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犯罪范文

2022-06-13

第一篇:论合同诈骗犯罪范文

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云南警官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专业:经济犯罪侦查

姓名:余俊楠

指导老师:沙莉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的作用和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犯罪侦查安难点对合同诈骗犯罪的定罪非常的重要。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综合我国侦查学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此作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侦查活动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关键词:合同诈骗犯罪

侦查

难点

认定

Abstract: with the order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the contract in our life more and more common,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 accurate grasp of contract fraud crime investigation of contract fraud crime, difficulty of conviction is very important. The contract fraud is a contract for cover, concealed, complicated cases of means of fraud crime. In all cases, the contract fraud crime of fraud involving possess high proportion, has become the hot current 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 the difficulty. This will be our investigation science and comprehensive concept for basic principle and system, in order to grasp this investigation. Keywords: contract fraud crime ;investigation ;difficult;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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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目录

一、绪论

(一)由具体案例引出合同诈骗犯罪在我国的现状.....................3

1、从不罪的客观方面分析.....................................................3

2、从本罪的主观方面分析.....................................................3

(二)分析案例中存在的问题.......................................3

(三)提出论点:实践中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4

二、本论.....................................................4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概念........................................4

(二)由案例引出当今合同诈骗罪的侦查难点........................4

(三)如何把握具体的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5

1、认定是否为合同诈骗犯罪(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5

2、认定主体为单位还是自然人................................................7

3、收集行为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据..............................................7

4、本罪的犯罪对象..........................................................7

5、一罪与数罪的正确处理....................................................7

三、结论....................................................7

四、致谢.....................................................8

五、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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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一、绪论

合同诈骗罪主体在我国刑法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构成诈骗罪的只能是自然人。但随着形势发展,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法人或单位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情况,这使在认定犯罪存在较大难度。我们要通过实践总结出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来应对变化中的合同诈骗犯罪。

(一)由具体案例引出合同诈骗犯罪在我国的现状。

2004年4月20日,被告人黄某驾驶“豫A一52203”号货车在海南经浙江台州货运部驻海口办事处李航介绍,与海南省东方黎族自治县板桥镇供销社的徐某签订了柚子货运协议,约定卸货地点为上海。运输途中,被告人黄某为了偿还个人欠帐,改道将柚子运至郑州。次日,又租车将柚子拉到浙江嘉兴水果市场销售,售价70000元,后携款逃匿。 夏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将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销售后逃匿,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3年。该案例引出了合同诈骗犯罪在我国的现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合同领域,经常发生有的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取一些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或虚构、隐瞒某些情况等手段,从而取得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继而签订、履行合同的现象。部分合同虽然采用此手段签订,双方当事人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顺利履行,不存在经济纠纷或刑事犯罪。而有部分合同,在一方当事人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为目的的主观控制下,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通过经济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致使对方当事人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二)分析案例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本案如何定性,一开始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黄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从合同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

本案的被告人黄某系个体司机,通过他人介绍与对方签订柚子运输合同,其在柚子运输途中不按事先约定把柚子送到上海而是改道郑州,又租车把柚子运往其他处销售得款后逃匿。给对方当事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黄某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特征。

2、从合同诈骗犯罪的主观方面分析

本案中,黄某骗取对方的货物后,为偿还个人债务,将其非法处置,占为已有,黄某对自己诈骗对方的行为,是一种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已经符合合同诈骗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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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论点:实践中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当今的合同犯罪侦查中,合同诈骗犯罪的跨地区、跨行业特点日益突出,涉及面越来越广,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加强经侦协作,建立健全经侦协作机制,已成为经侦工作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二、本论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单从概念来看,认定合同诈骗犯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实际侦查中有许多困难。

(二)由案例引出当今合同诈骗罪的侦查难点

被告人冉某,男,1966年3月16日生于四川省苍溪县,汉族,大专文化,个体从业。1995年5月因犯盗窃罪、销销赃罪被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2007年6月27日因涉嫌诈骗罪被东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8月5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文登市公安局刑事拘留,8月31日被依法逮捕。

经审理查明,2007年初,冉某在山东省东明县与王某、李某等人合伙开办了隆鑫羊毛衫厂。同年3月,冉某得知文登蒙特利彩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特利公司)有一批设备需对外合作,冉某遂与该公司取得联系,并与该公司于2007年3月22日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约定:隆鑫羊毛衫厂以优惠的价格为蒙特利公司加工毛衫,蒙特利公司提供价值126600元的设备。协议到期后,隆鑫羊毛衫厂用加工费抵顶蒙特利公司的设备款,抵清后,设备归隆鑫羊毛衫厂。为保证合同的履行,同日,冉某与蒙特利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冉某提供虚假的苍字第2005030042号冉某私有房权证作抵押,并书面保证在4月20日前将该房屋的土地证交给蒙特利公司。

2007年3月至5月,冉某先后三次从该公司提走各种规格型号的机器设备107台,但在合同约定的期限,未向蒙特利公司提供私有房权土地证。

合同履行中,冉某将从蒙特利公司提走的设备中的其中12台机器以替隆鑫羊毛衫厂购买之名卖给该厂;将其中的11台机器以其个人名义先借给娄某使用,后以抵顶欠款的方式送给娄某;将其中的27台机器以替牟某购买之名及抵顶欠款的方式卖给牟某;其余机器存放于隆鑫羊毛衫厂或借与他人;将蒙特利公司发往隆鑫羊毛衫厂的368.68公斤麻棉线、丝线私自运往浙江,后携货逃匿。冉某共骗取蒙特利公司设备及货物折款共计人民币77012.98元。

被告人冉某辩称,以虚假的房屋产权证做抵押,目的是为了能够与该公司合作,其无非法占有该机器设备及货物的故意。

法院认为,被告人冉某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与蒙特利公司签订加工合作协议。在合同履行中,将蒙特利公司的50台机器设备私自处分,使蒙特利公司丧失对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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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权;将368.68公斤麻棉线、丝线私自运往浙江,后携货逃匿,主观非法占有故意明显,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跃,合同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与此同时,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行为也大量出现,合同欺诈以及与合同欺诈有关的行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社会生活和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犯罪分子采取各种手段,在签订经济合同的时候骗取他人财物。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司法实践中,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占全部诈骗犯罪的一半以上。另外,再加上我国经济运行尚不规范,有关法律还不健全,我国人民法律意识淡薄等等,合同诈骗犯罪就更加猖狂。从质上来看,合同诈骗犯罪的危害越来越大,给国家、集体和他人造成的损失日益巨大;从量上来看,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量越来越多,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频率和密度越来越大。而且这种犯罪往往很容易和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合同纠纷相混淆,为数不少的合同诈骗犯罪被当作正常的合同纠纷而没有受到刑事制裁,这更刺激了合同诈骗犯罪的泛滥。合同诈骗犯罪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并给他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扰乱了我国合同的管理秩序和我国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在签订、履行合同之前产生,可以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都不影响合同诈骗犯罪的定性。其主观上是想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的直接故意。

由案例中可以看出,现公安机关在合同诈骗犯罪侦查中,还存在许多的难点,现列出以下几种:

(1)认定是否为合同诈骗犯罪(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侦查过程中,首先要判断该案为什么案件,这就产生了认定这一说法,在合同诈骗诈骗犯罪认定中,区别本罪与非本罪的区别尤为重要,是侦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2)认定主体为单位还是自然人。犯罪的主体有单位和自然人,在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中认定其的主体是比较重要的。

(3)证明行为人有罪或无罪。在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中,收集无罪的证据同样重要。 (4)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在犯罪对象上也要加以判断,正确的区别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犯罪。

(5)一罪与数罪的正确处理。在侦查中,必须注意犯罪嫌疑人犯多种罪的,应以什么罪来定性还是以数罪来认定。

(三)如何把握具体的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1、认定是否为合同诈骗犯罪(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

(1)在合同诈骗犯罪侦查过程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应当以签订 ①该案例引自: http://info.biz.hc360.com/2008/03/11071572320.shtml慧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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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时行为人的资信或货源清况作依据。比如签订购销合同时,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利用一些单位急于购买紧俏或便宜物资的心理,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后,逾期又不履行合同,就可以认定为没有实际履约能力。一定要注意签约时的实际履约能力,而不能只看签约后的履行行为来作判断,这样容易让犯罪分子蒙混过关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区别于有完全履行能力但无任何履约行为或只履行一部分,有部分履行能力但无任何履约行为或只履行一部分和完全无履行能力。所以,要注意区别完全无履行合同能力与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和有完全履行能力的界限,只有完全没有履行合同能力的行为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

(2)在合同诈骗犯罪侦查过程中认定其是否采取欺骗的手段。欺骗手段绝大部分是作为,而不全是不作为。欺骗手段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骗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虚构资源或伪造虚假标的,鉴定空头合同的。设置合同陷阱条款。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利用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有意设置一些对方当事人根本就不具备的条件或不可能履行的条款,引诱对方进入圈套,以骗取定金、保证金或合同履行违约金。该种诈骗也是不合法的。

(3)在合同诈骗犯罪侦查过程中认定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误认识。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原本无意签订的合同,或者掩盖严重影响对方预期利益的事实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其他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其他人,从而逃避债务的行为。受骗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是行为人采用欺骗的结果。如果他人错误认识在先,行为人利用他人的错误认识取得财物,只能作为民事纠纷处理而不能作为诈骗犯罪处理。如果行为人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人认识上也存在错误,并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处置了财物,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之间缺乏一定的因果关系,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4)在合同诈骗犯罪侦查过程中认定被骗人自愿地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财物或者行为人(或第三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因履约而交付的财物。

(5)行为人对取得财务的处置情况。即看行为人依据合同受到对方的贷款、货物后,是依据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处置,还是用于自己挥霍,或挪作他用,或卷款潜逃。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是所取得财物处置情况的直接反映。

(6)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自己违约无可辩驳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事情发生后,应该都采用东躲西藏、避而不见、逃匿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或者完全有能力履行合同义务,但拒不履行;或者行为人故意制造没有履行能力等假象,企图逃避责任的,均可以认定为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对那些暂时无法还款而去了别的地方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怎么都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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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违约的,不能一概都认定是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才能下定论。

2、认定主体为单位还是自然人。

单位中的法定代表人利用进行合同诈骗的,一定要正确界定其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如果法定代表人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不是出自其个人的意志而是出于单位整体意志,并且诈骗所得的财物归单位或者基本归单位所有的,构成单位犯罪。如果法定代表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利用单位的名义同他人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归自己所有的,应当构成自然人犯罪。

3、收集行为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据。

收集行为人骗取财物数额多少的证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的恶性程度上也要加以区分,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人是否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能力,行为人在收到当事人给付的财物、贷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是否逃匿的等证据。

4、合同诈骗犯罪的犯罪对象。

合同诈骗犯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所以如果行为人通过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的是他人的财产性利益(如劳务)的话,是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的,只能按照有关民事法规处理。否则就会违反罪罚法定原则。

5、一罪与数罪的正确处理。

由于合同诈骗犯罪自身的特点决定,行为人在实施本罪的时候往往会触犯其他罪名,从而与其他犯罪构成牵连犯,法条竞合犯等。由于这类情况出现较多,认定也较为困难,所以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行为人行为构成一罪还是数罪,构成数罪的话是牵连犯、法条竞合犯还是其他犯罪形态,并依据相应的处断原则处断。

三、 结论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我国目前形势下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仍存在较多难点。要解决以上难点,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解决: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降,真正那个做到有法可依。确保经侦人员依法办事。

第二、加大对合同关系的保护力度。加强对合同犯罪的惩罚力度,并把合同犯罪列为打击经济犯罪的重中之重。起到预防与教育相结合的作用。

第三、加强经侦民警的综合素质,以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结合实战、注重效率的方式,紧紧围绕提高民警综合素质开展工作。针对民警素质、技能的实际状况,宿豫经侦大队将“苦练基本功”活动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同时把此项工作作为一项日常性、主动性工作任务,并在全体经侦民警中开展民警“四勤”活动,以此保证和提高民警综合素质。一是勤理论学习。二是勤实践总结。三是勤思考对比。四是勤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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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致谢

随着论文的完成,大学四年也即将划上圆满的句号。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感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要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警院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使我从一个稚嫩少年成为一个负有责任感的新时代的预备警官。

其次,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沙莉老师,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完成都离不开她的教导。在沙老师的帮助下,我才得以顺利完成论文的工作。同时,她不辞辛苦,认真负责的态度也深深的感染了我,将成为我今后工作学习上的榜样。

最后,感谢我敬爱的父母。是他们的爱与支持让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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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 黄振中:《扰乱市场秩序罪办案一本通》中国长安出版社。 [2] 沙君俊:《合同诈骗罪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3] 莫光耀、李春:《经济犯罪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 倪泽仁:《经济犯罪刑法使用指导》中国检查出版社。

第二篇: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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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是较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罪名。因此,我们区别两罪主要是从两罪的犯罪构成来着手。那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包括哪些内容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你做具体介绍,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亦称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化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则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但近年来,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汀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合同的鉴证工作,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据介绍,去年各级工商行政机关对499657个企业的85973I2份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合同有429024份;到期未履行的合同有285690份;违约合同10804份;解除合同9l944份。据了解,目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仍较突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去年共查处1.4万起,涉及金额70多亿元。利用经济合同欺诈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无合法经营资格的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买卖或承揽合同,骗取定金、预付款或材料费;利用中介机构签订转包合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虚构建筑工程或转包建筑工程合同,骗取工程预付款;双方当事人串通利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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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将国有或集体财产转移或据为己有;本无履约能力,弄虚作假,蒙骗他人签订合同,或是约定难以完成的条款,当对方违约后向其追偿违约金。

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所有权,同时,合同诈骗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妨害,本条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明定合同诈骗罪,对打击合同诈骗活动,意义深远。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以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行为,认定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关键在于查清行为人在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者担保,故意制造假象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觉,“自愿”地与行骗人签订合同,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这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在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行为人根本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应当以签订合同时行为人的资信或货源清况作依据。比如签订购销合同时,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利用一些单位急于购买紧俏或便宜物资的心理,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后,逾期又不履行合同,就可以认定为没有实际履约能力。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签约时虽无实际履约能力,但签约之前与他人有购买同一标的物的要约或合同,签约后因原订合同的一方毁约,致使后一个合同不能履行的,可视为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另一种是行为人签约时根本没有履约能力,仅仅是在签约后才去与第三方签订相同内容的购销合同,事实上又未兑现,这种情况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备履约能力。如果不看签约时的实际履约能力,仅仅根据签约后的履行表现来作判断,很容易使犯罪分子蒙混过关。当然,还要注意区别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与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的界限,只有完全没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才能以诈骗罪论处。

2)采取欺骗手段。欺骗手段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欺骗手段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约能力的假象;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3)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是指对能够引起处分财产的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而不是泛指受骗者对案件的一切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受骗者的错误认识是由于行骗者的行骗行为所引起的,在时间顺序上,欺骗在先,是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在后,是欺骗的结果。如果他人错误认识在先,行为人利用他人的错误认识取得财物,只能作为民事纠纷而不能作为诈骗犯罪处理。如果行为人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人认识上也存在错误,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错误地处分了财产,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之间缺乏因果联系,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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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骗人自愿地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财物或者行为人(或第三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因履约而交付的财物。

作为行骗者诈骗手段的经济合同,就其种类讲,通常有三种:(1)签订买卖合同,骗取现金或实物。有五种情况:一是利用盗窃、伪造或骗取的空白合同和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二是用已作废、失效的合同书、介绍信,冒充有效的合同书、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三是利用已撤销单位的名义及其印章、介绍信、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四是在条款上做手脚,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五是在标的物上设陷井,使对方违约而不履行合同。(2)利用承包合同进行诈骗。行为人无承包能力,以骗取钱财为目的,承包工厂或某项工程,骗取大量钱财供自己挥霍或一溜了之。(3)利用联营合同骗取钱财。行为人根本无生产经营能力,利用与他人签订联营合同,骗取联营单位的钱财。

就合同诈欺犯罪中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看,有两种情形:(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的姓名和身份、签订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绍信等是假的。假的面目必然导致合同内容的虚假性,即客观上无法履行合同的内容。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欺诈故意明显,只要所骗人财物到手,即可认定合同诈骗既遂。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的姓名和身份、签订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绍信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间还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至少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时有通过合同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而非诈骗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应当注意,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大大超过此履约能力的合同,如仅有供应一百吨煤的合同,却相继与多家客户签订各供应一百吨煤的合同,如果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多个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其诈骗犯意明显,自应以合同诈骗罪论赴。

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也就是那种行为人已初步联系过货源,但其货源并未完全确定或并未完全到手。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行为人主观上以及实际行为中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努力成为确定其行为性质的关键。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客观上尽管有履约的可能,但行为人收取他人的预付款或定金以后,主观上无履行合间的意图,这实际上借有部分履约能力之名行诈骗之实,当然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三是内容假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行为人主观上意图无偿占有他人钱财,且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客观方面表现为将所骗之钱财用于挥霍或作其他用途,这种作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虽然客观上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但主观上并不想长期占有,而是想临时取得该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收益权,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归还。这实际上是一种套用他人资金的行为,一般不宜以诈骗罪论处。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对象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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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签订虚假购销合同,骗取货物。有的伪造证件、合同书与对方签订合同;有的伪造银行或其他部门的担保书,以合法身份与对方签订合同;有的伪造银行汇票,盗窃单位空白支票,利用失效的支票或空头支票诱惑对方订合同;有的以洽谈业务、订货、帮助他人推销产品为由,与对方签订合同,等等。行为人行骗时大都隐瞒真实身份,以先提货、后付款为由,利用对方急于推销自已产品的心理,骗取货物。然后将货物低价销售,私吞货款,或者将货物用于还债、作抵押等。

(2)虚构货源,签订空头合同,诈骗货款。有的伪造上级主管部门的假批文作货源;有的以伪造的提货单作货源;有的抓住对方急需某种紧俏物资和商品的心理,口头虚构货源;有的故意让对方看不属于自己却谎称是自已的货,或根本无货可看,蒙骗对方;有的则以伪造的买卖合同作货源;等等。

(3)伪造身份签订虚假合同,骗取他人预付款或定金。利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人有两种心理:一是只要将预付款或定金骗到手,就算大功告成:另一是先骗得预付款或定金,然后如有可能骗到货款就继续骗取货款,没有可能就一走了之。

(4)以诱饵开路骗取他人钱物。有的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骗取对方巨额财物的目的,以给付部分预付款为诱饵,一旦把对方的钱物置于白己的控制之下后,就溜之大吉,还有的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对方信任,诱使对方进一步按合同交付财物,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欺诈手段骗钱骗物。

(5)签汀假合同,骗取他人的活动费、好处费或提成费等,这些人同对方签订合同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骗取货物、货款,也不是为了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而是为了一次性地骗取各种名义的费用,只要将这笔财物骗到手就远走高飞。这些人一般都伪造身份、证件,自称能买到急需紧俏物资或以帮助对方推销产品为诱饵,写对方签订虚假买卖合同。(6)以联合经商、投资、协作等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进行诈骗。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人往往是在合法的身份掩盖下,以某公司、简场等的名义,伪造营业执照和注册资金等,欺骗他人与之签订联合经营协议,骗取他人的钱财。

骗取财物无论出现在签订阶段,还是出现在履行过程中均属合同诈骗行为。根据本法第224条的规定,这类行为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即以这些票据或证明作为自己能够履行合同的证据,以骗得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主要包括: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还,或者没有用作履行合同而无法返还;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用于抵偿债务,而没有实际履约;用于进行违法活动;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

按照法律规定,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至于何谓数额较大,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解决。

3、主体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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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本节第23l条之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主体。本罪是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是合同的当事人一方。

4、主观要件

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上述诈骗故意,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所欠债务无法偿还的,不能以本罪论处。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诈骗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能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最初,也可能产生在其他合法行为进行的过程中。例如,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人诈骗的故意既可以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即行为人在签订虚假合同之前就已经具有非法占有对方钱财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骗取对方钱财的手段,诈骗故意也可以产生在签订合同之后,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最初,并无骗取对方钱财的故意,但是,合同签订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如货源、销路、市场行情变化等,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从而产生诈骗的故意,行为人有归还能力而不愿归还已经到手的对方的钱财,并进而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对方,以达到侵吞对方钱财的目的。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包括哪些内容的详细解答。根据上文可知,合同诈骗罪较诈骗罪的最大区别是,犯罪主体利用了合同形式做掩护。如果你对认定合同诈骗罪还有其他困难,你可以到我们赢了网官方网站咨询,我们将尽快为你提供相应地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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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谈合同诈骗犯罪的四个正确认定

合同诈骗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笔者认为目前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般存在下面几点疑难点:

一、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含义

由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尤其是普通诈骗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合同”这一形式,所以“合同”的判定会影响到某些诈骗罪的定性,故对“合同”的内涵外延的界定,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本罪的“合同”似应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办理诈骗罪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经济合同”一语。那么修改后的刑法仅用了“合同”一词,是否有意扩大其范围,使之更具有包容性呢?答案应是肯定的。理论上一般认为正确界定“合同”一词,应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

1.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经济关系的。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抚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合同”之列;

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基于控制犯罪而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该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具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3.从合同的形式方面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应把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界定为书面合同, 不包括口头形式与其他形式。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的合同的存在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在总体上,合同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看,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2)避免出现法条竞合,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现象。《合同法》的相关立法解释已使有关财产流转的协议(包括口头的)都归于“市场交易”中的合同。而在普通诈骗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大量存在这种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并且多以口头形式出现,如果按《合同法》的精神,则这些协议都属于口头形式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若把口头合同也视为合同诈骗之合同的一种形式,则会导致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相互冲突,导致前者架空后者,出现法律适用的混乱。而这显然并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故应把口头合同排除出本罪之合同之列;(3)将口头合同诈骗排除出合同诈骗之外有利于对此行为的打击。如将口头合同定性为合同诈骗,意味着将其作为经济诈骗对待,而经济诈骗数额的起点一般高于普通诈骗。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普通诈骗的构罪数额起点为2000元,利用票据,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数额起点为5000元,贷款诈骗的数额起点则高达l万元。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时,应在参照普通诈骗犯罪起点的前提下,使合同诈骗数额起点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数额起点。”若如此,由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对应于各个数额档次的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反而有放纵这一行为之嫌。

二、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正确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一般来说应对行为人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以及违约后行为人的态度等一系列情况综合分析。例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考察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货款到手便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无欺骗手段。犯罪的目的与手段是相互统一的,手段从属于目的,目的又依赖于手段,行为人通过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犯罪手段是行为人目的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本罪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整个过程就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人在该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诈骗罪。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行为人伪造、变造证件,伪造、变造营业执照、注册资金、支票、汇票等凭证,或者虚构事实上不存在的标的物,或者冒充“外商”、“高干子弟”等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由于这些货单、支票、标的物等本身就不存在,是虚假的,因而合同自然就无法履行,这种情况应视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考察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及其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根本不履行,也不为履行合同积极创造条件,货物或钱款到手后挪作他用或用于私人挥霍或抵偿个人债务或携款物潜逃,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显;

4、考察行为人在违约后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在违约后,一般都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善意原则减少相对人的损失,相反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到之合同无法履行,采取潜逃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当事人无法找到自己,则可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考察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因客观方面原因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是主观方面的原因致合同未能履行,即合同签订后,行为人享受了合同的权利,却不主动、不愿意履行合同的相对义务,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当然,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只能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主观目的的推定内含未知因素,如果行为人可以反证推翻对其“非法占有”之推定,应不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如何认定刑法第224条第(5)项规定的“其他方法”

由于在现实中用以诈骗的方法多种多样,故刑法第224条在第(1)至第(4)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5)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做出了弹性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也许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保持法律的稳定,但这在另一个方面也给该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不便。对这些方法该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足以扰乱市场秩序,骗取公私财物”这一客观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实践中常见的其他方法大致有下面几种:

1.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

2.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

3.骗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图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 4.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

5.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6.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7.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违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在实践中还要注意一点,即这些诈骗方法、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的才成立合同诈骗罪,若在这之前或这之后则不成立本罪。成立普通诈骗罪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按合同纠纷处理。本罪如与金融诈骗犯罪发生法条竞合,则按金融诈骗的有关犯罪论处。

四.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相近行为的界限

(一)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的认定

首先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间接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然后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

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

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二) 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的认定

一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

1.主观方面。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

无履行能力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

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2.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

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利益,同时又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上述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对该目的的认定则可以参照上述二的内容进行判断。

作者单位: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第四篇:单位犯罪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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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ingle.com 单位犯罪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吗

合同诈骗是指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相对人财物的行为,合同诈骗属于经济犯罪,自然人可以构成本罪。那么,单位犯罪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吗?今天,赢了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单位犯罪能成立合同诈骗罪

单位共同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出于共同的故意而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它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两个以上的单位共同实施合同诈骗;二是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合同诈骗。在第二种情形中,相对于自然人犯罪主体而言,单位属于特殊主体,即属于身份犯。根据共同犯罪理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实施犯罪,以身份犯所犯之罪定罪量刑,因此单位与自然人实施故意犯罪,应以单位共同犯罪论处。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构成单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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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诈骗罪以下条件不可或缺:一是合同诈骗犯罪意志的单位性,二是利益归属的单位性。

一、如何认定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的行为?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构成单位合同诈骗罪以下条件不可或缺:一是合同诈骗犯罪意志的单位性,二是利益归属的单位性。在具体认定时,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而且,这两点之中,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应当优先考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根据认定单位犯罪的基本条件及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下情形应认定为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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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承包、租赁经营企业,如承包人或承租人以承包、租赁经营企业为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或基本归属本人的;

3、但所骗财物归属或基本归属单位的,应认定为单位合同诈骗;

4、以无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的名义进行合同诈骗的;

5、冒用、盗用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个人的;

6、但甲单位冒用、盗用乙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单位的,则属单位合同诈骗罪;

7、单位内部成员未经单位决策机构批准、同意或认可而以本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且所骗财物归属个人的;

8、但如单位事后认可,且所骗财物归属单位的,应属单位合同诈骗罪。

二、如何区分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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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既可能是单位行为,也可能是个人行为。因此,如何判断单位成员所实施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就成为实践中认定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区分,在实践中可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具体判断:

(1)单位是否真实、依法成立。单位是依照有关法律设立,具备财产、名称、场所、组织机构等承担法律责任所需条件的组织。对于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由于不符合单位设立的宗旨,且通常具有借此规避法律制裁的非法目的,故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理。

(2)是否属于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单位犯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而个人犯罪则完全是在其个人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体现的是其个人意志。单位意志一般由单位决策机构或者有权决策人员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来加以体现。未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同意的行为,一般不能认定为单位意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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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在故意犯罪尤其是牟利型犯罪中,只有在为本单位谋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单位行为。如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而进行走私,违法所得全部归单位所有的,即属单位行为,相反,即便以单位名义走私,但违法所得由参与人个人私分的,则一般应认为是自然人共同犯罪。

(4)是否以单位名义。一般情况下,单位犯罪要求以单位名义实施。对于这里的“以单位名义”应作实质性理解。对于打着单位旗号,利用单位名义为个人谋利益而非为单位谋利益的不法行为,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此外,针对不少法院以单位无被挂靠单位的实际出资及系个人经营为由从根本上否定单位之实体存在进而否定成立单位犯罪的错误做法,最高人民法院还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单位存在的真实与否及单位行为的认定,与单位的所有权性质、经营形式无关,同时不得以出资未到位而将之简单地认定为违法设立的单位。作为法定实体的真实存在与否,司法认定当中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单位设立的意图、有无具体经营行为及主要经营行为合法与否的判别上。

三、在一人公司实施合同诈骗罪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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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刑法设置单位犯罪,根本上是因为单位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于管理人或者所有人的意志。与其他单位一样,一人公司的行为能否构成单位犯罪的标准同样在于其是否具有独立人格。一人公司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其只有一名股东,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由于只有一位出资人,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容易产生关联交易而导致人格混同,一人公司的人格因为其股东的单一性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判断具体犯罪行为中的一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应当根据以下五项标准:

1、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公司的财产和出资人的财产必须能够分离,公司的财产状况必须是独立的。

2、是否具有独立的意志。在一人公司的股东与管理人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的独立意志是比较明显的。在股东与管理者系一人的情况下,一人公司的意志虽然来源于唯一股东,却与其自然人意志不可混为一谈。公司的意志体现为决策权限的法定性和程序性,如果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在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一定程序实施特定行为,则这种行为就应当视为公司的决策而不是股东的个人意志。判断一人公司是否有独立的意志,还要看公司形式是否被滥用,公司的人格只有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中才存在。如果滥用公司形式,违背公司的根本利益或者超出法定权限、程序,则股东的行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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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就与公司的意志相背离,公司就失去了独立的意志,而与股东、管理人员混同,这种情形下显然只需要处罚自然人。

3、是否具有公司法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司必须要有一定的场所、人员和组织机构,股东行使公司法所规定的职权时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置于公司备案。一人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公司行为与股东个人行为容易发生竞合,故公司的经营行为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一人公司必须拥有独立的名义。只有行为是以公司名义实施,且其目的是追求公司利益或履行公司职责,才能视为单位行为。

4、是否依照章程规定的宗旨运转。一人公司应当有自己的章程和特定宗旨,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其利益。其收益首先应对公司所负债务负责,而不是直接转为股东的个人私利。一人公司成立的目的必须是依法从事经营活动,且客观上确实从事了一定的合法经营活动。

5、是否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成立。

单位共同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出于共同的故意而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对于单位合同诈骗,是需要对单位和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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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试析合同诈骗犯罪中抵销权行使的可能性——基于李某合同诈骗案展开

【案例评析】试析合同诈骗犯罪中抵销权行使的可能性——基于李某合同诈骗案

展开

(发布于2009-3-22) 试析合同诈骗犯罪中抵销权行使的可能性——基于李某合同诈

骗案展开

彭啸

【全文】

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时常会遇到一些民事法律关系纠缠其中,刑事被告人往往以一些民事上的抗辩权来主张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这时,刑事法官一般会以刑事、民事法律关系不宜交叉审理而直接予以驳回。在下文提到的案例中,笔者试图对合同诈骗犯罪中抵销权行使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或许对审理涉及民事抗辩因素的刑事案件的法官有所启发。

一、基本案情、审理过程及结果

本案发生之相关背景:天津宝力蓄电池公司(系国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以下简称宝力公司)与辉县市宏祥化工厂(系袁某私人所有,法定代表人袁某,以下简称宏祥化工厂)签订协议,由宝力公司将商标有偿转让给宏祥化工厂,双方债权、债务均不发生转移,宏祥化工厂还可在辉县市注册宝力公司及经销处,协议期限为2002年6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后袁某设立宝力公司辉县经销处(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为“国有公司分支机构”,即宝力公司之分支机构,以下简称辉县经销处),并任该经销处负责人。2004年7月15日,香河县人民法院以(2004)香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宝力公司给付原告香河县天龙电源厂(系李某私人所有,以下简称天龙电源厂)21万余元的货款及相应滞纳金。

基本案情:2004年5月15日,被告人李某向袁某出示其伪造的购买蓄电池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使袁某误以为其有蓄电池的销路。后李某代表天龙电源厂与袁某代表的辉县经销处签订蓄电池购销协议书,约定按照李某所持《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执行双方协议。2004年6月至9月间,李某分三批共收取辉县经销处提供的1140只蓄电池(单价人民币550元),总价人民币62.7万元,并以装车费、业务费的名义向袁某多次索要钱款,共计人民币9.7万元。2004年12月间,李某因袁某索要货款,退还了402台蓄电池。后李某在蓄电池无销路的情况下不主动将货物退还被害单位,并逃匿使袁某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05年3月4日袁某以辉县经销处负责人的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2006年12月11日公安机关将李某抓获归案。综上,李某共骗取辉县经销处价值人民币50.29万元的财物,赃款未能退赔。

审理过程及结果: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辩称,应将宝力公司与天龙电源厂之间的债务与本案退赔款相折抵。法院认为,宏祥化工厂与宝力公司签订协议,仅取得了在协议期限内使用宝力公司商标及成立经销处的权利,并未改变宝力公司实体上的所有权;天龙电源厂与宝力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袁某并不知情,李某也未将此债务告知袁某,故宝力公司对天龙电源厂负有的债务不能转嫁给宏祥化工厂及该厂设立的辉县经销处;且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应由其自行承担退赔责任,与天龙电源厂是否拥有其他债权无关。故辩护人及被告人李某的该项辩护,法院未予采纳。据此,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合同,骗取他人信任,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被害单位交付的货物及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惩处。遂以被告人李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李某退赔人民币50.29万元,发还被害单位。

二、争议的焦点及评析

在案证据表明,被告人李某及其天龙电源厂一直从事蓄电池的生产销售业务,并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李某关于其当初从袁某(辉县经销处)处骗得蓄电池之初衷系为赚取差价而非意图非法占有的辩解,无法依现有证据否定,故只能推定:李某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产生于其收到蓄电池却无法找到销路并开始逃匿之时,即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的某时。所以在李某与袁某之间(严格来说应是李某及其天龙电源厂与辉县经销处之间)形成以货款为标的的给付之债时,其是否已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尚不确定。那么,李某主张抵消部分“诈骗”数额的辩解法院能否采纳?

支持法院判决的观点认为:

1、刑事法律关系中,不应过多考虑民事上的因素,抵销权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其实现债权的主张应在刑事审判完结后,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2、李某是在被公安机关羁押后,方主张行使抵销权的,但此时其犯罪行为已经完成,不能以犯罪完成后的行为来减少犯罪数额、减轻罪责。

3、天龙电源厂与宝力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袁某并不知情,李某也未告知袁某,故宝力公司对天龙电源厂负有的债务不能转嫁。

另有观点认为:

1、主动债权业经法院确认、合法有效,而被动债权形成之时,李某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该债权亦合法有效;

2、宝力公司与辉县经销处有关不转移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辉县经销处作为宝力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外而言,其在债权债务关系上与其母公司应属同一主体;

3、抵销权的行使系单方表示行为,虽然李某在被公安机关羁押后才提出抵销,但这并不违反法律对抵销权行使的禁止性规定。故此,法院应当采纳李某关于主张抵销的辩解。

笔者认为,法院对李某主张抵销的辩解不予采纳是正确的,但原因并不在于李某主张行使抵销权的对象或方式错误,也不在于构成犯罪后就无法以一些民事上的抗辩权来主张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本案中抵消的的行使障碍在于,本案不符合法定抵消关于双方当事人互负、互享之债权债务合法有效的要求。

我国合同法中仅规定了合意抵销与法定抵销两种抵销方式,根据合同法第99条第一款的规定及相关学理解释 ,法定抵消的要件包括以下四点:①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互享债权,且债权债务合法有效②双方互负债务,必须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③自动债权已届清偿期,④是非依债的性质不能抵消。其中,所谓非依债的性质不能抵销的情形又包括法律规定不得抵销(如具有人身性质的金钱债务、因故意侵权行为而负担的债务等)及当事人之间有禁止抵销的约定等等。

本案中抵销权的行使障碍正是在于,李某(天龙电源厂)对辉县经销处(袁某)负有的债务不是合法形成的。

在李某签订协议并获得蓄电池之时,其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无证据证实,其行为尚不能构成诈骗犯罪,但已然符合民法上的欺诈概念。即其故意编造虚假或歪曲的事实,使表意人(袁某及其代表的辉县经销处)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签订购销合同)。那么,该合同属于因欺诈而可被撤销之合同。虽然因欺诈而成立的合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相对轻微且间接,但毕竟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格格不入,具有违法性 。因此,本案中李某主张行使抵销权的辩解是不应当被采纳的。

三、对抵销权行使可能性的进一步探讨

假设李某并未以欺诈的手段骗取对方信任、获取货物,而是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但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形成了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并构成合同诈骗犯罪,此时,若李某再主张将其在诈骗故意发生之前就已享有的、对被害人的合法到期债权从诈骗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法院应否支持该抵销权行使的主张?

这涉及到一行为能否包含多个主观内容,以及能否对一行为进行分割评价的问题。

1、包含多个主观内容的一行为及其处理

一行为中包含多个罪过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如一个走私行为,走私的货物既有普通货物、物品又有假币的,该一行为中就同时包含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故意与走私假币的故意。又如行为人意欲枪杀甲,但一枪导致甲死亡和乙受伤,该一行为中就包含一个杀人的直接故意和一个致人受伤的间接故意。举重以明轻,一行为中同时包含一个罪过和一个合法的故意(非罪过),在理论上就应当是完全可行的。

不过,这些包含多罪过的一行为最终都只在刑法上作一次评价,且基本是从一重罪处罚。这也正是刑法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要求。我国刑法中这方面的例外仅有第204条第2款一处,即“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骗取出口退税罪)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201条的规定(偷税罪)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由于税款被缴纳给国家后就已成为了国有资产,即使采用刑法第204条第1款的行为去骗取,其行为实质上也还是偷税。于是,刑法上特别规定可将一个骗取税款的行为分割为两部分并分别评价。这种在张明楷教授看来是“特殊的想象竞合犯以数罪论处” 的情况,正是刑事立法对“禁止分割评价”原则的一次突破 。

那么,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能否突破“禁止分割评价”原则,将同时包含一个罪过和一个合法故意的行为,分割为一个犯罪行为和一个合法行为来分别评价呢?

2、禁止分割评价原则及例外

关于禁止分割评价原则,迄今我国刑法学界还少有人研究。肖中华教授认为,禁止分割评价是指对于本应作一次性评价的行为,不得作两次以上的评价。该原则是刑法中禁止不当评价原则的下位原则。分割评价把一个行为人为地分成数“段”来评价,与重复评价对行为不予以分割、只是完整地多次评价相比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两者都是对本该做一罪、一次评价的行为作多次评价,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应当加以禁绝。该原则(严格地说是刑法中禁止不当评价原则)的法哲学根据在于刑事责任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刑法正义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要在惩罚犯罪、防卫社会的同时,切实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防止不恰当地加重被告人的责任,以期实现罪刑的均衡性,而禁止不当评价正是刑法正义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样基于刑法的正义性,对行为人定罪处罚,也不能不恰当地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禁止分割评价原则的直接理论来源。

笔者对肖教授的这一观点是认同的,但肖教授对该原则的格守似乎过于刻板。肖教授以刑法第204条第2款为例,认为把同一个犯罪行为分割开来进行数罪性的评价(分割评价),不仅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无法克服的困惑,也给科学合理的犯罪构成理论和罪数理论带来混乱”。肖中华教授甚至将该款立法称为“新刑法中的一大败笔”。

笔者认为,既然禁止分割评价原则及其上位的禁止不当评价原则的法哲学根据在于刑事责任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该原则所力图目的达到的也正是切实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防止刑罚权被恣意行使,那么在严格适用该原则可能造成对被告人明显的不公时,应当以对刑事正义的追求指导,通过合乎法理的解释实现对禁止分割原则的突破。尤其是在法条已有特殊规定(如刑法第204条第2款)的场合,我们更是不能继续固守原则的亘古不变,而是应当运用法律人的智慧对其做出适当的解释。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解释者“与其怀疑刑法规范本身,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与解释结论” 。

因此,若将禁止分割评价原则从刑法理论中暂时抛开,当我们看到行为人在缴纳税款后实施了一次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而所骗取的退税数额高于所缴纳税款的数额时,对于行为人将已缴纳的税款骗回、实质属于偷税的行为部分(以数额划分),从整个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中分割出来单独评价,以相对较轻的偷税罪定罪量刑,无论从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与社会危害性来说,都是更为符合刑事审判对实质正义的要求的。此时再坚持禁止分割评价原则,不应当是智慧的法律人应有的选择。

而且不只是在立法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突破该原则的例外。如行为人为索取大大超过债权数额的钱款而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的构成绑架罪,但实践中一般会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将该债权予以扣除,其中的合理性无需多言。 虽然从法条上看对绑架犯罪的定罪量刑与数额无关,扣去合法债权也只是法院酌情从轻量刑的方式,但这一“分割”犯罪数额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绑架行为进行了分割评价。这正是法官在面对禁止不当评价(禁止分割评价)原则与实质正义之间的紧张时,迸发出的智慧的火花,是在刑法规范、原则与事实生活的交互实践中对刑事司法正义的重新诠释。

3、结论

最后来看本文第三部分所做的设问,法院应否支持该抵消权行使的主张?

首先,对于被害人而言,行为人主张抵消的数额部分最终都不会是归属于被害人。如果法院不支持行为人抵消的主张,判决其将诈骗数额全部退赔给被害人,行为人最终也可通过民事途径实现其先前主张抵消的债权。所以,不将这部分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并允许抵消,不会给被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也就是这部分数额所对应的“诈骗”行为(这种表述可能不够严谨),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达不到应当被科处刑罚的程度,不应进入刑事法律的视野。

其次,虽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行为人在实施合同诈骗之初就是为了索回到期债务,但也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就是为了非法占有、为了进行合同诈骗。“人的内心是最无法琢磨的”,所以法官在自由裁量之时,应当站在对行为人有利的解释角度去解析行为人当时的想法。这样自然可以得出“事出有因”的合同诈骗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小于单纯的合同诈骗行为,同样得出该部分行为不应进入刑事法律的视野的结论。

于是,笔者基于刑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从有利于维护刑法正义性(尤其是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的角度出发,在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及精神的前提下,对禁止分割评价原则进行有限度的突破,并结合前文所提到的法官实践中的智慧,得出如下结论:当行为人在履行合法有效合同的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并成立合同诈骗犯罪时,应当将其在诈骗故意发生之前就已享有的、对被害人的合法到期债权从诈骗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即允许其行使抵销权。

【注释】由于本案实际案情较为复杂,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法律问题,故笔者对案情及审理情况进行技术处理,集中笔力仅讨论抵销权的行使问题。

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209页-212页。

前引,第77页。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69页 关于禁止分割评价的问题见后文。

肖中华:《论刑法中的禁止不当评价》,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3期。 肖中华:《论刑法中的禁止不当评价》,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3期。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Ⅲ页。

参见刘宪权、钱晓峰:《关于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定性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2001年第9期;裴钟彧、刘根娣:《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认定》, 载《法治论丛》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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