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审计报告与内控制度论文

【摘要】采用2010～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之间的关系及其经济后果的异质性。研究表明，内部审计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可以显著提高税收激进程度，且这种效应具有分位数异质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企业审计报告与内控制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企业审计报告与内控制度论文 篇1：

提高企业会计内部控制效率的策略分析

摘 要：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保证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实现企业制定的战略目标，企业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以规范与控制经济业务活动，保证企业资产安全完整及提高会计核算的规范性。但我国企业在实际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中仍存在着缺少监督、人才素质有待提高及制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亟待我国企业通过完善制度、提高人才业务素质等手段提高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效率。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高解决内部控制制度问题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 因素 对策

一、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内容及重要性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指企业通过制定审批授权、不相职位分离、内部审计等制度，旨在规范企业会计核算、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及保證企业资产安全完整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贯穿于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及投融资全部过程中，企业通过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可以促使企业财务工作人员规范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财务管理效率，同时，内部控制制度中有关资产管理、定期盘点等规定可以有效保证企业资产安全、完整，避免企业工作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侵害企业资产行为发生的机率。

二、影响我国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效率的因素

1.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本身设计不合理。首先，多数企业出于对制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成本考虑，加之为应付财政部门对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硬性规定，直接照搬其他企业内控制度，以该制度作为本企业财务管理的指导依据，未能将制度与本企业生产经营特点、人员结构等实际情况相结合，导致制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缺少可执行性，造成财务管理混乱。其次，个别企业内部控制设计中缺少对不相容职位分离及审批授权制度，财务部门经常由出纳一人办理现金支付所有业务，重大投资项目未经企业集体决策，最终导致企业面临较高的投资及贪污舞弊风险。

2.企业财务人员综合业务能力有待提高。一是财务人员业务方面。个别企业财务人员由于年龄、学历及专业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完全适应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对其财经法律、电算化操作及办公自动化运行等工作，同时，在日常工作中不能对财经、税收等专业知识进行及时更新，缺少财务管理创新理念，工作中表现懈怠、无进取心，不利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职业道德方面。个别企业财务人员由于职业道德缺失，在受到企业领导授意情况下，不能坚持原则，在违背职业道德情况下编制虚假会计凭证，甚至个别财务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串通后侵占企业资金，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3.未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执行进行有效监督。首先，企业内部方面，多数企业未能在企业内部建立独立的审计机构，导致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设计与执行情况无法取得有效的监督，造成企业财务管理混乱及效率低下。个别企业虽然在内部建立了审计部门，但由于审计部门隶属关系、人才配备及各部门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开展受到阻碍。其次，外部监督方面，各地财政部门由于人员数量限制，未能对所有企业内部控制进行监督。同时，会计师事务所虽然开展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审计工作，但由于审计费用由被审计企业承担的原因，对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公开开展审计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三、提高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效率的对策

随着我国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在规范企业财务核算、保证资产安全与完整、降低个人侵害企业资产风险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按照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要求在企业内部建立内控制度，并保证内控制度有效运行，但个别企业由于受到思想意识、人才队伍、审计监督等方面的影响，内部控制制度在设计与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我国企业通过提高认知、强化人才培训及健全内控制度等手段予以解决。

1.树立正确的内控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应在内部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定期对资产负债率、资产周转速度及现金比率等指标进行计算与分析，一旦某指标达到警戒线时，应及时向企业管理层进行汇报，以便企业可以及时采取措施降低财务风险。同时，企业应指定专人定期对国家宏观政策、财经法规与税率等变动情况进行实时关注，降低外部宏观影响因素对企业造成的财务风险。最后，鼓励企业各部门及全体员工从自身作起、从身边作起，将日常工作中所发现的生产工艺改进、产品成本降低等细小建议进行收集、反馈，以此作为企业改进生产经营管理、降低经营风险的科学依据，保证企业内部树立正确的风险防范观念。

2.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首先，企业应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要求并结合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特点设计内控制度，并根据内审机构出具的内控审计报告及各部门在内控执行中提出的问题对内控制度进行及时修订，以保证内控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其次，内控制度中应详细列明各部门及员工在内控执行工作中应具体负责的内容，保证部门及员工在执行中有章可循，避免相互推诿。同时，企业应根据制定的内控制度岗位设置情况配备一定数量且掌握专业技能的财务人员，保证内控制度执行的顺利。

3.利用内外部监督规范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运行。一是在企业内部成立内审机构，并为了保证内审机构独立开展监督工作，将其隶属关系直接由企业董事会领导，定期对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设计与执行有效性进行审计，并督促企业各部门及员工严格按照内审报告中发生的问题及建议进行整改。二是财政部门应定期对辖区内企业内控制度执行情况与建立情况进行监督，加大对企业内控制度监督处罚力度，以督促企业积极建立与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4.加大财务人员业务技能培训力度。首先，企业应聘请财经院校教授、财政部门工作人员就《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在设计、与执行中应关注的事项等内容对财务人员进行培训，一来促使企业财务人员能够领会控制制度规范的精神，二来可以保证企业财务人员在制定本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时能够有效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提高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可操作性。其次，在企业各部门及员工之间广泛宣传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对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性，在增加企业员工法律意识的同时，使其树立正确的内部会计控制观念。

5.建立内控制度考核机制。 企业在开展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进行监督的同时，也应在企业内部建立内控执行考核机制，通过组织对各部门及员工一定期间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情况进行考评，对于积极并出色执行内控制度的部门及员工给予物质、精神方面的奖励，同时，对未能认真履行内控制度的部门及员工给予严厉的惩罚，以此鼓励企业全体员工树立内部会计控制意识，不断提升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效率。

6.严格企业授权与不相容职务分离制度。首先，企业应建立审批授权制度，按照经济业务金额及重要性对各级领导设置审批权限，例如，对于1000元以下由部门领导进行审批，1万元以上由企业总经理审批，10万元以上必须经企业董事会集体决策通过方可执行。其次，企业应建立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对经济业务风险点进行查找，并对各个风险控制点设置相应岗位，规定不准由一人经办某项经济业务全部过程，以降低个人因追求经济利益侵害企业资产的风险，经济业务由不同岗位工作人员之间形成有效制衡。例如，对于采购业务而言，禁止询价岗位与签订合同岗位由一人担任，避免办理人员与供应商串通侵害企业利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应科学制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积极查找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管理漏洞，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提升财务人员业务素质、建立考核机制等对策提高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效率，以充分发挥内控制度在保证资产完整、规范会计核算过程及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作用，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面临的各种风险，促使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志红：浅议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风险及防范，中国集体经济，2016年06期.

[2]刘学理：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风险及措施，企业导报，2014年10期.

作者：汪娜

企业审计报告与内控制度论文 篇2：

内部审计、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

【摘要】采用2010 ～ 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 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之间的关系及其经济后果的异质性。 研究表明， 内部审计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可以显著提高税收激进程度， 且这种效应具有分位数异质性。 对于税收激进程度低的企业， 内部审计的正向作用呈递减趋势; 对于税收激进程度适中的企业， 内部审计对税收激进具有正向作用，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于税收激进程度高的企业， 内部审计的正向作用呈递增趋势。 进一步分析发现， 企业的内部审计可以负向调节税收激进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关键词】内部审计;税收激进;企业价值;产权性质

一、引言

近年来， 很多研究将税收激进活动置于代理框架下， 并在治理环境中对其展开研究[1-4] 。 已有文献证明， 外部审计可以影响税收激进， 尤其是大型事务所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税收激进度[5-8] 。 谢盛纹、田莉[9] 发现审计专业知识可以抑制CEO权力与税收激进的正向关系。 曹越等[10] 认为， 自愿性审计的变更程度越高， 税收激进程度越低。 与上述观点相反的是，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外部审计与税收激进正相关， 且由于竞争和利益， 非整合审计会提高公司的税收激进程度， 达到招揽客户的目的[11，12] 。 Lisowsky[13] 和McGuire等[14] 认为提供咨询业务的事务所为企业提供积极税收筹划策略的可能性较大; 魏春燕[15] 亦发现审计师专业知识可以提高税收激进程度。

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虽然国内外文献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但均表明外部审计是影响税收激进的重要因素。 较之于外部审计， 内部审计亦具有监督、治理的作用， 且内部审计人员更熟悉企业的内部运营， 对行业的税收法规、政策更加关注， 因此， 内部审计可能亦会对税收激进产生影响， 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丰富内部审计文献。 近几年来， 作为企业治理结构的一项制度设计， 内部审计建设被强调和重视。 对于监管者、投资者以及公司管理层来说， 探索内部审计的效应均十分重要。 ②已有文献要么研究税收激进的动因， 要么研究其经济后果， 按照“影响因素→影响程度→经济后果”研究的综合文献较少。 企业价值的增长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现有文献已证明避税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关系， 并在治理环境中对其进行研究[16，17] ; 作为内部治理机制之一的内部审计可能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 相关研究不仅可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提供方向， 同时也可为内部审计制度的完善、政府部门更有效的监督提供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

税负是企业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激进的避税行为会给企业带来法律诉讼、监管惩处及声誉损失等风险成本， 亦会为企业带来避税收益， 因此， 税收规避应受到审计的关注[11] 。

一方面， 内部审计的“确认”职能要求控制风险、规范管理[18] ， 减少企业不合理的避税行为， 降低避税风险， 达到内部审计的合规性要求。 另外， 当激励契约失效时， 激进避税行为与管理层的“寻租”行为存在互补关系， 管理层倾向于采取较多的避税策略， 进而可以获取避税收益， 同时寻租行为也会增强管理层激进避税的意向和能力[19，20] 。 内部审计师可运用其专业技能分析内部代理问题， 认清管理层避税侵占收益的手段和动机， 进而抑制激进的企业税收行为。

另一方面， 内部审计的“咨询”职能要求提高效益、减少消耗[21] 。 企业避税可以获取节税收益， 提高企业的税收价值， 内部审计师可以充当企业的“税务咨询师”， 凭借其专业能力为企业提供避税的机会。 Mc Guire等[14] 指出， 外部审计人员可以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 其专业知识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避税机会[15] ; 外部审计质量与公司税收激进程度正相关， 且如果公司由“四大”审计， 这种效应更显著 [11] 。 而内部审计人员亦具有相应的税务知识技能， 且更熟悉企业内部运营情况， 更关注行业税收法规和政策， 其专业判断能力也将由此得到提升。 同时， 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会涉及与财务报表相关的项目， 比如收入、成本、资本结构调整等[15] ， 内部审计师可以凭借其专业技能发现避税机会， 从而制定避税计划、规划避税流程， 帮助公司获取税收收益。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 内部审计既有可能识别税收风险， 降低避税成本， 避免激进的避税行为， 又有可能借助其专业性发现避税机会， 增加激进的避税行为， 提高避税收益。 但由于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属于管理层或董事会管理， 其组织独立性有待加强， 内部审计监督治理功能较弱。 同时避税政策往往与董事会、高管层有直接关系， 避税可以减少企业现金流出、增加企业净利润， 而薪酬激励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董事会、高管层避税的积极性， 在为企业获取税收收益的同时， 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包括内部审计高管人员）也会享受由避税收益增加而带来的个人收入增加， 因此其“逐利行为”会驱使内部审计组织或个人更多凭借其专业能力帮助企业避税。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内部审计可以提高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

（二）产权性质、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

产权性质会影响公司的财务风险及风险规避意识， 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所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亦不同[22] ， 因此公司的治理机制会存在差异。 国有企业由于政府干预较多， 其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受到限制[23] ， 政府控制企业的方式主要有持股和人事任用两种：通过持股， 政府利用控制的企业帮其分担社会责任， 协助解决相关社会问题; 通过人事任用， 政府直接任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从而影响公司决策。 以上均会导致政府控制企业的行为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 限制内部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 同时， 由于政府可以较大力度干预国有企业， 向其分派的任务较多， 当遇到问题时， 国有企业更容易从当地政府获得帮助。 因此， 在国家持股的制度安排下， 企业设计的内部治理制度必须遵从政府的安排， 从而导致内部治理效果被削弱。 具体到内部审计的作用来说， 国有企业较之非国有企业避税动机较弱[24] ， 同时由于受到政府干预， 业绩基础（比如会计业绩）很难反映企业成员的真实努力程度， 管理层亦没有较强的薪酬业绩敏感度， 內部审计削弱管理层信息优势、凭借专业能力发现避税机会等作用不会显著影响国有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 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包括内部审计管理人员）可以直接分享到激进税收筹划所实现的税收收益， 这就进一步激励内部审计人员凭借其专业能力帮助企业发现避税机会， 提高其避税程度。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內部审计对税收激进的推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三）内部审计、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

关于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一方面， 避税可以抑制企业现金流出， 缓解融资约束问题， 提升企业价值[24] ; 另一方面， 避税引发的代理问题可以提高信息不对称程度， 增加监管成本， 降低企业价值[17] 。 因此， 税收激进可以通过避税收益与代理成本的相互作用， 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25] 。 内部治理机制可以调节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如果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运行良好， 管理者的自利代理行为将会得到抑制， 避税代理成本的抵消效应将会下降， 避税增加现金流入的收益效应会在企业价值中凸显出来; 如果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较弱， 避税成本的抵消作用会更加显著， 避税收益在企业价值中的效应会降低; 可见， 激进的税收行为可以提升内部治理良好企业的价值[26，27] 。 陈冬、唐建新[25] 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以通过推进税收激进行为来提高企业价值。 曹晓丽、甘日香[28] 亦研究发现， 如果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运行良好， 避税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因此， 应将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置于代理框架下， 并在治理环境中对其进行研究。 具体到本文， 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之一的内部审计亦会对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产生影响。 内部审计本身可以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监督， 减少企业的代理问题， 但其要依托主管部门或领导的“需求”[29] 。 目前，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领导部门是管理层或董事会， 公司避税政策往往与董事会、高管层有直接关系。 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治理层和管理层对薪酬业绩非常敏感， 避税动机更强烈， 为了追求避税收益， 董事会或高管会要求内部审计部门或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帮助公司避税， 但由于独立性缺乏、法律地位无法保障， 内部审计难以发挥对管理层的“抽租”或“寻租”行为的监督治理作用， 导致避税代理成本增加。 因此， 在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 虽然内部审计师可以运用其专业技能帮助企业提高避税收益， 但较之于有限的避税收益， 有效监督缺失导致避税代理成本增加的作用更加显著， 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长期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内部审计对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税收激进和企业价值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 ～ 2017年一般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不包括ST、PT公司、金融保险业和缺失变量， 并将实际所得税率大于1或小于0、所得税费用小于0的样本剔除， 最终获得5532个数据样本。 另外， 对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 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内部审计数据通过手工整理汇总， 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对税收激进变量采用会税差异衡量：①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 本文采用经年末总资产标准化的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 即（税前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资产; ②消除应计利润影响之后的会税差异（dd_btd）， btdi，t=α1tai，t+φi+εi，t， ta=（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资产， dd_btd是btd和ta的回归残差， dd_btd=φi+εi，t， 其中φi、εi，t分别表示会税差异固定特征部分和可变特征部分， 税收激进程度越高， btd和dd_btd越大。

2. 解释变量。 参考梅丹[30] 、赵保卿和徐豪萍[31] 的相关研究成果， 构建影响内部审计的因素指标， 对其赋予相同的权重并进行加和， 构建综合指标iaq（具体指标见表1）。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 在检验H1和H2的过程中， 本文选取（asset）、财务杠杆（lev）、流动资产率（tzl）、固定资产结构（axl）、无形资产结构（wzl）、两职兼任（ceo）作为控制变量。 考虑到TobinQ值衡量业绩“噪音”较大， 净资产收益率易受操纵， 因此使用年度行业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价值的替代变量。 在检验H3的过程中， 本文选取资产（asset）、财务杠杆（lev）、成长性（grow）、股权集中度（top1）、两职兼任（ceo）、独董比例（dr）、董事会规模（board）作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定义具体见表2。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1， 建立模型（1）和（2）， 其中etr1、etr2为因变量， iaq为自变量; 建立模型（3）和（4）检验假设3， 其中roa为因变量， 引入交叉项iaq×etr检验内部审计对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 将内部审计iaq滞后一期以控制可能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etr1i，t=α0+α1iaqi，t-1+α2asseti，t+α3levi，t+

α4tzli，t+α5axli，t+α6wzli，t+α7ceoi，t+year+

industry+ε   （1）

etr2i，t=α0+α1iaqi，t-1+α2asseti，t+α3levi，t+

α4tzli，t+α5axli，t+α6wzli，t+α7ceoi，t+year+

industry+ε （2）

roai，t=α0+α1iaqi，t-1+α2etr1i，t+α3iaqi，t-1×

etr1i，t+α4asseti，t+α5levi，t+α6growi，t+α7top1i，t+

α8ceoi，t+α9boardi，t+α10dri，t+year+industry+ε        （3）

roai，t=α0+α1iaqi，t-1+α2etr2i，t+α3iaqi，t-1×

etr2i，t+α4asseti，t+α5levi，t+α6growi，t+α7top1i，t+

α8ceoi，t+α9boardi，t+α10dri，t+year+industry+ε        （4）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 内部审计均值为2.730， 说明内部审计质量有待提高; 最小值为1.750、最大值为4、标准差为0.548， 说明内部审计质量差异较显著。 从四个指标来看， 组织地位（status）均值为2.924， 表明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有待提高; 审计范围（scope）均值为3.375， 表明内部审计部门或个人的业务范围较集中于合规性审计、专项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审计规模（size）均值和中位数较为接近（分别为1.962和1）， 这表明样本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规模不大， 且样本公司内部审计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较为均衡; 胜任能力（nl）最小值为2、最大值为4、均值为3.244， 表明公司会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制定相应的内部审计规章制度， 对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工作流程等诸多方面进行要求和管理。 企业税收激进度etr1和etr2的均值分别为0和0.003， 中值分别为-0.002和0.001， 这表明避税存在于大部分样本公司中。 其中， etr1的极值分别为0.179和-0.150， etr2的极值分别为0.158和-0.124， 表明公司之间的避税程度差异较大。 资产收益率（roa）的极值分别为-0.313、0.208， 标准差为0.088， 表明不同公司的价值亦存在差异。

（二）实证结果分析

1. 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的关系检验。 表4列示了H1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内部审计的系数分别为0.0024和0.0026， 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正相关， 揭示了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伴随着内部审计质量的提高得到了显著提升， H1得到验证。 具体到四个子指标， 组织地位（status）的两个系数分别为-0.0014和-0.0009， 且前者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内部审计的组织地位与税收激进负相关。 内部审计范围（scope）和审计规模（size）的系数均为正， 且均具有统计意义， 表明内部审计的范围和规模可以对税收激进产生正向影响。 内部审计胜任能力（nl）的系数均为正， 但不显著， 说明内部审计的胜任能力可以提升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 但不显著。

分位数回归是一种验证企业治理影响避税层次差异性的有效工具[32] ， 表5列示了内部审计对不同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 虽然总体上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正相关， 但是不同分位数上内部审计对税收激进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 即在0.1分位点处， 内部审计质量（iaq）系数均为正， 但显著性却由1%降为10%。 在0.5分位点处， 内部审计系数均不显著; 在0.7分位点处， 内部审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在0.9分位点处， iaq系数达到最大值， 分别为0.0046、0.0054，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 内部审计可以正向影响税收激进， 且主要在两个极端较为显著， 即内部审计会推进低税收激进程度企业的避税行为， 但随着税收激进程度的提高， 内部审计的推进作用逐渐下降; 而当激进程度到 0.7分位点以上， 虽然伴有高风险和成本， 但当避税给企业带来的税后收益足够大时， 内部审计在避税决策上又体现为激进而非保守， 具有一种“赌徒心理”。

2. 产权性质对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关系的影响。 在表6中， 不论是以etr1还是etr2作为测度指标，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变量均不显著; 非国有企业iaq系数分别为0.0047、0.0051， 均具有统计意义， 这说明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的正向关系在非国企业中更明显， H2得到验证。 具体到内部审计的四个子指标4， status的系数为-0.0019， 但不显著， 说明内部审计的组织地位越独立， 避税程度越小， 但这种效应不显著。 scope和siz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内部审计的范围和规模可以提高税收激进程度。 nl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说明内部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可以提升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 结论与全样本基本一致。

表7列示了分位数回归结果， 非国有企业iaq系数和显著性水平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降低; 但在0.7分位点， iaq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又开始上升; 在0.9分位點， 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达到最大值。 这说明内部审计对税收激进的正向影响， 主要表现在分位点较低和较高的两端， 结论与全样本一致。

3. 内部审计、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 表8中全样本etr1×iaq、etr2×iaq系数分别为-0.0394、-0.0365， 均不显著， 这说明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的交互项可以降低企业价值， 但这种效应不显著。 区分不同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etr1×iaq、etr2×iaq系数均为正， 但不显著， 这说明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和税收激进交互项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但这种效应不显著; 非国有企业etr1×iaq、etr2×iaq系数分别为-0.1522、

-0.1380， 且均具有统计意义， 结果较稳健， 说明非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和税收激进的交互项对企业价值影响显著为负。

表9列示了非国有企业分位数结果。 结果显示， 0.9分位点以下， 虽然etr1×iaq、etr2×iaq系数和显著性水平随分位点增长呈降低趋势， 但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交互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均为负， 说明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之一的内部审计可以对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尤其是非国有企业两者的关系产生反向调节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解决该问题， 其中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关系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内部审计、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三者的关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结论未有较大变化。

2. 改变变量方法。 采用以下方式重新检验：内部审计的四个指标分别根据中位数赋值， 大于中位数的取1， 否则为0， 并对四个指标加总求和， 重新测量内部审计的质量， 对模型（1） ～ （4）进行检验; 采用有效税率作为税收激进的替代变量， 对模型（1） ～ （4）重新进行检验， 其中有效税率与税收激进负相关; 采用经年度行业调整的息税前利润率作为企业价值的替代指标， 重新对模型（3）和（4）进行检验， 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五、结论

采用2010 ～ 2017年上市公司數据， 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的关系及其经济后果的异质性， 研究结果表明：①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正相关， 其中内部审计的范围和规模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 且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这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对税收的管理， 更多是从税务咨询的角度帮助企业避税， 以获取更高的税收收益， 其监督治理能力仍需完善和提高。 ②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 内部审计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对于10%分位以下、90%分位以上的税收激进行为更加支持， 说明内部审计对于低程度税收激进行为关注的同时， 对于高程度税收激进行为尤其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税收收益的行为更加偏好。 ③内部审计对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且在非国有企业中较显著， 说明虽然内部审计短期内可以给企业带来避税收益， 但由于不能很好地缓解代理问题， 会降低企业价值尤其是非国有企业价值。

虽然上述结论表明目前企业的内部审计制度在避税管理方面重“收益”轻“规范”， 但随着国家对内部审计重视程度的提升、相关法规的完备， 内部审计应当可以发挥其治理、管理职能。 因此， 首先应重点关注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建设， 保证内部审计适度规模的资源投入， 确保内部审计制度设计合理且运行有效。 同时， 健全内部审计领导机制， 保障其独立性， 更好地制衡各级代理人的行为[33] ， 填补其在内部治理中的空缺。 其次， 内部审计要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整合内控等领域精准发力， 提升其队伍的专业化、多元化， 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 稳步提升其治理能力， 真正为企业实现价值、创造价值。 最后， 要提高激进避税的法律责任风险、强化避税信息披露， 从外部环境抑制企业在避税管理上的“赌徒心理”， 减少激进的税收行为。

本文尝试性地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的关系及其经济后果的异质性， 后续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①如果信息可采集， 界定内部审计的指标可拓宽至内部审计报告、会议等; ②可以考虑其他外部或内部治理因素对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关系的调节作用; ③公司治理机制根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特点进行选择， 内部审计对税收激进的影响在不同生命周期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可以考虑生命周期对两者关系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 ④可将不同产权性质进一步细化为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内部审计与税收激进的关系及其经济后果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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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军梅 仇娟东

企业审计报告与内控制度论文 篇3：

环境保护内部控制体系研究

摘要：本文从受托环保责任出发分析了企业环境保护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特征，并从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分析了环保内控制度构建的要求及评价的方法。本文认为，有效的环境保护内控制度可以使企业尽到其所应承担的环保责任，并有助于财务绩效的提升。

关键词：受托环保责任 环境保护 内部控制 体系构建

一、引言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体系，环境保护逐渐被摆上了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日渐突出，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时，也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如何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保的法律法规，但从实施与执行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各种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从企业层面来看，主要是因为无法理顺企业利润最大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环境保护能带给企业的收益很少，致使大多数企业往往单纯追求利润而忽视对资源与环境的关注与保护。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理应积极地参与环境保护工作，以补偿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在现代环境经济学理念下，企业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不再仅仅视为一种成本与费用，而是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的投资。企业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两者可能实现递增的报酬（杨东宁、周长辉，2004）。环境绩效改善的企业，能够运用其优势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从而促进财务绩效的改善；而财务绩效的改善将促进企业更有动力和能力去改善环境绩效。国内外很多的实证研究也说明了环境支出及环境预防措施将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胡曲应，2012）。二者关系的重构，将使企业放弃环保支出不利于企业绩效的观点，从而使企业内在更有动力去追求环境的改善。企业将由受制于政府压力而被动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转为主动地、有意识地提高环境绩效，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环保措施执行不利的局面，提高全社会参与环保的积极性。企业层面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环保行为的改善，有赖于上至董事会下至普通员工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一致的行动，而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实施和完善将为企业全体成员提供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二、环境保护内部控制的理论依据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前者指无法排除其他人从环境中获得利益，后者指消费者的增加不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基于公共物品的两种特性，使得环境成为任何组织、个人均可消费的产品，而又无需付出额外的代价，每个消费者都会做一个“免费搭车者”，从环境中索取资源，因此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外部性则使得企业从环境中索取转变为对环境的破坏。负外部性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使社会成员遭受损失而未得到补偿的现象”；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产生严重的外部不经济，但是并没有承担由于外部不经济所造成的损失的成本，给他人利益造成了损益，加大了社会成本，以致外部相关者不得不承担这种损失。环境公共资源产权不明及企业生产经营的负外部性，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角度分析。而经济手段的运用，是经实践证明了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之一，如对污染企业征收排污费，通过税收优惠、加速折旧、环保奖励及处罚等方式鼓励或约束企业的行为等，使之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方面的要求。

受托环保责任是企业建立环境保护内部控制的理论依据（李璐，2012）。受托环保责任是在受托责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托责任认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资金及资源，具有代他人保管和运用这些资金和资源的权利，同时对委托人承担以下责任：以最大的忠诚，最使委托人满意的方式运用受托资金和资源，完成委托人的托付；向他们报告，请求解除责任。在受托环保责任中，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不能仅为少数人所拥有，因此社会公众是环境资源的最终所有者，是委托人。使用各种环境资源的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是受托人，他们承担合理管理和利用环境资源并向委托人报告的义务。受托人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充分保障委托人的环境权利，以恰当的方式使用环境资源，并向委托人真实披露环境资源的使用情况。受托环保责任关系如图1所示。

三、环境保护内部控制体系的特征

环境保护内部控制可以视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成本效益原则，企业无需再单独设置一套环保内控体系，而应在现有内控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相关的制度要求，以实现相应的目标。概括起来，环境保护内部控制体系是企业全面内控体系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部分的集合，除具有内部控制共同的特征外，还应具有以下特征。

（一）需要体现企业受托环保责任。企业内部存在着多种受托责任，如董事会对股东的责任、管理层对治理层的责任等，环境保护内部控制要求的是企业及其治理层与管理层履行其对社会公众的受托环保责任，即合理的管理与使用环境资源（行动责任）并向公众披露环境信息（报告责任）的责任。企业的内部控制需要有利于企业环境业绩的改善与提升，促进资源与能耗的节约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废物排放及废物回收利用来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其对环境的掠夺与破坏，履行社会责任以提高企业形象，增强社会影响力。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应以货币信息及非货币信息披露企业环境资源利用及改善情况，通过完善的内部制度来保障信息披露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维护包括股东、债权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权利。企业在处理各种环境事务时需要协调受托环保责任与其他受托责任的关系，合理寻找彼此之间的契合点，以实现共赢。

（二）需要实现环境保护理念的转变。环境保护内部控制需要将企业环境保护行为纳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使之成为一种惯例性及程序性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动，这就需要企业人员及相关者环保理念的转变。通常来说，企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成本包括环保内部控制的建设、相关职能部门的支出及采取的各种环保行为的开支，而取得的效益包括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产品差异化的实现、企业文化的改善及社会形象的提升，以及避免因受到环保部门处罚而带来的潜在损失等，而企业形象提升带来的社会及经济价值是无法简单地用货币衡量的。企业的环保支出不再是一种费用与负担，而是可以像其他财务投资一样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并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三）需要遵循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合法性目标是内部控制的五个目标之一，但往往强调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合法合规，而忽视环境保护相关的要求，其原因在于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润。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企业环境保护内部控制的建立需要加强对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研究，满足其基本的要求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实践。当前，我国已建成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循环经济、清洁能源等一系列相对完整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只有建立健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有效的实施，减少企业违反环保法规而造成的损失。

四、环境保护内部控制制度的构建

与内部控制的目标类似，环境保护内部控制体系也包括四个层次的目标：战略目标，实现企业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并与企业的长远目标相一致，如发展绿色产业、环保经济等；营运目标，高效、清洁的管理与利用环境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报告目标，向社会公众真实、合法地披露环境责任报告；遵循法令目标，遵循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前所述，企业需要在现有内部控制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以实现相应的环保目标。因此，企业环境保护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也应是在现有内部控制五个要素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

（一）控制环境。控制环境是其他内部控制要素的基础，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成效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目标和发展战略，指导企业各项环保活动的运行，使企业制定的环保政策符合环保目标和战略的要求。同时通过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使员工转变环保理念，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企业文化。社会责任、企业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将对企业环境保护策略的落实起到良好的润滑作用。对于一些能耗高、污染重的大型企业，可以设置环境保护部门，作为执行环保战略的职能机构，将企业的环保目标分解为执行性强、便于考核的年度或季度目标；通过研究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将企业的环保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当中；设置奖惩考核制度，激励各部门和员工积极开展环保活动；保障企业生产经营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在董事会中设置环境考核委员会，作为制定与执行环境保护内部控制的最高决策机构。有效的内控制度的实施需要良好的控制环境的支持，因此企业应为环境保护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风险评估。企业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应当考虑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风险包括两个层次：（1）单位整体层级风险，如没有制定环保战略或战略制定不当，环保部门职责不明确等。这类风险对企业具有较大的不利影响，企业应采取相应措施防范此类风险的发生。按风险的来源分，整体层级风险来源包括外部因素（如自然环境的改变，新的环保法规的出台，顾客需求的变化等）和内部因素（如企业经营的性质、员工理念不符合要求、监督不力等），不同因素的风险导致风险的性质及影响程度不同，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会有较大的差别。（2）作业层级风险，指生产、销售、采购等作业环节可能造成的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相对于整体风险而言，作业层级风险的影响较小，但仍存在着作业风险导致严重潜在不利影响的行为。因此，企业应当尽可能的识别各项作业风险，并对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的严重程度进行评级，采取规避、降低、转移、承受等手段将风险降低至对企业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水平。

（三）控制活动。针对风险评估识识别的环境风险，企业应采取适当的控制活动以降低风险。对于作业层级的风险，企业可以在重构作业流程的过程中融入更多的环境因素，制定一套优化的作业标准与流程，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偏离后应有恰当的反馈机制对偏离进行调整以符合控制标准的要求。同时在绩效考评中纳入环境因素，增加环境考评因素在高消耗、高污染部门考核中的比重。对于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投资项目，应当由环保职能部门单独进行环境评估，并且在项目投资及后续运营过程中持续进行环境检查，消除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此外，企业还应当建立重大环境灾害突发预警机制，在突发环境灾害时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其不利影响，避免灾害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环境会计制度，核算环境成本与会计收益，从会计角度对企业的环境活动进行核算、控制与监督。

（四）信息与沟通。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获取与环境相关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以判断这些信息的价值，评估其对企业受托环保责任的影响，并采取适当的行动。环保信息的来源既有内部信息，如企业环保支出水平、变动情况，又有外部来源，如竞争对手相应采取的环保措施等。企业信息监测系统在收集生产经营状况信息的同时也应该收集环保方面的信息，作为履行受托责任的依据。同时企业内部也要加强信息之间的沟通，向下将环保理念与环保意识传达给基层员工，向上将员工所接触到的环境方面的变化传达给管理层及治理层。除此之外，加强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如与环保部门的沟通、向公众报告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等，也有助于企业环境风险的降低。

（五）内部监督。企业管理部门应持续对环境保护内部控制制度进行监督，以发现内部控制制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就出现的新情况、新风险进行修正。内部监督的方式包括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企业管理层在履行日常管理职责时，应取得内部控制持续发挥作用的依据，同时定期对记录的资料进行核对，加强与员工的沟通等，以维持其日常运行的准确性。同时，内部审计机构应对企业的环保内控制度定期进行专项监督，评估制度的设计及执行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对不再适应现实情况的制度进行修正，针对企业面临的新的环境风险制定新的应对措施，以保持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持续发挥作用。

五、环境保护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

企业对内部控制进行自我评价时应同时评价环境保护内部控制，以降低评价的成本。企业无需对环保内控制度单独出具评价报告，但应单独出具环境报告书，以向社会公众报告其受托环保责任履行情况。环境报告书应当包括企业的环境目标与环境战略、所面临的环境风险、环境管理体系、环保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及环境业绩等内容，并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同时，企业也应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对环境保护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及环境报告书进行审计，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出具审计报告。企业董事会及管理层在收到评价报告后应及时进行讨论与沟通，修正与完善相关的制度。

六、结论

企业所承担的受托环保责任及提高企业全面绩效的动机要求企业关注环境保护情况，并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履行其对社会公众的环保责任。企业的环保支出不应再视为一项费用与负担，而是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的资源。基于企业环保意识的转变，本文提出了环境保护内部控制制度，分析了其特点，并逐一分析了环境保护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的构建要求。本文认为，有效的环境保护内控制度可以使企业尽到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有助于财务绩效的提升。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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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