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政治论文

摘要：俄罗斯社会团体在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并提供技术支持。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俄罗斯社会政治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俄罗斯社会政治论文 篇1：

俄罗斯政党发展与社会政治心态

摘要:近20年来,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使政党朝“大型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这使得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能否顺应现实而做出积极的回应,对争取民众支持、立足政坛有重要作用。当前“人民型”政党存在不少问题,虽然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其发展态势的过于乐观的评价似乎也还为时过早。

关键词:俄罗斯;政党发展;社会政治心态

一、俄罗斯政党改革密切民众与政治的关联度

目前俄罗斯的政党是在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催生的重要政治利益团体。从苏联解体至今已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其发展基本脉络也比较清晰,即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调控舆论等多种方式,通过分权斗争、三次总统选举和四次杜马选举,多党政治经历了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进入新世纪至今,形成了俄罗斯共产党、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等四大政党主导国家杜马的格局。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党那种“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的作用得到了加强[1]。

200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的党员, 并在超过半数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内注册地区分部才能够进入国家杜马;2004年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除了把党员人数的下限由1万提高到5万人、把政党进入杜马的门槛由5%的得票率提高到7%、议会选举由“混合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外,该法案还规定,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和政党联合体才有权参加选举;2005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规定:在每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应包括不超过50%的非党人士以保障非党人士的宪法权利;如果得票率达到7%的政党所得的选票总数低于60%则应依次补充其他政党,直到进入杜马的各政党所得选票达到60%[2];2009年最新的《为提高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选民代表性而对俄联邦若干法规做出修改法》,以及根据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方立法进程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可以与政党和运动结成联盟,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最多可以达到全体候选人名额的15%[3]。

这些法案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了全国性大党的发展。关于政党法的法案颁布后,2007年12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显示,11个获准参加选举的政党中只有4个政党跨过了7%的门槛,获得了代表的授权书。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只有大党才能进入国家杜马,分散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去争夺2011年的代表席位。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为此进行大量的联合。这也就意味着,政党是否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能否更多地动员民众,对于做大政党规模显得愈发重要。而组织规模是否庞大,常常又是衡量政党在选民心目中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俄颁布的扩大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渠道的法案,客观上使这一进程有所强化。

此外,现代传媒的发展也使政党更加关注民众的偏好。随着现代媒体对社会各个角落无孔不入的侵袭,特别是图像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对信息的接收由思考让位于直觉,媒体对现代社会的操纵日益明显。在俄罗斯,政党具有平等使用媒体的保障,俄最新出台的《议会政党普遍由国家电视和无限电频道平等阐释其活动保障法》,使媒体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早在2001年,俄大众传媒市场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一家最有影响力的、对政权持反对立场的大众传媒机构——独立电视台(HTB)转归国有集团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从而使联邦一级的地区在社会舆论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的电视台几乎处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大众传媒的这一变化不仅使原来的纲领性政党转变为媒体性的政党,而且更成为一种亲政府的政党。如今,政治家那种深邃的言论已经很难听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化的语言来宣传自己的政党主张。任何政党,无论其代表的利益范围如何狭窄,其意识形态如何具有排他性,都要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变得越来越突出。各大政党如何在传媒面前表达民众偏好成为各大政党关注的重点之一。

在近20年时间,从政党林立到大党生长,从政治混乱走向政治规范,俄政党正在朝“大型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这一状况虽然与政权当局的纵横捭阖、积极调控有关,而政党自身通过制订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尽可能地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显得更为关键。因为“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 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 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4]。

二 、社会政治心态与俄政党沉浮发展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使各大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但在实际上,社会政治心态作为某一时期民众比较普遍的心理投向与政治情绪,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受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资讯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政治心态与理想追求也有了很大差异。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变化,“市场”、“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的话语也由此确立。巨大的社会变迁反映到民众的精神领域,使民众的思想犹如“万花筒”。与此相适应,俄罗斯社会出现大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无论是属于什么性质,都是公民社会自由结社的产物,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民众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及思想。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俄罗斯社会。有数据表明,自1988年起,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诸如“民主联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民主俄罗斯运动”等纷纷建立,甚至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苏联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这些组织1989年已有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5]。与此相对应,俄罗斯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大都是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圭臬的自由派政党,其中,成立于1993年的、集中了众多政要、坚持以西方“药方”改革体制的俄罗斯选择联盟便是典型代表。

然而,俄罗斯在最初狂热的自由化思潮后,到了9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因在实践中失败而遭到民众猛烈批判。民主派实施的西式“药方”给国家在体制转型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落差,震撼着普通民众的心灵:俄罗斯失去了先进的科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优秀教育制度,普遍的医疗保健体系等。在此时,“仅凭建设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一点已经很难引起俄罗斯人的美好联想了,而民主派政党正是因为忽视了人民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观,所以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6]。

同时,自解体以来弥散在俄罗斯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散去,一种本能的、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人民历史意识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造就了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崛起:它首先指向了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西方集团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这同时也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俄自民党和俄共的思想基础。俄共对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他们批评当局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社会心理上不断获得“政治正确性”。这使得俄共在随后的杜马选举以及1996年总统大选中都有很高的得票率。这一现象表明,俄共的选票不仅来自于选民的信任,而且还来自于对政权“向西看”的不满。与此同时,自民党提出了以建立强大的俄罗斯、恢复俄大国地位、维护俄罗斯人利益等民族主义倾向的竞选纲领,也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从这一点看出,俄共和自民党在政党选举中的异军突起实在是有因可循的。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环境已经大有改善,从普京执政开始,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正在走向复兴之路。而民众在经历多年动荡已经很难再接受激进的政策主张,俄国内保守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人们求发展求稳定,重新燃起对领袖和权威人物的依赖心理,也更加倾向于走温和的中间道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中派主义政党获取了更多的选民支持。目前,统一俄罗斯党就是当时因获得政权支持并至今仍然保持强势的政党。

在社会领域,激进市场改革进程中的产权私有化造就富有的“新俄罗斯人”,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贫困阶层。2007年俄著名的媒体《论据与事实》指出,在俄罗斯10%最贫穷者和10%最富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15倍。俄罗斯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有8.8万,而穷人则有3000万。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富人中的前100名的财富在最近一年里增加了36%,达到3370亿美元。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5倍[7]。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老一代人怀念苏联以平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公正,而更多的新一代人向往在现实条件下建立社会公正的制度。此时,公正俄罗斯党的“公正”思想的提出能在自由主义语境笼罩下的俄罗斯社会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不能不说与这种现实与民众的情绪有一定的关联。从内容上看,其“公正”思想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对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的批判。这种关注弱势社会群体,努力从制度建设上寻找社会分化和不公的主要原因是获得民心的主要关键。

以上表明,政党的沉浮发展与社会政治心态有一定的联系。民众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政党也需要它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是苏共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经验之一,也是苏共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有资料介绍,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科学院作过一次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说明苏共已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苏共垮台1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8]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有千条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脱离了人民,失去了民心,背离了民意。

三 、政党回应社会政治心态的策略

综上所述,对于俄罗斯政党而言,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是争取民众支持,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之一。能否顺应现实而做出主动积极的回应,为政党立足政坛起到主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上看,近20年期间,活跃在政坛上的政党对社会政治心态的回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党思想顺应现实需求

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派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受到民众的追捧,因为民众相信,自由派政党对整个社会的规划如果能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美好得多。但实际上,自由派的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社会公平缺失,对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生活境况产生冲击,使被自由派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民众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经历了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激进思想在俄罗斯已经很难再获民心,民众虽不愿再走苏联老路,但更无法接受全盘西化的改革。显然,自由派政党的理论无法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另一个例子是,俄共作为至今拥有系统的理论纲领、严密的组织结构、最有组织、最有影响的一支左翼力量,它有着马克思人道主义激情和深深的苏联情结,曾在90年代中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不能灵活应对风云变幻的政治现实,在对待民众日渐看好的现政权上,固守“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的立场,仍将夺取政权,重建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性目标,因此,俄共不仅受到了当局的打压,在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政党队伍日渐削弱。

面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困境, 各政党(俄共也许是一个例外)都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使自己更具有弹性和实力,这样才能从近乎边缘化的政党重返政治前台。目前,各主要政党都对本党的政策、理论体系、思想观念进行修改、补充,并注重吸收其他政党的主张、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二)价值取向跟踪个性化要求

1992年5月成立的俄自民党曾因其多变灵活的主张被认为是“立场最难以捉摸”的政党[9],至今仍是进入国家杜马的四大政党之一。究其原因,其纲领内容与主张依据社会情况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充实。2008年11月举行的俄共13大对现行纲领也做出微调:在对最低纲领进行表述时,虽不否认在被迫情况下采取革命手段,但同时强调议会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同时,把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到“俄罗斯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即“一切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给民众以实际意义上的服务的人”,把党的年轻化作为自身建设的方针确定下来,指出“俄共是未来的党,而未来属于青年”[10]。代表中左翼和中右翼观点的公正俄罗斯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也十分重视扩大政策的包容性。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更为重视对社会发展进行管理层面上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三)注重与当局的良好关系

一般来说,在俄罗斯,政党如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就会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就能在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以及各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中拥有不少席位。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政坛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三种原因:一是父权制类型的政治文化占优势;二是在俄罗斯政治和政党生活中,领袖的力量要大于制度的力量;三是俄罗斯的历史缺乏真正的多党制政治经验[11]。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俄民众渴望平稳发展的政治道路。普京总统开启由乱而治的政治历程后,使他在俄罗斯民众中享有了崇高政治威望。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政党也因此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当今,除俄共外,进入议会的政党大都是当局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推动者。统一俄罗斯党奉普京为精神领袖,并将普京的治国方略归结为“普京计划”作为本党的行动纲领,普京政府对《政党法》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等法案的修改就是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坚决支持下获得通过的。自2001年组建以来,统一俄罗斯党在第四、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不仅获得总统的明确支持,总统还动用自身强大的资源为其助选,使该党在议会中稳获绝对多数。同样,在2006年经当局扶持的公正俄罗斯党成立后,其力量迅速壮大,一度与政权持反对立场的俄共争夺议会的“第二把交椅”。虽然俄罗斯依附于政权的政党政治显然还不是一种成熟的民主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可控民主”下,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借助政权力量的推动。

四、当前俄罗斯“人民型政党”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完善政党制度是俄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发挥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主要政治媒介的作用,近20年来,俄当局与各主要政党对此做出了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实际效果并不容乐观。

首先,从体制上看,俄罗斯并未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提供一种权力平衡,而是给予总统极大的政治权力。俄政党体制被称为“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自2001年首次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对政党的财政活动和国家给予的补助方面做出规定以来,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国家将每票补助5卢布。2008年再次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又将国家对每票的补助提高到了20卢布[3]。这些法规一方面使政党与政权联系得愈加紧密,同时又使政党更加依附于政权,政党作为民意的自由表达渠道受到限制。

其次,社会基础不稳定是各政党的通病。虽然所有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政党多属于官僚党,基本由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组成。就以活跃在政坛上的四大政党来说,目前,除了俄共的久加诺夫没有立法机构或政府职务外,普京是政府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格雷兹洛夫是国家杜马主席兼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为上议院议长兼公正俄罗斯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是国家杜马副主席兼自民党主席。统一俄罗斯党号称拥有94万名党员,但它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12]。据统计,该党有3名联邦政府成员、35名联邦主体行政长官、500多名市政府首脑和2000多名各级议员[13]。这就意味着,领袖人物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对党的纲领的作用越来越小,疏离感越来越强,民众基础依然薄弱。

再次,从总体上说,俄罗斯政党主张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是俄当局积极调控的结果。政党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尚处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最终形成,且本身还面临着诸多风险:要么政党会因适应民众的口味而丧失自身以基本价值为导向的政治特性;要么政党在广大民众中产生疏远感;要么政党向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过渡,最终导致领袖对政党的绝对支配力。因此,当前“人民型”政党存在不少问题,虽然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其发展态势的过于乐观的评价似乎也还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1] Jean Blondel, Comp arative Governm ent: A n Introd uction(Hemel hemp stead, Simon & Schuster, 1990) , part II.

[2] 李兴耕.普京时代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4).

[3] 刘俊燕,孙晓华.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化[J].当代世界,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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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92-693.

[6] 张树华.十年巨变——俄罗斯社会与激进主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6).

[7] www.aif.ru .2007-06-30“Аргументыифакты”. Москва.

[8]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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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Новая редакция программы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11] [俄]安德烈·尤里耶维奇·舒托夫.俄罗斯政党和政治制度发展现状[J].刘毅,译.中俄社会科学论坛,2009-04.

[12]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32.

[13] 李兴耕.“统一俄罗斯”党五大的若干重要决策[J].国外理论动态,2005,(2).

责任编辑:刘开寿

作者：徐海燕

俄罗斯社会政治论文 篇2：

浅析俄罗斯社会团体的政治两面性

摘要：俄罗斯社会团体在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并提供技术支持。除这些积极方面外，还应看到一些有西方背景的社会组织成为培植亲关势力、西化政治精英、扶持反对派、暗中破坏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政局稳定、收集情报、控制媒体舆论、干预选举等活动的载体，对俄政治民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团体；民主政治

根据俄罗斯社会团体法中的概念解释，社会团体是指根据利益一致原则联合起来的公民的动议，为了实现社会团体章程中规定的总目标而自愿成立的、自我管理的非商业性组织。社会团体可以以下述任何一种法律组织形式成立：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公益性基金会、社会机构、社会自治机关、政党。而其中以政治性活动为目的或宗旨的政治性社会团体的法律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政党、社会运动(主要指政治运动)。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形式虽然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但由于社会团体的利益集团属性使其也间接地影响着俄罗斯的民主政治。

社会团体在民主政治上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罗伯特·达尔认为，独立的社会组织是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东西，这种组织不仅是民主化的直接结果，也为民主过程本身所必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推进其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自上而下高度重视本国社会团体的建设，同时寄希望于西方社会团体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推动国内政治民主和社会转型，使得俄罗斯社会团体在推动国家政治民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展现出积极的政治作用。然而，由于俄罗斯社会团体的高度西方依赖性，又导致其对俄罗斯政治民主产生消极影响的一面。

一、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俄罗斯联邦于1991年12月27日在联合国正式取代苏联的席位，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俄罗斯将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政治体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最终，俄罗斯选择了坚决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走西方式民主自由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社会团体在俄罗斯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促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一些工人、青年、妇女等社会团体为打破原有的集权政治局面，积极支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欲望和政治诉求，积极参与民主宣传、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等诸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同时，凭借自身社会地位和民众影响力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施加影响，推动多元政治结构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众多有西方背景的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了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通过各种方式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促进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许多社会团体公开宣称该社团的主要宗旨是帮助推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如国际开发署在俄罗斯的分支机构明确指出其宗旨就是“协助俄罗斯建设民主社会”，并为俄罗斯建立民主制度提供民主社会管理原则的相关知识。在1994-1995财政年度，该开发署提供了大约20亿美元的援助，帮助俄罗斯发展民主机构和国有经济转型。1997年10月，该开发署向布鲁金斯学会提供100万美元，专门用于在俄罗斯进行民主宣传。俄罗斯众多社会团体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宣传民主制度，在思想意识上影响民众的民主价值取向，同时为促进俄罗斯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给予大量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所以，社会团体在推进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社会法治、民主监督等政治民主制度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

美国学者简·科恩和安德鲁·阿雷托都认为，社会组织是公民学习民主的大学校，也只有当民主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时候，民主才能真正实现。在社会团体的日常活动中充分体现着民主，民主不再是一种虚无的理想，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参与方式。俄罗斯民众通过加入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团体的日常活动，参与组织管理自己的社会团体，使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得到培养和提高。在社会团体中，他们学会了自我管理、合作协商、自理和自治，熟悉和掌握了现代民主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参与方式，并通过民主参与的实践，积累了民主参与的经验，从而提高了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社会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启发和教育民众的民主意识，增强民众对自己民主意识特别是基本政治权利的意识，鼓励和帮助民众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民主和政治权益，在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过程中，有程序、有秩序、有组织、有渠道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促进民主政治参与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形成。一方面，培养了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关心，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增强了民众的民主监督意识。社会团体在本质上是一种由市民社会形成的非政府、非营利的中介组织形式，本身具有的独立性、公益性、志愿性等特点决定了它的民主精神，因此社会团体通过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等组织性活动，使公民在实践中得到锻炼，获得民主经验，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

(三)改变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

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传统的村社文化和苏联中央集权的高度管控限制，使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缺少民主成分，个体独立意识发展不充分，且有较强的依附性。以村社为社会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使俄罗斯人形成了强烈的依附性，始终依赖于一个集团或群体，而缺少独立意识。村社那种庞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下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1917年，而后的苏联也一直奉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执政党控制一切权力，政府承担一切社会职能，使俄罗斯人形成了强烈的国家依赖感，国家以绝对的形式统治着人们的精神文化世界。民众这种长期积累下的依附型性格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属于典型的顺从文化，是缺少民主的政治文化。而社会团体的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培育出有利于俄罗斯政治民主的新型政治文化。俄罗斯民众是自愿地、独立地、民主地管理社会团体的日常事务，这样独立意识和民主观念就会逐渐产生并融入组织成员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人们在社会团体中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成为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社会公民，可以完成从依赖顺从的平民向独立自主的公民的转变。民众在社会团体中得到展示自己、表达利益的机会，培养了契约精神和自律习惯，形成有序的利益表达秩序，养成尊重秩序、尊重他人的习惯。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提到与非组织成员比较，组织成员更有作为一名公民的潜力，

在政治参与上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可见社会团体在推动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并提供技术支持

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完善选举制度对于完善民主制度无疑具有极为重要意义。俄罗斯的很多社会团体为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和选举的技术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于1995年的俄罗斯本土社会团体“有效政策基金会”是专门从事民主政治选举宣传、咨询选举问题的著名机构之一。自成立之日起，它就致力于在选举活动中提供政治咨询、为选举提供大众传媒宣传和为政治选举提供信息分析服务等技术支持。基金会的首次活动是参与“俄罗斯公众大会”组织在1995年的杜马选举。当时，基金会主要为公众大会及其领导人进行舆论宣传和选举的技术支持。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基金会为叶利钦进行竞选策划和宣传，并一举声名鹊起。1999年基金会参与到“右翼力量联盟”的杜马选举和基里延科竞选莫斯科市长的选战中。同时，基金会的创始人及总裁帕夫洛夫斯基还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2000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基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普京的竞选阵营中，帕夫洛夫斯基从而确立了“克里姆林宫灰衣主教”的地位。

为完善俄罗斯民主选举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驻俄机构在俄境内许多地区都建立了选举人权益保护联合会，分期培训选举监督员，以完善俄罗斯的选举制度。目前，这家研究所驻莫斯科办事处正积极、广泛地收集有关俄罗斯国内局势的信息，与俄罗斯社会政治团体加强交往，并在组织、培训及技术方面给予支持。而福特基金会自1989年起大力参与俄罗斯的选举制度改造进程，在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民主选举过程中大显身手。福特基金会在俄罗斯主要从事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和公民社会发展主要特征方面的研究，并在解决社会问题、加强民主、维护人权等问题上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二、对政治民主发展的消极影响

近年来，社会团体在对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凸显出一些消极的影响，特别是某些有西方背景的社会团体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干预俄罗斯政治选举，对俄罗斯国家政治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

(一)培植亲美势力，西化政治精英

俄罗斯为推进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希望借助于西方社会团体成熟的经验、充裕的资金来推动本国社会团体发展。但某些社会团体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受命于某些西方国家。这些社会团体主要通过邀请出国访学、演讲、交流等方式，暗中以各种手段变相贿赂俄罗斯各界精英。这样，一方面可以借机收集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情报，同时也试图对俄罗斯各界精英施加影响，对其进行宣传和说教，以达到培植亲美势力，西化俄罗斯精英的目的。如社会团体“旋转俱乐部”，尽管其表面以帮助俄罗斯建立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为目标，但其主要任务是吸纳俄罗斯政治精英，并在其中培养亲美势力，为西方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培育基础。具有美国背景的“公民倡议中心”的主要目的也是在俄罗斯各界精英中培植亲美力量，他们提供资金邀请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精英赴美学习、深造，趁机向其宣传美国的民主思想和方式，培养其亲美情结。俄罗斯境内的“国际教育委员会”也执行着同样的任务。该委员会通过选派俄罗斯地区精英赴美和其他西方国家学习的方式，对其进行美国式教育，灌输美国政治理念，旨在保持并拓展美在俄罗斯影响力。索罗斯基金会也同样负有这样的使命，该基金会通过各种方式对俄罗斯精英、大众媒体、青年和社会团体进行“美国式”改造。

(二)收集情报，控制媒体舆论。干预选举

在俄罗斯，许多有西方背景的社会团体自成立以来，对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十分重视，经常组织召开研讨会，假借科研学术之名邀请俄罗斯国内外权威专家讨论俄罗斯政治、军事、文化、人权等领域的现实问题，比如民主及政治制度、人权状况、公民社会、民族关系等问题，实则是为了收集情报。他们对研讨会上收集的信息和情报加以整理，撰写研究报告，并提出相应的评价和建议，将这些报告提交给美国政府、国会和情报机关，为美国政府制定对俄政策提供参考。曾为独联体“颜色革命”主要组织者之一的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中，就有美国情报背景的成员，其主要任务是搜集俄罗斯政局发展的相关情报。目前，国家民主研究所一方面努力与俄罗斯各社会运动的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积极向俄罗斯各级选举委员会进行渗透，拉拢委员会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国家民主研究所还极力在俄罗斯立法和执行机构内部培植亲美势力，进而掌握和诱导俄罗斯民众的选举倾向。

(三)扶持反对派，伺机重演“颜色革命”

社会团体在“颜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2003年底格鲁吉亚发生的“玫瑰革命”，还是2004年底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或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都可以看到社会团体的影子。“颜色革命”都是在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下，利用社会团体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动员能力，借选举之机扶持反对派，鼓动“街头政治”，推翻原亲俄政权，推举出合乎西方利益的领导人。随后，美国及西方各国又把矛头直指俄罗斯，对其内政和人权问题进行批评和干预，并试图故技重施，利用各类社会团体暗中支持反对派，伺机在俄罗斯重演“颜色革命”。很多有西方背景的社会团体都在俄罗斯资助自由派与改革派政党的发展，从组织培训、舆论宣传、技术支持及竞选资金等方面予以帮助，并竭力做好有关正常分支机构的工作，以使其在各种竞选活动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另外，与俄罗斯的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加强联系，重点是向年轻人灌输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为未来在俄罗斯制造“革命”培养后备军。

(四)试图控制俄经济发展，影响俄政局稳定

俄罗斯境内的很多西方非政府组织，表面上遵守俄罗斯法律法规，以帮助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为幌子，暗中却进行了大量敌对活动，给俄罗斯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造成一定威胁。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俄罗斯石油、电力、铁路、粮食等重要产业，试图扼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影响俄罗斯政治稳定；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媒体，影响舆论，误导民众，对俄罗斯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威胁俄政局稳定。索罗斯基金会曾是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独联体各国反对派的主要赞助者，在东欧巨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该基金会正在俄罗斯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其活动涉及经济、社会、科技等诸多领域，借机提升美国在俄罗斯的影响力，试图影响俄罗斯政局稳定。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的破坏活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一是借私有化之机控制俄罗斯大量企业。索罗斯被许多著名的西方专家奉为通过投机手段操控世界金融的“教父”。当时，几乎所有发生在俄罗斯的大规模金融投机活动都有索罗斯基金会的参与，结果它控制了俄罗斯很多大型企业的股份。二是向俄罗斯科技部门渗透。索罗斯基金会不仅资助从事基础科研的俄罗斯科学家，而且还通过插手俄罗斯基础和应用科学项目，挖走俄罗斯高科技人才，以延缓俄罗斯复兴步伐。

三、结语

对于俄罗斯这样典型的后发一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发展成熟的社会团体必然对推动国家政治改革有着巨大的作用。但如果对社会团体的负面政治影响认识不足，将严重影响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影响政治局势的稳定。应该说，俄罗斯政府自1992年起，就开始逐步尝试在国家部门、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建立互动的法律框架，对社会团体的地位和实践条件进行调整和规范，以利于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2001年创办了《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杂志，对包含社会团体在内的一切非营利组织的实践进行规范。当然，俄罗斯政府对社会团体的规范过程是一个逐步探索及完善的过程，须不断地研究和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对社会团体进行有效监管，发挥社会团体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打击社会团体的各类违法活动，减少其对政治民主发展的消极影响。

[责任编辑：孙连庆]

作者：李峰

俄罗斯社会政治论文 篇3：

对俄罗斯社会思想、经济、政治现状的一些观察

苏联解体已20年有余。今天，观察从社会主义体系中滑脱出来的俄罗斯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会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一、俄罗斯总体思想状况及表现

社会思想的总体危机状态，包括思想多元化、个人主义取向明确化、思想观念低俗化等在社会解体的初期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近几年来，更深刻的机理性思想特点和后果也浮现出来。

第一，核心价值观缺失致民众对未来无望。

苏联时代，虽然苏联共产党没有提炼出一个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但是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仍然形成了一套以“团结”、“互助”、“诚实”、“勤劳”为基本内容的、积极向上的价值原则体系。苏联解体之后，个人行为不再受终极信仰和宏观的民族及国家价值所指引，社会意义上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复存在。

在当代俄罗斯，有大部分人放弃了对世俗幸福之外的精神理想的追求，准备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学者的青少年少之又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这样的世界级名校，想要留下来做科研和教学工作的人也不多见；“高尚”、“团结”、“真诚”等原有社会主流价值已经从个体价值世界的中心彻底坠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低俗”、“自私”和“冷漠”；相当多的人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持悲观态度，不相信国家的状况在近期内会有所好转。1990年有移民意愿的人数占被访问者的10%，1997年为12%，而到了2004年就上升到20%。大多数民众在等待的过程中失去了耐心和信心，68.8%的人具有强烈的宿命感，认为现实无法改变，尤其是他们已不指望国家在整体上能发生改变，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的人从1990年的43%上升到目前的78.3%。这是一个具有强大国家依赖感的民族在悲观现实面前做出的无奈妥协。在“俄罗斯报”官网所做的调查中，享受过社会主义国家福利也经历了解体之痛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70岁的工程师菲克斯说，虚伪的投机已经全面代替了正确的价值观。罗斯托夫的壮年失业者纳玛利亚愤恨地表达说，20年来俄罗斯社会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价值观的变化，俄罗斯当代社会是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奴隶制。

在当代俄罗斯，除了东正教，再没有一个主要的社会价值观体系指导社会思想的运行并发挥作用，所以，虽然普京从2000年就开始用“爱国主义”和“强国梦”来激励俄罗斯公民团结一致，为未来添加动力，但是收效甚微。

第二，分离主义致人心弥散。

苏联的解体，不仅是政治上的解体，也是思想上的解体。随着祖国领土的龟裂，植入国土深处的人民灵魂之根被撅起。没有了民族文化向心力的作用，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甚至每个人都被一种离心力所左右而各奔东西。再没有像苏联时期的统一的社会主义观念或情感把人们聚合在一起。

今天，代替从前集体主义、团结互助的核心价值原则的是个人主义、极端主义和自私自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国家与人民的疏离，不安全感和敌意在社会充斥。并且，在现实的军事和行政竞争的基础上，90年代初出现的一些能对联邦权力施压的极有影响力的政治中心与俄当局形成对峙状态，而俄当局被迫采取的强硬措施，更进一步加剧了分裂分化的情绪。可以说，上述种种负向思想情绪都与分离主义互为因果。

第三，思想与现实脱节致社会踟蹰不前。

不合时宜的“民主”、“人道”、“公开”的社会指导思想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一段时间里，使苏俄社会与历史进程逆向而动。表面上“民主”、“人道”、“公开”等社会主导思想似乎已经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急转直下。

解体之初居民生活水平急转直下且不必说，即便是到了2012年，俄罗斯经济依然不容乐观：基金市场萎缩20%，失业问题积重难返，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经济下挫和居民需求增长是当前俄罗斯经济的两个基本趋势。这些趋势带有时代特点。经济上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内部增长放缓，但是居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依然有较高的要求和期待。人民的不满情绪和落差更多地来源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从前价值期许形成的悖论。

二、俄罗斯总体经济状况及表现

第一，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后患遗留至今。

俄罗斯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运动开始于1992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既然“破釜沉舟”的经济私有化浪潮非要随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夜建成，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承受严重的后果：生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加剧、负债累累、汇率疯跌……经济领域危机深重。经济问题产生的多维原因与俄罗斯社会内在矛盾的多层次性纠合在一起，致使经济状况的改善举步维艰。虽然在2000年以后，饱尝激进型经济改革恶果的俄罗斯政府开始走上一条“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产权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直到2006年，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只比1991年提升了2%；同时，虽然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人们总体上还是觉得不如苏联时代过得实惠、踏实。2009年5月8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文件显示：“到 2008 年，俄罗斯联邦大约恢复到 1989 年的收入水平，尽管一些能源丰富的独联体国家，如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的收入大大高于 1989 年的水平。因此，对于很多经济转型国家，2009 年的实际收入仍低于 20 年前的实际收入”。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依靠能源型经济模式复苏的俄罗斯总体经济状况面临挑战，直到今天仍然无法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

第二，经济状况恶化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联合国发展纲要中的“2007—2008年人的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国家总体社会状况下挫。这些问题的产生应当是与社会经济持续低迷呈因果关系的。而这一切，都与国家对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态度和价值立场相关。

第三，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关切度较其他转型国家淡漠。

不可否认，俄罗斯是一个受上帝眷顾的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1/6的俄罗斯享受了大自然慷慨的馈赠。2005年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曾在一篇题为《俄罗斯值多少钱？》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所有自然资源的总价值约为300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从类别看，俄罗斯各种资源储量几乎都位于世界前列，特别是在其他国家非常短缺的矿物、森林、土地、水资源等方面，俄罗斯的优势都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这些资源给了俄罗斯摆脱困境的资本，比如在苏联解体的特殊时期，相当多的俄罗斯人就是靠在苏联时代得到的免费郊区别墅的园子里种一些自给自足的作物来渡过难关的，这一点，恐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资源的丰沛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夯实了心里底气。毕竟，占世界1/6的领土只需养活1.4亿人口，这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实现能源自给的国家。

可是，将资源储备坐拥怀中，却不精心打造合理利用资源的方案，只是粗放地、原始地利用它，时间长了，自然也会显现出经济发展应对性差的缺点来。

三、俄罗斯整体政治状况及表现

以解除苏联共产党的核心权力为最终后果，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俄罗斯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政治多元化得到广泛推行，多党制体系逐渐生成，所谓的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但当权者政权取得方式的非正当性、政治局面的动摇性、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等新政治局面导致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矛盾出现，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政治生态。照搬西方的政治改革模式饱受诟病。2000年以后，俄罗斯政府在政治上实施“主权民主”道路，政治透明度和独立性得到部分改观，但对国家发展具有实质影响的问题依然存在。

第一，政党行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一个典型危机，是多党派共存导致的政策一致性的缺失。国家面临着很多总体性的任务，但各个政党之间的利益分歧较大，没有人愿意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些全民族问题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到了今天，统一俄罗斯党在多年纷争的局面中凸显出来，他们想通过自己政党的努力，使俄罗斯联邦公民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选举和全民公决，但是，诸多反对党的反对意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他们长远计划的实现。

第二，腐败恶疾难以遏制。

俄罗斯腐败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而腐败的不断蔓延显然是不成功的社会改革引起的并发症。2002—2008年这6年间，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俄罗斯的腐败指数排名从第71位跌至第147位，每年的总金额达2500亿—3000亿美元。以“民主”、“公开”为幌子的改革，不但没有改变从前的官僚主义和低效作风，反而加剧了社会的贪污腐败，使社会更不“民主”、更不“公开”了。腐败成了俄罗斯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其主要表现是：1. 腐败行为全面化。腐败现象存在于社会各个行业当中。警察、教师、医生、一般职员都会利用工作之便不失时机地为自己捞好处。2. 腐败行为日常化。腐败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更愿意用行贿的方式来解决一般情况下难以解决的或拖上很长时间才能够解决的问题。2006年，29%的俄罗斯人对收受贿赂持宽容态度，认为可以原谅，这一态度让社会失去应有的善恶标准。3. 腐败行为公开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一点还表现在，俄罗斯的腐败现象呈公开发展却无人问津的态势。交通警察在街道上明晃晃地接过违法司机的卢布；宿舍管理员在同事和办事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接受办事者的礼物；老师在教研室里接受学生的钱而使考试或论文通过……腐败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与改革初期野蛮的私有化息息相关，私有化向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初期赤裸裸的掠夺。

第三，民族分裂是政治不稳定的诱因。

在现实的军事和行政竞争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在许多地区就出现了一些能对联邦权力施压的极有影响力的政治中心。各共和国和边疆区的总统和行政长官的个人阵地迅速壮大，使得其管辖的地区越来越独立于整个联邦主体，一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局面甚至有向封建割据转变的态势，最终加剧了政治分裂和民族分化。而俄联邦对分裂地区的做法更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就不密切的文化和情感上的断裂。1994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使8万多无辜车臣平民丧生，随后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对待以车臣为代表的民族问题的强硬态度，反倒使这些地区“愈挫弥坚”，加剧了仇恨，越仇恨就越复仇，越复仇打击的力度就越大，周而复始，情况越发复杂化。

俄罗斯社会在剧烈动荡的转型时期，在思想、经济和政治各领域还存在着其他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事实证明，在社会制度剧变、社会面临重大转型的时候，能够实事求是地依据国家社会的发展现状，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思想文化、经济政治政策，使国家和普通人民能够平稳地实现日常生活的过渡，而不至于遭受巨大的心灵和物质上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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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卉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