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合同诈骗犯罪的防范
浅谈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
今年以来，我县共发生婚姻诈骗案件6起，较去年同期上升50%，婚姻诈骗犯罪案件在我县呈上升势头。笔者结合我局侦破婚姻诈骗案件的情况，就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当前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
婚姻诈骗俗称“放鸽子”，是以假结婚为名，骗取男方彩礼钱后，借机逃跑以骗取钱财的行为。从我县发
生的婚姻诈骗犯罪案件来看，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诈骗金额大。从我县发生的6起婚姻诈骗案件来看，诈骗金额最少的也有6000元，最多的达22000元。
(二)成功率高。今年我县发生的6起婚姻诈骗案件只有1起未遂，其它全部成功。
(三)作案人员多为少数民族妇女。从我县发生的婚姻诈骗案件来看，作案人员主要来自云南、广西等经济不发达地区。
(四)侵害对象多为农村单身男子。今年我县发生的6起案件全部在南部农村山区，侵害对象多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单身男子。
(五)多系团伙作案，相互分工明确。婚姻诈骗犯罪团伙一般由3-5人组成，有待嫁的“女儿”即：一名年轻女子充当“鸽子”;有同路尽职的“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即：1-2名同伙充当“亲属团;有来自本地的“媒人”，即：一名本地人员或者曾在上述地区务工与当地人结识或与当地有亲戚关系的人充当“媒人”。他们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利用“媒人”或者亲戚身份物色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因在相貌、智力等方面有缺陷而找不到对象或者是经济条件不好在当地娶不起妻子的单身男性作为目标。物色好目标后，让同伙送来“鸽子”，“媒人”带“鸽子”上门相亲，大多以父母有病缺钱、家庭遭受灾害，想通过找个对象，要点彩礼给家庭经济支持，或者以路途较远回家不易，让男方多拿钱给娘家做彩礼、给父母的赡养费等为借口，使受害者信以为真，送上大量现金给“亲属团”，“亲属团”得手后立即“回家”。留守的“鸽子”利用各种手段逐渐让受害人失去警惕，一旦找到时机立即逃走。
二、婚姻诈骗犯罪的形成成因
(一)家庭经济困难。我县经济不够发达，在村中迎娶困难的适龄男青年基本上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加之受“嫁个有钱人”等思想的影响，本地女青年多嫁到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单身男子只有靠人介绍对象，这就给犯罪分子实施婚姻诈骗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男女比例失调。当前，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我县尤其是农村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批大龄男青年很难找到合适的女子为妻，加之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但自身在身体或精神上有缺陷的男青年，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婚龄女子，花一笔钱买妻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给婚姻诈骗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法律意识淡薄。当前，我县农村偏僻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一些人甚至认为花点钱买个媳妇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另有一部分人容易被本地作案成员“媒人”的承诺所迷惑，认为即使出问题也可以找到对方要回所花的钱款，最终造成受害人人财两空。
(四)防范意识不强。婚姻诈骗犯罪团伙通过花言巧语，甚至利用假的身份证明办理结婚证，以致使受害人认为“鸽子”确实是自愿嫁到此地来的，从而使受害人失去警惕性，难以防范。
三、打击和预防婚姻诈骗犯罪的对策
(一)要保持对婚姻诈骗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婚姻诈骗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抓捕过早，交易尚未进行，案件不宜定性，导致证据不足放人，若抓捕太晚，破案不及时，部分交易完成，大部分犯罪分子已经逃脱，只抓捕假装嫁人的留守“鸽子”，可能会出现“鸽子”状告被拐卖，反咬一口的两难情况，甚至钱物已经转移，受害人人财两空，信访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必须抓住最佳战机，迅速出击，做到人赃俱获。如我局今年3月在侦破涩港柳其香婚姻诈骗案件中，专案组及时捕捉战机，在对其犯罪事实进行查证属实后，参战民警在其交易地秘密布控，在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得手正准备逃走时，将“鸽子”及其同伙共4人一网打尽，进而迅速查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犯罪事实清楚，既避免了犯罪嫌疑人推诿狡辩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及时为受害人挽回了近万元的经济损失。
(二)各部门要协作配合，做到防范于未然。一是公安机关尤其是辖区派出所在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派出所管片民警要经常深入村组，在了解社会治安动态的同时，注意外来人员的动向，摸清其真实身份、来到当地的意图及接触人员等活动情况，需要办理暂住手续的，一律详细登记造册;二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在农村，邻里之间有成人之美的想法，婚姻诈骗案件在案发前受害人及其亲属、邻居都帮助隐瞒，加大了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掌控的难度。因此，当地的基层组织要对本村的外来人员进行掌握，特别是举行婚礼的外来人员，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报后要迅速调查
第二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方提示单
下列手法为当前犯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手段，请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一、电话欠费。冒充电信工作人员称事主身份信息被人冒用欠费，并主动帮助事主向“警方”报案。随后，假冒的警务人员称事主名下登记的电话和银行账户涉嫌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让事主将银行存款尽快转移到所谓“安全账号”，或者到银行ATM机上进行所谓的加密操作，实际上是将受害人卡上的资金转到犯罪分子的账户。
二、刷卡消费。通过手机短信提醒，称该用户银行卡在某商场、酒店刷卡消费等，如有疑问，可致电××号码咨询。一旦用户回电，其同伙即假冒银行客户服务中心、公安局金融犯罪调查科的名义谎称该银行卡可能被复制盗用，让用户到银行ATM机上进行所谓的加密操作，实际上是将受害人卡上的资金转到犯罪分子的账户。
三、购车退税。通过窃取个人信息等渠道获取受害人资料后，以短信、电话等方式，冒充税务、公安、银行等部门工作人员，谎称正进行购车退税、家电退税、退多收款等优惠活动。骗取受害者信任后，以在银行ATM机上操作退税退款为由，转走受害人账户内资金。
四、虚假中奖。以“非常6+1砸金蛋中奖”、公司庆典或新产品促销抽奖为由，通知受害人中大奖，再以“需先汇个人所得税”、“公证费”、“转账手续费”等各种理由诈骗。
五、汇钱救急。通过网聊、电话、网站交友等手段掌握受害人的家庭成员信息，先通过反复骚扰或其他手段骗受害人手机关机，在其手机关机期间，以医生、警察、老师等名义，向受害人家属打电话，编造受害人突发重病、车祸、遭绑架、嫖娼赌博被抓等理由，要求汇钱到指定账户救急。
六、引诱汇款。群发“请把钱存到某某银行卡，账号××，李某某”等的短信内容。有的事主恰巧要向客户或亲友汇款，收到此类汇款诈骗信息后，往往未经核实，便将钱直接汇到不法分子提供的银行账户上。
七、窃取QQ。首先通过黑客手段窃取他人的QQ号和聊天视频，然后用窃取的视频片段冒充实时聊天视频，通过QQ聊天向其“QQ好友”借钱。
八、猜猜我是谁。打电话给受害者，让其“猜猜我是谁”，随后根据受害者说的人名冒充该熟人身份，编造理由向受害者借钱。
九、冒充领导。假冒领导、秘书或部门工作人员，以推销书籍、纪念币、帮助解决经费困难等为由，让基层单位支付订购款、手续费等实施诈骗活动。
十、高薪招聘。通过群发信息，以高薪招聘“公关先生”、“特别陪护”等为幌子，要求受害人到指定酒店面试。当受害人到达指定酒店再次拨打电话联系时，犯罪分子并不露面，声称受害人已通过面试，要其向指定账户汇入一定培训、服装等费用后即可上班。以此步步设套，骗取钱财。
十一、代为炒股。以某某证券公司名义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等方式散发虚假个股内幕信息及走势，甚至制作虚假网页，以提供资金炒股分红或代为炒股名义，骗取股民将资金转入其账户实施诈骗。
十二、ATM机虚假告示。预先堵塞ATM机出卡口，并在ATM机上粘贴虚假服务热线告示，诱使银行卡用户在卡被吞后与其联系，套取密码，待用户离开后到ATM机取出银行卡，盗取卡内现金。
【警方提示】：骗子手段不断翻新，诈骗陷阱仍须提防。凡接到陌生人电话、收到短信及上网交易被要求转账、汇款，或在互联网上遇有关于网络购物、中奖、理财、炒股等可疑信息，请您做到不听、不信、不看、不点击、不链接、不转账、不汇款，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咨询、举报或报警，以防上当受骗。
电视、电子屏幕流动字幕、手机短信或横幅内容
1、当你家中接到 “电话欠费”和“涉及洗钱”的电话时，那是骗子的诱饵;当你准备把存款转入“安全账户”时，你已进入了骗子的圈套。
2、电话诈骗真可恨，中老年人最易信，接报可疑电话时，家中信息莫透露，现金不能瞎转帐。
3、谨防冒充电信、公安、税务、亲友等，以电话欠费、购车退税、透支消费、车祸出事、小孩绑架等为名的电话诈骗，遇骗拨打110。
4、陌生电话勿轻信,对方身份要核清，家中隐私勿泄露，涉及钱财需小心，遇到事情勿惊慌，及时拨打110。
5、凡接到陌生人电话、收到短信及上网交易被要求转账、汇款时，请您做到不听、不看、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咨询、举报或报警，以防上当受骗。
6、凡在互联网上遇有关于网络购物、中奖、理财和炒股等可疑信息，请您做到不看、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如有疑问请拨打110咨询。
7、遇到陌生电话警惕接，遇到要求汇款奠上当，遇到消费投资莫相信，遇到手机中奖奠受骗。
8、遇到陌生电话警惕接，遇到要求汇款奠上当，遇到消费投资莫相信，遇到手机中奖奠受骗。
9、手机一响，骗你中奖;短信发到，要骗钞票。制卡退税放贷款，美女招工做老板;股票炒汇汽车叫，稍有轻信便中套。
10、个人信息不外露，询问信息要警惕，卡号密码不可露，来电信息需详辩，陌生号码莫急回，正规客服需记牢，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悔不急，从来致富靠勤劳。
11、陌生短信莫理睬，谨防诈骗保钱财。
第三篇：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是合同诈骗罪。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我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合同诈骗罪的财物，二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三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确定，这里涉及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的区别。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对象：对“财物”的理解和把握
（一）法院对“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最近意见
2005年3月30日辽宁省法院 《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2.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对象是合同标的所指向的财物，既包括合法财物亦包括非法财物。既包括合同对方当事人所有的财物，亦包括其持有的财物。
3. 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是能产生财物利益的权益，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侵犯了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构成犯罪的，应定假冒专利罪、假冒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
4. 劳务合同是以劳务为合同标的，通过履行劳务而获得财物利益（如春节前各地政府从房地产老板、包工头那里为农民工追讨拖欠的工资），劳务不是合同诈骗罪侵犯对象。但利用劳务合同骗取佣金的，可以按合同诈骗罪处理。
（二）理论界对财物的新近研究
合同诈骗罪是从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的文字表述，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但许多国家的刑法明文规定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所谓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者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使债务得以延期履行，如此等等。
张明楷在2005年第3期《法律科学》撰文《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研究了“财产性利益”的问题。探讨了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本文的观点是，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我国法律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财产”概念。《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标题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中的“财产”指财物，而《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中的“财产”，则泛指有体物、财产权利与财产义务。事实上，现代社会对财产的衡量，已由对实物的占有让位于主体实际享有利益的多寡，财产权表现为庞大的权利系统，并可抽象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即应当将财物解释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
人民法院报2005年8月17日的刑事审判栏目有一篇《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之完善》文章提出了一个“财产权利”的概念，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具有的非法控制、掌握他人权利并造成他人损失的目的，不仅包括对所有权侵害的目的，也包括对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利的侵害的目的；不仅包括对所有权整体的侵害，也包括对所有权部分权能的侵害。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丰富了“财物”的内涵和外延。
但理论不等于实践。在我国民法理论和有关民事法律规定中，财产权利包括物权（所有权、用益特权、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债权（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中的财产性权利。
（三）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有将对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侵害行为定性为诈骗罪。
如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很明显，“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的行为其侵害的财产权利不是民法中严格意义的财产所有权，而是民法中严格意义的债权，因为对行为人而言，实施这种行为虽然可能使其直接或间接获取财产利益；但对被害人而言，其财产所有权并未受到侵害，被害人只是因为受骗，向行为人提供了服务。
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0日《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谓“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实际上是指使用欺骗方法，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债务的免除意味着行为人取得了财产性利益。
再如《刑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26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增值税等发票本身虽然是有形的，但上述规定并不是旨在保护这种有形的发票本身，而是保护有形发票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抵扣税款、出口退税）。
《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货物、货款、预付款都是财物，但担保财产则不限于狭义财物，而是包括了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可见，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
或许人们认为，上述规定属于法律拟制。即财产性利益原本不是诈骗罪的对象；只是在有拟制规定的情况下，财产性利益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而拟制规定的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在法条明文规定的特定范围内适用。诚然，拟制规定的内容不能“推而广之”，只能在特定范围内适用。但是，如果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本身包含财产性利益，那么，第210条第2款的规定就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既然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那么，就应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财物原本包含财产性利益，故第210条第2款只是注意规定，而不是法律拟制。
《刑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
（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
（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显然，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实际上包含了财产性利益。第92条虽有“本法所称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表述，但分则条文却没有类似“私人财产”的述语，相反，侵犯财产罪的对象都被表述为“公私财物”。在张明楷看来，侵犯财产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就是指财产；这样理解，才能使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保持协调。
实际上，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财物与财产两个概念并没有明显区分，甚至可以认为，二者基本上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例如，《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其中“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当然包括狭义财物以外的财产与财产性利益；不可能只追缴狭义财物而不追缴财产性利益；将其中的“一切财物”理解为财产，正好与后述“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的表述相一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也应当包含狭义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
（四）对财产性利益范围的适当限制。虽然诈骗犯罪对象的“财物”可以包含财产性利益。但是，联系我国的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即使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也应当对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作适当限制，而不能作如此宽泛的解释。换言之，认为财物概念包含财产性利益，并不意味着任何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都成立财产罪，不意味着任何骗取财物的行为都成立诈骗罪。如同狭义财物是诈骗罪的对象，但骗取财物也不一定成立诈骗罪一样。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罪，还要通过考量欺骗的程度、数额的大小、被害人是否遭受财产损害等因素来决定。对于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作出如下限定是必要的。
第一，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必须是财产权本身，即取得他人的财产权或者通过使他人免除债务而使他人丧失财产权时，才可能成立诈骗罪。因为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如果利益的内容不是财产权本身，就难以认定行为侵犯了财产。所以，劳务本身不是财产性利益，基于劳务所产生的财产权才能成为财产性利益。例如，诈称自己急病，使邻居开车将自己送往医院的行为，并不成立诈骗罪。因为邻居在开车将行为人送住医院时，并未与行为人形成取得对价的约定，所以，没有丧失任何财产权。反之，基于劳务或服务产生的财产权能够成为财产性利益。例如，行为人获得某种应当支付代价的服务后，以签发空头支票的方式使对方误以为行为人支付了代价，因而免除行为人的债务的，应认定为骗取了财产性利益。所以，乘坐交通工具后，使用欺骗手段使提供运输的人免除交通费用的，属于骗取了财产性利益。
第二，财产性利益应限于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的情形。例如，存款债权具有管理可能性与转移可能性，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将存款债权转人行为人账户的，应成立诈骗罪。不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时，也便不存在处分财产性利益的可能性，当然不可能成立诈骗罪。
第三，虽能满足人的需要与欲望，但不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不能成为诈骗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例如，行为人没有缴纳话费的意思，利用他人身份证取得了SIM卡的使用权，并且使他人免除话费的，骗取了财产性利益，成立诈骗罪。反之，欺骗卖淫女使之提供性服务的，不属于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第四，取得利益同时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害时，才能认定为财产性利益。例如，使用欺骗手段取得他人情报的，不成立诈骗罪；因为被害人并未因此而丧失情报。联系《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即行为人窃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本身，并不成立盗窃罪；因为对方并不由于行为人的窃取而丧失商业秘密。所以，只有窃取后进一步实施使用等行为，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的，才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罪。基于同样的理由，单纯骗取他人商业秘密的，也不成立诈骗罪。再如，在事先提交入场券才能进人演唱会的情况下，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进人演唱会观看演出的，演唱会的举办者并未因此而丧失财产，所以，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有当行为人取得利益时，被害人同时丧失利益的，才能认定财产性利益的转移，进而认定为诈骗罪。
通过学习，对合同诈骗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对“财物”的理解和把握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不能仅停留在狭义的“财物”上面。但是其他法律能够调整的，如招工诈骗，侵犯农民工权益，依其他法律处理；刑法另有拟制性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
二、 对“合同” 范围的理解与把握。
合同诈骗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区别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合同进行了诈骗。
（一）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2002年8月13日，赵秉志和肖忠华在检察日报第3版就合同诈骗罪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撰文对话，初步讨论了本罪的合同范围问题。当时的观点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该仅指经济合同，而且仅仅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224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高法高检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6年高法《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2条曾规定：根据刑法151条和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利用经济合同这个词。认为正确界定合同之义首先要结合合同诈骗的客体性质，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秩序，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罪合同之列，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虽然利用了可以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行为人以生活窘迫为名，立下借条（合同）骗借他人财物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的，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其次要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认为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二）刑法有关内容的实务研究。2004第1集总第36期参考有一篇《刑法实务研究》的文章，论及了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界限问题：
合同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这是区别于其他诈骗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正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对区分此罪与彼罪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不能认为凡是利用合同（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进行诈骗的都构成合同诈骗罪。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其标准应当根据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性质并结合立法目的加以界定。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这种犯罪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否则便于刑法的立法宗旨不符。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特征，否则就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例如，行为人利用伪造的遗赠抚养协议向继承人骗取被继承人的遗产的就不属于合同诈骗罪。另外，行为人虽然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行为人以生活窘迫为名，立下借条（合同）骗借他人财物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的，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所以，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各种市场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该合同就满足了合同诈骗中“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三）上述理论在实践中得的运用。2004第4集总第39集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的一个案例，就如何界定合同诈骗中“合同”的范围在论证过程中体现了上述主要观点：
合同诈骗罪是从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罪名。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和刑法第266条关于“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对于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不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准确界定刑法第224条中“合同”的范围，是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一个先决问题，对于区分合同诈骗与一般诈骗两者界限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这里的“合同”，我们认为，应结合合同诈骗罪侵犯客体并结合立法目的，来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
第一，关于合同类型。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第二,关于合同形式。与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不同，在合同法中，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头合同与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因不具有合同诈骗的双重侵犯客体，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四）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2004第6集总第41集，2004年11月24至27日苏州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中，经过讨论，会议形成了倾向性意见，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应当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赠与合同、劳务合同、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均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同时，虽然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但是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就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特征，否则就不能定合同诈骗罪。如自然人利用口头合同骗取财物，构成犯罪的要结合该口头合同的类型，从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侵犯的客体着手，分析其行为的性质。一般说来，对于在生产、销售等经济活动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只要具备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合同要件，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五）思考和理解。我们在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性质认定，原则上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所以常见的有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应当在内，因为该类合同侵害的客体应当是市场经济秩序。
关于口头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我认为一般来讲，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在具体案件中，利用合同形式诈骗不致扰乱市场秩序的，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开发区王冬人诈骗案件）
三、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
（一）辽宁法院的新近意见。根据省法院的意见第5条：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及违约后的态度看，同时参照 1996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获得合同标的财物而拒不履行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 携带所获财物潜逃的；
（2）肆意非法处置、滥用、变相占有被害人财物的；
（3）大肆挥霍对方的定金、预付款、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
（4）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等方法，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
（5）使用被害人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 致使被害人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将以诈骗方法得来的财物大部分用于归还债务，弥补亏空的；
（7）根本就没有经营条件和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8）抽逃、转移、隐匿被害人财物，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
（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被害人财物的；
（10）为继续实施合同诈骗，拆东墙补西墙，或将被害人财物用于亏损或进行不营利生产经营项目的；
（11）不正当履行合同义务，为履行合同设置障碍，且占有对方财物拒不返还的。
（12）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被害人财物，或者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等情况。
（二）实践中的难题。“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方面问题。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应当是直接故意，过失和间接故意不能构成本罪。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修改后的刑法224条规定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
所以，在理论上要坚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只要客观上存在法定犯罪行为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清白”，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司法推定考察的因素。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2)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四）法院座谈会研讨的观点。第41集刑事审判参考，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中，多数代表的观点是：
作为以公私财物为犯罪对象的合同诈骗罪，是从传统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都具有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性质，构成犯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既是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也是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纠纷的重要界限，还是区分诈骗犯罪与其他犯罪（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依据。
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诈骗犯罪案件过程中，除了审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危害后果外，还必须认真查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对于合同诈骗罪，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以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行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方面，综合判定。
如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填补经营活动造成的亏空，采用欺骗手段不断与他人签定合同，“拆东墙补西墙”归还欠款并最终造成损失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另一方面，行为人虽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签定合同后没有为履行合同做任何努力或者仅履行少部分合同，将取得的他人财物挥霍，或者用于其他非经营性活动，丧失归还能力的，也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而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有履行的能力，只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丧失了履约能力，导致无力归还他人财物的，不能以合同诈骗定罪处罚。
对于行为人没有实际资金，采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手段骗取验资和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尔后利用空壳公司签定合同骗取公私财物从事所谓“借鸡生蛋”的经营活动，最后无法归还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挥霍、非法活动、归还欠款、非经营性支出等方面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对于行为人将骗取的奖金用于正当的经营活动，并造成资金客观上无法归还的一般不能以合同诈骗定罪处罚。（2002年第29缉参考有一个程庆合同诈骗案）
（五）关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问题。多数代表认为：在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产生于其非法控制公私财物之前。但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在合法控制他人的财物之后，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自愿放弃财物，从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也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特征，应当以诈骗犯罪的有关刑法规定定罪处罚。因此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产生于合法控制他人财物过程中，或者合法控制他人财物之后。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或者款项之后，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拒不支付货款或者交付财物，或者不偿还资金，则可构成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六）、划清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界限。合同欺诈是指以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的情况作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断错误，从而达到在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经济法律关系时获得优于对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的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对方的故意；二是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骗行为；三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签订了合同；四是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进行合同欺诈的行为人为了获取对自己有利而对他人不利的经济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法律，在手段上更是花样翻新。而且，合同欺诈行为往往和合同诈骗罪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1、查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真实可靠。如果发现行为人签约时的主体就是虚构、假冒的，无营业执照，无办公地点、无资金和货源等重大不真实情况，基本上可以判定属合同诈骗，如果主体资格真实还应进一步查明其他情况。
2、查明行为人有无履行能力或具有有效的担保。如果行为人在签约时或合同有效期内有充足的货源或后备货源，有可靠的资金来源或担保，或者在合同有效期内具有找到货源、资金的可能性；或者具有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等，应认为当事人具有履约能力。如果根本不具备上述情况，却与对方签订了大大超过自己履行能力的合同，又无可靠的担保，则可判断为不具有履约能力。
3、查明行为人有无履约的诚意和行为。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积极为履约作出努力，或者经过努力后仍不能大部或全部履约，自愿返还已取得的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说明行为人具有履约的诚意和行为。如果签约后的行为是为了把对方的财物骗到手，根本不去考虑如何履行合同的问题，或者以履行其中一部分为诱饵，对其余部分不再履行，也不退还已取得的对方当事人的款物，则可判定其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
4、查明行为人对已取得款物的处理方式。合同签订后所交付的定金、货款、预付款等，都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合同的履行，如果行为人把对方交付的款物用于正常的经营活动之中；或用于履行合同所必须的开支中，可以认为他们的欺诈行为还是属于民事范畴。如果对方交付的财物一到手，行为人即用于挥霍、享乐，进行违法活动，甚至携款潜逃，则应判定触犯了刑律。只要我们掌握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查明了行为人客观行为和危害结果，就抓住了区别经济欺诈行为和合同诈骗罪的纲和领。
办案实践中把握的原则：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两种行为的相同点是“制造虚假的事实，使用了欺骗手段”和非法(违反刑法和民法之别)获取了财物。二者的不同点是．，在主观故意上合同诈骗者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没想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而民事欺诈则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如通过产品质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货款等方式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应在实践中掌握，凡符合合同诈骗的几种形式的行为，如果没有证明其确实是真诚履行合同的证据，就应当确认为合同诈骗，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诚意，则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 结束语：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客观上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我国著名的刑法学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论述合同诈骗罪中曾精辟地指出：“行为人主观上以及实际行动中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努力是确定其行为、性质的关键，”这更明确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四篇：论信用卡诈骗中恶意透支的认定与防范
随着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型的金融支付工具，例如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信用卡。当我们享受着信用卡带来的便利的时候，信用卡已成为犯罪分子的重点攻击目标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现象也趋于增加，且呈现高发之势，极大地损害了信用卡的信用度，我们要加大对其的防范和打击力度。
信用卡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便给经济带来了发展，但随着信用卡的日益普及和广大人民的使用，一些不法分子也在悄悄的利用信用卡诈骗来获取自己的不合法利益。
信用卡诈骗犯罪依托信用卡这一新兴的金融工具，在犯罪手法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现象也趋于增加，且呈现高发之势，极大地损害了信用卡的信用度侦查策略上都有别于传统刑事犯罪。
一、诈骗案件信用卡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发案数逐年增多，案值大，案件损失惊人。
九十年代之前，我国信用卡业务尚不具有普及条件，当时以信用卡为工具实施的诈骗案件属于少数，仅局限在为数不多的能够使用信用卡的高档消费场所中。近年来，随着信用卡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普及，信用卡犯罪也不断增多，可以预计，这一增长趋势将随着信用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还将持续。犯罪分子多为连续实施犯罪，针对的主要是透支额度较高的境外信用卡，所以，案件的数值和造成的损失也相当惊人。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公安局2001年破获的“JK1号”的特大信用卡诈骗案中，缴获伪造的假卡17，126张，经有关国际组织鉴定，这批假卡可造成经济损失约3.2亿元人民币。发案数逐年增多，案值大，案件损失惊人。
(二)犯罪手段多样，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呈现面广、线长的趋势。
以往的犯罪手段较多的是使用伪卡、恶意透支进行诈骗，当前出现了通过发送短信、利用电子邮件、网上支付、截获电话银行资料等方式，这些同其他新兴的金融、通讯工具结合起来的新的犯罪形式，难以防范。犯罪分子实施犯罪不需要固定的窝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随着实施环节的增加，这种犯罪还呈现出面广、线长的趋势，犯罪分工细致，涉及的人数多。
(三)犯罪主体成分复杂，境外机构的渗透在加强，中外犯罪分子联手勾结作案的现象有所加强。过去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多是一些个人利用当时防范意识不强、防范能力有限，进行蒙蔽诈骗;近年来出现的信用卡诈骗案件，犯罪主体身份多样，有些还具有正当的职业，出现了一些银行机构、宾馆、酒店的工作人员和计算机从业人员实施本罪的现象。如上海破获的“305”专案中，犯罪嫌疑人曾以菲为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唆使其他三人，半年内通过制作假卡诈骗资金高达73.565万元。同时，近年来破获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多数都具有涉外因素，由境外犯罪人员和国内犯罪分子联手、分工实施犯罪有增多的趋势。
(四)伪卡制作技术更新快，呈现与高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
科技的发展带给信用卡制作、防伪技术的不断提高，然而，与伪卡制作的较量却没有停止过;伪卡的制作也在不断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制作设备、技术不断更新，目前很多假卡在外观上与真卡并无二异。未来的信用卡将以芯片智能卡取代当前的磁性卡，这种以电脑芯片存储资料信息的信用卡具有更高的防伪特性，但是，对于如何更加有效地防范假卡的研究却不能作丝毫松懈。
二、信用卡诈骗的恶意透支。
信用卡透支是信用卡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透支必须遵守信用卡的章程规定要求持卡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全资金并按规定支付利息，这是善意透支是一种法律所允许的行为。信用卡具有的这种透支功能是其他金融凭证所不具备的。恶意透支是相对于善意透支的一种违法行为，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在超过期限内、额度内透支的行为，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拒不归还的行为。
(一)恶意透支具备下列条件
1、主体条件
持卡人必须为合法的持卡人，如是由于盗窃、骗取等行为而得到的信用卡则构成非法占有信用卡行为，不能构成恶意透支的主体。无论“善意透支”还是“恶意透支”，持卡人获取信用卡的方式都是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提供真实的证明材料，通过特定的程序向银行领取，其主体都是合法的持卡人。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弄虚作假、伪造、冒用、以虚假身份骗取银行信任而骗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现象。在此种情况的行为人是一种“非法持卡人”，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假手段，骗取银行的信任而骗取具有消费、支付等功能的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这种行为属于刑法中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犯罪的行为特征[1]，所以，刑法规定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合法持卡人
2、主观条件
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是故意，即透支人在透支前已明确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归还，但仍持卡消费或提现的行为，或者是有能力偿还的但在消费或提现后根本不想还的行为，是一种主观意识上的不愿意行为。对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推定过程中，一定要区别这种行为是主观上的恶意不归还，还是因为有合理的客观因素导致行为人不能归还的。前者是主观的不愿意归还，后者是客观的不归还。所以，如果行为人透支后，确实是由于客观的正当理由不能归还的，基于行为人的无恶意行为，不作犯罪处理。如果行为人透支后携款逃跑的，或透支款用于挥霍、购买奢侈品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客观条件
恶意透支在客观方面有两种表现，一是超过规定透支限额的透支，二是超过规定期限的透支。其中透支限额是指各发卡银行规定的持卡人可使用的超过其实际存款额以上的最高限额，对于超限额透支的持卡人各发卡银行随时可以催收，如果持卡人未经银行催收而自动归还的或者催收后及时归还的，不以犯罪处理。对于超期限透支的，且经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构成恶意透支，以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对于恶意透支行为的推定
透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其中善意透支根据透支后的行为又分为完全合法的善意透支和不当的善意透支。完全合法的善意透支是指持卡人完全遵循银行信用卡章程和双方约定，在规定的期限内、额度内行使持卡人应有的透支权，并且能够如期归还的透支行为。不当的善意透支是指持卡人违反了银行信用卡章程和双方约定，在超过规定的期限内或者规定的额度内进行的透支活动，但经发卡银行的催收后及时归还的。它虽然违反了约定，但是在行为结果上不是故意侵犯或占有他人的财产，所以属于善意透支。《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各发卡银行允许持卡人透支限额信用卡金卡为一万元，普通卡为五千元，期限为60天。《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准贷记卡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如透支额在规定的限额内，但超期透支，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经催收后行为人归还的期限为3个月。在银行实践操作中，由于持卡人与银行之间在签约时，已被明确告之可透支的最高限额和最长期限，持卡人应完全按约定行使权利，而不应故意违反规定，即在主观原因之外违反规定，且经催收后仍不归还的，具有主观恶意性与非法占有性。银行规定的透支期限为60天，且规定的催收期限为3个月，规定的时间长度足够持卡人归还透支额。由于这些规定也使恶意透支人有足够的时间躲避责任，所以此规定既增加了银行风险，又给公安侦查工作带来了难度，在此建议银行缩短催收期限。减小发生恶意透支的可能性，降低信用卡诈骗罪的发生率。
(三)恶意透支的表现形式：
恶意透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违法犯罪分子为逃避制裁，采用恶意透支的行为方式也十分狡猾多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短时间内持信用卡在不同的特约商户，网点频繁使用、取现，每次使用取现的金额都在银行规定的限额内，积少成多，最后形成大量透支，再携款潜逃，使银行无法追回透支款。
二是持卡人申领信用卡时弄虚作假，伪造身份证，私刻公章，伪造保函证明等，骗取发卡行的信任，从而领取并持有信用卡，之后进行恶意透支。
三合法持卡人与他人合伙异地恶意透支，是私相授受。例如台湾某居民甲向银行申领信用卡后，交由同伙乙，由乙持卡到外地疯狂购物消费，大肆恶意透支，金额达几十万台币。等一两个月后，当签购账单寄达信用卡的原持有人时，甲便持没有离台证明旅游证件向银行报称账项出错，由银行承担该笔费用。由于凭真卡异地购物，账单签名与卡上记录相符，发卡行很难查到信用卡领有人私借信用卡串通他人恶意透支的证据，也难发现其同党，这种手段比较狡猾，危害性尤大。
四是持卡人利用某些特约商户唯利是图的弱点，通过假消费等方式，套取银行的资金。按照有关规定，特约商户必须按持卡人实际的消费额结帐开票，不得向持卡人支付现金。然而一些商户在持卡人的授意下，并不按持卡人的实际消费额结帐，还任意向持卡人倒付现金。另外还有持卡人与发卡银行工作人员勾结、持卡人与担保人采取交叉担保，也是恶意透支的常见方式。
四、信用卡恶意透支案例
2003年5月12日，陈华向中国工商银行新乡分行申请办理了一张牡丹信用卡，2005年3月3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陈华共透支消费了 9960.83元。2005年4月20日，陈华又向中国建设银行新乡分行申请办理了一张龙卡贷记卡，在2005年5月9日至2005年5月13日期间，他又通过该卡透支消费了5977.3元。陈华这两次透支消费都没按规定期限内将钱还上，经发卡行多次催要至今未还。
2004年3月23日，陈华和周亮签订借款协议，陈华向周亮借13万元，并以自己的一辆“凌志”牌轿车作为抵押，后经陈华同意将借款中的1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张某。2004年6月7日，陈华向张某出具借据，将凌志车的行车证、附加费、车船使用税等手续交付给张某，并承诺2004年7月30日将借款还清，但到期后他却以暂时手头紧为由没有还钱。2004年9月5日，陈华又以卖车还借款为由，将车从张某的委托人胡某处骗走。之后，心怀叵测的他又准备将该车的行驶证和车辆购置附加费手续骗走，但是没有得逞。于是，陈华又补办了一套该车的行车证，并于2004年12月29日以新乡市智远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再次将该车抵押，向他人借款5万元。由于陈华迟迟不还钱，着急的周亮和张某就于2005年3月11日找到陈华索要借款，狡猾的陈华向二人承诺说，一定在 2005年5月28日前还张某5万元，其余5万元10月30日前分期分批还清，并给周某出具了3万元的借条，保证2005年11月30日前还清。周亮和陈华再次相信了陈华，但令他们没想到的事，陈华却从此“销声匿迹”了。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很快将陈华绳之以法。今年7月18日，卫滨区法院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陈华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万元，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华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数罪并罚，故判处陈华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5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华不服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书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陈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务，数额巨大，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同时，上诉人陈华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又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其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使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和量刑适当，刑期计算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恶意透支的客观原因
造成以上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原因我认为是可能是缺乏完备的信用体系。
因缺乏完备的信用体系，为减少风险，发卡行必须花费大量成本用于调查个人信息，增加担保力度，要求每个申请人必须有一个拥有稳定收入的担保人，但这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后果是，资信良好的人会认为信用卡服务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无法弥补所付出的成本，因而退出信用卡市场;而某些资信差、可能有违约企图的人，则全力争取信用额度。换言之，资信状况良好的人不愿或不需使用信用卡，而资信状况差的人对于信用卡的申请和使用却十分热衷，从而造成恶意透支甚至诈骗现象，给发卡行经营带来高风险。另外，发卡行会对资信状况差的客户有所戒备，当发卡行不接受他的信用时，最后的结果就是借贷行为不会发生，双方都没有收益。另外，资信制度缺乏造成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资信程度不同的持卡人享受的服务缺乏差异，制约目前信用卡产业发展。因为发卡行不能真实地了解申请人的个人信息，就无法针对不同人采取不同的服务措施。目前，信用卡透支额度仅分为银卡5000元和金卡10000元两种档次，不能真正对不同资信状况的人予以差别服务，无法给予个人资信状况良好的人以更多的信用额度。因此，需要建立使每个人保持良好个人信誉的激励机制，要给资信状况良好的人更多的优质服务，使他们充分享受到信用卡消费的便利;对于失信行为予以必要的惩罚，使有不良记录的人受到限制。
六、恶意透支的防范体系
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控制与防范对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控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刑罚控制和非刑罚控制。要两手抓，两头兼顾，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切实有效的控制和防范信用卡诈骗犯罪。
(一)刑罚控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了很大发展，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其中又以信用卡诈骗犯罪较为严重，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我国的金融立法工作任重而道远，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断的深化金融改革，健全、完善金融立法，严格金融执法。在立法上，特别是刑事立法，要加强对金融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把金融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使金融立法不但符合当前的大环境，还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在执法上，各司法部门要通力合作，做到与时俱进，更新理念，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执法理念作指导，从机械执法转向人性化的执法上，从引用单一性的刑事惩罚转到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司法上来，破除只讲办案，不讲保护的旧观念，正确树立打防并重、预防为主的新观念。
(二)非刑罚控制
提高技术水平，加快信息反馈速度。目前我国信用卡业务技术水平较低，存在许多漏洞，容易导致风险。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信用卡业务并没有联网运行，持卡人的异地消费比当地消费更为复杂，即使是象现在已经加入“银联”的银行，其客户在异地、异行的消费信息也不能及时反映到开户行，这样银行就难以全面、及时了解交易情况，更无从快速发送止付信息。据调查，银行向各地特约商家发送被称为“黑名单”的止付名册的最高频率是两天一次，大部分银行只能做到一周与外地商家联系一次，多是借助于电话、电报等方式，给恶意透支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高效的清算网络系统，及时发现和控制透支行为，并能迅速传递止付信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目前银行电子化联网还没普及，银行反映不灵敏等弱点，打时间和地区差，进行诈骗。银行在客户每一笔较大的透支发生后，可以向客户发送一份提醒注意的通知单，提醒其及时检查自己的资金状况和消费情况，预防疏忽大意导致的风险和损失。
严格资信审查。申领人的收入水平、支出水平、家庭财产月现金流量及变现量进行严格审查，把好入门关。对申领人体检的身份证件应认真辨别其真伪。可通过书面核实、电话访问、向有关单位和邻居查询等方式弄清申领人的真实身份，谨防申领人用伪造的身份证申领信用卡，必要时还可以建立持卡人信用档案，尤其对透支频繁、收入水平较低、职业不稳定且还款能力差的持卡人进行跟踪监督，一旦发现其信用状况恶化，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以化解风险。
对透支实行严格控制。当持卡人出现透支时，银行应及时提示其已经透支，尽快补足存款，发卡机构应在透支后立即寄发透支通知书或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告知其情况。发卡行应对持卡人透支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时掌握持卡人的透支情况，当出现风险事项时，便于及早防范。对于透支时间较长或透支金额较大的持卡人，应采取合法有效的手段进行催收。
四、发卡行应完善业务规章制度，加强内部管理。银行应建立多级控制体系、建立和落实岗位责任制、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完善操作程序、加强银行业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素质。特别是在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应大力加强信用卡业务的电子化建设，加快持卡人透支消费信息的反馈速度。一旦发现异样情况，及时通知有关领导。对信用卡的消费情况做到全天候监督，时时注意其变化。另外，银行还可利用保险来防范信用卡透支的风险，借助司法力量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参考文献：
[1]《金融诈骗犯罪理论与侦查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康均心主编，2006年1月第一版，第283页。
[2]根据《金融犯罪案件公安实务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邓宇琼主编，2005年5月第一版，第287页。
[3]根据《金融犯罪案件公安实务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邓宇琼主编，2005年5月第一版，第283页。
[4]《金融诈骗犯罪理论与侦查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康均心主编，2006年1月第一版，第300页至302页。
[5]《金融诈骗案例》经济日报出版社，张锡坤主编，2002年第一版，第267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昨日发布的《电子支付与中国经济》研究报告。
[7]陈光中主编：《金融期诈的预防和控制》。
第五篇：谈合同诈骗犯罪的四个正确认定
合同诈骗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笔者认为目前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般存在下面几点疑难点：
一、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含义
由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尤其是普通诈骗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合同”这一形式，所以“合同”的判定会影响到某些诈骗罪的定性，故对“合同”的内涵外延的界定，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本罪的“合同”似应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办理诈骗罪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经济合同”一语。那么修改后的刑法仅用了“合同”一词，是否有意扩大其范围，使之更具有包容性呢?答案应是肯定的。理论上一般认为正确界定“合同”一词，应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
1.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经济关系的。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抚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合同”之列;
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基于控制犯罪而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该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具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3.从合同的形式方面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应把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界定为书面合同， 不包括口头形式与其他形式。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的合同的存在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在总体上，合同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看，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2)避免出现法条竞合，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现象。《合同法》的相关立法解释已使有关财产流转的协议(包括口头的)都归于“市场交易”中的合同。而在普通诈骗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大量存在这种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并且多以口头形式出现，如果按《合同法》的精神，则这些协议都属于口头形式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若把口头合同也视为合同诈骗之合同的一种形式，则会导致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相互冲突，导致前者架空后者,出现法律适用的混乱。而这显然并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故应把口头合同排除出本罪之合同之列;(3)将口头合同诈骗排除出合同诈骗之外有利于对此行为的打击。如将口头合同定性为合同诈骗，意味着将其作为经济诈骗对待，而经济诈骗数额的起点一般高于普通诈骗。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普通诈骗的构罪数额起点为2000元，利用票据，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数额起点为5000元，贷款诈骗的数额起点则高达l万元。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时，应在参照普通诈骗犯罪起点的前提下，使合同诈骗数额起点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数额起点。”若如此，由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对应于各个数额档次的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反而有放纵这一行为之嫌。
二、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正确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一般来说应对行为人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以及违约后行为人的态度等一系列情况综合分析。例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考察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货款到手便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无欺骗手段。犯罪的目的与手段是相互统一的，手段从属于目的，目的又依赖于手段，行为人通过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犯罪手段是行为人目的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本罪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整个过程就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人在该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诈骗罪。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行为人伪造、变造证件，伪造、变造营业执照、注册资金、支票、汇票等凭证，或者虚构事实上不存在的标的物，或者冒充“外商”、“高干子弟”等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由于这些货单、支票、标的物等本身就不存在，是虚假的，因而合同自然就无法履行，这种情况应视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考察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及其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根本不履行，也不为履行合同积极创造条件，货物或钱款到手后挪作他用或用于私人挥霍或抵偿个人债务或携款物潜逃，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显;
4、考察行为人在违约后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在违约后，一般都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善意原则减少相对人的损失，相反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到之合同无法履行，采取潜逃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当事人无法找到自己，则可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考察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因客观方面原因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是主观方面的原因致合同未能履行，即合同签订后，行为人享受了合同的权利，却不主动、不愿意履行合同的相对义务，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当然，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只能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主观目的的推定内含未知因素，如果行为人可以反证推翻对其“非法占有”之推定，应不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如何认定刑法第224条第(5)项规定的“其他方法”
由于在现实中用以诈骗的方法多种多样，故刑法第224条在第(1)至第(4)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5)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做出了弹性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也许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保持法律的稳定，但这在另一个方面也给该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不便。对这些方法该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足以扰乱市场秩序，骗取公私财物”这一客观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实践中常见的其他方法大致有下面几种：
1.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
2.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
3.骗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图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 4.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
5.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6.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7.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违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在实践中还要注意一点，即这些诈骗方法、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的才成立合同诈骗罪，若在这之前或这之后则不成立本罪。成立普通诈骗罪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按合同纠纷处理。本罪如与金融诈骗犯罪发生法条竞合，则按金融诈骗的有关犯罪论处。
四.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相近行为的界限
(一)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的认定
首先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间接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然后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
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
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二) 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的认定
一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
1.主观方面。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
无履行能力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
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2.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
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利益，同时又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上述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对该目的的认定则可以参照上述二的内容进行判断。
作者单位: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