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前言中国经济能否在新的发展刻度上写下“优质”二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型这场“悬崖边上战役”的成败。而在世界“寻找经济新动力”的当下，以去产能、新供给为核心的中国式转型，更显刻不容缓。中国经济的转型，并非“换挡”那么简单。未来中国引力波，更在于动力系统的优化升级。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篇1：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危机实证研究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是大势所趋，如何防范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风险，是资本账户开放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1985—1999年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季度数据，选取几个重要指标，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从货币危机的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与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关系密切，因此，为了避免和缓解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应在实现内外均衡和深化金融改革的前提下开放资本账户。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度；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货币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经常账户开放，使得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开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能否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界还存在着众多争议，但是资本账户开放的确在资本流动、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资本账户开放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本账户的有效开放，就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研究采用何种形式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本文试图从亚洲货币危机的视角，选取1985—1999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六国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一、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1货币危机及其指标体系
对于如何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关于货币危机指标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关注单个国家危机期间的指标变化，另一类同时关注多个国家的指标变化。
大部分对单个国家的研究是为了解释特定国家货币危机的成因。这些研究包括Blanco和Garber对1976—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1］；Cumby和VanWijnbergen对阿根廷危机的研究［2］；Goldberg对80年代墨西哥危机的研究［3］；Pazarasioglu和Otker对1994—1997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等等。［4］这些研究通常都以国内宏观经济指标来解释货币危机，如低的外汇储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较高的利差等。
对多国货币危机的研究运用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信息。例如，Edwards（1989）运用1962—1982年间1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升值和较弱的外国资产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Frankel和Rose（1996）运用1971—1992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较低的外国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外汇储备、高的国内增长率、高的国外利率以及实际汇率的高估增加了货币危机爆发的几率；Sachs等（1995）检验了1994—1995年间20个新兴经济体，发现M2/外汇储备、实际汇率的升值、私人部门银行信用的扩张对货币危机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简要介绍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刘遵义（1995）以墨西哥为参照国，观察了1985—1995年东亚9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情况，分析该地区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他的主观概率法中，选用了10项经济和金融指标：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平衡、经常账户平衡以及外国证券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
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5）利用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横截面数据，运用线形回归法建立了考察货币危机的STV横截面回归模型。在该模型中，货币危机指数被定义为储备减少的百分比与汇率贬值百分比的加权和。
Frankel和Rose（1996）在假设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前提下，提出了投机性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是有多个因素综合引起的FR概率模型。在该模型中，10多个变量都得到考察，其中包括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GDP、国际储备/进口、GDP增长率、经常账户/GDP、实际汇率高估程度等。
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对货币危机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建立了预警货币危机的KLR信号法，成为当今预测货币危机最受重视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阀值（使干扰信号比率最小化的取值），当某个指标的阀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几率越大。具体指标包括：国际储备、进口、出口、贸易条件、实际汇率对一般趋势的偏离、国际国内实际存款利率差、过剩的实际M1差额、M2乘数、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比、商业银行存款、广义货币与国际储备的比率、产出指数和股票指数等15个指标。
付江涛和王方华（2004）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全面性、针对性、优越性、互补性和操作性的原则，构建了一套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并对东南亚和墨西哥货币危机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指标包括：经常账户/GDP、短期外债/外债、外债/GDP、短期外债/外汇储备、相对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总贷款、国内信贷增长率/GDP、国际国内利率差、实际汇率上升率。
随着研究的深入，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的指标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无疑增加了测度和预警货币危机的难度，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非常重视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将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看作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最重要的指标。
2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1999年的巴西危机。与这些危机相伴的是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对于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以资本账户开放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及其进程中的资本流动的理论备受瞩目。
世界银行（1997）以及Calvo提出了资本流动导致货币危机的模型。这些模型分析了大规模资本流动对一国宏观经济状况、银行业的影响，指出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使得经济稳定性变弱，出现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账户恶化、资产泡沫化等问题，导致银行业过度贷款，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在外部投机冲击作用下，容易引发货币危机。［5］Stiglitz也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增加，也增加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6］
Mckinnon认为，亚洲危机中所体现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缺乏管制。［7］而且，受部分金融自由化以及隐含的汇率稳定保证的驱使，大量资本流向亚洲，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8］
Mishkin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探讨了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的问题：由于政府对银行机构的监管不力，导致资本过度流入，造成借贷高潮，而借贷高潮恰恰是危机的前兆。［9］
姜波克在讨论人民币自由兑换时提出，如果资本账户结构中短期资本的数额很大，当基本因素或预期因素发生大的变化引起短期资本大量流出时，一国的国际收支就会变得不可维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种不可维持性会直接表现为货币危机。［10］
Sarno和Taylor运用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得出亚洲货币危机是由强大的资金流入所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引起的，并且被道德风险、资产价格紧缩和实际资本外逃所加强和放大的结论。［11］
由此可见，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与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选取亚洲六国1985—199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二、指标选择
1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Girton和Roper提出了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的超额需求，这种超额需求迫使汇率和外汇储备做出调整，只有通过汇率的价格调整，或者外汇储备的数量调整，才能消除外汇市场中的超额需求。［12］
Eichengreen，Andrew和Wyplos在Girton和Roper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国内国际的利差会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进而影响各国汇率变动。因此，他们将利率视为内生变量，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看作汇率变动、外汇储备变动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作为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13］
Sachs等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率资料不完整，所以将其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无法适用，因此，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修改为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之和，以样本期间的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值的标准差为倒数，避免短期汇率和外汇储备变动过于激烈，从而避免极端值影响实证结果。［14］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受到政府干预，而不由市场所决定，因此应该用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作为衡量外汇市场压力的指标，权数是两个变量的标准差的倒数。［15］Giancarlo，Pesenti和Roubini也认为不应该将利率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之内，因为当一国因货币危机而遭受攻击时，该国会立刻面临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减少的问题，但是利率上升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货币贬值，这两者之间相关性很大，在一个模型中不需要有两个相关性很高的变量。［16］
Kaminsky等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对货币危机进行事后确认，EMPI是汇率变动率与外汇储备变动率的加权平均，EMPI随着货币的贬值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增加，EMPI的大幅增加反映了本币的强大卖出压力，当EMPI高于平均值的三个标准差时，就认为处于货币危机时期。［15］
本文的研究就是选取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衡量和测度货币的指标，具体如下：
其中，EMPI表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ΔE表示汇率的变动率；ΔR表示外汇储备的变动率；σE表示样本期间汇率变动率的标准差；σR表示样本期间外汇储备变动率的标准差。这里的汇率用本币/美元表示，当本币贬值时ΔE为正值，而外汇储备减少时ΔR为负值，所以此处用“-”表示ΔE与的ΔR加权和，共同构造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2资本账户开放度
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是指通过构建一套有效的指标体系对某一国家在一定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状况的综合估计。如何测算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学术界有不同的算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约束式测度方法，另一类是开放式测度方法。考虑到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所以选取了作为开放式测度方法之一的Volume法作为测度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具体为：
其中，OPENt表示第t期的资本账户开放度；FDIt表示第t期的直接投资的发生额；FPIt表示第t期的证券投资的发生额；GDPt表示第t期的国民生产总值。
3其他指标
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这两个指标的确定，可以用来分析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程度。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其他一些指标，用来说明一国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的。
（1）经常账户余额/GDP（CA）。本文采用样本期间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季度数据来反映该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状况。一国外部均衡的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用该指标可以比较有效地衡量一国的外部均衡状况。
（2）国际国内利率差（RD）。本文选用样本期间一国每季度末国际国内的利率差，用来反映该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程度，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国际国内的利率差应该呈不断缩小的态势。本文所采用的国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国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本币市场利率。
（3）通货膨胀率（CPI）。本文选择通货膨胀率指标用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一国实现内部均衡的目标是币值稳定，以及保持经济增长，若一国存在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反之，则表示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较好。因此，通货膨胀率指标可以较好地衡量一国内部均衡的状况。文中的通货膨胀率用样本期间一国季度末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表示。
（4）数据来源与转换。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除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外，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FS）。1985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美联储网站，1986—1999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BankersAssociation，BBA）公布的LIBOR利率。
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来源有限，少部分季度数据未能获得，只获得了年度数据。为了将这些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本文根据沈中华、李纪珠和李建兴提出的模糊距离权数法（fuzzydistanceweightingmethod）［17］来推算估计季度数据，其主要转换原则为：以最接近的两个年度数据来推算欲计算的季度数据；以加权平均直线距离模糊归属函数（hamminglinearfizzymembershipfunction）来决定权数，即时间距离较近的给予较大的权数，但权数和为1；由于是从年度数据推算季度数据，故所推算的数据需除以4。计算公式如下：
三、模型设定、检验与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与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以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资本账户开放度、经常账户余额/GDP、国际国内利率差、通货膨胀率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考察样本期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下这种影响是如何变化的。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时期总数；参数αit表示模型的常数项；参数 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向量 的系数向量；随机误差项 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为σ2u的假设。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检验被解释变量yit的参数αi和βi是否对所有个体样本点和时间都是常数，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经常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检验，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不变系数模型，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要检验假设H1。如果拒绝假设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经计算，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在两个假设条件下的F统计量分别为：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
由于F2>153，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160，所以接受H1。因此，模型采用变截距形式。因为既要分析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情况，又要做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分析，因此，本文建立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影响情况的包含时期个体恒量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模型形式为：
其中，α为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平均水平；α*i为i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对平均水平的偏离，用来反映各国之间发生货币危机的差异；γt反映时期影响的时期个体恒量，反映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时期变化带来的发生货币危机的水平变化。模型（1）用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模型（2）用来考察在考虑一国经济基础条件之后，这种影响会发生何种变化。
2实证分析
由于各国发生货币危机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使用GLS法（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压力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资本账户开放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就增加009。图1给出了各国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关系，可以看出，从总体趋势来看，大部分国家在样本期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提高，表明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大，这在1997年爆发亚洲货币危机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中，反映样本期间各时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影响程度的的估计结果由表1给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平均水平最高的时期是1997年第4季度，其次是1997年第3季度，而平均水平最低的时期是1985年第2季度，其次是1985年第3季度。这与图1的显示结果基本吻合，样本国家在1985年前后刚刚开始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那时候各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几率也是最低的，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到1997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达到最高，货币危机的压力也相应最大，这时从泰国开始的货币危机蔓延到其他国家，危机之后，各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有所下降，相应地发生货币危机的几率也随之下降。
下面再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通过对比分析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不同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作用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最高的是印度和泰国，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自发水平最低的是马来西亚，其次是菲律宾和韩国。在考虑经济内外部均衡情况和国内金融基础条件后，从模型（2）的估计结果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明显提高，菲律宾略有提高，印度没有变化，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略有好转，而韩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大大降低，这充分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的影响下，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条件，实现内外部均衡，并且具备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的国家，可以大大避免因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这可以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中反映出来。
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可以看出，韩国的经济基础条件要好于其他国家，这样就有效地缓解了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产生的压力，而经济基础条件欠佳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则放大了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这与亚洲货币危机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当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泰国，而韩国相对遭受的影响则比较小。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印度是一个例外，90年代初印度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非常低，但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经历了几次大的动荡，这应该是其他因素影响的原因，随后随着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提高，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升高，但在亚洲货币危机当中，由于印度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而且非常注重资本账户开放前提条件的建设以及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货币危机的衡量有着十分庞大的指标体系，本文所采用的外汇压力指数只是一个简化了的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另外，对于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考察，本文也是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指标加以量化，这其中也存在有些数据获得比较困难的原因，因此在实践当中，还要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即便如此，本文通过对几个代表性指标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与各国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时的经济基础条件有关，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化解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反之，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对外汇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有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尤其是在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不稳固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会被放大。那是不是为了避免货币危机，要实行资本管制呢？Friedman认为，实行资本管制可能是最坏的选择，因为新兴经济体需要利用外部资本来发展经济。Mishkin也认为，如果用传统的、以外汇控制的方式实现资本控制，会阻止生产性投资资金流动，将会造成实际扭曲和资源的不适当配置，而且在当前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工具很容易绕过资本控制的大环境下，能否奏效还值得商榷。［9］
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因国而异，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如果一国的内部和外部经济状况比较好，而且有着比较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此，要取得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收益，就需要在开放之初，具备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并且深化国内的金融改革，否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应当通过改进银行规制和监管来使资本流入不产生借贷高潮和银行机构的过度风险，这可以集中治理金融脆弱性的本源，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9］
由此可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资本账户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高海红提出，可持续的和可带来收益的资本账户开放，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前提，在缺乏相应的前提条件下，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李剑峰和蓝发钦通过对一些国家的比较研究也发现，资本账户开放要配以更有力的国内政策和金融体系、汇率与宏观政策的协调，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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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iancarlo，Corsetti;Pesenti，Paolo;Roubini，NourieiWhatCausedtheAsianCurrencyandFinancialCrisis［Z］NBERWorkingPaper，No6834，1998
［17］沈中华，李纪珠，李建兴台湾货币需求函数结构改变的金融变量转折区间值之研究:变量模糊时间序列的应用［C］台湾经济学会年会论文，1999
(责任编辑：杨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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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剑峰 蓝发钦
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篇2：
转型中国：悬崖边上的战役
策划前言
中国经济能否在新的发展刻度上写下“优质”二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型这场“悬崖边上战役”的成败。而在世界“寻找经济新动力”的当下，以去产能、新供给为核心的中国式转型，更显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的转型，并非“换挡”那么简单。未来中国引力波，更在于动力系统的优化升级。
从胶州湾远眺，背负破解结构性难题使命的城市和区域，正在积极探索中。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是感知最早的城市，最先进入经济新常态，也最早体会到转型的阵痛；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东莞、深圳等城市，也对此有着“率先的觉醒”；而作为“中国缩影”的山东，则在通过自身的转型为中国经济的困境探路。在重庆、成都、武汉等中西部城市，也同样在发起一场向传统产业结构说不的攻坚战，试图完成自我的转身或救赎。
它们的启示在于，在结构的失衡和解构的永恒之中，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优化，找寻新的动力与方向。
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换挡”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出口增长乏力、传统产业过剩、人口红利消失、环境污染严重的当下，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
“结构调整是世界经济共同面对的话题，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有人说，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十年。转型期的中国，焦虑和彷徨写在每一个深处危机的企业和城市的脸上。
事实上，从“九五”计划开始，就提出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旨在应对当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一晃4个五年计（规）划过去了，诸如产能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等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愈发迫切。
结构调整的快速和到位，不仅会为经济转型发展赢得时间，更将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经过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仍寄希望于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增长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结构调整已然迫切，但企业怎么转型升级，城市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殊途又能否同归？是对制造业升级换代，提速服务业发展，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依赖改革驱动？
告别过去传统的增长模式，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是摆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面前的共同课题，许多省市也已在寻求自己的解决之道。
东莞蝶变
“东莞塞车，世界制造告急。”位于珠江口东岸的东莞市，是一座靠制造业起家的城市。凭借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迅速崛起。
有人说，它是中国制造的缩影，中国制造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相应的分析样本。2008年之后，东莞的制造业境遇，也被视作中国制造这些年的缩影。
东莞有1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它们在这个城市的对外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中占到了六成以上，因而也就更容易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原料成本、用工成本不断上涨和中国经济不断下行的多重压力下，大量的资本开始撤离中国，东南亚成为它们新的栖息地。
转是死，不转是等死。意外的是，在经历了关停并转的自我优胜劣汰之后，退出的企业反而为进来的企业腾出了空间，“腾笼换鸟”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完成了。
2015年，东莞关停外迁的企业有243家，但同时却新增了698个外资项目。关停或外迁的多数是当年从台湾或香港转来的，以服装、纺织、鞋帽、家具等传统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但新增的却多是先进制造业和高端信息产业。
诺基亚东莞工厂曾是东莞南城的一张名片。2015年，诺基亚东莞工厂关闭，变身聚大电商产业园，并已入驻了家具、电子、服饰、通信等行业的70多家企业。诺基亚的退出和聚大的进驻，被看做是东莞落后产能为新生业态“腾笼”的最好诠释。
据悉，自2012年以来，东莞引进了22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4210亿元。如果全部投产，产值将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新的东莞”。
如何解决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高的问题，东莞想到的做法是：机器换人。在东莞石碣镇五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的墙上，关于“机器换人”的对照表清晰地比对出了两者的差距。改造前后，产量由一天7200支增至11.7万支，合格率由90.2%提升至98.5%。
这个生产高端多层电路板、HDI手机板和柔性电路板等产品的企业，在最近三年，用机器替换了三分之一的工人。一台机器设备的成本，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总额。“机器换人’已在东莞的许多城镇蔚然成风。
转型不是转行。制造业仍是这个城市的根基所在，也是这个城市重塑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对于东莞来说，不论是关停并转，还是外迁或引进，都意在向制造业的高端攀升，向先进制造业看齐。
东莞的蝶变，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启示。
深圳向右，上海向左
如果说，东莞是一个以制造业起家的城市。那么，深圳就是一座因创新而生的城市。但如果追溯它活力的源头，就应该是蛇口。
37年前，正是从蛇口工业区开始的改革试验和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形。如今，虽然蛇口开发区早已被撤销，它当年的缔造者——袁庚也已离世，但蛇口基因和蛇口精神却在深圳这座城市存活了下来。
今天的深圳，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但深圳也曾遇到难题，也曾茫然失措，迷失了方向。
2002年11月20日，网名“我为伊狂”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痛斥深圳存在的各种问题：国有经济改革迟缓、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治安环境日趋恶劣、城市环境捉襟见肘、城市精神空洞虚化、城市发展短视频现、固步自封缺乏自省，导致大企业纷纷计划迁离，人才流失愈发严重。似乎一夜之间，那个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开始变得萎靡不振。
深圳的突破，是从如何挣脱“四个难以为继”开始的。当时以“三来一补”经济为主要发展模式的深圳，发展面临着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等四大难题。
在几经探讨之后，深圳选择的转型路径是跳过重工业，由轻工业直接过渡到以信息化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概念，而不是遵循传统的“轻工业一重工业一高新技术产业一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路径。
正是这一在后来被印证为明智的路径选择，让深圳又一次成为了创新的前沿阵地。据悉，自2013年以来，深圳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超过GDP的4%，与韩国和以色列等同。
跌倒的深圳重新爬了起来。它留住了那些意欲迁离的大企业，也让外来移民重新有了归属感。
2014年，国际知名机构、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Ebersweiler把总部从硅谷搬到了深圳，他给出的理由是：“这里能够让我们在1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深圳的华强北。”
这就是深圳的优势。这里有华大基因、中兴、华为，有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的BAT最强组合，有着最好的创业氛围和环境。在深圳，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创业者。2014年，深圳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16万件，已连续11年位居全国各大中城市之首；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66.7件，同样排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首位。
有人说，“深圳的转型路径，回答了经济学界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个依靠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投入崛起的区域，能否通过持续的技术投入来改变原有的禀赋结构，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破除‘中等收入陷阱’？”
我觉得，这是对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最好褒奖。
与深圳的逆袭有些不一样，上海是自带光环的。这座1843年开埠的城市，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东方明珠”。在改革开放和创新的发展道路上，两者同为实验区，但深圳是冒险创出来的，上海则有着更多天然的政策优势。
特别是在今天，深圳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好的践行者，而上海则更多地着力于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制度试验和创新。它们都在探寻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只不过在探索的方向上，深圳向右，上海向左。
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是全国第一个最先放弃“保八”的城市。2012年，上海经济增长就已经下滑至7.5%，最先进入经济新常态，也最早体会到了转型的阵痛。如果就此层面而言，上海也可被称作是中国经济艰难转型的先行者。
随着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上海再一次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机遇，迎来了转型的最好契机，开启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探索。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自贸区的改革经验不断被复制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在金融改革领域，上海自贸区基本形成了金融制度创新框架体系。金融业也成为近年来上海经济的最大亮点。
服务业的提升和制造业新兴产业的崛起，优化了上海经济的产业结构。来自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7.8%，创下历年新高，第三产业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4.9%。
正如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所说，上海已然度过了转型最痛苦的时期，经济正在企稳回升。
缩影山东
都说山东才是中国的缩影，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山东成为了东部沿海的经济大省；二是它的人文地理、经济结构、发展布局都与中国的现状何其相似。所以，当中国经济遭遇下行压力，亟须转型重调时，山东亦面临着同样的境遇。
但与东莞、深圳、上海等省市的率先觉醒和改革成效相比，山东还是显得有些慢了。这种慢，既有国企比重大、“大象难转身”的原因，也与观念上“迟到的觉醒”有关。等到资源枯竭再转型，终归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山东是经济大省，也是能耗大省，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都占到了全国10%以上。山东省省长郭树清认为，这与山东的产业结构、城镇化发展有很大关系。“山东是典型的群像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三高’产业居多。产业结构调整是我们面临的十分艰巨的任务。”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也说，丰富的资源支撑山东迅速发展起以原材料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规模实力居全国前列，但也由此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建立在加工基础上的传统产业，技术门槛低，只要有资金就可进入，而且在一段时期内还非常有市场、很挣钱，这使很多企业对转型升级产生惰性。”
这样的惰性导致很多企业，“有钱的时候不想转，想转的时候没有钱”，也使得山东的很多产业都聚集在中低端。4176家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里，竟然没有一家能进入2014胡润服装家纺行业品牌价值榜。作为“国内最大轮胎生产省份”，山东竟没有一家能够为20万元以上中高档轿车配套的轮胎企业。
还有钢铁。山东是全国前三的产钢大省，但近70%都是低端的非合金钢。正如山东金属协会副秘书长鞠沾仑所言，“前些年，山东钢铁企业的日子太好过，以致错过了新的市场机遇。”等到钢铁卖出白菜价，才觉得“低处也不胜寒啊”。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山东在服务业发展上的不遗余力和成效。2015年，山东实现服务业增加值28537.4亿元，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5.1%，三产比重为7.6%：46.8%：45.6%。倒退5年，2010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为14429亿元，三产结构为9.1：54.3：36.6。对比可看出，山东工业比重的下降和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服务业正在成为山东未来经济新的支撑点。
长期以来，金融一直都是山东经济的短板。在郭树清来了之后，这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任职的高官，开始了他对山东的金融改革新政。
发布“金改22条”，建设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和青岛财富管理中心等举措，带动山东金融业增加值由20l 2年的1936.11亿元，增至2014年的2692.55亿元，增长39%。到2017年底，达到占生产总值比重5.5%以上的目标任务应该不难完成。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的发展已成为山东这些年经济发展的亮点。
发展金融业，提升服务业比重，以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山东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而如何对国企进行有效改革，如何面对资源枯竭的现状，找寻到新的发展出路和驱动力。作为“中国缩影”的山东的探索，也是在为中国经济的困境探路。
新动力在哪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2016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词汇：供给侧改革。
在传统的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已经显出疲态的当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需要换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既然“需求侧”不行了，也许“供给侧”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以前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来买蛋糕，但现在我们是要把蛋糕做的更精致，吸引更多的人来买。
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债务高企，这都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所在，但供给侧改革也许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难题。
事实上，中国仍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只是我们自身供给的产品在很多方面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去日本买马桶盖，哄抢澳大利亚奶粉的现象发生。为此，日本媒体还创造了一个新词——爆买，来形容中国游客的购买力。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而财富品质研究院根据品牌库中2万多个品牌的营业收入估算发现，2015年我国消费者消费的全球奢侈品高达1168亿美元，这意味着这一年里全世界46%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走了，其中近八成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海外。
你能说消费的拉动力不行了吗？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自己的第四个周期，未来的中国经济有四大新动力，除了新实业、新城镇化、新金融外，还有新消费。“大众品牌会分崩瓦解，这个是互联网时代中产阶级消费非常标准的特征和典型场景。原有的品牌偶像消失了，中间渠道丧失掉，你和他是社交化支付，这是一次让人非常兴奋的消费革命。”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衰弱景象，美国宣布制造业回归，为经济注入新动力。在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之后，也面临着找寻新动力的迫切感。
有人说，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应该是深度城市化、大消费时代和人民币国际化；有人认为，应该是消费升级、大众创业和中国信用的输出；也有人认为是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一带一路”。议论纷纷，各抒己见。
但不论何种观点，都指向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已经进入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需要寻找到新动力。
东莞制造业的“莞式反转”，是对以制造业为根基的城市转型的启示：不是要抛弃传统制造业，而是要通过转型升级，使之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深圳和上海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创新，重新找回它们失去的发展活力；山东也在极力摆脱“要素驱动”的模式，加速发展服务业，变得让自身更轻盈一些。
它们都在寻找。不同的省市，在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优势产业等多个层面都存在差异，但如今又都面临着近乎相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难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任务。对症才好下药，成功的模式也总是更容易被借鉴。
在中医的解释里，“阵痛”是一种短期的间歇性疼痛。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轮“阵痛期”，这种阵痛源于过去这些年不断累积的结构矛盾。正如经济学家姜跃春所言：“调整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痛。中国经济必须要从过去那种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成集约型的、高质量的增长方式，这样我们以后的发展才会更有底气，走的路也会更长、更远。”
作者：宋鑫陶
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篇3：
经济转型时期的金融风险及现实影响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迎来经济的转型发展，这需要金融对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有特别的支持和导向作用。但由于我国金融领域涉及到经济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并在经济转型期凸现出来，危机到我国金融安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现实的影响和危害。
【关键词】经济转型期 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
一、危及我国金融安全的国内因素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金融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不断增强，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金融安全所依赖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我们应理性地看到，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维系金融安全所需的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并不宽松，仍存在危及我国金融安全的一些因素。
（一）经济运行中难以提供金融安全所需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的转型时期，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这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在与传统经济体制相冲突的时候和地方，都会以宏观经济的波动和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曲折性表现出来，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具体表现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和浪费、过高的财政亦字、紧缩和膨胀交替出现的经济活动、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以及作为金融发展和安全所依赖的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不尽如人意，还没有建立起权、责、利相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高负债依然是银行不良资产的主要根源。特别是近三年来全国各地借国有企业改制，在国有企业的拍卖转让中利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逃废银行的债务，而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和逃废的银行债务形成的个人资产，在生产中极具短期行为，甚至是利用各种渠道向国外转移侵吞的资产，这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和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又会累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这种不稳定的宏观经济难以提供金融安全所需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波及到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上，其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当、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金融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资本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金融体系不稳定、这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直接危及到我国的金融安全。
（二）现行金融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金融安全所需的金融基础不牢固
这表现在：一是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滞后，金融运行中不确定因素较多，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仍然存在且日益外在化；二是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经验不足、监管手段和技术落后，监管的效率低成本高，完整科学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形成还需时日；三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缓慢，业务活动没有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业务风险加大，政府要通过不断注资和核销不良资产来承担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风险，这种对银行业不正当的保护实际上是对社会其他行业的一种歧视，也是通过国家的权力给予银行业利益集团的一种特殊的不当的利益倾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这既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内生出风险抗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也会把国家拖入到“银行风险——银行利益”的怪圈，即银行在缺乏风险抗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下，银行为了自身商业利益而违背业务原则所遭遇的风险，需要国家来承担，国家为了金融的稳定不得不一次次来利用对其他行业歧视的手段维护银行的利益，而有了国家的保护，银行又成为风险偏好者，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又会去冒风险；四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无序运行，市场监管严重滞后，资本市场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且呈难以控制之势，严重影响到投资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五是商业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扭曲等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对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中，不仅使传统金融体制下隐含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外在化，还会生成许多新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在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的条件下，新旧不稳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形成了金融业的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两种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力，不断积累并叠加在一起，直接威胁到我国金融安全。
（三）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既没有完全反映人民币汇率的真实水平，又缺乏足够的弹性，这种固有的汇率制度的缺陷不利于我国的金融安全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我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汇管理有所放松，但从运行的结果看，这种外汇管理制度既没有做到“管理”也没有做到“浮动”，如在1994～2004年的十年中，人民币除了1994年升值1.3%和1995年升值3.2%以外，其余年份特别是1998年以来的汇率水平基本上在1美元兑换8.28人民币左右，而其间的国内国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足以说明当时实施的外汇管理制度，没有体现出以“管理”的角度对汇率水平进行宏观调控，也没有通过“浮动”来反映出已发生变化了的国内外的实际经济状况，这实际上还是一种灵活不足、僵化有余的外汇管理体制，本质上还是成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尽管这几年人民币兑美元升至6点多，但还是难以反映经理运行的实际和市场上美元和人民币的供求状况。这种比较僵化的外汇管理体制下的结售汇制，形成了外汇流入容易而流出难，这从内部体制上扩大了外汇的供给而抑制了外汇的需求，放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给西方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制度提供了口实。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突显以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似乎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失衡问题、中国与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贸易问题，都根源于人民币的汇率制度，这又从外部给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面对来自人民币汇率制度内外部的压力，我国于2008年7月21日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又进行重大改革，改由原来的单一盯住美元为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这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主要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在主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货币，主要有美元、日元、欧元、韩元等货币，客观地说这是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较好的选择，有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但是，这次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这次实施的与新加坡相似的外汇管理体制，与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实施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时的背景状况是不同的，新加坡当初并没有来自西方国家的任何压力，而是依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自愿实施这种外汇管理体制。而我国这次实施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外汇管理体制，更多的是迫于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外部压力，实际上是西方国家转嫁其国内经济矛盾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结果，这种被西方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有了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因为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国内的经济矛盾不可能通过这一次人民币的升值来解决（当然西方国家国内的经济矛盾如失业等问题也根本不可能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来解决），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汇率政策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其次，人民币升值后会损害国内某些利益集团既得的经济利益，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缓解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压力，这会增加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其三，中国需要一个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人民币汇率真实水平而又灵活有效的外汇市场，而这次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还难以形成这样的外汇市场。最后，人民币汇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在宏观经济平稳下，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开放资本项目，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而这次2%的升值幅度，既没有达到国际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没有给人民币以充分的浮动空间，因而，目前实施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外汇管理体现仍然是弹性不足的体制，这种外汇管理体制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估或低估也是容易出现的，这就会引起国际投机资本向中国的无序流动，这种无序的资本流动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危及到我国的金融安全。
（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目标与政府干预的矛盾，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在目前推行的银行商业改革进程中，银行自身的利益应与银行盈利水平紧紧地联在一起，银行要承担商业性因素造成的风险和损失。但由于银行体制改革滞后，政府的过度干预行为并没有退出银行的业务活动，银行仍要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府的意志，为实现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提供无节制的低效或无效的资金帮助和支持，特别是无节制支持效益下滑的国有企业，使银行的业务活动偏离了作为商业银行的目标和业务原则，这本身不断累积和制造出金融风险。同时，政府过度干预银行业务这一行为的本身在引起国有银行反感的同时，银行的生存又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依赖性。银行可通过被动接受政府行为的过度干预，以向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低效或无效货款来换取政府的保护和担保，导致银行在商业利润目标驱使下的风险偏好和政府对其业务风险进行保护和担保的这一不正常的关系下，银行自身的抗金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弱化，往往借口政府的干预去冒商业风险，甚至在追求自身商业利润中会发生不负责任的业务行为，如大量海外借款、违规经营、关系货款、高风险投资等。于是，商业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一旦出现了经营风险，商业银行就可以借口政府的干预要求政府和中央银行出来拯救，这种将在商业利润目标驱使下由于商业性因素引起的金融风险转嫁给政府，政府就承担了银行商业化进程中本来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这就是我国的银行在商业化进程中，既想自主经营、最大限度地追求商业目标，要求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而又不愿彻底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并获得政府保护的根本原因。这种矛盾和阴影的存在，银行虽可转嫁金融风险，但却不能减少金融风险，并最终危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五）资本市场的风险将是我国目前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几乎都起因于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这与此前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几乎根源于银行倒闭而大不同。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处于金融开放过程中的金融体系极具脆弱性且金融市场不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很可能是我国金融稳定和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担忧还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现实考虑。我国股票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便利企业融资的同时，累积的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我国在股票市场上实施股权融资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间接融资下，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均由国有银行提供，国有银行几乎全部承担了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的风险，并累积成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权融资，让市场即投资人来承担本应由国有银行来承担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的风险。这既可以满足国有企业（改制为上市公司）的资金需求，又可降低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的风险。但这正是我国股票市场的一个先天缺陷，成为股票市场投机气氛极浓的重要根源。由于股权融资无成本且不需偿还，资金的使用没有任何压力，导致我国企业都偏好股权融资。又由于作为拥有上市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股份的国家是虚拟的，投资人的缺位使得国家只能委派某一并不是投资人的自然人去上市公司经营国有资产，这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和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缺乏应有的约束和惩罚机制去约束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状况下，上市公司绩效好坏就有赖于公司高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其实际的结果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随心所欲支配融入的资金，甚至是恶意经营上市公司资产的不在少数，这导致股权融资的资金使用效率是非常低的，甚至低于间接融资下的债权融资。这种理论上的分析为我国股票市场出现大量亏损企业的现实所证实，也为作为股权融资中出资人的投资人斥责上市公司为“圈钱”公司所证实。
资本市场存在的投资人缺位、法规不健全且不统一、监管与调控乏力、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融资效益的低下以及大量的内幕交易人为操纵等问题，使得中国资本市场背离了资本市场的一般特征，也背离了中国宏观经济向好的实际，成为全球关联交易最多的地方，也是投机性并购与重组最多的地方。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功能在削弱，政策市场的特征越发明显，整个资本市场处于调控不力运行无序的状态，投机的盛行使得投资人对整个股票市场失去信心，近三年多的股市惨跌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是资本市场单一系统蕴含风险，还会将整个金融系统拖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最终使金融风险难以避免，直接危及到我国金融安全。而更可怕的是资本市场潜伏的巨大风险，并没有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当金融开放后一遇到国际金融动荡或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风险就会外在化，根据国际经验，由资本市场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是一国政府所能控制的，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和经济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
二、金融风险的现实影响
我国经济运行中潜伏的金融风险，在经济的金融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它不仅削弱现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导致整个社会信用关系的紧张，金融信誉下降，还会使整个经济抗风险能力减弱，放大经济金融不稳定的效应，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一）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我国现行的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外资金融机构适度参与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是在原有的与计划经济和计划金融相适应的大一统的金融体制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而逐步形成的。它虽然还不是完全的市场金融体系，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距离，不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业务活动还存留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很大程度上体现政府发展经济目标的行政色彩，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还不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在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自身向市场金融体制转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震动和摩擦，基本上保持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支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多种因素不断累积的我国金融风险，却在威胁着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稳定，不断增多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不断制约我国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转轨，加大我国市场金融体系形成中的风险，甚至某种程度上阻碍我国市场金融体制形成的进程。
（二）弱化我国金融业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现有社会经济资源特别是资金这种短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而社会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靠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金融部门，在资源配置这一功能上的最优发挥。金融业对资源的配置，最直接的是对货币资金这一特殊资源的配置，而货币资金这一特殊资源又具有引导和配置其他资源的作用，从而使金融资源的配置具有特殊的意义，表现为资源配置的效率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资金能否按经济合理原则在各经济部门和企业之间高效流动。具体表现为：一是通过金融业的组织结构和金融资产将分散的货币资金集中起来，有效地调节资金余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通过各种融资方式，实现长短期资金转化，解决筹资者和出资者之间的长期固定性要求和短期流动性要求的矛盾，实现货币资金的优化配置。三是通过金融业提供的竞争性市场组织，经过价格机制和信息帮助对投资机会、投资收益等进行筛选，将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使用效益高的部门和企业，以提高资金的优化配置。但由于我国金融业目前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金融部门在减少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过程中，面对的经济环境并不宽松，仍然要受政府部门过多的行政干预，业务活动仍然过多地体现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意志，不能按市场金融的要求，按照“三性”的原则从事业务活动。所以，金融业在实际运行中，一方面体现政府的意志，不得不继续增加一些无效或低效的贷款，继续放大金融风险，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这本身又是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出于减少银行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在业务活动中变得过于谨慎，以至于对一些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也不愿贷款，出现了自1996年以来各家银行惜贷的情况，大量的存差资金闲置在银行，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也弱化了金融业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下降。
（三）破坏了以金融部门为中心所形成的信用关系
以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为中心所形成的信用关系，是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核心的一个具体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离不开信用关系，它的存在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发展。但由于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不断累积的金融风险，破坏了信用关系赖以存在的有借有还的基本前提，就导致以银行为中心的信用关系出现紧张。一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恶化，银行贷给企业的资金难以收回，承受巨额坏账的损失，于是银行全面收紧授信条件，不能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甚至大面积出现惜贷，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经营更加困难。二是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在许多区域性的金融动荡中，有的出现了支付危机，存款人的提存活动难以正常进行，存款人的权益受到侵害，银行在存款人心中的形象受到损害，银行信用降低，如遇到一些随机突发事件，会引起存款人大量提存，甚至出现挤兑，其后果是不难想像的。
（四）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减弱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中，金融部门的支持和贡献是巨大的。金融支持经济的发展是有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经济体系的运行正常和稳健，以保证金融体系发挥作用所需的健康的经济大环境。二是从金融本身看，金融运行要高效有序，从事业务活动时，没有外界的压力，而是按市场金融所要求的业务原则向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减少金融风险，发挥金融支持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作用。而实际经济活动中，这些前提条件并不充分，使金融体系运行更加困难，银行信用下降，运行成本高，金融风险仍在不断增加。这种情况下，金融部门被大量的金融风险所困扰，出现有意支持经济发展而无力的局面。同时，银行为减少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在企业需要银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全面收缩贷款规模，各银行普遍惜贷，大量的存差资金留在银行里，没能用于实际投资去作用于经济发展，出现了金融部门有能力而无意去支持经济发展的局面。这两种情况都说明，目前面临的金融风险，已使金融部门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下降，市场经济发展不仅得不到金融部门很好的服务和支持，反而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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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与我国金融风险研究”（10BJY102）成果。
作者简介：王楚明（1963-），男，河南信阳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金融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本理论、金融市场理论、金融信用理论等。
作者：王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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