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疾病商品医学教育论文

为贯彻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做好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要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教育指示精神，我们建议筹建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和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这对于开展应对突发事件的医学科普研究和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一次次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发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健康疾病商品医学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健康疾病商品医学教育论文 篇1：

浅谈新医学模式下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

摘要：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及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培养具备良好人文素养的临床医生是我国21世纪医学教育的重要方向。但如何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以满足社会对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从多角度分析了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方式，探索了适应现代医学发展需要的医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模式。

关键词：医学生 医学模式 人文素养

21世纪以来，生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医学模式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人文因素的重要性。教育部和卫生部印发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中提出，“临床医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医学毕业生”。职业态度和伦理行为已成为医疗实践的核心，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医学教育已不能适应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应树立现代医学教育理念，加强人文素养教育，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性化健康服务的需要。本文就医学本科人文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多角度分析了医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方式，探索了适应现代医学发展需要的医学生培养模式。

一、医学生人文素养的现况

医学生人文素养是指医学生在医学教育过程中，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和自身实践等途径对人文、心理、美学等方面知识进行学习与修养，形成内化与身心的特有学问、涵养、品格及气质。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习前苏联教育模式实施高等学校教育改革，实施单科办学的道路，将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分离，导致了人文教育与医学教育的分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品经济使人们更加注重效率、竞争，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只重视专业知识学习、专业技能训练，轻视人文素养培养，导致部分医学生政治素质底下，缺乏对社会历史、现实的辩证思考能力；道德观念淡漠、道德底线脆弱；部分学生对病人冷漠、不负责任，对生命缺乏关爱，缺少社会责任感；文史哲知识匮乏，知识面狭窄单一，表达能力差；部分学生精神空虚、生活品位较低、盲目追求物质利益[1]。因此如何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成为培养现代高素质的卫生人才的关键，也是当前医学教育改革的关键。

二、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

医学高校是培养医学专业人才的基地，医学生的素质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医学属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科学体系范畴，虽然医学高校培养了大批实用型医学人才，但传统培养模式只注重人的生物性，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人文、社会、心理等其他因素对患者的影响，这样培养出的医学人才不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容易造成医患关系紧张，不断加剧医患矛盾，难以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现代医学治疗更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以尽量削弱治疗可能会对患者造成的未知影响。因此，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培养医学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和医学行业发展的现实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学高校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同时重视病人的疾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会从人文角度去审视医学，正确处理医患关系，提升医疗效果。因此，如何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是我国现代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对策

（一）转变思想观念，构建医学教育新模式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要求增添了许多新的内涵，医学者应根据时代的要求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但目前仍有大部分教育者唯“技术至上”，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只要学生掌握了扎实的专业技能，胜任未来岗位要求就达到了职业教育的目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导致在医学教育中盲目追求科学技术教育，只重视医学生科学技能的培养，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因此，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要，高校医学教育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树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在对医学生的培养过程重视人文素养的渗透，将人文素质教育作为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不仅具有全面医学技能知识，而且具备高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的新时代医学生。

（二）深化教学改革，科学设置医学人文教育课程

传统的医学教育实施单科办学的道路，将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分离，注重自然科学忽视人文教育，致使我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设置单一、教学模式不合理。因此，要培养高人文素养的医学生，必须对目前教学模式加以改革，实现医学专业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的融合。在美国的高等医学教育标准中，60个标准里仅有约1/3是医学基础和临床的概念，而近2/3是医学伦理、医学道德、人际交流、卫生保健、管理与成本、效率与效益。这样的医学相关概念，美国、德国的人文课时多达20%-25%，英国、日本约为10%-15%[2]。而目前我国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课程只占所有课程的1.71%，人文课时占总课时的8%[3]。因此，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课程体系改革与调整，注重人文课程的体系建设，修订教学计划，消减课程中重复内容，增大人文课程比例，借鉴国内外医学院校的经驗，增设人文课程，如行为学、社会学、法学、哲学、逻辑学、艺术等课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具有医学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在教授医学生科学技能的同时，分析和研究其相对应的人文社会问题，全面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格品质。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应在医学生的课程学习中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人文思维与兴趣，如采用启发式教学、问题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的人文培养，让学生在教学中主动学习知识并找到答案，实现医学专业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的全面结合，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能力。

（三）加强学科建设，提高教师人文教学水平

传统的医学教育是针对性很强的专业教育。学科的分离导致我国目前高校医学教育学科建设单一，专业划分过于明确，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脱节，师资结构不合理，学科力量薄弱，教育水平低下。优良的师资队伍是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成功的关键。教师的人文素养对学生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而目前我国教授人文课程的教师或由文科学校毕业不具备医学知识，或由医学院校毕业对人文社科了解不深，不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故在教师的授课过程中很少能全面教授人文知识，造成了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偏低。因此，重新定位人文素养教育的位置，聘请专职的人文教师加强人文教学，提高人文学科力量已迫在眉睫。医学院校应通过各种渠道引进校内外人文素质教育人才组建具备高人文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教师队伍。对在职人文社科教师，鼓励其外出进修、留学、集体备课、跟班听课等途径提高人文教育业务水平。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搭建医学人文素质实践平台

校园环境是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必须注重营造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确保校园人文环境的导向性和有效性。但长久以来，“分裂”的医学教育模式只注重医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忽略了校园人文环境的建设。良好的校园氛围对构建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医学高校应加强校园人文环境的建设，营造浓厚的人文素质教育环境氛围，如定期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或者结合医疗行业热点，邀请校内外专家进行知识讲座、辩论赛、讨论会等深入剖析人文素养对社会的影响。此外，学校还可以组织各种社团活动，使学生在每日的熏陶中逐渐领略人文素养的内涵，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还要有与之适应的人文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体检义诊、科普宣传、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多种实践活动，既可以增长学生的社会经验，也可拓展学生的视野，增进知识，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逐步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

四、结语

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是当今医学模式转变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医学人才的基本要求。医学院校应转变医学教育理念，通过各种途径切实培养具备良好医学技能及人文素养的新型医学人才，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对现代医学发展的时代需求。

参考文献：

[1]谷昊，白磊，常浩生，吐尔洪·吐逊.对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现状及改善对策的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5）：259-

261.

[2]连婕，燕娟，王洪奇.哈佛医学院医学人

文课程体系设置探析[J].医学与哲学，2013

（8A）：26-29.

[3]赵书峰，滕志香，景學安，郝岗平，韩子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J].卫生政策与管理，2012（25）：130-13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81401254）；广州市教育局资助项目

（1201430205）。

作者简介：

杜红姿（1972- ），女，硕士，主要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及实验室研究。

备注：本文的通讯作者为康祥锦。

（责编 张翼翔）

作者：杜红姿 丁悦 黄玉玲 康祥锦

健康疾病商品医学教育论文 篇2：

疫情后，当筹建国家卫生健康博物馆

为贯彻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做好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要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教育指示精神，我们建议筹建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和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这对于开展应对突发事件的医学科普研究和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一次次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所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平时个体疾病，这是对我们预防医学科普教育的考验。

每当疫情来临，各种谣言横行，由于我们医学科普工作准备不足，仓促应战，由此产生的次生灾害比疫情本身所造成的伤害更为严重。而每一次疫情过后，这类医学科普教育也少有人问津。

与此同时，我国至今尚未建立一所国家级现代医学博物馆，公众几乎看不到有关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的实物展馆，很多健康知识只能上网查询，而且这类网络医学信息鱼龙混杂，缺乏公信力。

俗话说眼见为实，公众更希望有一家医学博物馆，来引导他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能够从中亲身体验一些在医院里各科医生解答不了或者不能及时反馈的问题。为此，建立长期有效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普及健康与疾病的医学科普机构，建立一所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和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开展这类科普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并且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先说说设想中的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的？

第一，它是预防医学历史展馆。这里要展示的是我国预防医学发展历程和辉煌业绩，包括领导关怀、预防医学发展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高等级成果等内容。

第二，是以突发事件为主题的展馆，我国应对突发事件法中，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四大类，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是其中之一，它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而突发事件涉及到的有百余种伤害的医学问题，不是一个防疫博物馆所能解决的，我们要做的是全科医学博物馆。

第三，是卫生与健康科普展馆，主要展示疾病与健康基础知识。利用人体标本介绍人体解剖知识，利用病理标本介绍疾病和伤害知识，利用动物、昆虫、寄生虫、植物等标本介绍相关媒介物传播疾病知识。此外，利用图片介绍超微和分子水平的病毒等微生物疾病知识。

第四，是中医药标本展馆，主要是利用中药标本展示中医药在预防医学中的作用。

第五，是卫生设备和技术展区：系统展示我国预防医学的主要卫生装备和器材，介绍卫生防护装备技术，急救技术和检验技术等等。

第六，是學术对外交流展馆，展示我国预防医学对外交流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等。

再来看看设想中的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是做什么的？

它是主要针对突发事件中进行应急医学救援的野外体验及培训教育场所。包括自然灾害训练区，建有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台风、暴雨、洪水等气象灾害，森林火灾等灾害模拟场景;事故灾难训练区，建有交通、消防、核化生、安全生产等模拟场景;公共卫生事件训练区，建有野外急救训练、应急医学救援、新发传染病消毒训练等模拟场景;社会安全事件训练区，建有校园安全、恐怖袭击等野外训练模拟场景。我们曾经考察多个国家此类场地，在国际上有很多将科普与游乐场结合的成功案例，美国环球主题公园很多展示的就是突发事件内容，寓教于乐。

建设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暨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有什么必要？

第一，完整展示突发公共事件中医学科普内容的需要。一方面是突发事件中引发的医学问题，这上百种伤害，在平时的生活中很难见到，公众也没预防知识的准备，灾害来临自然乱了方寸，有这样一个系统全面的博物馆介绍和训练场演习，要比现在的状况好得多。第二，我国防疫工作曾取得辉煌业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重大突发事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在抗疫情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值得珍藏和世代相传。第三，在我国从古至今积累了丰富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随着时间推移，大量史料和文物正在流失，老一辈科学家作为历史见证人也在消失，再不进行抢救将会留有遗憾。建立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正是对现代医学史进行抢救性保护的最好方式之一。第四，当前我国无论是现代医学和中医药学都没一个国家级展示窗口进行对外交流。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建有国家医学博物馆、防灾教育馆和应急医学教育馆，笔者近几年来走访了数百家国内外的医学博物馆和防灾教育馆，看到我们在窗口教育方面还存在短板，只有下大力去抓，才有利于提升我国医学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力。第五，突发卫生事件科普教育和医学培训的需要。突发卫生事件科普教育涉及面广，研究领域特殊。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暨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将分室内展馆和室外训练基地，不仅提供一个针对公众进行医学科普教育的场所，而且，也提供了为医学应急救援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基地，满足各高校、医院、科研机构培训预防医学专业人士的需求。第六，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中国人曾经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甩掉了一切污名。我们借助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全方位记录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增强中国人民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凝聚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信心，这个馆也将成为一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最后，我们谈谈建设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暨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的可行性问题。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的中心，有利于开展全国、国际性的交流，是建馆较为理想地方。如在北京动物园、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地区，这里是博物馆聚集的地方，利用北京城市改造遗留的商品批发市场或者工业遗址，如北京动物园、大红门地区商品批发市场等，道路通畅，交通便利，博物馆之间可以相互带动观众流量。而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可选择在京津冀地区的郊野公园或者工厂遗址，适合北京及其周边城市观众参观。

总之，我们应该开展建设国家卫生与健康博物馆暨国家应急医学教育科学园的工作，尽快成立筹备委员会，提交各类议案，征集展品和资料。随着我国实力增强，这项工作也不难实现，且不需要再重复建设防疫博物馆等与国际上不太接轨的科普场所。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应该尽早列入我们国家的建设规划当中。

作者：王晓民

健康疾病商品医学教育论文 篇3：

关注处于深刻变化中的医学

天地间的任何事物都始终处于变化中，医学也是这样。今日医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一般的渐变或微变，而是指当代医学发展中的新走向、新趋势，是指医学发展进程中的某种质的飞跃，即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飞跃，向从现代医学向后现代医学的飞跃。今日的医学，它的目标和价值正在变得多元，它原来所鄙视的现在却与之结伴同行，它的一些方面甚至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从治病走向致病；它治病救人的传统面貌在一些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不为人们所认识。医学的这些变化，有的令人高兴，有的令人忧虑和惶恐。

现代医学从1543年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一书问世以来，一直沿着技术化的方向前进。从器官病理学、细胞病理学、免疫病理学到现在的基因病理学，可以说在技术上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可以，可以通过胚胎干细胞培育人体需要的组织和器官，可以组装人体，现在医学似乎是无所不能了。现代医学始终抱着这样一种信念：任何疾病都表现为人体某一部分正常体征的变化；使用各种技术手段，一定能找到人体之病变所在，然后采取各种技术手段加以清除；疾病是指有病之躯体，不是身心统一人。现代医学沿着完全依靠技术征服疾病的方向前进，的确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许多疾病被治愈了，一些疾病甚至被消除了。但是，人们的健康似乎仍然处于各种各样疾病的威胁之中。一些疾病，尽管使用最先进的诊察手段，却找不到人体患病的部位，而另一些明确无误地存在疾病的基因却未演变为疾病；在治疗方面，尽管我们费尽了力气，用尽了各种手段，许多疾病却无法去除病根，而只能暂时延缓生命或阻断某些症状。疾病被“治愈”了，但病人仍处于“痛苦”之中。所有这些情况令人彷徨。1977年，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恩格尔在《科学》杂志196(4286)期发表的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型：对生物医学的挑战”指出，当代医学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扩充对疾病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应将心理、行为、社会因素纳入医学研究的范围。现代医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重大转变就是在重视和关注疾病的生物因素的同时，也重视调节社会、心理、环境因素对疾病、健康的影响。例如，新的医学观念提出的脑卒中治疗单元(Stroke unit，SU)治疗观念，就是将卒中病人的药物治疗、肢体康复、语言训练、心理康复和健康教育综合为一体，形成了对脑卒中病人完整的治疗和管理模式，使治疗、心理干预、康复、人文关怀等医院内外的工作综合为一体，使医院功能向社区延伸，大大提高了脑卒中病人的治愈率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降低了致残率。目前SU已经在英国256家医院得到推广，有的地区，如英格兰的普及率达到了82％。又比如，我国同济大学医学院胡大一教授提出的对急性冠状综合征治疗的五环模式，即将该类病人来院前的照顾、病人的转送、院内各科的配合治疗、编制生命网、社区互动等五个环节全程覆盖，这就体现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医生们在诊治疾病时，不再限于病人躯体之病变，而是综合考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当代医学的观念从理论和实践上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医学在实践上从生物医学走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这是当代医学发生的第一个变化。

当代医学的第二个变化，是医学开始从分析走向综合，从局部走向整体。医学最初是从整体开始的，以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渐重视对局部和微观的研究。学科愈分愈细，愈分愈多，每一个医生，都沉迷于自己的专科，期待着在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里发现点什么。于是，专科以外的人体其他部分，人体的心理、精神部分，人体与社会、环境的部分，在医生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但是，当他们陷入这种境地时，他们对自己的专业研究却日渐失真，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往往事与愿违。例如，据丹麦、瑞典和芬兰的科学家对45000(9万人)对双胞胎癌症发病率的研究，遗传性基因的起的作用仅占30％左右，大多数人患有癌症与环境、精神、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张田勘：解析基因时代，文汇报，2001年2月17日)。人们日益认识到，医学的专业分工研究，需要一种新的综合的；整体的方法来补充。这里的所谓整体，是指人的整个机体的整体，是人的机体与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整体，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和生态的整体，它们都是相互制约的。无视整体，很难对疾病、健康有切实和真正的了解。事物认识的辩证法往往是否定之否定，从起点回到更高层次的原点。医学也是这样。最近一些年来，全人医疗概念的提出，就反映了医学整体化的趋势。所谓全人医疗，就是从病人的整体情况来把握对疾病的治疗。它包括对疾病的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和行为学、疾病史和疾病经济学的了解。其目标不仅是要解除病痛，还要解除产生疾病造成的心理痛苦，使病人身心全面康复。与全人医疗或整体医疗相适应，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试验将医院的科室重新组合，克服只见疾病而不见病人的缺陷。如英国的一些医院正在尝试组织多专业的团队和每周一次的多专业的会议，创造全视角观察和治疗疾病的条件，以适应全人医疗的需要；我国北京有的医院也在试图建立疾病中心，打破传统医院的结构，以克服单纯以医生的专业设置科室、仅从专科角度了解病人，忽略了病人的整体的缺陷，实现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医生为中心的目标。所有这些，都表明医学已经开始了从只重病也重视人、从只重局部的专科同时也重视整体综合医疗的变化。这是当代医学第二个变化。

医学在其开始时，是依靠人体自然力来治愈疾病的。希腊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曾说：“治愈是通过自然力而获得。而自然力是生命所造成的。医师实施治疗的目的，是帮助恢复自然力。”(卡斯蒂廖尼：《医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中医的扶正祛邪，也是这种观点的反映。但是，随着近代医学的进步，医学的治疗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医学认为自身有无限的威力，认为医学可以代替自然力、可能越过自然力以治愈疾病。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医学博士拉·美特利(La Mettrie)出版了《人是机器》一书，他认为人是机器，肺、胃、心脏等都同样受机械运动规律支配。在这种医学思想影响下，后来就产生了许多大切、大换、介入、甚至重新组装机体的机械式治疗方法，也的确治愈了许多疾病，减轻了病人的一些疼痛。但是，其方法对那些愈来愈成为人类健康威胁的全身性疾病和各种慢性病来说则无能为力。即使对那些病变部位明确的急性病来说，其结果常是，疾病是被控制或治愈了，但人的机体却衰弱了，病人往往处于终身痛苦之中。这些情况使人们想起了人类过度征服自然所招致的土地沙漠化、环境污染、河流干枯、气候变暖的后果。反思机械式医学治疗的局限性，促使一些医学家们调整以往的观点，以微创和无创的、减少对机体的损伤和保护机体自然力为医学努力的方向。2004年3月，英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患者指南的编辑部文章，列举了他们经过对60种疾病的调查的最好的办法是不给治疗。英国《独立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这是对现代医学神话的挑战。同时，鉴于现代医学在对付慢性病；老年病方面力不从心的状况，世界卫生组织

多次呼吁各国重视传统医学，要求现代医学从传统医学、自然疗法中吸取营养，以传统医学补充现代医学之不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医中药，自然疗法，正骨疗法等等，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从单纯依靠外力到依靠机体的整体自然力，从大切、大换到微创、小创，甚至无创，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结合，这是当代医学正在经历的第三个变化。

现代医学在陶醉于自身成就的时候，它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令人胆颤心惊。美国等14个国家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认为：“现代医学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学的成功正是它所面临的许多困难之根源。虽然新技术能治愈疾病和延长生命，它也孕育着一系列不可预见的挑战。更长的寿命常伴以更多的疾苦、疾患和更为昂贵的代价。”([美]海斯廷中心：《医学目的：确定新的优先战略》，载《医学与哲学》，1997年第4期)。现代医学由于广泛地采用高新技术，对人体的干预愈来愈深、愈来愈广，诸如基因治疗、基因调控、基因修饰、基因增强、异种移植等，其后果很难预测，需要经历长时期的检验，而由于在市场催化下出现的一些新技术，缺乏长期的实践和观察，没有可靠的安全标准，再加上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滥用及过度使用，以至医疗安全日益突出。近些年来，人们相继对医疗安全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在医学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时候，为什么医学灾难又如此之多。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IOM)1999年统计，美国每年有9．8万名患者因医疗过失死于5000家医院，列为美国的第八大死因，排在交通事故、艾滋病、乳癌之前，相当于每年有390架满载乘客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坠毁一样。据《波士顿环球报》2004年7月1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这一数字与实际情况相比少了一半。我国每年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也达20万人之多，每年500万聋儿中有50万是药物中毒所致；如今，医学技术对人体和生命之干预如此之多、如此之大、如此之深，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技术如此大量侵入到人体自然天性的领域，会不会改变人对生命的看法?后一代人会不会把生命只看作是另一种可操纵的计算机程序?人类生命的尊严和神圣何在?今天，人们对医学怀着深切的期待，却又诚惶诚恐，担心医学加害于自身。医学是随着减轻人类病痛的愿望而诞生，因需要解释疾病现象而发展成为科学。医学岂可为人类制造痛苦和灾难?如今医学在人们心中留下的这种恐惧情结，无疑是谁也未曾预料的。医疗灾难威胁人类这无疑也是当代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第四个变化。

医学生活化是当代医学的第五个变化。所谓医学的生活化，就是运用医学知识技术，去解决那些非医学范围的问题。治病防病是几千年以来医学唯一的目标。可是，现时由于社会压力等原因，医学正在被诱惑去从事许多与治病防病毫无关系的事情。如有人不喜欢自己的性别，想用医疗手段变性；有人为了改换身份以至于要求整容变脸；有人为继嗣问题接受试管婴儿、借腹怀胎等非自然方法。医学生活化的典型例子是用药物治疗忧郁症。西班牙的《趣味》2004年月12月号刊载的一篇文章，介绍西班牙桑多斯公司的一则镇静药广告。该广告说：“此药可以帮助那些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人交朋友，帮助经理们保持活力，帮助婆婆不再受儿媳妇的气。”(《参考消息》，2004年月1月26日9版)医学生活化引起了我们对许多问题思考：例如：我们是否要重新定义医学?医学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可能引发出何种社会后果?是否可以允许医生从事与医学无关的事?这样做与医生的社会角色有无冲突?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个开刀、吃药不治病的时代?医学走进非医学领地，是福还是祸?

当今医学最令人担忧第六个变化，是医学与市场的结合。在古代，医学是“仁术”，以济世救人为本，与谋利不沾边。现代社会的道德准则也将生命、健康权列为基本人权，见联合国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然而，在今天的许多地方，基本的保健权、生命权却需要购买了。无可否认，现代医学需要巨大的资金来支持它的发展和研究；但它同时也为资本提供了丰厚的回报，药品商、医疗器械商、医院经营者都可以从中得利。因此，一些医保服务，明确地划市场经营；保健服务通过各种形式大量吸引社会资本；医学、医院与药品器械商联手经营销售医药产品，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过去的25年中，制药商从销售抗生素和抗焦虑药品的少数公司发展为价值4000亿美元的企业，成为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一个医生、医院经营者与医药商的商业联盟也就在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美国就医生收取制药公司好处费的一项调查表明，医药行业通过向医生赠送好处费以销售药品的情况是严重的。帕帕斯和其他八位受访的肝病专家说，医生向每一位病人开具先灵葆雅公司治疗丙肝的药物Intron A，公司就付给医生1000到1500美元；另一个医生收到这个公司一万美元的支票，称是对他执行与该公司一项协议的报酬(美《国际先驱论坛报》：美国调查制药公司行贿，2004年6月29日)。在我国，医生收红包，已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汕头城市调查队的一份调查表明，该市住院病人向医生送红包的高达75．8％。医学与市场的结合，还表现在医院的经营方向的转变。现今，许多大医院，实际上已经将谋利作为经营的首选目标。许多院长们都在相互追赶和比赛高额的营业指标。他们通过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治疗、巧立收费项目和其他种种办法，从病人那里获取高额医药费用。对某市的医院调查表明，八年中医院的营业额从2．39亿元猛升至26．55亿元，增加11倍之多。在这里，医疗保健的目标悄悄发生了改变，治病救人的方针衍变为聚集钱财的目标。医学以获取利润为目标使人们对医学产生了种种质疑和困惑。医学能够这样做吗?医学将会走向何方?医学将给人类带来什么?谁都知道，医学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他们不是市场上买卖双方平等的交易伙伴，病人无法与医生讨价还价，这就决定了医疗保健服务不是市场行为。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不赞成医疗保健服务市场化、要求国家加强调节与控制，以维护保健服务公正与正义的呼声。实践表明：市场固然能够赋予保健服务和医学以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有更多的危险性；保健服务产业化，对于个人选择和提高效益有其合理性，但也冒着颠覆它们本身的危险，对于医学目的本身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医学的第七个变化是在治病的同时也制造疾病。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医学科学的发展，许多疾病不断被制服，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所碰到的疾病却比任何时候都多了，其中许多是前所未有的新病。人们是不是更容易生病了?西班牙的一份刊物《荟萃》刊载的一篇题为?编造疾病”的文章说：一些医生和科学家说，不少疾病是“编造”出来的。制药公司为牟取利益，将人类健康变成了一个大市场，而人们对健康的过度关注也使他们产生了恐病症。医药卫生专家阿兰查·德索赫警告说：“人类健康世界的悲观景象是制药公司一手造成的，实际上致命性疾病已经越来越少。”这篇文章还援引科学

家兼记者的约尔格·布勒希在他撰写、由德国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疾病发明家》中披露的制药公司获取巨大利润的过程。布勒希列举了五种商业操纵疾病的模式：将正常生命现象包装成疾病(比如掉头发)；将个人或社会问题看成疾病(如情绪不稳定)；将可能的危险视为疾病(如胆固醇含量)；将偶然的现象视为疾病因(如丧失性趣)和把轻微的疾病夸大(如过敏性肠胃症)。他认为。诸如紧张、嗜烟、失眠、过敏、阳痿、皮炎，都可归入其中。多年从事胆固醇研究的德国医生、研究员马帝亚斯·雷特在其相关著作中认为：胆固醇存在于所有细胞中，它是人体生命正常运转所必需的。80％的胆固醇是人体组织制造的，某些特定食物可以提供类似的物质。“必要”的胆固醇是很难界定的，因为其参数是随着年龄和性别而变化的。最新研究证明，胆固醇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就对把控制胆固醇作为生活准则提出了质疑。即使是控制是必要的，首选方式也是自然方式，而不是服药。他认为，“降低胆固醇药品销售公司将胆固醇变成了万能的替罪羊。”现在的情况是，无数的医院，无数的药品经销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患了需要治疗的各种真真假假的疾病，无时无刻不在宣传他们发明了什么灵丹妙药，无时无刻不在号召人们来医院和吃药。而谁都不可否认，过度的保健，过度的医疗，过度的用药，过度的营养，正在损害人类的健康，使人类日益丧失抵抗疾病的能力。医学不是正在走向其反面吗?

当代医学不仅关注疗效，不断改进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同时也关心医学的社会、伦理、经济层面的问题是第八个变化。由于当代医学对人体的干预愈来愈大，引发的伦理社会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医学与文化、传统的冲突也越来越多。医学在获得社会赞许的同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的指责和批评。于是，在医院、医科大学、研究所，各种各样的伦理委员会、药物伦理审查委员会出现了。任何一种新药、新的诊治设备、新的手术方式，不仅要求在技术上科学可靠的，经得起检验，而且要求在伦理道德方面也是能够得到支持和认可。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等在内的医学人文社会医学，成为医学生的必修课程，成为执业医师的考核内容，并且正在逐渐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西方，在我国，临床决策，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基于科学证据的临床医学)，亦即对任何一个病人治疗方案的科学可靠性、社会伦理可允许性、经济可承受性的全面思考和论证，正在成为一门学问，成为当代医生们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医生与病人在医学中是相互依存关系。自古以来，医生视为病人治病是自己的天职，病人视医生为自己的救命恩人。一种互信、互赖的友善关系，贯穿于古今中外的一切医患关系中。但是，在现今，医患间的这种互信互赖的关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大量的设备拥人保健服务之中，医患间的关系物化，医患间先前那种直接相互接触和交流的关系大大减少；另一方面，许多医生为病人治病，是着眼于病人口袋中的钱。而病人则视看病为自身的消费，是出钱购买医生的服务。一种消费关系、买卖关系、合约关系，取代了原先的诚信关系。既然是买卖，则需要彼此防范。于是，医患之间，相互诈骗，彼此防范，对簿公堂的事例屡屡发生，带保镖的医生也在我国出现了，病人杀害医生的事情也发生了。这是医学的悲哀。医患关系的物化与商品化是医学发展的第九个变化。

在医学早期阶段关心贫困者是其基本的人道关怀。医学初期与宗教的关系密切。中世纪前教会收容所里的病人，都是穷人。公元九世纪设立的许多医院，也收容穷困病人。医学关心穷人反映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的性质。“若有疾厄来求救者”，医生“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孙思邈)，是对医生品质的基本要求。但是，现时的医学，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哈斯迁中心于1997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医学目的：确定新的优先战略》中说：“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述，沿着用更昂贵的治疗方法治疗更少数人疾病的方向发展。”(《医学与哲学》，1996年第7期)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蒂基·潘就批评当前医学研究嫌贫爱富。这的确是现时医学的事实。医院的改革，首先为有钱的人想得多，为他们服务的设施源源不断地提升。特诊、特殊病房、特殊护理、特殊检查、特殊饮食，无一不指向富裕和有钱的阶层，而为贫困者着想的举措却是凤毛麟角。美国医学会的一位主席公开宣称：医疗应该只为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提供服务。正如美国社舍学家文森特等人所说：“尽管自称有拯救生灵的崇高目的，但医疗保健机构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文森特·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第395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我国国务院一项权威调查显示：城市中有29．1％的患者有病不上医院看病，48．9％的应住院的病人不敢住医院(健康报，2005年1月11日)。有多少院长们为那些住不上院、看不上病的人着想呢?更有甚者，有的医院竟将交不起费用的病人深夜抛弃荒郊。最近官方承认“医改”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知道，和在经济发展上，没有贫困人群的富裕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富裕一样，没有贫困人群的健康，就不会有整个人类的健康。医学的这一令人恶心的变化将把医学引向灾难。当今医学这种由关心穷人转向嫌贫爱富是第十个变化。

医学这些变化实质上就是医学观和医学价值观的变化，是医学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从单一走向多元。医学不再仅是生物医学了，而且正在将社会、文化、环境纳入自身的视野；医学的价值目标，不再是以前那样以治病救人为单一的价值取向了。正如美国医学批评家罗伊·波特所说：“医学已经征服了许多疾病，缓解了疼痛，它的目标已经不再如此清楚，它的授权已变得混乱。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应当在哪里停止?医学可能迷失方向，或需要重新定义其目的何在。医学的主要责任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尽可能使人们活着吗?或者它仅仅是一种产业服务，去满足它的顾客提出的无论什么稀奇古怪的要求吗?”

医学的所有这些变化，包括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的变化，都已给人类的生活和生命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例如如何对待克隆人的问题，联合国甚至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类的决议；而另一些问题，诸如是否可以开展胚胎干细胞研究等，一些国家正处于徘徊和犹豫不决之中。而我国的目前的医学教育是否注意到这些变化?如果注意到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代医学的双重性?如何看待医学的生活化?这些都是摆在医学院校师生、医疗机构官员和医护工作者面前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刚刚进入医学院校的新生而言，他们今后会不会善待生命?会不会只注意患者的局部病变而不去关注整个病人?会不会嫌贫爱富?会不会屈从医药商的要求开处方?会不会受金钱的驱使大做那些未经充分科学证实的手术?会不会把医学当作一件善事来做?这些问题关系到医学的兴衰、人民的健康和民族的荣辱。我认为，这不仅是从事医学工作的人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也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作者：杜治政