关技能培训模式”可依据人才培养的内容而逆向设计，首先紧扣人才培养整体设计的“执行培训计划”，通过“培训”（或其他方法，根据需要“忽略或呈现或转换”途径）来满足“职业技能相关需求”，紧扣企业培训需求分析，反思或调整“人才培养模式计划（目标）”。

2.现代职业教育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宗旨

通过分析广东外向型企业招聘广告和实地调研企业外语人才需求，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解读为“专业技术人才必须懂外语”或“外语专业人才必须懂技术”，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对职业教育外语教学改革提出了针对性的具体指标。

现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必须建立在“工学结合”和“校企融合”的基础之上，必须以就业为导向，以工作过程为目标，以培养适应职业发展的“学习能力”为方向。整个教育工程项目必须包含学生从入学前的学业规划、到学习过程的职业计划，到求职过程的职前准备，到就业过程的入职培训，到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深造等方面的全方位整体设计。高职院校应根据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需求，结合区域性“本土化” 行业就业岗位需求，制订恰当的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整合教学资源，逐步构建“工学结合”、“校企融合”、“协同创新”以及“政校企行共建”等机制，创新高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四、结语

当前，国内外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技术更新、职业变换、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是职业教育需要应对的难题。因此，培养以就业为导向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是职业外语改革的方向。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和转型升级的就业环境中，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行业变换，工种变通的自我晋升进程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习职业外语和探究专业技术的“学习能力”；创造多维度就业的职业发展条件，创新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以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的综合职业素质为建设内涵；努力提高高职院校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率，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使高职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地方产业，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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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研究报告（2012）》[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

本文为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构建服务广东外向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职业外语立体化教育体系”（项目编号：2013JK289）2014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复合型职业外语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适切性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为例”（课题编号GDGZ14 Z021）、广东省高职教育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2013年度课题《高职院校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状况研究》（项目编号：2013G107）、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课题“基于中山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商务英语翻译》实训课程改革的实践与对策” （项目编号：2013KQ25）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永亮　陶琼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探究论文 篇3：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天津外贸出口竞争力路径探微

摘 要：制造业竞争力不强是近年来天津外贸出口竞争力出现了下降趋势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陈旧、出口过于依赖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不强等方面分析了天津制造业竞争力不强导致外贸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天津制造业转型升级”、“围绕国家新基建脉络，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抢抓数字化变革的机遇，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采取多种举措提升天津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聚焦痛点堵点，为民营企业开展对外贸易营造更好营商环境”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贸出口竞争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天津拥有我国北方第一综合性大港天津港，是京津冀、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中西亚国家最便捷的出海口，也是国内开行最早、运距最短、路径最多的亚欧大陆桥运输节点。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天津已经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建立了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对外贸易在天津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受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资加速撤离中国、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等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天津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很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天津的外贸出口竞争力，探究影响其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并寻求合适的解决对策，对天津的经济发展，乃至遭遇同样困境的我国其他城市，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年来天津外贸出口竞争力呈下滑趋势

长期以来，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外向型经济结构，天津的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猛，是我国传统的贸易强市，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88亿美元大幅增长至2020年的1125.02亿美元，大幅增长了113.9倍。然而，近年来，天津的外贸出口竞争力呈现了一定的下滑趋势，其进出口总额在全国排名从前几年长期稳定的第8位，到2021年上半年已经下降到了第13位，正式退出全国前10强。衡量外贸出口竞争力的指标有很多，如顺差逆差、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为了更好地对天津的外贸出口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本研究选取了顺差逆差和市场占有率这两个最简单直观的指标。

（一）天津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贸易顺差逆差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于外贸出口竞争力，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外贸竞争能力，2017-2020年天津按照贸易方式划分的进出口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从进出口贸易总额来看，2017-2020年，天津均出现了贸易逆差，分别为447.8亿元、613.6亿元和1192亿元和999.2亿元，基本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大趋势，这说明天津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贸易方式来看，2017年和2018年，天津在附加值相对较高、最能代表出口竞争力的一般贸易方式方面尽管还呈现顺差状态，由204.1亿元增加至247.3亿元，但到了2019年和2020年却连续两年出现了540.4亿元和712.2亿元的巨额贸易逆差，而且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而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加工贸易方式来看，其尽管整体保持顺差状态，但从2017年开始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其顺差额由2017年的587.9亿元下降到2018年的466.3亿元，再到2019年的360.7亿元，在2020年尽管其顺差额较2019年有所增加，达到了388.1亿元，但增幅度较小，仍在低位徘徊。其中，来料加工贸易2017-2020年呈现持续逆差状态，2018年比2017年逆差大幅增加了80.2%，尽管在2019年和2020年逆差有所减少，但仍处于近年来的高位，贸易逆差都在200亿元以上;进料加工贸易尽管还处于顺差状态，但也出现了顺差逐渐减少的趋势，2017年和2018年的顺差基本持平，分别为736.8亿元和734.6亿元，而到了2019年，顺差则出现了大幅下降到了587.3亿元，下降幅度高达20%，2020年尽管顺差有所反弹，但整体幅度不大。上述数据表明，近年来天津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二）天津的出口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

出口市场占率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在此选用了国内出口额市场占有率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两个细分指标进行测度，2017-2020年天津的国内出口额市场占有率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数据如表2所示。

从国内出口额市场占有率来看，2017年-2020年天津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从2017年的4.15%下降到了2020年的3.41%，下降了0.74个百分点，降幅高达17.8%，而且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这说明，在与全国各省区的比较中，天津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较为明显。而从国际市场占有率来看，2017年-2019年三年间天津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0.53%、0.49%和0.48%，呈现逐年走低的趋势，尽管在2020年天津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反弹，但这一反弹是在全球疫情暴发条件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前提下完成的，2020年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由2017年的12.77%大幅提升至15.8%，较2017年提高了3.03个百分点，而天津仅仅回升至0.53%，与2017年持平，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国际市场占有率的这种逆势下行态势也充分说明了天津的出口竞争力逐年下降的事实。

二、制造业竞争力不强是当前天津外贸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影响当前天津外贸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实体经济不振，尤其是制造业竞争力不强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城市，天津制造业竞争力不强导致外贸出口竞争力下降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天津制造業的产业结构陈旧且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

一方面，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较为陈旧，化工、冶金、轻纺等传统产业占比过高，而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过低。据统计，2017年全市共实现制造业产值1.62万亿元，其中冶金2722亿元，占16.7%，轻纺2284亿元，占14%，石油化工2269亿元，占13.9%，汽车2035亿元，占12.5%，这四大传统制造业合计占比高达57.1%，而电子信息1801亿元、生物医药527亿元、新材料1311亿元、新能源428亿元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计占比还不足27%。

另一方面，天津制造业的大多数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受制于人，仅能获得微薄的利润，即使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大多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盈利能力低。例如，天津电子信息产业2017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19亿元，但利润仅有93亿元，利润率仅为5.1%。而且，天津制造业的产业链不完整的问题也很突出。例如，电子信息产业在“一芯一屏”领域发展滞后，“一芯”领域虽然引进了中芯国际项目，但主要生产8英寸集成电路晶圆，“一屏”领域缺少像京东方这样的龙头企业、核心企业。再如，天津市的石油化工产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尽管聚氯乙烯的生产能力高达120万吨，但却没有深加工环节，利润率不高。

（二）天津制造业过于依赖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一直在天津的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最高时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市场份额甚至超过了70%。虽然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很多外资企业，如摩托罗拉、三星等将天津的工厂关闭，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外资企业在天津外贸出口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仍然占有很高的比重，据统计，2017-2019年外资企业在天津的出口份额仍然保持在30%以上。然而，外资企业并没有真正提升天津制造业的技术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因为外资企业仅仅把产业链上利润率很低的加工环节放到了天津，而且他们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取高额利润，通常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保护措施，其对天津制造业竞争能力的提升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在天津的经济结构中，国有经济占比一直偏高，2007年占比曾高达70.6%，近年来虽然占比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50%以上。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外贸出口中，就是国有企业一直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据统计，2017-2020年天津国有企业在外贸出口的市场份额分别为21.3%、19.7%、18.3%和14.57%。天津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强，这是因为受体制机制限制，天津国有企业的创新意愿不高，企业家们并不愿意将大量资源投入到风险高的创新活动中去，而更愿意将大量资源投入到风险较低，能够获取稳定收益的项目中去，从而造成了自主创新的惰性。

（三）天津民营制造业偏重传统制造业且国际竞争力不强

尽管近年来天津民营制造业的出口持续增加，从2018年开始更是一举超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据了出口份额的半壁江山，但是天津民营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也不强，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参与对外贸易的民营企业数量过少，据统计截至2019年上半年，天津市民营企业数量为49.87万家，而参与外贸进出口的民营企业为仅6419家，占比仅为1.29%，绝大多数的天津民营企业并没有参与对外贸易。二是参与对外贸易的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仔细考察2017年-2019年的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排行榜榜单，可以发现，天津的上榜企业以外资企业为主，还有少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无一上榜。三是由于天津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大多集中在钢铁、石化等传统行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很少，所以绝大多数从事对外贸易的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为主，竞争力不强。

三、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天津外贸出口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天津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天津各细分制造业的实际情况，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比较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按照“进退并转、分类指导”的原则，分行业制定转型升级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行动计划;二是深入研究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其发展规律来加强对转型升级的指导，提高支持政策的针对性;三是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动态监控评估机制，对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控，了解掌握并及时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够落实到位，并在必要时采取纠偏措施;四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转型升级政策宣讲等举措来充分调动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作用。

（二）围绕国家“新基建”脉络，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天津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围绕国家“新基建”脉络，充分利用传统制造业优势，大力培育以智能科技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议：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支持科研院所加强智能科技产业的基础研究，全面提升天津智能科技方面的创新水平;二是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国内外科研院所、企业、行业协会围绕智能科技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进行攻关，打造专利池，并将研究成果向参与企业免费共享;三是设立天津智能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着力解决智能科技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融资难问题;四是充分利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既有科研优势，制定专门政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的人工智能科研成果在津迅速转化;五是充分利用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巨大的规模优势，实施100亿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招标采购计划，以市场换投资策略引进、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科技人才，构建从基础研发、平台技术开发到应用落地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链。

（三）抢抓数字化变革的机遇，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变革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传统制造业企业所提供的重大历史机遇，天津要抢抓这一机遇，牢牢把握住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从不同阶段需求出发，为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提供全方位支持。一是在诊断设计阶段，免费聘请第三方机构，为转型升级企业进行专业的评估评测，为企业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把脉会诊”，对制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整转型升级方案并启动实施的企业，提供一定的服务费用补贴。二是在改造实施阶段，给予企业充分的选择空间，可以选择按照设备总投资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也可以选择贷款贴息补贴或者融资租赁补贴。三是在企业上云阶段，向试点示范企业和重点企业发放“云惠券”，支持企业上云，通过专业服务、政府买单的形式，促进上云企业和服务机构双赢的良性运转。四是在投入运营阶段，打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数字化车间，树立智能制造示范标杆，对被认定为市级示范智能工厂、绿色工厂、数字化车间，且通过竣工验收的转型升级企业和获得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立项批复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助。

（四）聚焦痛点堵点，为民营企业开展对外贸易营造更好营商环境

一是积极开展通关“一站式”作业改革，降低海关出口平均查验率，实施免除海关查验无问题外贸企业查验作业服务费用试点工作，大力推进检验检疫制度创新，试点开展检验检疫全程无纸化工作。二是建立健全市商务局、市工商联、商会、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设立企业及时方便快捷地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绿色通道，切实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在出口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三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民营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国际化经营能力，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建立自主品牌。四是进一步拓宽金融服务渠道，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贷款等信用贷款业务，进行三方支付外汇业务试点，有效降低民营企業融资成本。五是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外贸出口，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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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德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