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论文

2022-04-26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谋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军队建设、祖国统一事业、國际外交、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大会。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论文篇1：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推进。文化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正在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政治文明的助推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社会建设提供着精神动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的发展水平、繁荣程度影响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建设；四位一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命题中所强调的“全面建设”，就是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的“四位一体”的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命题的提出，文化建设的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相互促进，文化建设不仅受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水平的影响，同时对它们的发展状况也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

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正在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它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科学这样的精神产品,也包括教育、智力生产、信息传播、艺术创作、娱乐休闲、体育等精神生产活动。这些意识形态决定于经济基础，反过来又服务于经济基础、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认识文化的意识形态这一属性，还应该看到文化和经济是可以结合的。文化不仅仅能够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它还能够支撑起一个经济门类。这个经济门类就是文化产业。目前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很多国家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英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是其经济增长率的两倍，这表明英国经济的增长点目前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上。美国的文化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其GDP的1/5,他们的文化产业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文化产业活动和相应的机构，到目前已经初步确立了它在中国第三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新闻出版、影视制作与传播、艺术创作与表演、娱乐休闲、旅游服务、广告及会展服务、网络文化服务、科技教育体育的市场化及其相关服务等这些提供精神产品和精神服务的新产业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统计数据也表明，文化产业确实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文化与经济结合以后形成了文化产业，有人从经济角度称之为文化经济，也有人从文化角度称之为经济文化。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文化与经济结合在一起都会使双方产生新的活力。就文化来说，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就经济来说，则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实践恰恰也证明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正在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元素。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文化是上层建筑中除政治上层建筑以外的意识形态部分，是思想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是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集中反映，是社会各类认识主体对社会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的认识、理解和看法的总和。它的表现形式是各种政治舆论和政治信息。这些作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治信息与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同为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包括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设施和政治法律行为等内容。其中的政治法律思想是意识形态，是文化。所以，政治文明的内容当中就包含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政治法律思想对于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在于：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制度建设的先导；政治法律思想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政治法律思想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水平。比如“一国两制”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由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提出来，在香港回归以前，它是一种思想文化，是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在宪法中得以确立，这种政治思想就逐步地衍生出相关的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设施和政治法律的实践，转变为政治上层建筑，成为中国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同时，政治舆论、政治信息是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的表达和传播的形式，又是对政治制度、政治设施、政治实践进行反映和监督的重要工具。现代的大众传播业和文化出版业正是承担着这种政治舆论、政治信息的传播的任务，它们的发展水平影响着政治民主、政治文明的状况和水平。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政治文明的助推器，这样的理念能够很好诠释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社会建设提供着精神动力

首先，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能够为“教育的公平与保障”提供支持。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推进社会建设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础，教育公平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因此，教育不仅仅是国家、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它影响到人的生存状态，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水平。所以它是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教育作为精神生产活动，是一个文化范畴。因此，教育的繁荣与发展也关系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教育关乎民生，也就意味着文化的发展关系着民生问题。

与教育相关的民生问题主要表现为教育的公平和保障问题。世界各国都把教育的公平与保障当作重要的民生问题。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把发展教育摆在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的位置上，并且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在推进教育公平、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方面下大气力，加大工作和投资的力度，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在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的同时，教育质量也不断提高。全国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我们的目标是要迅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其次，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有助于就业状况的改善。“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共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念。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实现形式就是通过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实行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所具有的吸纳就业的功能也是十分强大的。目前中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1 132万，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口（2.73亿）的比重为4％。也就是说文化产业虽然只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个新兴的门类，但却解决了中国城镇中4%的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这表明，中国100个城镇就业人口中，就有4个人是通过文化产业获得的就业岗位。今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发展，它的改善就业状况的功能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以及对外部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和条件的总和。它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精神等实力，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等基础实力。

在综合国力中，文化被称为软实力。这一概念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得到明确。文化是软国力，只是说它的形态是软的，但其作用并不“软”。一定的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维持，对于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和凝聚力，对于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及其能力，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围绕着文化的传播与封锁、扩张与抵制、消亡与保护等等，展开着复杂的较量。美国等少数国家，借助于强势的经济力量和传播手段，大力进行以核心价值观为主的文化扩张，对其他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他们通过文化产品占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市场，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连同他们的文化产品一道向这些国家渗透，试图按照他们的意愿重新塑造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其他少数西方国家媒体所垄断。很多西方国家大媒体由于居于新闻垄断地位，形成了很霸道的作风，彰显了他们的霸权文化的本质特征。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强势地位，为他们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了强有力的话语权，在综合国力上，表现为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存在明显优势。

文化国力不足，就会对综合国力产生向下的拉动作用。反之，综合国力就会被向上拉动。这些情况在中国的不同时期也曾有过不同的表现。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文化竞争力发生变化时，综合国力也发生相应变化。如20世纪末的1998年、1999年和2000年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二十四位、二十九位和三十一位，呈现下降趋势。而这几年正是世界经济发展状态低糜、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年份。中国综合竞争力没有借势上升，反而下降。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科技竞争力由1998年世界第十三位下降到1999年的第二十五位后又继续下降的第二十八位。近年来，中国科技文化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从2006—2010年，中国综合竞争力在该机构的排名连续五年进入世界前二十位。我们要提高综合国力，除了其他方面的竞争要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之外，还必须加快文化发展步伐，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拉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方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文化的发展水平、繁荣程度影响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王晓燕]

作者：吴艳玲

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论文篇2：

为什么说生态文明建设站在了新起点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谋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军队建设、祖国统一事业、國际外交、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大会。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十九大报告不仅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专门部署，而且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报告的各部分。从词汇统计来看，在整个报告中，“生态文明”出现12次，“美丽中国”出现3次；“绿色”出现15次，“绿色发展”出现4次；“生态”出现43次，其中讲自然生态的有39次，“环境”出现29次，其中有22次关于生态环境，“资源”出现13次，其中有8次关于自然资源。可以说，“生态文明”是报告的高频词之一。

一、生态文明建设站上了新时代新起点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正如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所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进入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也是成效最好的时期。”概括起来是五个“前所未有”：一是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二是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环境状况得到改善；三是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四是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五是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此外，过去五年还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同时，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对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目前还远不能满足这种强烈的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我们还需要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之一就是污染防治攻坚战。这是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

二、生态文明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八个明确”标出了核心内容，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

生态文明新篇章写入了十九大报告，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系统回答“新时代应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怎样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大课题。在总任务方面，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所要实现的“美丽中国”的目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之中，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矛盾还特别突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更高的需求，而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还突出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难以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方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必然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体系，运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在建设美丽中国总任务的统领下，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不动摇

十九大报告确立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第九条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略。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略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文明才真正可持续。“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在定位上，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键是要克服过去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并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怎么理解这个理念？山高沟深偏远可能是致贫的原因，但如果在山水上做好了文章，就可以转变为致富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不少地方通过发展旅游扶贫、搞绿色种养，找到一条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经济相得益彰的脱贫致富路子，正所谓思路一变天地宽。”也就是说，只要思路对了，保护好绿水青山，为大家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并不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倒能过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既强调绿色又强调发展，是真正将绿色与发展统一起来的新理念。“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而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倒逼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助推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四、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迈向“步步高”新征程

十九大报告依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规划好了生态文明建设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分短期、中期和中长期，设定了清晰的阶段性目标。

从现在到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生态文明建设重点是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从二0二0年到二0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设定的目标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生态文明将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一道全面提升，展现一幅新型现代化图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五、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体制改革

十九大报告第九部分，是就生态文明建设专门作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报告围绕资源节约、环境治理、生态修复三个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抓手展开，而着重点则放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这次特别强调的是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

解决資源节约问题，关键是要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必须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国家节约行动，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目前需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水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

解决生态修复问题，目前仍需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等。为了激励大家参与生态修复，报告强调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综观人类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过去之所以解决得不太好，往往陷入“公地悲剧”困境和“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之中，就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在空间上具有公共性，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为了解决公共性和滞后性特征所带来的问题，就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十九大报告对于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进行了专门部署：一是机构改革，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克服过去“九龙治水”的困局；二是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由国家来承担起公地看管的职责，克服“公地悲剧”困境：三是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国家统筹各个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区定位，让各个地区按照自身生态环境承载状况和发展潜力状况，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避免后发地区重蹈先发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总之，十九大翻开了谋划生态文明新篇章，踏上了建设美丽中国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而努力。

（责编/吴耀明）

作者：杨志华　刘薇　彭思雯

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论文篇3：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析

〔摘要〕作为一项极富远见的战略决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我国发展现实，不仅布局了中国发展的当下主题，还布局了中国发展的动力基础、法治保障和领导力量。当下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切实的目标；动力基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奠定，这是对我们现在面临的危险和挑战的积极回应；法治保障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来提供，这既是为深化改革提供秩序保障，也是顺应民主发展的时代要求；领导力量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形成，这是应对各种考验、战胜各种危机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这种布局使自身升华为中国的发展智慧，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关键词〕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

战略布局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一项全局性的、极富远见的战略决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强大思想武器和基本方略。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任务、总依据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非凭空产生，它立足中国现实，是对中国发展过去、当下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和综合分析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纲领，因此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1 〕。由此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中描绘的、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和本质依据的治国理政方略，这就决定了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在现阶段的积极贯彻和实践落实。由此得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任务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实向前迈进，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伟大梦想。

战略布局的筹划不仅被其实践的任务和目标所引领，同时也受制于特定的历史前提和条件即战略布局的总依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实践纲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依据就是“三个没有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而在这“三个没有变”中，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又是根本中的根本，是我们考虑当下所有问题的总依据，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2 〕10-11。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初级阶段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始终没有变，依旧是处在量变的积累中。因此，我们必须牢牢立足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一切企图突破这一本质依据的想法都将是十分危险的，“罔顾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或无原则倒退，或无根基超越，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颠覆性危害” 〔3 〕。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2 〕11

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尽管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变，但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仍会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就意味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需要把握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总开关，也不仅需要把握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而且需要把握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现阶段的主要方面。毫无疑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现阶段的主要表现。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依据，既能把握主要矛盾，又能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飞跃。

二、“四个全面”布局了中国发展的当下主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共产党人的现实使命，它不仅与我们的当下实践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还与历史传统紧密相联。“小康”出自《诗经·大雅》：“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儒家思想中，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是比大同低一个层次的社会理想，两者都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因此，“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当下中国的发展主题，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并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 〔5 〕随后，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小康”成为党领导人民奋斗的目标。经过艰辛努力，到20世纪末，我国基本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并不全面和平衡，还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经过党的十七大的发展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作了调整和完善，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倒计时、关键阶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切实的目标，指引着人们的行动，鼓舞着人们的士气，激荡着人们的情怀。小康社会，不再是古人眼中的“朦胧画”，而是共产党人手里的“工笔画”。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用朴实的语言对“全面小康”作出了生动而具体的当代表达：“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6 〕这一生动表述，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牢牢把人心作为最大的政治：一方面，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执政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坚持执政依靠人民，将执政根基牢牢扎在人民沃土之中。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抓住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定将成为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抓手。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方案都毫无例外地隐匿在发展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既是人们行动的目标指引，也是解决所有问题和冲突的根本归宿。因此，小康社会的核心是发展，相应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就是实现全面发展。全面小康，核心在于“发展”，重点在于“全面”，其重要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覆盖的人群全面，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地区或民族掉队，“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二是发展覆盖的领域全面，体现为“五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均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和标准；三是发展覆盖的层次全面，体现为从经济基础，到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最终落脚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也意味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正因为全面小康是以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和实践依据的，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质上就是要解决上一轮改革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和矛盾，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存在很多短板、短腿、洼地。这就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平均用力，也不是平铺式展开，而是要针对当今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突出问题定向发力，有针对性地重点突破。具体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从以下两个方面重点突破：一是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大领域之间和各自内部的不协调和短板问题，如社会建设相对落后、经济领域侧重结构转型等；二是处理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7 〕。

三、“四个全面”布局了中国发展的动力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日益壮大和富裕，然而，这种总体的强大和不平衡的富裕并不足以使中国走向全面成熟，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8 〕。诸多难啃的硬骨头，诸多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诸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成为导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直接诱因，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意味着对这些危险和挑战的积极回应。与此同时，时代的发展与变革也在客观上要求推进深化改革。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危机和挑战，更是为了把握时代机遇，塑造一个更有实力引领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于“深化”，重点在于“全面”，其重要内涵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改革的目标更加全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不仅推动了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更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提升到了崭新的高度。二是涉及的领域更加全面。全面深化改革既回应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同时也覆盖了国防军队建设、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其他领域，并强调“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论“全面”还是“深化”，最终都服务于改革，而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又是为了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和阻碍治理现代化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魄力克服利益关系掣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另一方面，推动着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及党自身的现代化。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也有利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并推动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因此它升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关键举措和动力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有方向、有原则、有立场的，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辙”。不论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多么明确，最终都取决于改革行动；而任何行动都必须有战略、有战术。笔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战略途径在于：其一，应通过凝聚和开发各类资源和各种有效力量，而非使用政治动员方式，去创造全面改革和发展的内驱力；其二，必须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定的自我规定性和独立自主的品格，以及艰巨的对外学习任务，并以此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

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不仅要有明确的战略，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实践，而改革实践的展开又必须遵循改革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 〔9 〕48。笔者认为，对改革规律的把握具体而言就是要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一是自主性与适应性的关系。一方面，必须保证执政党对决策的主导力，从政治有效性出发推进各项改革；另一方面，这样的政治发展和改革还必须考虑到政治发展的合法性，以提升执政党的适应能力。二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一方面，“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另一方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规律办事” 〔9 〕48。三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一方面，改革走到今天，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需要整体谋划，系统推进；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一时难以在面上推开”，这就要求“发挥改革试点的侦察兵和先遣队作用，找出规律，凝聚共识，为全面推开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9 〕50。四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面、由量变到质变，因此，必须注重改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要“一张蓝图抓到底，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抓住“牛鼻子”，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着眼“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四、“四个全面”布局了中国发展的法治保障

作为一项极富远见的伟大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布局了中国发展的当下主题和动力基础，更布局了中国发展的秩序保障——全面依法治国。一方面，“文革”的惨痛教训使人们明白，没有法治的保障，我们的改革大业就极有可能前功尽弃、功亏一篑。法治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安定性，这种安定性既体现为战略决策的连贯性，不会朝令夕改，也体现为转型时期维持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来看，每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法治的推动，“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 〔10 〕。因此，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不仅是为深化改革提供秩序保障，也是顺应民主发展的时代要求。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历史与经验表明：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政治发展往往是不稳定的政治发展，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挫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的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决不能按照现成的公式或抽象的原则展开，而必须通过对中国特定社会现实的精准把握，并以此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之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的全面依法治国部署，其总目标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五大法治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三个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个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新16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总体格局。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和总格局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对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一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也标志着对必须实行法治这一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还标志着对“必须依法执政”这一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准确把握，从而意味着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的新提升。

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将法的原则、法的精神、法的规范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意味着，对“法”本身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就成为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我们认为，“法”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按照孟德斯鸠的理解，广义的“法”是由万物的本性派生出来的必然关系。按照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解，中义的“法”不仅仅包括狭义法，即抽象法，还包括主观法（道德）和现实法（伦理）。狭义的“法”是抽象的法，即外在的法或形式的法。那么全面依法治国的“法”该按照哪种“义”来理解呢？我们知道，狭义的“法”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规范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关系，而广义的“法”基本等同于准则，它的使用极易造成对狭义法权威的冲击。因此，我们主张按照中义的“法”理解，这意味着，全面的法治需要把握特定的伦理现实，并推动道德建设和抽象法建设的良性互动，使法治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和思维方式。

五、“四个全面”布局了中国发展的领导力量

作为处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为获取现代性而努力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以确保社会的成功转型和“伟大事业”的稳步推进。一方面，现代性不仅创造了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同时也给现代世界带来了无数复杂而不确定的风险〔11 〕，因而我国正处在高风险社会时期；与此同时，执政党自身又面临着“四大危险”，有可能导致化解社会风险的不力，进而使社会风险转化为执政风险，最终使社会风险与执政危险相互叠加，瓦解党的执政基础〔12 〕。所以，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应对各种考验、战胜各种危机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能为全面深化改革锻造坚强的领导力量，也能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障，可见相比其他两项战略举措，全面从严治党所起的作用更为基础、更为根本，因而其能否成功是“四个全面”整个战略布局成败的关键。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了出来，也因此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保障党具有长久活力和国家安定发展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肇始，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跟进措施，以反腐倡廉为根本落脚点，以“三严三实”为重要抓手，使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不断完善和走向成熟。全面从严治党，基础是“全面”，体现了“五位一体”的党建总格局，即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从严”，“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 〔13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根本目标是为了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可见，全面从严治党，牢牢抓住锻造坚强领导核心这个关键，增强了我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举措，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根本方略在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14 〕。在党的理想信念面临世俗欲望和多元价值的全方位考验下，仅靠说教式、形式化的宣传显然无济于事，应当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结合，凝聚全社会共识，将理想信念贯彻于党的各项工作之中，使其成为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强大内驱力。与此同时，由于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因此思想建党必须伴随制度建党。而制度建党的关键是做好建章立制与执行落实的有机统一：一是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要注重制度的问题导向和务实管用（如进一步发挥好巡视制度的作用、制定实施《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的具体规则制度），同时要注重制度间的衔接和耦合，做到上下配套、左右联动、系统集成；二是狠抓制度的贯彻执行，“法规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的强大推动力” 〔15 〕。

六、余论：从战略思想到发展智慧

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本质依据和根本指导；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项实践纲领将极大地丰富并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展开，不仅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拓展，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16 〕。“两个得出”和“一个提出”深刻表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还有着与此相适应的理论逻辑。

我们知道，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志着市场开始嵌入中国社会；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标志着国家开始遵循现代政治方式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执政党根据社会发展的推动开始进行自身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标志着对社会主体进行创新管理。可见，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七大20年的发展，现代政治文明的四大主体要素——市场、国家、政党、社会基本生成。因此，从政治学角度看，由党的十八大所开启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开始从主体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发展阶段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有机整体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各主体要素功能充分发展，比如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执政党的完善和全面发展；二是促进各主体要素之间整体协调以实现政治有机化，比如通过调整市场与国家、社会及政党之间的关系，推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举措。由于政治文明建设决定了现代文明形态的发展，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而也就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形态的发展，从而成为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17 〕。

作为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蕴含着为实现“伟大事业”所遵循的战略“思想”，也不仅蕴含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整体文明发展的实践“举措”，更蕴含着超大规模的后发外源性发展中国家如何转型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的发展“智慧”。这一“智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秉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的有机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治国理政和中国共产党90多年治党治国的优秀思想和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对这些思想精髓和成功实践进行科学总结和有效吸收，古为今用，充实党的治国方略，代表了深刻洞悉传统和当下的大智慧、大谋略。二是坚持中国特色与适应世界潮流的有机结合的原则。中国发展的经验深刻表明：没有坚定的战略方向，没有坚定的自主发展，没有与时俱进的对外学习，就不会有持续、有效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实施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毫无疑问有着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有着独立自主的品格，还有着对外学习的任务并使其成为具有自我主张的消化吸收过程，因而必将促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持续、有效发展。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发展实际，精准把握了国家发展的历史定位和时代要求；它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使命，不仅布局了中国发展的当下主题，也布局了中国发展所需的动力基础、法治保障和领导力量，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使得中国的发展在世界潮流中拥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轨道；它不仅奠定了超大规模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所需的战略定力、发展定力和政治定力，还全面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人类创造发展的广阔胸襟和宏大视野，定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推进，并使其自身升华为中国的发展智慧，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03.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任理轩.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飞跃——三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N〕.人民日报，2015-06-30.

〔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1.

〔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6.

〔7〕习近平在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31.

〔8〕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N〕.人民日报，2014-02-09.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1.

〔11〕郭建锦，郭建平.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