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费交付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航次租船合同和定期租船合同是海上运输业的不同营运方式。本文分别阐释航次租船合同和定期租船合同的定义及其性质。通过费用分摊、延迟风险等角度对两种营运方式进行比较。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保险费交付法律问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保险费交付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1：

警惕“记名提单”的无单放货

提单，在FOB(装运港船边交货)出口商合法持有期间，通常成为货主损害赔偿请求的最有利保障。然而，并非所有的提单都可以成为货主的定心丸。对于记名提单，尤其是在美国法律下的记名提单，中国法院判例中出现了货主合法持有提单而无法向承运人主张货物权利的情形。因此，中国货主在对美出口贸易运输中的出现的记名提单应予以高度重视。

中国法院的相关判例Ⅰ

（2001年12月25日）：

基本案情:原告江苏某进出口公司通过被告一某货运代理公司，运输FOB货物至美国某港口。货运代理公司以被告二美国某公司的名义签发四套正本记名提单。货运目的港后，两被告没有收回正本提单，而是凭保函将货物交给记名收货人。原告无法收回货款，导致损害发生。持有正本提单的原告请求二被告对正本记名单下无单放货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某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提单首要条款中约定的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未对记名提单下交货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应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适用《美国统一商法典》。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七篇第一章第四条第二款、第七篇第三章第三条的规定，该案记名提单中没有约定凭正本提单交货的条款，而原告也没有做出相反的交货指示。因此，被告承运人和其代理人对原告请求的无单放货损害赔偿不承担责任。

中国法院的相关判例Ⅱ

（2002年6月25日）：

基本案情:原告广州某电器厂以FOB贸易方式向新加坡出口货物，通过第三人广州某公司将货物交被告美国某轮船公司承运。被告承运人签发记名提单并记载：装货港为黄埔，卸货港为新加坡。货物运抵新加坡后，收货人未持有提单且未付款，但以保证为条件要求承运人放货，承运人按收货人要求放货。持有全套正本提单的原告以被告承运人无单放货为由向某海事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无单放货责任。

法院判决:某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国法律和国际惯例，被告承运人应承担无单放货责任。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某高级人民法院。该高级法院审理认为，该案纠纷为侵权纠纷，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受侵权法律规范的调整，而不受双方原有的运输合同约束。上诉人（原审被告）主张该案应适用美国法律或者新加坡法律处理，缺乏理由和依据，不予采纳。该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承运人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提单约定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或海牙规则，该法律选择有效。原审法院认定该案属侵权纠纷，并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为由适用中国法律，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三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认为该案应适用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根据《联邦提单法》第2条和第9条（b）款的规定，承运人有理由将货物交付给记名提单上记名的收货人。承运人向记名收货人交付货物时，不负有要求记名收货人出示或提交记名提单的义务。因此判决再审申请人承运人不承担无单放货责任。

中国货主应注意的美国法律问题

有些承揽对美贸易运输的提单背面印有“地区条款”（Local Clause），规定进出口到美国的货物运输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但该法只适用于运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对于货物交付没有规定。上述两个判例中的法院也持此观点。

美国《联邦提单法》是有关提单的专门的法律。1916年《联邦提单法》第8条规定，除非有法定的事由，在记名提单的记名收货人的要求下，承运人必须交付提单项下的货物，但应满足三个条件：（1）收货人善意的保障承运人对于货物的留置权；（2）收货人占有提单；（3）收货人同意应承运人的要求签发交付货物的收据。因此，根据条件（2），在上述判例Ⅱ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承运人“不负有要求记名收货人出示或提交记名提单的义务”的观点不能成立。

另外，该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调整的承运人性质，但该法的规定表明其调整的承运人应为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即该法中有关提单及其货物交付等規定，是指公共承运人的运输责任或豁免，应当不包括契约承运人（contract carrier），即租船运输下的承运人。

判例Ⅰ中引用的《美国统一商法典》，不是由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而是由美国的民间法律组织“统一各州立法全国委员会”和 “美国法学会”合作制定的。所以，该《法典》在美国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并且，事实上该法没有关于记名提单下货物交付的具体规定，应该是不适用的。不知道为什么在判例Ⅰ中被中国法院采用了。如何避免错误适用法律造成中国货主损失是值得研究的。随着WTO使得进出口中国货物交易增加，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些问题。

尽管有上述对美国法律关于记名提单的分析和我们不同的看法，但在实践中，对记名提单下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责任仍然有法律上的风险。因此，中国货主在对美FOB贸易运输中，对买方要求签发以其为收货人的记名提单要保持谨慎态度，或者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拒绝。

另外，在FOB出口时，如果买方要求将他们的名称在提单上记载为托运人，通常也应当拒绝。

（作者单位：北京昌明律师所）

什么是FOB、CFR、CIF？FOB（Free On Board），即装运港船上交货价，是指卖方在约定的装运港将货物交到买方指定的船上。按此术语成交，卖方负责办理出口手续，买方负责派船接运货物，买卖双方费用和风险的划分，则以装运港船舷为界。CFR（Cost and Freight），即成本加运费价，是指卖方必须负担货物运至约定目的港所需的成本和运费。

CIF（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即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按此价格术语成交，货价构成因素中包括从转运港至约定的目的港通常运费和约定的保险费。即卖方除具有与CFR术语相同的义务外，还应为买方办理保险并支付保险费。

作者：蒋五四　赵　亮

保险费交付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2：

浅析航次租船合同与定期租船合同

摘 要：航次租船合同和定期租船合同是海上运输业的不同营运方式。本文分别阐释航次租船合同和定期租船合同的定义及其性质。通过费用分摊、延迟风险等角度对两种营运方式进行比较。

关键词：航次租船合同;定期租船合同;区别

一、定义与性质

航次租船合同是指，出租人向承租人出租整个船舶或船舶的部分舱位，将货物从一个港口运往另一个港口，且承租人支付运费的一种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因此，航次租船合同就是在特定的航程中使用船舶的全部或部分舱位及其船员来运输约定的货物，不论时间的长短，以此种海上运输服务来换取运费或其他相关的费用，如滞期费。就航次租船合同的性质来看，它并不完全严格地具有船舶租赁合同的性质;相反，航次合同的性质通常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直接相关。

与航次租船合同相反，定期合同是指，船舶所有人向承租人提供约定的船舶。换言之，承租人在定期租船合同的期间内雇佣船舶来从事约定的海上货物运输服务，并向船舶所有人支付租金的一种船舶船舶租赁合同。因此，就定期租船合同的性质来看，它属于租赁合同;而此种合同的特点就是时间对此种合同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航次租船合同与定期租船合同的区别

1.费用分摊问题

在航次租船合同下，船舶所有人负责支付船舶所有的营运费用，以此来换取承租人向其支付约定的运费。就运费而言，其包括其成本费以及其他的相关费用。因此，除非在船舶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有明确的相反规定，否则在航次租船合同下，则由船舶所有人负责船舶的所有费用。从法律上来讲，运费是一种特殊的支付方式，一般的抵销规则是不适用的。[1]

较定期租船合同而言，在定期租船合同下，费用分摊方面的问题则显得更加均衡。换言之，船舶所有人支付船员的工资以及船舶的保险费用;而承租人则通常负责港口费、装卸费、代理费、运费和“所有其他日常费用”。[2]除此之外，承租人还要负责船舶运输的燃油费用，而在燃油费的方面船舶所有人也需要对此负责。但是，如果燃油是在所有权保留条款下的条件下提供的，这必将会引起一些法律问题。换言之，如果船舶再次被交付到其他的承租人时，当未付款的燃料供应方仍然拥有燃料的所有权时，船东则会面临潜在的转换责任。但是，在Angara Maritime Ltd v Ocean Connect UK Ltd案中[3]，荣誉法官Mackie QC认为，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25条第（1）款保护船东在善意交付货物时不受承租人的侵害，以及没有及时通知所带来的相关后果。

2.延迟风险问题

因延迟所带的风险而言，如上所述，航次租船合同下的船舶承租人通常负责向船舶所有人或出租人支付约定的运费，而不论花费多久时间来完成此次航线。因此，如果当航次延误时，船东的管理费用就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但其收取的运费则是不变。因此，在航次租船合同下，迟延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由船东承担。此外，装卸作业通常会规定装卸时间，如果装卸货物所用的时间超过了约定的时间，那么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承租人则会向船舶所有人支付滞期费。

在定期租船合同下，船舶的营运时间对当事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定期租船下，承租人有义务向船舶所有人或出租人连续的支付租金。因此，当延迟履行发生时，承租人必须支付更多的租金和更多的航次运营费用，这对承租人来说是很不利的。因此，定期租船合同延期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由承租人承擔。此外，在定期租船合同下，并没有装卸时间和滞期费的问题。相反，租金则会从租船时起算，再次交付时终止。

3.责任转移问题

在次问题上，定期租船合同和航次租船合同存在这很大的差异。在定期租船方式下，承租人通常并不是实际货物的所有人。因此，在定期租船下，船舶或者货物发生灭失或损坏时的责任则是以在实际货物所有人的索赔得到满足后赔偿为基础。因此，他会对自己的货物损失或者灭失进行索赔。

在航次租船合同下，它总是期望将承租人的合同义务扩大适用到提单持有人。当将提单并入到租船合同时，此种义务范围则会扩大到提单的持有人身上。在定期租船合同下，通常会有规定停租条款，承租人通过此种方式来减轻或免除自己的责任。然而，定期租船合同通常不包括任何责任的合同转移，如将提单并入航次租船合同中。

4.绕航问题

传统上，绕航问题规则只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等货物运输合同。但是，在定期租船合同通常规定船舶所有人负有使船舶速遣的义务。在Hill Harmony一案中， 它认为船长必须遵守租船人所发出的雇用指示。这类命令包括租船人有权决定船舶的航行路线。因此，如果船东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决定走较长的航线，从而延误了租船时间，承租人可以要求赔偿额外的租金和燃料费。

尽管传统的绕航规则并不适用于定期租船合同，但是如果船舶所有人没有履行使船舶速遣的义务，那么船舶所有人则会违反合同的规定。因此，承租人可以对因此种原因所造成的额外租金进行索赔。但是，船舶所有人可能有权依赖一些上述所提及的理由来证明绕航是为了保护货物从而对抗承租人的索赔。在 “Triton Lark”一案中，英国最高法院认为，恰当的理由是依据是否“船舶所有人对此作出善意的判断”、“所达成的判决必须客观合理”。

三、结语

航次租船合同和定期租船合同是海上运输业的不同营运方式。通过对概念的剖析从而认定为航次租船合同并不完全符合租赁合同的性质，定期租船合同则符合租赁合同的特征。通过费用分摊、延迟风险等角度把握两者营运方式的不同。

参考文献：

[1]Aries Tanker Crop v Total Transport Ltd [1977] 1 WLR 185，HL

[2]Clause 2， The New York Produce Exchange from of charter

[3]Angara Maritime Ltd v Ocean Connect UK Ltd [2011] 1 Lloyd’s Rep.61

作者简介：

刘旭，男，汉族，北京人， 硕士，研究方向：海商法。

作者：刘旭

保险费交付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3：

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网约配送员的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摘 要：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兴产业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从事外卖行业的网约配送员数量扩增速度十分迅猛，逐渐成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其工作过程具有较高的危险系数，再加之相关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网约配送员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侵害。梳理网约配送员的现实保障困境，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在不过分加重平台成本的同时保障网约配送员的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关键词：网约配送员;权益保障;社会保障

引言

距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的概念至今已有五年之久，随着“零工经济”的高速发展，灵活就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加快了多种新型灵活用工形式产生的步伐。其次，为满足现阶段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现了一大批依托于互联网的平台，其中衍生出大量相关从业人员，如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一代灵活就业群体，加快了我国固有就业类型的转变，在创造就业岗位和实现快速交易匹配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关制度不完善、网约平台规则待优化、维权意识待提高等问题，亟待多方协调解决。

一、基本情况概述

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2020年8月7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谈到，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其社会保险制度配套的问题。

通过分析《2020—2025年中国餐饮外卖行业深度发展研究与“十四五”企业投资战略规划报告》中2019年的数据发现，中国快递业务总量累计达到635.2亿件，业务收入达到7 497.8亿元，从业人数已突破1 000万。在“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末端生态里，餐饮外卖行业发展更为快速，2019年网约配送员总数已突破700万。网约配送员具有基数增长迅猛，人员流动频繁、工作地点不固定且事故频发等特点，属于典型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另外，由于制定相关政策存在滞后性，再加之平台往往以营利为目的，网约配送员的相关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

本文对网约配送员和配送平台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在探讨外卖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希望能够切实保障网约配送员的相关权益不受侵犯，能够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实现共赢和谐局面。

二、网约配送员的现实保障困境

（一）相关保护政策不完善

灵活用工方式的隐蔽性构成了花样百出的“去劳动关系化”用工形式。通过将外卖群体转换为“个体工商户”的方式来规避劳动关系的事件并不罕见，网络平台通过劳务协议、承揽合同、合作协议等方式规避劳动关系的情形更是层出不穷。

目前，外卖平台对配送员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隶属于配送平台的全职配送员“专送”模式，另一种是通过平台自行注册的兼职配送员。第二种模式下，配送员与平台的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想要成为一名配送员，需要签署的协议包括《众包用户协议》《骑士安全承诺书》《众包隐私权政策》。①有一份名为《服务合作协议》的文件在注册时是没有告知配送员的，隐藏在设置选项中，不易被发现。另外，“特别提示”条款中也强调，配送员与平台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雇佣关系，也表明配送员是与某企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签约的“网约工”，“众包”仅提供撮合服务，与配送员之间属于是合作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规避劳动关系，网约平台不仅可以降低用工成本，而且不用为配送员缴纳社会保险、加班、补贴等费用，并且双方属于平等的雇佣或是合同关系，不用为其在工作过程中受伤、患职业病或致第三人损害负责，极大地降低了用工风险及成本。归根结底，是由于相关政策不完善导致的结果，如何在保证平台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通过制定相关保护政策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应有的权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1]。

（二）保险和协议存在漏洞

如某网约平台会在配送员每天接首单时，扣除3元平台服务费，并生成保单号，代表已购买当日保险。平台通过设立各项条款，对保险费进行解释。从2020年的多起案件的结果来看，保险和协议漏洞普遍存在，如某平台多收取了配送员66%的平台服务费。相关案例和平台保险条款显示，配送员在送餐途中猝死，保险公司理赔3万元，如果配送員在工作途中因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平台通常会以不存在雇佣关系为由赔偿约2 000元的“人道主义费用”等等。

网约平台在配送员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发放一定的资金奖励，但是这种资金的奖励不属于薪资，平台并未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对于“众包”在协议中声明的配送员与“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雇佣关系的说法，《民法典》中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无效情况做了详细说明。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06条的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二是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如果外卖配送员与平台之间签署的合同有上述的约定，这些约定是无效的[2]。

（三）安全制度欠优化

配送平台对网约配送员的培训往往分包给配送片区的网点负责，考虑到配送网点之间会有业绩排名和配送员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网点主管往往不愿占用太多时间对配送员进行系统安全培训，常以“走形式”的方式避免高层检查，导致配送员在配送过程中遇到相关安全问题时束手无策，甚至导致严重后果。另外，配送员在工作途中可能会因特殊情况终止配送。从以往的案件来看，平台并未充分利用好定位功能，也没有对配送员终止配送的情况进行智能分析，导致网约平台不能在第一时间内了解配送员出现意外的情况。

（四）配送过程风险较高

网约配送员在配送过程中会遇到多重风险，从目前相关案例的结果来看，基本可以分为经济损失和生命安全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来看，网约配送员在派送商品过程中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以电瓶车为主，配送员在配送途中可能会受配送工具受损、恶劣天气、商品损坏等不可抗力因素使得配送中断或终止，导致商品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送至顾客手中。配送员所配送的商品类别丰富，但以熟食为主，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平台的判定程序常以“配送时效内送达”作为网约配送员配送成功与否的依据，若商品未在规定时间内成功交付，平台会对配送员进行一定“处罚”。除此之外，顾客也可能会通过平台投诉相关配送员。这两种情况都会对配送员造成直接经济影响。从生命安全方面来看，配送员在配送过程中骑车逆行、闯红灯[3]、高速行驶中“抢单”、非法改装配送工具等情况直接危害其生命安全的事件屡屡发生，但细究配送员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其问题根源出现在平台的派单方式上。平台的订单分发顺序为平台先进行派单，之后配送员自行抢单。平台派单会根据外卖员所处位置的远近进行实时派单，配送员完成单数与其收入直接挂钩。另外，配送员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客户端抢单。基于这样的业务规则，配送员在配送过程中存在潜在安全隐患[4]。

三、应对网约配送员现实困境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保护政策

保障网约配送员的权益，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配送员和网约平台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为配送员发声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公司的正常运转，切不可强制平台与配送员签订劳动合同。配送员的数量与日俱增，数量已经如果为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成本超过平台的负荷能力，平台的亏损最终还是会转嫁到配送员和消费者身上。另外，配送员所缴纳的“相互宝”等商业保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达到保障目标的，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保障政策，尽可能地帮助灵活就业人员应对养老和医疗两大难题。政府作为监管方更要监督平台的行为规范[5]，减少灵活就业人员利益受损的情况发生。

（二）优化网约平台规则

据调查，目前约有96%的配送员学历在大专及以下，大多数从业者不具备对专有名词的快速理解能力，当其在注册配送员资格时，平台应简明扼要地说明条款，避免配送员理解不到位的情况发生。目前，配送员可以通过平台自己缴纳商业保险，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但大多数配送员并不会主动缴纳城乡居民保险，这种情况下，平台更应当将配送员所“投保”的资金足额交给保险公司，切实保障配送员应有的权益。从保障配送员的生命安全及其权益的角度出发，平台应制定合理的抢单规则，在配送员完成上一单配送前，禁止提前发送新的订单信息，并依据配送距离、天气、路况等情况及时地智能优化配送路线。平台和有关部门应建立科学的测量指标，对未能正常完成的订单进行评估，并简化申诉流程，如遇异常订单或配送员的求助，技术人员应及时介入，形成较为精准的人性化服务模式。

（三）重视配送员的安全保障

从事前预防的措施来看，网约配送员的安全培训是可以起到避免相关风险的作用，可以通过统一培训的方式使配送员养成出发前检查车辆安全性能的习惯，学习如何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保证“不漏单”或如何应对恶劣天气和突发状况等内容。这些简单的问题往往会被配送网点主管和配送员所忽视，平台应当切实加强配送网点培训考核的监管;从过程控制的措施来看，平台能够通过GPS定位实时收集到骑手情况，与长时间未将物品送至指定地点的配送员联系，并提示附近配送员查看情况，对其予以奖励。另外，还需在配送员端的APP中的显眼位置设置“一键呼救”功能，与相关部门及时互动互联，为保障配送员的安全保駕护航;从事后检查的措施来看，企业应以身作则，主动承担相关责任，积极配合处理问题，并针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进行纠正，完善原有的设计架构。

（四）增强网约配送员的维权意识

在网约配送员群体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到44%，大部分配送员维权意识淡薄，往往认为维权步骤烦琐，而且费时费力，甚至会影响其正常获取劳动报酬，即便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大多数网约配送员也不愿通过法律的武器维权。政府应引导NGO等社会组织为配送员进行政策宣传和指导，利用电视、网络、条幅、宣传单等形式为配送员进行条款解读，切实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维权意识，还需加大线上普法力度，将难理解的法律条文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现在网络宣传平台上，让更多灵活就业人员懂得维权、敢于维权。

结语

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灵活就业人员的身影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为便利人们生活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在外卖平台高速发展的背后，仅简单考虑平台、客户和配送员三者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当前灵活就业人员的相关保障还不健全，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关规范细则，平台主动承担相关责任，顾客也应多一份理解、多一分宽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NGO和相关部门可以协同合作，为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创造充足动力，为配送员的权益保驾护航，为企业继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孟泉，雷晓天.“十四五”时期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的发展方向与策略选择[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12）：34-44.

[2]  王磊.共享经济下网约车监管的法律问题研究[J].求是学刊，2020，（2）：120-131.

[3]  张凡，吕卉焘，沈小燕，刘浩学.计划行为理论下外卖配送员闯红灯行为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9，（5）：1-6.

[4]  邢鹏，何天润.三种运营模式下O2O外卖服务供应链质量努力策略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0，（9）：115-126.

[5]  石佑启，王诗阳.互联网送餐中劳动监察的困境及路径选择[J].江汉论坛，2020，（12）：120-127.

Research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Deliverym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Economy

QIAN Xue-fei，SHEN Cong-chao

（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00，China）

Key words：deliverymen;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social security[責任编辑 文 远]

作者：钱雪飞 沈琮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